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弘扬“李四光精神”，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李四光纪念馆采用了多样的宣传手段和方式方法。

9月20日，李四光纪念馆接待了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会主席培训班及河北地质大学的参团团队，通过讲解，使参观团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李四光先生的光辉一生。参观结束后，针对培训班学员将李四光精神与地质工作“三光荣”传统相结合，围绕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埋头苦干、扎实奉献开展深入交流。针对河北地质大学则共商长期合作意向，明确将李四光纪念馆设为该校广大师生的教育培训基地，引导青年师生在“李四光精神”的感召下，为光荣而豪迈的地质事业奋斗，自觉弘扬、践行爱国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0月12日,地调局地学文献中心与石油附小联合开展了以“梦想于心 立志于行”为主题的科普报告会，地调局地学文献中心特邀地质专家龙凡将军做了题为“雷锋精神引领我无悔人生路”的地质精神科普讲座。地学文献中心向石油附小捐赠200余册地质科普图书，龙凡将军向石油附小捐赠雷锋塑像。

地学文献中心希望石油附小的同学们通过地质图书馆捐赠的地质图书、举办的地质科普活动更好的了解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进而培养地质科学兴趣，树立地质科学志向。

龙凡少将是解放军技术一级高级工程师，杰出的军事地质专家，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5次。获得中央军委四总部首次颁发的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等荣誉。龙将军生动地描绘了自己50多年来投身地质事业的心路历程，在雷锋精神的指引和强大动力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坚定了投身地质事业的决心，工作中勤勤恳恳、发愤图强、勇于创新，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经历深深地吸引并感动着师生们，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龙将军最后勉励学生们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铺在祖国的大地上，做个对祖国、社会有用的人。

本次活动不仅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陶冶了心灵，增强了斗志,而且加强了地学文献中心与石油附小的工作交流合作，开启了地质科普共建的新局面。

地学文献中心、石油附小相关领导、科普室工作人员及200余名师生出席了活动。

面对当前石家庄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党委、所领导班子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及时启动了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压实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责任，多措并举，确保全所职工及家属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河北省要求，水环所石家庄和正定基地大院实行封闭管理。封闭的只是有形的大门，敞开的是无形的牵挂。水环所成立了以青年为主力军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积极投入、精诚合作、甘于奉献，为石家庄疫情防控和两个基地大院安全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大门能锁住的只是脚步，但锁不住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激情，时刻准备以饱满的热情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疫情形势严峻且不明朗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已组织全市人民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水环所石家庄基地大院有近300人、正定基地大院有近400人，数量众多且有不少行动不便的离退休老同志，为全员核酸检测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志愿者们身先士卒，冒着风险冲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前面。有的维持排队秩序，不辞辛劳的劝导着人群；有的登记人员信息，哪怕手指已经僵硬；有的为医务人员拆解检测棉签，哪怕更加危险；有的搀扶着年迈的老同志，小心的送回住处。每一个瞬间都是温馨的，犹如冬天里的阳光让人暖暖的。当然，在这些默默奉献的人群后面更让人敬佩的是入户检测志愿人员，走门串户十多家，带领医务人员一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同志上门检测。小区封闭管理过程中，居住在水环所基地大院的人员存储的食物日渐减少，吃饭成了大问题。积极联系所属居委会、商超，为两个基地大院居民日常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此时，青年志愿队又一次站出来，不畏辛苦地帮忙搬运菜品，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志愿服务队送货上门，这送的不仅仅是菜品，更是爱心，也是对老同志为水环所奉献的敬仰，志愿服务队用实际行动传承和践行了正定大院精神。

我们相信，在正定大院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全所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一定能够战胜本轮疫情。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虽然李四光先生已经离开40余年了，但是他的这些话仍像星辰一样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正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李仲揆。他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小学，为振兴海军，15岁的他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在日本，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8个字。

李四光先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实业司司长职务。1913年，他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2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做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同年，李四光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北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当作实践的极好机会，不断积累资料，不断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4年~1936年，他先后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四光闻讯欣喜若狂。他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在1950年春天，化名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著作。他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由于受旧中国历史条件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解放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1923年他提出了 虫筳鉴定方法，创立了10项标准，将虫筳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烦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和科学性。这10条标准，一直被国内外虫筳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虫筳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李四光就开始对中国第四纪冰川进行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上世纪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做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我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李四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都是海相地层，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大多是陆相地层，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后来，国家陆续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纵观李四光先生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地质工作者要更加注重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注重加强野外地质研究，注重加强地质基础科学研究。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李四光精神，以李四光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每一位地质人都能在这种感召下收获一种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部分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力学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