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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打开探索深地幔物质的新窗口

    图为龚大兴同志在病床上与项目组成员梳理、凝练项目成果,展现了新一代地调青年爱岗敬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工作风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二级项目负责人龚大兴,在项目年度考核前2天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治疗,作为项目负责人龚大兴同志日夜惦记着项目年终考核汇报的事,为了不影响项目工作汇报,龚大兴同志把办公地转移到了医院病房,打着点滴,躺在病床上与项目组成员一道讨论修改汇报材料,安排后续工作。

     
     
    龚大兴在病床上与项目组成员梳理凝练项目成果
      有这样一群人,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他们就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大洋科考队。乍一听,你会羡慕他们,窗外就是蓝天碧海,每天吹着太平洋的风,欣赏着海上的落日晚霞……生活是如此浪漫。但你要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6月7日,我作为特派记者,跟随海洋六号船从关岛出发,在太平洋上完成一个航段为期35天的海洋地质调查任务。我用自己的见闻,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洋科考队。

      初识海六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先进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综合调查船,总长106米,宽17.4米,排水量4650吨,最大航速16节。船尾部有两个舵桨,船头有艏侧推,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可以360度回转。最大燃油装载量是690吨。
      作为一艘海洋地质科考船,海洋六号上有地质调查区、物探调查作业区和实验测试区等三大作业区域,近10个工作室,配置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地球物理调查设备、综合地质取样设备、可视化作业设备(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ROV)和海底摄像系统等)和物理海洋调查设备等类,数十套科考设备。这个航次,船上还特别安装了我国863项目自主研制的“海马”号ROV。
      上船当天,在三副李楠带领下,我参观了全船。位于六楼的驾驶台是船舶的眼睛,一二层的机舱是船舶的心脏。上下两层后甲板是外业作业区域,有深海绞车、A型架等大型设备,另外还有三层的仪器房,四层的地质室和ROV控制室,样品间等等室内办公区。
      船上最主要的区域就是生活区。从二楼到五楼,共有47个房间,65个床位。餐厅和厨房在三楼,另外有一个小餐厅,里面有卡拉OK,供大家放松娱乐,阅览室和洗衣房也在三楼。健身房在一层,比较平稳,有跑步机、乒乓球桌等基本的运动设备,另外还有一间小小的桑拿房。每一楼层都有一个直饮水系统,随时可以烧开水。船上有专职医生,还有一间病房,可以进行输液等简单治疗。船内的楼梯有好几部,很多地方都装有消防救生设备。我注意到,走廊和楼梯都装有扶手,在船摇晃厉害的时候,扶手简直就是救星。
      船离港出发当天下午,要进行例行的消防救生演习。每个人都穿上工作服,安全帽和工作鞋也得齐全,最后必须套上救生衣。首先是弃船演习,这是应对发生最严重的状况时,不得不放弃船只的逃生举措。海洋六号上有2个救生艇,分别悬挂在两侧船舷的艇架上,紧急情况下,能在最短时间放入海中。从穿好衣服到来到救生艇旁集合,所有人必须在2分钟内全部完成。结束之后,我们又来到后甲板,进行消防安全演习。此时我已经完全被晕船牢牢控制,只能死死抱着一根灯柱,才勉强不会倒下。不过,这次演习,也真正让我体会到了在船上,安全永远第一,“时间就是生命”。

      驾驶台——无敌海景,也无敌辛苦

      下午两点,船慢慢启动离港,心情十分激动的我,忍不住跑到驾驶台一看究竟。
      “哇,这简直是无敌海景啊。“不同于楼下的一个一个小房间,驾驶台相当宽敞,再加上270度的全景玻璃窗,视野极好。在这里工作可真幸福啊。海洋六号的驾驶台位于6层,处于船最高、最前的位置。长长的驾控台上有着各种操作按钮、监控,在主驾控台两侧,各有一个备用的操控台。
      驾驶台有直通轮机部的专用电话,如果需要加速前进,则要电话通知轮机部提供更多动力。在地质调查工作需要定点作业时,仪器房的导航人员通过对讲机通知驾驶台,船舶启动动力定位系统,这项功能可以实现船舶位置定点不动。
      晚上,当船上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还坚守在岗位上。太平洋上的日落很快,基本上6点以后天就黑了,一天吃过晚饭,我来到驾驶台,却发现怎么黑漆漆一片,只能看到显示屏和仪器上的点点亮光。“为什么不开灯啊?”我问道。大副告诉我,晚上行船,驾驶台必须关闭灯光,才能看清前方,这就跟晚上开车是一个道理。所以,他们都是在黑暗中工作的。而夜晚的海面,什么也看不见。
      大副蒋和平是四川人,也是一位“老”船员了,1998年就到了广海局,从三副一直到大副,单位的每艘船他都工作过,前年考到了船长证,去年开始跟随海洋六号出大洋。船在航行中,每天24小时中,凌晨4点到7点和下午的4点到7点,他要在驾驶台值班。这两个时间,正是看日出和日落的最佳时间。每天,看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天一点点亮起来,然后夕阳沉入海面,直到漫天繁星。无敌海景,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感,而且面对仪器,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因为不是航道,茫茫太平洋,航行几十天上百天,也见不到一艘船,只有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
      另外,大副还负责全船的后勤保障,在关岛靠港期间,就看他忙着补给。因为台风影响,关岛本地蔬菜受损严重,华人供应商那里预定的菜也不够数量。为了能多买点新鲜蔬菜,大副跑了三四个地方,出发前一天还去关岛当地市场,十斤八斤的凑。
      有报道说,发达国家的科考船,海上工作人员35天就要下船轮休,但海洋六号因为人手有限,工作任务又繁重,广海局的每条船都在出海作业。想要实现人员轮换很困难,大副今年要工作全航段,意味着200天都在海上,6个半月不能回家。大副的儿子今年14岁,放暑假了,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贵州旅游,他只有羡慕的份儿。每天和妻子微信联系,最近得知儿子又长高了,快到1米8 的个子,大副的开心都流露在眼睛里了。
      二副和三副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二副梅亚军1987年出生,三副李楠比他还小一岁。驾驶台值班,基本是一名驾驶员搭配一名水手。这里的水手都很年轻,清一色的90后,都是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因此驾驶台也被评为全船颜值最高的地方。我开玩笑说,“大海航行靠什么?颜值。”

      轮机部——守护海六心脏的“橙衣天使”

      在经历了两天的晕船之后,10日,吃完午饭,“老轨”耿志爱来房间找我,邀请我去参观他工作的地方——机舱。此前,我就听说,机舱是船舶的心脏,为船舶提供一切动力。
      “老轨”是轮机长的俗称。他有着一张娃娃脸,看着很像90后,但已经35岁了,而且已经参加工作17年了。海洋六号船从出厂,他就一直在船上工作,每年随船出大洋,现在是广海局最年轻的轮机长。
      在老轨的提醒下,我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穿上笨重的工作鞋,跟随他穿过餐厅,走下楼梯,来到一扇写着“机舱重地,闲人免进”的门前。他用力打开,顿时巨大的轰鸣声包围了我,感觉像瞬间失去了听力一样,热浪、油污味儿一起向我袭来。天啊,船上还有这样的地方,一门之隔,完全就是两重天,真想赶紧逃离。
      老轨示意我赶紧进来。关上门之后,眼前是大型的机器设备,脚踩着的是铁的镂空的走廊,下面也是巨大的机器。跟着老轨进入到集控室,才顿时觉得耳边清静了。集控室不大,被各种柜子电脑和操作台占去了大半,只有一个狭长的过道,能放几把椅子而已。在操作台上方的监视器上,共有十六个监控画面,能看到全船主要的机器处所,在集控室的监控报警系统界面上能观测到全船机器处所重要机器的运行参数和运行状况。
      从未到过这样地方,什么都是好奇的,老轨一一向我介绍,“海洋六号一共有四台发电机,一号二号三号是主发电机,四号是停泊发电机。现在你看到四个电路开关,有两个是绿色的,就表示现在运行着二号和三号发电机。停泊发电机一般在停靠码头或抛锚时使用,功率比较小。”
      要开始进行每小时的例行巡查了,老轨给我一副特制的耳塞,自己拿着一个手电筒,我们再次进入机电舱。这里很大,从最底层的机舱底部,到船最高处的烟囱,整个机电舱上下六层,包括在船舶最前部的艏侧推舱到最尾部的舵桨舱,所有的机器处所多达二十多处,检查一这里很大,从最底层的油舱,到船最高处的烟囱,整个机舱上下好几层,走一圈至少半个小时。我跟着走了一会,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效果一点也不亚于桑拿房。
      机舱中各种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大到什么程度,两个人即使面对面,说话也听不见。而如此大的噪音,对他们来说,都是有规律的。老轨说;“时间久了,不夸张地说,机器运行中的杂音我们都能听出来。”轮机部的同志就像是中医,望闻问切,机器说不了话,但是那些巨大的轰鸣声中,如果有一点不对劲的声音,他们都能找出来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
      除了为船舶提供动力之外,轮机部还负责海水淡化处理、全船中央空调、生活污水处理、垃圾焚烧,还有日常生活工作的用电。轮机部有12人,除了老轨外,有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和调查设备管轮,另外还有机工和电机员,协同工作。集控室需要24小时值班,8个人四班倒,每个班2个人。除了每天的值班工作外,还要参加机器日常的检修保养工作,另外还有机动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处理各种突发情况,随时处理包括机械的和电气方面的各种故障。

      调查部——高学历的“海上民工”

      采访过很多地质队员,知道他们在高原在山野的辛苦,但没想到海上的地质调查工作更有一种别样的不易。
      深海作业,不比其他,风险很大,设备一旦放到海底,任何的小疏忽都可能引发大危险,不仅作业不成功,更有可能损坏设备,甚至丢失。而且真的是靠天吃饭,天气好,海况好,设备才能下水作业。
      “海马”RO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潜水器,这一次应用,是首次走出国门来到大洋。一天,我在房间,门口有人喊我,“杨记者,海马下潜到海底了,快来。”我赶紧拿着相机去了ROV控制室,里面差不多都挤满了人。高清显示器上,“海马”灵活地在海底移动,偶尔有一只红色深海虾游进了海马的视线中,最终成功地用机械手抓取了一块结壳。
      调查部有好几个科室的人员组成,他们中大都是80后,有博士、硕士、本科生。但没想到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像城市里的白领,而是自我调侃的“海上民工”。
      “海马”号ROV和浅钻在工作中偶发故障,他们常常在后甲板忙到深夜,抓紧时间抢修设备。白天,太平洋上的阳光毒辣,我穿着工作服,只是站在后甲板一会,就开始冒汗。而他们,从早到晚,工作服早就被湿透了,每个人几分钟轮换着去吃饭,刷了碗赶紧又回来干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那段时间,天天在后甲板干活,每个人的脖子和脸都晒得黑里透红,还真是跟民工兄弟一样。
      第一次看到海底摄像,觉得十分新奇。 5000多米深的海底,摄像机传回的图像,能够清晰地显示海底分布的结壳。对我来说有趣,但是他们值班的人,常常要盯着屏幕两个小时,最后看着白墙都眼前冒星星。那些密密麻麻分布的结壳,给密集恐惧症患者看了都要发疯的。更累的还要数绞车操作手,从设备下水开始,就要一直推着操作杆,时刻注意下放的速度和深度,在整个摄像过程中,手也不能离开。两个小时下来,手掌都压出了深深的红印。

      人生难得遇台风,而且还是三台共舞

      上船20多天,我已经十分习惯船轻轻摇晃,而且晚上睡觉,感觉就像是躺在摇篮里,有重新当回婴儿的感觉啊。可是好景不长,刚过7月,一天,船长蓝明华的表情似乎有些严肃,全然不见平日中温和爱笑的样子。原来是遇上台风了。在临时党委会上,船长指着卫星云图告诉大家,随着大气环流的调整,西北太平洋变得异常活跃,接二连三产生了3个台风,分别是9号台风“灿鸿”、10号台风“莲花”、11号台风“浪卡”。这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低纬度海区一字摆开,形成了“三台风同场共舞”的气象奇观。其中“灿鸿”和“浪卡”先后横扫海山工区,给海洋六号的海上作业和航行安全带来直接影响。
      我一听,心里一动,生长在西北内陆的我可从未见过台风啊,海上的台风,那应该更好看吧。当我说出还没见过台风时,大家都乐了,“你还想见台风?先让体验一下在台风外围的感觉,你再说这话吧。”
      果然,随着热带风暴的生成,海况越来越差,船摇摆的幅度加大,简直像荡秋千一样。放在桌上的水杯直接从高高的书架上掉下来,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被甩到了床上。晃得我直恶心,糟糕,又开始晕船了。然而他们告诉我,这离台风还远着呢,目前只有3米浪而已。就这样,还未见到台风,我们已经撤离工区,全速开往1000公里外避风。
      这样的状况,很多“老大洋”也不舒服了,中午食堂,也没几个人吃饭,倒是往常鲜有人问津的白粥很受欢迎。唉,再也不想见台风了。

      苦中作乐

      每天晚餐后,有些人会到飞机平台散步,因为这也是全船面积最大的一块平地了。所谓的散步,就是不停地走圈,跟电影中监狱犯人放风也差不多。在茫茫太平洋,大家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只有相依为命的海洋六号了。
      但是彼此聊聊天,遇到好天气,拿出相机或者手机,拍一拍美丽的落日和晚霞,这样的美景,都市里是没有的。大家一边拍,一边想象着这朵云像什么,那片晚霞像什么,一天的疲劳都在大自然造化的神奇中消散了。
      一个月后,基本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大家明显都放松了许多,下午3点,在后甲板上几个人围成一圈踢毽球,海上呆久了,这样活动一会,出一身汗也是极好的。晚餐后打打扑克牌,唱唱K,或者一起喝茶聊天。很多房间都有配有茶具,这些干活的汉子,泡起茶来也是有模有样,我常常被邀请去喝茶,从五楼,一直喝到三楼,红茶、铁观音、绿茶,喝到肚子饱饱。
      大家在海上,条件有限,但即使这样,也能想办法苦中作乐。船头有一个自己搭建的游泳池,但其实五六个个人坐进去几乎就满了。中午抽上来一池海水,晒上两三个小时,在最纯净的海水中泡一会儿,舒坦极了。据说,这可是海六上很受欢迎的一项休闲活动。

      尾声
      他们中,有出了十几年的老大洋,出海天数超过2000天,有的“80后”,5年来在海上工作,却从未欣赏过太平洋上夜晚璀璨的星空。他们没有周末,每天24小时倒班。工作辛苦,生活也单调枯燥,出海久了,人容易焦虑暴躁,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医生说,船上最常见的病就是胃病和鼻炎。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几乎每个人都被晕船折磨。
      对于家人来说,他们在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每年出大洋,一出就是200天,开玩笑的说就是“要钱没钱,要人见不到。”可是他们就是这样,每年过了春节,不用多说什么,每个人又为下一次出海默默做着准备。


    海六全速前进驶向太平洋


    收起缆绳启航了


    蔚蓝国土上最可爱的人
      编者按: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在他退休后的整整二十载的时光里干了一件事:编写了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篇幅相当于6部《红楼梦》。

      可谁曾想到,撰写这些文稿时,他的身体已经透支到了极点:肺、肝、肾、胃没有一样是好的,特别是肺气肿,让他彻夜难眠。可是,他硬是凭着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并把这些珍贵资料无偿地献给了大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

      他就是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杨衍忠同志。

      杨衍忠生前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震撼:无论是他对“红色基因”及其信仰的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他在生命中呈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所诠释的对地质事业的始终不懈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他用生命唱响并弘扬“三光荣”精神的崇高品质,还是他对同事、对朋友、对亲人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不朽,逾远而弥存”。今天本报推出的这篇长篇通讯《此情感天动地》,即是本报记者以手中之笔真实记录、以期再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典型事迹的用心之作。敬请读者垂注。

      

      6月5日。

      古城江西赣州。

      房间里,在几张桌子拼成近三米长的主席台上,层层叠叠堆满泛黄的资料。这些资料纸材各异,旧挂历、书信纸、药品说明书……这些纸片被按照内容分类打包成卷,整齐摆放。

      一张巨幅照片覆盖了整整一面墙。照片中的老人,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笔,在伏案疾书。

      “这种信仰,这种坚持,很不容易……我更愿意说,他是‘穿越地层的烛光’。”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党委书记陈武面色凝重,兀自频频颔首,喃喃自语。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捐赠仪式:一位77岁的老人委托亲人将退休后20年带着各种病痛折磨而悉心整理的9套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和几百张地质图表无偿捐献给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捐献给党组织,捐献给国家。

      而这一刻,距离老人离世仅仅15天。

      他叫杨衍忠,生前是江西省地矿局下属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四年前,杨衍忠的老朋友张祖廉偶尔到家里串门,发现了杨衍忠深居浅出的“秘密”——1994年病退后,杨衍忠便开始整理完善自己工作数十年来积累的地质、物化探资料卡片。

      而彼时,与杨衍忠1985年所设定的“至2000年完成一套赣南地区矿产和物化探异常卡片”的最初设想相比,已经晚了十年。

      这种“延误”,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超常的任务量和太差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许,收集、整理这一整套的地质、物化探资料需要的精心构思,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繁复前期准备工作。

      

      有人专门做了比对,将600万字更直观量化:一部《红楼梦》约100万字,杨衍忠的资料信息卡片相当于6部《红楼梦》,而这其中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思考和查阅资料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

      1994年,杨衍忠因为健康问题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说,他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血呈喷射状。连续数年,每出野外,他的爱人都会为他准备多条自己缝制的“尿不湿”。杨衍忠在这种简易的“防护”下,依然坚持在野外一线工作数年。

      他在1985年的自传里说,自己有很多“缺点”,其中就包括“不坚持搞身体锻炼,有胃病”。

      事实上,最让他饱尝痛苦、深受折磨的可能是伴随他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 “肺气肿”。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了能更早地完成资料信息卡片初稿,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常常写十几分钟,就斜靠在床上补吸氧气,稍加休息,整装再战。一些在他病重前往探望他的朋友说,那段时间,杨衍忠说话一直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吐痰,面色暗红,一对眼睛又大又暴,满是血丝。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写字都需要用放大镜看着写。”杨衍忠向他的朋友自嘲。

      按照最初的构想,他要从9个方面编撰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卡:计划编撰赣南18个县市3000套矿产资源卡片,每套1000字,约300万字;编撰1000套江西南部岩浆岩卡片,每套500字,约50万字;编成六种矿藏异常卡片,包括1:25万航空磁测卡片、1:25万航空放射性测量卡片、1:10水系沉积物测量卡片、1:20万重沙测量卡片、1:20分散流测量卡片、1:20万金属测量卡片……

      去家里看他的亲戚和朋友回忆说,他家的壁柜,卧室里的衣柜,床下,沙发下,几乎每个角落堆的都是用资料袋子装着的、满满的地质资料、地质图纸和笔记本,一摞一摞整齐地摆放。

      

      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完成一项这么大的“工程”?

      他笑了笑说:“也没有人要我去做,是我自己坚持要做的。队上和国家用得着。”

      在他看来,自己参加工作50多年来,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收集南岭山脉六个省的地质、水文、矿产、物探、化探资料,还收集了当年冶金、核工业、有色和多个地质队及省局科研所等部门近80年的地质资料。这些资料是几代找矿人智慧的结晶,是无价之宝。如果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卡片,指导后人地质找矿,那就是浪费。

      他说,人老了,走不动了,可以给后人做一块铺路石。

      其实,在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能勉强走得动的时候,他还会每年搭乘队上的车,跑到野外的矿化点去逐一验证。

      谢万优是杨衍忠带出来的徒弟,可是他更愿意叫他“老大哥”。2005年4月份,杨衍忠在完善地质卡片时,怀疑赣县沙地有硒矿异常,决定亲自去验证。恰好谢万优也在赣县沙地做项目,就打了招呼,一起同行。爬山,已经不是70多岁的杨衍忠能够“胜任”的体力活了。尽管一路停停歇歇,爬到矿点,他还是累得粗声喘息,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操作。最后发现异常还是存在,但不是很好。完成任务后,杨衍忠已经没有力气走下去了。最后只好被谢万优背下了山。那一次,他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看来,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山找矿了。

      他的大儿子杨忠明回忆,杨衍忠有一次和儿子闲聊时无意间“吹嘘”自己是赣南地区的“活地图”。

      其实,“活地图”不是吹的。杨衍忠“学识渊博”是他的同事公认的,他们把他叫“杨博士”。因为“肚里有货”,杨衍忠被很多人盯上了。矿业走俏的那几年,一个找矿线索就能卖个大价钱。于是很多矿老板找他,找他的儿女,希望搭上关系,求个指点。甚至有人明码标价,年薪50万聘请杨衍忠做“投资顾问”,都被他一一婉拒。他的堂侄也在投资矿业,拎了礼物专程去家里“探望”,却被他骂得不敢再说话:“吃完饭赶紧滚!”

      后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的小儿媳正罹患胃癌,全家已经负债超过20万,急需用钱。

      

      近两年,他开始忧心自己的病痛,他怕“马克思”不再给他更宽限的时间。“我现在每天坚持工作8小时以上,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了。假若时间允许,我准备在2013年把全套信息卡片编撰完成。”

      事实上,他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张祖廉说,1994年退休后,他和杨衍忠被返聘,在局里编写项目设计书。睡到半夜,听见有响动,张祖廉睁眼一看,杨衍忠又爬起来工作。“大半夜不睡觉,在搞什么?”被扰了酣梦,张祖廉有点懊恼。“刚想起一个问题,得赶紧写下来,要不明天会忘掉的。”杨衍忠陪笑解释。

      工作,成了杨衍忠眼里甚至睡梦里的甜蜜“负累”。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想起问题随时写下来保存,不管这种“积累”附存在什么样的纸上。

      于是我们看到,他保存整理的地质、物化探异常信息被写在各种纸上:挂历、药品说明书、信纸、香烟包装纸……他写坏了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写完了几百斤的草纸。

      “都七老八十了,这么拼命干什么!”有时老伴实在气不过,就会拧着不让他弄。他就会给老伴儿解释:“我要先把资料编出来,到时再上电脑打印出来。如果我的生命和时间不允许,就把这些资料全部捐给大队资料室,让后人去完成……”

      “你的后人又没有学地质的,你给谁?”老伴儿生气反击。

      “干地质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小孩!都是我的后代,你懂什么!”杨衍忠眼睛一瞪,这回他真生气了。

      杨衍忠的老家在瑞金市一条老街的巷子里,低矮的房子,潮湿,光线暗淡。据了解,杨衍忠兄妹共五个,他最大。五个兄弟,除一个弟弟外,都是党员。

    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里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是说,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岂能因白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而意志越发坚定,决不会坠掉直凌青云的志向。这几句用在杨衍忠的身上,恐怕最妥帖不过。

      南山有鸟,三年不鸣

      从赣南队的院子向北,穿过几栋旧楼,从靠西边的单元门进去,沿着楼梯爬到四楼,就是杨衍忠的家。



      

      房间里陈设简单,都是一些旧得不能再旧的家具。

      朝南的卧室是杨衍忠生前居住的。床最特别:床板被支起来,一头高一头低,上面堆满书籍。他的家人解释说,由于身患重度肺气肿,他的床特制成高差20公分,即头的一端高出脚的那头20公分,这样他才能让呼吸顺畅些,睡得舒服一点。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以备不时之需。一只旧得发黑的双层立柜敞开着,这原来是放各种资料用的。一张几十年前的高腿桌漆面斑驳,上面还放着杨衍忠先生的放大镜、绘图尺,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圆珠笔。

      “我和他结婚50年,印象里,他一回家就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写啊写啊,总是没完没了的写,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东西。他也从不和我提起。‘你不懂哟!’我稍一追问,他就这样回答我。”杨衍忠的老伴儿、72岁的胡香娇回忆,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不停翻看散落在桌子上的老照片,幽幽叹息。

      窗外,雨声淅沥。在晦暗天光的映照里,老人满脸泪痕,单瘦的肩膀微微颤栗。

      

      “他身体一直不好。每天都要吃八九种药片。如果他能多点时间去搞搞锻炼,或者多休息一下,也许不会走的这么早,这么快。可是,他总是太忙了,总是没有时间。”

      “那天,他把所有的衣服从衣柜里丢出来,把他的那些宝贝一卷一卷的整理好,放进去。我生气,我还和他吵。他眼睛一瞪:‘你的那些破衣服算什么!你懂什么!’”胡香娇擦擦眼角,“我和他吵,其实心里是好高兴。他这回可能是忙完了,不再写了,闲下来也许可以陪我去买买菜,带着孙子孙女出去慢慢走走。他好多年不出门了,因为走不了几步就喘得厉害,就要靠墙歇歇……谁想到这么快就走了。”胡香娇的泪流干了,但记者分明还是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

      没人想到杨老这么快就走了。可能也没有人想到,其实,杨衍忠很早就萌发了编撰整理这套地质资料初步设想。为了他的鸿篇巨制,他已经酝酿和准备了近30年——

      早在1985年6月22日完成的一份自传中,他这样写道:要找矿,必须抓住选区选点这一环。自己要亲自参加。每年至少有2~3处可供物化探普查的基地,有1~2处可供详查的基地。在1~2年内,收集和掌握全赣南地区物化探测绘资料。特别是赣南西部资料。1~2年内绘制一本全赣南地区1:20万地质、矿产、物化探综合图件。到2000年,建立一本完整的矿产和各类异常卡片和工作程度卡片。

      

      杨衍忠家客厅的北面,杨衍忠的遗像靠墙而立。他的长子杨忠明躬身上香,而后退步凝望,良久沉默。

      “坦白地说,对于父亲的坚持,我始终不能理解。在父亲离开的这些天,我也在不断的问自己,在不断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执着?”而这,也许是所有人都在心里追问的一个深沉的问题。

      不知道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

      在杨衍忠的庞大的“资料库”里,能找到的他的自传有两份:一份写于1966年元旦以后;一份写于1985年6月。两份自传均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

      杨衍忠于1938年出生于江西瑞金的一个红色家庭。母亲刘招娣是个老红军,在红军五次反围剿后,作为红军妇女宣传队队长留驻瑞金继续开展革命,尔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迫害多年。受苏区文化的熏陶和家人的耳濡目染,杨衍忠从小就有着一股别样的红色情怀。

      1956年,年仅18岁的他,作为县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被瑞金县委分配到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参加工作。从此,杨老把一身的红色基因,转化为对地质事业的热忱,用执着与奉献唱响了一曲地矿人的生命礼赞。

      “1956年~1960年,连续两次被单位先后保送到中南煤田地勘地质干校和北京煤炭工学院地球物理化学探矿系学习深造三年;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66年被列入国家选派出国从事物化探工作人选……”透过杨老发黄的档案简历,就能直观感受到他的优秀与卓越。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老在野外从事物化探工作整整有38个年头,先后承担过《南岭地区地质找矿成矿预测大普查》和《江南地轴多金属成矿预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为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作为主要发现者之一的“会昌岩背锡多金属矿田”找矿成果,先后荣获1988年地质矿产部三等奖和1990年江西地矿局地质找矿一等奖。1994年,经他优选三次的两项物化探异常查证,安远园岭寨发现中型以上钼矿,大龙-淘金湾矿区发现25条金矿脉,均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果。

      自1983年起,杨衍忠作为华南物化探科技情报网江西分网联络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赣南片联络组组长,到闽、粤、湘、赣四省的地勘单位,参加各种地质学术报告、交流会,并深入赣南多个知名矿区勘察、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地质矿产、物探遥感资料,为南岭地区找矿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地质数据遵循。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杨老真切感受到了地质基础资料的薄弱与匮乏。

      “作为一名红军后人,作为一名老党员,作为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我有责任把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整理,给后人提供一些找矿信息。”从1985年起,杨老开始为他的鸿篇巨制努力工作。

      他在1985年的自传中写到:“……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几年的事情我会终生不忘,我感谢党的关怀。我要加倍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天要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去研究地质情况,研究物化探异常。”“虽然在矿点异常上小有成就,但离党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决心更加努力(同时加强锻炼,把身体搞好才能更好工作),争取3~5年内在找矿方面有重大突破,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哥哥上班时忙,我们指望他退休之后去看看他,和他叙叙旧,或请他回老家看一看,可他退休后更忙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偶尔去看他,他和我们聊几句就赶紧又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忙正事,可为他的身体担忧啊!”在杨衍忠的老家,他最小的妹妹含着眼泪说。

      

      “其实,在老人家的自传及其他的实践行动中,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江西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彭泽洲说。这也是江西省地矿局领导班子以及赣南地质调查大队的干部职工在了解了杨衍忠先生的感人事迹后,对其崇高精神寻根溯源的高度一致的结论。

      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雨季的江南,时光变得细碎悠长。在这样的细碎悠长里,一种追念痛彻心扉。

      厅堂里,借着幽暗的天光凝视杨老的遗像,清瘦,颧骨突出,看起来像个倔犟的老头。

      “老头儿的脾气有时蛮倔的,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胡香娇回忆,杨衍忠一直希望几个子女里能够有人继承他钟爱的地质事业,所以,最小的女儿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专门从队里请了一天假赶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退休,是小学老师。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学校餐厅的大圆桌旁帮女儿填志愿,很高兴,女儿考了高分,又难得团聚。他要求我小女儿第一志愿填写长春地院,两个儿子不同意,意见出现分歧。老杨就生气了,站起来一撩,把大圆桌掀翻在地,摔门走了。”

      “后来呢?”

      “后来,一家人商量后,还是瞒着他填了别的大学。但他仍坚持要女儿填报长春地院。几天后,趁女儿不在家,他竟然偷偷改掉了女儿填报的志愿,最终女儿还是读了长春地院。他说:‘长春地院有什么不好?那是地质院校的王牌!’”

      “毕业后,女儿被分配到地质大队化验室。再后来,女儿又考了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生。女儿离开地质行业,老杨心里可能一直还是蛮失落的。”胡香娇说。

      杨衍忠的女儿说,父亲走时,披上了他最看重的党旗,她很欣慰。因为她最知道,父亲为了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当之无愧!直到住进重症病房,家人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肺、肝、肾、胃没有一样哪怕是一点点好的,肝硬化,肿块都突出来了,手就能摸到。女儿说,难怪父亲这几年都不愿去做单位安排的体检,只是去开些药回来。父亲说过,要是体检检查出什么来,就肯定要在医院折腾好久,折腾家里人,还花好多钱。父亲这是在替家人省心省力、在替单位省钱啊!

      在大儿子杨忠明的眼里,“父亲”仅限于一个亲近的概念,和父亲相处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对父亲的感觉,小时候生疏,长大了依然生疏,叫他爸爸都觉得很拗口。他放松的就是每年过年那天打几个小时牌。跟儿女没有过多的话语交流。表扬和批评都是简单的几句话。”

      但杨忠明心中清楚知道,父亲也有侠骨柔情的时候。杨忠明回忆,那年,他和弟弟一块考上大学,父亲特别高兴,专门请了假回来,和妈妈一起给他们买被褥,买日用品,还给哥俩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临走前,还给哥俩各自十元钱作伙食费。叮嘱哥俩好好学习,学成后好好报效国家。

      

      杨忠明说,他大学快毕业的的时候谈了女朋友,是学校的校花。杨衍忠知道后很高兴。但是,女朋友的父母不太同意。为了娶到这个优秀的儿媳妇,杨衍忠亲自出马,找亲家见面沟通。女朋友的父母和杨衍忠一番长谈,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女朋友的父母说,看杨衍忠先生的人品,就知道他的儿女们错不了。

      前几年,三儿子杨卫民的前妻罹患胃癌,杨衍忠几度流泪,召开家庭会议,筹钱治病,坚持不放弃治疗。还经常鼓励儿媳一定会治好。儿媳妇临走时,杨衍忠拉着她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们杨家的好媳妇,你放心地走,我们好好帮你把孩子带大,抚养成有出息的人。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去祭奠你,永远记得你。”据说,尽管不忍离去,但儿媳妇是带着笑容走的。

      他的同事、邻居也承认,杨衍忠是个倔老头,不善言辞,但“他心地好善良”。

      邻居杨阿姨说,杨衍忠救过她全家的命。她丈夫有心梗,一次半夜在卫生间里摔倒了,她着急害怕,给胡香娇打了电话。杨衍忠闻讯,翻身起床。怕力气不够,杨衍忠带着三儿子赶过来,送来速效救心丸,并把病人送到医院。

      杨阿姨自己有偏头痛,一次病发了,剧痛难忍,到医院一看大夫却开错了药,结果病情越发严重。杨衍忠了解情况后,想到前不久恰好从报纸上看到一种治疗这种病的新药,就把报纸送给她,叮嘱她按报纸上说的做,结果救了她一命。

      杨衍忠带过的徒弟深有感触,“所有工作,他都会仔细检查,稍有马虎,他都会严厉批评。批评完了再耐心教你,不懂你还可以问,他不厌其烦,毫无保留。”

      近几年,杨衍忠常感觉身体吃不消,哮喘,受不了汽车尾气。所以,他通常不出门。每到节日,他会抽出半小时来给朋友、同事打个电话问候。老伴儿和他吵架:“打电话,打电话,你就和你的那些同事有话说!”杨老就会反击:“平时我不出门,很久难得见到,过节问候一下,知道他们都还好,我就高兴。”

      “他是个好人,只是不太会表达。”在胡香娇的眼里,杨衍忠也是会叫她“香蕉冰棒”的“顽皮”而又柔情的丈夫。“他好聪明,读书时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偶尔打回牌,你会发现,他能把对家的牌算得很精准。他看过的书和资料,能过目不忘。”胡香娇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对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的款款深情。

      胡香娇说,他也曾很温情地给她交代自己的“后事”。“他说,‘你身体也不好,有一天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要按时吃药,按时去检查。我在,孩子们只是过节回来看看我,聊两句就走;要是你在,你会做一桌子饭菜给孩子们吃,有凝聚力,孩子们就更团结,这个家就不会散。”

      今年5月初,杨衍忠或许已预感到了什么。他每天都尽量把工作时间延长至7~8个小时;5月9日,他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在离世前五天,队领导收到了杨衍忠的信。他在信中写道:“郑队长、陈书记: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衍忠,2014年。”

      5天后,7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5月27日晚,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泽洲在驱车专程赶往赣州看望慰问杨衍忠的遗属时感怀地说,杨衍忠同志红色基因浓郁。他退休前为地质找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20年如一日,以每年30万字的编写速度与时间和生命“赛跑”,弥留之际,他将自己呕心沥心编撰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党,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地矿情怀。他是地矿部门实践“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突出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品格令人动容,感人至深。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他用毕生的追求,完成了一个红军后代用红色血脉继写的战斗不休、生命不止的绚丽的生命诗篇!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初的对崇高信仰的庄重承诺和誓言!完成了一个地质队员献身地质事业无上荣光的生命绝唱!□

      后记:

      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记者得知,近日,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作出了《在全局开展向杨衍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6月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重要批示,“杨衍忠同志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要求省委宣传部帮助做好总结宣传工作。

      6月9日,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作出批示:杨衍忠同志是我省红色土地上涌现又一先进模范,其先进事迹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要求更深地了解、挖掘杨衍忠同志先进事迹,在全省掀起向杨衍忠同志学习热潮。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此情感天动地


    马德胜穿越冈底斯山脉

      6年来,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他在“生命禁区”里,用汗水克服千难万险,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他先后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多个“青藏专项”及“羌塘油气”所属项目,得到了各路专家组的好评。他就是贵州省地调院西藏项目队队长马德胜。

      爱岗敬业  夯实业务基础

      2007年毕业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马德胜,满怀着父母及老师的期望,前往贵州地调院从事区调工作。他在参加贵州1∶5万甲戎抵季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每个技术环节和要求都反复琢磨。2008年,他被安排到西藏项目队工作。这期间,每到晚上,他都要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一两个小时,他要把每天所看到的地质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当队友问他为何如此拼命时,他说,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只有挤出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干好本职工作,提交优质成果。通过刻苦钻研,他很快就掌握了各项地质专业技术。2010年,他由一名技术员升为大组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1年,被提拔为项目队副队长;2012年,被提拔为项目队队长,成为贵州地调院西藏项目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项目队队长。

      无私奉献  困难面前冲在前

      工作中,马德胜不怕苦,不怕累,把生死置之度外,困难面前始终冲在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全体队员做出了榜样。

      2008年7月,正是北羌塘的雨季时节,冻土层开始解冻。道路泥泞艰险,汽车行驶的地方多是沼泽、湿地、河流和险滩,因此陷车就成了家常便饭。车子一旦陷进去,像稀饭一样的冻土层便会将整个车轮吞没。这时,队员们只能慢慢地用铲子先将稀泥铲开,然后用千斤顶将车子一点一点地顶起来,再四处找石头塞在车轮下。如果实在找不到石头,他们便用布袋装沙子来替代。有一次,他们在“打游击”的途中,车子陷进了河道中,当时的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在与大本营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自救。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马德胜毫无顾忌地跳到河中刨稀泥、抱石头。待到上岸时,他已被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那一天汽车陷了十几次,他的手也磨出了血泡。

      2011年,队员们第一次穿越念青唐古拉山。当时,项目队雇了两名藏族同胞,4匹马驮着队员们一个星期的食物。马德胜带着4名技术员,3位民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山里进发,开展“游击式”的野外作业。

      念青唐古拉山海拔在5000米~6000米,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11米,终年白雪皑皑,云雾缭绕,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最大的冰川区。这里气候变化无常,一天中往往会出现阵雨、冰雹、雷暴、闪电等多种天气现象,地形切割强烈,巍巍山峰更是让人望而生畏。难以想像,在这里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将是怎样一幅景象。但就是在这里,队员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马德胜冒着生命危险,在冰川与深谷之间,在雪山和峭壁之上,每走一步,就像是在高空走钢索,惊心动魄。头两天还算顺利,虽然路途艰险,天气无常,但总算没发生什么意外,一行人顺着深谷摸索着前行,马德胜不停地叮嘱大家要小心。遇到河流阻断去路,他第一个下河试探深浅;遇到峭壁挡住去路,他第一个翻越峭壁,寻找能让马帮通过的小道。总算是熬到了最后的两天,他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就在这最后的关头,在他们快要收工之时,天色突然骤变,大雨磅礴,队员们都被淋得跟落汤鸡一样,提前准备的雨伞根本抵挡不住狂风暴雨。半个小时后,暴雨演变为暴风雪,电闪雷鸣,冰雹随之铺天盖地。一个民工手握测制剖面的测绳,一道闪电顺着绳子瞬间爬上他的手心,如同触电一般,民工一哆嗦,绳子掉在地上。马德胜看见这情景,目瞪口呆了几秒钟,随即他朝着暴风雪中的队员们疯了般地狂喊:“丢掉地质锤……”同时,他带领着大家朝前方搭好的帐篷跑去。

      简陋的帐篷经过暴风雪的摧残,已经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电闪雷鸣仿佛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雨水顺着缝隙流进帐篷,大家蜷缩着坐在帐篷里,相互依偎着,瑟瑟发抖地熬过漫漫长夜。第二天天微微亮,马德胜和队员们嚼些干粮充饥后,扔掉负重,一步步走出大山回到大本营。

      有一次,他们回到达驻地扎好帐篷,铺好被子已经是晚上10点了。他们刚睡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帐篷外面呼啸的风声在雨中显得格外刺耳,而帐篷就像一叶孤舟在大海中无助地摇摆,让人毛骨悚然。刚刚毕业就进藏工作的新同志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显得不安,马德胜打着手电筒一一安慰大家,给队友们鼓劲,鼓励大家要勇敢地面对野外恶劣的环境,遇对困难要沉着稳定。他的一席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游击小分队开展野外剖面测制工作。由于海拔高,天气也比较干燥,队员们行走起来都很吃力。为了节省体力,他们都很少说话。到了中午,一个个队员都被晒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马德胜的嘴唇开裂得尤为严重,声音都嘶哑了。但即便这样,他依然耐心地为大家讲解关于地质构造方面的知识,同时拿出草稿纸,在纸上绘图,在纸上用文字讲解。他的这些举动让队员们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下山时,队员们走在他的身后,他的身躯在夕阳下,显得是那么的伟岸。

      以人为本  确保安全事故为零

      2012年,贵州省地调院决定由马德胜担任西藏项目队队长,全面主持项目工作。他告别家庭的温暖、放弃对亲人的照料,背起行囊,带领项目队全体队员继续战斗在“生命禁区”。他们每年一去就是七八个月,为的是“找矿立功,报效祖国”。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野外工作,风险因素极高:一是高原病。高海拔地区气压低,含氧量少,如果感冒,就可能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恶性症状。二是天气多变。高原上一年四季都可以下雪、降冰雹。三是路况复杂。野外地质工作区大多人迹罕至,无路可走,温度较高的夏季,很多平时上冻的地方会融化成烂泥沼泽,汽车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马德胜通过对青藏高原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和艰苦恶劣生存环境的分析,并结合可可西里地质队员失踪的教训,认真做好野外地质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他从衣、食、住、行、遇险、自救互救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同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关、适时监控、督促检查,并做到有据可依,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遏制了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持了西藏项目队连续14年取得安全事故为零的好成绩。

      一次,项目队突然接到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求救信息,他们的车陷在了距离项目队营地25千米的河道中已经4天了,由于自救无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项目队大本营的GPS点后,便派出两个体力较好的同志赶来求援。两位同行从早上9点出发,到下午4点才到达西藏项目队大本营。马德胜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和队员们前去营救,他们按照GPS点试着向陷车的方向进发,尽管是绕着山脊走,可依然还是免不了陷车,救援不成,先得自救,好不容易才勉强把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由于天色已晚,只好先回大本营,次日再去救援。第二天一大早,马德胜和队员们又驱车前去救援,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达营救地点。

      在救援过程中,车轮卷起冻土下的稀泥巴溅了他一身,但他没有退却,没有叫苦,喊着“1、2、3”号子,拖了一次、二次、三次……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车拉出了河道。

      2012年7月的一天傍晚,马德胜带领小组成员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突然电台里传来了急促的传呼:“队员郭海在山上工作时出现了头昏,全身浮肿,项目副队长吴滔发现情况危急,已强行把人带回驻地。”听到传呼,马德胜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来不及细想,当即决定,马上组织人员、车辆护送郭海下山,并带上氧气瓶。

      一路上,前面的车拼命地赶路,后面的车急速追赶。沼泽地、河谷洼地、陡峭山岭,他们已经来不及慢慢选路,车辆之间相互传呼,告知前方路况和方向。车子陷了,众人齐心协力,一声声的呐喊声在传呼机里回响,虽然车辆相隔数里,但这声声呐喊震撼人心,让人热血沸腾。

      天色渐暗,车辆必须在天黑前冲出容易陷车的沼泽地带,前面还有5个沼泽地,他们继续前进,4个、3个……每个人心里都在默数着,驾驶员更是高度紧张。一路疾驰,终于在最后一丝红霞即将退去的时候,全部车辆冲出了沼泽地带,驶向依稀有路的便道。

      通宵达旦的长途奔跑,一夜的无眠,一场千里救援的场景,在藏北拉开!

      藏北的夜晚,寒风肆虐,车辆在黑夜中穿梭。由于路况极差,车子一路颠簸着前进。郭海平躺在车子的后排,旁边的人时时关注着他的状况,氧气管一直插在他的鼻子上。

      焦急和难熬在一夜之间像是经过了一年。兄弟间在患难之时方见真情,他们忘记了无眠的疲倦,没人敢合一下眼,他们怕合眼后留下的尽是遗憾!

      第二天中午,救援车队顺利到达拉萨,他们紧急把郭海送进了西藏军区医院,大家守候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半个小时后,医生终于从病房走出来,告诉大家:“这是强烈的高原反应症状,幸好送得及时,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医院治疗几天就能痊愈。”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紧急救援没有耽误病情,没有带来可怕的后果,辛苦的连夜煎熬得到了安慰。

      千里救援行动似乎感召着项目队的每个成员,这样的团结和高效的安排又一次促进了队伍的凝聚力,这样以人为本的救援行动也使项目队员感到无比温暖,项目队显得更加和谐、团结。

      马德胜在艰苦的青藏高原一线,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工作本领。在工作中,他刻苦好学、勤于思考、踏实肯干;在管理方面,他知人善用,重视信任,奖惩有度,以身作则。他在年轻职工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的新生技术队伍。

      他说:“我庆幸选择了地质事业,同时也庆幸贵州地调院选择了我,这是我今生的最大抉择。”在今后的道路上,他将在新的地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皓首穷经,上下求索,为贵州地质事业贡献出全部的青春和力量,书写自己的无悔人生。






    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