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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在他退休后的整整二十载的时光里干了一件事:编写了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篇幅相当于6部《红楼梦》。

      可谁曾想到,撰写这些文稿时,他的身体已经透支到了极点:肺、肝、肾、胃没有一样是好的,特别是肺气肿,让他彻夜难眠。可是,他硬是凭着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并把这些珍贵资料无偿地献给了大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

      他就是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杨衍忠同志。

      杨衍忠生前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震撼:无论是他对“红色基因”及其信仰的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他在生命中呈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所诠释的对地质事业的始终不懈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他用生命唱响并弘扬“三光荣”精神的崇高品质,还是他对同事、对朋友、对亲人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不朽,逾远而弥存”。今天本报推出的这篇长篇通讯《此情感天动地》,即是本报记者以手中之笔真实记录、以期再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典型事迹的用心之作。敬请读者垂注。

      

      6月5日。

      古城江西赣州。

      房间里,在几张桌子拼成近三米长的主席台上,层层叠叠堆满泛黄的资料。这些资料纸材各异,旧挂历、书信纸、药品说明书……这些纸片被按照内容分类打包成卷,整齐摆放。

      一张巨幅照片覆盖了整整一面墙。照片中的老人,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笔,在伏案疾书。

      “这种信仰,这种坚持,很不容易……我更愿意说,他是‘穿越地层的烛光’。”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党委书记陈武面色凝重,兀自频频颔首,喃喃自语。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捐赠仪式:一位77岁的老人委托亲人将退休后20年带着各种病痛折磨而悉心整理的9套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和几百张地质图表无偿捐献给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捐献给党组织,捐献给国家。

      而这一刻,距离老人离世仅仅15天。

      他叫杨衍忠,生前是江西省地矿局下属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四年前,杨衍忠的老朋友张祖廉偶尔到家里串门,发现了杨衍忠深居浅出的“秘密”——1994年病退后,杨衍忠便开始整理完善自己工作数十年来积累的地质、物化探资料卡片。

      而彼时,与杨衍忠1985年所设定的“至2000年完成一套赣南地区矿产和物化探异常卡片”的最初设想相比,已经晚了十年。

      这种“延误”,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超常的任务量和太差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许,收集、整理这一整套的地质、物化探资料需要的精心构思,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繁复前期准备工作。

      

      有人专门做了比对,将600万字更直观量化:一部《红楼梦》约100万字,杨衍忠的资料信息卡片相当于6部《红楼梦》,而这其中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思考和查阅资料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

      1994年,杨衍忠因为健康问题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说,他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血呈喷射状。连续数年,每出野外,他的爱人都会为他准备多条自己缝制的“尿不湿”。杨衍忠在这种简易的“防护”下,依然坚持在野外一线工作数年。

      他在1985年的自传里说,自己有很多“缺点”,其中就包括“不坚持搞身体锻炼,有胃病”。

      事实上,最让他饱尝痛苦、深受折磨的可能是伴随他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 “肺气肿”。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了能更早地完成资料信息卡片初稿,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常常写十几分钟,就斜靠在床上补吸氧气,稍加休息,整装再战。一些在他病重前往探望他的朋友说,那段时间,杨衍忠说话一直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吐痰,面色暗红,一对眼睛又大又暴,满是血丝。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写字都需要用放大镜看着写。”杨衍忠向他的朋友自嘲。

      按照最初的构想,他要从9个方面编撰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卡:计划编撰赣南18个县市3000套矿产资源卡片,每套1000字,约300万字;编撰1000套江西南部岩浆岩卡片,每套500字,约50万字;编成六种矿藏异常卡片,包括1:25万航空磁测卡片、1:25万航空放射性测量卡片、1:10水系沉积物测量卡片、1:20万重沙测量卡片、1:20分散流测量卡片、1:20万金属测量卡片……

      去家里看他的亲戚和朋友回忆说,他家的壁柜,卧室里的衣柜,床下,沙发下,几乎每个角落堆的都是用资料袋子装着的、满满的地质资料、地质图纸和笔记本,一摞一摞整齐地摆放。

      

      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完成一项这么大的“工程”?

      他笑了笑说:“也没有人要我去做,是我自己坚持要做的。队上和国家用得着。”

      在他看来,自己参加工作50多年来,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收集南岭山脉六个省的地质、水文、矿产、物探、化探资料,还收集了当年冶金、核工业、有色和多个地质队及省局科研所等部门近80年的地质资料。这些资料是几代找矿人智慧的结晶,是无价之宝。如果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卡片,指导后人地质找矿,那就是浪费。

      他说,人老了,走不动了,可以给后人做一块铺路石。

      其实,在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能勉强走得动的时候,他还会每年搭乘队上的车,跑到野外的矿化点去逐一验证。

      谢万优是杨衍忠带出来的徒弟,可是他更愿意叫他“老大哥”。2005年4月份,杨衍忠在完善地质卡片时,怀疑赣县沙地有硒矿异常,决定亲自去验证。恰好谢万优也在赣县沙地做项目,就打了招呼,一起同行。爬山,已经不是70多岁的杨衍忠能够“胜任”的体力活了。尽管一路停停歇歇,爬到矿点,他还是累得粗声喘息,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操作。最后发现异常还是存在,但不是很好。完成任务后,杨衍忠已经没有力气走下去了。最后只好被谢万优背下了山。那一次,他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看来,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山找矿了。

      他的大儿子杨忠明回忆,杨衍忠有一次和儿子闲聊时无意间“吹嘘”自己是赣南地区的“活地图”。

      其实,“活地图”不是吹的。杨衍忠“学识渊博”是他的同事公认的,他们把他叫“杨博士”。因为“肚里有货”,杨衍忠被很多人盯上了。矿业走俏的那几年,一个找矿线索就能卖个大价钱。于是很多矿老板找他,找他的儿女,希望搭上关系,求个指点。甚至有人明码标价,年薪50万聘请杨衍忠做“投资顾问”,都被他一一婉拒。他的堂侄也在投资矿业,拎了礼物专程去家里“探望”,却被他骂得不敢再说话:“吃完饭赶紧滚!”

      后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的小儿媳正罹患胃癌,全家已经负债超过20万,急需用钱。

      

      近两年,他开始忧心自己的病痛,他怕“马克思”不再给他更宽限的时间。“我现在每天坚持工作8小时以上,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了。假若时间允许,我准备在2013年把全套信息卡片编撰完成。”

      事实上,他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张祖廉说,1994年退休后,他和杨衍忠被返聘,在局里编写项目设计书。睡到半夜,听见有响动,张祖廉睁眼一看,杨衍忠又爬起来工作。“大半夜不睡觉,在搞什么?”被扰了酣梦,张祖廉有点懊恼。“刚想起一个问题,得赶紧写下来,要不明天会忘掉的。”杨衍忠陪笑解释。

      工作,成了杨衍忠眼里甚至睡梦里的甜蜜“负累”。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想起问题随时写下来保存,不管这种“积累”附存在什么样的纸上。

      于是我们看到,他保存整理的地质、物化探异常信息被写在各种纸上:挂历、药品说明书、信纸、香烟包装纸……他写坏了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写完了几百斤的草纸。

      “都七老八十了,这么拼命干什么!”有时老伴实在气不过,就会拧着不让他弄。他就会给老伴儿解释:“我要先把资料编出来,到时再上电脑打印出来。如果我的生命和时间不允许,就把这些资料全部捐给大队资料室,让后人去完成……”

      “你的后人又没有学地质的,你给谁?”老伴儿生气反击。

      “干地质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小孩!都是我的后代,你懂什么!”杨衍忠眼睛一瞪,这回他真生气了。

      杨衍忠的老家在瑞金市一条老街的巷子里,低矮的房子,潮湿,光线暗淡。据了解,杨衍忠兄妹共五个,他最大。五个兄弟,除一个弟弟外,都是党员。

    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里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是说,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岂能因白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而意志越发坚定,决不会坠掉直凌青云的志向。这几句用在杨衍忠的身上,恐怕最妥帖不过。

      南山有鸟,三年不鸣

      从赣南队的院子向北,穿过几栋旧楼,从靠西边的单元门进去,沿着楼梯爬到四楼,就是杨衍忠的家。



      

      房间里陈设简单,都是一些旧得不能再旧的家具。

      朝南的卧室是杨衍忠生前居住的。床最特别:床板被支起来,一头高一头低,上面堆满书籍。他的家人解释说,由于身患重度肺气肿,他的床特制成高差20公分,即头的一端高出脚的那头20公分,这样他才能让呼吸顺畅些,睡得舒服一点。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以备不时之需。一只旧得发黑的双层立柜敞开着,这原来是放各种资料用的。一张几十年前的高腿桌漆面斑驳,上面还放着杨衍忠先生的放大镜、绘图尺,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圆珠笔。

      “我和他结婚50年,印象里,他一回家就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写啊写啊,总是没完没了的写,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东西。他也从不和我提起。‘你不懂哟!’我稍一追问,他就这样回答我。”杨衍忠的老伴儿、72岁的胡香娇回忆,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不停翻看散落在桌子上的老照片,幽幽叹息。

      窗外,雨声淅沥。在晦暗天光的映照里,老人满脸泪痕,单瘦的肩膀微微颤栗。

      

      “他身体一直不好。每天都要吃八九种药片。如果他能多点时间去搞搞锻炼,或者多休息一下,也许不会走的这么早,这么快。可是,他总是太忙了,总是没有时间。”

      “那天,他把所有的衣服从衣柜里丢出来,把他的那些宝贝一卷一卷的整理好,放进去。我生气,我还和他吵。他眼睛一瞪:‘你的那些破衣服算什么!你懂什么!’”胡香娇擦擦眼角,“我和他吵,其实心里是好高兴。他这回可能是忙完了,不再写了,闲下来也许可以陪我去买买菜,带着孙子孙女出去慢慢走走。他好多年不出门了,因为走不了几步就喘得厉害,就要靠墙歇歇……谁想到这么快就走了。”胡香娇的泪流干了,但记者分明还是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

      没人想到杨老这么快就走了。可能也没有人想到,其实,杨衍忠很早就萌发了编撰整理这套地质资料初步设想。为了他的鸿篇巨制,他已经酝酿和准备了近30年——

      早在1985年6月22日完成的一份自传中,他这样写道:要找矿,必须抓住选区选点这一环。自己要亲自参加。每年至少有2~3处可供物化探普查的基地,有1~2处可供详查的基地。在1~2年内,收集和掌握全赣南地区物化探测绘资料。特别是赣南西部资料。1~2年内绘制一本全赣南地区1:20万地质、矿产、物化探综合图件。到2000年,建立一本完整的矿产和各类异常卡片和工作程度卡片。

      

      杨衍忠家客厅的北面,杨衍忠的遗像靠墙而立。他的长子杨忠明躬身上香,而后退步凝望,良久沉默。

      “坦白地说,对于父亲的坚持,我始终不能理解。在父亲离开的这些天,我也在不断的问自己,在不断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执着?”而这,也许是所有人都在心里追问的一个深沉的问题。

      不知道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

      在杨衍忠的庞大的“资料库”里,能找到的他的自传有两份:一份写于1966年元旦以后;一份写于1985年6月。两份自传均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

      杨衍忠于1938年出生于江西瑞金的一个红色家庭。母亲刘招娣是个老红军,在红军五次反围剿后,作为红军妇女宣传队队长留驻瑞金继续开展革命,尔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迫害多年。受苏区文化的熏陶和家人的耳濡目染,杨衍忠从小就有着一股别样的红色情怀。

      1956年,年仅18岁的他,作为县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被瑞金县委分配到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参加工作。从此,杨老把一身的红色基因,转化为对地质事业的热忱,用执着与奉献唱响了一曲地矿人的生命礼赞。

      “1956年~1960年,连续两次被单位先后保送到中南煤田地勘地质干校和北京煤炭工学院地球物理化学探矿系学习深造三年;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66年被列入国家选派出国从事物化探工作人选……”透过杨老发黄的档案简历,就能直观感受到他的优秀与卓越。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老在野外从事物化探工作整整有38个年头,先后承担过《南岭地区地质找矿成矿预测大普查》和《江南地轴多金属成矿预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为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作为主要发现者之一的“会昌岩背锡多金属矿田”找矿成果,先后荣获1988年地质矿产部三等奖和1990年江西地矿局地质找矿一等奖。1994年,经他优选三次的两项物化探异常查证,安远园岭寨发现中型以上钼矿,大龙-淘金湾矿区发现25条金矿脉,均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果。

      自1983年起,杨衍忠作为华南物化探科技情报网江西分网联络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赣南片联络组组长,到闽、粤、湘、赣四省的地勘单位,参加各种地质学术报告、交流会,并深入赣南多个知名矿区勘察、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地质矿产、物探遥感资料,为南岭地区找矿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地质数据遵循。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杨老真切感受到了地质基础资料的薄弱与匮乏。

      “作为一名红军后人,作为一名老党员,作为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我有责任把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整理,给后人提供一些找矿信息。”从1985年起,杨老开始为他的鸿篇巨制努力工作。

      他在1985年的自传中写到:“……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几年的事情我会终生不忘,我感谢党的关怀。我要加倍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天要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去研究地质情况,研究物化探异常。”“虽然在矿点异常上小有成就,但离党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决心更加努力(同时加强锻炼,把身体搞好才能更好工作),争取3~5年内在找矿方面有重大突破,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哥哥上班时忙,我们指望他退休之后去看看他,和他叙叙旧,或请他回老家看一看,可他退休后更忙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偶尔去看他,他和我们聊几句就赶紧又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忙正事,可为他的身体担忧啊!”在杨衍忠的老家,他最小的妹妹含着眼泪说。

      

      “其实,在老人家的自传及其他的实践行动中,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江西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彭泽洲说。这也是江西省地矿局领导班子以及赣南地质调查大队的干部职工在了解了杨衍忠先生的感人事迹后,对其崇高精神寻根溯源的高度一致的结论。

      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雨季的江南,时光变得细碎悠长。在这样的细碎悠长里,一种追念痛彻心扉。

      厅堂里,借着幽暗的天光凝视杨老的遗像,清瘦,颧骨突出,看起来像个倔犟的老头。

      “老头儿的脾气有时蛮倔的,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胡香娇回忆,杨衍忠一直希望几个子女里能够有人继承他钟爱的地质事业,所以,最小的女儿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专门从队里请了一天假赶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退休,是小学老师。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学校餐厅的大圆桌旁帮女儿填志愿,很高兴,女儿考了高分,又难得团聚。他要求我小女儿第一志愿填写长春地院,两个儿子不同意,意见出现分歧。老杨就生气了,站起来一撩,把大圆桌掀翻在地,摔门走了。”

      “后来呢?”

      “后来,一家人商量后,还是瞒着他填了别的大学。但他仍坚持要女儿填报长春地院。几天后,趁女儿不在家,他竟然偷偷改掉了女儿填报的志愿,最终女儿还是读了长春地院。他说:‘长春地院有什么不好?那是地质院校的王牌!’”

      “毕业后,女儿被分配到地质大队化验室。再后来,女儿又考了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生。女儿离开地质行业,老杨心里可能一直还是蛮失落的。”胡香娇说。

      杨衍忠的女儿说,父亲走时,披上了他最看重的党旗,她很欣慰。因为她最知道,父亲为了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当之无愧!直到住进重症病房,家人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肺、肝、肾、胃没有一样哪怕是一点点好的,肝硬化,肿块都突出来了,手就能摸到。女儿说,难怪父亲这几年都不愿去做单位安排的体检,只是去开些药回来。父亲说过,要是体检检查出什么来,就肯定要在医院折腾好久,折腾家里人,还花好多钱。父亲这是在替家人省心省力、在替单位省钱啊!

      在大儿子杨忠明的眼里,“父亲”仅限于一个亲近的概念,和父亲相处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对父亲的感觉,小时候生疏,长大了依然生疏,叫他爸爸都觉得很拗口。他放松的就是每年过年那天打几个小时牌。跟儿女没有过多的话语交流。表扬和批评都是简单的几句话。”

      但杨忠明心中清楚知道,父亲也有侠骨柔情的时候。杨忠明回忆,那年,他和弟弟一块考上大学,父亲特别高兴,专门请了假回来,和妈妈一起给他们买被褥,买日用品,还给哥俩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临走前,还给哥俩各自十元钱作伙食费。叮嘱哥俩好好学习,学成后好好报效国家。

      

      杨忠明说,他大学快毕业的的时候谈了女朋友,是学校的校花。杨衍忠知道后很高兴。但是,女朋友的父母不太同意。为了娶到这个优秀的儿媳妇,杨衍忠亲自出马,找亲家见面沟通。女朋友的父母和杨衍忠一番长谈,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女朋友的父母说,看杨衍忠先生的人品,就知道他的儿女们错不了。

      前几年,三儿子杨卫民的前妻罹患胃癌,杨衍忠几度流泪,召开家庭会议,筹钱治病,坚持不放弃治疗。还经常鼓励儿媳一定会治好。儿媳妇临走时,杨衍忠拉着她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们杨家的好媳妇,你放心地走,我们好好帮你把孩子带大,抚养成有出息的人。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去祭奠你,永远记得你。”据说,尽管不忍离去,但儿媳妇是带着笑容走的。

      他的同事、邻居也承认,杨衍忠是个倔老头,不善言辞,但“他心地好善良”。

      邻居杨阿姨说,杨衍忠救过她全家的命。她丈夫有心梗,一次半夜在卫生间里摔倒了,她着急害怕,给胡香娇打了电话。杨衍忠闻讯,翻身起床。怕力气不够,杨衍忠带着三儿子赶过来,送来速效救心丸,并把病人送到医院。

      杨阿姨自己有偏头痛,一次病发了,剧痛难忍,到医院一看大夫却开错了药,结果病情越发严重。杨衍忠了解情况后,想到前不久恰好从报纸上看到一种治疗这种病的新药,就把报纸送给她,叮嘱她按报纸上说的做,结果救了她一命。

      杨衍忠带过的徒弟深有感触,“所有工作,他都会仔细检查,稍有马虎,他都会严厉批评。批评完了再耐心教你,不懂你还可以问,他不厌其烦,毫无保留。”

      近几年,杨衍忠常感觉身体吃不消,哮喘,受不了汽车尾气。所以,他通常不出门。每到节日,他会抽出半小时来给朋友、同事打个电话问候。老伴儿和他吵架:“打电话,打电话,你就和你的那些同事有话说!”杨老就会反击:“平时我不出门,很久难得见到,过节问候一下,知道他们都还好,我就高兴。”

      “他是个好人,只是不太会表达。”在胡香娇的眼里,杨衍忠也是会叫她“香蕉冰棒”的“顽皮”而又柔情的丈夫。“他好聪明,读书时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偶尔打回牌,你会发现,他能把对家的牌算得很精准。他看过的书和资料,能过目不忘。”胡香娇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对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的款款深情。

      胡香娇说,他也曾很温情地给她交代自己的“后事”。“他说,‘你身体也不好,有一天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要按时吃药,按时去检查。我在,孩子们只是过节回来看看我,聊两句就走;要是你在,你会做一桌子饭菜给孩子们吃,有凝聚力,孩子们就更团结,这个家就不会散。”

      今年5月初,杨衍忠或许已预感到了什么。他每天都尽量把工作时间延长至7~8个小时;5月9日,他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在离世前五天,队领导收到了杨衍忠的信。他在信中写道:“郑队长、陈书记: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衍忠,2014年。”

      5天后,7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5月27日晚,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泽洲在驱车专程赶往赣州看望慰问杨衍忠的遗属时感怀地说,杨衍忠同志红色基因浓郁。他退休前为地质找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20年如一日,以每年30万字的编写速度与时间和生命“赛跑”,弥留之际,他将自己呕心沥心编撰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党,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地矿情怀。他是地矿部门实践“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突出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品格令人动容,感人至深。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他用毕生的追求,完成了一个红军后代用红色血脉继写的战斗不休、生命不止的绚丽的生命诗篇!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初的对崇高信仰的庄重承诺和誓言!完成了一个地质队员献身地质事业无上荣光的生命绝唱!□

      后记:

      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记者得知,近日,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作出了《在全局开展向杨衍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6月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重要批示,“杨衍忠同志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要求省委宣传部帮助做好总结宣传工作。

      6月9日,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作出批示:杨衍忠同志是我省红色土地上涌现又一先进模范,其先进事迹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要求更深地了解、挖掘杨衍忠同志先进事迹,在全省掀起向杨衍忠同志学习热潮。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此情感天动地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