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全 站  |  新闻  |  通知公告  |  重大计划  |  工作动态  |  队伍建设  |  关于我们  |  互动  |  图 片  |  视 频 查询到6条相关结果,系统用时0.012秒。

查询时间:时间不限

  • 时间范围


查询范围:标题+正文

排序方式:按相关度排序

检索范围:

    “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沈 其 韩

    1950年 

    一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怀抱炽热的爱国情怀 

    投身于 

    新中国找矿事业中 

    辽宁鞍山 

    湖北大冶 

    山西中条山 

    ... 

    他走南闯北、不知疲倦 

    沉浸在为国家寻获矿产的 

    巨大喜悦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沈其韩

    回首当年

    他激情澎湃:

    “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

    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

    也就很知足了。”

    1984年,沈其韩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岩石薄片

    1956年

    他响应“国家需要”

    迎来职业生涯的转变:

    从热火朝天的

    地质找矿一线

    转入

    当时相对冷僻的

    地质科学研究

    1985年,沈其韩(左4)在内蒙古野外进行地质观察

    “我上大学的时候,

    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

    年代学也不知道,

    都是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

    知不足而后学

    他在

    变质岩石学

    前寒武纪地质学

    等研究领域

    奋发图强

    1991年10 月,沈其韩(左1)在北京密云观察变基性岩脉的特征

    到了1980年

    努力终得回报

    他的研究成果屡次获得

    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

    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得到国际地质学界的

    广泛关注和认可

    2006年7月,沈其韩在黑龙江五大连池火烧山北侧考察

    如今

    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

    仍在地质科学研究道路上

    不倦跋涉

    他对科学的热爱和求索之心

    仿若大地上最寻常的岩石

    历经风雨

    坚韧如初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沈 其 韩

     

    破译地球的秘密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沈其韩

    2019年1月,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项目《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成果是研究团队三代科学家近30年研究的结晶,获奖团队中就有时年96岁高龄的沈其韩院士。

    在7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沈其韩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和同位素年代学及铁铜矿产等研究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多之前,年逾九旬的沈其韩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了解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除了矿产新闻外,他格外关心的是土地污染治理和三农问题等。他还请助手把国内外有关寒武纪地质研究的论文打印出来,一篇篇仔细阅读,认真做摘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让他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再次摘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桂冠,彰显着他为国家科技进步而努力奋斗的初心。

    满腔热情为国找矿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淮阴。1941年秋,在堂兄资助下,19岁的沈其韩经上海转浙西,偷渡日伪封锁线,终于在冬天抵达重庆。沿途祖国美丽的山河、破败的城镇、苦难的民众,给沈其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国家早一点强大起来。

    1942年夏,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上课时,沈其韩对岩石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敬佩教授矿物学的王炳章先生。经过4年学习,沈其韩成为重庆大学那一届地质系仅有的7名毕业生之一。

    1946年6月,沈其韩考入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变质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前辈地质学家身上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沈其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钢铁成为最急需的资源。发展工业,找矿先行,地质工作者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195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组织铁山矿区和领导金山店矿区的后期详勘工作。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1954年3月,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了《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从1950年起,从辽宁鞍山铁矿、湖北大冶铁矿到山西中条山铜矿,沈其韩走南闯北,不知疲倦,沉浸在为国家找到矿产资源的巨大喜悦之中。回首当年,年过九旬的沈其韩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地质勘查工作非常辛苦,几乎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一个地质队、一两千人、三十几台钻机,就想着赶紧找到矿提交报告。一两年时间矿山就建立起来了,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想,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也就很知足了。”

    投身寒武纪地质研究

    不过,沈其韩为国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的愿望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正等待着他。

    沈其韩在山西找矿劲头十足,这个时候,程裕淇院士向他发出召唤,让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向来服从工作安排的沈其韩内心有些不情愿:“我觉得找矿挺好的,我就留在山西算了。”

    让沈其韩改变主意的只有4个字“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他去找矿,他无怨无悔地奔波在湖北、山西各地。现在,国家需要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搞基础研究,为将来的找矿工作做指导,那么,他也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国家的期许。

    变质岩石约占地壳总体积的27.4%,广泛地分布于早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及其以后的各种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中,绝大多数本来是见不到的,但是由于后来的构造运动,一些变质岩露出地表,带来深部地壳的各种信息。地质学家通过破解这些变质岩,研究地壳演化的历史。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的重要分支,但是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变质岩研究才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变质岩研究当时还是一片空白。

    程裕淇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变质岩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能够了解早期地壳的演化、通过原岩恢复推断原岩的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外,还有助于利用变质岩来找矿。就这样,1956年秋天,沈其韩跟随程裕淇院士开始了长达60年的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时间大约是距今5.4亿年至5.1亿年之间。在寒武纪开始后的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就是令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凡所有的大爆发,之前一定有一段长期的力量积蓄储备期,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剧烈的构造运动造成地壳抬升,将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岩层剥蚀掉,使得变质岩得见天日。因此,沈其韩的研究便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对象,试着从古老的变质岩中去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在地质学家的眼里,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或许比等量的黄金还要珍贵。从热火朝天的地质找矿一线转入到相对冷僻的基础研究领域,沈其韩迅速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始工作。

    博观约取获硕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年代学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知不足而后学,沈其韩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前寒武纪研究寸步难行。通过向国外专家学习,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测定同位素的仪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寒武纪地质研究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不断收获累累科研硕果,逐渐缩小与国际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差距。

    从1980年开始,沈其韩在地质科学研究上进入盛产期,他在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屡次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的研讨会和各种科学合作项目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

    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沈其韩说,他亲自经历了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从落后到发展的过程,当前地质科学在飞跃发展,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也应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勉励年轻地质工作者,紧紧抓住学科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坚定信心,在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前行,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是这颗星球上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们能够从一块岩石标本乃至一粒矿物晶体中看到整个造山带的动力学过程,推测出地球过去46亿年漫长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寻找到蕴藏于地球深处的各种丰富的矿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沈其韩院士已经在地质科学路上跋涉了70多年,时光把他从一位热血青年雕塑成一位世纪老人,但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科学真谛的心却从未改变过,正像这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块岩石,历经风雨,坚韧如初!

    院士沈其韩:破译地球的秘密

    地质讲座现场一角

    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宣传部 、新闻与信息管理中心向本报提供的消息,2017年7月5日至6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为中国地质大学参加地质实习的学生作了地质讲座,与师生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参加了中国地质大学太平山野外地质教学实习。

    7月6日,温家宝参加中国地质大学太平山野外地质教学实习。

    7月5日,温家宝在周口店实习站操场作地质讲座。

    7月6日,温家宝参加野外地质教学实习时为师生们签名。

    7月6日,温家宝和中国地质大学同学们在一起。

    消息一出,立即“引爆”了微信朋友圈,特别是中国地大毕业的广大校友,纷纷转发现场图片,并对能与“温学长”一同出野外的同学们表示了羡慕。

    据参加本次野外实习的地大学生介绍,7月5日,温家宝与王成善、金振民、殷鸿福3位院士及地大的教授们来到周口店地大实习站。在现场,“温学长”与师生们合影、握手,亲笔给《温家宝地质笔记》签名;当天晚上,在操场给同学们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座,讲到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讲到了徐霞客,讲到了现代地质学家,并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

    7月6日上午,北京大雨,然而天公作美,周口店没事。温家宝一行与40多名同学一同进行了野外考察。现场一位女同学说:“健步如飞意气风发的老学长真的是太令人佩服了,和蔼可亲可爱至极……”另一位同学说:“他精神状态特别好,跟我们一起爬了太平山南坡。上山路上,我提醒温总理,前面路窄,您小心。他亲切地回答:没事,这都不碍事。”

    有些同学在朋友圈的评论也是难掩兴奋之情:“背着大大的地质包,拿着重重的地质锤,挂着小小滴放大镜,认认真真记笔记,专业姿势观察标本,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还在地质学院学习的小温同学。”“温学长衣服真是特别鲜艳好看,显得非常精神。” “望着朋友圈里一波又一波的刷屏,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句:学长辛苦了。几十年来,为地质,为国家,学长操碎了心!”

    据了解,温家宝于1960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在地矿系地测及找矿专业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曾多次来到周口店实习站参加野外实习。

    2004年是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建站50周年,温家宝亲自题写了“摇篮”二字以示祝贺。如今,“摇篮”二字在周口店实习站和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内都可以看到,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十分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据了解,之所以题写“摇篮”二字,是因为建于1954年的周口店实习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地质人才,从这里走出的院士也多达26名,不可不谓之地质人才的摇篮。

    2012年,恰逢中国地质大学建校60年,温家宝心系母校,于校庆前夕专程返回地大,祝贺母校六十华诞,并带来了一场让人回味无穷的讲座,还亲自为母校题写了校名“中国地质大学”。除此之外,中国地质大学的校训“艰苦朴素求真务实”,也是温家宝在1994年10月19日视察母校时的题词。

    而今,年逾古稀的温家宝再次来到周口店实习站,带着对地质工作的那一份情怀,与师生们一起,背起地质包,拿起地质锤,重新体验久违的地质实习。

     

    ■相关链接

    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野外实习基地

    温家宝在校时站在周口店工作站前留影

    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周口店实习站

    周口店国家地质学理科基地野外实践教学基地位于北京西客站西南56千米,是“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交通十分便利。该基地是中国地质大学三大实习基地(其它两个是北戴河(秦皇岛)、秭归(三峡))之一,主要承担中国地质大学二年级地质类本科生教学实习。

    1914年,我国第一个地质启蒙教育野外实践训练班的初创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及实习学生叶良辅、谢家荣、谭锡畴等23人曾在此实习。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这项成果轰动了全世界,从此周口店闻名中外。

    1954年,在马杏垣院士、池际尚院士等前辈带领下,北京地质学院正式在周口店建立实习基地。此后,每年都有几百乃至上千名学生来此实习。

    周口店实习基地位于华北板块中部,是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和华北平原的接壤地带。实习地区具有丰富的地质教育资源,区内出露有太古宙至新生代各时代地层序列,其中芹峪运动、蓟县运动、太康运动等形成的平行不整合界面,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地壳运动遗迹;区内岩石种类齐全,沉积岩有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硅质岩等,其中陆源碎屑岩从砾岩、砂岩到粉砂岩、泥质岩一应俱全;变质岩有区域变质岩、动力变质岩、接触热变质岩、交代变质岩等,其中接触热变质带分带十分明显;岩浆岩有侵入岩(著名的房山岩体);西部的猫儿山有侏罗纪火山岩。实习区有逆冲推覆、滑脱拆离与折叠褶皱、变质核杂岩、面状和线状构造,丰富多样,现象典型。实习区有4条教学路线被选为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参观路线。此外,周口店地区还拥有令世人瞩目的“北京猿人遗址”与“山顶洞人遗址”,新构造与第四纪地质现象丰富典型,是提供综合性实践教学活动,地质填图实习的理想场所。

    2008年,周口店实习基地建成国家地质学理科基地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后,与西北大学的秦岭基地、南京大学的巢湖基地开展了相互交流实习,同时对国内外高校实行开放。

     

    57年过去,归来依旧少年

    “陶士先同志是钻探行业知名专家,在国内探矿界具有较高影响力。近年来,该同志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多项地质调查项目和国家地勘基金项目,在冲洗液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国家地质找矿钻探、新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及科学钻探等工程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国家能源、资源、环境、灾害或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该同志还组织和参加了大量的野外钻探技术推广、培训和服务工作,对提高地质钻探行业队伍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同志在主持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年轻科技人员培养,在其带领下已经形成一个理论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现场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该团队活跃在国内地质钻探领域,为国家地质找矿钻探、新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及科学钻探等工程施工提供支撑和服务。”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对钻井化学研发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陶士先同志作出的评价。

    陶士先(中)在泥浆大赛现场

    当记者拿到有关陶士先的资料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专业术语和一些生硬的数字,不禁有些懵——这么枯燥的工作,“泥浆、钻探、孔壁失稳、破碎地层”,这是一位女同志从事的工作吗?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是什么信念让她如此执著?而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日前走进了探矿工程所。

    错失梦想

    1983年,陶士先捧着长春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这所中国地质人才培养的摇篮。“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陷阱”,按照陶士先的话说,她走进长春地质学院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便错失了这一生要当老师或者医生的梦想。况且,她从报考的“仪器系”被调剂到了“钻探工程专业”,一个班里只有两名女孩子,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有些傻眼。钻探?难道是每天摸爬滚打在工地打钻吗?这让一个豆蔻芳心的女孩情何以堪?

    陶士先(左)现场考察

    然而,生活没有回头路,既然踏上了这条路,那就踏踏实实地走吧。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35年。今天,当陶士先谈到所从事的工作时,却充满了骄傲和幸福:“这个工作很适合女孩子干,做泥浆(钻井液)有很多试验室的工作,女孩子心比较细。而且,我在工作过程中总结了很多经验,给很多地质队讲过课,为地勘单位培养了大批人才,也算是圆了我当老师的梦想吧。”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探矿工程所从事钻井液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地勘经济不景气,地质钻探工作量急剧萎缩,传统服务对象“难觅踪影”。于是,探矿工程所将“船头”转向了石油石化行业。1994年起,陶士先跟随所里步伐,开始做市场,卖泥浆材料,因为有过硬的技术,该所在市场上闯出了一片天地。

    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我正儿八经地做地质钻探是2003年以后,当时中国地质调查局给探矿工程所列了一些科研项目。2008年以后,得益于地质找矿的快速发展,地质钻探呈现井喷式增长,我们的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多。我们结合地质钻探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开展研究;针对复杂地层,研究一些材料和技术体系,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为钻探工程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在这几年,陶士先和她的团队取得了不斐的业绩:

    陶士先组织或参与研发的成果已应用于多种金属矿钻探、页岩气钻探、钾盐等盐矿钻探、干热岩钻探及大陆科学钻探等,使用单位达166家,仅项目组参与的在复杂地层中的试验与示范钻孔就达到181个,累计工作量为10余万米,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组织实施系列钻探科研项目,研制了多种新型泥浆材料和针对不同勘查区或矿区的冲洗液护壁堵漏技术,开展了大量野外现场技术推广、培训和服务工作。同时,他们的成果也为地学研究及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钻探验证手段。

    陶士先授课

    ——他们研制的成膜护壁冲洗液在河北、甘肃、四川及云南等地的金属矿、页岩气及煤炭孔钻探中应用,解决了炭泥质千枚岩、绿泥石化岩石等行业难点地层的孔壁失稳难题,提高了成孔率、施工效率和取心质量,在多个矿区创造了孔深、成孔率及施工效率的纪录。

    ——他们研制的饱和盐水、新型镁基及二盐冲洗液,在云南、青海及境外老挝、泰国等钾盐勘探施工中应用,解决了钾盐勘探过程中氯化钠、氯化钾、光卤石、溢晶石等高溶蚀性地层孔壁失稳、取心率低及采用油基钻井液的高成本难题;研制的用现场卤水、海水配制的冲洗液,解决了现场卤水、海水配浆胶体稳定性差、蚀变和破碎地层孔壁失稳、绳索取心钻杆内壁结泥皮等技术难题,在新疆、青海、山东地质找矿钻探及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研制的耐240℃高温冲洗液解决了高温下冲洗液流变性、护壁性等性能显著恶化等难题,为青海共和高温干热岩钻探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其中GR1井井底温度达到236℃,是目前国内温度最高的干热岩井,也是国内少有的温度超过230℃的高温井之一。该科研成果获原国土资源部科技二等奖、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一等奖。

    ——他们研制的MBM使膨润土的使用量降低50%以上,有效避免了膨润土资源的浪费;研制的新型镁基冲洗液、二盐冲洗液替代了油基冲洗液,以及为海上科学钻探设计的环保冲洗液等,预防了油基钻井液等对环境的污染;研制的快速凝胶堵漏技术,提高了恶性漏失的堵漏成功率,大幅度降低了钻探施工过程中水资源和泥浆材料的浪费。

    “在钻探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地层。比如找钾盐,地层成分以氯化钠为主,我们研制了二盐冲洗液,克服了普通盐水浆抑制不住的难题;再比如打金矿矿井,破碎地层要多一些,地层一块一块的,我们就要往钻井液里面添加东西,把破碎地层的缝隙给填上。做之前我感觉挺困难,但是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我们克服了,做完之后就觉得没什么了。室内的研究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地质队把岩心给我们,我们要分析它含有什么成分。”

    “钻探这个行业,大部分人觉得是男人干的活,其实我觉得泥浆这个工种挺适合女孩子的。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室内研究工作,很像是中医配药方。现场配泥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配出不同的泥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让人不会感到枯燥。”

    也许,正是因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让岁月的年轮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印迹。年逾50的陶士先,依然玉貌花容,明眸皓齿,声音清丽。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多年来,陶士先和她的团队在科技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针对复杂地层钻进面临的孔壁失稳、冲洗液漏失、低取心率以及复杂地层绳索取心钻探的局限性等难题,组织实施了与冲洗液有关的关键技术攻关,形成了一套适应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的复杂地层护壁堵漏技术。该技术引领国内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的进步。陶士先出版专著2部(第一作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7项(第一发明人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第一发明人)及国家重点新产品1项,发表论文31篇(第一作者13篇)。

    陶士先(前排左)参加项目汇报

    近年来,陶士先和她的团队研制了8种新型泥浆材料,如多功能材料(MBM)、防塌减阻剂(GFT)、抗盐增粘剂(GTQ)、成膜A剂、成膜堵漏剂及有机凝胶等。其中,他们研制的具有“方便面”特点的多功能材料(MBM),解决了现场卤水配浆、复杂地层绳索取心钻进、配浆过程复杂等相关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发明专利和2013年度国家级新产品;研制了适应地质钻探,具有较低软化点、较强粘接与封堵特性的防塌减阻剂(GFT),获国家发明专利。上述材料的研究,为推动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在分析不同复杂地层孔壁失稳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设计了用于不同复杂地层的系列冲洗液体系,如研发了具有高效能水基冲洗液特性的成膜护壁冲洗液,实现了水基冲洗液性能的突破;研发了用于强溶蚀性地层、具有强抑溶作用的镁基及二盐冲洗液,可替代国内外普遍使用的油基冲洗液,是水基冲洗液应用于强溶蚀性地层钻探的一大突破;研发了用于干热岩等高温钻探、耐温200℃~260℃的系列高温冲洗液,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项。

    在快速堵漏方面,他们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研制了适应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的快速凝胶堵漏技术,首次提出并设计了用于地质钻探的孔口装置,有利于提高堵漏成功率;在国内外首次提交与温度相对应、适应不同深度的快速凝胶堵漏配方表,采用该配方配制的无机凝胶堵漏浆液节省候凝时间30%~70%,有效提高了堵漏作业效率;采用有机凝胶与无机凝胶相结合的方式,大幅度提高了恶性漏失和含水层漏失的堵漏成功率;研制的无机凝胶材料与传统水泥相比,固结后的固结体韧性显著增强,体积无收缩。该成果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该项技术为地质钻探提供了新的快速有效的堵漏方法,推动了地质钻探堵漏技术的进步。

    拥有广阔市场前景

    新技术已为探矿工程所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自2011年至2015年,他们研制的成果带动的泥浆材料开发及技术服务共创产值5831万元;2016年至2017年,共创造产值2800多万元。同时,施工单位采用成果技术后,钻进速度、成孔率明显提高,事故率显著降低,泥浆排放量、泥浆漏失量大幅度减少,为施工单位节省了大量劳务费用、电力、油料消耗费用及泥浆处理剂费用等,因此也得到了施工单位的高度肯定。

    在谈到产业前景及后续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陶士先信心满满。她认为,泥浆产业前景广阔,应用范围非常宽广。现在不仅应用于地质钻,像一些地热、干热岩,矿山治理、矿山救援等方面,也离不开钻井液的应用。

    陶士先(左一)在野外现场指导工作

    “比如矿山治理工程,我们从2016年开始涉入这个领域。矿山企业在采矿之前对采矿区域进行堵水或加固,通过打羽状井并注浆来实现,前景很好。比如,我们与施工单位合作在河北省邢台市邢东矿做的一个项目,已经打了33个分枝井。邢东矿在开采区下面有一层高压水,可以淹没采矿区,采矿过程中万一发生透水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损失亦不可估量。于是,在采矿区底部和高压水层之间打了系列水平井,用注水泥浆把裂隙和孔隙都给堵上。这一工程已为探矿工程所增加产值400多万元。”

    “我们还参与了山西、陕西等地的矿山救援及煤层顶板加固项目,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给大家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就非常高兴,解决不了也很沮丧。”

    在人才培养方面,陶士先说:“地质队的人才还是很缺的。我觉得自己除了搞科研之外,最大的贡献是对地质队的人才培养。我每年大概讲课10几次,有地质队办的培训,有各省地勘局办的培训,也有中国地质大学的课程。泥浆这块内容,基本上都是我讲的,也圆了我当老师的梦想吧。”

    “研究所和学校的区别在于,学校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训,而研究所更注重应用价值,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们讲课尽可能做到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到地质队讲课,我面对的是钻工,有的人文化水平相对低一些。所以,讲课的内容让他们听懂最重要。记得第一次去现场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解决他们现场的问题需要提高密度。结果我走了之后,人家说我们忽悠他。当时我很疑惑,理论上说我讲的内容是对的,为什么说我们忽悠他呢?原来是因为我们讲得太专业。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总结,如何提高讲课效果。后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举例子,比如1个瓶子,装密度是1的500毫升白水,重量是500克;如果装密度是1.3的泥浆的话,重量就是650克。泥浆重了,泥浆对孔壁的压力(或称支撑力)就大了,就压瓷实了。”

    交流中,记者感受了陶士先对工作的无限热爱。谈到产业发展前景,陶士先信心心满满:“是呀,这个产业前景非常光明。钻井液应用非常广,不仅应用于打钻,还有基础施工、地热、干热岩、矿山救援等。为什么在地勘经济、矿业经济形势下滑时期,我们依然有饭吃?我和年轻人说,因为这项工作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泥浆关系孔内安全、施工效率等方方面面,在整个打钻的过程中,孔内的地质情况以及从孔里返出的泥浆性能会时刻发生变化,影响因素很多,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拿出科学合理的方法,切切实实地为对方解决问题。所以我说搞这项工作感觉不枯燥,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是这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观察要仔细,还要有准确的判断。”

    “一个工作做一生,而且做得如此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是要有坚定的人生信仰吧?”

    听到记者的提问,陶士先平静地说:“踏实做事就是我的人生信仰,搞应用技术,哪怕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也是一个进步。”

    多年来,陶士先为本单位培养6名专业技术骨干,形成了在国内地勘行业领先的钻探冲洗液科研团队。在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她带领6名年轻科技人员参与项目新材料研制、新型冲洗液体系设计、堵漏技术研究、专著编写及现场试验与示范等,提高了他们的科研工作能力、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管理水平及各类报告、专利、论文的编写水平。其中,有两人作为项目组长成功申报了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两人分别担任地调项目和国家地勘基金项目的副组长,四人活跃在野外施工现场,能够独立提供技术服务。

    同时,她为一线施工单位培养了大批冲洗液技术人才,组织项目组人员到现场指导施工人员配制、使用冲洗液和实施堵漏作业100余次,现场培训近2000人次;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学、各省地勘局及地质队等举办的钻探技术培训班授课112次,培训1000余人次。通过现场指导及技术交流与培训,她为一线施工单位培养了人才,提高了现场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谈到生活,陶士先更是充满了幸福感。“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自己带,虽然工作忙,但是没对家庭造成什么影响。后来出差多了,孩子也大些了。2000年以前,大家都在房山周口店上班。那个时候很艰苦,生活用品都没地方购买。记得当时发了工资,第一个周末单位就开动班车,载上大家进城购物。当时没有高速公路,进城要两个多小时,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大家都非常快乐。”2000年以后,她搬到城里工作和生活,幸福指数更是成倍增加。

    看着她写满幸福的脸,让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首歌: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

     

    灼灼其华 勇为人先

     

    数百套地学科普书刊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上


    30多年前,郝诒纯教授在扫描电镜实验室内指导当时的博士生郑洪


    拿到书的孩子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学生作品 《父母的手》 《心中的自我》

     
    地质专家走进教室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3月8日,一群包括多位国内知名古生物学家在内的地质科学家走进了位于北京大兴西红门附近的蒲公英中学,他们不仅带来了数百套地学科普书籍,更将地质科学理想和科学精神的种子,播撒到了这片特殊的园地。

    1 地球科普书籍成为学生奖品

    如果将镜头聚焦到此时的蒲公英中学,中国古生物学界的人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的理事长陶庆法、副理事长黄新燕,中国第一名古生物学博士、毕生致力于高校古生物教学的万晓樵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建平教授、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秘书处胡光晓、《化石》杂志主编郭建崴……

    专家们的到来,源于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组织的“走近地球科学”蒲公英中学公益捐赠活动。下午3点多,白发苍苍的专家和笑容稚嫩的同学们共同围坐在学校的空场上。

    天很蓝,在有些热情的阳光和风中,校园里的树摇曳得像一幅画。

    捐赠仪式由基金会陶庆法理事长开场,他向同学们讲述了我国的古生物资源在世界上的知名地位,介绍了最著名的几个古生物化石群——热河生物群、澄江动物群、关岭动物群,还谈到了我国在古生物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成就。他希望,小小的科普书籍,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了解地球历史、资源奥秘的窗口,激发同学们从小开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当一套六册的《地球大视野丛书》和《拨动宇宙和弦的科学巨人》《化石》杂志等书刊,沉甸甸地放到了同学们的手上,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学校校长郑洪代表孩子们对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及各位科学家表示感谢,她说,这些科普书是地学知识的载体,是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一定要珍视它、用好它。学校决定把它们作为孩子们的奖品,小队长、小组长、小干事和有着明显进步的学生都可以得到,这也说明只要肯努力,就能拥有这些好看的书。

    学生们整齐的队列中,一位刚刚上台接受捐赠的小男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手中的《化石》杂志,旁边的几名孩子使劲抻着头,盯着书里面精美的彩色插图。

    2 校长是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博士

    许多人都知道,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旅美华人郑洪是蒲公英中学的校长,这个专门为打工者子弟开设的学校便是由她一手创办起来的。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身量高挑、语调平和的女士也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友。而今天到访的客人中就有她在中国地质大学攻读博士时的师兄和师弟。数十年没见,同学间的稔熟亲切一点都没淡化,他们亲热地回溯着过去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追忆着自己的老师——郝诒纯院士。

    郝诒纯,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长期致力于生物地层学、古生物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科研和教学,曾经主持完成《松辽平原白垩—第三纪介形虫》《西宁民河盆地中侏罗世—第三纪地层及介形虫、轮藻化石》《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古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中国的白垩系》《有孔虫》等重要著作。郑洪便是她带的第一位女博士,专门从事微体古生物方面的研究。

    “foraminifera”,当郑洪时隔多年再次吐出这个颇有韵律的词汇,她的记忆也仿佛飞回了那个完全沉浸在古生物科研和教学中的遥远时代。Foraminifera,即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原生动物,5亿多年前就产生在海洋中,至今种类繁多。“那时,我们天天就研究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古生物。”

    如今一头银发的万晓樵教授也是郝诒纯院士的博士,毕业于1986年,早郑洪一年,是名副其实的师兄。他还记得那时的郑洪,学习刻苦,有着超前的学术思想,不仅课堂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学位论文研究亦是同学的榜样。直到现在,她所写的《河南禹县晚古生代小有孔虫动物群》论文,还会被其他研究者引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应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和计算机了。那时的计算机可真大,我们用起来都特别小心。”至今,郑洪都忘不了郝老师的音容笑貌、让人尊崇的为人,以及令人感叹的超前性思维。“老师可真不简单,那么早就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微体古生物学研究,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微型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把鉴定效率提高了好几十倍。”

    今天,万晓樵为自己的师妹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大地的女儿:郝诒纯院士纪念文集》。里面收录了一张郑洪与老师的合影。画面上,慈祥的郝诒纯教授正在扫描电镜实验室内指导郑洪进行化石分析、制片和鉴定,年轻的郑洪沉静而专注。

    尽管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活带给郑洪一系列有关晚古生代有孔虫化石以及生态地层学的研究成果,但她还是在1992年时选择离开中国地质大学,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公共管理,并从此旅居美国。

    3 科学精神的另一种诠释

    正如当初出国的选择令许多人有些意外,今天的郑洪再次用行动告诉大家,人生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的,不同的轨迹,也会有着同样的精彩。

    从微体古生物研究的微观世界中走出来的郑洪,将目光放到了更广阔更复杂的人类大社会中。她觉得,有些社会责任更需要有人来承担、付出。于是,她在年逾半百时回国投身公益,创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认可的农民工子弟中学——蒲公英中学。目的很简单:要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力还给农民工子女。

    2003 年,郑洪等人在对北京市周边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北京城乡接合部居住着大约50万学龄流动儿童,其中大部分在200多所被统称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未经注册的民办学校上学;这些学校的办学性质无一例外是营利性的,多以家庭小企业的模式运作,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都是小学,造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应有的初中教育对数十万流动青少年而言是缺失的。正是这样沉重的现实,促成了她创办公益学校的行动。

    科研工作者大都有着超越常人的坚毅和韧性,郑洪也是如此,甚至,在已持续12年的公益办学上,她拿出了比从事科学研究更多的毅力和勇气。没有校舍,租用废弃工厂改造;缺少教职员工,联系志愿者授课;缺乏最基本的硬件,四处筹集资金……她说,我们许多设施可以简化,但最不能马虎的就是图书馆,我们要给予孩子们知识,更要教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一位志愿者如此评价:若论校舍等“硬件”,蒲公英中学实在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然而若论办学理念等“软件”,蒲公英中学又领先得让人刮目相看。

    现在的蒲公英中学,虽然有些简陋,但又是那样花团锦簇、“五脏俱全”,几乎每个角落都由学生自己动手用绘画装饰了起来,健身房、乐队活动室、计算机房、图书阅览室,都会定时向同学们开放。我们参观时,绘画小组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按照设计图纸往一栋房子的外墙上画着花草的图案,旁边,另一队学生谈笑着欢快地经过,构成了一幅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校园图景。

    从一无所有走到现在,参加捐赠活动的各位嘉宾都很佩服郑洪的勇气与能力,而这样的勇气和坚持,又何尝不是科学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呢?

    4 给孩子拥有科学梦想的权利

    在学校楼道中有许多学生的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副是由54幅小画组成的,每一幅都是一只伸出的手,背后是白云朵朵的蓝天。“这些都是孩子们画的自己的父母的手,它的寓意是:无论我们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都是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这也是告诉孩子们要感恩。”来自美国的志愿者赵镜女士自告奋勇地为大家介绍。

    “这幅作品曾拿到今日美术馆展出。当时一位参观者询问我们的学生,为什么有一小幅画中的手残缺不全,回答问题的恰好是这幅画的小作者,她毫不避讳,更没有自卑,坦坦然然地讲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每一位孩子都能身心健康,快乐地成长,充分焕发潜能,在社会中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拥有幸福的品格。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工作了,还开了自己的微店。”

    另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作品来自一位男生。上面画了他所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旁边的心声却是“妈妈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到现在,老师和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了什么。其实,他是一位弃儿,因唇裂被父母抛弃,从小便被修女抚养长大,现在正在意大利专门学习绘画。

    行走在校园中,看到的每一幅图画背后都是一颗纯净的心,在社会各界和学校老师们爱心之光的折射下,是那样精美剔透,光彩夺目。

    赵镜告诉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学生活泼阳光、自信纯净,但刚刚入学的时候情况要严峻得多。学校只能容纳200多名学生,而每年报名的孩子都会有五六百人,没办法就得用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及格率竟然不到1%,平均分只有30多分。这让郑洪更加忧心忡忡——不是因为孩子们的基础差、水平低,而是这反映出低收入打工者流动状态下对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得不到好的生活质量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缺失了应有的教育,特别是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正规学校教育。事实也证明了她的判断,孩子们并不笨,进入蒲公英中学后,学生们的学习和各种能力都突飞猛进,初中毕业时学校参加北京市的统考,每年及格率都在97%以上。

    校园没有操场,校舍简陋,宿舍更谈不上舒适,但老师孩子们都无比热爱这里。因为,这里孕育的是自信,是一个个大写的人。

    “科学不仅是有趣的天地,更能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或许现在我们的同学们中就坐着未来的科学家呢。”

    “如果说我们是蒲公英的种子,那梦想就是风,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小小的蒲公英学校、郑洪校长和她的孩子们,感动了每一位到访的地质科学界嘉宾。他们希望自己能为这里带来更多与科学有关的东西,不仅仅是地球知识,更有学校外面的广阔世界,以及成为参天大树的希望和梦想。

    5 科普是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业

    捐赠仪式上,得益于国土资源部宣教中心工会主席张静的介绍,许多学生第一次了解了世界地球日的源起和宗旨,也知道了国土资源部已经推行多年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保护地球小主人”活动。

    孩子们纷纷响应,发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行动宣言”,表达了自己的对地球妈妈最质朴的承诺:“我们要做节约资源的小小宣传员、做保护环境的小卫士、做保护地球的小主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校园更洁净,让我们的地球更多一份美丽……”

    在捐赠仪式之后,学校还安排了一个“与科学家面对面”的环节,把每一位地质学家都请到了教室中,由学生自由提问,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好奇。

    “地球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请问恐龙之前地球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生物?”

    面对一个个简单而稚嫩的问题,科学家们都细心耐心地逐一回答。生动风趣的表达让学生们逐渐忘却了害羞和紧张,好奇心像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出。

    科学的起点就是好奇心,可以想象,这些被有趣科学知识拨动心弦的孩子们,将会激发出怎样的好奇心,去探索、认识我们的地球家园,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世界。

    “科学家身上也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最主要的就是科普!”万晓樵说。

    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老地质”,万晓樵曾经在原地质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工作过6年,深深理解科学知识对个人发展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更认为,科普是一个大事业,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必须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大地,走进校园,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播撒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种子。“科普需要一点一滴地做、一步一步地走。就我个人而言,将会尽力而为。”

    看来,就这些地质科学家而言,这次的“蒲公英之行”只是他们地学科普工作的一个小小节点。未来,更多的科普行动还将汇集起来,传送到社会的一个个角落。

    “玫瑰,玫瑰,红红的玫瑰,我们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一张一张红红的脸蛋,映着阳光分外美……”我知道,捐赠仪式上蒲公英中学合唱团清脆悦耳的歌声,和他们纯洁可爱的笑脸,将成为我们心中久久难忘的一道彩虹。

    本文图片由黄新燕、郭子元、周飞飞摄

    科学让你飞得更远


      转眼间,武警黄金六支队进入青海执行区域地质调查任务已有5年。5年来,六支队官兵在青海“无人区”克服了高寒缺氧、工作环境艰苦、自然气候恶劣等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圈定各类异常55处,提供找矿靶区18处,发现小型钨、铅、锌、锑矿床各1处,大、中、小型金矿床各1处,累计提交铅、锌、锑、钨矿近10万吨,金资源量30余吨。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无不凝聚着野外一线官兵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艰辛与付出!

      入青地质工作“空白区”

      2011年,武警黄金六支队积极响应上级调整转型号召和西进北上战略部署,挥师挺进青海雪域高原。

      入青以来,该支队所在施工区大多是地方专业队伍进不去、待不住、拿不下、干不了的地质工作“空白区”。面对全新任务、恶劣条件和复杂环境,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为党树碑、为国寻金、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上高原、涉险滩、闯禁区、抗缺氧、战严寒,不断挑战身体、思想、心理和生理极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听党指挥”的铮铮誓言。

      
      誓师大会。

      
      庄严宣誓。



      鏖战“生命禁区”

     

     

      “抬头是雪山,低头是荒漠。”这是5月高原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首次承担区域矿调任务的官兵来说,不仅要时刻接受高寒缺氧、头痛欲裂、恶心呕吐等强烈高原反应的考验,还要用生命与大自然抗争。2013年5月18日,三中队中队长周德富带领5名官兵前往海拔5200多米的玉女峰寻找控制点。在踏勘路上,他们突遇暴风雪袭击,随时都有被风雪卷下悬崖的危险。情急之下,周德富命令大家迅速抱成一团,紧贴地面,最终侥幸躲过一劫。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夏天穿棉袄。”这是当地牧民对智益-赛什塘工作区的真实描述。6月的智益-赛什塘,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这里是典型的“四高四无”(高原、高寒、高海拔、高风险,无水、无电、无人烟、无信号)禁区。艰苦的工作环境、恶劣的自然气候,让初到这里的八中队32名官兵始料未及,尽管多数官兵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依然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无人区”顽强作业,彰显出进青官兵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能打胜仗的精神风貌。




      

      

      


      为国寻金 为国筑梦

      生命有禁区,使命无禁地。从莽莽昆仑山到巍巍祁连山,从终年白雪皑皑的阿尼玛卿山到险峰高峻的巴颜喀拉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昼夜温差20多摄氏度,氧气不足内地的50%……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的地方,却驻扎着一支身穿迷彩服、为国寻金的部队。长期的高原工作生活使近70%的官兵出现身体不适——20%的官兵身患肺水肿、神经性耳聋耳鸣等高原疾病,有的甚至患上终生无法治愈的疾病。雪域高原见证了他们的忠诚,正是因为一茬茬黄金兵的默默付出,才为祖国找到了丰富的矿藏。

      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扛起“为国寻金、为国筑梦”的重任,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感人的金色赞歌!

      
      高寒缺氧。


      
      遭遇暴风雪。

     

      穿越沼泽。


      
      一群“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支顽强拼搏的队伍,他们甘于奉献、默默无闻。在这支队伍里既有年逾五旬的高级工程师,也有舍小家为大家、忘我工作的技术负责人和机长。

      王成学(左二),高级工程师,年逾五旬,项目负责人。工作中,他以老骥伏枥的奉献精神,连续2年奋战在海拔4800米的智益-赛什塘作业区。当他的岳父去逝时,他因为工作任务重未来得及下山,而这也成为他内心深深的伤痛……

      
      七中队技术负责人杨可(左),3年内相继失去两位亲人。然而,在接到进驻东乘公麻执行任务的命令后,他却忍住悲痛,毅然带领项目组奋战在海拔5100多米的阿尼玛卿山。3年来,他带领项目组技术人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支队在青海实现找矿突破博得“头彩”。



      机长朱军利,为了拿下2013年高原最后一钻,曾两次昏倒在海拔5080米的阿尼玛卿雪山机台上,先后被州、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然而,当他醒过来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钻打完了没有?”

      这样的感人事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雪域高原见证铮铮誓言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孙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