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8日，“海洋地质二号”科考船在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科考码头入列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入列现场，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金发宣布“海洋地质二号”加入海洋地质科考船队。

“海洋地质二号”总长85米，型宽22米，型深8米，排水量7224吨，航速12.5节，可载员150人，自持力35天，续航力12000海里，DP-2动力定位系统。配备了150吨主动深沉补偿海工吊、A型架、万米光纤绞车和地质绞车、海上水文环境测量等调查设备。

“海洋地质二号”原为水下支持维护船，经过改造升级后，已成为一艘具备伴随大洋钻探船进行全球航行作业能力的多功能保障船，可提供物资补给、人员轮换、海上消防及救援等保障服务，还可完成环境评价、地质取样、物探调查、锚系作业、近海底地形调查等海洋科考调查作业。同时，具备承担海底电缆敷设、深水打捞、饱和潜水、风电工程勘察等海工作业的能力，是对我国现有科考船系列的补充，将大幅提升深海重装备探测能力。

“海洋地质二号”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实施改造工程，中船708所负责改造设计，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承担监理工作。2020年9月交付改造目标船，2021年6月入厂启动改造，2022年5月完成综合航行试验。

在移交船舶证书后，与会人员参观了“海洋地质二号”，并听取了有关船舶情况汇报。自然资源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等有关单位，涉海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局及所属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勘探技术研究所，以及项目参建单位等有关人员参加了入列活动。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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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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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8月5日～1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主要负责人率第一指导组赴青海省茫崖市花土沟镇南翼山、狮子沟地区，就柴达木盆地西部深层卤水资源评价、现场盐田试验及综合开发利用等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指导组围绕保障我国锂钾等战略矿产资源安全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项目组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实地考察了南翼山、狮子沟等主要野外作业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解决和记录了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代表资源所党委对野外项目组进行慰问。

指导组指出，近期资源所与青海油田合作开展南翼山地区油田卤水锂钾资源评价和提取技术研发，证实深层卤水资源潜力巨大，目前正开展的5万平方米扩大盐田试验和工业级碳酸锂产品加工实验，将为助推锂钾资源产业化和建设柴西锂钾资源基地提供支撑。资源所相关职能部门在人、财、物方面，将尽最大可能为项目组提供绿色通道，精简业务办理程序，缩短业务审批流程，以大力推进柴西深层卤水资源产业化进程。项目组要充分发挥专业特色优势及多学科协同作战优势，与青海油田保持紧密联系、建立合作机制，加强产学研用结合，促进协同创新攻关，统筹做好项目实施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取得预期成果，力争把柴西地区打造为资源所产业化的试点基地。

指导组要求，项目组要必须紧密联系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变思想观念，创造性开展工作。一是，大力实施“油锂（钾）兼探”，充分利用油田已有的探井、三维地震、测录井资料，摸清可利用的卤水井数量、出水量等，了解卤水层空间分布与品位情况，把握卤水富集规律，明确卤水资源状况，确定开发利用生产规模，为下一步卤水综合利用开发奠定基础。二是，借鉴石油行业的资源评价规范，充分利用石油行业的资料，结合已有深层卤水工作成果，尽快推动完成卤水评价技术规范修订工作，实现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三是，在新修订深层卤水评价方法基础上，充分利用油田现有资料、生产数据，形成深层卤水矿权区普查评价报告。四是，加快开展盐田中试，获得碳酸锂混盐产品，形成深层卤水开发工艺路线。根据深层卤水资源评价及盐田中试结果，提前谋划加工车间的设备购置及厂房建设等工作，初步开展经济技术可行性评价。

指导组强调，项目组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在探索盐湖资源产业化的同时，还要着力盐田试验的专利化，努力闯出一条集理论认识-勘查评价-技术进步-开发利用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的成功之路，真正让大家做到名利双收，切实增强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指导组还通报了资源所计划新建“盐湖锂钾硼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实验平台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就项目组关心的实验平台建设所需的装备、实验室用房、野外差旅报销、岗位遴选、产业化人员短缺及研究生招生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解释。

为推动柴达木盆地西部深层卤水勘查与开发工作，指导组与青海油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于8月5日、8月10日，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进行交流洽谈。双方在回顾合作历程、取得成果及合作期望的基础上，商议了合作框架协议草案。双方拟将组建联合工作组，明确了柴西深层卤水前期评价试采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的工作重点。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协调分工合作，按照时间节点快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以资源报国、实业报国为使命，围绕全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调研期间，指导组与项目组一行参观了青海油田科技馆。大家无不被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沙盘模型所震撼，切身感受到了青海油田人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油而战的奉献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指导组强调，项目组要学习石油人“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奋勇向前，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服务社会。

青海油田公司勘探事业部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考察南翼山盐田试验与卤水井钻探进展

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与油田主要负责同志座谈

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参观科技馆 

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第八届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示会签约仪式现场。 石 钖 摄

怎样快速查询中国、东盟国家的矿业基本信息资讯？8月24日，正在召开的2017（第八届）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暨推介展示会上线运行矿业信息服务平台，该平台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矿业的“信息丝绸之路”，将实现各国矿产资源基础数据共享，推动双方矿业产能合作。

从为项目签约、推介、洽谈提供平台，推进各项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到现在建立矿业信息服务平台，着力推进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建设，可以透视中国—东盟矿业论坛近年来在深化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铿锵步伐。

发展机遇与社会责任

8月24日，10个矿业合作项目在本届矿业论坛签约，签约金额达52.72亿元，17个矿权得到推介。

矿业合作论坛架起沟通桥梁，促进中国与东盟矿业的深度合作，共解难题，共享红利。目前，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已经举办了八届，参展参会企业2500多家，推介、洽谈项目1200多个，签约项目108个，签约金额约500亿元。论坛举办了5期中国—东盟矿业人才交流培训班，共为东盟国家培养矿业专业技术人才70名。矿业论坛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矿业盛会。

良好的外部大环境让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前景更为明朗。

2016年虽然全球经济不景气，但是中国—东盟全年贸易额达到4522亿美元。目前，中国依然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东盟峰会上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中国和东盟矿业合作也迎来又一新的重大机遇。

“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矿业合作在去年达到了一个顶点，2016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矿产资源出口从前一年的34亿上涨到41亿马来西亚林吉特。”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副秘书长苏哈米·宾·马玛特说道。

老挝能源矿产部通帕·印塔翁介绍，该国在矿业投资方面已经批准了148家公司进行勘探，其中有59家是中国公司，正处于勘探阶段。中方公司在老挝的矿业领域投资大约有十几种矿种。“我也衷心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到老挝投资。”

矿业合作中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矿产司司长钦拉吉称，该国处于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在利用矿产资源时，必须要从环境等诸多角度来综合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保证可持续发展。“同时缅甸修订2015版的《矿产资源管理法》，现在一些相关程序已经进行了简化，对其他国家在缅甸开展矿业投资业务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菲律宾矿产与地球科学局局长维尔弗雷多·蒙卡诺算了一笔账：2016年整个矿山的产出对于该国GDP的贡献值是0.6%，同时增加了21.9万个就业机会。

“它对于我们就业机会的促进非常强，我们正简化矿产开发的认证过程，让矿业投资者享受到更多投资的便利性。同时，对于菲律宾这样一个生态非常脆弱的岛国，我们要求所有的矿产开采项目都必须在技术上、环境上能够达到要求，任何一项不达标都不能开采。”他强调。

“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国内企业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则步履维艰。对国外环境不熟悉，未开展深入的调查等因素让不少矿业投资者折戟而返。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贵生认为，去境外包括东盟进行矿业投资面临的风险有三方面：东道国的政策政治法律方面的风险；要投资的目标公司和项目、资产本身的风险；整个交易操作的过程，从方案到交易结构设计到最后收购的过程整合，跟现有业务协同这方面的风险。对这三大方面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他表示，最大的风险是政治、国家风险。例如：国内的一个能源项目曾经在一个国家因为一些议员对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查，导致这个项目长期拖延，最后不了了之。

有风险该怎样去应对？杨贵生称，选择一个目标地，最好有6个标准：目标矿中的找矿权、地质工科资料的可行性、条件是否有利、法律体系是否稳定、行政程序是否清晰高效以及成功案例。国家选好了，国家的投资环境需要有一个评估，必须要做深入而专业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要做好超前的、强劲的整合计划。“中国矿业企业在国外投资，对当地的居民环境、就业、收入、健康都有一定影响，一定要跟社区做好沟通，特别是有部落和土著民族的地区更需要这样。”

2009年9月，中国罕王集团收购了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威西省的红土镍项目，矿权面积78平方公里。2012年一家公司发布的资料显示该矿山为世界第三大镍矿矿山。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赵宙说，自2009年起，集团正式进入印尼，重点发展红土镍矿开发项目。该集团计划下一步在印尼建设冶炼场，生产包括镍铁冶炼和其他稀有金属、氢氧化镍钴等产品。“我们非常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做了很多公益性项目，包括建设学校给当地的村民，捐赠柴油发电机。我们也非常注重当地的环保，在码头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保护当地的珊瑚，我们将珊瑚进行了活体移植。”

“越南的铅缺口一年大概有10多万吨，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就有9万吨的电解铅。该国唯一一家电解铅厂年处理能力是2万吨，电解铅、电解锌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资企业越南北干省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负责人邹立强介绍，2006年，该公司开始对越南进行考察，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对越南各个矿山、有色金属的现状作了详细调查。公司申请的第一个项目是越南的第一家锌冶炼的项目。公司在2012年开始建电解铅厂，并在当年年底投产。近年来，公司先后收购了几个大型矿业公司，目前拥有十几个矿山，主要矿产为铅锌矿。

该公司在越南经营了10多年。邹立强表示，公司一直对越南的法律、人文、政治进行充分了解，也充分尊重越南本地的状况来做事，这是在海外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该公司在越南形成了一大批中国管理团队和一批高技术人才团队。该公司已培养了一大批越南的中高层管理人才，让他们熟悉技术和管理，整个行业经验和技术水平已可以达到国内的同期水准。此外，还要充分尊重在海外投资的差异性，注意保持和越南合作方的协调。

线上线下双平台谋划深度合作

“在矿业、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信息交流，很难作出正确决策，也容易错过很好的机会。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动态的信息分享系统，能够向各个区域、各个国家收集这些信息。”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矿产司司长钦拉吉说。

为深化中国—东盟矿业合作，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强化论坛功能，广西国土资源厅去年提出建设中国—东盟矿业信息服务平台的构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平台列入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广西发改委将平台列入广西“一带一路”重点推进项目。该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以“绿色矿业，信息共享新愿景”为核心指导思想，整合中国与东盟国家矿业信息数据，打造中国—东盟矿业信息在线交流平台。

该服务平台的中英文版本共涵盖矿业资讯、项目产品、数据共享、资料库等9个板块。目前完成了平台设计开发、平台数据库的搭建，以及阿里云服务器等设施购买和平台部署，并积极与相关单位建立常态合作关系，拓展平台数据。日前，广西国土资源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平台进行了全面测试检验，并顺利通过评审鉴定。矿业信息服务平台已全面投入到中国—东盟矿业领域日常交流与合作。

广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陆景宇介绍，目前该平台第一阶段开发已完成，并投入运行服务于本届论坛。2018年将从功能的拓展、共享、共建，深化合作，资源整合等方面完善数据内容和机制建设，力争建成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矿业网、论坛和信息交流支撑平台。

线上的矿业信息平台已经打造，线下的平台同样在积极构建。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学合作机制、地学研究、能力建设、信息交流等方面合作的不断深化，多头对外，成果分散等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对此，在国土资源部的领导下，中国地调局与广西国土资源厅、广西地矿局共同谋划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建设工作，旨在解决地学合作领域顶层设计问题，形成高效推进体系。该中心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围绕各方共同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协作开展合作研究，构建中国—东盟地学研究平台、矿业合作决策咨询平台、技术支撑平台、能力建设平台和信息交互共享平台。计划在5年内建成在东盟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学合作平台，10年内建成国际先进的地学合作平台。目前中国地学合作中心建设方案已制定完成，待国土资源部研究审定后将开展实质性建设工作。

“我们将继续稳步推进中国—东盟地学研究中心、中国—东盟矿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努力打造以地学合作中心为线下支撑，以矿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线上支撑的双平台合作模式。线下推进资源能源产能合作，线上推进矿业信息交流合作，全方位、多领域推动中国—东盟矿业市场、资本、信息、技术、项目、人才等要素的聚集和融合，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陆景宇说。

近日，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海一行四人到地调局天津地调中心就人工投放牡蛎礁之后海洋的生态环境变化相关技术进行调研。

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播放了海洋牧场建设视频，高度评价了天津地调中心重视企业需求的态度，希望能通过合作，为企业解决相关技术难题问题。天津地调中心针对海洋牧场关于人工投放牡蛎礁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双方商定，将合作备案状态调整为立即组织实施。

天津地调中心王宏研究员及其工作团队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渤海湾西岸牡蛎礁研究，掌握了全新世以来牡蛎的生长环境和地质环境，对支撑该地区相关企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指导作用。

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已与中科院海洋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首次提出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的单位进行合作。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天津地调中心将与地方、企业建立更好的关系，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快海岸带地质调查成果的应用，为地方经济和渤海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横跨东北三省，与大小兴安岭为邻，既是大庆油田的诞生地，又是大陆深部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的施工地，松辽盆地这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给予中国地调人无上的荣耀，而中国地调人也为这片土地倾注了无限的深情，使这片土地熠熠生辉。

作为奋战在松辽盆地上的地调队伍之一，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沈阳地调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指示精神，全力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服务百年大庆油田建设“沉着冷静、精心实施，点上突破、面上拓展”的要求，会同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油田”）联合组织了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科技攻坚战，用实际行动践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联手攻坚克难的神圣使命，开创了松辽盆地非常规石油勘探开发的新篇章。

松页油1井出油

丰硕成果彰显地调担当

在百年风云变幻中，兴实业、利民生、强资源、壮国威，地质调查工作始终发挥着基础先行的作用，广大地调人始终将责任与担当铭记在心。

时光追溯到2019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大庆油田值得骄傲的日子，也是沈阳地调中心值得骄傲的日子。在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庆祝大会上，大庆油田对外宣布了四项重大勘探开发成果，其中之一是松辽盆地页岩油成果。随后，在2019年底召开的大庆油田年度油气勘探技术座谈会上，页岩油勘探攻坚战被列为油气勘探五大攻坚战之首。2020年3月21日-27日，大庆油田连续开了6个半天会，专门研讨页岩油勘探，进一步明确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资源丰富，古龙页岩油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是大庆油田发展的新领域、新战场，也是大庆油田振兴发展的新希望、新起点，为页岩油勘探实现全面突破明确了方向。

页岩油攻坚战是中国地调局清洁能源地质调查科技攻坚战之一，沈阳地调中心与大庆油田通过3年多的协同攻关和前期探索，联合研究、联合部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加快了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勘探开发进程。

一是四口参数井在松辽盆地获得泥岩基质型页岩油工业油流，证实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页岩油开发前景。继松页油1井和松页油2井取得工业突破后，“直改平”的松页油1HF井在青山口组一段泥页岩基质储层敞口自喷求产获得日产原油14.37立方米，最高日出油46.89立方米，累计产原油504.8立方米。松页油2HF井在青山口组一段泥页岩基质储层抽汲求产获得了日产原油10.06立方米，最高日出油27.81立方米，累计产原油197.99立方米。这两口水平井已经移交大庆油田进行后续试采。截至目前，松页油1HF井已试采求产超过150天，油嘴3.47毫米，累计产油800立方米；松页油2HF井已试采求产超过180天，累计产油600立方米。两口水平井取全了地层、压力和温度等各项参数，实现了泥页岩储层页岩油战略调查的重大突破。

二是评价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具有很好的页岩油资源潜力，有望成为重要的油气接续资源。利用新井资料，结合已有的成果，重新计算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甜点区资源量近40亿吨。其中，Ⅲ类页岩油（纯页岩型）位于青一、二段半深湖-深湖相，砂地比<10%，TOC>2%，Ro>0.75%，面积11200平方千米，资源量占比70%以上，是下一步页岩油勘探的重要领域。

三是总结一套适用于陆相泥质页岩油勘探的创新成果认识和技术方法体系，提出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有利目标区和井位优选的综合评价体系等五项创新成果认识，探索形成“覆膜石英砂、酸性压裂液体系、段塞加砂、纤维加砂、液态CO2”的压裂组合等三项页岩油关键工程技术。

压裂现场

五次论证指明攻关方向

每一项重大地调成果的背后，都有着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决定；每一项重大地调成果的背后，都离不开一批人的艰苦奋斗；每一项重大地调成果的背后，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论证与探讨，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成果的取得同样如此。

时光追溯到2016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听取会议代表关于大庆油田形势汇报后指示：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关注大庆油田发展。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积极响应、迅速部署，吹响了攻坚松辽盆地页岩油的“冲锋号”。

为高质高效推进页岩油攻坚战的实施，中国地质调查局先后组织召开了5次重要的论证会，局领导亲自把关定向，攻关目标一次次聚焦。正是这5次关键且严谨的高层次论证会，明确了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的调查攻关方向，选准了有利目标区和甜点层段，敲定了5口井的井位和具体施工方案，最终使得陆相页岩油调查和科技创新取得重要突破。

2016年5月20日，第一次会议论证《加快推进松辽盆地及外围油气资源调查工作方案》。这个经页岩油团队奋战一个月形成的方案，是举全局之力，用非常规手段，在科学部署前提下，开展超常规工作而形成的“作战纲领”。该方案明确了工作定位、总体思路、合作领域和协调机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确定了攻关专家组。经专家深入论证，明确总体目标：以“开辟新区，探索新层系，联合攻关新类型、新领域，支撑百年大庆油田建设”为目标；提出预期成果：力争2-3年见实效，形成松辽盆地页岩油战略接续领域，同时在外围提交一批新区、新层系战略准备区；形成总体思路：立足松辽盆地，围绕非常规资源，统筹油气，远近结合，分开层次，突出重点，事企互动，联合推进，加快“四新”领域突破。第一次论证会明确了大方向，为后期工作提出技术总纲。

2016年8月9日，第二次会议论证《松辽盆地北部古龙凹陷松页油1井井位》。从5月到8月，沈阳地调中心和大庆油田密切配合，联合部署，联合研究，利用泥页岩的七性关系优选确定了齐家凹陷南部和古龙凹陷北部是页岩油发育的最有利地区，利用泥页岩的六要素明确了页岩油参数井的井位。论证会上专家组认定了位于古龙凹陷的松页油1井井位，认为若该井取得突破，对实现中国北方陆相页岩油战略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在审核了页岩油团队提出的两个井位建议后，专家考虑两个井位分别处于不同凹陷，都具备攻关施钻的必要性，因此建议两个目标同时上，最终根据油气发现选择一口井进行“直改平”，实施大型体积压裂。后期，又进行了一次补充论证，确定在齐家凹陷南部部署松页油1井，在古龙凹陷北部部署松页油2井。这次论证会，确定了两个目标井位，为后期取得成功奠定了深厚根基。

2017年7月20日，第三次会议论证《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参数井试油选层及地层含油气性测试设计》。经过页岩油团队近一年的现场施工和探索，松页油1井和松页油2井钻探均见到较好油气显示，录井及测井资料解释均有油层。据此，页岩油团队研究提出了试油选层及含油气性测试方案。专家认为，两口参数井针对的储层类型不同，进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工作很有必要，明确松页油1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层位是青山口组二三段中下部的三个层位和青山口组一段的三个层位，松页油2井地层含油气性测试层位是青山口组一段的三个层位。后期，中国地调局专题会研究同意了工程设计方案，要求适当加大压裂规模，力争获得高产，获取关键参数。

2017年12月23日，第四次会议论证《松辽盆地北部松页油2井直改平地质论证设计》。通过精心施工，两口直井压裂均获得成功，松页油2井获得日产4.93立方米的页岩油工业油流，松页油1井获得日产3.22立方米的页岩油工业油流。为进一步评价页岩油资源量和勘探开发潜力，页岩油团队提出了松页油2井侧钻实施水平井的建议。专家论证认为，证据充分、合理可行，同意侧钻实施松页油2HF井。半年后，2018年6月8日，专家再次通过对《松辽盆地北部松页油1HF井地质设计》论证，确定在松页油1井侧钻实施松页油1HF井。两口水平井的实施，为后期页岩油高产工业油流的实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9年3月26日，第五次会议论证《松辽盆地北部松页油3井井位论证报告》。依据沈阳地调中心和大庆油田的会议纪要，明确继松页油1井和2井成功后，继续向页岩油勘探程度低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开拓新区，页岩油团队选择三肇凹陷进行深入研究，优选并部署了松页油3井参数井。专家论证认为，该井位对于开拓新区新领域具有重要探索意义，对于整体评价松辽盆地的页岩油资源前景和获取关键评价参数具有重要的探索和引领作用。随后，该井也通过了压裂方案论证，经试油证实该地区确实具有较好的页岩油资源前景。目前，松页油3井试油见到好苗头，有望实现新区页岩油调查突破。

宝贵经验成就未来梦想

回顾地调百年风雨历程，广大地调人满怀历史的成就感和厚重感，不断总结过去，奋力前行。松辽盆地页岩油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果，给予中国地调人特别是沈阳地调人的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引领成功的宝贵经验与启示，而这份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将推动广大地调人创造地质调查事业的“第二个辉煌百年”。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地质调查工作的神圣使命。我国地质调查工作有104年的发展历史。百年来，地质调查始终坚持以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为导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能源资源刚性需求长期存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油气资源保障工作，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指出“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6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近24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7.6%，为祖国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然而，大庆油田从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到连续14年稳产4000万吨，原油产量持续递减，油田发展面临挑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中国地调局党组将页岩油调查作为科技攻坚战组织实施，在团队人员配备、资金配套、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沈阳地调中心联合大庆油田以“攻关齐家-古龙页岩油，寻找大庆油田接续新领域”为目标，迅速集结一支页岩油调查和科技攻关团队，在陆相页岩油地质理论、工程技术等方面进行攻关，努力开拓松辽盆地油气调查新领域。

——打破思想禁锢，地质调查与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页岩油科技攻坚战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项目开展初期整个页岩油团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陆相盆地页岩油勘探开发是个全新的领域，缺乏相关的成熟理论和成功经验，页岩油的勘探开发面临着“三难三无”的境况。为了突破这些挑战，需要解决一系列世界性难题。该怎么办？有没有底气解决这些难题？冲锋号已吹响，页岩油团队必须勇往直前。沈阳地调中心在东北四省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深耕细作近半个世纪，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料，汇聚了顶尖的页岩油科研团队，提升了攻坚陆相页岩油的自信。

页岩油团队从松辽盆地页岩油实际地质情况出发，参考页岩气、常规油等领域的资源评价方法、成藏规律及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地质方面到工程方面不断进行创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国陆相页岩油储层条件复杂，到底属于什么储层类型？对此，页岩油团队开拓了陆相页岩油新的储层类型——基质型（泥页岩储层）页岩油，为页岩油调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松辽盆地页岩油主要发育哪里？勘探思路和方向到底在何方？对此，页岩油团队经过攻关，实现了以“泥岩裂缝型”为主的传统勘探思路的转变，提出了巨厚的纹层型泥岩、韵律型泥岩具有丰富页岩油资源潜力的新认识，预测齐家、古龙、三肇凹陷深部蕴含丰富的页岩油资源。甜点区在哪里？规模多大、埋藏多深？井位选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页岩油团队提出了松辽盆地北部页岩油有利目标区和井位优选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岩性、物性、电性、含油气性、烃源岩、脆性和地应力七性关系确定齐家凹陷和古龙凹陷是页岩油发育的有利区，三肇凹陷是较有利地区。通过有机质丰度、成熟度、含油量、裂缝、压力和脆性等“甜点六要素”研究，明确杏西地区、巴彦查干地区和三肇凹陷中部是页岩油突破的靶区，形成了井位部署的重要依据。实践表明，3口井位选得都很精准，油气产能均达到工业标准。泥岩取心慢的难题怎么解决？页岩油团队与施工方密切配合、共同研究，改进钻具组合方式等工艺，采用直螺杆+复合片钻头组合方式，极大地缩短了取心钻进周期。陆相湖盆的压裂施工尚无成熟的压裂制度和规范怎么办？对此，页岩油团队在生产中摸索形成了一套适用于陆相湖盆的压裂施工工艺，采用羧甲基羟丙基胍胶酸性压裂液体系，结合前置二氧化碳增能、纤维加树脂覆膜砂、段塞加沙的压裂施工工艺，实现了陆相泥页岩地层中的大型体积压裂。正是页岩油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将地质目标与地质理论创新结合，将工程目标与工程技术方法创新结合，才逐渐探索形成适合陆相盆地页岩油调查的地质理论和勘查技术方法体系。

——发挥公益先行作用，地质与石油工作者紧密合作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地质工作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先行军，“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60年前，地质人和石油人共同合作，提出并验证了“陆相生油”理论，一举发现令国人振奋的大庆油田。2008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大庆油田再度合作，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松辽盆地及外围盆地油气资源基础地质调查，为大庆油田实现“百年油田”目标提供一批后备勘探选区。近年来，双方紧密合作、联合研究、联合部署，不仅取得Ⅲ类页岩油（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类）的调查突破和多项科技创新成果，而且第一时间进行了井场交接和后续试采。同时，沈阳地调中心还联合了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数岩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合作单位，与页岩油团队在工作中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深入研讨、联合施工，涉及施工人员达600多人，卡住每个时间节点，实现有序推进，创造了合作共赢的典范。通过页岩油攻坚战的精心组织，不仅取得页岩油调查的重要突破，而且形成了国家公益性调查与油田企业、科研院所等联合攻关的创新合作模式，对陆相页岩油勘查开发起到示范和借鉴作用。

——加强人才团队建设、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是页岩油突破的有力保障。为大力推进页岩油科技攻坚战，沈阳地调中心组建页岩油工程技术中心，搭建页岩油技术创新平台，加大石油地质、石油天然气工程、非震物探等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引进急需紧缺领军人才2人、业务骨干4人，培养技术精英10余人。页岩油团队从无到有，从组建到壮大，培养出中国地调局卓越人才1人、杰出人才1人、优秀人才3人，工程首席科学家1人、二级项目负责人5人。同时，按照中国地调局统一要求，页岩油团队始终坚持“五问”“五不唯”评价标准，开展岗位设置和工作内容遴选，给品德好、能力强、成果业绩突出的年轻技术骨干创造机会并搭建舞台；坚持人才激励机制，优化绩效工资分配，出台《特殊贡献绩效奖励实施细则》，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优秀人才等实施奖励；通过开展技术培训、专家讲课、现场会诊、合作交流等增强技术人员业务素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为全力推进页岩油调查，沈阳地调中心在创新管理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与实践：成立页岩油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各方力量协同攻关，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强化落实目标责任制，2019年度发文推进攻坚战的11个方面共40项具体举措，明确目标，责任到人、落实到日，加强督办和绩效考核；制定6项施工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措施，科学管理，狠抓细节，全面实行质量管理控制；制定推进规划路线图，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进度，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确保各环节工作丝丝相扣；全力提供后勤保障，建设标准化野外基地，为现场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坚守初心使命、弘扬新时代地质文化是页岩油团队奉献拼搏的不竭动力。为了能有效拉动页岩油勘探开发，页岩油团队坚守初心和使命，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业务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时刻不忘地质人的初心和使命，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将“李四光精神”“三光荣传统”融入到血液之中，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代地质文化，铸就了“勇挑重担、敢于创新、求真务实、甘于奉献”的页岩油团队精神。从烈日炎炎到数九寒天，从钻探工程到抽汲试油，在项目推进的4年中，页岩油团队成员坚守一线、默默奉献，每人每年在野外一线和出差的时间平均在280天以上，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不断涌现。“地调儿女砥中流，泥页岩里苦寻求；蚊子飞蚁浑不怕，不见石油誓不休。”寒冬腊月，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在井场24小时轮班值守；盛夏时节，似火骄阳下，他们在压裂现场一站就是一天，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晒成了古铜色，但这却是地调人引以为豪的一抹最靓丽的色彩！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成绩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有了第一个百年地调的厚重根基，有了中国地调人的勇挑重担，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第二个百年”将会更加耀眼辉煌！􀴁

2020年4月9日上午，内蒙古金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行到访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洽谈双方在矿业领域的深入合作特别是在缅甸的技术合作，并向中心提供100万元人民币奖励资金，感谢成都地调中心为其在内蒙古实现找矿新突破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成都地调中心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业务管理部门、业务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座谈。座谈中，成都地调中心介绍了新时代地质工作肩负的“三个使命”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当前针对境外地质工作的“五大转变”“八项任务”，提出引导中资企业“走出去”是境外地质工作的重要目标。

2019年3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境外地质调查会议召开后，成都地调中心将精准服务引导中资企业走出去作为工作重点，先后与内蒙古金彩集团、五矿集团、山东招金等20余家中资企业进行了需求对接，加快推进中心境外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在与金彩的合作中，成都地调中心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装备优势，支撑公司在内蒙古找矿勘查中获得了新突破，为公司矿业投资重大决策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重要成果推动了双方合作由国内走向国外。2020年春节期间，成都地调中心瞄准企业需求，连续作战，系统梳理以往在缅甸的工作成果，帮助企业全面了解缅甸的资源禀赋、矿业政策、投资环境等情况的同时，帮助金彩集团优选工作靶区、优化工作方案，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撑。截止目前，双方已经签署了5个矿业技术合作项目。座谈认为，成都地调中心与金彩集团的合作正是落实新时代境外地质调查工作新要求、推动境外地质工作转型升级的具体行动。

内蒙古金彩集团表示，2020年是金彩集团重点项目落地之年，成都地调中心发挥人才优势、技术优势鼎力支撑金彩集团走出国门，为集团矿业投资部署增强了信心。成都地调中心要求境外地质工作团队要充分发挥成矿规律研究、综合选区等优势，为支撑服务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

成都地调中心表示，双方在短期内合作成效显著，建议双方下一步扩大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缅甸，还可以在老挝、印尼等国优选重点项目开展专项合作，并确信双方通过“国内+国外、技术+资本”的方式深入融合，定能在“走出去”上迈出坚实的步伐。金彩集团可将技术工作放心地交给成都地调中心，成都地调中心也将因携手金彩而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