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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事迹,是一次难忘的过程。

    初次接触他的生平简介,我们感到:在当下我们惯见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过“高大上”,近乎“不真实”。

    他为什么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他为什么不求院士头衔、行政职务,一心只埋头研究?

    他为什么非得忙到回不了家,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黄大年教授生前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2号井前留影。

    ……

    我们一直在追问,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不同寻常作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朋友和学生,我们渐渐有了叹服,有了敬仰,有了瞬间迸发的泪水,有了长留心间的感动。

    爱国,

    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当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这栋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楼,看到那斑驳的墙壁、老旧的楼梯,我们立刻就理解了当初很多人对他的不解:“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你还要折腾什么?”

    “如果不回国,他们一家人在英国应该会工作、生活得很好。”当我们去采访他的好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时,她刚刚开口,就用纸巾掩住了眼睛。

    很多人都提起他那句“高调”的表达:“国家在召唤我们,我应该回去!”坦率地讲,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年过半百,这么热血沸腾的激情从哪儿来?

    在常人看来,如果他想为国效力,完全可以定期回国、两边兼顾,在吉林大学做一个“流动编”教授。

    可是,他不愿意。

    整整一个月,从长春到北京,从他生前同事、学生采访到他的同行、好友,涉及相关人士30多人,形成近20万字的采访笔记……

    夜深人静,我们整理笔记,从入党誓言到毕业赠言,从为了学校科研放弃出国,到完成留学任务立刻返回,从听到国歌会流泪,到主动去当北京申奥志愿者,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讲述的相似情节,让我们渐渐感到,对于爱国这件事,黄大年绝不是应景式表态。

    海漂多年,他心底积存的爱太炽热、太强烈,所以他无法含蓄,也无需掩饰。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讲的一个故事,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大年回国后,统战部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的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进KTV,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

    “黄老师当时很谦虚,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上去唱了:《垄上行》《我的中国心》、《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不断地唱,不断地唱。”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

    “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那是一种荣誉吧!?”

    那一天,结束采访,已是夜晚。我们走在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内心因为任波的讲述震荡着,我们似乎距离他的内心更近了一步。

    他的回国,捧回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支撑着他的付出与疲倦、奋斗与信念,熔铸成他生命的内核,散发着无尽的光与热,让那么多人众口一词、久久难忘。

    回到住地,我们两人一个一遍遍听着《我爱你中国》,一个看着《我的祖国》视频中《上甘岭》的黑白电影画面……热泪盈眶。

    越了解,越痛惜,越无法释然他当初的决定——即使在今天,海外留学者人才济济,我们翻看他的履历,仍觉走进一段传奇:1996年,一个名叫黄大年的中国人,刷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惋惜、同学们的惊异中,他一天没有耽搁,踏上归程,返回祖国。

    而正是他的归来,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时空的阻隔、境遇的改变,渐行渐远,不再回头。而他,饱尝了奋斗的艰辛,一颗心依然滚烫。

    再度归来时,他已经带领团队实现了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一旦离开,他必须承诺不再使用此前的研究。那是一个科学家多少年奋斗的心血啊!

    为什么?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有多少人望其兴叹、欲求不得,可他却能当断即断、毅然决然!

    那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爱国,早已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是他执着认定的、用毕生生命给出的答案。

    他的本真,他的率性,

    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一个率真的黄大年。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

    我们问他的生前同事:他有没有发过脾气?很多人摇了摇头,想不起来。印象中,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谦逊又和善。直到他的秘书王郁涵讲到他因为有些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态度“摔手机”……

    我们又找到和他“惺惺相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和他“深夜长谈”的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他们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告诉我们黄大年的困惑与焦虑,以及他如何在低谷中调整心态,又如何去积极地改造环境。

    有一些细节,哪怕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无名的感动。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要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青年教师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黄老师当时就在那儿。”

    一瞬间,我们流泪了,怔怔盯着那片空地。

    这是怎样一个为了科学可以舍去自己的人啊!

    在这个人们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我们接触的人越多,越看到他不同的侧面;问的问题越细,越感受到他鲜明的棱角;越是有新的发现,越停不下追寻的脚步……白天,我们就像“中了魔”,坐进一个受访者的办公室,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敲击键盘;晚上,又像“失了魂”,脑海中总在回放着那些场景:他在深夜奔波机场、火车站,他在女儿婚礼上疲惫而又幸福的微笑,学生们送走来宾后集体跪倒在他灵前……

    这些点滴,聚沙成塔,从模糊变得清晰,真实映射出黄大年的精神世界。脑海中总是回响黄大年告诫学生的那句话:

    “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黄大年曾说,他的偶像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现在,他做到了。他用同样的选择,为人们定义了什么是高尚的灵魂、什么是信仰的坐标。

    懂得他,

    也懂得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一群人

    黄大年生前曾说,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结识了这样一个群体。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急得落泪。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专家究竟因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和他联系,他都用短信回复“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

    同样功成名就的海归,同样的科研“疯子”。原本以为他们会联系紧密、经常切磋,谁知施一公说:“因为我们都太忙,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即使谈话也没有一次超过半小时,但是我们回国的选择是一样的,对国家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这就是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吧。”

    到后来,说到送别,他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我们没有再问,因为已无需再问,对于这样一群一心报国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壮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呢?!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只有爱国。他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最大规模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曾因为着急科研进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树文发飙,我们原以为,董树文会不高兴,甚至会排斥黄大年,可是他却面带微笑、云淡风轻地说出了那段往事,说出了他是怎样劝慰他,又是怎样支持他。那一刻,我们内心是触动的,触动于他们面对科学时的那种实事求是,触动于他们超凡脱俗的那种处世之道。

    我们问了董树文一个问题:“怎么理解黄大年那种对科学探索的疯狂?”他没有迟疑,就给出一个让我们瞬间折服的回答:“科学家就得有这种激情,才有创新的驱动力。我是搞地质的,我自己现在上山前都要打针,往半月板里打针,因为我的半月板已经碎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辈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样,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董树文特意带我们去看深探项目的成果展,每一块展板、每一项成果,他都如数家珍。他说,深探项目结题时,他和黄大年两人去德国演讲,走下讲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把他们都震了。有位外国专家惊呼:“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

    说完,严谨的董树文笑得很骄傲!那笑里,有探索者的豪迈,也有报国者的真情。

    那一刻,我们的眼眶很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黄大年,看到了一批“从来不缺痴心”的中国科学家。我们也许不懂他们的科学,但我们却深深懂得了他们的心灵和力量。

    就是这样一群人,感召着更多的人。于平说,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还在,都想把黄老师未竟的事业完成。

    黄大年最得意的门生马国庆曾经为了帮老师留下来,没有出国。现在他一口气领下了好几个项目,要把老师规划的事情做完。他眼里有泪,还调侃说:“我现在这么年轻就得了颈椎病,都怪黄老师。”

    黄老师生前费尽心思吸引到吉林的专家和海归人才也在想尽办法,把他弥留之际还在关心的新兴交叉学部的各项工作细化下去……

    还有黄老师的那些学生,都没有忘记对老师许下的诺言:学成回来,汇聚起来,就是中国深部探测的生力军。

    我们曾经很想问:58岁,太短。黄老师的这一生,值得吗?

    杨长春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们哭了:“很多人觉得大年苦,苦吗?不苦。从整体上讲,他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这句话,击中了我们的心。

    那一刻,我们终于懂了他。

    祖国,生命为您澎湃
      编者按: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在他退休后的整整二十载的时光里干了一件事:编写了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篇幅相当于6部《红楼梦》。

      可谁曾想到,撰写这些文稿时,他的身体已经透支到了极点:肺、肝、肾、胃没有一样是好的,特别是肺气肿,让他彻夜难眠。可是,他硬是凭着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并把这些珍贵资料无偿地献给了大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

      他就是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杨衍忠同志。

      杨衍忠生前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震撼:无论是他对“红色基因”及其信仰的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他在生命中呈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所诠释的对地质事业的始终不懈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他用生命唱响并弘扬“三光荣”精神的崇高品质,还是他对同事、对朋友、对亲人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不朽,逾远而弥存”。今天本报推出的这篇长篇通讯《此情感天动地》,即是本报记者以手中之笔真实记录、以期再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典型事迹的用心之作。敬请读者垂注。

      

      6月5日。

      古城江西赣州。

      房间里,在几张桌子拼成近三米长的主席台上,层层叠叠堆满泛黄的资料。这些资料纸材各异,旧挂历、书信纸、药品说明书……这些纸片被按照内容分类打包成卷,整齐摆放。

      一张巨幅照片覆盖了整整一面墙。照片中的老人,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笔,在伏案疾书。

      “这种信仰,这种坚持,很不容易……我更愿意说,他是‘穿越地层的烛光’。”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党委书记陈武面色凝重,兀自频频颔首,喃喃自语。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捐赠仪式:一位77岁的老人委托亲人将退休后20年带着各种病痛折磨而悉心整理的9套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和几百张地质图表无偿捐献给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捐献给党组织,捐献给国家。

      而这一刻,距离老人离世仅仅15天。

      他叫杨衍忠,生前是江西省地矿局下属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四年前,杨衍忠的老朋友张祖廉偶尔到家里串门,发现了杨衍忠深居浅出的“秘密”——1994年病退后,杨衍忠便开始整理完善自己工作数十年来积累的地质、物化探资料卡片。

      而彼时,与杨衍忠1985年所设定的“至2000年完成一套赣南地区矿产和物化探异常卡片”的最初设想相比,已经晚了十年。

      这种“延误”,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超常的任务量和太差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许,收集、整理这一整套的地质、物化探资料需要的精心构思,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繁复前期准备工作。

      

      有人专门做了比对,将600万字更直观量化:一部《红楼梦》约100万字,杨衍忠的资料信息卡片相当于6部《红楼梦》,而这其中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思考和查阅资料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

      1994年,杨衍忠因为健康问题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说,他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血呈喷射状。连续数年,每出野外,他的爱人都会为他准备多条自己缝制的“尿不湿”。杨衍忠在这种简易的“防护”下,依然坚持在野外一线工作数年。

      他在1985年的自传里说,自己有很多“缺点”,其中就包括“不坚持搞身体锻炼,有胃病”。

      事实上,最让他饱尝痛苦、深受折磨的可能是伴随他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 “肺气肿”。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了能更早地完成资料信息卡片初稿,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常常写十几分钟,就斜靠在床上补吸氧气,稍加休息,整装再战。一些在他病重前往探望他的朋友说,那段时间,杨衍忠说话一直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吐痰,面色暗红,一对眼睛又大又暴,满是血丝。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写字都需要用放大镜看着写。”杨衍忠向他的朋友自嘲。

      按照最初的构想,他要从9个方面编撰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卡:计划编撰赣南18个县市3000套矿产资源卡片,每套1000字,约300万字;编撰1000套江西南部岩浆岩卡片,每套500字,约50万字;编成六种矿藏异常卡片,包括1:25万航空磁测卡片、1:25万航空放射性测量卡片、1:10水系沉积物测量卡片、1:20万重沙测量卡片、1:20分散流测量卡片、1:20万金属测量卡片……

      去家里看他的亲戚和朋友回忆说,他家的壁柜,卧室里的衣柜,床下,沙发下,几乎每个角落堆的都是用资料袋子装着的、满满的地质资料、地质图纸和笔记本,一摞一摞整齐地摆放。

      

      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完成一项这么大的“工程”?

      他笑了笑说:“也没有人要我去做,是我自己坚持要做的。队上和国家用得着。”

      在他看来,自己参加工作50多年来,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收集南岭山脉六个省的地质、水文、矿产、物探、化探资料,还收集了当年冶金、核工业、有色和多个地质队及省局科研所等部门近80年的地质资料。这些资料是几代找矿人智慧的结晶,是无价之宝。如果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卡片,指导后人地质找矿,那就是浪费。

      他说,人老了,走不动了,可以给后人做一块铺路石。

      其实,在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能勉强走得动的时候,他还会每年搭乘队上的车,跑到野外的矿化点去逐一验证。

      谢万优是杨衍忠带出来的徒弟,可是他更愿意叫他“老大哥”。2005年4月份,杨衍忠在完善地质卡片时,怀疑赣县沙地有硒矿异常,决定亲自去验证。恰好谢万优也在赣县沙地做项目,就打了招呼,一起同行。爬山,已经不是70多岁的杨衍忠能够“胜任”的体力活了。尽管一路停停歇歇,爬到矿点,他还是累得粗声喘息,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操作。最后发现异常还是存在,但不是很好。完成任务后,杨衍忠已经没有力气走下去了。最后只好被谢万优背下了山。那一次,他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看来,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山找矿了。

      他的大儿子杨忠明回忆,杨衍忠有一次和儿子闲聊时无意间“吹嘘”自己是赣南地区的“活地图”。

      其实,“活地图”不是吹的。杨衍忠“学识渊博”是他的同事公认的,他们把他叫“杨博士”。因为“肚里有货”,杨衍忠被很多人盯上了。矿业走俏的那几年,一个找矿线索就能卖个大价钱。于是很多矿老板找他,找他的儿女,希望搭上关系,求个指点。甚至有人明码标价,年薪50万聘请杨衍忠做“投资顾问”,都被他一一婉拒。他的堂侄也在投资矿业,拎了礼物专程去家里“探望”,却被他骂得不敢再说话:“吃完饭赶紧滚!”

      后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的小儿媳正罹患胃癌,全家已经负债超过20万,急需用钱。

      

      近两年,他开始忧心自己的病痛,他怕“马克思”不再给他更宽限的时间。“我现在每天坚持工作8小时以上,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了。假若时间允许,我准备在2013年把全套信息卡片编撰完成。”

      事实上,他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张祖廉说,1994年退休后,他和杨衍忠被返聘,在局里编写项目设计书。睡到半夜,听见有响动,张祖廉睁眼一看,杨衍忠又爬起来工作。“大半夜不睡觉,在搞什么?”被扰了酣梦,张祖廉有点懊恼。“刚想起一个问题,得赶紧写下来,要不明天会忘掉的。”杨衍忠陪笑解释。

      工作,成了杨衍忠眼里甚至睡梦里的甜蜜“负累”。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想起问题随时写下来保存,不管这种“积累”附存在什么样的纸上。

      于是我们看到,他保存整理的地质、物化探异常信息被写在各种纸上:挂历、药品说明书、信纸、香烟包装纸……他写坏了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写完了几百斤的草纸。

      “都七老八十了,这么拼命干什么!”有时老伴实在气不过,就会拧着不让他弄。他就会给老伴儿解释:“我要先把资料编出来,到时再上电脑打印出来。如果我的生命和时间不允许,就把这些资料全部捐给大队资料室,让后人去完成……”

      “你的后人又没有学地质的,你给谁?”老伴儿生气反击。

      “干地质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小孩!都是我的后代,你懂什么!”杨衍忠眼睛一瞪,这回他真生气了。

      杨衍忠的老家在瑞金市一条老街的巷子里,低矮的房子,潮湿,光线暗淡。据了解,杨衍忠兄妹共五个,他最大。五个兄弟,除一个弟弟外,都是党员。

    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里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是说,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岂能因白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而意志越发坚定,决不会坠掉直凌青云的志向。这几句用在杨衍忠的身上,恐怕最妥帖不过。

      南山有鸟,三年不鸣

      从赣南队的院子向北,穿过几栋旧楼,从靠西边的单元门进去,沿着楼梯爬到四楼,就是杨衍忠的家。



      

      房间里陈设简单,都是一些旧得不能再旧的家具。

      朝南的卧室是杨衍忠生前居住的。床最特别:床板被支起来,一头高一头低,上面堆满书籍。他的家人解释说,由于身患重度肺气肿,他的床特制成高差20公分,即头的一端高出脚的那头20公分,这样他才能让呼吸顺畅些,睡得舒服一点。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以备不时之需。一只旧得发黑的双层立柜敞开着,这原来是放各种资料用的。一张几十年前的高腿桌漆面斑驳,上面还放着杨衍忠先生的放大镜、绘图尺,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圆珠笔。

      “我和他结婚50年,印象里,他一回家就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写啊写啊,总是没完没了的写,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东西。他也从不和我提起。‘你不懂哟!’我稍一追问,他就这样回答我。”杨衍忠的老伴儿、72岁的胡香娇回忆,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不停翻看散落在桌子上的老照片,幽幽叹息。

      窗外,雨声淅沥。在晦暗天光的映照里,老人满脸泪痕,单瘦的肩膀微微颤栗。

      

      “他身体一直不好。每天都要吃八九种药片。如果他能多点时间去搞搞锻炼,或者多休息一下,也许不会走的这么早,这么快。可是,他总是太忙了,总是没有时间。”

      “那天,他把所有的衣服从衣柜里丢出来,把他的那些宝贝一卷一卷的整理好,放进去。我生气,我还和他吵。他眼睛一瞪:‘你的那些破衣服算什么!你懂什么!’”胡香娇擦擦眼角,“我和他吵,其实心里是好高兴。他这回可能是忙完了,不再写了,闲下来也许可以陪我去买买菜,带着孙子孙女出去慢慢走走。他好多年不出门了,因为走不了几步就喘得厉害,就要靠墙歇歇……谁想到这么快就走了。”胡香娇的泪流干了,但记者分明还是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

      没人想到杨老这么快就走了。可能也没有人想到,其实,杨衍忠很早就萌发了编撰整理这套地质资料初步设想。为了他的鸿篇巨制,他已经酝酿和准备了近30年——

      早在1985年6月22日完成的一份自传中,他这样写道:要找矿,必须抓住选区选点这一环。自己要亲自参加。每年至少有2~3处可供物化探普查的基地,有1~2处可供详查的基地。在1~2年内,收集和掌握全赣南地区物化探测绘资料。特别是赣南西部资料。1~2年内绘制一本全赣南地区1:20万地质、矿产、物化探综合图件。到2000年,建立一本完整的矿产和各类异常卡片和工作程度卡片。

      

      杨衍忠家客厅的北面,杨衍忠的遗像靠墙而立。他的长子杨忠明躬身上香,而后退步凝望,良久沉默。

      “坦白地说,对于父亲的坚持,我始终不能理解。在父亲离开的这些天,我也在不断的问自己,在不断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执着?”而这,也许是所有人都在心里追问的一个深沉的问题。

      不知道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

      在杨衍忠的庞大的“资料库”里,能找到的他的自传有两份:一份写于1966年元旦以后;一份写于1985年6月。两份自传均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

      杨衍忠于1938年出生于江西瑞金的一个红色家庭。母亲刘招娣是个老红军,在红军五次反围剿后,作为红军妇女宣传队队长留驻瑞金继续开展革命,尔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迫害多年。受苏区文化的熏陶和家人的耳濡目染,杨衍忠从小就有着一股别样的红色情怀。

      1956年,年仅18岁的他,作为县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被瑞金县委分配到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参加工作。从此,杨老把一身的红色基因,转化为对地质事业的热忱,用执着与奉献唱响了一曲地矿人的生命礼赞。

      “1956年~1960年,连续两次被单位先后保送到中南煤田地勘地质干校和北京煤炭工学院地球物理化学探矿系学习深造三年;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66年被列入国家选派出国从事物化探工作人选……”透过杨老发黄的档案简历,就能直观感受到他的优秀与卓越。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老在野外从事物化探工作整整有38个年头,先后承担过《南岭地区地质找矿成矿预测大普查》和《江南地轴多金属成矿预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为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作为主要发现者之一的“会昌岩背锡多金属矿田”找矿成果,先后荣获1988年地质矿产部三等奖和1990年江西地矿局地质找矿一等奖。1994年,经他优选三次的两项物化探异常查证,安远园岭寨发现中型以上钼矿,大龙-淘金湾矿区发现25条金矿脉,均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果。

      自1983年起,杨衍忠作为华南物化探科技情报网江西分网联络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赣南片联络组组长,到闽、粤、湘、赣四省的地勘单位,参加各种地质学术报告、交流会,并深入赣南多个知名矿区勘察、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地质矿产、物探遥感资料,为南岭地区找矿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地质数据遵循。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杨老真切感受到了地质基础资料的薄弱与匮乏。

      “作为一名红军后人,作为一名老党员,作为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我有责任把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整理,给后人提供一些找矿信息。”从1985年起,杨老开始为他的鸿篇巨制努力工作。

      他在1985年的自传中写到:“……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几年的事情我会终生不忘,我感谢党的关怀。我要加倍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天要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去研究地质情况,研究物化探异常。”“虽然在矿点异常上小有成就,但离党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决心更加努力(同时加强锻炼,把身体搞好才能更好工作),争取3~5年内在找矿方面有重大突破,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哥哥上班时忙,我们指望他退休之后去看看他,和他叙叙旧,或请他回老家看一看,可他退休后更忙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偶尔去看他,他和我们聊几句就赶紧又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忙正事,可为他的身体担忧啊!”在杨衍忠的老家,他最小的妹妹含着眼泪说。

      

      “其实,在老人家的自传及其他的实践行动中,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江西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彭泽洲说。这也是江西省地矿局领导班子以及赣南地质调查大队的干部职工在了解了杨衍忠先生的感人事迹后,对其崇高精神寻根溯源的高度一致的结论。

      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雨季的江南,时光变得细碎悠长。在这样的细碎悠长里,一种追念痛彻心扉。

      厅堂里,借着幽暗的天光凝视杨老的遗像,清瘦,颧骨突出,看起来像个倔犟的老头。

      “老头儿的脾气有时蛮倔的,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胡香娇回忆,杨衍忠一直希望几个子女里能够有人继承他钟爱的地质事业,所以,最小的女儿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专门从队里请了一天假赶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退休,是小学老师。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学校餐厅的大圆桌旁帮女儿填志愿,很高兴,女儿考了高分,又难得团聚。他要求我小女儿第一志愿填写长春地院,两个儿子不同意,意见出现分歧。老杨就生气了,站起来一撩,把大圆桌掀翻在地,摔门走了。”

      “后来呢?”

      “后来,一家人商量后,还是瞒着他填了别的大学。但他仍坚持要女儿填报长春地院。几天后,趁女儿不在家,他竟然偷偷改掉了女儿填报的志愿,最终女儿还是读了长春地院。他说:‘长春地院有什么不好?那是地质院校的王牌!’”

      “毕业后,女儿被分配到地质大队化验室。再后来,女儿又考了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生。女儿离开地质行业,老杨心里可能一直还是蛮失落的。”胡香娇说。

      杨衍忠的女儿说,父亲走时,披上了他最看重的党旗,她很欣慰。因为她最知道,父亲为了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当之无愧!直到住进重症病房,家人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肺、肝、肾、胃没有一样哪怕是一点点好的,肝硬化,肿块都突出来了,手就能摸到。女儿说,难怪父亲这几年都不愿去做单位安排的体检,只是去开些药回来。父亲说过,要是体检检查出什么来,就肯定要在医院折腾好久,折腾家里人,还花好多钱。父亲这是在替家人省心省力、在替单位省钱啊!

      在大儿子杨忠明的眼里,“父亲”仅限于一个亲近的概念,和父亲相处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对父亲的感觉,小时候生疏,长大了依然生疏,叫他爸爸都觉得很拗口。他放松的就是每年过年那天打几个小时牌。跟儿女没有过多的话语交流。表扬和批评都是简单的几句话。”

      但杨忠明心中清楚知道,父亲也有侠骨柔情的时候。杨忠明回忆,那年,他和弟弟一块考上大学,父亲特别高兴,专门请了假回来,和妈妈一起给他们买被褥,买日用品,还给哥俩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临走前,还给哥俩各自十元钱作伙食费。叮嘱哥俩好好学习,学成后好好报效国家。

      

      杨忠明说,他大学快毕业的的时候谈了女朋友,是学校的校花。杨衍忠知道后很高兴。但是,女朋友的父母不太同意。为了娶到这个优秀的儿媳妇,杨衍忠亲自出马,找亲家见面沟通。女朋友的父母和杨衍忠一番长谈,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女朋友的父母说,看杨衍忠先生的人品,就知道他的儿女们错不了。

      前几年,三儿子杨卫民的前妻罹患胃癌,杨衍忠几度流泪,召开家庭会议,筹钱治病,坚持不放弃治疗。还经常鼓励儿媳一定会治好。儿媳妇临走时,杨衍忠拉着她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们杨家的好媳妇,你放心地走,我们好好帮你把孩子带大,抚养成有出息的人。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去祭奠你,永远记得你。”据说,尽管不忍离去,但儿媳妇是带着笑容走的。

      他的同事、邻居也承认,杨衍忠是个倔老头,不善言辞,但“他心地好善良”。

      邻居杨阿姨说,杨衍忠救过她全家的命。她丈夫有心梗,一次半夜在卫生间里摔倒了,她着急害怕,给胡香娇打了电话。杨衍忠闻讯,翻身起床。怕力气不够,杨衍忠带着三儿子赶过来,送来速效救心丸,并把病人送到医院。

      杨阿姨自己有偏头痛,一次病发了,剧痛难忍,到医院一看大夫却开错了药,结果病情越发严重。杨衍忠了解情况后,想到前不久恰好从报纸上看到一种治疗这种病的新药,就把报纸送给她,叮嘱她按报纸上说的做,结果救了她一命。

      杨衍忠带过的徒弟深有感触,“所有工作,他都会仔细检查,稍有马虎,他都会严厉批评。批评完了再耐心教你,不懂你还可以问,他不厌其烦,毫无保留。”

      近几年,杨衍忠常感觉身体吃不消,哮喘,受不了汽车尾气。所以,他通常不出门。每到节日,他会抽出半小时来给朋友、同事打个电话问候。老伴儿和他吵架:“打电话,打电话,你就和你的那些同事有话说!”杨老就会反击:“平时我不出门,很久难得见到,过节问候一下,知道他们都还好,我就高兴。”

      “他是个好人,只是不太会表达。”在胡香娇的眼里,杨衍忠也是会叫她“香蕉冰棒”的“顽皮”而又柔情的丈夫。“他好聪明,读书时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偶尔打回牌,你会发现,他能把对家的牌算得很精准。他看过的书和资料,能过目不忘。”胡香娇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对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的款款深情。

      胡香娇说,他也曾很温情地给她交代自己的“后事”。“他说,‘你身体也不好,有一天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要按时吃药,按时去检查。我在,孩子们只是过节回来看看我,聊两句就走;要是你在,你会做一桌子饭菜给孩子们吃,有凝聚力,孩子们就更团结,这个家就不会散。”

      今年5月初,杨衍忠或许已预感到了什么。他每天都尽量把工作时间延长至7~8个小时;5月9日,他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在离世前五天,队领导收到了杨衍忠的信。他在信中写道:“郑队长、陈书记: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衍忠,2014年。”

      5天后,7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5月27日晚,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泽洲在驱车专程赶往赣州看望慰问杨衍忠的遗属时感怀地说,杨衍忠同志红色基因浓郁。他退休前为地质找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20年如一日,以每年30万字的编写速度与时间和生命“赛跑”,弥留之际,他将自己呕心沥心编撰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党,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地矿情怀。他是地矿部门实践“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突出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品格令人动容,感人至深。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他用毕生的追求,完成了一个红军后代用红色血脉继写的战斗不休、生命不止的绚丽的生命诗篇!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初的对崇高信仰的庄重承诺和誓言!完成了一个地质队员献身地质事业无上荣光的生命绝唱!□

      后记:

      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记者得知,近日,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作出了《在全局开展向杨衍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6月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重要批示,“杨衍忠同志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要求省委宣传部帮助做好总结宣传工作。

      6月9日,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作出批示:杨衍忠同志是我省红色土地上涌现又一先进模范,其先进事迹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要求更深地了解、挖掘杨衍忠同志先进事迹,在全省掀起向杨衍忠同志学习热潮。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此情感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