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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5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沈阳地调中心”)水资源生态观测研究辽阳站(以下简称“观测站”)挂牌仪式暨座谈交流会在辽宁省辽阳市举行。辽阳市人民政府领导,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廊坊中心”)和沈阳地调中心领导出席仪式。

    座谈会在廊坊中心辽阳基地举行

    座谈会上,观测站负责人介绍了观测站建设与运行情况,强调该站由沈阳地调中心和廊坊中心共同建设,旨在构建环渤海生态圈“星空地海井”立体观测体系和水、土、气、生要素监测装配系统,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技术,深化多要素水资源循环转化、黑土地形成演化及其与生态环境互馈机制研究,建立沈阳地调中心与廊坊中心野外科研平台“共建共享共赢”机制,协同推进业务发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团队建设。

    观测站负责人介绍观测站基本情况

    座谈结束后,观测站挂牌仪式在廊坊中心辽阳基地沙岭院区举行。随后,观测站负责人现场讲解了已安装设备的使用及运行情况。观测站将秉持“完善站点布局,持续观测数据,提升科研水平,树立服务为本”的基本原则,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星空地海井探测观测监测技术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增容扩建,充实自然资源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网体系。

    观测站正式挂牌

    观测站负责人现场讲解

    辽阳市自然资源局、廊坊中心辽阳基地负责人,沈阳地调中心副主任、副总工程师,办公室、科技处、生态地质室、水资源室负责人及相关技术人员参加挂牌仪式

    东北水资源生态观测研究辽阳站正式挂牌运行
        返航途中,科考作业任务结束,科考队员们、船员们的船上生活相对轻松。“海六课堂”如期开讲。
        “每个航段都会有不同单位的科考队员来到海六参加科考工作,他们都是各个单位的精英,有博士、有教授,很多都是这个领域未来的翘楚,机会难得,所以我们想利用走航的时间,请他们就自己所专注的领域或自己的经历做一次讲课,既是一种学术交流也是一种生活调节。”船长蓝明华对海上课堂很重视。
        在大洋32航次结束科考任务返航途中的海上课堂里,来自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万里学院、厦门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将大家带进了深海世界、带进了南极、带进了北极、带进了海洋微生物的生态圈里。
        来自广海局的邓希光博士,今年随着蛟龙号下潜至深海。他用图片和视频,向大家展现了深海生物的丰富多彩、我国海洋科技的进步,以及潜航员的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独自翻跟斗的海参、机器人捡拾海底生物的灵活动作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浙江万里学院的熊尚凌老师,曾随雪龙号远赴南极。在“海六课堂”上,他向大家展示了南极科考队员的苦与乐,让常出大洋的在座科考队员们感同身受,又多了一种体验。
        有了南极,也有北极。厦门大学的胡王江博士,随科考船辗转北极圈。胡博士结合照片、音乐,展示了美丽的北极光、航程中的国别外交、下雪时年轻科考队员的青春笑脸、饭后飞机平台上的遛弯生活等等,让大家身临其境。
        来自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的研究员倪建宇则从专业角度,讲述了大洋32航次第3航段科考工作相关科研工作,向大家讲述了海洋环境研究的前前后后……
        讲座现场,每次都座无虚席。科考队员李琦说,“海六”上,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单位、专业一般也不相同。像南极、北极、蛟龙号下潜这样的经历,就不是一般人都能亲身体会的了。通过他们的讲座,也就好像自己去过了一样。而且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和知识,了解其它专业方向的研究进展,而且大洋调查都是多学科、多专业性的,多听他们的讲座,对自己以后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如果专门花时间来了解各专业知识的话 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海六课堂上的讲座一般都是比较科普性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比自己花一天时间了解得都多了。
        科考队员杨永深为赞同。他说,平时很难这么多专业的人聚在一起。海六课堂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行业的知识,拓展知识面。
        首席科学家刘方兰说,这样的课堂还将继续。接下来,还将根据各人所长安排多次讲座。

    国家海洋局二所倪建宇博士作讲座


    航段首席邓希光教授作讲座


    科考队员正在聚精会神听讲座


    首席科学家刘方兰教授作讲座


    厦大胡王江博士作讲座


    浙江万里学院熊尚凌教授作讲座
    “海六课堂”开讲啦

    2019年1月9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与贵阳市人民政府在贵阳举行座谈会,就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对接。岩溶所主要负责人和贵阳市政府副市长钟汰甬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贵阳市政府提出了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地质问题。岩溶所对贵阳市岩溶地质环境背景、岩溶地质调查工作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工作部署建议、已有工作基础和预期成果进行了介绍。

    会议初步谋划了地质调查工作支撑贵阳市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的七个方面内容,主要包括基础地质条件与区域岩溶发育规律调查、岩溶水文地质调查与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岩溶石漠化调查与绿色生态圈建设示范、城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地下空间开发诱发地质灾害防治、岩溶地学景观资源调查评价、地热资源地质背景调查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地质环境时空透视与智能管控等。

    会议商定,下一步将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落实七个方面内容的具体工作方案,设立贵阳市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岩溶城市分论坛。

    岩溶所、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和贵阳市相关单位参加会议。

     

     

     

    岩溶所与贵阳市人民政府开展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对接

    编者按:在服务资源、环境及生态等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地质科学本身也将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学科或体系。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将复杂性问题置于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加以研究,研究对象涵盖生态系统的生命和非生命成分;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将环境或生态问题置于地质范畴内探讨,突出生命组分影响下的地质客体变化等。本报今天刊俄罗斯学者V. T. 特罗费莫夫阐述生态地质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章,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文发表在多年前,但仍对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地质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质学拟解决四类问题:一是为人类提供矿产资源;二是为人类的工程活动作地质论证;三是为人类的教育、文化和美学需求提供地质知识;四是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作地质论证。前三类问题已被地质学家接受,并已取得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成果。第四类问题的意义和开创性,在20~25年前已被地质学家察觉。解决第四类问题的发展过程,引发了地质学一个新分支的形成,称之为“生态地质学”。

    生态地质学及其对象和主题

      

      图1 岩石圈生态作用的分类

    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新分支,致力于岩石圈上层(包括地下水和气体)的勘查,并将它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主要非生物组元之一,在生态系统的组织层级(从生物群落直到生态圈)中属高层级组元。用地质学家更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可把生态地质学的内涵定义为地质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岩石圈的生态功能,这些功能的形成规律,以及在自然及人为动因影响下这些功能发生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规律,它们与生物体、首先是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息息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术语“生态地质学”(ecological geology)不同于“地质生态学”(geoecology)。两者存在原则性区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地质生态学”都是一门复合性科学,研究的是地球的所有非生物壳层(圈层),也研究生物体。“地质生态学”包容“生态地质学”,后者仅触及岩石圈一个组成部分,在相同层级上的还有“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等,它们也是地质生态学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生态地质学”的概念内涵由“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概念确定。这个概念于1994年提出,是地质学中一个原理新颖的概念。它的内涵详细解释如下: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质科学的常规客体:从理论上说,是岩石圈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特定地说,是岩石圈的近地表部分,主要是受人为影响的地带。它可被描述为一个多组元的动态系统,包括对生物(biota)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岩石、地下水和气体。

    生态地质学研究的是:“岩石圈—生物”系统,“受到人为影响的岩石圈—生物区”系统或“岩石圈—工程建设—生物区”系统;生物子系统与非生物子系统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最终是,“死”物质对“活”物质的影响,或广义地说,是岩石圈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系统构成,意味着通过考虑岩石圈的人为改变,也把人为影响源纳入了系统之中。

    根据其内涵,所有发生过转换的系统都是生态地质系统。这两种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存在的是有生命组分还是非生命组分。生物区存在并活动于岩石圈中,或者就在岩石圈表面。据此便可形成“生态地质系统”的定义。生态地质系统是岩石圈的特定部分,是在其内和其上容纳着所有生物区的环境的地质组元。生态地质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岩石圈(无生命的)、生物区(有生命的)和天然及人为影响源。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主题是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知识(数据系统)。因此,要考虑“岩石圈—生物区”系统中的功能关系,或“岩石工艺系统—生物区”之间的功能关系。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决定和反映着岩石圈(包括产于其中的地下水、油、气、地球物理场和地质作用)对生物区,主要是对人类的重要价值。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比所有其他生物的影响都大。研究岩石圈不能采用生物生态学、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研究框架内的那类途径。

    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理念,意味着对岩石圈的作用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将之视为一个存在着有机生命(各体生物、植物群、动物群和人类)的环境。从生态观点看,岩石圈主要是给生物体提供资源和能量,并通过它的资源及其地质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功能来实现(图1)。这里不考虑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功能中的社会-经济、道德和审美方面,因为它们超出了专业地质知识的范畴,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关切。

    在天然及被人为改变的岩石圈与有群体结构的生物物种生物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可把它们归结成4种功能:一是岩石圈的资源生态功能,它对生物体生存和活动所需的矿物质、有机质、有机-矿物质资源有重要意义;二是岩石圈的地球动力学生态功能,它通过自然和人为的过程和现象,决定着岩石圈对生物区状态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影响;三是岩石圈的地球化学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化学场(不均一性)对整个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四是岩石圈的地球物理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不均一性)对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

    每种功能的内涵、它们的评价标准、信息获取方法和表述方法另有专文论述。

    岩石圈的生态属性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靠具体的生态属性来实现。就“岩石圈的生态属性”这一术语而言,指的是岩石圈的特征属性,即具有特定生态重要性的属性。它取决于其物质成分、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特性,且与生物体存活的供养、生物体生存和进化条件有机关联。

    有关岩石圈生态属性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这里力图在岩石圈的资源及其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生态功能框架内,给这些属性命名(表1)。它可能不是完整的清单,但堪作举例材料。

      表1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与属性

      

    生态地质情势及其状态

    用术语“生态地质情势(环境)”来表达岩石圈具体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反映作为栖息地的一定岩石圈体积内生物体生存条件的现状或古状态。在一个地块或一个区域范围内,生态地质情势(situation)或许会或许不会因地而变。而且,生态地质情势也会随时间而变,在这种情况下,该情势会随时间从一种状态(state)变换成另一种状态。由于人为工艺因素和灾变性自然过程的发展,这种变换可能进行得很快,从历史观点看,有时就在瞬间。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地质环境(conditions)或许既取决于所有生态功能同时起作用,也会仅取决于一种生态功能,比如地球动力学功能,它会在瞬间对生物区产生较强烈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生态地质情势应该说成是“依靠岩石圈地球动力学特征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当地球化学功能在生态地质状况形成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就说它是依靠岩石圈块段的地球化学特色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

    “生态地球动力学环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和“生态地球物理环境”等术语,在地质文献中也常常使用。这些术语是对上段文字特指含义的省略表达。另外,当只分析一种生态功能对生物群或人类的影响时,使用这些术语也是对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生态地质环境的变化或许是足够快的。人们必须把所研究对象(生态地质系统)的阶段特色称为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state),地质学家则往往将它称为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可以把“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的实质定义为某种暂时状态,并根据当时岩石圈的一种生态属性特征,或者几种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把这种状态估计出来。这些生态属性决定着生物体生存的有利度(水平)和或然率。

    生态地质情势的状态要根据岩石圈某些属性的暂时状态评估出来,也要描述出这些属性对活体生物产生影响的特征。根据这种定义,当对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做评价时,就不得不一方面评价岩石圈对活体生物的资源和能源影响,另一方面评价有关活体生物响应这些影响时的特定相互作用信息。在所有的生态系统组织层级上,此类评价准则对生物体都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可以取决于岩石圈的一种属性(功能)或几种属性(功能)的组合。在地球物理功能强烈影响生物群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说:“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取决于地球物理功能(属性)”。地质学家常常用术语“岩石圈的生态地球物理状态”来代替上面的表述。而“岩石圈的生态资源状态”、“岩石圈的生态地球化学状态”之类的术语,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

    生态地质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

    生态地质学有5项主要任务:(1)研究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它们的形成规律,及其在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下发展的动力学;(2)从岩石圈生态功能变化的观点出发,针对人为成因的影响,开发评价岩石圈近地表部分稳定性的理论和方法;(3)针对岩石圈近地表地层环境与属性的控制问题,精心研制理论和方法,以保护和改善它们的生态功能;(4)研制工业废弃物利用和选择其最佳(就地质环境而论)埋置地区和层位的理论、方法和途径,以使对区域生态属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5)针对国土、目标客体和大型建筑的工程保护问题,精心研制进行地质论证的理论和方法,以免发生削弱其生态功能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

    总的来说,生态地质学的应用性问题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形成:(1)论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前提下岩石圈资源的合理利用;(2)确定岩石圈近地表部的人为污染对生物群的影响;(3)针对一些生态系统或整体生态系统生物群的管理,为制定和调整解决方案进行地质论证。

    这种一般性生态-地质课题清单,通过参考早先开列的岩石圈生态功能,还可以更详细地提出来。

    生态地质学的逻辑结构

    根据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一个科学分支,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地质科学逻辑结构中用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既定要素,以及“它自己的逻辑基础”。两者的同化不是机械式的,要遵循相当明确的关系,即生态学方法途径的逻辑。“它自己的逻辑基础”是一种逻辑支点,也能够在其它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定律中使用。

       

      图2 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全域示意图

      A-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逻辑基础;B-被生态地质学利用的地质学科的逻辑结构(B1-工程地质学;B2-冰川学;B3-水文地质学;B4-地球化学;B5-地球物理学;B6-矿山地质学;B7-新构造学;B8-地震大地构造学;B9-地貌学;B10-地史学与古生物学;B11-火成岩石学与沉积岩石学;B12-矿物学);C-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全域的轮廓线)

     

    对此问题的处理如图2所示。该图说明了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镶嵌特性,就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地质科学,以及这些地质科学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贡献,给出了概念图。不难看出,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冰川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矿山地质学提供着主要的信息量,以及可用于生态地质学的大部分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其它地质学科及其逻辑结构可用的较少。以上结论基于一个事实,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知识才是生态地质学的基础。

    基于对岩石圈生态功能的上述认识,可以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最重要要素划分出以下几个方面:(1)原理-岩石圈近地表部的结构、空间关系、属性和生态功能,是其地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圈相互作用的结果;(2)原理-岩石圈的动力学状况(运动速率和特性)和生态功能的组元与变化,皆归因于它们的自然属性,归因于它们与环境(包括人为的工艺成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和强度;(3)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致性定律;(4)社会发展特征与环境状况间的一致性定律(基本生态定律)。

    正是这些原理和定律形成了生态学的支点,把其它地质学科的基础整合起来,构成了生态地质学自身的那部分逻辑基础。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理论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在生态地质学的结构中,有几个旨在分析所确定的岩石生态功能的科学分支。它们是资源生态科学、生态地球动力学、生态地球化学和生态地球物理学(图3)。

    资源生态科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涉及与维持生物区存续有关的全部问题,按资源利用的观点,其中首要的是通过提供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空间资源维持人类社会存续,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满足人类的需求。研究的焦点不是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储量计算,而是评价其目前消费水平与合理使用的一致性。实质上,岩石圈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问题,应该通过关注高层级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正常运行来解决。地质空间资源也要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评价。很明显,一些地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矿山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的方法(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学和冰川学的方法(对地质空间资源),应该适用于这些研究和调查。另外,这些研究应该由社会来定向,就是说应该与社会经济学紧密关联,在实践中,生态地质学家应该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管理机构和设计院所的代表接触。生态地质学这一分支的主要课题是:考虑目前文明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评价,对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建议进行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动力学是一个大领域,包括所有涉及自然和人为地质过程对生物区影响的课题,以及评估生物群栖息地可能灾变和舒适度的课题。后一点仅关切人类社会。这些研究一直采用工程地质学、冰川学、水文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的方法来执行,与项目规划者和设计者联系。在该分支框架内执行的主要任务有:针对在工艺活动影响下的地球动力学参数变更,开发评价岩石圈近表部稳定性的方法;为保护生物区和人类社会免受影响其生存及舒适度的(天然和人为)不利和灾变地质过程的危害,对相应工程保护项目进行生态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化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天然和人为成因地球化学场对生物区的影响。在生物区内有岩石地球化学、气体地球化学和水地球化学异常。调查课题是:岩石圈的物质(矿物)成分,活动态化合物的迁移问题,元素的非正常浓度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性质问题。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水文地质学的方法被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区环境的生物医学评估资料具广泛的适用性。实际上,这类研究意味着生态地质学家要与医学专业人员和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因为这些异常要用医学-卫生的观点来评价。

    生态地球物理学也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重力、磁、电磁、热和放射性等天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对生物区的影响。这些场与背景值的偏差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要借助地球物理学、大地构造学、地震构造学的方法和生物医学的学科资料来研究。与生态地球化学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密切联系。要在该分支框架内完成的总体任务有:天然和人为源地球物理场的分析,研制评价其医学-卫生危险的方法和准则(对生物区的影响强度,评价岩石圈对工艺性污染的稳定性)。

    图3示出了生态地质在理论地质知识中的位置。在地质学的结构中包括前5个科学分支已得到承认,无需再予证明。但是,对于后两个分支,即“关于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和“关于地球的工程地质环境的科学”,其纳入地质学的合理性尚存争辩。主要争辩依据是,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对于涉及地球和岩石圈问题,需要强调生态理论研究的作用。目前,人为工艺因素对岩石圈外壳的影响程度,已经提高了生态地质学说在地质学中的地位,已经使这个学说可以划分为地学中的独立科学分支,已经把上面所述的后两个分支提升到了与前5个分支相同的水平。

       

      图3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生态地质学的实用性分支

    图4说明,可以在生态地质学的构成中列出几个实用性子分支。它们是城市、矿床和复垦影响区的生态地质学,以及线状工程、热电站和核电站等影响带的生态地质学。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各类经济活动不仅在项目建设中,而且在其运营和维护时期,都应该提供对岩石圈和生物区生态影响的评估。因此,应调查的面积要比官方土地使用许可的范围更宽更广,只要在其内确定了或造成了工程客体对岩石圈生态属性的影响。

    各种经济活动在对岩石圈影响的强度、深度和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这涉及到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地质作用的活跃程度,以及自然和人为成因的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致病区的发展。

      

      图4 供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和运作的生态地质学的实用分支学科

    很明显,大的城市群、采矿工程(矿山、露天矿场等)、集中在数个盆地和油气田带中的油气产业,都会对岩石圈及其生态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城市群而言,这种影响取决于特定的高密度城市人口;居住区,交通-通讯,大型工业、燃料和能源企业及联合企业的自营交通,均规模巨大;还取决于城市地下的支撑工程。因此,会观测到以下现象:土壤、岩石圈近地表部和水圈被活性有毒化合物强烈污染;由于热、重、电磁和地震声波等地球物理场变化,发育起致病的地球物理异常;车辆废气导致大片土地的高度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动力学和水化学机制改变;地下水储量耗竭。矿场附近岩石圈的生态性变化与下述后果关联:矿产资源枯竭,重力场变化,产生异常的地层压力,地下水动力学参数彻底转变,出现密集的人为污染区,地质环境资源减少。对线性工程而言,不利的生态后果与负面的地质作用活跃有关,与线性的人为污染晕和诱发的异常地球物理场有关。

    在不同种类经济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岩石圈生态环境特性改变的清单还可能扩展,但上述这些已足以支撑得出结论。每种经济活动都与岩石圈生态属性改变的特定复杂性关联,因此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就需要运用地质科学的各类理论和方法。城市群影响着岩石圈的所有生态功能,所以要动用地质科学的整套方法,特别要涵盖图2所示的所有学科的方法。对线性建筑而言,要运用的地质科学和方法清单将取决于研究需要,首先是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功能的研究。在矿床开采方面,研究重点要集中到岩石圈资源功能的所有方面,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以及一组地质作用。 

    生态地质学的任务及其应用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外观

     

    启动仪式现场

     

    12月16日,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这是贵州省地矿局用活资源存量,培育“互联网+”大地质市场形成的以地质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性高科技园区,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

    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已在园区落户

    大众矿评APP、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等均已正式上线

    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为什么要建地质科技园——

    互联网思维下的转型升级

    作为有623万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1/10的贵州省,要想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部脱贫,2020年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地矿部门必当有所作为。

    贵州省地矿局成立于1957年,拥有甲级资质113个,涵盖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农业地质、环境地质、旅游地质、城市地质等各个领域。作为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与研究重要力量和地质工作主力军,该局在一步步打开贵州地下宝藏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由各类矿产资源构成的立体贵州。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矿业经济持续低迷,地勘市场陷入低潮已是不争事实。“贵州作为能源资源大省,能矿企业仍然是贵州工业强省的主要支撑,对资源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更需要全面提高资源评价水平,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和地质支撑。”贵州省地矿局局长付贵林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州省地矿局将围绕服务贵州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积极寻找项目机遇。”在他看来,地质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地勘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服务和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依托于地质优势,又不局限于地质的适合贵州地矿发展的新路。

    2015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实施“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发展,即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行动。“实施‘地矿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战略。”贵州省地矿局领导班子经过多方调研和精心筹划,决定将地质优势资源与互联网思维有机结合,依托国家及地方政策扶持,结合全局人才、技术、成果、装备等优势,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以精准的产业定位、专业的运营机制、高标准的物业配套和专业化的运营团队为入驻企业提供一流的发展环境和增值服务,并作为该局打造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的平台。

    这一思考,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落地生根;这一探索,在2016年12月16日得以呈现雏形。一个以贵州大数据战略为依托,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的全国首家地质主题综合型科技园区——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

    地质科技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三张金名片”打造云未来

    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9栋8层的楼房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达10.5万平方米。这座贵州省内首次全部采用地源热泵系统采集浅层地温能的建筑群,总投资约4.3亿元,已成为贵州省内节能环保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

    说起地质科技园发挥的作用,贵州省地矿局副局长朱春孝如数家珍。园区立足于空间环境、商务配套、政策措施、公共技术平台和增值服务等平台的搭建,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着力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以地质为主题的综合服务大市场和地质产业集聚生态圈。园区内建有地质资料档案馆、地质调查院、地质环境院、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地质创客空间等,以此不断挖掘地质成果,加大资料的二次研究开发力度。比如:旅游资源、山地资源、地热水矿泉水资源、浅层地温能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高速发展,都需要地质工作提供新的资源保障和支撑。

    园区以大地质为基点,围绕国土资源部提出的“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围绕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产业在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引进行业内科研院所,合作建立41个平台,有教授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工程中心、工作站,通过人才聚集、技术聚集、成果聚集,进一步催生各类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助推与地质关联产业的发展。园区还是全国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可以说,园区在促进地质资料开发、地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发挥地质科技创新驱动和引领作用、更好地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也将成为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载体、创新合作的平台。

    “我们要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三张产业金名片。”朱春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园区的目标是打造以创新、智慧、生态为理念的“互联网+大地质”产业基地和西部地区最具知名度的大地质技术、数据服务综合大市场。

    其中,智慧地质板块是探索“互联网+地质科技”模式,将园区打造为集地质勘查、地质找矿、技术咨询、地质科研、测试与检测、金融服务、矿经咨询、矿业权交易、资源信息、矿企孵化、成果交流与转化为一体的地质大市场,实现推动地质行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智慧地环板块是结合能源优势拓展新能源及智能节控系统,结合技术优势整合灾害治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土地整治、环境修复规划设计及施工、土壤地球化学评价、水治理及保护等环境技术服务。智慧科技板块是引入大地质产业链周边中介服务机构及贵阳市重点发展产业:大数据产业、智慧旅游产业、电子商务产业、医药健康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材料产业等,文化与商品转化,吸引文创产业企业开发包装地质文化及周边产品,作为科技园文化技术支持服务平台。

    地质科技园如何发展——

    全力发挥科技服务和引领作用

    贵州省政府十分重视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12月13日,分管副省长黄家培来到园区视察、指导工作并作出批示。他强调,要使科技园成为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的载体,同时也成为创新与合作的平台,要围绕大地质做文章,把科技园做实、做精。要有发展理念,着眼未来、超前谋划,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把科技园打造成贵州乃至全国的行业标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开园当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郝芳对科技园的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早日成为前沿地质理论的培育中心,资源探测技术的研发基地,高端复合技术的转化平台,高层次急需人才的培育摇篮。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东兵在开园仪式上提出了期望:“希望贵州地矿局树立大地质大服务、绿色勘查的理念,以地质科技园为契机,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地质工作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付贵林表示:“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地质资源,有着一支杰出的地质人才队伍,相信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能够推动地质科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产学研基地等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都已在园区落户。科技园已与相关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云上贵州地质科技”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在地质大数据开发应用方面,园区主导开发的首款矿业信息咨询软件平台——大众矿评APP正式上线运营,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地质科技、咨询、交易等领域的服务。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也已上线,将有效整合地质大数据和农业大数据,为广大种植企业(户)在种植前、种植中、种植后进行指导和提供服务。不仅如此,为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还整合多方资源,搭建了地质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应用技术研发平台,通过完善的服务体系,打造了项目申报、商务咨询、创业导师、投融资、法律、中介等创新增值的全套服务。

    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在未来将立足省内地质优势资源结合贵州省大数据、大扶贫、大旅游和两化战略需要,研究开发地质资料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利用地质科技园平台,围绕地质科技创新战略,在科研立项合作、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矿山治理方面下功夫;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在地质环境重大问题上下功夫;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调整,在浅层地温能等清洁能源下功夫。此外,旅游普查成果应用、地热勘探、锰矿、铅锌、金矿、优质水资源、新型建筑材料、城镇化和贵州基础建设等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助推地勘单位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开园,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新的篇章。与此同时,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将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对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与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作站、基地落户贵州地质科技产业园,一条以地质科技创新为纽带的大数据集聚全产业链将在贵州初现端倪。

    地质大数据,打造科技云未来

    说起恐龙,大家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种生活在湖岸平原(或海岸平原)上的森林地或开阔地带的爬行动物,拥有矫健的四肢、长长的尾巴和庞大的身躯。恐龙曾是地球中生代的霸主,却在6500万年前灭绝了。虽然恐龙没有人类超高的智商,但它们在整个地球生物演化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从人类发现了恐龙化石,科学家们对它们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那么,科学家是如何研究恐龙化石,恐龙化石蕴含了哪些科学信息呢?2021年9月15日,应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冯伟民博士为金门路小学的师生们带来一场名为《揭开恐龙化石奥秘》的科普讲座,并向学生赠送了科普著作《生命曾如此辉煌》,受到了在场全体学生的热烈欢迎。

    冯伟民长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研究和博物馆科学教育工作,对古生物研究有着极深的造诣。报告会上,冯博士首先简述了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海洋到陆地、从低等到高等的演化历史,以及地质历史上重大演化事件,如33亿年前蓝细菌出现并制造氧气、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志留纪维管植物适应陆地生活、古生代晚期两栖类动物出现等。冯博士用丰富的图片和视频,介绍了本次报告的主角-恐龙在中生代三叠纪晚期登场并迅速演化出不同种类,在侏罗纪时达到鼎盛,成为动物界霸主,占据了海、陆、空三大生态领域,但由于环境突变,到白垩纪末期灭绝的过程。对于恐龙的灭绝,人类提出了上百种假说,其中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假说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

    恐龙虽然灭绝,但留下了无数化石埋藏在地层深处。化石为科学家研究恐龙提供了大量证据,它可以告诉我们恐龙的兴衰、存亡,是揭开恐龙奥秘的钥匙。冯博士重点讲解了恐龙化石的类型、科研用途以及科学发现。恐龙化石有很多类型:实体化石是骨骼石化后的物质,科学家可以通过恐龙骨骼化石直观地了解恐龙的形态、大小、骨骼结构,还可以推测出恐龙的分布和生活环境,甚至还能从骨骼现象辨别恐龙的性别;遗迹化石包括恐龙的足迹、巢穴、粪便或觅食痕迹,能反映恐龙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还能解释恐龙与环境的关系,为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宝贵信息;模铸化石主要指羽毛化石和皮肤化石,是恐龙遗体留在岩层或围岩中的印痕和复铸物,科学家通过这种化石可以研究恐龙羽毛的功能与演化,复原恐龙体表颜色,并为恐龙与鸟类的亲缘关系提供关键证据。我国科学家在辽宁首次发现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通过对恐龙羽毛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它的一个分支飞向了蓝天,成为了鸟类的祖先的假说。

    多彩的恐龙世界全靠化石来揭秘。恐龙化石蕴含了如此丰富的科学信息,才得以让今日的人们了解中生代恐龙的庞大家族、广泛分布、生长特点、繁殖行为、龙鸟关系、多样性发展、进化及灭绝等事件。今天当我们凝视着几千万年前恐龙留下来的化石骨架和足迹时,依然可以领略到恐龙庞大的身体和凶猛的气息,也才能真正感受到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描绘的庞然大物曾经在地球上是真实存在的。

    恐龙一直是小朋友们最喜爱的话题,此次讲座是青岛海洋所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组织开展的专家进校园活动。冯伟民将自己的古生物领域的科研经历融入到科普讲解中,生动再现了恐龙这一中生代霸主的起源、演化、主宰地球到灭亡消退的过程,期间穿插了地球生态圈的演变、地质运动,气候变化等地球科学的知识。

    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冯伟民对学生提出的“恐龙化石是怎么运输的?”“暴龙和特暴龙是什么关系”“最小的龙是什么龙,它总共有几颗牙?”“世界上最大的恐龙是什么,有几吨重?”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冯伟民的科普讲座让学生深入了解了科学家解锁恐龙化石秘密的科研过程,领略了史前地球霸主的风范,同时也深深意识到每一次生物的灭绝基本上都是由地球环境变化导致,即使是恐龙这样强悍的曾经的地球主宰者,在自然界的威力面前也显得不堪一击。鉴古知今、居安思危,这也启示我们,为了人类能够长久的生存,我们需要保护地球、保护环境,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承担起我们应有的历史责任。

     

    古生物学专家走进青岛金门路小学开展科普讲座

     

    成都地下空间建设现场。 赵 凡 摄

     

    武汉地铁站。 赵 凡 摄

     

    上海地铁地下空间。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城市化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有效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成为大势所趋。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而国土资源部提出的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则让“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其实近年来,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如何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迫在眉睫。

     

    自以为熟悉成都,可我还是在它最中心位置的天府广场上迷失。令人堵心的堵车和比肩接踵的人流像是不见了。

    这是11月27日的上午,成都少有的太阳出来,眼前所见,是宽阔的广场,上面喷泉、绿地、雕塑、玩闹孩子,还有晒太阳的老人。

    成都市规划院的领导带着我们来到步梯口,一边往下走,一边介绍:天府广场地下工程的总体布局是四层:地面广场,用于休闲和人车集散;地下一层,是商业、文化、交通功能;地下二层,是车库和地铁站厅,地下三层,是1号线站台,地下四层,是2号线站台。

    原来,地面上的广场,在地下却成为另一个立体的繁华世界。会生活的成都人依然会生活,但是换了一种方式。

    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终将向何方?

     

    朝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迫切性、必要性几乎被大举进军的城市化“逼”出来,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性。从政府角度看,“三深一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地勘产业的未来转型都能在地下空间利用中找到突破口

     

    当在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利用地面空间的时候,地下空间的利用,其实早就开始,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整体的、长远的理念上认识。

    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5到7米深的水井;

    1835年,四川自贡诞生了1001.42米的人工钻凿盐井;

    我国目前最深的油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深达8408米;

    我国第一口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5000米深钻在江苏省东海县诞生;

    1969年10月1日,北京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

    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把城市地质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

    无论是单孔挖凿,还是成面积的挖掘建设,亦或是摸清家底的探索研究,我们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起了地下空间的主意。但是,当21世纪第一个15年过去之后,很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这件事,我们再不做,就晚了。

    在国外高校执教多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教授级高工戴春森知道不少国际做法。比如美国的“地球透明计划”、芬兰的“赫尔辛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马来西亚的“排洪与地下公路一体化”。

    这些成规模、成系统的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在一些国家已经完成。地下空间利用的实践也在一些国家做得有声有色,比如新加坡利用10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主要是做物流;加拿大蒙特利的城市空间建设,30%已经转到地下;东京在地下修建了巨型的排水系统。有数据表明,国际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率为30%。而我国城市平均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只是17%。

    地下空间利用的差距是因为整体深测水平有差距。按照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组组长董树文的观点,我国深部探测领域相对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有一个30年左右的代沟,我们在探测技术、探测和利用深度、探测分辨率和探测程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就在人家开始第二轮深地探测时,我们的第一轮才刚刚开始。

    其实,对地下空间利用的必要性,地球人的认识都一样,因为横亘在所有人眼前的问题都一样——而中国,压力则更大。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日益加剧的污染、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地表资源的枯竭……种种问题表明,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深地探测研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国家专项研究势在必行。

    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国家领导人对地下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高度重视,而新近叫响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恰好契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目标。

    “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与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共商建立了深地探测研究协调机制,成立了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任组长的深部研究领导小组,责成由8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首席专家组领衔编制地球深部探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方案,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咨询把关,共同推进深地探测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立项建议书目前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前完成论证工作,这是深地探测的进度表。在科学家的立项书里,深地探测项目分四个层次:第一层,近地表探测(0到0.5公里);第二层,万米资源探测(0.5到10公里);第三层,透视地壳探测(10到30公里);第四层,深地科学探测(大于30公里)。要完成八大任务: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深部含水层结构探测;深部资源能源探测与开采;深部油气探测与开采;地热资源探测与地热利用;深部地下观测与地壳活动性监测;深部探测前沿技术与装备;深部探测与深部过程。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课题排在八大任务的第一,不仅因为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还因为大家对它最摸不清底。

    中国地下空间起步晚发展快,存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亟须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规则进行破解,迫切需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理论、攻技术、建规则”。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说,地下空间安全利用和立项研究对于国家发展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缓解城市土地供应的压力,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第二是防范自然灾害影响;第三是引导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增加社会经济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的效益。因此,“向地下要空间、要安全、要效益,是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调研,就是立项论证工作的重要部分。

    11月25日~28日,地球深部深探研究领导小组及首席专家组成员赴上海、武汉、成都三个大都市调研。来自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等不同部门的有关院士、专家每到一处,即马不停蹄地召开座谈会并考察现场,了解各个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需求点、梳理未来在地下空间安全利用中需要攻克的科技难题、沟通各地方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途径。

     

    关于地下空间的种种涉及,不能再只当成文学看。科学家的畅想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出来,你还当这是异想天开吗?不,它也许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地面城市问题突出,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太空定居。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下看?深部空间资源丰富,人类能否实现在地球深部生存和定居?”

    四川大学的谢和平院士从这个发问开始了自己的阐述。他说,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地面空间相比较,深地空间环境清洁、隔音隔震、天然抗自然灾害,低成本无辐射而且恒温恒湿。因此,深地空间可能成为优于太空移民定居,应对未来地球灾害的人类移居方式。

    移居地下生活,需要建立全链条的生态圈。谢和平构想的奇特之处正在于此。在他的构想中,地下空间要打造出三层——地下宜居城市、地下生态圈和科学探索基地。在这张构想图中,有生活和文化区域,比如可将图书馆、博物馆、会展中心、体育馆、音乐厅、养老院等地上文化、娱乐设施转入地下;有交通与通信,比如可以在深部纵向和横向设计覆盖整个地下空间网络;有生态景观,比如可以进行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地下生态系统构造,以及地下瀑布等景观系统建设。

    科学的构想不是科幻小说,它的内核,还是科学研究与推理。对于谢和平带来的这场头脑风暴,大家观点并不相同,但都认为,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可以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这已经并可能为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所证实。

    地球深部工程要做什么?

    地质学告诉我们,地球从地表到地心,分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同心球层。现在所谓的地下空间利用,主要还在地壳层。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对付的,主要是覆土层和基岩层。而这两个层面的施工,需要多种技术的支持。

    技术是为目标服务的。董树文提出,首先,地下空间是资源,需要向评价其他地下矿产资源一样进行规范地调查、勘查和评价;其次,所谓地下空间并“不空”,而是充满水土、岩石物质、具有温压梯度、应力变化等多重场元的平衡系统,一旦开发利用必然产生原始平衡的扰动和破坏,需要精细的探测和实时的监测技术;再次,地下深部空间具有极端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环境,可以开展地表温压条件下不可实现的实验,如增重环境与上天的失重环境恰恰相反,极具探索性。所以,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包括了城市地下空间、地下含水层和特殊空间三个部分。

    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和地铁建设的多年实践,已经开发和运用了不少地下工程技术。但是要想达到董树文所说的三部分的要求,还远远不够。

    戴春森根据国际事例研究提出,深部工程的展开,应该走这样的流程:第一是要做探测评价。要搞清地球原始平衡状态、建立多场的3D静态模型,画出基本线。第二是做规划。规划设计要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比如工程叠加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地质环境变化对工程的影响,这些变化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对这些演变最终造成灾害的可行性的动态模拟及灾变预测和规划、设计中的规避。第三就是建设使用阶段。这一阶段要进行对变化参数的监测,监测结果要用于校正和更新动态模型,要工程干预消除或延缓灾变演变过程。

    将地面建设放到地下,必须杜绝急功近利。

    作为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院士说,在调研中,他产生了两个基本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要保证规划第一、安全第一和环境第一。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具有不可逆性。地面上建一个建筑,觉得不合适可以炸掉,地下就不行了;地下空间的发展是高成本投入,空间利用先后次序不同,影响的不是一两亿元,而是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问题;地下空间受多强制性要素的约束,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是因为地下是个固体空间,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

    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必须考虑全功能、全深度、全资源和全灾害。他解释道,所谓全功能,是说由于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和巨大挑战性,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功能都考虑清楚,这种考虑要非常超前。所谓全深度,是指要站在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态势来考虑深度问题。所谓全资源,不仅指地下资源,而且指在开发过程中的水、热和废渣石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所谓全灾害,是指既要考虑在地下空间利用之前的灾害问题,也要考虑到在开发利用过程之中的灾害问题,还要考虑开发利用之后运行过程中的灾害问题。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批特大乃至超大型城市,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已迫在眉睫。城镇化大举进攻下,满负荷、超载量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21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拓展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城市地质。2003~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启动了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南京、广州6个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试点。

    南京地调中心研究员程光华告诉记者,三维地质调查试点在多领域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城市地质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查。在多个试点城市建立了数据库、三维模型和信息系统,为城市地下空间探测奠定了很好基础。但是调查深度大都以50米以浅为主,以工程地质钻为主,以钻孔为主,没能够很好地解决不确定性和抗干扰性的问题,深度和精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城镇化的大潮完全不能等待。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交通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让城市管理者急切寻找另一个空间,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表现。

    成都,一个让人充满安逸生活想象的城市,在2005年之前,它的地下空间建设主要还是在人防工程、地下人行通道、车行下穿隧道、地下停车场这个层面。2005年,地下空间利用问题进入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该市先后编制了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和《成都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将商业空间及居民活动空间逐渐往地下拓展。从2010年起,成都市进入了地铁快速发展期。该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成都已经开通了地铁2号线、4号线1期和地铁3号线1期工程,运营里程达108公里。明年将开通运营4号线2期、10号线1期和7号线。

    让他们自豪的还有巧用地下空间建交通隧道、地下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以此来舒缓地面老城区压力。比如天府广场地下工程、川大校园内运动场地下工程、川师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地下工程等。把地下通道、停车场和地铁综合在一个空间成规模设计施工,既解决了交通拥堵老大难问题,又让历史古建熠熠生辉,让老城旧貌换新颜。

    针对地区特点,成都市对地震水文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在规划中重点研究地下公共设施规划布局,在深度上按浅、中、深分层指导,平面上形成分类控制布局。

    成都市的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计划要在2020年末,全市地铁运营总里程达到650公里以上,运营达到500公里以上。计划2025年末,全市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500公里,全域成都基本形成区域骨干地下综合管廊网线。

    武汉,一个由长江和其支流分为三处、水面面积占整个区域版图面积1/4的江城,地下空间如何利用?这个问题,实在让武汉市政府焦虑。武汉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龙正才感慨道,武汉这地方,动不动就要修桥,动不动就要修隧道,地上建筑设计力量还算雄厚。但是要论地下,难度就大了。

    据武汉市规划部门介绍,该市2007年启动第一轮主城区地下空间利用专题规划,2014年结合地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三旧”改造以及“十三五”规划等,启动新一轮武汉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编制。按规划,到2020年,武汉主城区地下空间规模要达到达到450万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6个平方米。

    武汉人说,目前他们的地下空间使用最多的还是停车场。自2012年首条地铁通车后,武汉市进入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2、3、4号线地下轨道,线网总长度达到89公里。但这距离目标还很远。他们的规划是以14条线轨道交通线路,达到60分钟穿越,30分钟达到中心城区的目标。此外,武汉完成了多条水下隧道,其中武汉长江隧道2008年建成使用,是万里长江上第一条穿江隧道。东湖隧道2015年建成,是我国最长承重湖隧道。综合管廊、大型地下商业项目、地下人防设施等都在建设中。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拓展过江隧道,谋划地下排水深邃建设。

    在管理方面,武汉市出台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轨道交通规划管理办法》等一批地方管理法规,探索了地下土地供应和产权登记,轨道交通安全建设与运营管控途径,开展了全市及重点地区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

    在对三个大城市的考察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上海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实践和规划思路竖起了大拇指。

    上海的常住人口高达2415万,对于地下空间的迫切需求,促使它较早即开始了地下空间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特别是地铁建设的大力推进,上海的地下空间开发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近几年更是进入快速发展期。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截至2016年,全市已经建成地下地下工程共有3.6万个,总建筑面积8186万平方米。截至“十二五”末,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行线路总数已达14条600多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已经全面建成。形成了一批多功能、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体。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和道路为优化城市交通提供了新渠道,结合绿地、广场、公园建成的地下车库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地下市政管线设施已成相当规模,专业管沟和综合管廊建设正在探索和推进阶段。此外,还已建成了一批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大型人员隐蔽部等骨干民防工程。

    上海在地下空间利用的管理上也进行了多项探索。比如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和地下空间开发引发地面沉降防治等进行规范。2014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应遵循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环保、公共利益优先、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的原则,并对地下空间实现分层利用。同时,上海还建立了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市住建委牵头、17个部门统筹协调涉及地下空间利用的重大事项。为加强地下地籍管理,上海市还发布了《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规定》,分别针对存量单建地下空间、存量结建地下空间和新增地下空间提出了三维宗地构建方法。2013年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规范了经营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出让制度,明确了出让方式,量化了出让价款的确定方法。

    早在2003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完成地下空间概念规划,这些年,该市相继出台不少相关规划,已有的规划在不断完善中。2012年出台《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十二五规划》。目前,该市已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并向社会公示。

    规划、法律、管理、技术工艺等等方面尽可能到位,上海的探索让人感受到精致用心的国际范儿。

    三个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原因是他们都有共同迫切的需求!

    但问题和困难也是显见的,比如:

    ——规划布局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为未来发展做预留。

    ——就目前开发的深度和结构而论,尽管不少城市地下交通设施建设规模不小,但开发深度与全球城市相比有差距,轨道交通承担公共交通比重有待提高,地下交通网络化需要完善,地下快速路和地下步行道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管理而言,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缺乏统一监管。地下空间建设的历史信息缺乏梳理和统筹管理和分享机制。

    ——在复杂地形上的地下空间利用好还存在技术工艺的难点

    ——在地下空间利用的法规政策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规范

    ——如何在地下空间建设中防灾减灾,保障地面和地下空间的安全,技术和设施需要借鉴全球城市经验,提前做合理有序的开展规划和建设。

    11月28日晚,记者在返京的飞机上采访了刚结束调研任务的深地探测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主任严光生。

    “中国城市发展的迅速程度令人震惊,像上海、武汉、成都这样的特大城市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之大,简直就是迫不及待,而且它们都在加快脚步发展地下设施建设。”这种状态,严光生觉得,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必要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甚至考虑得更长远,在规划中给后人留下了发展空间,从环保的角度,编制了2030年和2040年的不同规划。忧的是,我们现在对地下空间的了解还并不十分清楚,仓促上阵,肯定不行。还有很多科技难关需要进一步攻克”。下一步,他说,要在今年底前完成总体方案的论证,明年争取将完善好的方案上报国家。

    怎么面对地下可利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