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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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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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央视网消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里，人们经常能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陈毓川院士忙碌的身影。除了指导各项科研工作外，编撰中国百余年来最完整的矿产资源调查、勘察成果的著作《中国地质志》则是他每天放不下的重要工作。十几年来，陈毓川为我国的找矿工作、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4年12月7日，陈毓川出生于浙江平湖乍浦镇。3岁时，他们一家人逃难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后，刚上高中的陈毓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组织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也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学成归来的陈毓川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踏上了探索地质科学奥秘、打开矿产资源宝藏的旅程。

陈毓川指导基础地质调查

工作不久，陈毓川随队考察了广西大厂锡矿。大厂锡矿是一个古矿山，当时正在开采出露地表的大矿脉，同时，215地质队的深部找矿工作也已显示出很大前景。大厂作为陈毓川在国内接触到的第一个矿床，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60年6月，陈毓川再次踏上了大厂的土地。这次，他要对大厂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寻觅、发现这个古老矿山新的秘密。天晴，他上山跑地表，雨天，他改下坑道；为了省时间，观察、描述、采样同时进行。下坑道是个比较辛苦的活儿。

从坑口走斜井下去，到底层的垂距是200米，每次背着满满一大兜样品走上来都是一身大汗。虽然辛苦，但坑道却是陈毓川最喜欢的地方，总感到看不够，看不完，他觉得各种地质现象背后无数的奥秘，像磁石一样让人难以自拔。他常常吃了早饭就下去，下午四五点钟才上来，晚上再整理标本。虽然每天都累得像散了架，但第二天早晨又变得活力十足。

陈毓川在大厂待了5年，这5年中，他完成了6份报告：总结了成矿规律，提出找矿方向，特别是提出龙头山深部找矿远景区及粤北陆块北缘马关—文山一带找锡远景区的预测，经20世纪70年代地质勘查工作都找到了大型锡多金属矿床。

1965年5月，陈毓川因职务变动需要离开大厂，当时他向上级提出能否把大厂研究报告的收尾工作做好再离开，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大厂的收尾工作先放一放”。

这一放，就放到了1980年。

1980年，由于承担国家科委设立的个旧—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研究项目，陈毓川时隔重返大厂。通过从四维时空角度研究大厂矿带的成矿规律，项目组建立了大厂矿带的区域成矿模式，进一步开展了成矿预测，并出版了《大厂锡矿地质》专著，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进入新世纪后，陈毓川又和六位院士及39个单位的200多位科技人员，共同承担了《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项目，对全国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总，对成矿系列的概念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总结提出了中国大陆成矿体系，并运用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对12个矿种进行了潜力评估，对各主要成矿区、带进行了成矿预测，提出了找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

2006年起，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开展了多项重要国情调查，其中的一项便是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以此摸清煤炭、铁、铝、金、铜、铅锌、银、钨、稀土等25个非油气重要矿产资源的家底。

这回陈毓川更忙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充满科学创新的宏大工程中，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加强区域成矿规律及相关基础地质研究，最大限度地深入分析地质构造的成矿信息，在成矿区内圈定预测区的基础上，实现分省和全国资源潜力预测评价。

2014年，这项集合165个单位、3700多人心血的重大项目进入尾声。也是在那年夏天，国土资源部通报表扬了参与这项工程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陈毓川成为4位获突出贡献奖中的一位。

80多岁，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而言应该是享受安逸的晚年，可陈毓川仍然像个陀螺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他的夫人笑着说：“我也曾劝他适当放慢节奏，增加点别的爱好，可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没兴趣，心里只有工作。兴趣爱好可以增强人的生命力，既然他这样最开心，我也就不再劝他，只是让他悠着一点儿。”

看得出，宏伟的目标和满满的工作，让84岁的陈毓川忙碌着、幸福着。

陈毓川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其实，他心中所放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项目，也不仅仅是跑了多少矿山、找出了多少矿，而是地质行业如何才能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作出更大的贡献。（材料来源：中国科学报 央视新闻 求是网）

11月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共同举办“朱训书屋”揭牌仪式。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赵志丹主持，地学文献中心党委书记薛迎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副书记林善园致辞，并与朱训同志家人朱宇津共同为朱训书屋揭牌，地学文献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唐承敏等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关领导班子成员、有关处室负责人、朱训同志家人和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揭牌仪式。该仪式作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70周年校庆活动之一，取得了良好效果。

朱训书屋藏书系朱训先生捐赠，共计4000余册。其中最重要的是朱训先生本人的著作，内容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关于朱训先生人生奋斗历程的回忆；二是关于矿产资源国情的研究与分析；三是关于矿业和矿产资源双向发展战略的论述；第四是关于找矿哲学方面的一系列文献。其他书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地球科学、地质勘查、矿产资源、矿业开发和矿政管理等诸多领域，其中包括经济和国土资源方面丰富的史料和统计资料，可为科研人员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和利用。

书览海陆四千册，屋藏乾坤亿万年。一册册珍贵藏书，记录了朱训先生治校治学的英明方略和对地质事业的卓越贡献，彰显着他蓬勃的学术热情，饱含着他对后辈的殷切希望，传递着他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传承薪火的使命担当。地学文献中心将全力妥善保管和利用好这些珍贵书籍，将书籍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以飨读者，鞭策年轻一代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续写新篇。

“朱训书屋”是地学文献中心首个正式对外开放的“地学名苑”。为了更好地发挥院士专家学者捐赠书籍的作用，为读者提供沉浸式开放式的阅读空间，地学文献中心将陆续开放院士专家领导的捐赠书屋。

“朱训书屋”揭牌活动现场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