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以下简称“物化探所”）研发的“一种基于CNN的频率域低频拓展多尺度全波形反演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专利的取得，进一步增强了物化探所地震勘探“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技术体系的完备性，为基础地质调查、能源资源勘查与评价等提供技术支撑。

本发明针对全波形反演易于陷入局部极小值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的多尺度全波形反演方法。基于先验地质信息建立层速度模型，通过卷积神经网络训练样本数据，从实际高频地震数据中预测可靠的低频数据，由低频数据开始进行多尺度全波形反演，有效避免了反演易于陷入局部极小值的问题，实现了对反演速度模型的准确获取。

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三十余年来，他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书写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规划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轲。

恪尽职守，以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怀揣着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彭轲2007年加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调中心前身）。

在日常工作中，彭轲负责的工作涵盖了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从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方案审查，到质量检查、年度考核，再到结题验收、成果评审，以及外协业务管理、差旅费报销审核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

彭轲（图中）在一线指导

“规划处承担着地调项目全过程管理职责，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我们慢一秒、松一尺，项目进度就慢一分，质量就可能差一寸。”白天，彭轲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工作；夜晚，他常加班加点完成其他工作。

今年，彭轲的左手手臂肌肉僵硬，活动受到限制，但面对繁忙的工作，他总是想着坚持下，说不定过几天能恢复了，就这样一直到情况严重到无法忽视，他才前往医院治疗。然而，即便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丝毫未减，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被问及临近退休为什么还这么拼时，彭轲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说句心里话，临近退休想少干点儿、过得舒服点儿是人之常情，但这要看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看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规划处工作多、杂、急，加上近几年又有两位老同志退休，人手更为紧张。我不干，别人就要多干，甚至可能导致事情不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番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道出了一位老地质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守正创新，以钻研应对全新挑战

2016年，对于彭轲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熟悉的业务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感触是要学的东西多、干的事情杂，挑战一点都不比业务岗位小。在管理岗位，涉及的工作面广，各领域的工作都必须会、必须懂，这也需要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回忆起初到管理岗位时的感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但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坚定。

面对新岗位的要求，彭轲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从项目实施的各环节管理要点，到外协业务管理的时间节点安排；从制度制定，到资质申报和维护，他都用心钻研，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由于多年从事项目工作，彭轲对项目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感同身受。工作部署上，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为项目组着想。在不违背原则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总是积极为项目组出谋划策。比如，在质量检查或验收前，他会提前与项目负责人沟通，根据项目特点列出检查或验收的资料清单、重点工作事项，帮助项目组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项目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彭轲看来，管理工作不仅是对事务的统筹协调，更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将管理工作变成了凝聚团队力量、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地质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情系地质，以拼搏镌刻无悔年华

回顾30多年的地质生涯，彭轲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当属1998年冬天的湘西岩溶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为了弄清花垣县排碧乡小龙洞的岩溶发育及联通情况，他和同事们在十几公里外的消水洞（落水洞），用工业盐和食用一品红做了2次示踪试验，接收点在岩溶排泄口。

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他们在潮湿寒冷的溶洞里一待就是50天，每天只能以米饭加咸菜充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白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操作，记录各项数据；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为揭开岩溶地区的地质奥秘不懈努力。

工作中的彭轲

如今回想起来，彭轲感慨万千：“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愈发浓烈。

“我已经参加工作35年了，到中心工作也有18年了，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地质工作，对地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岗位，也非常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主要还是希望守好最后一班岗，为中心发展多出一份力。”彭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地质事业的不舍与眷恋。即使即将告别工作岗位，他依然心系地质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单位、为地质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深耕行业，以热忱赋能事业发展

除了对自身工作的坚守，彭轲还十分关注地质行业的发展和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成长。在他看来，地质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探寻资源的“先行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地球的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还能通过地质勘探发现和利用各种矿产资源，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当前单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彭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地调项目和成果转化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地调项目是主责主业，成果转化是最终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地调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才能实现成果转化，为单位发展开辟新道路。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目前中心地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找矿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力量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他深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地调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武汉地调中心众多青年地质工作者，彭轲满怀期望。他看到了青年一代学历高、知识面广、有干劲、能吃苦的优点，但也清楚他们在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他鼓励青年地质人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传承老专家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要善于从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刻苦钻研地质业务，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前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生逢其时，施展能力的空间很广阔，但重任在肩，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不少。希望他们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担当大任，推动地质调查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彭轲的话语中，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寄托着他对地质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三十余载地质路，彭轲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梦想，用行动诠释了吃苦耐劳、矢志奉献的精神。他是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更是地质事业的脊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地质人砥砺前行，继续书写属于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让地质之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近日，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以下简称“环境监测院”）殷跃平院士承担的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乌蒙山区重大地质灾害易灾机理和风险防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

为进行飞仙关煤系复合地层易灾地质结构与失稳机理和中小型地质灾害精准识别研究，项目组赴乌蒙山区开展野外工作，完成了重大地质灾害点工程地质测绘约50平方千米、煤层采动型特大地质灾害井下采空区变形调查1处、深部变形长期科学观测示范点调查8处、重大地质灾害三维建模8处、采取岩土体样品10组等现场工作，为后续建立采空区特大地质灾害长期观测系统、煤层采动区碎屑岩山体滑坡稳定性评价及构建智能模型样本库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现场调研工作期间，项目组受云南省镇雄县、贵州省赫章县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的邀请，指导地方政府开展了镇雄县杨家寨砚山滑坡、葡泉大街高陡边坡变形失稳、龙王山山体开裂变形、垮山高位崩塌、顶拉高位崩塌和赫章县阿穴滑坡等多起突发重大地质灾害险情应急处置。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7月1日，在安新县大王镇的地质调查现场，地质工作人员在编录土壤样本。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地质调查工作目前全面拉开序幕。针对不同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目标层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将调查地下0至10000米范围内土壤层、工程建设层、主要含水层、地热储层、深部探测层的地质结构和地质参数，建立不同空间尺度四维地质模型，打造“透明雄安”基础平台。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7月1日，在安新县大王镇的地质调查现场，地质工作人员在采集土壤样本。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7月1日在安新县大王镇拍摄的地质调查现场。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7月1日，在安新县大王镇的地质调查现场，地质工作人员在焊接下井管。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主动服务“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海洋强省”建设，自2022年起，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海口中心”）开展海南岛昌化江流域生态修复支撑调查项目，着力查明昌化江流域生态地质条件、水土流失、侵蚀淤积等主要生态地质问题，识别生态安全风险，逐步建立“调查-监测-评价-修复”服务模式，为昌化江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国土空间规划与利用提供地质支撑。

项目团队拍摄的昌化江流域部分区域植被情况

边学边干 支撑生态修复措施提出

海南岛昌化江流域生态修复支撑调查项目是海口中心转制以来实施的第一个生态类项目，项目周期为2022年-2024年。

“我们团队缺少经验，只好边学边干。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都集中精力在昌化江流域中下游开展生态本底调查研究。”项目带头人、探矿工程高级工程师李习文说道。项目组积极对接海南职能部门，收集资料进行学习，在开展实地调查过程中，还经常请教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科研院所的专家。

工作、学习两手抓。在野外调查期间，项目组多次线上请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并邀请教授学者实地指导项目组运用遥感解译、模型反演等多种技术手段查证流域生态地质问题、分析成因机理。项目组基于遥感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域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发现2017年以来昌化江流域植被覆盖较好，矿山面积有所减少，废弃矿山的修复效果较好，主要得益于海南省落实严格的生态保护举措。

此外，基于遥感动态监测数据，项目组利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SLE计算，分析出流域水土流失程度、面积、分布和变化，发现昌化江流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问题。项目组针对流域的成土母质、地形地貌、植被覆盖、降雨、气候等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流域风化层松散，中上游降雨丰富，雨水侵蚀持久，下游降雨集中量大，侵蚀作用强，加上流域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沿线种植果园，人类对土壤改造频繁，存在土壤裸露和植被破坏现象，导致水土流失相对突出。

为了准确掌握流域下游河流两侧地层产状及含水层分布情况，查明地下水补充方式，分析河水径流量对地下水的影响，项目组在昌化、三家、四更3个镇实施探采结合井10口，揭露调查区基岩为花岗岩，查明了15米以上的浅层含水层分布情况，经水质检测及综合分析，昌化江两侧地下水存在径流补给形式，但影响范围较小，主要在河流两侧1千米以内，河口因海水倒灌，导致两侧少部分土地盐渍化。

“这些调研成果为后续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李习文表示。

乘风破浪 解密沉积成因机理

河口淤积，不仅会影响船舶通行妨碍渔业发展，还会影响河口生态，造成河口岸线的侵蚀加强。项目团队在昌化江河口布设了55个取样点位来采集海水样和沉积物样本，检测昌化江河口区域水质，分析河口沉积物来源，沉积成因机理。

项目团队在取样调研

“我们租用居民的小渔船，凌晨5点上船，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李习文说，河口工作区水深在1-10多米不等，2人徒手将20多斤重的沉积物采样抓斗拉上来很是吃力。有时河口和海上风浪大，船小而颠簸，队员们会出现晕船现象。为完成任务，他们在船上每天只补充少许干粮，两天下来大家都晒得黝黑。

“前期我们沿着昌化江流域海岸线徒步走了75千米，设置了61个控制点，调查防护林和海岸侵蚀淤积状况。”项目团队成员张士友说，为了更进一步掌握河口水底地形地貌、海水流速流向变化情况，团队在河口设置了2站位的定点海流观测和60千米的单波束测量。

他们在船上作业，不是早出晚归，就是挑灯夜战，有队员调侃道：“以前一直想看日出日落都没实现，参加野外调查竟一次圆梦。”

在查证海岸线侵蚀淤积变化情况时，项目团队设置了10余条岸滩剖面监测点，选择潮位最低时进行RTK测量线上固定点位高程。项目组经过多种手段实地调查，结合遥感等数据综合分析发现，昌化江河口侵蚀淤积比较严重，流域水土流失较为突出，降雨后携带大量泥沙至河口，中上游多处水库、发电站蓄水，平常下游水量小，入海口海水倒灌，海水与河水交汇受影响，河口三角洲、沙嘴地貌发育，从而形成河口淤积。

“河口淤积带来的问题比较复杂，不仅会导致河水与海水交换削弱，让近岸红树林出现退化，还会影响当地渔业发展和行船安全。”张士友说。

对接需求 坚持调查与公益并行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除了初步掌握昌化江流域水土流失、河口淤积、近岸侵蚀等现状外，项目团队还基本查明了流域地形地貌、地层岩性、成土母质、土壤类型等生态地质条件，为开展昌化江流域生态地质区划，进行流域生态地质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

目前，项目组联合海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拟借助昌江县保桥水土流失监测站，利用现有的“径流小区”（对坡地水土流失规律和小流域水土流失规律进行定量研究的一种测验设施），加强对昌化江流域水土流失的长期监测，分析不同坡度、植被覆盖度、降雨等多种因子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以便基于实验结果提出生态治理和修复的方案。

项目组建立了下游泥沙模型，提出护水土和清淤等河口淤积治理措施，将有力支撑昌化江河口生态修复及昌化一级渔港建设；初步构建了热带雨林区生态修复综合调查技术指南，逐步建立“调查-监测-评价-修复”服务模式，为持续开展热带雨林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项目组还积极对接地方，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完成海南琼中黎母山镇天然富硒地块调查及省级推荐评价，初步圈定无公害富硒地5342亩，助力琼中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在昌化、三家、四更3个镇实施探采结合井10口，解决了1000余人饮水和100余亩农作物灌溉用水问题。

下一步，团队将继续对昌化江流域上游，尤其是对热带雨林生态多样性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按下生态调查“快进键”，开启海洋地质调查新征程，为服务“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海洋强省”建设谱写新时代地质人的华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