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稀”矿产资源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在工业应用上拥有广阔前景，在新兴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决定了其在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凝聚转型力量，以及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中的独特地位。合理开发利用“三稀”资源，离不开及时、超前的专业研究。21世纪以来，我国“三稀”矿产资源勘查进一步得到重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团队应运而生——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核心力量之一，为国家解决一批制约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的战略性、关键性和基础性重大地质问题发挥着支撑作用。而该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团队（研究室）（以下简称“三稀团队”），就在这样的攻坚破难中争当中流砥柱。

平均年龄不到40岁，近5年共承担项目39项，项目总经费3.8亿元，发现超大型锂矿床1处，提交锂矿资源量（Li2O）百万余吨，出版专著8部，在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论文85篇，获得各项奖励15项，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后62名——在现任研究室主任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这支精干的团队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在理论创新、找矿实践和服务矿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团队成员在云南考察稀土

以创新为引领，全力支撑找矿突破服务矿政管理

“三稀”矿产资源即稀有、稀土和稀散金属，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所需要的功能材料、结构材料。自此，“三稀”矿产不再是其他矿种的“附属品”。“十三五”期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首次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矿种概念，首次提及石墨、锂、稀有、稀散矿种并将其放在较高位置，强调“立足国内、守住资源安全底线”。

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1年初，在原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下，资源所重建了以在矿床学领域经验丰富的王登红研究员为首的三稀团队。该团队以“80后”博士为主，最终形成了4个主要研究方向：以李建康、刘善宝、王成辉、孙艳等为骨干的稀有金属研究方向，以赵芝、赵汀、于扬、代晶晶等为骨干的稀土矿产研究方向，以黄凡、王岩、李德先等为骨干的稀散金属矿产研究方向，以及以陈郑辉、赵正、应立娟等为骨干的成矿规律研究方向。

近20年来，在陈毓川院士等老一辈的指导下，该团队开拓进取，硕果累累。

在理论研究方面：编写了国内外第一部《地幔柱及其成矿作用》专著，对开展国内地幔柱及其成矿作用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首次编制了1∶500万“中国岩金矿床成矿系列图”； 四川杨柳坪铂族元素矿床中高含量热液型铂族元素矿石的发现，推动了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四川、云南等地的贵金属矿产资源；创新性地提出“成矿谱系”“成矿系列组”等新概念，显著提高了矿床成矿系列的研究水平，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成果，被认为是“跨世纪”成果。

近5年来，该团队根据国家保护优势矿产资源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形势、新要求，及时服务于国家目标。

一是保持国内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领域领先地位。申请的“中国矿产地质与成矿规律综合集成和服务”被列为中国地调局十三五创新项目，出版的《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二是提升了“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稀有、稀土、稀散新型矿产资源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将环保和地质矿产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水系、动植物化学、遥感地质、动态资源评级等地质矿产评价方法，并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发表的《中国三稀矿产资源战略调查研究进展综述》被评为“2014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内学术论文”。

三是树立并发展了21世纪成矿系列成矿体系研究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推进研编承载历史使命的《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丛书，目前已完成《中国矿产地质志·江西卷》、《中国矿产地质志·矿产地名录卷》、《中国矿产地质志·钨矿卷》等近20卷。

在找矿成果方面：近年来共发现大型金矿床1处、超大型锂矿床1处、中型钨矿床4处，探获金资源量（Au）68吨、锂矿资源量（Li2O）约100万吨、钨矿资源量（WO3）8万余吨，为缓解国家战略性新兴矿产紧缺作出了贡献。

以党建促业务，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14名成员中，有13名党员——党性是三稀团队最鲜明的旗帜。

2012年，《我国三稀资源战略调查研究》工作项目升格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计划项目，由资源所组织实施，利用两年时间，初步摸清了全国“三稀”资源家底，项目获评2017年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科技十大进展以及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该团队因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突出的成绩，被原国土资源部领导称赞为“三稀别动队”。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兴党，重在基础。研究室作为科研基层单位，党建工作是科研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建设、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三稀研究室党支部通过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在四川甲基卡、赣南、华南等项目组建野外临时党支部，不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锻炼，全体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保证科研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同时，他们通过党建工作沟通思想、统一思路、激励干劲，凝心聚力推动科研业务工作创新发展。

三稀团队成员牢记使命，始终把攻坚克难、为国找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时刻传承着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践行着 “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有困难自己先上，工作中坚韧不拔、细致入微。三稀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工作优先原则，出差拔腿就走，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事，培养了过硬的战斗作风和密切协作的团队精神，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实践出真知，坚持寻真理，是做好科研工作的基本。三稀团队坚持每周例会制度，并坚持把党建工作纳入其中，做到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在交流中发现问题、分享经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多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得三稀研究室这项传统和特色在全所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结合自身科研工作，该支部科研人员积极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投身长江流域资源绿色开发，推进资源、环境、综合利用等多位一体调查评价，取得重要进展，为国家重大战略计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作风为保证，高度重视育人树人工作

对照国家发展和资源安全保障的需求，“三稀”调查研究急需后备人才，王登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深知必须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能战斗、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

在工作上极为“讲究”，业绩突出；在生活上又极不“讲究”，朴实无华。经年累月下来，王登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标志性的“三件套”——一身早已洗得发白但干练的西服、一双简单而朴实的布鞋，还有一个满是线头的“神秘”书包——里面装着如数家珍的书籍材料。在王登红的言传身教下，三稀团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重担、奋勇向前。

通过三稀项目，赵汀教授级高工提出了稀土单元素圈矿的方法，建立了运用克里格法动态计算储量的新方法，构建了全球三稀矿产数据库，编制了图集，其集成创新成果为稀土矿产精细管理提供了服务支撑；赵芝高工在离子吸附型稀土系统矿物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把我国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成矿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于扬助理研究员在赣南通过6年坚持不懈分季度的采样监测，基本查明了离子吸附型稀土开采对于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建立了稀土矿山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与SMAIMA工作方法体系，为矿山环境评价和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代晶晶副研究员在运用遥感技术、开展稀土矿区水体中稀土含量定量评价和稀土非法开采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获得“离子吸附型稀土矿非法开采监测与预警系统和方法”和“基于地面反射光谱的水体中稀土浓度定量评估系统和方法”两项国家发明专利，为稀土开发动态监管提供了新武器……在项目中成长，磨炼了研究室年轻人的意志，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以我国三稀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为依托，王登红在6年时间里培训了全国33个单位220余人组成的“三稀资源团队”。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多人获得程裕祺优秀研究生奖等奖项。经他指导的一线地质队员，不少已成为了队里和项目组的领军人才，甚至还有人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

一年年春华秋实，一载载桃李芬芳，他所传播的正能量将继续影响更多后来者，也会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国之栋梁，受益终生。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不断挑战更大的突破

自然资源部在前不久召开的2017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7年我国主要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均实现增长。“三稀”（稀有、稀土和稀散）金属矿产2017年查明资源储量大多数增长，其中钪矿和铼矿查明资源储量增长明显。但是，锂矿和锆矿增长缓慢，只有0.6％和0.2％。此外，我国三稀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也亟待提高。

面对新形势，三稀团队有了新任务。“下一步，我们将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全国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动用全国地质工作者之力，系统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钨、锡、铜、金等18个矿种的成矿规律，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进一步完善成矿系列理论体系，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指导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矿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全面了解、掌握我国三稀供需形势、资源现状、成矿规律、应用领域和技术发展趋势，分析三稀金属矿产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需求，指导三稀金属成矿区带远景调查和重要找矿远景区调查评价，实现找矿新突破，建立三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提供三稀资源后备基地。”王登红表示。

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这是科学研究需要的“钉钉子精神”。资源所三稀团队就像一颗钉子，扎根在三稀资源最需要的地方，做未知领域的理论研究主力军。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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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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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西非地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主要矿产资源以金、铁、铝、金刚石最具优势，锰、磷、铀、石油、天然气等也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西非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巨大，近年来已成为国际矿业公司勘查开发的热点地区之一。并且，随着近两年国际金价的大幅上涨，国际矿业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在西非地区勘查和开发投入力度，塞马福（Semafo）、巴里克（Barrick）、亚姆黄金（IAMGOLD）、奋进矿业（Endeavor Mining）、坚毅矿业（Resolute Mining）等国际矿业公司在西非地区已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同时，西非地区主要矿产品的产量也在逐年提升，去年6月，加纳已取代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然而，由于西非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加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定，使得安全问题成为投资者不得不慎加考虑的重要问题。2019年11月6日，塞马福矿业的车队在布基纳法索遭极端组织袭击，造成37人死亡，60余人受伤，此次袭击是近年来国际矿业公司遭受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对西非地区矿业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一、西非地区的安全形势

目前，非洲主要有四个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索马里及周边、利比亚及周边、乍得湖地区、萨赫勒地区（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等国），构成了自东北非到北非再到西非的一条恐怖主义“动荡弧”。

西非地区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主要分为西非国家本土组织和“基地”组织在非洲国家的分支。西非国家本土组织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马里的“伊斯兰捍卫者”、马里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基地”组织分支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等。这些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在西非地区持续发动恐怖袭击，是该地区的恐怖“毒瘤”。

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和西非各国政府对恐怖势力的联合打击，西非地区恐怖组织呈现出分散化、多中心化、跨境化和共生化的趋势，他们各自为战，机动灵活，采用自杀性爆炸、暗杀、偷袭等手段，令人防不胜防。

自去年11月塞马福矿业的车队遇袭以后，仅短短数月的时间内，已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平民和军队的袭击事件：2019年12月1日，布基纳法索东部一座基督教堂发生袭击事件，至少14人死亡；2019年12月10日，尼日尔西部边境一前哨基地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71名士兵死亡；2019年12月24日，布基纳法索北部苏姆省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名军人和35名平民死亡；2019年12月25日，安全部队在布基纳法索中北部地区巡逻时遇袭，至少11名士兵死亡，另有若干士兵失踪；2020年1月20日，布基纳法索北部桑马滕加省一村庄的市场发生两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6人死亡。可见，西非地区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恐怖主义势力已从马里蔓延至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正逼近加纳、贝宁、多哥和科特迪瓦等西非沿海国家。

2020年3月31日，非洲矿业公司（AfriTin）宣布，将暂停在尤伊斯的露天开采，以遵守纳米比亚政府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封锁措施。

二、西非恐怖势力的形成原因

西非地区经济状况总体比较落后，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部分国家内乱严重，外部恐怖势力伺机渗透以及本土极端势力里应外合是这一地区恐怖活动和武力冲突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不少西非国家经济落后、政府积贫积弱，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反政府武装以及宗教和民族暴力冲突，加之部分国家近年来经历政局动荡和权力真空，极端势力乘虚而入，扩大势力范围。马里2012年发生军事政变，“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乘机作乱，一度控制马里北部大片区域，另外通过走私武器、偷运移民、绑架人质、贩卖人口、毒品贩运等，该组织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得以向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等国渗透。邻国布基纳法索2014年爆发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政治陷入僵局导致权力真空，盘踞在马里的恐怖势力进入。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袭击事件频发，至今已有700余人死于武装袭击，27万人流离失所。

另一方面，多年来，由于各国政府缺乏对边境地区强有力的管控，使得边境地区军火走私、毒品贩运、绑架人质等犯罪活动肆虐，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国犯罪活动活跃地带。利用这一管理真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借机聚敛资本并扩张势力，进可对各国策划袭击，退可在沙漠腹地藏身躲避。

同时，西非地区恐怖势力的扩张与不少国家存在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西非恐怖组织多发源于本地反政府武装，行动带有政治目的，不少组织主动与“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即IS）建立联系，大肆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把平民、外国人及政府武装作为成袭击目标，扩大自身影响力。

三、西非安全形势对当地矿业活动的影响

随着西非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去年11月塞马福矿业的车队遇袭以后，对西非地区本就脆弱的矿业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1.少数矿山被迫关停

塞马福矿业是一家从事金矿勘查与开发的加拿大矿业公司，在布基纳法索拥有马纳（Mana）和邦古（Boungou）两个金矿，以及班图（Bantou）、纳班加（Nabanga）和科霍戈（Korhogo）三个勘查阶段的项目。去年11月发生的车队遇袭事件的事发地距离邦古金矿仅40公里，事发后塞马福矿业表示，尽管邦古金矿暂时是安全的，但出于对员工的保护，依然决定关停邦古金矿。

2.大部分矿山继续运营，但投入高昂的安保费用

对于已建成的矿山，国际矿业公司一般不会轻易将其关停，主要是因为矿山在前期勘查和建设阶段已投入巨额的成本，而关停和撤离矿山又要花费大量资金，这对矿业公司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

因此大多数已建成的矿山还是选择继续生产，但需要投入高额的安保费用。目前，在布基纳法索的运营矿山的矿业公司已大幅提高了安全防范措施，例如在矿山附近为政府军队修建军营、为员工宿舍修建铁丝网和围墙、为外籍员工提供直升机出行、为当地员工乘车出行配备护卫等，部分矿山甚至修建跑道，为员工往返首都提供飞机出行。

今年初，坚毅矿业对其马里思雅玛（Syama）金矿2020年的安保经费作了预估：预计该矿山全年安保成本为20美元/盎司（约合0.71美元/克），全年预计产量为26万盎司（约合7.37吨），全年总安保经费预计520万美元。

3.勘查项目受影响最大

受安全形势影响最大的是处在勘查阶段的项目，随着安全形势的恶化及安保费用的提升，多数矿业公司采取的策略是停止高风险地区的勘查项目并尽可能保证已建成矿山继续运营。

预现黄金勘探公司（Predictive Discovery）暂停了旗下位于布基纳法索的勘查项目。此前，该公司一家合资企业的地质专家在一场袭击中丧生，该公司高管表示，现在已经找不到愿意去当地工作的地质专家。

坚毅矿业拥有5家勘探公司的股份，去年年底就建议停止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勘探项目。

有些勘查项目甚至因安全问题搁置了多年，金环资源公司（Golden Rim Resources）的巴本加（Babonga）项目因为毗邻尼日尔边境，该项目已搁置了3年。

4.矿业公司陷入两难境地

西非地区成矿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巨大，人工成本也相对较低，对国家矿业公司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是安全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及高额的安保费用使得矿业公司陷入两难的境地。

为回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一些矿业公司决定退出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如裴伦蒂矿业公司（Perenti）去年12月表示，将退出布基纳法索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决定解除与诺德黄金公司（Norgold）签订的比绍（Bissa）项目合同并退出比绍项目。

也有不少矿业公司依然十分看好西非地区的投资前景，决定继续加大在西非地区的投入，如西非资源公司表示将继续推进布基纳法索桑布拉多金矿的相关工作，并将于2020年年中产出第一批黄金；奋进矿业表示，将在西非地区继续经营和投资，该公司的目标是在2020年成为布基纳法索最大的黄金生产商。

四、投资建议

1.充分评估项目所在地的安全形势

西非地区安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并且安全形势在中短期内还难言好转，这是否意味着西非地区没有投资价值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已在西非北非地区十多个国家开展了多年项目工作，对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形势都有一定的了解。由于历史和民族问题，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并不能完全管控其全部国土面积，而政府能够实现强有力管控的地区一般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安全风险较大且经常发生恐怖袭击的地区多半是部分国家的边境附近。

因此，仅仅关注和评估西非地区或者某一国家的安全形势是非常片面的，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评估项目所在地的安全形势。关于项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建议咨询中国驻该国经商处、该国矿业管理机构以及中资企业，大多能获得该地较为全面的信息。

从近期的一些资讯中可以看出，不少矿业公司最近都加大了在西非地区的投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矿业公司已对项目所在地开展了充分评估并认为当地安全风险较低，如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1月30日表示，将加大马里洛洛-贡科托（Loulo-Gounkoto）地区勘查投入；奥里奥尔资源公司（Oriole Resources）最近获得了塞内加尔塞纳拉（Senala）金矿项目新的10年期许可权，并表示将继续加大该项目的勘查投入；科拉黄金公司（Cora Gold）3月18日表示，拟筹集289万英镑资金用于其马里萨南科罗（Sanankoro）金矿项目后续勘探和开发；西非资源公司3月19日表示，其所属的布基纳法索桑布拉多金矿的试选矿和试冶炼工作进展顺利，已成功产出第一批黄金成品；卡蒂诺资源公司（Cardinal Resources）3月26日表示，已将加纳纳明迪（Namindi）金矿采矿许可证面积扩大了3倍，并且该矿山已进入快速建设阶段。

2.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对矿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矿山产品需求下滑导致矿产品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针对疫情制定的限制措施影响了国际矿业活动。

就西非而言，奋进矿业在布基纳法索的宏德（Hounde）金矿和阿散蒂黄金公司（AngloGold Ashanti）位于加纳的奥布阿斯（Obuasi）金矿分别检出1例新冠肺炎患者。目前，各矿业公司都已加强了防疫措施，一些公司通过关闭总部、限制差旅、实施居家办公等方式遏制病毒传播。这场疫情对各矿业公司和各矿山的管理层将是极大的考验，如何在这场危机中“活下来”，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活下来”是各矿业公司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终将战胜病毒，唯一不确定的是此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将持续多长时间。

3.正确认识和对待“危中有机”

面对安全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双重危机，我们除了要充分认识和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还要善于发掘危机中蕴藏的机会。

西非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而且西非不少国家的经济对矿业的依赖程度很大，因此当地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国外矿业公司投资。但由于西方国家进入西非较早，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区块和项目早已被西方国家矿业公司占据，国内企业要么选择在夹缝中生存，选取西方国家矿业公司未登记的区块开展工作；要么以较高的代价获取优质项目。如去年11月，具有中国背景的合资企业取得了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北部区块的采矿权，但需要在几内亚修建一条铁路和一个港口。而在当前的危机中却有可能获得平时难以获得的项目，仅在最近一个月，西非地区已有多起并购案例：3月5日，特朗加黄金公司（Teranga Gold）已经完成塞内加尔马萨瓦（Massawa）金矿的收购工作，而马萨瓦金矿是西非地区最大的未开发金矿之一；3月16日，诺德黄金公司（Nordgold）向卡蒂诺资源公司发出要约收购提议，计划以2.27亿澳元的价格收购卡蒂诺资源公司；3月23日，奋进矿业以10亿加元的价格收购塞马福矿业，两家公司已签署并购协议，将组建西非地区最大的黄金生产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危机，收购的难度将大幅增加。

当然，这种并购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评估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盲目的并购扩张一样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危中有机”一定是给有充分准备的公司。

4.注意2020年大选带来的影响

2020年，加纳、几内亚、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多哥等国将迎来大选。大选期间，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社会治安也会受影响，建议增强避险意识，建立应急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①宝石学专业研二学生彭晖正在为标本拍照

②何明跃对标本库的资源如数家珍

③刘皓向记者展示最新一代标签

④赵鹏大院士采集的标本

当人们都在为到来的“人类世”而兴奋不已时，地质工作者们依然在默默地耕耘着。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关于地球的过去还是未来，还有更多的奥秘等待他们去探索。而他们探索这些奥秘的线索之一，就是岩矿化石。近日，历经20年、两代负责人和数百位标本资源数字化人员不懈努力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终于建成，记者采访了该平台的建设者们。

一块化石改写地球历史

当记者来到位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逸夫楼地下一层和二层的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库时，首先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松科一井”的全部岩芯标本。

“松科一井”是在松辽盆地布孔、为研究白垩纪气候变化的超深钻、科学钻，两段总共2600米的岩芯，都保存在这里。“松科一井”发现的微体古生物化石，反映了几百万年前古气候的变化，地质工作者以此来推测未来气候的演变。“‘松科一井’发现有孔虫的化石，从而揭示松辽盆地至少存在海相沉积。而在此之前，地质界普遍认为松辽盆地是陆相沉积。有句话说‘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用在我们这就是‘一块化石改写地球历史’。”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负责人、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党委书记何明跃教授介绍。

的确，岩矿化石提供了古生物和古环境演化的线索，是地质工作者探索远古、预知未来的重要依据，每一个岩矿化石之中都可能藏有破解地球谜团的密码。也正因为如此，将岩矿化石标本资源整合共享，成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众多院士专家的愿望。

1999年，在杨遵仪、王鸿祯、郝诒纯、翟裕生、莫宣学、叶大年、茅绍智等一批院士和老教授的倡导下，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原校长吴淦国教授负责，何明跃教授具体组织实施，从国家层面开展了跨单位、跨部门的岩矿化石标本资源整合与数据库建设工作。标本资源整合后，2003年他们开始将标本资源信息化，并提出“共享平台”概念，从而进入“国家岩矿化石标本库”阶段。2011年，何明跃教授接过接力棒，进一步开展标本资源整合与共享工作，带领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联合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等20余家我国重要岩矿化石保存单位进行地学标本资源整合与共享。

此外，在共享平台建设过程中，陆续有个人、专家、科学家向平台捐赠收藏的标本，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抢救标本的作用。如今，两代负责人和数百位标本资源数字化人员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最近被科技部与财政部发文批准为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一个平台展现地球古今

看完标本库的岩芯、矿物和化石，这里的杨眉老师向记者介绍了共享平台的具体情况。

共享平台的岩矿化石标本产地覆盖34个省（区、市）及行政区，以及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91个国家，具有科学价值的化石、矿物、岩石、矿石标本，有17.8万余件实物和数据库。同时，平台构建了九大模块、150余个专题：古生物化石群专题20个（云南澄江动物群、北京周口店及山顶洞古人类遗址、豫西华夏植物群、自贡恐龙动物群、河南汝阳盆地恐龙动物群等）、典型矿床专题80个（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江西省德兴市斑岩铜矿床、甘肃省金川铜镍硫化物矿床等）、地学专题3个（天津蓟县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等）、3000种系统矿物学数据库及查询系统、珠宝玉石专题39个、岩矿化石精品图片库4个、原创科普视频10个、3D矿物精品24个，以及基础地理、基础地质、地学科普专题等。“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它们共同记录了地球演化进程中无数精彩的瞬间。”何明跃说。

作为科技部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一级平台，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实物及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及数据产品通过在“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网站发布共享，并将元数据发布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用户可在门户网站通过资源中英文名称、产地、样品编号、资源形成时代、保存单位、库存位置号等11个查询条件，快速查询检索标本资源共性描述及图片信息。平台还提供标本资源信息及实物共享，同时提供地学特色专题展示、学术交流与科普教育等服务。目前，平台日访问量1万以上，累积访问量达3300余万，实现了岩矿化石标本资源的有效整合、合理保护、充分共享和高效利用，为科技创新、专业教学、人才培养、人工智能研发及科学普及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加强国内外交流和共享，共享平台还设立了全球岩矿化石标本资源保存机构名录，含国外335家、中国37家标本保存机构的网络平台链接。

同时，作为我国最大的地学标本平台，何明跃和他的团队研究制定了岩矿化石描述标准52个、技术规程39个，出版了《矿物、岩石、矿石标本资源及矿床描述标准》《无脊椎动物化石标本资源描述标准》《脊椎动物、植物、牙形类化石及旧石器标本资源描述标准》《岩矿化石标本资源收集整理保存技术规程》，指导全国标本资源保存单位进行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分级分类整理、鉴定、描述、数字化建设。

“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理念是，数据质量最重要。例如：标本描述标准由100多位科学家参与制定、研讨、评审、试用、修改完善，最后出版，形成标准和规范。”何明跃还介绍，正是有了精确的标本描述，为后期平台建立专题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因此，平台的专题、视频含金量高、科普性强。

一项事业传承地学精神

在化石标本库里，记者看到一件华夏植物群的化石标本，它的采集者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古植物学退休教授杨关秀。一直从事地层古生物教学和科研工作、对我国二叠纪古植物及生物地层作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的她，也是标本库的第一代建设者。“杨老师退休后还惦记着她的标本，2008年开始到她坐着轮椅，用几年时间整理完了1000多件标本。她常说，心愿了了就好了。”杨眉老师说。

是的，这里每一件标本的身上，都凝聚着地质人心血。记者在标本库里看到，几乎每一件标本，都有“三代”标签：“第一代”是手写标签，“第二代”是打印表格标签，“第三代”是带有二维码的打印标签。它们，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也是一代代标本库建设者精神力量的传承。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何明跃收到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颁发的第六届“共享杯”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他指导的研究生团队制作的参赛视频也获得了一等奖。“我们的参赛作品基本上年年都获奖，而且很多是一、二等奖。”何明跃自豪地说，“这是一个让学生了解现状成果和未来趋势的过程，他们在做数据产品的过程中获得了国际视野，并得到锻炼。”而这些视频，都是共享平台中各个专题的精品内容。

何明跃的学生、宝石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刘皓在标本库工作已经有几年了，标本库的工作对她的学业有不小的帮助。像她这样的年轻学生还有很多，标本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对岩石、矿石、矿物进行拍照、鉴定和描述，他们在参与共享平台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渐沉淀和提升了专业素养。多年来，这里已经培养了100多名研究生。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共享平台终于建成，但这并不是终点。对于未来，何明跃还有更多的思考：下一步，他们要走入基层，到更有特色的地方，如中国重要古生物群、世界金钉子剖面、国家大型超大型矿山等，进一步发掘优质标本资源；把英文网站做起来，与国外专业标本网站互联互通，努力建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开放型的地学领域岩矿化石数据中心；深化信息服务，开发标本库人工智能，初步设想基于图像识别法，研发手机识别岩石、矿物、珠宝、化石的功能；通过公众服务，促进全国标本库的标准化建设……同时，何明跃也坦言，目前我国地学标本库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基层单位技术力量薄弱；在成果评价机制和转化方面，建库人员的积极性和获得感还需要提升等等。

何明跃常说，岩矿化石是地球科学的“根”。而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个“根”。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地学标本采集和保护事业中，从而让地球科学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

相关链接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有哪些资源？

化石标本资源：模式化石及典型化石群标本8.2万件，其中模式化石标本1.1万件。典型化石标本主要有：我国境内古人类化石、云南澄江动物群、辽西热河生物群、山东山旺生物群、豫西华夏植物群、自贡恐龙动物群、河南栾川恐龙动物群、黑龙江嘉荫恐龙动物群等20多个国内重要化石群及重点地区地层古生物化石标本，国外典型地层古生物标本，以及北京周口店、河北阳原、河南三门峡、内蒙伊盟、山西运城、贵州西部发现的旧石器标本。其中包含“世界上第一朵盛开的花”——辽宁古果、“世界上第一只飞起的鸟”——中华龙鸟、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及云南澄江动物群化石标本等享誉世界的珍贵标本。

矿物标本资源：整合了中国新矿物标本、稀有的矿物晶体晶簇标本、典型矿物标本及部分国外典型矿物标本2万件，含1500余种矿物。其中，国外产出的矿物标本占36%。

岩石标本资源：整合了国内外典型岩石标本5.8万件。主要有：青藏高原及其邻区的岩石，中国高压、超高压岩石分布带的榴辉岩，中国东部中新生代玄武岩及其地幔岩包体，峨眉山大火成岩省超基性岩等标本资源，天津蓟县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浙江长兴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灰岩剖面等典型剖面的岩石标本，以及国外典型岩石标本。

矿石标本资源：整合了100多个中国濒危矿床和大型、超大型、特色矿床和400多个典型矿床的金属、非金属和能源矿石标本1.7万件。

 

2018年8月9日-1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召开2018年年中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推进政治建设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听取了18个项目、3个部门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各分管领导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和具体措施，会议为促进全面完成2018年“两重一主”工作，谋划未来三年的重点地质调查任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会议指出，当前地质事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在进行大调研、大讨论、大实践活动，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明确业务定位，推动地质工作转型发展。随着形势的变化，地质工作的业务结构、工作方向和要求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快转型发展。聚焦生态文明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为未来华东地区主体功能区划、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确权等提供精细化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地质解决方案。

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和节奏，有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一要坚定不移地完成2018年目标任务；二要继续谋划好2019－2021年工作任务；三要推进大调研、大讨论、大实践活动；四要引导职工做好个人的职业规划；五要以项目为抓手，业务室为依托，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六要推进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心管理制度体系；七要强化汛期野外安全生产工作；八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南京地调中心中层干部、工程首席专家、二级项目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会议。 

 

 

 

二○一一年，马晓丽在帕米尔高原开展野外工作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6年过去了，马晓丽不仅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还结婚成家，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200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了3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利时姑娘Marie-Luce Chevalier（中文名马晓丽）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时的同学李海兵打来的，得知她正在找工作，李海兵立即抛来了橄榄枝：“你为什么不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马晓丽想了想，立即答应了，身为地球活动构造研究青年专家，马晓丽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新构造、构造地貌、古气候、宇宙成因核素测年等方面的研究，曾经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Science》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篇，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晓丽深深地热爱着那片神秘的高原。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棕发蓝眼的马晓丽名字却很中国，她解释说：“我的中文名是10年前李海兵的女儿给起的，当时小姑娘才11岁。我的姓Chevalier有骑士的意思，骑士都会骑马，而且马和Marie发音近似，至于晓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马晓丽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高中老师，“但他们都是搞文学的，我完全不感兴趣。”她天生就喜欢大自然，喜欢在野外爬山，搜集漂亮的石头以及观察各种动植物。

不过比利时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山，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晓丽看到了一些壮美的火山图片，让她对岩石、地质产生了最原始的好奇心。而她对火山一直很钟情，多次实地参观火山，“我喜欢去看新的小活火山，它们可爱极了。”

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没有专门进行火山研究的导师，马晓丽只好选择了活动构造研究。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西藏西部绵延1000余公里的喀喇昆仑断层，了解这个断层的运行机理，估算它的平均发展速度，还有其移动和活动，是评估这一地区潜在地震风险不可或缺的工作。

因此，从2002年开始，马晓丽几乎年年都会来中国，到西藏艰险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和采样。青藏高原上风景很美，但环境极其恶劣，课题组经常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工作，晚上直接就地搭帐篷睡觉，温度低于零下十几摄氏度……这样的野外环境，很多经常出野外的男地质队员都吃不消，马晓丽却从不抱怨什么，“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最大的考验来自高原反应，有一年去野外前，马晓丽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因为空调温度太低她患上了感冒，结果飞机刚到拉萨，她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快反应越来越严重。考察地点位于海拔4500米到5000米的地区，她连续四天不吃饭也不睡觉，只是不停吐。同事们开车将她送到当地一个简陋的医疗点，输液、吃药后，她又被送到海拔低一点的日喀则休养。

那几天，躺在病床上的马晓丽心急如焚，每年能去野外的机会不多，时间又很短，想到同事们都在野外考察，自己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都干不了，她就觉得万分可惜。

曾经的经历如此痛苦，也不能打消马晓丽的热情，她反而格外珍惜每一次到西藏野外考察的机会，到达后她都会先休息两天，养精蓄锐，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研究喀喇昆仑断裂带已经15年了，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到中国工作后，马晓丽很顺利地就申请到了自己的科研项目，带领一个课题组进行青藏高原板块运动的相关研究。活动构造研究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对各类型活动构造的研究中，地震构造和活动断裂的研究是最活跃的课题。事实上，地质构造的活动不一定都引起地震，但构造地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断裂带的局部或全部冲动达到相当激烈程度而引起的。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不管高原环境如何恶劣，马晓丽都坚持去现场采集数据标本，“我来过，我看过，我知道这里每一公里范围的卫片，才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青藏高原地区是世界上发生大陆内地震的主要地区，地震活动规律性强，是现代构造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近代地震活动并不强烈。马晓丽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至今已有15年了，完成了8篇相关科研论文。

2016年10月，她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西部的鲜水河活动断裂带，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野外考察，同行的还有她在中国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 能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作研究，把自己会的东西分享给他们，马晓丽觉得很开心。

马晓丽还很喜欢中国的学术研究氛围，每次和同行们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她都听得格外认真，尤其是作青藏高原地区研究的专家们，每年见一两次面，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有收获。

到中国这几年，马晓丽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许多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工作进展，还获得了2015年度“优秀黄汲清学者奖”。

不久前，马晓丽结婚了，2017年，她还将在地质研究所继续招收活动构造专业的研究生，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已经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

刚到中国的时候，马晓丽觉得最大的难题是学中文，她住的小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人会说英语，去银行、买东西、上医院都需要有人帮助，非常不方便。6个月后，马晓丽在北京五道口一家语言学校报名学中文，接受每周4个小时的一对一教学，6年过去了，虽然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了，她依然保持每周两个小时的学习。由于经常要出野外，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无法保证学习时间，她就抽中午时间在办公室做作业，然后请同事帮忙修改一下。

而在工作之余，马晓丽和所有年轻的姑娘一样，喜欢健身、游泳、跳舞、瑜伽、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当然，还有旅行。在中国工作这几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还经常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洛阳盛放的牡丹，也有壮观的云冈石窟以及初春北京的街头风景，“我还没有去过张家界，非常想去，另外还想去贵州看看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而谈到中国各大景区假期人潮涌动的景象，马晓丽有自己的聪明选择，“假期的时候我就到单位来工作，等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休假出去旅行，而且只要带上我的电脑，在哪里我都能工作。”

而在所有的爱好中，马晓丽还是最喜欢爬山，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朋友们组织的爬山队，大家经常相约结伴去北京的郊区爬山，特别喜欢去爬野长城。“野长城很危险吗？我觉得还好，比起青藏高原来说好爬多了。”不经意的话语流露出她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她想念那片高原，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

  

欢聚一堂

  

题写春联

  

三句半表演

  

年夜饭

  

到长城站拜年

当地时间1月28日，中国传统大年初一。上午11时，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首席科学家何高文，应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陈波相邀，利用在长城湾内避风停泊的时机，一行八人，乘坐橡皮艇到长城站拜年。

何高文告诉记者，他带给长城站的拜年礼品是一管长约30厘米的海底沉积物样品。这管样品采自长城湾，是“海洋六号”前一日到达锚地后开展箱式取样获取的，送给长城站开展研究，可以掌握更多关于长城湾锚地的地质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以此感谢长城站对“海洋六号”船以及航次登陆考察队的大力保障和支持。

就在前一日，“海洋六号”航次登陆考察队的10位科考队员，以长城站为基地，安全、超额完成了历时6天的菲尔德斯半岛西南部地区地质考察任务，中午12点在长城站吃过了午饭后，返回“海洋六号”船。

长城站使用的当地时间，与中国北京时间正好相差12个小时。因此，在长城站中午12点吃过午饭，也就意味着度过了中国的除夕之夜。

但在“海洋六号”船，一样还有除夕夜的精彩。下午6点，72位科考队员，一起吃上年夜饭，度过了一个独特而热闹的南极除夕夜。船长蓝明华说，这是“海洋六号”入列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在距离祖国1.7万公里的南极度过的跨年夜。

年夜饭自然是最丰盛的。“海洋六号”平日采用自助餐就餐形式，年夜饭专门改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围餐，餐厅4个长条桌，再加上旁边的多功能活动室兼小餐厅，一共5围，每桌12~14人，有梅菜扣肉、红烧牛排、红烧油豆腐、炝炒大白菜、咸蛋花生、辣椒炒虾仁、辣子鸡、蒜蓉鲍鱼共8个菜。大副管鹏告诉记者，鲜鲍鱼是“海洋六号”在瓦尔帕莱索补给时买的，一直存放在冰库，提前为过年准备的，价格并不贵。为了准备这顿年夜饭，“海洋六号”的三位厨师何哲平、王军校、袁建良，外加每个部门派出的1人帮厨，忙乎了大半天，准备了一顿以肉为主、丰盛的南极年夜饭。

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是红烧豆腐和大白菜。豆腐是厨房师傅凌晨4点起来现磨的，再油炸，忙乎了一整天专门准备的。大白菜是长城站送来的新年礼物。陈波站长听说科考船已经没有叶菜了，专门挤出点白菜、萝卜和苹果，让除夕下午返回的登陆科考队员带回船上。从去年12月28日离开蓬塔，“海洋六号”已经在南极半岛海域工作了30天，不易保存的蔬菜10天前就断货了。不过，有了如此精心的准备，除了几位值班的队员外，60多位科考队员挤在一起，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晚饭后，就是“海洋六号”春晚时间了。10天前， “海洋六号”临时党委就研究确定，由调查部部门长关晓春担任“海六”春晚总导演，策划举办一场除夕晚会，陪伴大家度过除夕之夜，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

晚上8点，餐厅里，身着红色队服的科考队员们齐聚一堂，闪烁的彩灯、年年有鱼的挂饰、大红的福字、欢度春节的横幅、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队旗、以及组织实施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局旗，令停泊在南极冰海之中的“海洋六号”洋溢着新年的温暖和喜气。

晚会主持人宣读了来自上级单位专门发来的春节慰问电后，首席科学家何高文表演了第一个节目，题写春联。上联是“雪中犁海抒豪情”，下联是“冰间踏浪谱新篇”，横批是“建功南极”，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科考工作中的视频片段、以南极科考为主题创作的三句半、歌声、舞蹈、猜谜、抽奖，两个小时的晚会精彩不断，在科考队员们欢声笑语中，南极春晚陪伴远航的“海洋六号”科考队员们度过了远离祖国亲人的除夕。

驾驶台上，甲板部的年轻水手何能清在大红福字的日历上，写上了一个“100”。他告诉记者，从2016年10月22日从广州起航，“海洋六号”已先后执行了大洋及深海资源航次任务，到鸡年大年初一，正好是离开广州的第100天。他还补充，这个挂历是去年11月靠泊夏威夷时，热心的华侨吴先生得知“海六”要远赴南极跨年度考察，临别时赠送给“海六”的特殊礼物。

令大家都非常宽慰的是，科考船的条件不断改善，除夕、大年初一，队员们利用卫星宽带网络，向祖国和亲人拜年。

当地时间1月28日，南极，中国传统大年初一，上午11点，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首席科学家何高文，应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陈波相邀，利用在长城湾内避风停泊的时机，一行8人，乘坐橡皮艇到长城站拜年。

何高文告诉记者，他带给长城站的拜年礼品是一管长约30厘米的海底沉积物样品。这管样品采自长城湾，是“海洋六号”前一日到达锚地后，开展箱式取样获取的，送给长城站开展研究，可以掌握更多关于长城湾锚地的地质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以此感谢长城站对“海洋六号”船以及航次登陆考察队的大力保障和支持。

就在前一日，“海洋六号”航次登陆考察队的10位科考队员，以长城站为基地，历时6天，安全、超额完成了航次设计的对附近的菲尔德斯半岛西南部地区展开地质考察任务，中午12点，在长城站吃过了午饭后，返回“海洋六号”船。登陆队科考队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实验测试所工程师吴聪告诉记者，按照国内的时间，登陆队算是在长城站过了除夕。

长城站使用的当地时间，与中国北京时间正好相差12个小时，因此，在长城站中午12点吃过午饭，在时光上，也就意味着已经度过了中国的除夕之夜。

但在“海洋六号”船，一样还有除夕夜的精彩。下午6点， 72位科考队员，一起吃上年夜饭，度过了一个独特而热闹的南极除夕夜。船长蓝明华说，这是“海洋六号”入列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在距离祖国一万七千公里的南极度过的跨年夜。

年夜饭自然是最丰盛的。“海洋六号”平日采用自助餐就餐形式，年夜饭专门改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围餐，餐厅4个长条桌，再加上旁边的多功能活动室兼小餐厅，一共5围，每桌12-14人，有梅菜扣肉、红烧牛排、红烧油豆腐、炝炒大白菜、咸蛋花生、辣椒炒虾仁、辣子鸡、蒜蓉鲍鱼共8个菜。大副管鹏告诉记者，鲜鲍鱼是“海洋六号”在瓦尔帕莱索补给时买的，一直存放在冰库，提前为过年准备的，价格并不贵。为了准备这顿年夜饭，“海洋六号”的三位厨师何哲平、王军校、袁建良，外加每个部门派出的1人帮厨，忙乎了大半天，准备了一顿以肉为主，丰厚的南极年夜饭。

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却是红烧豆腐和大白菜了。豆腐是厨房师傅凌晨4点起来现磨的，油炸，忙乎了一整天专门准备的。大白菜是长城站送来的新年礼物，陈波站长听说科考船已经没有叶菜了，专门挤出点白菜、萝卜和苹果，除夕下午，随返回的登陆科考队员一起运到船上，送给“海洋六号”过年。从12月28日离开篷塔，“海洋六号”已经在南极半岛海域工作了30天，不易保存的蔬菜10天前就断货了。不过，有了如此精心的准备，除了几位值班的队员外，60多位科考队员挤在餐厅和旁边的多功能厅，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晚饭后，就是“海洋六号”春晚时间了。10天前， “海洋六号”临时党委就研究确定，由调查部部门长关晓春担任海六春晚总导演，负责总策划，办一场除夕晚会，陪伴大家度过除夕之夜，缓解大家的思乡之情。由于本次科考船上就本报记者一人为女性，因此，“关总导演”盛邀，女记者担任主持人，男女搭配，主持“海六”春晚。不巧，本报记者同时还被委派参加登陆考察，登上长城站，一走6天，直到除夕当日下午才回到科考船。因此，主持人换上了小鲜肉，报务员张力中，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帅哥。由两位男士担任主持人，也算是科考船的一个特色了。

晚上7:50，船长蓝明华打开广播通知，海六首届 “南极冰雪之夜” 春节联欢晚会8点正式开始，要求科考队员统一穿上大红的南极科考队队服，参加晚会。会场同样设在餐厅。闪烁的彩灯、年年有鱼的挂饰、大红的福字，欢度春节的横幅，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队旗，以及组织实施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局旗，南极冰海中，“海洋六号”洋溢着新年的温暖和喜气。

主持人宣读了来自上级单位专门发来的春节慰问电后。首席科学家何高文表演了第一个节目，题写春联。上联是“雪中犁海抒豪情”，下联是“冰间踏浪谱新篇”，横批是“建功南极”，18个字，展现了科考船的豪迈之情，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科考工作中的视频片段、以南极科考为主题创作的三句半、歌声、舞蹈、猜谜、抽奖，2个小时的晚会精彩不断，科考队员们欢声笑语中，南极春晚陪伴远航的“海洋六号”科考队员们度过了远离祖国亲人的除夕。

驾驶台，甲板部的年轻水手何能清在大红福字的日历上，写上了一个“100”。他告诉记者，从10月22日，从广州启航，“海洋六号”先后执行了大洋及深海资源航次任务，到鸡年大年初一，正好是离开广州的第100天。他还补充，这个挂历是去年11月份靠泊夏威夷时，热心的华侨吴先生得知海六要远赴南极跨年度考察，临别时赠送给海六的特殊礼物。

不过，令大家非常宽慰的是，科考船的条件正在不断改善，除夕、大年初一，队员们正利用卫星宽带网络，与祖国亲人拜年。

 

 

大年初一海洋六号代表到长城站拜年

 

大年初一海洋六号代表到长城站拜年

 

红红火火看春晚

 

年夜饭

 

年夜饭

 

挥笔写对联

 

吹气球比赛

 

吉他伴奏（老轨和报务员张力中）

 

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

 

2016年7月20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孟繁一、罗明非在西藏野外工作一线因公殉职。

惊闻噩耗，莫宣学院士哀叹道:“昨天10点半由加拿大回到北京，今天早上弟成、志丹告诉我，我也从我们群体的微信知道了孟繁一、罗明非的噩耗。多好的两个孩子，忠厚、踏实、积极，对亲人、对事业充满了爱！多好的年华，这么年轻，他们还可以做多少事情，然而他们却离开了我们！壮志未酬身先去，长使亲人泪满襟。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记住他们！现在我面前摆着他们的博士论文，睹物思人，更加怀念和悲痛。他们殉职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将会被人们永远纪念！”

 

孟繁一参加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罗明非（左）与孟繁一（右）在尼雄地区野外调查。

 

五千米高原挽英烈，三千里山川生死别。

他们曾默默奉献，不惧牺牲，用双手描绘祖国的疆土，用双脚丈量广袤的大地。他们曾在青藏高原挥洒青春热血，矢志不渝用生命践行曾经许下的诺言。他们用鲜血与汗水，承担了这份崇高的事业与责任。他们用短暂的一生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这一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给了中国地质调查事业。

孟繁一的家，在成都理工大学东苑的教师公寓。

电梯上去，门开着——

阳台的衣架上晾晒着刚刚洗过的婴儿衣服。房间陈设简单，看不到一张照片。

已经有6个月身孕的孟繁一的妻子陈越慢慢在沙发上坐定，抬头瞬间已是泪满衣衫。“我们已经商量好，等他这次出野外回来，就去给孩子买小车……他那么聪明，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安排？”

2016年7月20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孟繁一在西藏野外工作一线因公殉职，时年28岁。

听闻噩耗，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Donald Depaolo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Mark Harrison教授、尹安教授在内的一大批知名学者都发来唁电，深表悲恸。

求学结缘青藏高原

孟繁一，中共党员， 2014年7月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陈越说，她与孟繁一相识10年。“从18岁开始和他谈恋爱。他的优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

1988年出生的孟繁一是天津人。2006年，他顺利完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地质学专业的本科学业。由于学习努力刻苦，他几乎年年都能拿下奖学金，并同期获得“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科毕业那年，他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优秀本科论文”，他本人也获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2009年7月，因本科毕业论文生产实习，孟繁一第一次跟随导师进驻西藏，从此便与西藏地质结缘。

因为自身的优秀，本科毕业后，孟繁一获得硕博连读机会，继续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赵志丹教授。

赵志丹教授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及其东部邻区、秦岭造山带、华南等地区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近些年，由他负责的青藏高原西南部超钾质岩石中地幔包体地球化学及其揭示的地幔性质、横过西藏冈底斯带东段的岩浆岩大剖面及其构造意义、“青藏高原南部大陆聚合与成矿作用”之课题二“青藏高原南部火山-岩浆作用、深部过程与成矿约束”等课题，孟繁一均有参与。

也许，青藏高原注定是孟繁一绕不开的。

“读了8年书，孟繁一本科的论文是青藏高原，硕士的论文是青藏高原，博士的论文还是青藏高原……”陈越说。

因为之前的积累，加之导师的影响，孟繁一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青藏高原。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孟繁一努力学习，勤奋认真，刻苦钻研，获得了2013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此期间，他参与一个973课题和一个全国重点基金项目，表现优秀，并在国内外众多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展现出优秀的地调科研素养。

陈越说，由于英语水平出众，攻读博士期间，孟繁一总是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中。2012年，他组织接待了美国国家基金会大陆动力学青藏高原重点研究项目的国外研究专家团，出色完成了野外工作，得到外国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正是因为这次接待工作，孟繁一给国外专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2013年3月，他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到该校参加为期半年的访问，在同位素地球化学中心完成了西藏样品的钙同位素实验，期间还多次陪同外宾到中国访问。他聪颖好学、工作勤奋、为人热情、做事干练，给国外专家学者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赞赏和尊重。

坚守责任笃志寻梦

博士毕业后，孟繁一和妻子陈越一起到了成都工作，选择继续奋斗在青藏高原上。

为什么要来成都？

这是孟繁一离开后，陈越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他可以留在北京，留在天津，留在任何一个不是成都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却选择了成都。只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他心心念念的‘高原所’！”陈越说，最初她以为是因为自己拿到了成都理工大学的录取单，而当别人问起孟繁一当初为何选择成都时，他却回答：“我喜欢西藏的风拂过脸庞的感觉。”

2014年7月，孟繁一正式到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报到，并进入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室工作。

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的综合能力，单位对他的安排有更长远的打算，暂时把他安排到在内地从事区调工作的项目组待了一年。

从西藏到内地，从科研到区调，全新的工作环境和业务领域给孟繁一带来了诸多挑战，也打乱了他当初的个人发展规划。但他从大局出发，欣然接受了安排，没有半句怨言。

在参与贵州填图项目的过程中，孟繁一敢于担当，兢兢业业，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还常常主动承担艰苦的地质调查路线任务。短短的一年时间，他主记路线38条376.7千米，辅记路线10条60.8千米，定了550个地质点，工作量极大。

相比西藏，内地的野外工作条件要好很多，但是孟繁一最想从事的还是西藏的地质工作，最想攀登的还是冈底斯山，他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西藏的地质事业。来单位一段时间之后，和同事逐渐熟悉起来，每次谈到人生理想的时候，他都斩钉截铁地说：“我之所以把家安在成都，就是为了在西藏搞地质，我会主动请缨去西藏的。”

2015年，在孟繁一的强烈要求下，他又重新回到了他所热爱的青藏高原，投身到狮泉河以西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

狮泉河以西的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位于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在地质界有句话说，区调是艰苦的，而在藏区的区调是更苦的。

而这些都没有让他退缩。他每天顶着烈日，克服低压缺氧的生理折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趟过一条又一条河，只为详细记录每一条地质路线，洞察每一块岩石的奥秘。

来自繁华都市的他，很少在旁人面前言及野外工作的艰险，而别人口中的苦和累也都在他的谈笑间变得轻描淡写。那份对西藏地质的热爱在他身上从未消失。

2015年8月下旬，孟繁一和陈越在老家举行婚礼。婚礼的前几天，他还在狮泉河参加野外调查。在回老家的前一天，他放心不下野外工作，坚持给实习的学生们讲解，以便学生们能更好地完成野外工作。他还将在野外调查的工作场景精心录制剪辑，在婚礼上播放——他认为，这是对所热爱的地质工作的最高礼赞。

每年一到9月中下旬，青藏高原就因气候太冷而不再适宜野外作业。

为了能尽早完成计划内的工作，婚礼刚结束，孟繁一就直接返回成都，稍作休整后又回到西藏的项目驻地。而陈越因为参加成都理工大学的一个支持“青年优秀教师”的项目，也去了西藏。

孟繁一的同事们笑称，这两个浪漫的人，把新婚蜜月安排在了最接近天的地方。

求实创新无私奉献

“两年来优秀的工作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单位对其工作能力也非常认可，决定将其作为后备科研骨干培养。”西藏尼雄地区1:5万四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组副主任王保弟对孟繁一的评价很高，“其实，他在学术上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已经被组织上作为下一个人才梯队的学科带头人来培养了。”

鉴于孟繁一对西藏的熟悉，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青藏高原研究室决定安排他作为2016年新开项目“西藏尼雄地区1:5万4幅区域地质调查”的副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日常事务。

“西藏尼雄地区1:5万四幅区域地质调查”是一个试点填图项目，旨在通过地调与科研相结合的创新形式，更精准地描述区域地质情况，对接目标需求，解决重大地质问题。

工作区位于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属常年高寒冻土及内流湖盆区，平均海拔5000米，属于典型的大陆型半干旱气候区，具有气压低、严重缺氧、寒冷干燥、风力和紫外线辐射强、日温差大等特点，气压仅为内地的60％左右。因气候干旱少雨，地表水系不发育，多为季节性间歇河，由消融的雪水及泉水补给。湖缘多发育咸泉、盐沼，植被稀疏，戈壁、荒漠大片分布。通常，这里的4月到6月多7级大风，7月、8月则为雨季，多冰雹，9月开始就是冰冻期，年平均气温在 0°C以下。这里大部分为无人区或人烟稀少地区，居民主要为藏族。除工作区以南有国道黑阿公路外，区内无正规公路，仅有少量的简易大车道勉强通车，交通极不方便。在雨季之外的季节，凭借越野车、牵引车，可有限地开展野外地质工作。

熟悉西藏情况的都知道，项目野外工作组进藏后，首先要在拉萨休整一周左右以克服高原反应。但孟繁一休整3天后就和同事一起去阿里地区各级主管部门办理工作手续，工区食宿也安排得妥妥当当，为后续工作人员进入工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运行的事务非常繁琐，需要很大的耐心。孟繁一很快进入了角色，每件事情都处理得有条不紊，是项目负责人的左膀右臂。

管理项目的账目是琐碎凌乱的活儿，耗时费力。在他离开后，同事们打开他所负责的项目组账目本：所有的账目都记得一清二楚，一目了然，每一笔都能与银行的出入对上。

项目组成员复杂，除了本单位人员，还包括租车司机、实习学生、做饭的厨师及偶尔聘请的民工，各种协调工作非常繁重。别看孟繁一年纪不大，却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把各种关系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保证了野外工作期间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团结、和谐和凝聚。

在尼雄仅有的一个多月，孟繁一走遍了项目涉及的每一寸土地。他凭着扎实的地质基础和充满好奇的科研精神，为项目组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发现大量前人没有发现的白垩纪-新生代火山岩，其中白垩纪火山岩系图区首次发现；在工区东北部发现中新世超钾质岩；通过变质变形特征对比，识别出拉嘎组中的火山岩并不是与沉积岩同期而是后期的浅成岩脉；还准备从拉嘎组中的花岗岩入手研究拉嘎组的物质来源。这些创新性的发现和思路，都是项目组的重要进展，为完成一幅优秀地质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野外生活枯燥辛苦乏味，但凭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地质工作的热爱，孟繁一每次都能为大家带来乐趣，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

同事们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学业优秀，而且有很多的业余爱好，如手风琴、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其中，手风琴还达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八级、天津音乐学院业余十级水平。他常在行李里装上一架手风琴，不出野外的时候就给大伙儿弹奏一曲。

今年，冈底斯山上的雨水特别多，尼雄地区也是如此，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冰雹的洗礼。通常，冰雹都是每天中午准时光顾，正好是队员们吃午饭的时间。有一天，队友们正在野外吃午饭，从对讲机中传来孟繁一的声音：“现在下冰雹，正好吃饭，还不用喝水。”队友们大笑之余，疲惫一扫而光。

从此，每到中午时分，如果遇上冰雹，队友们都会把干粮拿出来吃，并在对讲机里吼上一句：“孟老师叫我们吃饭了！”

“从他身上，我感受最大的是亲和力、正能量、敬业心。”他的同事关俊雷说，“敬业心更能准确表达他对事业的态度，那种热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他说，再回去就要当爸爸了，要努力给孩子赚奶粉钱。”同事门记得，在山上空下来休息的时候，孟繁一还曾这样开过玩笑。如今，他永远听不到孩子叫自己一声爸爸。

出野外之前，陈越查出了怀有身孕。孟繁一为了能保证按时完成野外工作量，打电话向岳母求助来照顾妻子。

“如果我拒绝他，也许他就会留下来，就会躲过这一劫……”岳母至今懊悔不已。

孟繁一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是一位爱家顾家的丈夫，更是一名扎根地调、无私奉献的地质人。回望这短暂奋斗的一生，他把青春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行走在为中国地质调查事业努力奋斗的道路上，留下一本本野外记录簿、一条条路线、一串串脚印和未竟的事业。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核心价值观，是青藏精神传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