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热烈庆祝建党99周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主要负责人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走好第一方阵，保障研究所创新转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题，为全体党员讲党课。

党课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践行“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对党高度信赖，热爱党、拥护党、永远跟党走，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

党课强调，做到“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把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等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新要求落实到年度重点工作上，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部局党组部署安排在研究所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党课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地质调查事业新的历史方位。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坚韧不拔干事创业，围绕“地质技术研究所”新定位，按照局党组 “三个转变”要求，做到“十个坚持，推动“十个加强”，促进“十个提升”，以科技创新推动研究所创新转型发展，以全面依规治所保障研究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能力。

党课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艰苦的探索实践，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做好工作。

党课指出，清正廉洁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之中的不变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坚守党的纪律规矩，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做清正廉洁的表率。要敬畏党纪，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章，坚决做到“四个服从”，对照“七个有之”“五个比如”，坚决落实政治纪律“十严禁”“八个决不允许”。要敬畏法律，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党员干部，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底线。要加强日常监督，强化追责问责，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

党课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全体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政治方向，扛起政治责任，贡献政治担当。要在部局党组正确领导下，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干劲，健步走好新征程、奋力夺取新胜利，围绕“公益定位、绿色利用、行业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思路，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引领、坚持转型升级、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研究所全方位各领域建设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把郑州综合利用所建设成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让部局党组信任、高兴的模范政治机关，为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地质调查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郑州综合利用所班子成员、党员干部职工70余人参加了此次党课活动。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2016年11月21日，地调局成都地调中心党委召开支部建设总结交流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会议听取了各支部工作汇报，部署了2017年支部建设工作。 会议由成都地调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全海同志主持。

大会充分肯定了2015年，成都地调中心支部工作在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肃党内生活、增强干部队伍建设、夯实支部建设、推动文化建设、加强离退休工作等七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发展创新的一系列支部建设的新思路、新做法、新机制，并给予2017年支部建设工作部署高度评价。

王剑同志在总结报告中，从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密切关注职工“四态”等4方面，对2017年度支部建设作出部署，提出2017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完善支部考核评议机制、加强支委培训、建立支部工作督导机制、建立谈心走访机制6项支部建设重点工作和新举措。他强调指出，支部建设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督导党风廉政落实为重点，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在推进地调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成都地调中心重点工作的落实，搭好桥、铺好路，并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明确职责定位，精心服务于业务建设；二是创新工作机制，举一反三，扭转支部工作仅仅停留于上传下达、学习文件的呆板方式；三是密切党群关系，深入群众了解困难，帮助其解决现实问题；四是加强思想政治和文化建设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报告要求，成都地调中心支部建设要制定科学工作计划，坚持领导“五个带头”制度，即成都地调中心党委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带头支持支部工作，带头参加支部活动，带头加强党政理论学习，带头在支部会议上发言，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扎实有效开展支部建设，杜绝支部建设走过场、走形式。

分组讨论环节，各支部、党员代表对成都地调中心基层党建工作现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分析，围绕支部建设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展开热烈讨论，向大会提交丰富支部生活、创新党员教育方式、科学设置野外临时党支部等10个方面87条意见。

成都地调中心党委成员对支部工作提出了5点希望。一是全体支委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转变方式、创新举措，紧扣党建工作重点。二是各支部要将严肃组织生活作为推进地调主业的保障，从思想政治工作抓起，补足全体党员精神之钙，将苗头性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鼓励基层党员为成都地调中心发展出谋划策。四是要根据临时支部人员构成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在具体工作中，要注重挖掘、宣传先进典型，发挥好先进党员的教育示范作用。五是支部要带着感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党群关系，增进广大职工对成都地调中心热爱与信赖。

李文昌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基层党建工作对提升凝聚力、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意义重大。其提出推动支部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再上新台阶五点意见：一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与群众的交心、谈心工作，及时总结反映群众意见；二是紧密联系实际，找准基层党建与成都地调中心“两重工作”的切入点，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的有效衔接；三是真抓实干，彻底扭转中心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乏力、上热下冷”的局面；四是盘活机制，拓宽基层党建工作宣传平台，大力挖掘基层党员先进典型；五是转变形式，丰富支部生活内容，提高党员参与热情。

本次会议经过了认真酝酿和精心部署，为支部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举措，明确了下一阶段支部工作重点，对成都地调中心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党建工作必将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并有效推动了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向基层延伸。

成都地调中心党委成员出席会议，各支部委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党员代表共计62人参加会议交流。 

 

唐菊兴在高原。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不久前，“最美野外科技工作者”中央媒体采访团在西藏采访了唐菊兴，并且到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感受地质工作的艰苦，以及甲玛矿区的今昔巨变。

身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主任的唐菊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耕耘了二十余载，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丰收时节——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2013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国地调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201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时间最长的一个

在2012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个项目也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国际上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造山系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这一重大的成果背后，凝结着成百上千名地质工作者数十年在野外的心血汗水，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西藏，从三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脉再到阿里地区，他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高原。多吉院士感慨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每年都多次见到唐菊兴，他对地质工作的执著、激情和热情，在最艰苦、最危险、外部环境最差的地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值得所有地质工作者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就开始详查工作，不过，由于当时将“海底喷流成矿”理论作为矿产勘查的理论指导，重点是对浅部的铅锌铜矿体进行勘查，因此先后探明铜铅锌资源量108万吨后就再无大进展。2006年起，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铜矿勘探评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浅成“海底喷流成矿”观点，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开展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加以佐证。

唐菊兴带领研究团队做了细致的基础工作，认为甲玛矿床存在斑岩成矿体系的勘查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随后，在2008年，他开始组织团队通过钻探施工来初步验证结论。

在青藏高原进行钻孔施工，按照惯例，钻孔深度达到地下三四百米时还没有见矿就会放弃了，然而，当唐菊兴到现场看了岩芯，并认真研究分析后，他提出，角岩型矿体下面肯定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于是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在钻孔深度达到500米时，终于发现厚度达到200多米的铜矿体，世界级大矿甲玛铜多金属矿从此揭开序幕。2010年，又在甲玛铜山南坑发现了一处矿体，仅这一处提交的铜资源量就接近原来15年提交的铜资源量。到2013年9月，矿区新增的铜几乎是原来15年提交量的14倍。

像这样的奇迹随后在雄村、铁格隆南、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不断发生，对前人成果，继承但不盲从、在继承中创新，使唐菊兴团队找矿成果不断。21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找矿理论，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在西藏探明并新增资源总量相当于18个大型铜矿、18个大型金矿、6.9个大型钼矿、11个大型银矿、2个大型铅锌矿。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1984年，刚满20岁的唐菊兴从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他参与导师王成善主持的“玉龙铜矿似层状矿体成矿作用定位预测研究”，从此与青藏高原结了缘。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据统计，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最初去西藏，从成都出发要走一个星期，一路颠簸不说，还会遇上大堵车，有一次竟然堵了一个星期，一到夜晚，大家冻得瑟瑟发抖，蜷成一团，他戏称自己是“团长”。当然，在高原上工作，当“团长”的次数绝不在少数。

在高原工作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这时，唐菊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不管是一起出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带着野外实习的学生，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信赖他。团队成员刘治博说：“在高原出野外，大家就是生死与共。”就拿过河来说，由于没有桥，过河时都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然后一口气冲过去。一旦汽车在湍急的大河中熄火或是被石头卡住无法前进，就需要一个人下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然后用另外一辆车把它拉出来。这时，总是唐菊兴蹚着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央去把钢缆挂好。他说：“我是项目负责人，高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另外我在水乡长大，水性也比他们好一些。”一次，在藏东类乌齐开展土壤测量，正在过河时，藏族技术员古桑突然脚下一滑落入水中，他本能地大叫“唐老师救我”，唐菊兴听到呼声，急忙扔下手中东西，游过去一把抓住古桑，将他救了起来。

今年西藏雨季特别长，唐菊兴带着几个人去阿里一个铜矿检查，返程时陷车了，唐菊兴拿着工具一会儿到前面挖车，一会儿到后面推车，同行的学生想上前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看着浑身泥水的老师感慨万分：“不光是专业，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等把车挖上来，唐菊兴拍了拍身上的泥又继续赶路。他告诉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在藏北遇到陷车时，我们把棉被、军大衣都往车轮下塞过。”

唐菊兴常戏称自己是个“爬山匠”，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攀登，让他征服了地质科学高峰，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地质人才。

“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

在学生们眼中，“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有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写写随笔，抒发对生活琐事和野外工作的感慨和感悟，不仅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还时常引用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歌手的歌词。

唐菊兴的细腻还表现在与藏族同胞的交往上。在野外时，如果需要到沿途的藏族同胞家中休息或补充一些干粮，他都坚持付钱，尤其是遇到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真诚，他们是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十多年前，唐菊兴率队在雄村金矿外围的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工作，暂住多吉家，并邀请多吉到项目组担任翻译。平时大家一起上山工作，回住地后又聚在一起品尝青稞酒和酥油茶。后来，唐菊兴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一旦有人路过达那答乡，他就会托人给多吉捎些小礼物，从大人的毛衣、小孩的学习用品到多吉喜欢的啤酒，东西不多，但传达的是朋友间深厚的情谊。

“有些藏族同胞愿意过现代生活，从西藏目前现实看，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最可靠的依托产业就是矿业了。”唐菊兴说。因此，每到一地开展项目，首先就是到当地村庄调查了解人员情况，尽可能雇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当翻译、向导、后勤工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手把手教他们相关工作。

“甲玛矿区萨玛龙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熟练的样品加工工人。”唐菊兴介绍说，在甲玛矿区工作期间，他们将岩芯保管和加工工作委托给这个村，村里则轮流安排每家派一个人参与保管和样品加工工作，唐菊兴团队就耐心地教他们劈样、粉碎加工、样袋标号等。经过几年锻炼，这些人完全掌握了样品加工程序和质量要求。“只要有这样的岗位出现，这些人不用培训就可以变身现代产业工人了。”

2014年9月底举行的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代表评选活动中，唐菊兴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个人。

高原攀登二十余载，霜华悄悄染鬓间，如今他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地质工作未来就看你们了。”但是了解他的学生们都知道，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只怕等到明年5月去不了野外，唐老师就急了。”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三十余年来，他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书写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规划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轲。

恪尽职守，以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怀揣着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彭轲2007年加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调中心前身）。

在日常工作中，彭轲负责的工作涵盖了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从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方案审查，到质量检查、年度考核，再到结题验收、成果评审，以及外协业务管理、差旅费报销审核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

 

彭轲（图中）在一线指导

“规划处承担着地调项目全过程管理职责，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我们慢一秒、松一尺，项目进度就慢一分，质量就可能差一寸。”白天，彭轲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工作；夜晚，他常加班加点完成其他工作。

今年，彭轲的左手手臂肌肉僵硬，活动受到限制，但面对繁忙的工作，他总是想着坚持下，说不定过几天能恢复了，就这样一直到情况严重到无法忽视，他才前往医院治疗。然而，即便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丝毫未减，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被问及临近退休为什么还这么拼时，彭轲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说句心里话，临近退休想少干点儿、过得舒服点儿是人之常情，但这要看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看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规划处工作多、杂、急，加上近几年又有两位老同志退休，人手更为紧张。我不干，别人就要多干，甚至可能导致事情不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番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道出了一位老地质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守正创新，以钻研应对全新挑战

2016年，对于彭轲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熟悉的业务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感触是要学的东西多、干的事情杂，挑战一点都不比业务岗位小。在管理岗位，涉及的工作面广，各领域的工作都必须会、必须懂，这也需要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回忆起初到管理岗位时的感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但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坚定。

面对新岗位的要求，彭轲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从项目实施的各环节管理要点，到外协业务管理的时间节点安排；从制度制定，到资质申报和维护，他都用心钻研，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彭轲在野外采集岩石样本

由于多年从事项目工作，彭轲对项目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感同身受。工作部署上，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为项目组着想。在不违背原则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总是积极为项目组出谋划策。比如，在质量检查或验收前，他会提前与项目负责人沟通，根据项目特点列出检查或验收的资料清单、重点工作事项，帮助项目组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项目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彭轲看来，管理工作不仅是对事务的统筹协调，更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将管理工作变成了凝聚团队力量、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地质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情系地质，以拼搏镌刻无悔年华

回顾30多年的地质生涯，彭轲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当属1998年冬天的湘西岩溶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为了弄清花垣县排碧乡小龙洞的岩溶发育及联通情况，他和同事们在十几公里外的消水洞（落水洞），用工业盐和食用一品红做了2次示踪试验，接收点在岩溶排泄口。

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他们在潮湿寒冷的溶洞里一待就是50天，每天只能以米饭加咸菜充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白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操作，记录各项数据；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为揭开岩溶地区的地质奥秘不懈努力。

 

工作中的彭轲

如今回想起来，彭轲感慨万千：“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愈发浓烈。

“我已经参加工作35年了，到中心工作也有18年了，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地质工作，对地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岗位，也非常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主要还是希望守好最后一班岗，为中心发展多出一份力。”彭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地质事业的不舍与眷恋。即使即将告别工作岗位，他依然心系地质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单位、为地质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深耕行业，以热忱赋能事业发展

除了对自身工作的坚守，彭轲还十分关注地质行业的发展和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成长。在他看来，地质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探寻资源的“先行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地球的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还能通过地质勘探发现和利用各种矿产资源，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当前单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彭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地调项目和成果转化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地调项目是主责主业，成果转化是最终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地调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才能实现成果转化，为单位发展开辟新道路。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目前中心地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找矿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力量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他深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地调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武汉地调中心众多青年地质工作者，彭轲满怀期望。他看到了青年一代学历高、知识面广、有干劲、能吃苦的优点，但也清楚他们在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他鼓励青年地质人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传承老专家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要善于从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刻苦钻研地质业务，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前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生逢其时，施展能力的空间很广阔，但重任在肩，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不少。希望他们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担当大任，推动地质调查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彭轲的话语中，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寄托着他对地质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三十余载地质路，彭轲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梦想，用行动诠释了吃苦耐劳、矢志奉献的精神。他是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更是地质事业的脊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地质人砥砺前行，继续书写属于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让地质之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