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两位古稀老人突然举起双臂一阵高呼。

这不是电视剧中时空穿越的历史故事情节，这是2016年7月发生在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依买克村一个真实的故事。

依买克村是一个坐落在昆仑山北坡山脚下海拔约2000米的柯尔克孜族（下称“克族”）聚居的古老村落。201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这个村的村民措手不及，洪水裹夹着泥沙，漫过防洪渠，直接灌入了村民的院子，瞬间院子就变得杂乱不堪。

雨停过后，一对柯尔克孜族夫妇眼巴巴地盯着自家的院里满地湿漉漉的泥浆，六神无主，一副无助的神情令人心痛。就在老人急得团团转时，一群穿着雨靴、衣服沾满泥浆的年轻人，带着工具冲了过来，在院子里一阵清理打扫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先清洁干净的模样。

看见自家院子被收拾得如此整洁，两位不太会讲国语的柯尔克孜族老人，一时不知怎么感谢这些年轻的后生，于是就举起了双臂，喊出了开头的这句话。

项目组进行地质剖面测量

这只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项目驻地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期间，与当地群众心手相牵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实际上，进驻南疆以来，调查团队就承载了“造福南疆，造富南疆”的历史使命，矿调成果不断显现，“地质调查+”扶贫模式得到不断深化，为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发展。

2019年9月27日,“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是自然资源部唯一被授予这项荣誉称号的模范集体。

助力脱贫攻坚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中国地质调查局历来高度重视新疆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矿调工作。2008年，自然资源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展部省合作实施新疆358项目，2016年实施新一轮新疆358计划，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地质工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新机制。

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谓之南疆。南疆接壤六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从地理位置看，南疆四地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6国接壤，边境线长，处于国防第一线，其形势动向，事关全国大局。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它自古就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核心区域。我国历朝历代均高度重视南疆的战略地位，南疆对守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促进全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借助“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如今的新疆，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到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原来边远封闭的地缘局势，正在向沿边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新型地缘格局发展。

因水得名的阿克苏，是南北疆交通要冲和东西贯通的关节点，也是新疆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线中段重要关节点。

位于新疆最南端的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是新疆进入西藏、青海及邻国印度的重要门户和战略通道，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支撑地区。

号称“万山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及周边，有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以及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红其拉甫、卡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境外资源加工业、跨境旅游优势十分突出，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喀什是我国向西开放，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和中巴经济走廊起点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如今正把“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喀什从历史引向未来。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南疆四地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成为一个集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地区，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服务南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推动大型资源基地的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及西昆仑铁铅锌大型资源基地调查等二级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这是一项极其艰险的任务。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滕家欣被委任“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和团队带头人，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矿产地质室主任、南疆工程副首席专家高永宝一起，带领贺永康、李侃、燕洲泉、陈登辉、荆德龙、赵晓健、隋清霖、赵辛敏、赵民、金谋顺等一行30余人的队伍，进发南疆，“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由此成行，开启了本次昆仑山高海拔地区矿调的序幕。

这支队伍大多是一帮身上依然散发着孩子气的小伙子，对于昆仑山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武侠小说或电视剧中了解到一些传奇。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他们对昆仑山充满了向往，于是踊跃报名参与了进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一代伟人毛泽东这样描述昆仑山的雄峻。

昆仑山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昆仑山的大跨度高海拔，昆仑山的雪山冰川，昆仑山的险境魔幻，昆仑山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

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

自古以来，昆仑山也是探宝者向往之地。只是，一些恐怖的传说，阻却了探宝者的脚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昆仑山的地狱之门。毫无疑问，这个横亘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极大的山系。

尽管现代人已经对那些恐怖的传说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这个高海拔层峦叠嶂的幽深峡谷里，究竟隐藏着多少不确定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测。

参加此次矿调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野外经验不足，何况在这种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艰苦环境中工作，既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又要保证顺利完成本轮矿调项目，这对于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民族团结一家亲

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正到了昆仑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浪漫。高海拔，六月飞雪，这是昆仑山的常态。这帮小伙子能否支撑下去，的确是个问号。

南疆地区地域辽阔，不论是地级市还是县城，抑或是乡镇所在地，到调查目的地都是动辄百十公里或几百公里的路程，“西昆仑铁铅锌资源基地调查与勘查示范”二级项目组不得不往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村庄里驻扎。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项目组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的依买克村旧村委会院内安顿下来。实际上，基于对他们人身安全考虑，当地边防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并不同意项目组驻扎在这个与外面没有阻隔、毫无安全设施的简易环境中。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房顶漏雨，院内也淤积了十几厘米的泥水，杂草丛生，而生活用水要到位于高处的沟口去挑，水源常受到牲畜污染，既不卫生也不方便。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项目组成员大多是80后，研究生学历占一半出头，即使出生在农村，几乎也是娇惯着长大的，尽管大学时期老师一再描述过地质工作在野外的艰苦，心里多少有些准备，但见到眼前这般场景，一下子有点懵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十几年寒窗苦读，学成毕业，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活工作，心理的撞击与纠结可想而知。

面对简陋的驻地条件，作为这支队伍的老大哥、子项目负责人贺永康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燕洲泉，一边安抚大家，一边给大家信心。他们说：“这是项目组今后几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要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展现出新一代地质人的精神风貌。”

项目组成员迎着风雪进行剖面测量

于是，党员干部带头，小伙子们丢掉身上依然保留的学生风范，卷起裤腿，撸起衣袖，自觉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驻地建设工作中。

项目组购买了水泥、砂子、砖头、防水材料、塑料管材和水管，自己动手修缮房顶，做防水处理，清理院内杂草、淤泥，挖沟埋管，从山上引水，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挖沟埋管过程中，引来了附近村民的围观。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这帮小伙子在干什么，纷纷拿起工具加入进来。项目组就近安装了公用接水口，顺带把驻地周边几户村民的院内都安装了水管线和水龙头，当水龙头打开，一股清澈的水流涌出来时，第一次用上“自来水”的村民们纷纷冲小伙子们竖起了大拇指，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表达对这帮小伙子的感激之情。

为了解决房屋不足的问题，小伙子们顶着烈日搭建伙房，人工拌混凝土、砌砖墙，一个个又俨然成了泥瓦匠，上梁、铺房顶、做防水顶棚、安装门窗、刷墙、垒灶台，尽管大伙儿都是第一次干这活儿，但一切看起来都很像那么回事，很专业，很认真。

经过多日的努力，院内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篮球场有了，住房、会议室兼办公室亮了，墙上左侧挂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右侧挂着“南疆工程西昆仑二级项目部”的牌匾，正中央挂着“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全力支撑找矿突破”的标牌，醒目而气派。院内围起了花坛，空地已经被收拾成一块块菜地，这是准备种菜的。院子中央还设有一个1米见方的升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整齐停放的越野车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分外悦目。

看着一个废弃的村址，被自己亲手收拾成一个宽敞整洁的院落，这帮小伙子们不禁相互祝贺。隋清霖拿出手机把院子都拍了一遍，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把这个发给我老丈人看看。”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招致小伙子们“哈哈”一阵哄笑，八字还没一撇，女朋友还不知是何方神圣，老丈人还是个未知数呢。这样的冷幽默，在昆仑山下这个偏僻宁静的村落中，时常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热闹非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带着干粮进入深山，寻找矿化线索，填图。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因为高原反应，一双腿沉重得似乎绑上了沙袋，呼吸也不顺畅了，一个个嘴唇呈现出乌紫色，上山背着锤子，下山背回一堆石头，一天下来，人累得快散了架。几天下来，有的人甚至想退出队伍，回到大都市的喧嚣之中。

昆仑山并没有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仙境般的浪漫，一切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毕竟是一帮被“三光荣”精神熏陶过的年轻人，现在身处中华“龙脉之祖”，一种武侠般的豪情油然而生，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早日为祖国找到大矿，为南疆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他们如“野人”般地在这常年天寒地冻的雪山间穿梭，深一脚浅一脚地匍匐在雪山上、峭壁间，喝着凉水，吹着冷风，啃着冻硬的馒头，最好的伙伴就是石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摸着石头，看着石头，让石头的粉尘摩挲脸庞，雪山的冰水浸润眉间。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艰苦的矿调工作，围绕南疆工程和项目成果目标，以西昆仑锰矿找矿和调查研究为重中之重开展工作，以满腔的热忱，用地质锤在昆仑山敲响了最动听的声音。

在驻地，由于周边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族村民，尽管团队中有的小伙子不吃羊肉，但为了尊重当地的民族生活习俗，食堂就改成了清真饮食，大家也毫无怨言。懂得入乡随俗、识大局，如何与村民和谐相处的道理，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新一代地质人朴素的品德和包容的胸怀。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南疆团队的带头人，一名老地质工作者，看到眼前的一切，滕家欣一下子放下心来。实际上，带领这帮年轻人来南疆之前，滕家欣是有些担心的，这帮年轻人能不能吃下这个苦，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矿调工作，他一直心存疑虑。眼前的事实，让他原先的种种不安与担心顿时烟消云散。

为保证本次矿调的顺利推进，促进成果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16年11月，作为南疆工程的副首席专家，高永宝被派遣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原克州国土资源局挂职副局长。

地质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在做好野外矿调的同时，项目部提出与村警务室联手，共同开展“两学一做”宣传教育活动和“民族团结兄弟情、警民共建一家亲”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感。

加克库瓦力警官与项目部的小伙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在跟贺永康聊天的时候，他把家中最近的烦心事告诉了贺永康，说他妹妹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工作，他妈妈听人说，上海那边很乱，吵着要他把妹妹接回来到家门口工作，想贺永康帮忙出出主意。加克库瓦力警官说自己也没出过新疆，也不清楚上海那边的情况。

贺永康听完一下子笑了，告诉他这是个误解，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社会治安一流，经济非常发达，你妹妹能留在上海，说明妹妹很优秀。你妈妈实在担心的话，带着你妈妈去上海看看就知道了。

不久后，加克库瓦力警官果真带着妈妈去了上海，一看到上海的繁华，他妈妈乐坏了，回到家乡后逢人就说上海的美丽与繁荣，再也不提让闺女回来工作的事了。

推进产业发展

几个小伙子从山谷中缓缓地走出来，手上拿着白色的石头，脸上堆着兴奋的笑容，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侃。

这里是海拔4600米以上的大红柳滩项目所在地。看到正向自己迎过来的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李侃举起了手中的石头：“滕总，我们找到矿了，这是一块锂矿石。”

滕家欣接过矿石，露出一脸的兴奋。当他回过神来，仔细端详这几个小伙子那已经晒得黝黑的脸，眼泪一下子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尽管他们头上都带着大边沿的遮阳帽，但由于昆仑山高海拔地区常年积雪，强烈的紫外线通过雪地反射到脸上，很容易灼伤皮肤，小伙子们脸上都蜕掉了一层皮。

由于长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工作，这些本来白白净净的帅小伙，一个个都被晒成了古铜色。

实际上，这种野外的艰辛，较之于路途的艰险，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大红柳滩一带地处西昆仑腹地，遥望喀喇昆仑。这里交通不便，抵达工区需穿越昆仑主山脉，翻越众多达坂，绝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距离最近县城达500公里，物资供应不便；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山势陡峭，切割强烈，常年有风，最高可达8级以上。

在中国西部有一条神奇的“天路”——219国道，也称新藏公路。它穿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全线多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公路。而去大红柳滩就得从这条线经过。

“行车新藏线，不亚蜀道难。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这段顺口溜就是新藏线艰险的真实写照。

由于这里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状况，泥石流、塌方、滑坡、地基沉降等频繁发生，致使库地、麻扎、黑卡三座达坂仍是问题路段，抢修的速度赶不上自然破坏的速度，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段“永远修不完的路”。

新藏西线于1957年开通，当时还只是简易的砂砾公路，最窄处仅有2.5米宽，驾驶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库地达坂虽然垭口海拔只有3150米，但它的高度是垂直的，一面悬崖峭壁，另一面则是万丈深渊，走在上面心有忐忑。加之自然和地质灾害的破坏，说是柏油路其实已成了搓板路，路烂且窄。正如当地司机所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高原驾驶技术和定力，会腿发软，手发抖。

穿过这样的路段，无疑对人的意志和胆量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承担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任务的小伙子们也没有退缩，为了完成矿调任务，频繁地在这条线上穿梭。

每天早上天刚亮，他们就带着干粮，背着地质包匆匆出发，工作区距住宿地方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往往是两三个馒头，一包咸菜当作午餐。简单充饥之后，再继续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实在太累了，躺在地上小憩一会儿，任由风吹日晒。

昆仑山矿调工作区昼夜温差很大，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在山上时不时会遭遇暴雪、冰雹，不一会儿地上就白茫茫一片。冰雹肆意地打在脸上、衣服上，有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但会默契地抬起头，避免雪水融化脸上汗水干涸留下的盐碱流入眼中。

由于长期在野外这种特殊的环境工作，大部分地质工作者都是男性，加之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把家属带在身边，想家是必然的。但是，大多时候野外没有信号，项目团队中已经成家的年轻人，有时候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很难，时间久了，连听听最爱的人的声音竟都是一种奢侈。

对于项目组成员来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静心找矿，搞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地质工作精神的传承，是肩负国家使命、助力南疆脱贫的责任和担当。

锂资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资源，在当前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大背景下，锂资源的开发利用贯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

帕米尔-昆仑山伟晶岩区是我国重要的伟晶岩分布区，区内伟晶岩成群成带分布集中，以康西瓦-大红柳滩一带最为发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在大红柳滩一带发现了锂矿矿化线索并发现1处中型锂矿，其后外围找矿一直进展不大。

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通过在西昆仑大红柳滩一带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总结锂矿成矿规律，运用高寒深切割地区“空地一体”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实现了该区伟晶岩型锂矿的找矿突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他们，较低的地质工作程度反而提供了更广阔的找矿空间。通过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带动新疆地勘基金重点投入和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促进形成了大红柳滩百万吨级锂矿、火烧云千万吨级铅锌矿和玛尔坎苏亿吨级富锰矿3处国家级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南疆地区矿业开发的资源基础，重塑了我国锂、铅锌和富锰资源格局。

为推进成果转化，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精准对接克州人民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紧密合作，创新性地建立了“克州模式”，通过开展国家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矿产调查、召开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研讨会、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培养等多方面的合作，使得克州的锰、铜、铅锌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积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共同编制完成了《克州矿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克州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使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的勘查开发得以快速推动，富锰矿资源量已达5000万吨，一期电解金属锰厂已建成投产，2019年1月~10月实现产值9.4亿元，上交税费1.2亿元，带动地方就业约2000人，有力地支撑了克州矿业经济发展和绿色矿业发展。

“克州模式”是落实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很好实践，也是新一轮“新疆358计划”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成功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