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稀”矿产资源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在工业应用上拥有广阔前景，在新兴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决定了其在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凝聚转型力量，以及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中的独特地位。合理开发利用“三稀”资源，离不开及时、超前的专业研究。21世纪以来，我国“三稀”矿产资源勘查进一步得到重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团队应运而生——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的核心力量之一，为国家解决一批制约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的战略性、关键性和基础性重大地质问题发挥着支撑作用。而该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团队（研究室）（以下简称“三稀团队”），就在这样的攻坚破难中争当中流砥柱。

平均年龄不到40岁，近5年共承担项目39项，项目总经费3.8亿元，发现超大型锂矿床1处，提交锂矿资源量（Li2O）百万余吨，出版专著8部，在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论文85篇，获得各项奖励15项，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后62名——在现任研究室主任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这支精干的团队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在理论创新、找矿实践和服务矿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团队成员在云南考察稀土

以创新为引领，全力支撑找矿突破服务矿政管理

“三稀”矿产资源即稀有、稀土和稀散金属，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所需要的功能材料、结构材料。自此，“三稀”矿产不再是其他矿种的“附属品”。“十三五”期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首次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矿种概念，首次提及石墨、锂、稀有、稀散矿种并将其放在较高位置，强调“立足国内、守住资源安全底线”。

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1年初，在原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下，资源所重建了以在矿床学领域经验丰富的王登红研究员为首的三稀团队。该团队以“80后”博士为主，最终形成了4个主要研究方向：以李建康、刘善宝、王成辉、孙艳等为骨干的稀有金属研究方向，以赵芝、赵汀、于扬、代晶晶等为骨干的稀土矿产研究方向，以黄凡、王岩、李德先等为骨干的稀散金属矿产研究方向，以及以陈郑辉、赵正、应立娟等为骨干的成矿规律研究方向。

近20年来，在陈毓川院士等老一辈的指导下，该团队开拓进取，硕果累累。

在理论研究方面：编写了国内外第一部《地幔柱及其成矿作用》专著，对开展国内地幔柱及其成矿作用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首次编制了1∶500万“中国岩金矿床成矿系列图”； 四川杨柳坪铂族元素矿床中高含量热液型铂族元素矿石的发现，推动了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四川、云南等地的贵金属矿产资源；创新性地提出“成矿谱系”“成矿系列组”等新概念，显著提高了矿床成矿系列的研究水平，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成果，被认为是“跨世纪”成果。

近5年来，该团队根据国家保护优势矿产资源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形势、新要求，及时服务于国家目标。

一是保持国内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领域领先地位。申请的“中国矿产地质与成矿规律综合集成和服务”被列为中国地调局十三五创新项目，出版的《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二是提升了“三稀”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稀有、稀土、稀散新型矿产资源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将环保和地质矿产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水系、动植物化学、遥感地质、动态资源评级等地质矿产评价方法，并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发表的《中国三稀矿产资源战略调查研究进展综述》被评为“2014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内学术论文”。

三是树立并发展了21世纪成矿系列成矿体系研究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推进研编承载历史使命的《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丛书，目前已完成《中国矿产地质志·江西卷》、《中国矿产地质志·矿产地名录卷》、《中国矿产地质志·钨矿卷》等近20卷。

在找矿成果方面：近年来共发现大型金矿床1处、超大型锂矿床1处、中型钨矿床4处，探获金资源量（Au）68吨、锂矿资源量（Li2O）约100万吨、钨矿资源量（WO3）8万余吨，为缓解国家战略性新兴矿产紧缺作出了贡献。

以党建促业务，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14名成员中，有13名党员——党性是三稀团队最鲜明的旗帜。

2012年，《我国三稀资源战略调查研究》工作项目升格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计划项目，由资源所组织实施，利用两年时间，初步摸清了全国“三稀”资源家底，项目获评2017年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科技十大进展以及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该团队因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突出的成绩，被原国土资源部领导称赞为“三稀别动队”。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兴党，重在基础。研究室作为科研基层单位，党建工作是科研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建设、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三稀研究室党支部通过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在四川甲基卡、赣南、华南等项目组建野外临时党支部，不定期组织党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锻炼，全体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保证科研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同时，他们通过党建工作沟通思想、统一思路、激励干劲，凝心聚力推动科研业务工作创新发展。

三稀团队成员牢记使命，始终把攻坚克难、为国找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时刻传承着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践行着 “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有困难自己先上，工作中坚韧不拔、细致入微。三稀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工作优先原则，出差拔腿就走，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事，培养了过硬的战斗作风和密切协作的团队精神，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实践出真知，坚持寻真理，是做好科研工作的基本。三稀团队坚持每周例会制度，并坚持把党建工作纳入其中，做到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在交流中发现问题、分享经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多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得三稀研究室这项传统和特色在全所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结合自身科研工作，该支部科研人员积极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投身长江流域资源绿色开发，推进资源、环境、综合利用等多位一体调查评价，取得重要进展，为国家重大战略计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作风为保证，高度重视育人树人工作

对照国家发展和资源安全保障的需求，“三稀”调查研究急需后备人才，王登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深知必须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能战斗、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

在工作上极为“讲究”，业绩突出；在生活上又极不“讲究”，朴实无华。经年累月下来，王登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标志性的“三件套”——一身早已洗得发白但干练的西服、一双简单而朴实的布鞋，还有一个满是线头的“神秘”书包——里面装着如数家珍的书籍材料。在王登红的言传身教下，三稀团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重担、奋勇向前。

通过三稀项目，赵汀教授级高工提出了稀土单元素圈矿的方法，建立了运用克里格法动态计算储量的新方法，构建了全球三稀矿产数据库，编制了图集，其集成创新成果为稀土矿产精细管理提供了服务支撑；赵芝高工在离子吸附型稀土系统矿物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把我国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成矿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于扬助理研究员在赣南通过6年坚持不懈分季度的采样监测，基本查明了离子吸附型稀土开采对于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建立了稀土矿山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与SMAIMA工作方法体系，为矿山环境评价和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代晶晶副研究员在运用遥感技术、开展稀土矿区水体中稀土含量定量评价和稀土非法开采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获得“离子吸附型稀土矿非法开采监测与预警系统和方法”和“基于地面反射光谱的水体中稀土浓度定量评估系统和方法”两项国家发明专利，为稀土开发动态监管提供了新武器……在项目中成长，磨炼了研究室年轻人的意志，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以我国三稀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为依托，王登红在6年时间里培训了全国33个单位220余人组成的“三稀资源团队”。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多人获得程裕祺优秀研究生奖等奖项。经他指导的一线地质队员，不少已成为了队里和项目组的领军人才，甚至还有人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

一年年春华秋实，一载载桃李芬芳，他所传播的正能量将继续影响更多后来者，也会让更多年轻人成长为国之栋梁，受益终生。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不断挑战更大的突破

自然资源部在前不久召开的2017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7年我国主要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均实现增长。“三稀”（稀有、稀土和稀散）金属矿产2017年查明资源储量大多数增长，其中钪矿和铼矿查明资源储量增长明显。但是，锂矿和锆矿增长缓慢，只有0.6％和0.2％。此外，我国三稀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也亟待提高。

面对新形势，三稀团队有了新任务。“下一步，我们将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全国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动用全国地质工作者之力，系统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钨、锡、铜、金等18个矿种的成矿规律，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进一步完善成矿系列理论体系，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指导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矿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全面了解、掌握我国三稀供需形势、资源现状、成矿规律、应用领域和技术发展趋势，分析三稀金属矿产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需求，指导三稀金属成矿区带远景调查和重要找矿远景区调查评价，实现找矿新突破，建立三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提供三稀资源后备基地。”王登红表示。

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这是科学研究需要的“钉钉子精神”。资源所三稀团队就像一颗钉子，扎根在三稀资源最需要的地方，做未知领域的理论研究主力军。

唐颜师古曰：“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我们所熟知的，古有三国志，今有各地方志，无一不是存史宝库，为我们传承历史、了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中国地大物博，既有高耸入云的大山，也有大小不等的盆地，既有起伏不平的高原、丘陵，也有坦荡肥沃的平原。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国土，似是一个构造精密的人体，需要我们一点点去探索，一步步去摸清。

何其幸哉！在中国区域地质志项目组的努力之下，我们慢慢摸清了祖国母亲的脉络。福建、海南、湖南、河北、宁夏、贵州、江西、陕西、辽宁、天津10个省（区、市）正式出版的地质志书和地质图件（含数据库）日前已公诸于世，当代参考之，后代传承之。

所谓十年磨一剑。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耗费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为首的项目组人员近十年的功力。在“中国区域地质志”成果发布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金发很激动，他说，地质志的编撰是国家地质调查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喜事。

这样一件大喜事，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为此，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区域地质志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为大家一探究竟。

《中国矿业报》：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代《区域地质志》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区域地质志，为何会考虑再编撰一部呢？

李廷栋：在出版了第一代《区域地质志》之后，我国地质事业又迎来了蓬勃发展，获得了海量的基础地质资料，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根据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和“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我们反思，地质基础研究和地质理论创新薄弱，地质综合研究和成果集成不够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地质工作健康发展，滞后国家战略需求。同时，《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和《全国地质勘查规划》（2005-2020）要求，提高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建立地质图文更新机制，开展全国基础地质资料综合研究和成果集成工作，编制新一代全国系列基础地质图件。为此，2008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了重编中国区域地质志的任务。

与此同时，我们还考虑到通过编志，把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和集成，以志书和系列地质图件的形式，使之系统化、规律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被广泛应用并具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奠定中国地质调查第二个百年的地质基础。

中国区域地质志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

《中国矿业报》：根据需求，《区域地质志》编撰有着怎样的规划？

李廷栋：新一代区域地质志编撰按照统一标准、总体规划、分阶段实施的思路，分省级、区级和全国3个层次编纂。整套系列成果将包括32个省（区、市）地质志，16个重要构造单元、成矿区带或经济区地质志和全国性专业地质志书，全部编纂工作计划于2021年完成。

整套志书包括地质志六七十部，约1.2亿字，系列地质图件300余幅和新的全国1∶50万地质图数据库。目前，我们已完成26套，出版10套。以江西省为例，各个省级、区级地质志都包括一套志书、一套地质图件和一个数据库，其中图件包括：地质图、地质构造图、岩浆岩图、第四纪地质地貌图、航磁异常图和重力异常图。部分省区还编制了变质地质图、岩相古地理图、基岩地质图、海底地貌图等。

《中国矿业报》：与以往相比，这部中国区域地质志的编撰，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效？

李廷栋：通过海量资料的综合研究和重大地质问题的攻关，我们在地质科技创新上取得了诸多新发现、新认识，为地质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

首先，我们提出了洋板块地质学的学术思想，为认识中国大陆构造演化提供了新理论基础。我国存在大面积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造山带，洋板块地质学的研究是破解造山带诸多地质难题的钥匙。

我们针对洋板块地质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一是在造山带研究中加强了洋板块地层系统的研究。从俯冲增生杂岩研究入手，来识别洋板块地层组合，包括海山、洋底高原、洋内弧、深海-半深海等不同构造环境形成的沉积地层，再造了造山带中洋板块从洋中脊形成到海沟消亡的全过程。二是根据蛇绿岩类型划分进行了造山带构造环境及其演化的研究。从板块裂离到聚合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蛇绿岩，已发现60多条蛇绿岩带。我们强调，要建立不同类型蛇绿岩的鉴别标志，厘定蛇绿岩类型，重建这些蛇绿岩带所代表的洋盆构造性质，再造造山带洋盆构造系统。从洋盆演变、洋陆转换角度研究蛇绿岩，开辟了蛇绿岩研究的新思路。三是进行了洋陆转换过程的研究。重点研究了洋陆转化过程中沟-弧系统内沉积岩的物质来源、俯冲带岛弧岩浆岩的形成机制。前弧玄武岩、玻尼岩、埃达克岩、富铌玄武岩及高镁安山岩组合，是洋陆转化形成大陆初生弧的代表，是洋盆向大陆转化的标志性岩石组合，我们给予了重点关注。

其次，在地层古生物的研究中获得众多新成果。一是按照地质发展历史进行了分阶段动态地层区划。地质志的编写涉及不同的地质时代，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地层的分布发育特点随着时间迁移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在地质志编写过程中，根据地质发展特点编制了不同地质阶段动态地层区划图。在“地质志工作指南”中我们分六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区划。二是提出了我国中-新元古界划分的新方案。通过地质调查研究成果的总结对比，特别是在青白口系下马岭组及相当地层中获得1360Ma左右高精度年龄数据，提出中-新元古界新的划分方案和在蓟县系与青白口系之间建立两个待建系的建议，获全国地层委员会批准，并被纳入2014年新颁布的《中国地层表》。三是古生物的研究获得众多新成果。在全国地层古生物的调查研究中，获得许多重大的新发现、新认识和古生物的新属、新种。

同时，重建了重要造山带岩浆岩的年代格架。依据5000多个锆石年龄数据，厘定出多期重大岩浆事件，重建了阿尔泰、准噶尔、天山-北山、秦岭-大别、柴北缘、昆仑、兴蒙、喜马拉雅等中国主要造山带和全国岩浆岩时空格架，探索了岩浆活动的构造背景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为中国大陆物质组成和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

此外，提出中国大陆板块构造启动于新太古代的新认识。应用洋板块地质学的新思维，对华北克拉通早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专题研究；在内蒙古新太古代色尔腾山群发现了代表洋板片俯冲熔融产生的富Nb玄武岩、高镁安山岩两类岩石组合；在辽吉构造带及其它地区相当岩层，也识别出代表洋盆地层系统的混杂岩组合，证明中国大陆板块构造体制始于新太古代。

最后，强调了第四纪地质研究的环境意义。本次志书的编写，把第四纪地质作为单独的篇章进行论述并编制了相关的地质图件。通过河北省泥河湾盆地的专题研究，建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完整的新生代地层层序，确定了第四系与新近系界线位置，提出其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同时，还建立了我国华北全新世地层层序，并依据沉积特征及气候演变的阶段性，确定了全新统底界以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年代为11700cal aBP）为标志，并以全新世气候适宜期起止时间为界划分了全新世内部各阶段划分方案。

《中国矿业报》：全国城市地质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各地对城市地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请问《区域地质志》是否对城市地质工作有所帮助？

李廷栋：我们这套《区域地质志》对城市地质工作的开展大有裨益。

首先，我们在部分省（区）进行了城市地质调查研究，重点查明了城市地质条件、存在的地质问题与地质资源等，主要包括：地质结构、物质组成、地质过程及其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相互影响等，补充了与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等相关的地质工作内容，引导城市地质资源合理利用，规避城市地质安全风险，全面支撑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城市人地和谐。

其次，我们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地质志中增加了城市地质篇章，充分收集论述了基岩地质、深部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第四纪地质与新构造活动等的调查研究成果，编制了相关地质图件，系统建立了城市地下三维结构和三维可视化城市地质信息管理决策平台以及面向公众的城市地质信息服务系统。

《中国矿业报》：请问《区域地质志》的编撰对搭建协同攻关和人才培养具有什么意义？

李廷栋：一是发展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地质志书的编纂工作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领导下，由地质研究所牵头，联合6个大区地调中心、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31个省（区、市）国土资源厅或地勘局及所属地调院、所，以及各有关地质院校，共同完成三个层次志书的编纂工作，形成了“1+6+33+n”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开创了产、学、研联合攻关的新局面。密切了中央与地方、地调部门与科研院所、科研单位与地质院校之间的关系。

二是搭建了科技人才培训的桥梁。通过9次成果交流会、30多次现场考察研讨和50多次协商、咨询会议，各学科专家和基层地质工作者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使年轻的地质学家充实了基础知识，提高了地质鉴别能力，形成了40几个约800人组成的高素质综合研究与地质编图的科研群体。

三是工作指南发挥了引领作用。为使地质志编纂工作有序、高效进行，我们编写了《中国区域地质志工作指南》，同时正在编制海洋地质志的工作指南。“指南”根据国内、国际有关规范、规定和地质新理论、新技术方法，结合我国地质构造研究程度，进行了地层、构造区划和岩浆岩分类分期，对地理底图、地层、岩浆岩、构造、第四纪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编图、地质数据库等应反映的内容、精度要求、工作方法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提出了严格要求。“指南”不仅对编志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发挥了指导作用，而且对地质行业开展地质综合研究与编图也提供了参考，发挥了引领作用。

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自然资源部沉积盆地与油气资源重点实验室于2018年11月22日组织沉积岩野外工作方法专题培训，培训分室内、野外两个阶段进行。

室内阶段，特别邀请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王剑研究员和成都理工大学伊海生教授为科技人员讲授沉积岩野外工作方法，沉积盆地重点实验室和成都地调中心共4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培训。

王剑研究员以其亲身的野外工作经历和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野外工作笔记为例就沉积岩学的由来、野外工作方案的制定过程、野外的工作细则执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伊海生教授结合成都地调中心业务工作特色，作了题为《数字图像技术在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应用》的专题报告，以其近年的项目为例，向大家传授了遥感影像叠加处理技术和三维地质图的合成技术，并分享了2018年其团队在藏北野外地质调查过程中使用无人机辅助获取岩石露头图像、地形和交通条件踏勘等信息的心得。

野外阶段于11月23-24日举行，成都地调中心20余名学员赴南江地区灯影组古油藏剖面参加了野外考察，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王国芝和邓斌全程讲解。

此次考察的震旦系灯影组古油藏剖面在巴中市南江县杨坝镇，位于四川盆地北缘的米苍山一带，其岩石组合特征可与四川盆地地腹内对比，是观察震旦系灯影组岩石组合、古岩溶、储层特征和古油藏的理想剖面。王国芝和邓斌两位教授分别向学员详细介绍了该剖面观音崖组地层的浅变质特征和沉积构造特征，灯影组地层内的沉积环境变化特征、典型的沉积构造特征、古岩溶特征、葡萄状构造特征及成因、古油藏的形成与破坏演化特征等。同时，还讲解了该地区灯影组地层中MVT型铅锌矿受古岩溶作用控制的各种证据。

专家们对地层中出现的一些典型沉积构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实例介绍了如何从岩性特征和沉积构造特征来判断沉积环境、识别古岩溶作用、分析古油藏演化等实用的野外地质工作方法，并与学员进行了深入互动，现场学术交流气氛浓厚。

此次专题培训，学员不仅对沉积岩学的内涵、野外工作方法和近年来引入到沉积学研究中的新技术有了深入了解，也回顾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的敬业精神，这对沉积盆地重点实验室乃至其挂靠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的学科建设都大有裨益。

王剑研究员授课

学员认真聆听专家讲课

广东韶关某尾矿库在表层修复后进行覆绿（左侧），较原来（右侧）生态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内蒙古西部某煤矿应用大量水资源覆绿

10月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矿业九大行业《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将正式施行，《规范》涉及矿区规划布局、资源开发、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管理、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着重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提出了要求。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实现矿区“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等目标？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内多位地质环境修复领域的专家，一次有关矿山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讨论就此展开。

生态恢复是矿山环境改善的主要途径

纵观煤炭、冶金、有色、黄金、化工、非金属、砂石、水泥、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等九大行业《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人们会发现保障矿山环境是所有工作的核心和出发点。而其中，既包括生产过程中的降低环境侵扰，更包括勘探开发之后的矿山环境复原。

“我认为，生态修复是矿山环境改善的主要途径。”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明研究员是在一次出差前夕接受的采访。这段时间，他北上南下，考察了一个又一个矿山及其生态环境修复的项目。

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粗放型发展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问题。如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效应已经凸显出来。以往矿产资源的采掘、选矿及冶炼过程对矿山环境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采空区地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和景观破碎，此外还包括对大气、地表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环境的影响。“其负面效应不但有看得见的物理变化，还有看不见的化学变化。”

陈明算了一笔经济账：“我国大约有80万座矿山，其中约40万座矿山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需要修复或恢复。即使按每座1000万元的保守成本估算，全部修复一遍也需要4万亿元资金。如此沉重的负担是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都难以承受的。”

如何更加科学地弥补矿山领域的生态欠账？

陈明认为，矿山环境的改善途径有两类不同观念：生态恢复和环境修复。前者主要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成本低但周期较长，可持续性好；而后者主要依赖人工干预，成本高但速度快，可持续性则要看修复手段和理念是否合适。

“近些年，我主要从事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研究。我认为，矿山大都面积大、位置偏、污染严重，改善环境更适宜采用‘以生态恢复为主，工程修复为辅’的方式。即，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同时，在关键节点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对此，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的刘永兵研究员表示认可：“生态恢复并不是置之不理，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有整体的规划设计。矿山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生态恢复要抓要害、分主次，在关键节点上采用人工治理修复。但在不同的地方，自然条件不一样，人工干预的尺度要区别把握，但总体上还是要以生态恢复为主。”

“生态恢复充分利用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可以大大降低成本。”陈明强调。

充分考虑自然生态原貌，避免过度修复

在《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中有着这样明确的要求：“矿山经地质环境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安全稳定，对人类和动植物不造成威胁；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那么，西部干旱区和东部执行同样的标准是否合理？近段时间，陈明考察了国内不少矿山，而越看越感到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8月中旬我去内蒙古乌海进行调研，看到那里的煤矿排土场被修复得绿草如茵，高压水枪不停地喷水。当时一位修复公司的员工是这样告诉我的：‘这里种植养护的每一棵树、一小片草，一年需要花费的资金却相当可观。如果哪天资金跟不上，出现断水现象，用不了多久，这些草全都得枯死。’”当地人的话给了陈明很大触动，进而他在西部的新疆、内蒙古、青海了解到，矿山绿色生态环境修复的要求与东部城市相同，验收标准也一样。

“在那样气候干旱、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地区，开矿之前本就是戈壁。开矿后虽然需要修复，但如此修复，不但前期投入很大，后期维护的成本也非常可观。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修复是不可持续的。”面对记者，陈明的表述充满忧虑。

“于是我想，在一些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人迹罕至的地方，矿山修复是否必须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思考后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认为，就像农业生产需要因地制宜一样，矿山修复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自然条件。“不问是否可持续发展，单纯追求临时的绿化效果，非要把百千年来一直是戈壁滩的地方变成绿洲，是不是有‘过度修复’的嫌疑？”

陈明认为，如果是可持续的，修复工作值得做；如果不可持续，仅能维持短暂的绿色，那就不一定值得了；尤其是在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时期，更应慎重。“不是说这些地方不需要修复，而是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把握好最符合生态需求的‘度’。”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细化相关设计要求及验收标准，让不同气候等自然条件下的矿山修复工作更科学、更合理。

刘建东是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党委书记、院长，他的观点是：采用生态恢复还是人工修复应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城市发展规划和场地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还应进一步将一些被认为是废弃物的有用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他说：“在中东部一些矿业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市区、近郊，就应该进行高标准的治理和修复——先做前期规划，再大规模投入，通过实施工程治理项目，修复矿山生态环境。”

刘建东认为，我国东部一些矿山城市，自然条件较好，人口密集，而且这些地方在长期矿业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大都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修复矿山环境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高标准的土壤修复和绿化工程。这方面，阜新、徐州、铜陵等矿业城市都做得非常好。

而在西部一些偏远矿山，地处戈壁荒原，修复成绿洲显然不太现实。但当地产生的扬尘可能影响到东部，因此适度控制是必须的。可以通过检测大气pm10值作为环境修复的衡量标准。“现在，用固土技术控制扬尘，在排土场上喷洒一层由黏土矿物等物质调配的胶凝材料，让表层土壤形成薄薄的硬壳，就能保证纳米级、微米级的沙粒不形成扬尘。”

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总经理钱美平告诉记者：“这样的固体技术每平方米的成本就一两块钱，比大规模栽树种草种花要便宜得多，在西部应该是可行的。”

“矿山环境修复理应做到成本与效益兼顾。”钱美平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全国一盘棋”的矿山环境修复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因地制宜地设立修复目标和修复内容，选定恰当的技术路线，相关的验收标准也要进一步细化，要按照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矿山品种分门别类，区别对待。”

用综合技术应对矿山环境中的复杂问题

那么，要想重建矿山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其原本的面貌，需要重点进行哪些工作？

陈明认为，不仅要进行治理清除危石、降坡削坡、平整土地、治理空采区和塌陷区、消减堆积的尾矿、恢复植被等比较直观的工作，还要选择相应的技术，修复土壤和水体，消除重金属污染等。而这方面，我国矿山环境修复中做得还远远不够。

重金属污染的危害已是众所周知。刘永兵告诉记者，重金属会引发头痛、头晕、失眠、健忘、神经错乱、关节疼痛、结石、各种癌症等疾病。摄入过量的镉，容易导致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引起骨钙的大量流失，造成肾功能失调。铅元素进入人体后很难被代谢，可造成新生儿先天智力低下；对老年人造成痴呆、脑死亡等。甚至过量的铁也会损伤细胞中的脂肪酸、蛋白质和核酸等，并导致钙镁等元素的失衡。

“因此，在矿山环境治理过程中，只关注物理变化，而不关注化学变化，是不全面的。”刘建东认为，从全国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结果看，全国的主要土壤重金属异常大都与矿山有关。某些流经矿山的江河，河道两侧的农田土壤污染可以延伸至下游20至50公里范围内，有的甚至达到百公里以上。流域性的重金属污染甚至达到上千公里。“与矿区地质灾害相比较，重金属的危害面积更大，受损人群更广，治理难度也更大。”

“看得见的地质灾害明枪易躲；而看不见的地球化学灾害则暗箭难防。正因为重金属污染需要通过专门的采样和分析测试才能被检测到，所以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陈明认为，矿山环境恢复的复杂性决定了矿山生态修复需要用系统论作为指导思想，采取综合手段解决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问题。“要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矿区制定不同的标准，从技术而言，更要针对每个矿山、每片场地以及不同污染类型的农田对症下药，开出不同的药方，研制出不同的药剂，突出不同的方案。”

对此，钱美平的观点是：在矿山环境修复领域，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大有作为，且具有相当的优势。“当前，各地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都已经有了不少比较成熟的技术，如煅烧、淋滤、电渗、植物吸附重金属、微生物吞噬有机污染物等等，已经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案例。但矿山作为面积较大、污染情况较为复杂的区域，更适应采用综合修复的手段，而且情况越是复杂，各种修复方法越应兼顾。”

“我们重点要做的是真正当好环境修复师，让绿水青山回归，让原有的生态系统得到更好的恢复，为实现我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的目标做出贡献。”陈明如是说。这是地质环境工作奋斗的航标，也是每一位老百姓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