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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小学,有个“乡村振兴海洋地质科普室暨科普教学点”。这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发挥专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小小窗口。

    对于这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在这间陈列着各式地质科普展板、实物样品及船模的教室里,不但有他们听不够的地质科普故事,更藏着他们对地质科学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正深切感受着地质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部署安排,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地质调查应用到农业领域,在马踏镇重点村正持续开展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以专业技术优势赋能乡村振兴。

    为土地做“体检”,摸清资源“家底”

    马踏镇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东部,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单位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单位。这里耕地多,土地肥沃,水资源丰沛,素有“电白粮仓”美称。已完成的“广东阳江-茂名地区1∶25万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表明,马踏镇富硒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发展天然富硒产业的潜力。

    如何科学利用富硒土地资源,激发天然富硒产业潜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振兴?解决问题的“钥匙”非生态农业地质调查莫属。

    开展土壤剖面取样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主要是以地球化学技术开展土地质量现状调查,了解土地中营养元素(氮、磷、钾等)、生命健康元素(硒、锗、钼、锌、锶等)以及重金属元素(镉、铬、铅、砷、汞等)含量分布及其生态效应。

    通俗地讲,就是对土地进行抽“血”体检,这里的“血”主要是土壤。通过分析土壤中多种元素,对土地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让农户了解土地贫瘠,农作物长势差、产量低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哪些土地的粮食和果蔬品质好,更利于人类健康;哪些土地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安全隐患等。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查明耕地的质量,服务于粮食生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也是支撑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有力抓手。

    无人机航测图

    据介绍,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已纳入中国地质调查局编制的《地质调查支撑服务乡村振兴总体方案(2021-2025年)》。通过该项目实施,2022年度,项目组在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完成1∶1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面上调查和1∶2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加密调查,共采集341件土壤样、10件水样和30件农作物样,并完成样品的测试分析,对马踏镇石古湾村全域开展了春秋两季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航测。为持续支撑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乡村振兴工作,2023年度,项目组在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黄羌村和下山村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工作,设计采集样品286件,截至目前,已采集样品206件。

    项目成果表明,石古湾村富硒富锗富钼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圈定了天然富硒土地2247亩、富锗土地2750亩、富钼土地4835亩,区内采集的16件稻谷硒元素含量范围为0.033~0.085mg/kg,平均含量为0.052mg/kg,大于标准值0.04mg/kg,稻谷富硒比例高达81.25%,为当地富硒富锗富钼特色农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

    通过调查,项目组还摸清了村域内地貌特征、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特色农业分布区等现状,编制了《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生态农业地质调查图集》,为乡村规划、种植结构调整、富硒富锗富钼特色产业规划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是“辛苦活”,更是“精细活”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最辛苦的莫过于采集园地或长期积水的水田中的土壤样品。

    时至夏日,粤西地区已经进入“蒸烤箱模式”,地面温度超过40℃。为保证及时推进“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土壤取样工作,技术人员在马踏的田园里开展采样、编录、拍照等各项流程工作不但要克服高温“烤”验,还要时刻防范粤西地区红蚂蚁和蛇的“亲密接触”。

    前往采样点

    此外,这里的园地大多数不是普遍认为的菜园地,而是果园或橡胶园等,其植物群落结构与林地类似,灌木荆棘蕨类等丛生,往往无路到达采样站位,需要技术人员扛上设备负重当场开辟一条新路到达目的地。技术人员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被树枝、荆棘弄伤,被山蚊叮咬便成为日常。而且,长期积水的水田淤泥较深,技术人员扛着设备更容易下陷,可谓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一天,技术人员身上的工作服都会因为大量出汗而凝结几层盐霜。此外,由于腐殖质含量比较高,在水田里采样后整个人都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是个“辛苦活”,也是个“精细活”。

    为了安全保障和野外工作顺利执行,项目组会请一位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村民当向导。有一次,向导好奇地说:“在地里取土样不就是简单的事儿嘛,土到处都是,随便取便是了,为何流程如此繁琐,而且你们取样为什么不直接用铁铲,而非要用木铲?”

    对于村民的疑问,技术人员耐心地解释道:“取土壤样必须依照规范操作,比如,耕地的土壤样取的是表层0~20cm土壤,由1个主样和3~6个副样混合而成;取样的位置已经设计好,不是随便在哪个地方取就可以的;取样时需要用木铲将铁铲接触过的土壤先剔除,再取样装入样袋,如果直接用铁铲,可能会导致铁铲的金属元素污染样品,导致样品测试数据不准确。”

    向导听后连连点头说:“原来挖个土也有这么多规矩,真是长见识了。”

    为农业转型带来新“硒”望

    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积极支撑石古湾村申报天然富硒土地认证,取得由广东省科协天然富硒土地资源科技成果转化联合体、广东省地质学会联合颁发的天然富硒土地认定证书。首批认证的天然富硒地块面积691亩,土壤硒含量范围为0.44~1.38mg/kg,平均含量为0.79mg/kg,高于富硒土壤标准。这是茂名地区首个获得省级认证的天然富硒地块,天然富硒土地的成功认定为马踏镇发展富硒产业打下了品牌基础。

    据石古湾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石古湾村立足“富硒”资源禀赋,已引导成立了8家合作社,流转土地近2000亩,初步建成电白区丝苗米产业园“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退桉改香”种植示范基地、“富硒”特色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带动约150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工资近300万元。

    显然,生态农业地质调查使茂名市电白区看到了农业转型升级的新“硒”望。2023年5月11日,电白区委书记谭剑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马踏镇富硒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全面推进富硒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强镇富民,全力打造粤西首个富硒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健康电白。

    据介绍,目前,马踏镇正依托富硒资源调查和富硒认证基础,大力推动丝苗米、千禧果、沉香、杨梅等特色农产品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和标准化。加快马踏镇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助力打造富硒特色品牌农业,将富硒土地资源优势向富硒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促使其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篮子”。

    “保护生态环境,深挖土地绿色资源潜能,用绿水青山孕育好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的愿景和最终目标。”项目组人员说。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件久久为功的工程,是一项服务于土地资源管理、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也是自然资源系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持续开展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重点村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查明富硒土地资源禀赋,推动马踏镇天然富硒土地开发与利用,持续为当地绿色特色农业发展“造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乡村振兴 |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以生态农业地质调查...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中国地质调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的几个背景

    编者按:有人把青春比喻成早晨的太阳,容光焕发、灿烂耀眼。也有人说,青春是热烈的,是张扬的,是羞涩的,是懵懂的,是勇挑重担的,是无私奉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这明确了青年一代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青年一代的接力奋斗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五四”青年节,谨以青年团队的优异成绩为大家展示:年轻的他们是怎样用行动践行新时代地质文化的。

    勇攀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科技高峰

    这支科技创新团队80%为3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指挥部的带领下,已成长为技术骨干走上主战场,挑起勘查试采重担。

    团队组建于2016年,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研究团队为主体,集地质勘查、技术研发、环境评价、工程装备、钻探装备、综合研究、实验模拟等学科于一体。

    团队部分成员正在工作

    近4年来,团队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不断探索新技术。他们加大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先导试验区调查力度,针对试采区高分辨率地震调查资料开展精细评价与矿体刻画,寻找最优质的试采矿体,优选目标井位;他们长期奔波于国内各仪器制造厂家,设计研发设备,开展模拟实验,探索建立系统的理论技术体系,优选试采降压方案;他们针对试采区深海浅软地层特点,持续进行水平井系列技术攻关,先后在5个试验场地开展近万次试验,形成自主创新的核心理论、关键技术和装备;他们积极研发设备,持续改进完善试采过程大气-海水-海底-井下“四位一体”环境监测体系,为绿色开发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2019年10月,试采工程开始海上作业后,面临水平井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的新难题,面对新平台、新操船队伍、恶劣海况等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施工关键期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劲阶段,试采团队青年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自然资源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统一部署下,在试采现场指挥部的带领下,于2020年3月18日,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取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这是继2017年第一轮试采成功后,该试采团队再攀世界科技高峰。

    实现松辽页岩油重大突破

    这是一群80后的青年们,他们在松辽盆地这片热土上,斗酷暑、战寒冬;他们长期坚守野外一线,在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新领域,以行动书写着自己的青春篇章。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迅速部署、及时跟进,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页岩油调查团队应运而生。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页岩油调查团队工作现场

    在目推进的4年中,页岩油团队的青年们从烈日炎炎到数九寒天,从钻探工程到抽汲试油,他们长期坚守在工作岗位,默默奉献,每人每年在野外一线和出差平均在280天以上。寒冬腊月,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零下20多度的极低温天气下,在井场24小时轮班值守,及时准确记录、校对各项数据;盛夏时节,在似火骄阳和漫天飞舞的蚊子叮咬下,他们在压裂现场严把质量关,一站就是一天,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晒成了古铜色。

    他们常年坚守野外,缺席了孩子成长的陪伴,缺席了家庭的团聚,但实现了松辽盆地页岩油的重大突破,为百年大庆油田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甘于寂寞,无怨无悔,用行动诠释着“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代地质文化,践行着“勇于挑战、敢于创新、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页岩油团队精神,为支撑百年大庆油田建设、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奉献着青春。

    推动地灾防治迈上新台阶

    这是一支年轻的极具战斗力的地质灾害综合研究团队,他们长期致力于全国地质灾害数据库和信息化建设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在一线开展“五化”模式探索

    这支年轻的团队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技术指导中心)的地质灾害综合研究团队。多年来,他们一直竭力为提高地质灾害调查监测研究水平而贡献力量,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从调查监测示范到“五化”模式创建,从数据库建设到防治规划编写,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白格滑坡等一系列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支撑,团队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成长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研究团队,成长为一支靠得住、顶得上、能打硬仗的专业队伍。他们用辛勤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谱写了一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赞歌,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份优秀答卷!

    把初心与使命写在海南岛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团队,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对地质事业的无限挚爱,他们战酷暑、克难关,放弃双休和节假日,义无反顾地奔赴在地质调查第一线。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鼓励海南省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经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迅速作出部署,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第一时间响应,组建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综合地质调查团队,拉开了全方位探索地质调查支撑服务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幕。

    琼中县脱贫攻坚地质调查有效解决地方饮水安全和饮水困难问题,地方政府向项目组赠送锦旗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海南团队以此为契机,快速行动,在该中心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建立了五方协调联动工作机制,与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口市政府、海南省地质局、海南省地震局加强合作,实现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建立了一套中央与地方协同联动的工作模式。

    围绕江东新区规划建设的急迫需求,海南团队快速响应,精准部署,高效实施。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支撑服务海口江东新区概念性规划地质环境图集及建议》;以高标准、新理念完成江东新区城市地下空间调查,为江东新区规划建设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地质支撑。

    在琼中县脱贫攻坚战中,团队成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精准部署地下水饮水安全保障、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热带特色农业地质调查三项工作,全力为琼中县脱贫攻坚提供及时、有效的地质支撑。琼中县王琼龙县长为此表示:“你们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民生大事,感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对琼中县的关爱,感谢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的大力帮助。”

    团队成员舍小家,顾大家,秉承“艰苦朴素、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勇于攀登”的奋斗精神,只争朝夕、默默无闻地续写着艰苦奋斗的荣耀与传奇。

    昆仑山下助同胞脱贫解困

    这是一支扎根昆仑、甘于奉献的中青年地质调查研究队伍,他们为南疆地区绿色矿业发展和规划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助力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长治久安、富民固边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服务南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推动大型资源基地的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由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牵头实施。

    攀越山峰,只为寻找矿化线索

    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南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对于这支大多是一帮身上散发着孩子气的小伙子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自从进驻南疆以来,他们就承担了“造福南疆,造富南疆”的历史使命,从不适应昆仑山到喜欢上这个资源丰富的地方,从白白净净的帅小伙到成为古铜色的成熟男人,从不愿意驻扎在村里到与当地村民成为好朋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践行着地质工作者对南疆脱贫的责任和担当。

    四年多来,调查团队通过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引领新疆地勘基金重点投入和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政府等紧密合作推进绿色矿业和民族经济发展,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脱贫解困,为南疆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产业脱贫、富民固边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愿投身疫情防控战役

    这是一支青年志愿者团队,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到最前面,或帮助隔离期间有困难的职工,或心理疏导焦躁不安的职工,他们以实际行动,接受大家的“检阅”,并给出了答案:服务社会、传递爱心、共克时艰、有你有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成立了青年志愿服务小组,积极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社区是防疫工作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他们主动联系,做好排查、登记、执勤工作,当好社区的“守门员”。对居住分散、联系不便的离退休同志,他们逐一打电话确认情况,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要求,全面掌握每位老同志的外出情况、进出京信息等,对重点人员予以每日关注。对住在单身宿舍需要隔离的同志,只要“单身宿舍隔离群”的微信声响起,他们就会及时响应,或去集中点取快递、取菜、送餐,或去办公区取电脑、工作资料等。对因特殊情况滞留外地的同志,他们及时询问身体情况,对有思想负担、焦躁不安的同事进行安慰疏导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现着新时代地质青年最美的姿态。

    青年志愿服务小组积极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就像《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歌词里写的那样,这些青年们正用自己的青春谱写着地质事业的华章,用青春描绘着中华民族生机勃发、高歌猛进的美丽风景。

    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地质青年

    近期,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地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建立富有特色的地域性野外观测基地,开展长期稳定连续观测、试验研究,加强科技资源共享,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在新疆巴州初步建成“新疆硒资源高效利用试验示范基地”,丰富了西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平台建设内容。

    示范基地位于新疆巴州焉耆县五号渠乡,占地面积45亩,具体由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和焉耆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管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科院粮作所、新疆地质调查院、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等多家科研院所联合共建。示范基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发展定位:一是野外科学观测及试验基地,重点围绕土壤中硒元素生物有效性、可持续利用性、后茬效应及生态风险开展试验研究,对流域主要生态要素中的硒的含量及其变化进行动态监测,推动野外观测基地数据的长期积累和科学评价;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利用国内外硒相关研究团队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技术集成和示范,打造富硒现代产业园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规程,带动区域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科学普及示范基地,鼓励野外观测基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开发具有野外观测基地特色的科普产品,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充分发挥野外观测基地在科普服务方面的示范作用。

    基地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具体落实。目前,基地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了农田生态系统气候和土壤理化性质多参数动态监测系统;开展了硒生物有效性及富硒土壤高效利用区划技术方法研究等工作。下一步,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将联合国内外硒研究相关科研院所,协同推进科技项目申请,促进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示范推广、开放共享与服务、知识传播与科学普及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力争在3-5年时间开展部局级野外观测基地申报,服务西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平台建设,为发挥新疆区位资源优势,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富民兴疆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农田生态系统多参数动态监测系统 

    多参数动态监测数据

    西安地调中心初步建成新疆硒资源高效利用试验示范基...

    钱塘江,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和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试点,并启动实施。随后,建德市、淳安县、常山县、开化县四县(市)分别着眼于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融合、内陆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1年,钱塘江源头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十大案例。

    在开展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四县(市)中,有两个县隶属于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城市,衢州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扎实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为其保护浙江生态屏障的第一道关。

    废弃矿山变身“常山小瑞士”

    眼底是生机绿意,星罗棋布的稻田错落有致;眼前是矿山绝壁,雪山般斑斓的灰黑色岩壁高耸巍峨;抬头远眺是三衢石林,山石壮阔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记者走进辉埠矿山公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你很难想象,许多年前这里曾是机器隆隆的矿区开采现场,灰尘弥漫。

    辉埠石灰石矿区整治后一角

    辉埠矿山公园位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这里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采历史悠久。2006年,当地被命名为“中国常山钙业生产基地”,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常山县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时的2013年其年产值达到10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0%。然而,粗放式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过去的辉埠镇,天是灰色的,镇域内尘土飞扬,当地老百姓常常是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采访现场,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回忆起多年前的场景感慨万千,“因为灰尘大,当地村民种植的水稻上落满水泥浆和灰尘。丰收时节,当各地稻谷飘香,抓紧抢收时,当地的农户却因为晴天灰尘太大无法抢收,只能等到下雨天才能收割。”不仅如此,“粗放式开采还导致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长时间风化剥落,岩体原生结构面长期裸露,存在大量地质安全隐患。此外,大量矿渣等松散物质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孔隙汇水及石灰岩溶解造成重度碱性水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水系生态环境及居民日常用水安全。”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补充道。

    开展区域综合整治迫在眉睫。2013年,常山县“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场以地质安全和生态绿色为出发点,以“山水林田”要素协同修复为技术着力点,以建管发力、长效机制为管理落脚点的“生态修复战”正式打响。

    工程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率先对当地的钙产业链条进行系列整治,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落后生产线,彻底切断污染源头。随后,工程对矿山边坡开展生态修复。针对矿区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的实际,设计施工团队实施“一区一策”,有效清理宕底台地的矿渣与落石,消除矿山边坡地质灾害隐患。针对石灰石尾矿废水造成的区域性水体和土壤破坏,常山县着手实施水体环境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东乡湖生态消纳系统,引取周边大坞水库和灵湖溪的水源进入消纳池中,强化碱性水生态消纳效果,真正实现污水长效化、智能化处理排放。同时,紧密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林草植物保护措施和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不仅如此,工程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整合资源进行全域规划设计和整治,将废弃矿山宕底、废渣场地复垦为耕地,将相邻未利用坡地进行连片开发改造为耕地;对旱地进行防渗层回填、改造,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至此,工程多措并举,通过“山水林田”协同修复,将“地质+生态”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长效管理”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但是,常山县的石灰石储量和品位位居浙江省首位,去产能后该如何实现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利用石灰石资源,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得。”常山县给出了答案。

    为此,该县在整治的同时,成立了常山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石灰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市场化运作,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工作。同时,辉埠镇凭借常山“两山合作社”这把“金钥匙”,对辉埠后社片区矿山开采、钙产品加工遗留的污染用地及周边土地进行集中收储,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投产企业进驻提供了优质的融资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成为辉埠镇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力助推器。

    统计显示,通过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676亩。治理后,矿山边坡失稳、崩塌情况不复存在,地质灾害威胁得到有效消除;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4年的81.8%上升到2021年的98.6%;通过土地平整和连片改造,新增水田360亩、旱地690亩,旱改水150亩,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村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托辉埠工业园区平台,走出了一条契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子。2020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5万元,同比增长15%……

    如今,曾经的矿区和生产企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辉埠矿山公园。打开社交平台,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常山小瑞士”,高大冷峻的矿山与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碰撞形成的独特风景,吸引数万网红慕名在此拍照打卡。可以说,项目的实施,使全镇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

    地役权补偿机制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愿意游进钱江源;如果我是一只鸟,我愿意飞向古田山。”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示区,有这样一段优美诗句格外吸引人。

    诗中提到的“钱江源”,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衢州市开化县,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便坐落于此。钱江源园区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而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亚马逊雨林”。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秉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定位,针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比高等特点,创新性探索了地役权补偿的机制,辅之以社区共管机制加以具体落实,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

    据了解,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2.3万公顷的林地面积中,集体林地占比高达79.6%。为实现集体林地统一管理,2018年2月,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内率先启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规范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你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我的统一监管,我就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2020年,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的基础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又推出农田地役权改革——在村民承诺农田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的前提下,给予农户每年每亩200元生态补偿金,此举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今年,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大,补偿金额增至每年每亩800元。2021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论坛组委会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结果,“钱江源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探索实践”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林地、农田地役权改革覆盖4个乡镇,包括21个行政村、64个自然村,3199户10644位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同时,试点区强化科研监测,推进数字赋能,通过开展自然教育、融合区域发展等多种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持续释放生物多样性红利,有效解决了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的难题,为我国人口集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范本。

    下淤村治水富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就在常山县实施“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开化县着手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并探索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等4个村也在积极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全域整、综合治、全面改”,曾经的乱点建成了景点,荒滩变成了公园,下淤村也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写了“百亩水岸胜过千亩良田”的佳话。

    “早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不过都是来采砂的。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副乡长方继高介绍说。

    行走在音坑乡双溪公园,古树成林、虬枝盘曲,脚下一条条弯曲的小路通向远方。鸟鸣声、人语声、欢笑声,汇集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挖沙船“隆隆”作响、河道被挖得坑坑洼洼……

    据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任科员翁宇涛介绍,双溪公园是中村溪、马金溪两条河流百年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地,面积约30余亩,滩上有成片的天然枫杨树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前,这里一直是采砂制砂的砂场,河道无序挖砂,场地砂堆成山,洗砂、制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天然枫杨树林也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化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制砂场实施依法强制关停,并启动双溪口河滩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在保护原有树木的基础上,通过“围护、回填、复绿、美化”等手段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护岸、休闲步道,种植草皮、补种景观树种,增设休闲设施和生态公厕,把脏乱差的河滩地治理成一个集茶文化交流、露营、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园。

    在治理河滩地的同时,堤岸治理也在同步进行。“我们坚持以‘原生态+景观’,把治水和造景有机结合起来。”方继高指着河岸护坡向记者介绍,“我们使用大叠石作为护岸建设生态护坡,就地取材以青石板、鹅卵石建成河岸游步道,这样看起来建设成本增加,但是实际带来的综合效益却很高。”

    由于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地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此,下淤村结合马金溪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整合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项目,大力打造下淤自身品牌,并流转490亩土地,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古道修复、宗祠复建、传统美食、精品民宿等项目,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据统计,目前村集体流转土地约占全村土地的90%。“通过规模化整治流转,将‘农地流转、农居集聚、耕地保护’3项措施有机结合,在鼓励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创建特色旅游品牌,真正实现依靠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下淤村成为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频点赞的“好地方”,并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市级荣誉2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开化县平均水平的1.5倍,实现村强民富……

    不难发现,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让衢州的山更青、水更绿、园更美、人更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同时也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如今,衢州市正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 | 这里,为何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

    “这几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我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全会提出,‘要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这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从事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工作已有几十年时间,深刻地感受到现在是开展尾矿资源综合利用的大好时机。”2019年初冬的一个下午,一位耄耋老人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中国矿业报社,邀请记者到他的工作室采访,到他的中试基地参观。这位老人,就是被业界称为“尾矿利用第一人”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李章大。

    今年已经87岁的李章大教授,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矿业联合会、北京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技术顾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国土资源分会矿山固体废料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首钢矿业一处尾矿库(资料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章大教授就提出了“提高资源回收率,开发利用被视为尾矿废石的资源”的建议。“1981年,我提交了《我国铁矿区成矿特征及找矿区划》《钢铁工业发展应从我国铁矿资源特点出发》等建议;1983年,提交了《我国钢铁工业地质矿床资源方面的水平和差距》报告及《对挖掘生产矿山资源潜力的几点认识和建议》,建议除主要资源可提高回收率外,还应开发利用被视为废石的资源,如蚀变围岩中的玉石、宝石类矿物、珍贵矿物晶体及大量非金属矿资源,完成《大冶铁矿矿山地质工作的经验及存在问题》。1987年,我发表了《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现状与分析》,阐述了矿产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是矿物原料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物质基础,分析了我国目前尾矿利用的现状,建议由点到面全面查明生产矿山和后备矿区矿石、围岩、尾矿、废渣的有用组分及利用可能性,推广有效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从而最终实现整体利用废石、尾矿及非金属组分,实现无废料开发、改善环境的目的。”谈起自己热爱的工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李老如数家珍。

    几十年来,李教授潜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完成重大科研课题26项,采集了铁、铜、钼、铅、锌、钨、锡、金、钛、锰、铝(赤泥)、稀土金属、煤炭(煤矸石、粉煤灰)等16个矿种、60多个矿山的尾矿样品,以及炼渣、废石、花岗岩、斜长岩、辉长岩、霞石正长岩、火山凝灰岩、页岩等样品,利用这些样品进行了建材、道渣、水泥、陶瓷、玻璃、发泡陶瓷、岩(矿)棉、微晶非金属材料等产品的实验室研究及工业化中间产品扩大性试验。如今,李老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已转化,并被企业批量生产。

    “1993年,我上报了《尾矿的处置、管理及资源化示范工程》,被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列为《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第一批)》;2004年,与周秋兰(原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专业委员)共同提交的《我国尾矿利用现状及21世纪展望》,获文化部‘中国世纪英才业绩与论著征集活动’二等奖,全文载入《中国百业论著》中。”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必须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具备多学科、跨行业协同研究的能力。李章大教授曾就职于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后又进入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尾矿利用技术中心。丰富的多学科科研经历,以及长期的实战工作积累,使他在开展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科学研究成果。

    李老告诉记者,矿产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循环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只有资源化开发利用矿山尾矿、废石,矿业才能成为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产业,经济建设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和矿山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查明矿产资源特点及其可利用途径,从资源特点出发,经过试验研究,选择可供开发的产品及主攻项目;与相关行业、专业、技术进行边缘杂交、互相结合,择优组合有关工艺、技术、设备,从而开发出复合矿物原料新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化解矿山历史积留下来的弊端和欠负,恢复或维护矿山生态环境,清除灾害隐患,增添物质财富,提高劳动就业率及人员素质;促进科技进步,开拓尾矿的新用途,实现和谐创新、强国富民。

    1990年,李章大带领尾矿利用技术中心精干力量,从典型矿山入手,对武钢大冶铁矿、首钢迁安铁矿、江西德兴铜矿、辽宁杨家杖子钼矿等矿山的尾矿进行了分析实验,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他们在武钢大冶铁矿调查了东露天尖山采区25条勘探线、110个钻孔、5512米岩心,补采了100个矿样、16个人工重砂样、15个硫化物精矿样,对样品进行了多元素分析、岩矿鉴定和小型选矿试验,查明尾矿资源特征,总结了矿山地质工作经验,摸索了含矿围岩工业利用评价方法,确定可采品位及铁、铜综合品位指标,新圈定10个矿体,计算出21.9万吨储量。同时,还发现洪山溪尾矿库中残存大量菱铁矿等非磁性铁矿,进行了经济评价,提交了3份研究报告。项目验收后获得原冶金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后,他们又对首钢迁安铁矿进行了历时4年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查明尾矿资源特征,利用围岩、废石及矿山尾矿生产出高速铁路道渣、建筑用砂、水泥、混凝土材料、陶瓷(日用瓷、美术瓷)、色釉、建筑瓷砖、玻璃等样品,在唐山陶瓷研究所试产了陶瓷产品;利用尾矿制造微晶玻璃的工艺试验及产品中试取得良好效果,建筑瓷砖成功投产,属尾矿资源化利用领域的首创。铁道部工务局为首钢矿山废石生产的高速铁路道渣建立了技术标准,为修建大同至秦皇岛运煤出口高速铁路东段所用道渣召开了多次铁道系统现场会。唐山陶瓷研究所结合此项成果申请了《铁矿尾矿制造陶瓷及方法》发明专利,被原轻工业部科技司综合处誉为“国内陶瓷原料的首创”,是我国尾矿资源化利用的首次突破。在北京玻璃研究所的协助下,他们不仅用尾矿制做普通玻璃产品,还开发出世界首创的“尾矿微晶玻璃花岗石”,使尾矿资源化利用进入高科技材料产业领域。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使首钢矿业公司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至今保有相关生产线),更使其成为首例“无废料绿色矿山”。

    在对江西德兴铜矿尾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利用尾矿研制出了日用-工艺美术陶瓷、无釉外墙砖、锦砖及水泥等产品。研究表明,德兴铜矿尾矿是良好的紫砂型陶瓷(带色)原料,可制作墙砖、锦砖、525号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是已经磨细了的绢云母质瓷及经济实用建筑陶瓷、优质硅酸盐水泥的原料。

    通过多年研究,李章大教授认为,我国金属矿山尾矿、废石资源化开发利用已经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和产业化经验,进入推广提高的新阶段。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知识和认识上囿于传统,把尾矿、废石作为废物看待,开发利用停留在低层次上,套用他人做法或只开发大路货产品;不做本矿山的资源特点查定,不愿做试验研究,满足于生产一二种简易产品;固守旧思想、旧技术,不顾国家社会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缺少更多可供开发的好产品、好成果;有的成果缺少工业化试验,技术不成熟;缺少风险基金支持和激励机制;技术力量分散单薄,研究者缺少经济实力,更缺少实验条件及实验室,难出新成果。

    为此,李章大提出:第一,建议把尾矿、废石等矿山固体废弃物作为国家自然资源依法保护和管理起来,禁止无序开发,加强技术指导,防止再次浪费资源和扩大环境污染。当务之急是立法和立项进行尾矿资源普查,同类资源宜先用尾矿、再开新矿。

    第二,矿山所在地政府科学管理和指导矿山固体废物资源化开发利用和环保治理,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团体(如矿业联合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等)协助政府为企业搭桥和进行监督、咨询、协调,促进其节约资源,相关企业依法保护和使用矿山固体废物资源。三方齐心协力,从组织上落实矿山尾矿、废石等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开发利用,提高实效。

    第三,建设一批示范矿山和示范工程,作为矿山企业样板和出台政策、技术标准及产业化转化的基地。

    第四,建立一个汇集综合人才、专门开发矿山固体废料的高硅无机复合新材料工程技术中心,从资源-工艺、技术、设备-新产品研发-产业化推广等全流程出发,开发符合中国矿产资源特点的复合材料系列产品,为复合材料工业奠基开路。

    第五,从尾矿微晶玻璃切入,开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微晶玻璃被材料科学家称为“可兼有别的类型材料不能达到的物理性能”,特别适合于我国矿山尾矿、煤矸石、炉渣、赤泥等组分多样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六,建立矿山固体废物资源化开发利用奖励基金及制度,用于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矿山企业、职工、科技和管理人员,支持专项研究成果的工业中间产品试验,推进新产品、新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现在正是综合利用尾矿的好时机

    在2017年度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选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喜获“2015-2017年度首都文明单位标兵”和“第三届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荣誉称号,连年保持“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标兵”和“首都文明单位标兵”的“双标兵”荣誉称号。发展研究中心职工冯艳芳同志当选“2017北京榜样推荐人物”。

    近年来,发展研究中心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首都文明办、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部、局文明办的部署要求,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以“工作有新水平、队伍建设有新面貌、廉政建设有新举措、自身建设有新发展、内部管理有新突破”为目标,把精神文明建设与地质调查业务和管理工作紧密结合,积极开展大量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为单位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丰富创建活动,培育文明风尚,推动“智慧、文化、和谐发展中心”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开展了文明细胞工程、“五个一”创建、“做六个表率”、做“五类志愿者”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以现场授课、实地参观、心得交流等方式举办道德讲堂,弘扬清风正气,传递正能量;以公益劳动服务、“大手拉小手”、大型会议和活动服务、业务咨询和交流服务为主要内容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奉献他人,提升自己;以创作节约自律公约和节约自律歌、制作发放遵德守礼牌和节约小贴士、提倡绿色办公等为主要内容创造文明办公环境,彰显着道德的力量,让职工自觉地以文明准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文明餐桌”、“光盘行动”、制作摆放桌签、宣传餐桌文明知识、加强食堂监督管理等为主要内容打造文明餐桌,倡导厉行节约;以传播网络文明、“文明大行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等为主要内容传播文明力量,构建和谐单位。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研究中心广大干部职工诚信包容的道德准则、清廉自律的职业操守、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逐渐养成,形成了诚信友爱、和睦相处的工作氛围。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公益事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以推进全国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为核心,开展了城乡共建、社区共建、灾区援建等“同创共建”活动。以“送科技下乡”为重点,开展“张山营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土壤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项目、互访交流、扶贫帮困等城乡共建活动;以地学知识普及、联合回收废旧衣物、联合为灾区募捐物资、互访交流等活动为主要内容开展了社区共建;为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抗旱找水打井等提供地质基础数据,组织精干力量,开通应急服务绿色通道,开展灾区援建,为保障基本民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实现了共建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职工社会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得到强化,展现了中央国家机关公益性事业单位良好的精神风貌,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得到共建单位、灾区和各援建部门的广泛好评。

    工作绩效显著,创造一流的地质调查工作业绩。发展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全力支撑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国土资源中心工作”,按照“参谋、支撑、服务和创新引领”的职责定位,积极进取、支撑有力、锐意改革、亮点纷呈。打造地质领域高端智库平台,共建科技扶贫基地,推动地质调查服务支撑脱贫与兴边富民,地质调查战略研究能力进一步夯实;打造国际知名、国内权威一流地学刊物取得进展,初步构建与全国省级地调院协调联动机制,为地质调查机构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地质调查业务支撑更加主动有力;启动“国家地质虚拟展馆”,出版“全球地质数据”数据期刊,应急服务速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地质资料开发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地质云1.0”上线服务开启地质工作智能化模式,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初步建成,数字地质调查等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主要技术成果和软件在全国大规模推广使用,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中-阿地学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不断完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地质调查对外交流平台,境外地质信息服务与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建立并完善勘查区找矿预测理论方法体系,加强找矿新技术新方法示范与推广,开展绿色勘查、保护性开采等矿业管理政策研究,全面支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明显。2017年,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各类科技成果奖项11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9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5项,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三等奖1项。1个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1名职工荣获“2017年度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发展研究中心将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始终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始终做文明道德风尚的推动者,以本次评选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拓展精神文明建设思路、创新工作形式、丰富创建内容,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大的工作热情、最高的工作标准,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推动中心工作取得新进展、创造新业绩,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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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研究中心荣获“2015-2017年度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2019年2月27至28日,按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要求,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以下简称“环境监测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研讨会。旨在贯彻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模式,研讨地质文化村定位,推进建设的技术支撑、管理体制与联动机制,并部署落实2019年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内容与推进安排。

    会上,全国地质遗迹立典调查与评价项目组从形势与需求、工作现状、工作原则、目标任务以及预期成果等方面介绍了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总体实施方案。浙江地质调查院蔡子华详细剖析了仙居县金村地质文化村的创建条件、创建内容以、成果转化与实施落地过程。古生物化石及地质遗迹调查工程中6位二级项目负责人(包括经费单列项目)分别介绍了拟建地质文化村现状及创建思路。

    专家对提出的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整体思路与方案表示认可,并就地质文化村目标定位、建设选址、内容创新、人才培养、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认为:地质文化村建设要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略紧密结合,加强前期对接,因地制宜,将地质科学与乡土文化相融合,共建共享,达到惠民富民,百姓安居受益之目的。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环境监测院、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等局直属单位,浙江、江西、贵州、陕西等省地调院,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共3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

     

     
     
    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庆祝改革开放40年】青海: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

    5月19日-26日为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精心筹划部署科技活动周工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科技周期间共接待青岛市民和中小学生等12个团体600多人参观学习,向社会公众普及了海洋科学知识,扩大了海洋地质工作社会影响力。

    活动周期间,青岛海洋所根据来访团体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有针对性地量身定制了9个报告,既有专门为低年级小学生准备的“太平洋上的科学漂流”“有孔虫—大海中的小巨人”,也有适合高年级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大自然的杰作—神奇而美丽的地貌”“深海探秘”“花儿与海洋-孢粉的故事”“寻找海洋石油”“可燃冰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沉睡数亿年,而今话能源-笔石”等6个报告,还有适合大学生的“地质勘探简介”。

    科普志愿者走进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小学为五年级部3个班级作了“海洋地形与海底资源”的科普报告。在海洋地质科技馆,志愿者向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介绍了地球结构、地球演化、板块构造、海底扩张学说、海洋地质调查工作方法和研究内容、海底地形地貌、海洋中的矿产资源、海岸带环境等知识,以及馆中收藏的各类岩石矿物标本、古生物化石。在可燃冰专题科普展区,志愿者向来访人员展示了实验合成的可燃冰样品和3D打印的可燃冰分子模型,能够体验深海冷泉、热泉景观的虚拟现实(VR)装置等。

    此次活动中,青岛海洋所专门部署制作了“一带一路”海洋环境地质专题科普展板,介绍了青岛海洋所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合作开展的海洋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公众通过观看展板,深入了解了“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与意义,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合作等知识,了解了我国海洋地质研究人员赴有关国家进行海岸带地质合作的情况。在得知青岛海洋所每年对东盟国家的科技人员开展海洋地质调查技术和方法培训,派科学家携带仪器设备帮助他们做海岸带调查与研究,填补其海洋调查空白,为其海岸带开发管理和防灾减灾等提供了重要支撑时,参观的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据悉,为充分宣传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和突出成就,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加快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为新时代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决定2018年继续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科技创新强国富民”。

    前来参观的部分团体

    科普志愿者在科技馆进行讲解

    科普志愿者向学生作科普报告

    科普志愿者向参观者讲解可燃冰知识

    青岛海洋所举办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

    4月25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北五省耕地区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二级项目组赴甘肃省通渭县,与地方政府交流调查成果,研讨成果转换应用,服务脱贫攻坚。

    2016年,中国地调局西安地调中心应通渭县国土资源局需求,采用双层网格化采样布局,按照每4平方千米采集4个表层样和1个深层样,实现通渭县域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全覆盖。当前调查成果显示通渭县土地均为清洁土地,其中优质土壤占37.6%,良好土壤占62.4%。

    通渭县政府对西安中心通过调整2016年工作部署,实现通渭县土地质量调查全覆盖工作表示感谢,对取得的调查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县委县政府结合通渭县脱贫攻坚任务,将充分利用县绿色无污染土地,培育富民产业,发展绿色精品农业,服务全县3+6产业布局。同时希望项目为当前县东南部高附加值金银花、有机蔬菜等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此次成果交流会,项目进一步了解了通渭县县情,为项目做好成果转换应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积累了经验。下一步将切实针对通渭县地方需求开展进一步工作,为成果转换应用提供精准技术服务。

    通渭县国土资源局、农技部门、林果中心、土壤站、乐果企业、飞天粉丝厂等部门或企业领导参加了本次会议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通渭县电视台派记者出现会议并进行了报道。

    会议现场

    通渭县电视台进行报道

     
    西安地调中心赴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政府开展成果交流

    2016年9 月13日,由中国地质地调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演变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实施方案论证会议在昆明召开。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资环处副处长王顺兵介绍了生态专项的总体目标与管理要求。项目首席科学家曹建华研究员汇报了项目的目标、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时间安排、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并提出了项目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如设置咨询专家组,建立任务负责制、数据汇交与共享机制以及经费管理与监督机制等,以确保项目顺利开展。6个课题的负责人也分别详细地汇报了各课题的具体实施方案。

    咨询专家组认为,项目及6个课题实施方案切合项目目标,细化了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明确了分工和责任。技术路线明确合理,研究方法先进,实施方案可操作性强,为项目目标的完成和考核提供了依据,一致同意通过项目实施方案;建议进一步细化各课题实施方案,加强项目组内部及以及与其他喀斯特项目间的沟通和学术交流。

    会上,项目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将全力支持和配合项目的推进。项目的示范区——云南泸西县、建水县和蒙自市政府领导也纷纷表示,地方政府是项目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将在征地用地等方面支持和配合项目的进行;同时,也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解决当地用水困难和居民贫困等实际问题,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形成生态恢复-产业转型发展-精准扶贫-生态富民的石漠化区科技支撑链条,为断陷盆地石漠化区资源可持续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对策;预期建设项目核心区3000亩,植被覆盖率提高30%,水土流失降低40%,水资源利用率提高25%,年人均收入增加15%;同时,培养一支在我国断陷盆地喀斯特生态系统及石漠化治理领域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地方政府等领导,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生态专项指南编制专家、同行专家以及项目科技骨干参加了会议。

     

    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演变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