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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他们,重任在肩、勇毅前行,用创新思路破解项目难题;他们,挥洒青春、追逐梦想,潜心做好项目运行;他们,以项目为家,以钻机为伴,全身心投身“地质报国”伟大实践。他们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地表基质调查团队(以下简称“地表基质调查团队”)。正是因为有无数个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地表基质调查工作中,才让个人奋斗与廊坊中心高质量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勇担使命 创新思路破解发展难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地表基质调查团队“带头人”侯红星的成长之路与野外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参加工作28年以来,他的足迹遍布红庄矿区、南坪矿区、西北沿边、华北山前平原、东北黑土地、东南海陆过渡区等。这些年,他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仅是团队的“带头人”,更成为大家心目中名副其实的行业“带头人”。

    侯红星(图中)与同事进行技术研讨 

    2022年以来,侯红星带领地表基质调查团队完成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任务,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24年,他承担黄淮海地表基质调查任务。每天清晨,侯红星总是急匆匆赶往办公室,在同事们眼中,他总是那么地忙碌。他不仅要带领团队成员完成地表基质调查任务,还要到所属三级项目进行指导,帮助解决项目重大技术难题、拓展技术骨干工作思路、助力干部职工成长成才。深夜,月亮早已悄然爬上树梢,但技术室内的“战斗”还未停止。走近一看,原来是侯红星和团队骨干成员还在一起挑灯夜战,资料整理、数据分析、成果小结......大家早已经忘却了时间。

    侯红星常常说道:“地表基质调查是一个全新领域,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更没有成形规范可遵循。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奋力开拓,才能在业务发展的新赛道实现领跑地位。”正是凭借这种“踏实肯干、埋头苦干、科学巧干、真抓实干”的精神,侯红星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一轮又一轮地质调查任务,为转改队伍业务转型拓展交上了一份又一份优秀的政治答卷。

    深耕细作 带领团队扎根野外一线

    在地表基质调查团队中,王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迅速成为团队的核心骨干。作为全国海岸带地表基质调查的先行者,他长期扎根野外一线,始终牢记“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工作理念,顶烈日、踏滩涂、斗风浪,用青春书写无怨无悔的时代答卷。

    2021年,王伟担任长三角宁波地区地表基质调查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成员从燕赵大地跨越千里奔赴宁波地区,率先打响了全国首个海陆过渡区地表基质调查“攻坚战”。 

    滩涂取样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王伟没有退缩,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成员开启“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白天“翻山越岭”采集样品,晚上“灯火通明”整理数据。2023年8月,项目进入滩涂区取样攻坚阶段,这片介于海陆之间的特殊地带,环境极其复杂险恶,松软的淤泥深可没膝,稍有不慎便会深陷其中;40摄氏度的高温下,毫无遮蔽的滩面热浪灼人,瞬息万变的潮汐,更让安全作业时间极为短暂。面对如此艰难的时刻,王伟第一个站出来坚定地说:“我是党支部书记,这项工作由我来执行。”此后,他带领调查小组,顶着酷暑每天往返滩涂四五趟,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啃下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完成滩涂区取样任务。

    如今,为守护国家“粮仓”安全,王伟再次主动请缨,率领团队奔赴苏北平原,投身于地表基质调查支撑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的新征程。

    成长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收获才会青睐你。”王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参加工作12年来,无论担任何种岗位、身处怎样环境,他都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团队成员取得一点又一点成绩,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无怨无悔 拼搏奋进勇当地质尖兵

    “做好革命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搬。”这正是崔学朋参加工作11年来的真实写照。谈起这位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老兵”,大家无不为他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折服。

    2022年4月,他不甘平庸,毅然决然加入地表基质调查团队。面对全新领域,他没有丝毫退缩,白天带领调查小组开展背包钻施工,晚上利用休息时间“恶补”专业知识,并积极向专家教授、技术骨干请教,专业技术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逐步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技能人才。

    崔学朋(右一)与同事在野外进行背包钻施工 

    2024年5月,他跟随项目组来到江苏宿迁开展地表基质调查任务。盛夏的8月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闷热的空气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但这段时间又往往是野外工作的攻坚期,为了提升工作进度,他带领调查小组顶着烈日重复进行背包钻施工,找点、打钻、编录、取样、拍照,动作一气呵成。豆大的汗珠从他们被晒得黝黑的脸颊上不断滑落,身上的衣服一会儿便被汗水浸湿,紧紧地贴在皮肤上,手中的工具和钻杆被高温灼烧得滚烫,隔着手套传来难以阻隔的灼烧感。这种点位他一天要干七八个,衣服也在施工和转场过程中湿了干、干了又湿。这是一场与酷热的艰苦较量,更是一场检验责任和担当的考量。

    “每次开展野外调查,我们都要备好很多矿泉水,汗水虽然浸湿了衣衫,却浇不灭我们心中的信念与热情。”崔学朋笑着说。这些年,他不仅工作兢兢业业,更以项目组为家,每当同事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同事们答疑解惑,在帮助同事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综合能力素质。如今,通过不懈努力和拼搏,他早已从青涩的“技术小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侯红星、王伟、崔学朋……他们只是廊坊中心700多名干部职工中的一份子。为了地质调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干部职工,正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团结协作、拼搏进取,以实际行动践行新一代地质人的初心与使命。

    平凡人 平凡事| 一家人 一条心 一盘棋 一起干——记...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打开探索深地幔物质的新窗口

    王冬林能听懂机器的“语言”。杨 富 摄

    编者按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白族小伙王冬林从普通矿工成长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出生地质世家的田虎从技术员到工程师,王云忠、王美英夫妻从躬耕于田亩到热心修复恐龙化石……他们无不把青春献给了热爱的事业,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攀援,一路绽放青春的光芒。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云南省代表团里有一名穿着白族传统服饰,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他在发言中反映农民工的诉求,为民族地区矿业发展鼓与呼。

    他叫王冬林,是云南黄金集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北衙金矿)三选厂磁选班长,一名普通的矿山工人,一名大山里走出来的党代表。

    刻苦钻研,从“菜鸟”成长为专家

    出生于1989年的王冬林,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仅有28岁。而那时,他已经在北衙金矿工作了整整10年。10年的时间,只有初中文化背景的他,从对选矿技术工艺流程一无所知的“菜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解决难题的技术骨干,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优秀工人,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

    2007年,刚刚年满18岁的王冬林作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参加离家不远的北衙金矿招工。这是在白族聚居区开办的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对振兴地方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了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逐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他报了名并被录用。

    王冬林家住鹤庆县黄坪镇河西村小新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种过农田,种过果树,还学过修车,但他觉得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正当此时,在家门口兴办的北衙金矿给了他在民族大家庭成长进步的宝贵机遇。

    刚到北衙金矿时,王冬林被安排在第一选矿厂工作。面对那些闻所未闻的选矿设备,他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可他没打退堂鼓,而是下定决心用勤奋、踏实和毅力战胜困难。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总是挑重活干,哪里不明白就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三四个月下来,那些机器设备他不再陌生,而是摸清了它们的脾气,对它们产生了感情。渐渐地,他还听懂了机器的“语言”。“有时在开机器的时候,我看着水压表,仔细听水的声音,听电机的鸣响,就能判断机器是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转。”王冬林说。渐渐地,王冬林成了多面手。平时,其他岗位的同事因事因病请假,他都马上顶上去,从未出过差错。

    “小王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工作中一直注重学习,既立足本职、能吃苦,又善于接受新理念、勇于创新。”王冬林的师傅蒋照宽对他赞不绝口。2010年10月,二选厂建成,开始试生产。有几个空缺的班长职位,王冬林报名参加应聘,在经过实战和理论考试后,被选拔担任磁选二班班长。2014年3月,北衙金矿又新建了三选厂,王冬林又选调为三选厂磁选二班班长。面对全新的生产线、全新的作业环境,他不断向现场施工人员和设备厂商专家学习,通过设备安装、设备维修和相关培训学习,很快就对设备和工艺流程了如指掌。

    王冬林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情况下原地踏步。他积极参与公司技术攻关,针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年来,他共提出大小提案60多项,别小看这些改革,它为全厂的产能提升、指标达标、设备稳定、生产条件优化、工作效率提升作出了贡献。

    凝聚团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王冬林充分发挥了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自身兢兢业业,踏实勤奋,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还主动关心帮助同事,带领大家共同进步。”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以波说。王冬林201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获得公司授予的“优秀员工”“实干之星”“先进个人”“工会积极分子”称号。2016年2月,他又被推举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表彰。

    王冬林常说,作为一名班长,个人行最多只是一枝独秀,大家行才能换来满园春色。对于自己钻研摸索掌握的技能,他从不吝啬,主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同事。尤其是对新入矿的同事,王冬林总会利用工作的间隙给他们示范操作要领,讲解各项指标参数的含义,分享多年来摸索出的经验。下班后,他经常招呼同事到自己的宿舍交流谈心,与大家共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让自己班里的同事能全面掌握各项技能,王冬林有意安排他们轮换岗位。有时谁要是操作出现了失误,他也从不责怪,而是耐心地分析、讲解,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几年下来,王冬林为公司培养了5名班长。“王师傅既是班长又是陶瓷工,大家都钦佩他为人好、技术精,愿意跟他学技术。2014年,全厂从普通员工中提升了8名班长,从我们班冒出来的就有3人。”三选厂磁选一班班长张金荣曾经是王冬林的徒弟,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正是在王冬林的帮助下,才从“零起点”的新手成长为技术骨干。

    “对结果负责”是王冬林的口头禅。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冲在前面,把全班的同事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体的战斗力。一天凌晨,磁选工段24米浓密池阀门压死,导致大量矿浆喷出,形势严峻,情况紧急。当时王冬林正下班休息。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召集全班人员前往现场,及时止住泄漏,奋力清理矿浆。经过近一夜的苦战,矿浆被基本清理完毕,大家都变成了“泥人”。早晨8时,他照常带领全班人员准时上岗。还有一次,压滤机的电路出了故障,皮带突然停转,11吨矿石堆在上面动弹不得。这时,王冬林他们班刚好到了下班时间,该由其他班来接手工作。同事们提议“我们下班了,别管机器了,交给下一班的人吧。”王冬林说:“我们工作时间出的故障,有义务把它修好再交班。”他把全班人留了下来,先把11吨矿石从皮带上一铲一铲清理到地上,把皮带修好,再把矿石一铲一铲重新送到皮带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生产没有受到影响。

    做一名合格的党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

    回忆起自己2017年6月29日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王冬林说:“得知自己当选时,有点不敢相信,十分激动,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是党培养了我,公司培养了我。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尽我所能为家乡和农民工团体奉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组织和家乡父老的重托,履行好职责,为家乡父老代好言,发好声。”那段时间,王冬林认真参加培训,并先后深入矿业、物流、环保、汽车制造等行业的6家企业开展调研。他和农民工朋友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心声,收集他们的诉求。他把这些意见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带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党的十九大期间,在云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王冬林争取到两次发言的机会。他在会上反映了农民工普遍关注的看病难、上学难等实际问题,把他们的心声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在一次媒体开放日活动中,王冬林面对几十名中外记者提出的生态保护问题,他以自己所在的北衙金矿建设绿色矿山成效突出的生动事例,畅谈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群众急切盼望兴办产业致富,尤其深知保护好生态环境的深远意义。矿山企业一定要树立开矿一处、造福一方的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只要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有效制止乱挖滥采,开发金山银山同样可以还原绿水青山。”王冬林的话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都夸他是个勤学习、善动脑、有远见的白族好阿哥。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冬林深知肩上的责任,并没有沉浸于荣誉的光环之下。他一边像往常一样“4班3运转、每班8小时”工作,以实际行动带领班组成员践行十九大精神,一边积极到农村、企业、机关宣讲十九大精神,目前已宣讲30余场次,四五千人现场聆听了他的宣讲。

    王冬林在宣讲中这样说:“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好好干,认真干,行行都能出状元。在新时代,我们青年人要立足岗位,努力工作,不断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正是从零开始,从自己平凡的岗位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出了优异的成绩,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敬业、奉献、创新、担当,在他的身上,集中展现出新时代矿山工人的新形象。

    脚踏实地炼真金
      当地时间7月28日,“海洋六号”离开西太平洋航渡转移工区第二天。
      经历了之前十几天的昼夜奋战,队员们身心略显疲惫,紧接着进入单调的走航期,船上组织的乒乓球、麻将、足球电子竞技等各类活动颇受欢迎。看着报名表上一个个队员的名字,记者察觉有少数人没有参加,其中就有电机员郑正大。

      潜心钻研,身传绝技

      当晚21点30分,记者来到郑正大师傅的房间时,他正在研究茶几上厚厚的一沓图纸。“航渡期间您还这么忙啊?”记者为自己的不约而至而感到几分歉意。“也没有太忙,在看舵浆原理图。”郑师傅介绍说,今天发现右舵浆3号马达的刹车片有异响。上个航段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并且尝试调整了马达和刹车片之间的间距,当时貌似解决了问题,但本航段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间距问题,其他地方也出了毛病。”
      记者简单翻看了那满页都是图纸的说明书,全英文,厚达400多页。旁边放着一张有些发黄了的纸页,那是几年前郑师傅自制的中英文目录:系统电源部分,左舵浆的在31页,右舵浆的在209页;DP系统,左舵浆的在409页,右舵浆的在411页……在郑师傅的帮助下,记者多少看懂了其中一些内容。“我翻看最多的是主配电板和舵桨的图纸,因为这两套设备故障多。”郑师傅房间门口处的书架上摆满了全英文的设备技术说明书,“这些都是船上一些重要设备的说明书。”
      电气故障比机械故障难排查,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海洋六号”科考船拥有国际领先的电力推进系统,电气设备维护并非一般人所能驾驭。然而,郑师傅则是一个例外,他是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电气管理科班出身的行家。2009年“海洋六号”接船的时候,他就开始熟悉船上所有电气设备了,如今船上100多套电气设备他基本上了如指掌,几年来他经手排除的大小故障连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听队长冼伟伦说,这小半年里他排除了19项故障,其中大都是疑难杂症,如果不能及时排除的话,直接影响船舶安全和海上作业。用队友们的话来说,他的技术就像“海洋六号”的定海神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化险为夷。
      “大多数故障的排查,百分之六七十的时间耗费在研究图纸上。”按照郑师傅的说法,现场发现异常之后,就要凭借专业知识和实操经验来预判故障可能出在哪里。而这种判断的根本依据,就源自设备说明书上的图纸。“一旦查到故障原因,真正到现场维修处理可能也就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的事。”前几天,驾驶台的2号动力定位系统无法工作,从发现故障到排查维修足足一天时间,大多数功夫也都在研究图纸上,最后把输入、输出模块及可编程序控制器拆下来,清理了20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郑师傅不仅自己身怀绝技,还毫不保留地言传身教培养年轻人,据说已经有2名高徒分别在其他船上独当一面了。目前“海洋六号”船上所有电气管理工作,就由郑师傅和前年刚入职的90后陈彪共同承担。在陈彪眼里,“郑师傅的技术很厉害,排查疑难故障非常准、非常快!”每次现场排除疑难故障,郑师傅都会带上他手把手地指导,最近也在排查船上水雾喷淋系统误报警的故障。

      排危解难,精益求精

      7月30日18点40分左右,“海洋六号”正在漂航。记者打算到驾驶台打听打听跨越时区时“拨钟”到底是怎样操作的,竟然遇上了正在驾驶台排查故障的郑师傅和陈彪。“右电推无法启动了,这将意味着船暂时只能依靠左电推前行,动力丧失一半!”一旦遇到恶劣的海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后记者紧跟郑师傅从驾驶台先后来到变频器室、集控室逐一排查故障,四套厚厚的技术说明书都被带到了现场。狭仄的空间里,郑师傅逐一排查相关设备的线路,听着调试过程一次又一次发出右电推启动失败的警报声,记者感觉集控室里的空气都要凝固了一般。郑师傅时而对照分析四套技术原理图,时而蹲下测量相关参数,经过一番推理,在陈彪和三管轮郑少雄协助下果断摇出主配电板上的空气断路器,“这里面的合闸线圈烧掉了,换一个新的试试吧。”更换装复之后,他随后通知驾驶台启动右电推,只听“啪”一声巨响,空气断路器合闸了,“右电推正常启动起来了!”郑师傅脸上终于露出微笑,在现场指挥的冼伟伦长出了一口气,转眼一看此时已是23:00时了。回到房间,郑师傅又开始忙着填写《船舶检修记录表》,详细记载故障排查的过程与方法,“这样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就可以有个经验参考了。”
      对于电机员来说,工作节奏不分航渡期还是作业期,也不分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船在海上,这么多电气随时都可能有某个设备出现或大或小的故障,24小时待命自然很正常了。就在今年6月30日“海洋六号”即将进入关岛靠港之前,船舶电站出现故障。船舶定速航行,3台主发电机并联运行,负荷分配高和低没有规律,最高的超出定额1980千瓦,最低的则为0,左、右电推功率不稳定。处理不好,这种情况极易导致主开关跳闸,造成全船失电甚至失控。郑师傅通过长时间观察、测量、推理和调试,逐渐将故障范围锁定在2号或3号发电机上,经过详细检查发现2号调速器出线端的三脚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从当天下午5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故障解除,“海洋六号”得以顺利靠港。
      全程见证了郑师傅排除疑难故障的过程之后,记者向他请教“秘籍”。郑师傅结合自己19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将船舶电气设备维护归纳为“看、听、闻、摸、测、做”六步走。遇到故障,“看”就是要观察电气设备组成部件的外形和监视装置的指示,“听”电气设备运行时声音的变化,“闻”电气设备运行时散发出来的气味,“摸”电气设备不带电部分的温度,“测”电气设备的各种运行参数和绝缘电阻值,“做”就是对电气设备进行的检查、维护和保养。“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状态下的维护管理比较容易,而在非正常状态下就考验排查故障的能力了。”
      电气设备故障多种多样,只有在了解设备运行原理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锻炼,才能达到较熟练的程度。“电推船技术突飞猛进,这就要求电气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新设备的运行原理,不断总结、完善维护管理细则,才能减少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面对飞速更新船舶技术装备,郑师傅认为“不断提高维护管理水平是硬道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船上花大量时间研究各电气设备原理图,“生活上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能有更多时间为‘海洋六号’踏踏实实做点事。”
      在队友们眼里,郑师傅是技术精湛、不善言谈的“实干家”,记者的确很少看到他出现在非工作场合,也没见过他在哪里高谈阔论。“海洋六号”上,还有一些和郑师傅一样的人,乐于潜心钻研,甘于埋头实干,不愿出头露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实干家”们默默无闻,绽放出别样精彩,同样值得敬重。


    现场研究设备原理


    在变频器室排查


    在集控室排查


    在驾驶台排查右电推


    在排查空气短路器
    默默无闻也精彩

    科研人员在查看刚取出来的岩心。王稳石摄

    黑龙江安达市,一片开阔的黑土地上,一座钻塔巍峨矗立,高耸入云。在这里,松科二井创造了井深7018米的成绩。

    2014年4月13日开钻,2018年3月18日完钻、5月26日完井,历时4年多,松科二井最终井深为7018米,获取了415万组24T(1T相当于1000G)的深部实验数据,超额完成目标,实现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重大突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钻探技术和方法体系,提升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的能力和影响力。

    岩心是认识地球最有价值的资料,比黄金还珍贵

    “上天难入地更难”。人类航天探测器在太空留下足迹,深海潜水器突破洋底极限深度,然而,相比“上天下海”,由于地壳岩石重重阻隔,人类对地下世界知之甚少。

    大陆科学钻探不同于普通石油钻探,取出完整的岩心是最关键的环节。松科二井不仅要打到预定深度,为了实现地层研究厘米级的要求,还必须实现95%以上的岩石取心率(取出来的岩心长度与钻井深度的比值),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读取的数据越清晰精准,越有科学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从一开始就围绕取心率95%这一高要求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说。

    钻探面临一系列世界级难题:在地球的高温、高压、高地应力“三高”条件下,要确保钻具的配件和电子元件能正常工作;同时,要尽可能避免井壁岩石破碎造成井壁垮塌、卡钻等井下事故。

    “表面上看是打一口井,实际考验的是国家的经济和基础工业实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李金发说。

    “钻井是一项高难度、高技术含量、高经验依赖性的工程。”松科二井工程指挥部钻井工程室主任王稳石说,如果将地球比喻成鸡蛋,目前人类探寻地球深部的探测,连鸡蛋壳都没有穿透。“由于地层不稳定,往下钻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王稳石说,在现场的每一天都高度紧张,每向下一厘米大家都会感到莫大的快乐。“有时候一厘米一厘米往下,进尺慢的时候,一个小时不到50厘米。”

    “高于96%的取心率,获得了连续完整的4014米岩心。”在松科二井成果汇报会上,这组数据被地质专家们津津乐道。

    “岩心是认识地球,尤其是探究地球内部情况最有价值的资料,比黄金还珍贵!”王稳石说,岩心作为地下岩石的剖面截取物,是人类了解地球深部唯一的实物资料。取出岩心后,地学家们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用来了解地球的成因、研究古环境古气候的变化规律、研究地质构造运动、发现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等。

    “这些宝贝很娇气,很容易碎裂,要精心照顾”。这批珍贵的岩心目前已移送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实物资料中心。记者看到,岩心呈圆柱形,按照要求,无论大小,每间隔10厘米或20厘米要贴上唯一的“身份证”编码,包括钻孔名称、回次号、岩心段等编号,这些数据伴随着岩心一起存入位于实物资料中心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

    人们习惯了钻塔轰鸣声和钻杆起落撞击声,一停下来反而容易醒来

    “投身于松科二井钻探现场,如同进入一个大家庭。”勘探技术研究所技术骨干闫家,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就参与到松科二井工程的年轻工程师,参与了5种规格涡轮钻具的研制,已经成长为松科二井工程核心团队的一员。

    闫家回忆,松科二井开钻以来,只要钻机未停工,总工程师朱永宜就会在松科二井现场指挥部。“朱总已经63岁了,每天将近18个小时坐在指挥部,有他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

    野外作业需要高强度连续工作,没有固定的作息,只要钻机在运转,时时要绷紧神经。“钻进中每个阶段结束之前是不能随意暂停的,中断后井内可能出现垮塌、卡钻等风险。”勘探技术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曹龙龙每次去井场都需要连续工作两三个月。他主要负责取心钻具的研究与改进等工作。

    “松科二井不少人都要先过‘声音关’。”曹龙龙说,在现场,钻塔的轰鸣声和钻杆起落的撞击声此起彼伏。人们都逐渐习惯了,晚上也能睡得安稳。但也落下了毛病,只要这声音一停下来,大家就会忐忑不安,容易醒来。有时候,曹龙龙清理堵塞的岩心管,长达几个小时的大锤震击之后,耳朵里咣咣的回声会持续大半天。

    “松科二井的成功,缘于它是一次有着明确部署和指导,依靠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科技、工程、服务人员拧成一股绳、通力合作的大会战。”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所所长、工程总指挥张金昌说。

    作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成善带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大学等研究团队,针对未来地球气候系统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高如何响应等重大科学问题,成功申报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项目。通过系统调查研究,围绕工程项目目标,最终为松科二井孔位科学选址。

    中国地质调查局以下属勘探技术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为主体,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大学、大庆油田等多家单位,集结地质行业600余名科技人员,团结协作,共同破解了工程施工、技术研发和理论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实现了科学目标和工程技术目标。

    计划在松科二井基地建立长期地下观测站和深部地下实验室

    “对松科二井现有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充分的总结和提升,加快成果的转化应用,是公益性地质调查的重要使命,也是松科二井转入后续科研阶段的重要方向。”李金发说。

    当前,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负责的松科二井白垩纪古环境古气候研究,以及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的深部基础地质和资源能源等研究相继展开。

    “这相当于给地球演化建了一个档案,有了它才能去揭秘当时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王成善说,松辽盆地是研究白垩纪温室气候和未来全球气候变暖的天然实验室,目前,松科二井岩心已经全部采集完毕,进入后期的数据分析阶段。

    王成善介绍,7018米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实施22年以来最深的深度,代表了中国“入地”的能力;以高于96%的岩心采取率获得了连续完整的6500米岩心,成为大陆和大洋科学钻探计划最长岩心纪录,代表了中国钻探工程的技术;以厘米级精度,研究时间跨度超过6000万年的白垩纪陆地温室气候变化,代表了中国古气候研究的水平。

    李金发说,下一步将深化地球深部探测理论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组织实施松辽盆地页岩油(气)、深层油气等清洁低碳能源地质科技攻坚战,带动大庆油田接替资源的勘查开发;谋划我国15000米国产超深钻探装备系列研发,做好我国超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以及大型含油气盆地科学钻探工程的选址和实施工作。

    王稳石认为,松科二井取出岩心,只是研究的开始。地质学家们将对岩心展开系统的研究,一定会有大量新的地质信息、证据被不断发现,对认识地球自身会大有帮助。

    “深部钻探是21世纪最前沿的科技领域之一,接下来中国地质调查局计划在松科二井基地建立长期地下观测站和深部地下实验室,要进一步对地球深部能源资源开展深入调查,还要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地球深部探测技术的总结提高方面发挥作用,为我国15000米国产超深钻探装备系列研发和超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钻探研究提供依据。”李金发说。

    “经过松科二井的历练,我们很多人从初出茅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有了一定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曹龙龙说,松科二井的成功将为我国实施万米级科学超深井奠定技术基础,钻探工程团队也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钻探技术的研究,在后续万米超深井科学钻探中走得更远。

    《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29日 20 版)

    人民日报:松科二井,“入地”七千米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