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人来说，青藏高原的美，在于碧空如洗的蓝天、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旖旎的湖泊……但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李海兵研究员的眼里，青藏高原的美隐藏在从古至今一次次的大地脉动中。“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青藏高原变形构造、活动构造与地震机制研究。地质研究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一份职责与使命。”

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是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互相作用的结果。距今4500万年以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方推进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碰撞与挤压，在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出现强烈的新构造上升运动，形成了目前的“世界屋脊”。

自从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质所工作，李海兵就与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高原地区工作要面临各种风险。最危险的一次是2003年在藏北阿里无人区工作期间，他因感冒引发肺水肿，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才脱离危险。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山洪暴发，在洪水即将冲到帐篷的关键时刻，他将珍贵的野外样品从帐篷里转移出来。忆及往事，他没有后怕或犹豫，“我坚信地质工作的主战场在野外”。

李海兵（左三）在野外工作现场。

近年来，地质研究所举办大学生地学夏令营，带领来自全国地质院校的大学生开展地质研学。这些大学生们对李海兵印象深刻：“李老师知无不言，许多世界前沿的科学认知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都拿出来和我们探讨。”“他在给我们讲授知识时，总是‘手舞足蹈’、两眼放光，而且想要将他研究多年、处于世界前沿、现在在课本上还见不到的成果都教授给我们。”“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李老师总是鼓励赞赏我们，并一步步引导我们，为我们耐心解答。”学生们说，在他身上看到了地质学家对地质的那种炽烈的热爱和对后辈的慷慨无私之情。

对地质的热爱始终支撑着李海兵。在工作中，他敏锐把握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态势，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构想，引领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关键领域攻关，只为揭开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

30年来，李海兵多次组织开展青藏高原强地震应急调查，确定了阿尔金、东昆仑、龙门山、鲜水河等青藏高原主要断裂带的几何展布，研究了断裂的运动速率和强地震复发周期，总结出青藏高原不同块体的地质、地貌、断裂组合和地震活动特征，提升了对青藏高原强震活动性、活动规律的认识，在汶川地震机制及破裂过程、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构造变形与活动历史、主要断裂带强地震复发周期和动力学过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为国家防震减灾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地震应急科考“先锋兵”

自2001年11月东昆仑可可西里发生8.1级大地震以来，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进入地震活跃期，持续发生多次破坏性强震。昆仑山、新疆、汶川、玉树……每当大地震袭来，李海兵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区，开展地震应急科学考察，为抗震救灾和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

频发的余震、破裂的山体和地表、垮塌的建筑物从未阻挡住他前进的步伐。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海兵和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及科学钻探选址考察队在汶川、北川、青川等地进行为期30天的同震地表破裂带研究。白天，他们沿着地震破裂带认真勘察，走访当地群众，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地震活动遗迹；晚上则在帐篷内加班加点，裹着睡袋打个盹儿就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严酷的工作环境下，他一直以饱满高昂的工作热情影响和感召着考察队全体成员，通过细致认真的勘查和扎实严谨的分析，及时形成对发震机制的认识，为上级分析研究余震灾情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的总地质师，李海兵通过组织实施汶川科钻工程，发现和确定了汶川地震两阶段破裂过程和两种不同的滑移机制，识别出龙门山断裂带易发生大地震的粘滑型断裂和不易发生大地震的蠕滑型断裂，发现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有效摩擦系数(≤0.02)，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对认识大地震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具有重大意义。

坚守初心矢志报国

作为一名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李海兵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要立足科技前沿、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切实把履行责任、担当作为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和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近两年来，李海兵带领团队，在鲜水河活动断裂带开展了1∶5万专题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2020年，他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工作，为川藏铁路建设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得到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充分认可和表彰，相关成果入选了中国地质学会2020年十大科技进展。“这些成果都表明，基础地质研究可以有效服务国家需求。”李海兵语调略带自豪地表示。

地调科研工作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和团队形成的过程。作为团队领军人物，李海兵组织并领导团队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积极树立协同发展思维，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精神，通过项目培养聚集了一批青年人才。团队成员近年来一直活跃在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断裂作用研究第一线，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个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973项目以及多轮地质调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地震机制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团队成员马晓丽因在推动我国地震灾害评价体系建设和促进中外科研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国政府友谊奖；潘家伟、郑勇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图幅地质填图科学家名单；李海兵团队入选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今年五一前夕，李海兵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将这份荣誉视为一种激励，将奋楫扬帆、赓续前行，在青藏高原上书写更宏伟的篇章。

（来源：《旗帜》2023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矿业报记者）

二○一一年，马晓丽在帕米尔高原开展野外工作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6年过去了，马晓丽不仅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还结婚成家，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200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了3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利时姑娘Marie-Luce Chevalier（中文名马晓丽）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时的同学李海兵打来的，得知她正在找工作，李海兵立即抛来了橄榄枝：“你为什么不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马晓丽想了想，立即答应了，身为地球活动构造研究青年专家，马晓丽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新构造、构造地貌、古气候、宇宙成因核素测年等方面的研究，曾经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Science》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篇，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晓丽深深地热爱着那片神秘的高原。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棕发蓝眼的马晓丽名字却很中国，她解释说：“我的中文名是10年前李海兵的女儿给起的，当时小姑娘才11岁。我的姓Chevalier有骑士的意思，骑士都会骑马，而且马和Marie发音近似，至于晓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马晓丽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高中老师，“但他们都是搞文学的，我完全不感兴趣。”她天生就喜欢大自然，喜欢在野外爬山，搜集漂亮的石头以及观察各种动植物。

不过比利时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山，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晓丽看到了一些壮美的火山图片，让她对岩石、地质产生了最原始的好奇心。而她对火山一直很钟情，多次实地参观火山，“我喜欢去看新的小活火山，它们可爱极了。”

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没有专门进行火山研究的导师，马晓丽只好选择了活动构造研究。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西藏西部绵延1000余公里的喀喇昆仑断层，了解这个断层的运行机理，估算它的平均发展速度，还有其移动和活动，是评估这一地区潜在地震风险不可或缺的工作。

因此，从2002年开始，马晓丽几乎年年都会来中国，到西藏艰险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和采样。青藏高原上风景很美，但环境极其恶劣，课题组经常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工作，晚上直接就地搭帐篷睡觉，温度低于零下十几摄氏度……这样的野外环境，很多经常出野外的男地质队员都吃不消，马晓丽却从不抱怨什么，“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最大的考验来自高原反应，有一年去野外前，马晓丽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因为空调温度太低她患上了感冒，结果飞机刚到拉萨，她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快反应越来越严重。考察地点位于海拔4500米到5000米的地区，她连续四天不吃饭也不睡觉，只是不停吐。同事们开车将她送到当地一个简陋的医疗点，输液、吃药后，她又被送到海拔低一点的日喀则休养。

那几天，躺在病床上的马晓丽心急如焚，每年能去野外的机会不多，时间又很短，想到同事们都在野外考察，自己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都干不了，她就觉得万分可惜。

曾经的经历如此痛苦，也不能打消马晓丽的热情，她反而格外珍惜每一次到西藏野外考察的机会，到达后她都会先休息两天，养精蓄锐，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研究喀喇昆仑断裂带已经15年了，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到中国工作后，马晓丽很顺利地就申请到了自己的科研项目，带领一个课题组进行青藏高原板块运动的相关研究。活动构造研究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对各类型活动构造的研究中，地震构造和活动断裂的研究是最活跃的课题。事实上，地质构造的活动不一定都引起地震，但构造地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断裂带的局部或全部冲动达到相当激烈程度而引起的。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不管高原环境如何恶劣，马晓丽都坚持去现场采集数据标本，“我来过，我看过，我知道这里每一公里范围的卫片，才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青藏高原地区是世界上发生大陆内地震的主要地区，地震活动规律性强，是现代构造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近代地震活动并不强烈。马晓丽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至今已有15年了，完成了8篇相关科研论文。

2016年10月，她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西部的鲜水河活动断裂带，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野外考察，同行的还有她在中国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 能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作研究，把自己会的东西分享给他们，马晓丽觉得很开心。

马晓丽还很喜欢中国的学术研究氛围，每次和同行们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她都听得格外认真，尤其是作青藏高原地区研究的专家们，每年见一两次面，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有收获。

到中国这几年，马晓丽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许多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工作进展，还获得了2015年度“优秀黄汲清学者奖”。

不久前，马晓丽结婚了，2017年，她还将在地质研究所继续招收活动构造专业的研究生，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已经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

刚到中国的时候，马晓丽觉得最大的难题是学中文，她住的小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人会说英语，去银行、买东西、上医院都需要有人帮助，非常不方便。6个月后，马晓丽在北京五道口一家语言学校报名学中文，接受每周4个小时的一对一教学，6年过去了，虽然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了，她依然保持每周两个小时的学习。由于经常要出野外，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无法保证学习时间，她就抽中午时间在办公室做作业，然后请同事帮忙修改一下。

而在工作之余，马晓丽和所有年轻的姑娘一样，喜欢健身、游泳、跳舞、瑜伽、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当然，还有旅行。在中国工作这几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还经常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洛阳盛放的牡丹，也有壮观的云冈石窟以及初春北京的街头风景，“我还没有去过张家界，非常想去，另外还想去贵州看看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而谈到中国各大景区假期人潮涌动的景象，马晓丽有自己的聪明选择，“假期的时候我就到单位来工作，等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休假出去旅行，而且只要带上我的电脑，在哪里我都能工作。”

而在所有的爱好中，马晓丽还是最喜欢爬山，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朋友们组织的爬山队，大家经常相约结伴去北京的郊区爬山，特别喜欢去爬野长城。“野长城很危险吗？我觉得还好，比起青藏高原来说好爬多了。”不经意的话语流露出她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她想念那片高原，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

高原风情

西出格尔木，沿着S303省道，向肯德可克矿区进发。一路上，没有都市的喧嚣，多了一份自然的宁静。道路两边，随处可见诸如“警钟长鸣，防火护林”、“森林防火，利国利民”、“保护野生动物，促进生态平衡”之类的警示标语，足见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珍惜与热爱。

从格尔木到拖拉海中桥，植被较为茂盛，典型植物是红柳，一丛丛、一簇簇，生命力极其顽强。路的远端还有一片胡杨林风景保护区——胡杨林是沙漠中的生命之魂，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

拖拉海至乌图美仁乡段，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这里少有植被，天空中也看不到生命的舞动，仿佛是时空转换，将人带进一片风沙的世界。风沙呼啸，划破长空，历史的车轮碾过，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那是吐谷浑国英雄的厮杀，那是南凉国的铁骑铮铮，那是青唐羌的金戈霍霍，一个勇敢彪悍的民族，在这里写下无数的故事，而今，却永久地消弭在这片黄沙当中，留给后人无限的追忆。

乌图美仁乡水草丰茂，牛羊成群，是蒙古族人的聚集地。在这片上天赐予的祥和之地，自然少不了生命的灵动。看，一对旱獭在尽情嬉戏；健硕的雄鹰展翅翱翔于天空；成群的野驴就像高傲的草原骑士，奋蹄疾奔；“草原上的精灵”羚羊或站立，或奔跑，彰显着这片土地的神奇。

安营扎寨

经过前期考察和反复思酌，我们选择了一处位于工作区域中心、离河道距离适中、地势开阔平坦的地方作为驻扎地。

高原的天，说变就变，刚扎完帐篷，一场大雪就不期而至。第二天，天气放晴，我们在营地周围围上铁丝网，确保生活区的安全。一切就绪后，我们竖起五星红旗，燃放鞭炮，庆祝正式入驻工区，开始工作。

在高原地区生活，需要克服高原反应，防止紫外线灼伤，做好防寒工作，应对多变的天气。一开始，部分队员出现头晕头疼、嗜睡的症状，被伙伴们及时发现，最终通过发放高原应急药物、加强休息和营养，慢慢地调整和适应了过来。我们对营地人员进行了多次安全培训，反复强调注意事项，尤其是要注意穿衣，不要用冷水洗澡、洗头，以防感冒，禁止私自走出营地。

高原地区的艰苦条件，更加让我们认清了国家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心，明白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身上的压力，更坚定了保持身体健康、征服高原、做好工作的信念。

我们的工作区域是乌图美仁蒙古族人的聚居区。当地人多以放牧为生，每家每户牛羊数百头多至上千头，成群的牛羊漫步在高原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碰到客人，乌图美仁蒙古族人会拿出水、食物盛情款待，虽然语言不通，但都有着同样的肤色，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生在同一片蓝天下，一条洁白的哈达，大家就都是安达，一生一世的兄弟。

野外工作

高原地区作业，除了带好必备的作业工具外，还需要备足食物和水，带好防晒帽、防护眼镜和应急雨具。上山时，走好每一步，不可一味图快，忽视个人安全。

在野马泉（呼都森）进行1:10000地质物探综合剖面测量时，队员们发现了鸟蛋，很是兴奋，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照，但没有一个人用手抚摸和拿动 ——高原上的生态本身就比较脆弱，爱护草原生态是每个地质工作人员应尽的义务。后来，听当地的蒙古师傅说，较大的鸟蛋儿可能是鹰隼，队员们激动得梦中都是小鹰破壳，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

拉地质剖面的时候，沿着GPS导航的方向，遇山爬山，遇水涉水。有的山非常陡峭，山坡上都是碎石，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走一段都会感觉气喘吁吁，这就需要队员注意脚下，走好每一步，及时休息，调整自己的体能。

尤其是在景忍工作区开展工作时，车辆开不到工作起点，我们背着食物和水，扛着仪器，爬了3座大山，走了1千米多才到达起点位置，抬头四望，到处都是厚厚的沙漠，踩下去，黄沙能没到脚踝，行进非常困难。中间是陡峭的山峰，一道碎石山、一道沙山，就这样交替着，我们的线又正好布在山梁上和半山腰，山下是一道道深沟，凶险万分。年轻队员体力不好，年长的队员就尽量替其背一些东西，并不时提醒注意脚下，慢慢走。天气异常炎热，蚊虫不时侵扰，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带的1.3L的大水瓶却不敢大口喝，坚持合理分配着，到了终点才一饮而尽。

这次可谓是最艰难的一次，体力消耗最大的一次，对我们的意志也是一次极大的磨练。不过，只有经历了困难，走过了风雨路，我们以后的脚步才能走得更加坚定和踏实。

终于下山了，GPS显示：4867km。“又一座高山被我们征服了！”大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满足感，在休整后全力迎接下一个挑战。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