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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王爱华研究团队负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陆源碎屑沉积物中沉积成因锶钡的提取方法及其比值的沉积环境判别(41572096)》取得重要研究进展,创新性新技术《Selective extraction of sedimentogenic Strontium and Barium in terrigenous clastic sediments》于2018年12月11日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US10151018B2)。

    针对目前利用锶钡比进行沉积环境判别效果差且无法单独使用的现状,王爱华教授级高工主持的该项目通过对人工合成三角洲沉积物以及对长江、珠江、黄河、辽河三角洲以及渤海湾、苏北潮滩的表层和钻孔沉积物的锶钡赋存形态的连续提取分析,获得了可用于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选择性提取沉积成因锶钡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该专利技术利用化学物相的分析方法剔除了沉积物中碎屑矿物成因的锶钡只选择性提取了与沉积时的地球化学环境相关的沉积成因的锶钡进行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此项成果的取得不仅丰富了微量元素沉积地球化学理论和技术方法,而且可以广泛应用于第四纪古环境研究、海平面升降变化研究、油气勘查、沉积矿产勘探等沉积学相关领域。 

     

     
    南京地调中心科研创新成果获美国专利商标局发明专利...

    编者按:在服务资源、环境及生态等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地质科学本身也将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学科或体系。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将复杂性问题置于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加以研究,研究对象涵盖生态系统的生命和非生命成分;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将环境或生态问题置于地质范畴内探讨,突出生命组分影响下的地质客体变化等。本报今天刊俄罗斯学者V. T. 特罗费莫夫阐述生态地质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章,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文发表在多年前,但仍对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地质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质学拟解决四类问题:一是为人类提供矿产资源;二是为人类的工程活动作地质论证;三是为人类的教育、文化和美学需求提供地质知识;四是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作地质论证。前三类问题已被地质学家接受,并已取得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成果。第四类问题的意义和开创性,在20~25年前已被地质学家察觉。解决第四类问题的发展过程,引发了地质学一个新分支的形成,称之为“生态地质学”。

    生态地质学及其对象和主题

      

      图1 岩石圈生态作用的分类

    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新分支,致力于岩石圈上层(包括地下水和气体)的勘查,并将它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主要非生物组元之一,在生态系统的组织层级(从生物群落直到生态圈)中属高层级组元。用地质学家更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可把生态地质学的内涵定义为地质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岩石圈的生态功能,这些功能的形成规律,以及在自然及人为动因影响下这些功能发生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规律,它们与生物体、首先是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息息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术语“生态地质学”(ecological geology)不同于“地质生态学”(geoecology)。两者存在原则性区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地质生态学”都是一门复合性科学,研究的是地球的所有非生物壳层(圈层),也研究生物体。“地质生态学”包容“生态地质学”,后者仅触及岩石圈一个组成部分,在相同层级上的还有“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等,它们也是地质生态学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生态地质学”的概念内涵由“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概念确定。这个概念于1994年提出,是地质学中一个原理新颖的概念。它的内涵详细解释如下: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质科学的常规客体:从理论上说,是岩石圈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特定地说,是岩石圈的近地表部分,主要是受人为影响的地带。它可被描述为一个多组元的动态系统,包括对生物(biota)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岩石、地下水和气体。

    生态地质学研究的是:“岩石圈—生物”系统,“受到人为影响的岩石圈—生物区”系统或“岩石圈—工程建设—生物区”系统;生物子系统与非生物子系统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最终是,“死”物质对“活”物质的影响,或广义地说,是岩石圈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系统构成,意味着通过考虑岩石圈的人为改变,也把人为影响源纳入了系统之中。

    根据其内涵,所有发生过转换的系统都是生态地质系统。这两种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存在的是有生命组分还是非生命组分。生物区存在并活动于岩石圈中,或者就在岩石圈表面。据此便可形成“生态地质系统”的定义。生态地质系统是岩石圈的特定部分,是在其内和其上容纳着所有生物区的环境的地质组元。生态地质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岩石圈(无生命的)、生物区(有生命的)和天然及人为影响源。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主题是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知识(数据系统)。因此,要考虑“岩石圈—生物区”系统中的功能关系,或“岩石工艺系统—生物区”之间的功能关系。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决定和反映着岩石圈(包括产于其中的地下水、油、气、地球物理场和地质作用)对生物区,主要是对人类的重要价值。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比所有其他生物的影响都大。研究岩石圈不能采用生物生态学、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研究框架内的那类途径。

    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理念,意味着对岩石圈的作用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将之视为一个存在着有机生命(各体生物、植物群、动物群和人类)的环境。从生态观点看,岩石圈主要是给生物体提供资源和能量,并通过它的资源及其地质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功能来实现(图1)。这里不考虑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功能中的社会-经济、道德和审美方面,因为它们超出了专业地质知识的范畴,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关切。

    在天然及被人为改变的岩石圈与有群体结构的生物物种生物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可把它们归结成4种功能:一是岩石圈的资源生态功能,它对生物体生存和活动所需的矿物质、有机质、有机-矿物质资源有重要意义;二是岩石圈的地球动力学生态功能,它通过自然和人为的过程和现象,决定着岩石圈对生物区状态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影响;三是岩石圈的地球化学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化学场(不均一性)对整个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四是岩石圈的地球物理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不均一性)对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

    每种功能的内涵、它们的评价标准、信息获取方法和表述方法另有专文论述。

    岩石圈的生态属性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靠具体的生态属性来实现。就“岩石圈的生态属性”这一术语而言,指的是岩石圈的特征属性,即具有特定生态重要性的属性。它取决于其物质成分、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特性,且与生物体存活的供养、生物体生存和进化条件有机关联。

    有关岩石圈生态属性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这里力图在岩石圈的资源及其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生态功能框架内,给这些属性命名(表1)。它可能不是完整的清单,但堪作举例材料。

      表1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与属性

      

    生态地质情势及其状态

    用术语“生态地质情势(环境)”来表达岩石圈具体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反映作为栖息地的一定岩石圈体积内生物体生存条件的现状或古状态。在一个地块或一个区域范围内,生态地质情势(situation)或许会或许不会因地而变。而且,生态地质情势也会随时间而变,在这种情况下,该情势会随时间从一种状态(state)变换成另一种状态。由于人为工艺因素和灾变性自然过程的发展,这种变换可能进行得很快,从历史观点看,有时就在瞬间。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地质环境(conditions)或许既取决于所有生态功能同时起作用,也会仅取决于一种生态功能,比如地球动力学功能,它会在瞬间对生物区产生较强烈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生态地质情势应该说成是“依靠岩石圈地球动力学特征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当地球化学功能在生态地质状况形成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就说它是依靠岩石圈块段的地球化学特色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

    “生态地球动力学环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和“生态地球物理环境”等术语,在地质文献中也常常使用。这些术语是对上段文字特指含义的省略表达。另外,当只分析一种生态功能对生物群或人类的影响时,使用这些术语也是对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生态地质环境的变化或许是足够快的。人们必须把所研究对象(生态地质系统)的阶段特色称为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state),地质学家则往往将它称为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可以把“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的实质定义为某种暂时状态,并根据当时岩石圈的一种生态属性特征,或者几种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把这种状态估计出来。这些生态属性决定着生物体生存的有利度(水平)和或然率。

    生态地质情势的状态要根据岩石圈某些属性的暂时状态评估出来,也要描述出这些属性对活体生物产生影响的特征。根据这种定义,当对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做评价时,就不得不一方面评价岩石圈对活体生物的资源和能源影响,另一方面评价有关活体生物响应这些影响时的特定相互作用信息。在所有的生态系统组织层级上,此类评价准则对生物体都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可以取决于岩石圈的一种属性(功能)或几种属性(功能)的组合。在地球物理功能强烈影响生物群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说:“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取决于地球物理功能(属性)”。地质学家常常用术语“岩石圈的生态地球物理状态”来代替上面的表述。而“岩石圈的生态资源状态”、“岩石圈的生态地球化学状态”之类的术语,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

    生态地质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

    生态地质学有5项主要任务:(1)研究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它们的形成规律,及其在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下发展的动力学;(2)从岩石圈生态功能变化的观点出发,针对人为成因的影响,开发评价岩石圈近地表部分稳定性的理论和方法;(3)针对岩石圈近地表地层环境与属性的控制问题,精心研制理论和方法,以保护和改善它们的生态功能;(4)研制工业废弃物利用和选择其最佳(就地质环境而论)埋置地区和层位的理论、方法和途径,以使对区域生态属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5)针对国土、目标客体和大型建筑的工程保护问题,精心研制进行地质论证的理论和方法,以免发生削弱其生态功能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

    总的来说,生态地质学的应用性问题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形成:(1)论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前提下岩石圈资源的合理利用;(2)确定岩石圈近地表部的人为污染对生物群的影响;(3)针对一些生态系统或整体生态系统生物群的管理,为制定和调整解决方案进行地质论证。

    这种一般性生态-地质课题清单,通过参考早先开列的岩石圈生态功能,还可以更详细地提出来。

    生态地质学的逻辑结构

    根据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一个科学分支,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地质科学逻辑结构中用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既定要素,以及“它自己的逻辑基础”。两者的同化不是机械式的,要遵循相当明确的关系,即生态学方法途径的逻辑。“它自己的逻辑基础”是一种逻辑支点,也能够在其它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定律中使用。

       

      图2 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全域示意图

      A-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逻辑基础;B-被生态地质学利用的地质学科的逻辑结构(B1-工程地质学;B2-冰川学;B3-水文地质学;B4-地球化学;B5-地球物理学;B6-矿山地质学;B7-新构造学;B8-地震大地构造学;B9-地貌学;B10-地史学与古生物学;B11-火成岩石学与沉积岩石学;B12-矿物学);C-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全域的轮廓线)

     

    对此问题的处理如图2所示。该图说明了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镶嵌特性,就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地质科学,以及这些地质科学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贡献,给出了概念图。不难看出,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冰川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矿山地质学提供着主要的信息量,以及可用于生态地质学的大部分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其它地质学科及其逻辑结构可用的较少。以上结论基于一个事实,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知识才是生态地质学的基础。

    基于对岩石圈生态功能的上述认识,可以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最重要要素划分出以下几个方面:(1)原理-岩石圈近地表部的结构、空间关系、属性和生态功能,是其地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圈相互作用的结果;(2)原理-岩石圈的动力学状况(运动速率和特性)和生态功能的组元与变化,皆归因于它们的自然属性,归因于它们与环境(包括人为的工艺成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和强度;(3)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致性定律;(4)社会发展特征与环境状况间的一致性定律(基本生态定律)。

    正是这些原理和定律形成了生态学的支点,把其它地质学科的基础整合起来,构成了生态地质学自身的那部分逻辑基础。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理论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在生态地质学的结构中,有几个旨在分析所确定的岩石生态功能的科学分支。它们是资源生态科学、生态地球动力学、生态地球化学和生态地球物理学(图3)。

    资源生态科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涉及与维持生物区存续有关的全部问题,按资源利用的观点,其中首要的是通过提供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空间资源维持人类社会存续,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满足人类的需求。研究的焦点不是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储量计算,而是评价其目前消费水平与合理使用的一致性。实质上,岩石圈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问题,应该通过关注高层级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正常运行来解决。地质空间资源也要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评价。很明显,一些地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矿山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的方法(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学和冰川学的方法(对地质空间资源),应该适用于这些研究和调查。另外,这些研究应该由社会来定向,就是说应该与社会经济学紧密关联,在实践中,生态地质学家应该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管理机构和设计院所的代表接触。生态地质学这一分支的主要课题是:考虑目前文明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评价,对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建议进行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动力学是一个大领域,包括所有涉及自然和人为地质过程对生物区影响的课题,以及评估生物群栖息地可能灾变和舒适度的课题。后一点仅关切人类社会。这些研究一直采用工程地质学、冰川学、水文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的方法来执行,与项目规划者和设计者联系。在该分支框架内执行的主要任务有:针对在工艺活动影响下的地球动力学参数变更,开发评价岩石圈近表部稳定性的方法;为保护生物区和人类社会免受影响其生存及舒适度的(天然和人为)不利和灾变地质过程的危害,对相应工程保护项目进行生态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化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天然和人为成因地球化学场对生物区的影响。在生物区内有岩石地球化学、气体地球化学和水地球化学异常。调查课题是:岩石圈的物质(矿物)成分,活动态化合物的迁移问题,元素的非正常浓度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性质问题。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水文地质学的方法被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区环境的生物医学评估资料具广泛的适用性。实际上,这类研究意味着生态地质学家要与医学专业人员和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因为这些异常要用医学-卫生的观点来评价。

    生态地球物理学也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重力、磁、电磁、热和放射性等天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对生物区的影响。这些场与背景值的偏差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要借助地球物理学、大地构造学、地震构造学的方法和生物医学的学科资料来研究。与生态地球化学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密切联系。要在该分支框架内完成的总体任务有:天然和人为源地球物理场的分析,研制评价其医学-卫生危险的方法和准则(对生物区的影响强度,评价岩石圈对工艺性污染的稳定性)。

    图3示出了生态地质在理论地质知识中的位置。在地质学的结构中包括前5个科学分支已得到承认,无需再予证明。但是,对于后两个分支,即“关于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和“关于地球的工程地质环境的科学”,其纳入地质学的合理性尚存争辩。主要争辩依据是,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对于涉及地球和岩石圈问题,需要强调生态理论研究的作用。目前,人为工艺因素对岩石圈外壳的影响程度,已经提高了生态地质学说在地质学中的地位,已经使这个学说可以划分为地学中的独立科学分支,已经把上面所述的后两个分支提升到了与前5个分支相同的水平。

       

      图3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生态地质学的实用性分支

    图4说明,可以在生态地质学的构成中列出几个实用性子分支。它们是城市、矿床和复垦影响区的生态地质学,以及线状工程、热电站和核电站等影响带的生态地质学。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各类经济活动不仅在项目建设中,而且在其运营和维护时期,都应该提供对岩石圈和生物区生态影响的评估。因此,应调查的面积要比官方土地使用许可的范围更宽更广,只要在其内确定了或造成了工程客体对岩石圈生态属性的影响。

    各种经济活动在对岩石圈影响的强度、深度和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这涉及到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地质作用的活跃程度,以及自然和人为成因的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致病区的发展。

      

      图4 供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和运作的生态地质学的实用分支学科

    很明显,大的城市群、采矿工程(矿山、露天矿场等)、集中在数个盆地和油气田带中的油气产业,都会对岩石圈及其生态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城市群而言,这种影响取决于特定的高密度城市人口;居住区,交通-通讯,大型工业、燃料和能源企业及联合企业的自营交通,均规模巨大;还取决于城市地下的支撑工程。因此,会观测到以下现象:土壤、岩石圈近地表部和水圈被活性有毒化合物强烈污染;由于热、重、电磁和地震声波等地球物理场变化,发育起致病的地球物理异常;车辆废气导致大片土地的高度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动力学和水化学机制改变;地下水储量耗竭。矿场附近岩石圈的生态性变化与下述后果关联:矿产资源枯竭,重力场变化,产生异常的地层压力,地下水动力学参数彻底转变,出现密集的人为污染区,地质环境资源减少。对线性工程而言,不利的生态后果与负面的地质作用活跃有关,与线性的人为污染晕和诱发的异常地球物理场有关。

    在不同种类经济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岩石圈生态环境特性改变的清单还可能扩展,但上述这些已足以支撑得出结论。每种经济活动都与岩石圈生态属性改变的特定复杂性关联,因此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就需要运用地质科学的各类理论和方法。城市群影响着岩石圈的所有生态功能,所以要动用地质科学的整套方法,特别要涵盖图2所示的所有学科的方法。对线性建筑而言,要运用的地质科学和方法清单将取决于研究需要,首先是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功能的研究。在矿床开采方面,研究重点要集中到岩石圈资源功能的所有方面,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以及一组地质作用。 

    生态地质学的任务及其应用


      周国华,1964年12月生,江苏省昆山市人,九三学社社员,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1986年7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找矿地球化学专业,1989年7月获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分配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工作至今。2003年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理学)。先后参与完成了国家“973计划”、国家攻关项目、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项目、地质大调查项目、国家援外项目等各类项目(专题、课题)20多项,3项成果获部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80余篇。

      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农业、环境、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包括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方法技术及其成果资料在农业生产、环境评价、土地利用规划等领域的应用基础和方法技术,区域环境地球化学监测与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方法技术,名特优农产品立地背景地球化学调查与种植适宜性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修复技术研究,尾矿资源及矿山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方法技术,等等。参与完成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等技术标准的编制。这些研究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评价和规划利用、粮食和农产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的强烈和迫切需求为已任,为我国近年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方法技术基础。

      1.建立了以农业、环境为应用服务目标的地球化学调查、评价与成果应用的方法技术体系

      工作伊始,有幸参加完成了“浙江省杭嘉湖平原区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和研究(1990-1993)”,该项成果获得了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通过该项目工作,初步形成了表层与深层土壤网格化采样,以植物营养元素、重金属污染元素、生命健康元素为研究指标,在区域调查基础上针对重要地球化学异常,结合名特优和大宗农作物、地方病等研究需要,开展专题调查和评价研究的工作思路和相应的方法技术,为调查区科学平衡施肥、名特优农产品种植布局、地方病病因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球化学依据。世纪之交,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主持完成了“厚覆盖区地球化学调查和评价方法技术研究(1999-2000)”,结合成都盆地、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填图(试点)工作,进一步总结了平原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样品采集等野外工作方法技术,研究建立了52种元素分析测试方法及质量监控方案,总结了水化学调查、湖库沉积物调查、植物等生物样品采集保存技术、土壤元素形态/有效态研究方法,探讨了成果资料在农业、环境、资源勘查、基础地质研究等多领域的应用前景。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与完成了我国第一个省部合作农业地质项目“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2003-2005)”,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农田生态系统元素迁移转化研究,围绕农产品食用安全、名特优农作物地质—地球化学模型、富硒土地资源评价与富硒农产品开发、地质背景与地球化学环境、土壤重金属与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使我国农业地质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述成果资料,以及前人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为制订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提供了技术支撑,理清了以农业生产、环境评价、土地规划利用为主要应用目标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思路,为近年来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2.构建了以耕地安全利用为目标的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与监测预警方法技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工矿集中区、城市周边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高、农用品投入量大的地区,土壤重金属累积速率快、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凸现,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可以迅速掌握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在调查发现的重金属异常区、人为污染严重地区,一方面应开展大比例尺的调查,掌握土壤重金属的详细分布状况;另一方面,应围绕重金属元素成因来源、生物有效性及其在土壤—作物系统中迁移富集规律开展深入研究,评价其生态风险,为土地资源安全利用和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立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及时掌握土壤重金属累积以及土壤环境变化趋势,是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控、保障土地资源安全利用的需要。周国华博士利用1990年代初和2003年浙江省杭嘉湖地区两次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资料,对两期调查的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误差影响进行了分析,计算确定了杭嘉湖地区表层土壤中As、Cd、Cr、Cu、Hg、Ni、Pb、Zn等重金属元素的累积速率,并开展了土壤重金属累积趋势的预测分析;利用国土资源部科技攻关和地质调查项目的支持,构建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监测网络,完成了三期采样分析,掌握了珠三角地区土壤环境的变化趋势;针对我国东南沿海存在区域性铅地球化学高背景,开展了土壤铅生物有效性评价技术研究,基本查明了土壤—典型作物(水稻、茶叶、叶菜)间铅等重金属富集规律及其主控因素,提出了土壤安全利用的重金属临界值,为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土地资源安全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3.实施了全国尾矿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建立了尾矿资源和矿山生态环境评价的方法技术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持下,2010—2012年期间组织开展了全国尾矿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查明了全国23个典型金属矿区26个尾矿库元素含量和矿物组成,发现有15种金属元素具有潜在利用价值,包括主要成矿元素或矿化剂元素Cu、Ni、Pb、Zn、Sn、W、S、As等,以及稀有分散伴生元素Ge、In、Se、Te等,资源量非常可观,潜在经济价值达数百亿元。同时,查明了包括个旧、柿竹园、德兴、白银等典型多金属矿区在内的9个矿区及其外围的生态环境地球化学状况,评价了矿区土壤、地表水、浅层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以及农产品食用安全性,为矿区土壤与水资源安全利用,保护人体健康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该项目工作,初步建立了尾矿资源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的方法技术,包括工程浅钻取样、样品处理、分析测试指标和方法、尾矿元素三维分布图示、尾矿资源量和经济价值评价等方法技术,为尾矿资源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提供了方法技术;验证了所采用的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经济有效性,其方法特点是针对采矿场、选矿厂、尾矿库、废石堆、冶炼厂等矿山主要污染源,结合矿区地形和水系分布、风向、土地利用等景观环境条件,以污染物来源—迁移扩散与循环途径—生态效应为主线,合理部署调查工作,通过尾矿、水系沉积物、土壤、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作物、大气颗粒物等多介质样品的采集分析,达到评价矿区生态环境现状的目的。建立的尾矿资源量和矿区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方法技术,为开展全国性矿山尾矿资源和矿山环境大普查积累了方法技术经验,为促进绿色矿山建设,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服务提供了重要技术途径。

      4.带领课题组开展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研究,不断完善地电化学探测技术

      随着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程度的不断提升,找深攻盲成为矿产勘查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来,在带领研究团队重点开展农业环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方法研究的同时,针对我国矿产资源勘查面临的技术瓶颈,利用团队具备的地电化学工作经验和技术积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完善优化地电化学勘查方法技术体系,在地电化学野外采样装置、分析测试指标及其质量监控、工作方法技术标准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多个矿区的实际应用验证,地电化学化找矿成果显著,在寻找深部金属盲矿体中具有突出的作用。

      5.实施“珠江下游及浙江基本农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应用示范”项目,努力再创辉煌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研究团队2016年起将组织实施二级项目“珠江下游及浙江基本农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应用示范”。这是一项集生产调查、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将联合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农业地质研究中心,以及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研究核心团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南京大学,结合1:250000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和1:5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开展重金属高背景和人为污染区的生态风险评价,同时密切关注地方国土、农业、环保部门的需求,开展调查和评价成果的应用研究,争取在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调查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取得实际成效,为我国正在大规范开展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提供示范样板。

      土地资源是人类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查明土地资源的质量状况,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土地资源,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净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周国华博士将继续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国华

     

     

     

     

    “部分地区耕地重金属超标态势仍然比较严峻。在调查区13.86亿亩的耕地中,重金属超标的点位比例占到了8.2%,主要分布在南方。” 6月25日全国土地日当天,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再次为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敲响警钟。

     

    土壤危机,是土地危机,也是农业危机,“向土壤污染宣战”直接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也大大催生了各类污染治理和修复技术,催生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土地日宣传周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北郊区的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与多位常年从事土壤污染调查、评价、修复的地质科技人员,面对面地谈起了人们高度关注的土壤污染修复问题。

     

      本报记者:周飞飞

     

    特邀专家:刘晓端 杨永亮 谭科艳 黄园英 刘斯文

     

      土地日专家访谈

    观点1

    具有“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等特点的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是当前重要且极具应用前景的土壤修复手段。

    记者: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环境,导致土壤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按照污染物的来源,我国土壤污染有哪些类别?您觉得最重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刘晓端:从污染物种类来看,类型大致可分为有机污染、无机污染及两者均存在的复合污染,其中有机污染物主要有多环芳烃(PAHs)、六六六和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灭蚁灵等杀虫剂、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类物质等,而无机污染物主要是砷、铅、镉、铬、锌、镍、汞、铜等各类元素。

    刚刚发布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我国耕地重金属超标与地质作用过程密切相关,而人类活动则是造成或加剧重金属超标的重要原因。采矿、冶金、电镀等工矿企业“三废”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污水灌溉、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等人类活动造成或加剧了局部地区耕地重金属污染。

    近几年,我们实验室一直在应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针对金属矿山进行水土污染方面的研究。

    记者: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与其他修复技术相比,有着怎样的特色?

    刘晓端:我国的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污染类型多样化和污染原因复杂化导致土壤污染修复工作难度增大。

    采取何种有效可行的污染治理措施,是我国目前土壤污染修复治理的关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污染土壤修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3种方法。

    土壤重金属污染传统的治理通常采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如客土换土法、淋滤法、吸附固定法、热处理法、络合浸提法、氧化还原法、电化学法等。虽然这些方法治理效果较好,历时较短,但往往投资大,难以管理,易造成二次污染。

    与传统方法相比,生物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来源广、无二次污染的特点,尤其适用于低浓度重金属的去除。目前,生物修复技术的主体主要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其中应用较为广泛、治理效果显著的是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

    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是应用地球化学的原理,通过人工制造的某些地球化学作用或利用地球化学原理制造的产品,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管理的途径、方法和技术。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中常会应用非金属材料作为污染土壤修复的材料,其主要环境技术包括稀释/浓缩、分解/中和、隔离作用和固化作用。这种方法尽可能地不干扰自然界, 依靠元素自然循环来去除有关的化学元素。

    记者:近年来,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和不同污染物的环境污染控制和修复技术开展了多项研究,应用的都是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手段吗?效果怎样?

    黄园英:我们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原理,筛选出了同时对多种重金属具有很好去除效果的矿物材料,建立了对复合重金属污染水体具有特征吸附和固定作用的处理系统,从而阻断了重金属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

    与传统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区别,基于地球化学原理和技术,提出的低成本建造、低成本运行、快速、高效、简单的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地球化学工程技术,迎合了时代发展对环保技术“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的需求。我们已建立的示范工程运行监测数据进一步表明,以黏土矿物作为反应材料对酸性矿山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去除是非常有效的,水处理成本约为0.55元/吨,非常适合今后在工程上大规模推广应用。

    刘晓端:我们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基于地球化学工程技术的水、土环境污染控制和修复技术体系和示范基地,强化已有技术方法的推广应用,推动技术方法的产业化进程。

    观点2

    不一定要把土壤中的污染物提取出来,可以通过对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进行吸附、固定、隔离,设置地球化学障,阻断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

    记者:国土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关土壤污染修复的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且多起来的?

    刘晓端:重点实验室的前身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室,成立于1993年。20多年来,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部门重大环境地球化学研究项目,如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区域地球化学与农业和健康”、获国土资源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人体硒缺乏与过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预测”、获国土资源科技进步一等奖的973项目“首都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水、土环境污染机理与调控原理”,以及“地质体对水资源保障的双重作用及其应用”、“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演化及安全预警系统研究”、“东北重工业城市地球化学环境生态安全监测与修复治理的技术研究”等。

    中国开展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始于1995年,当时采用的是生物修复的方法。我们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开始进入污染土壤和水体的环境控制与地球化学修复技术研究领域的。由于国家越来越重视,这几年我们这方面的项目越来越多,如,“我国典型矿山环境污染评价与修复技术研究”、“金属矿山环境污染机理和防治研究”、“纳米铁用于饮用水中砷的有效去除技术研究”、“农田土壤中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与修复”等。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我们在环境重金属污染修复领域获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和成果。

    记者:请简单讲一下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修复受污染土壤的思路。

    刘晓端:近10年来,实验室依托《金属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地球化学工程控制修复技术开发与示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与修复技术研究》,以及多个有关矿山重金属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的示范项目。

    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依据地球化学原理,充分利用地质体或自然介质的作用,通过对修复材料、修复工艺和控制技术中的关键问题的研究,建立具有对重金属元素有特征吸附、固定、隔离作用的地球化学障,阻断污染元素向生态链的运移,从而保障农作物的健康。这也说明,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属元素等“毒素”运移出来,只要把它们固化在土壤内,阻止它们进入食物链,就能保障人们的餐桌安全。

    记者:能否具体讲讲有关土壤修复示范区的情况?

    刘晓端:在安徽某铜矿的尾矿坝附近,我们建立了一个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区,选用一种或几种黏土矿物,结合一定的环境条件控制技术,对重金属元素进行吸附,使重金属超标土壤上种植的超标蔬菜中的重金属含量达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如今,该研究成果已经成功用于江西某铅锌矿冶炼厂重金属污染山体的修复,使寸草不生的酸化和多金属污染土壤得以恢复种植功能,山体复绿。

    杨永亮:我们在沈阳进行东北重工业城市地球化学环境生态安全监测与修复治理技术研究时,针对污染地区建立了水—土—植物生态保护与治理技术应用示范点。

    开展了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的研究和饮用地下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技术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磷酸盐岩化学固定法对铅、锌、镉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以及纳米铁材料修复浅层地下水和对深层饮用地下水中的重金属元素的取出技术,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修复后土壤上长出的多种蔬菜,原土中所含的多种重金属元素均未超标,可以放心食用。这一成果受到当地农民的肯定和欢迎。

    刘斯文:在赣南地区,我们建立了离子型稀土矿山的环境修复示范区,将地球化学工程技术用于离子型稀土矿山环境污染的控制与修复,即通过在注液坑中设置地球化学障,改善坑内土壤环境,阻止污染物的迁移,保证植物的生长条件,为矿山复绿提供了基本保证。

    稀土矿山污染土壤的修复分为四步:一是通过添加自然黏土矿物,调整土壤地球化学属性,同时,筛选修复植被;二是调整修复场地的土壤地球化学属性,将调整后的好土壤装入生态袋中,利用柔性结构技术将生态袋固定在修复场地上,形成护坡,并在生态袋上进行植被喷播;三是利用地球化学障技术阻断污染,改善土壤环境,并尝试种植林木;四是长期监测修复效果。

    地质工作者在稀土矿区污染土壤的修复实践证明:土壤修复有效地改善了局部土壤地球化学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降低了潜在生态风险的强度。

    观点3

    自然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不能就土论土。

    黄园英:在江西某铜矿附近,我们建设了酸性矿山废水重金属污染治理示范工程,以对大坞河流域土壤影响最大的重金属污染源——酸性矿山废水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分别对酸性矿山废水和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治理进行了研究,筛选出水体和土壤中重金属修复材料,形成了一整套重金属污染控制与防治技术方案。

    示范工程运行5个月的监测结果表明,以价格低廉的黏土矿物材料——凹凸棒土作为反应介质,能够对水土中重金属具有很好的治理效果,重金属锰的平均去除率为93%。经示范工程处理后的河水能够达到我国综合污水一级排放标准,水体环境和重金属含量都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标准》。当地农民可以放心地用处理后的河水浇地,彻底改变了大坞河水“祸害”农田的现状。而且,原来大坞河鱼虾绝迹,经处理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后,不仅鱼能生存,且可大量繁殖。

    谭科艳:针对示范区内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我们通过改善土壤pH值,施用土壤改良剂,添加特定的修复材料,对土壤中重金属进行固定。经修复后的土壤种植的蔬菜,测得处理后土壤中可食用部分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能够满足《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标准。

    在某铅锌矿冶炼厂旧址,我们对受镉、铅和砷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种植的马尾松和红叶石楠生长茂盛,而未经修复土壤种植的马尾松成活率非常低,且难以生长,充分表明了,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土壤中重金属对植物的危害,能够抑制土壤中重金属的迁移能力,达到保护植物和保障人民健康的作用。

    记者:我注意到大家在介绍土壤污染修复的时候谈到不少水体污染修复方面的研究,两者是什么关系?

    刘晓端:土壤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是一个多系统的问题:地下水和地表水都会跟土壤产生接触,而空气中含有的各种污染物也会通过诸如降雨等形式渗入地表,最终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一部分。因此,土壤修复工作针对的对象不仅是土壤,而且要同时考虑到大气和水体污染的问题。

    解决土壤污染的问题不能“就土论土”,我们的研究是“水土不分家”。

    杨永亮:《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告诉人们,在人类活动强烈地区,工农业活动是造成土壤重金属快速累积和污染超标的原因,尤其是现今情况下,大气中有毒元素的沉降是极其重要的污染途径。

    为了研究污染物传输的季节性变化,我们选取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阿坝州卧龙高海拔地区及若尔盖高原湿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季节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植被、牦牛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变化特征,并通过后向气流轨迹分析以及应用铅同位素示踪原理,对近地表大气气溶胶污染来源进行了探讨。

    观点4

    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不是万能的,应突破专业所局限,因地制宜研究复合型技术。

    记者:看来,土壤污染治理需要具备大环境观。

    刘晓端:不仅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科学也应该没有界限,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就土壤修复技术来看,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不是万能的,应该积极融合诸多相关学科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复合型技术。当然,根据我们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以地球化学技术方法为主,综合生物修复等其他各类手段。

    记者:已经有所突破了吗?

    谭科艳:有了一定的突破。

    我们选择工业污染严重的湖南株洲某地作为研究区,开展了水土重金属污染的地球化学—生物联合技术研究。研究使用不同黏土矿物和微生物修复材料同时修复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效果,探讨其产生作用的机理,为不同类型污染土壤的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同时开展了地球化学—微生物法处理工业废水中锰和镉的修复技术研究,综合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和生物的优势,达到修复的最佳效果和最低能耗的综合治理目的。

    记者:效果怎么样?

    谭科艳:能够高效去除工业废水中的高浓度镉和锰,达到相应排放同时利用该项技术,能够使种植蔬菜中的铅、汞、砷达标。

    在这项研究中,已经完成了大批量的中试试验,采用一级硫酸盐还原生物滤池降低进水镉浓度,使其达到国家《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对镉的排放要求;通过二级生物滤池处理,使水中镉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二至三类水对镉的要求,锰的浓度达到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的限值要求。

    在深度去除废水中镉、锰的实验中,我们采用锰氧化一级生物滤池对镉锰严重超标的水进行修复,使其可以满足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对水中金属镉含量和锰含量的要求。

    实验研究了锰氧化细菌深度处理微污染水体中镉的机理,为锰氧化细菌深度去除微污染水体中其他重金属元素提供理论基础。有关专家评价,这项技术解决了环境污染锰和镉修复的难点,是地球化学—生物联合修复重金属污染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在土壤修复试验中,我们也采用了地球化学工程—生物技术——通过添加矿物和微生物,阻隔土壤中的铅、汞、砷进入生物链,使修复土壤上生长蔬菜中的三种重金属含量全部达到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修复效果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对镉有显著的修复效果,对镉的修复率达到了38.71%,可有效降低重金属高污染区人体暴露的风险,为从根本上解决“镉米”等有毒农产品泛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持的可能。

    土壤教室

    中国主要土地污染类型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土地污染问题,主要包括四大类:

    重金属污染场地。主要来自钢铁冶炼企业、尾矿,以及化工行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场,代表性的污染物包括砷、铅、镉、铬等。 

    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中国曾经生产和广泛使用过的杀虫剂类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有滴滴涕、六氯苯、氯丹及灭蚁灵等,有些农药尽管已经禁用多年,但土壤中仍有残留。中国目前农药类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场地较多。此外,还有其他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如含多氯联苯的电力设备的封存和拆解场地等。

    以有机污染为主的石油、化工、焦化等污染场地。污染物以有机溶剂类,如苯系物、卤代烃为代表。也常复合有其他污染物,如重金属等。

    电子废弃物污染场地等。粗放式的电子废弃物处置会对人群健康构成威胁。这类场地污染物以重金属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是溴代阻燃剂和二噁英类剧毒物质)为主要污染特征。

    目前较为成熟的修复技术

    当前,修复技术中比较成熟或应用较多的技术有固化/稳定化技术、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异位热脱附技术、异位土壤洗脱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土壤植物修复技术、土壤阻隔填埋技术、生物堆技术等。

    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

    植物修复是一种利用自然生长植物或遗传培育植物修复金属污染土壤的技术的总称,是解决环境中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并已在全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应用。

    根据其作用过程和机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可分为3种类型:植物稳定、植物挥发、植物提取。

      土壤微生物包括与植物根部相关的自由微生物、共生根际细菌、菌根真菌,它们是根际生态区的完整组成部分。

    微生物在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其抗重金属机制包括生物吸附、胞外沉淀、生物转化、生物累积和外排作用。通过这些作用,微生物可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毒性,改变根际微环境,吸附积累重金属,从而提高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挥发或固定效率。

    不过,目前大部分微生物修复技术还局限在科研和实验室水平,实例研究还不多,无法大面积推广,对于微生物修复技术还需作更深入探索。(刘斯文)

    土壤修复的地球化学“魔法”

    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其中,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作为第二单位完成的《大型金属矿集区土壤重金属地球化学累积效应及预警方法》获二等奖。

    资源所赵元艺研究员负责的“德兴铜矿集区地球化学环境累积效应与预警方法研究”课题获得专家一致好评。该课题取得以下主要成果:一是提出了金属矿集区地球化学环境累积效应的概念、类型、研究方法等,为金属矿集区环境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首次从河谷地貌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了德兴铜矿区矿山重金属污染特征,认为德兴铜矿大坞河酸性水主要影响范围仅限于河床和一级阶地;三是系统研究了德兴矿集区重金属在土壤-水-种植物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查明了土壤中重金属的累积效应,提出了预警方法。

     

     
    资源所获2021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7月6日,陈明团队在湖南湘潭进行镉铅锌铜汞污染场地修复前调查

    2014年,在福建德化做Hg污染土壤修复的盆栽实验

    2015年,与同事和研究生在湖南湘潭做重金属污染土壤电动修复技术试验

     

    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作为我国国家层面制定的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单行法,草案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分别作出规定。面对国家针对土壤污染的高度关注,国土资源部长期从事污染土壤修复的专家怎么看?日前,记者走访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明研究员。

    《土壤污染防治法》呼之欲出,土壤修复产业再迎利好

    经过雨水连日的洗涤,北京恢复了阳光灿烂的夏季“日常”。看上去,陈明的心情也很晴朗,他说,比起手中多个土壤修复项目进展顺利,更让他高兴的是国家对土壤污染高度关注的“大气候”。

    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多次参加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讨论会。《土壤污染防治法》反映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等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它的及时出台,对防治土壤污染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草案明确国家每10年组织一次土壤环境状况普查,并实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制度。同时,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设立中央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鼓励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就土壤污染修复市场而言,这无疑是继‘土十条’之后,在本行业最振奋人心的国家政策。”

    被公众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初步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保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0%或以上。到2030年,土壤质量要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5%以上。到本世纪2050年左右,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目标明确,难度很大,完善立法显然是关键的一步。”陈明说,我国的土壤污染整体上分成耕地污染、场地污染和矿山污染3大类,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到固废、淤泥和河湖底泥等。对农用地而言,可按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划为3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细化了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规定“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区应定期开展耕地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对于“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将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对于建设用地,将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列入名录的污染地块,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同时,草案还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或者扩建可能造成土地污染的建设项目。

    “农用地严格管控、分类利用,污染地块不得作为住宅用地,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土壤修复市场的活力。土壤修复产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他告诉记者,我国约有4200万亩轻度污染和2800万亩中度污染耕地,属于安全利用类。纵观国内外耕地修复,真正见效快而且一次修复效果能够持续数年的耕地修复技术其最低成本也在3~5万元/亩,而且视土壤类型和污染物种类而差异巨大。因此,仅安全利用类耕地修复一项,预计市场空间至少有2.1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约2000万亩属于重度污染的严格管控类耕地,同样需要不同形式的处理和修复,相关市场空间应该大于前者。”

    陈明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至少有污染场地50万个,修复成本为1000万元至数十亿元每个不等,估计平均修复成本约为5000万元,市场空间约为25万亿元。另外,我国有不同规模的污染矿山约6万座,绝大部分存在生态破坏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面积一般在数平方公里。由于其修复难度更甚于耕地和污染场地,如果都要进行修复的话,修复成本将是天文数字。

    土壤污染积重难返,形成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

    以往数十年的粗犷式经济发展,大量的污染物快速进入水土系统,使某些地方的土壤成为最肮脏、形成机理最复杂、修复难度最大的环境介质。

    陈明告诉记者,人类自青铜时代就向自然界投放各种化学物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采掘自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大量向自然界排放各种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质;现代化的农业使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土壤中。

    尽管土壤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和自净功能,即土壤可以容纳少量的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把它们转化成活性较差的形态,如果缓慢加入可能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生态危害,但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如果外部的污染物长期不断地加入进土壤系统,或者加入的速度太快,就会使有害物质的累积量超越了土壤承受能力限度,则土壤的理化性质就会发生剧烈变化,甚至此前积累的、相对稳定形态的污染物会重新被活化、二次释放而容易被各种植物吸收,并进一步导致对生态系统乃至人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灾害性后果。这种情况在1978年被欧洲科学家定义为“化学定时炸弹”。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先生首先将“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引入中国,引燃了国内土壤和沉积物中污染物的非线性积累与释放的研究热潮。从2001年开始,在谢学锦等的建议下,国内将“化学定时炸弹”的研究转向更具科学内涵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

    2002年,陈明作为项目或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土资源部“十五”规划项目和国家“973”课题,开始研究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爆发过程和机理,认为重金属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主要体现在污染物的不同存在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上,并定义了其中了两个重要概念——“污染物可释放总量”和“活动形态的总浓度”。也就是说,土壤中绝大多数污染物都存在不同的形态,有的形态可以溶于水,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有的则在常温常压下是稳定的,不溶于水,也不会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例如:土壤中的铬可以以铬尖晶石形式存在,在常温常压下极为稳定,即使是在现代冶炼条件下也不容易释放出来。“因此土壤修复重点考虑的不是污染物的总量,而是如何遏制或消除土壤中‘可释放’的活动形态的污染物。”

    2004年,陈明在执行科技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大型城市水土环境污染机理与综合修复技术研究”中,研究了硫化钠/硫代硫酸钠作为稳定化剂的可能性及其缺陷,并基于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理论提出了用炭石灰进行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思路,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2012年,陈明又承担了“海西经济区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课题,带领团队探索了汞元素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链的组成与阻断途径,将天然矿物与纳米材料结合起来,研发了一种新型汞稳定化剂,可使汞元素超标土壤中的活动态汞下降65%以上,敏感作物空心菜中汞含量下降75~90%。

    “如今,国土资源部已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学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土壤修复技术。其中,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和地球化学工程学两方面,在技术上则研发了以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为核心的若干种土壤修复剂及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动修复技术。”陈明介绍说。

    地球化学服务农业,揭秘农作物与土壤的关系

    国内最早的区域性土壤地球化学质量调查工作试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实施。1988年,刚从长春地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物探队刚刚一年的陈明又承担了“浙江省厚层覆盖区地球化学扫面设计”。在工作中,陈明了解到土壤地球化学质量与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密切相关,一个有趣的现象深深吸引了当事仅有22岁的他:浙江黄岩地区有些地方的蜜桔外表鲜亮,而某些地方的蜜桔则外皮变皱、口感发酸?

    调查发现,优良的柑桔主要产于海拔200米以下的侏罗纪火山岩残积层发育区和滨海平原区,由于这类地区土层厚、通透性好、土壤养分丰富;而有些地方柑橘产量、品质下降,是因为土壤某些元素养分因长期种植流失严重。陈明记得很清楚,在一块柑橘种植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部分柑橘树失绿、果实变差的同时,却有个别树未受影响,而这些树都被农民钉上了铁钉挂东西。这与土壤化学调查结论不谋而合:这里的土壤中缺铁,而铁钉生锈后恰恰增加了植物对铁元素的吸收。据说后来农民得知这个结论后,就在其他树根上也钉上了铁钉子,蜜桔就又恢复了之前的圆滚滚,味道也变得更甜了。

    陈明告诉记者,其实古人很早就对“农作物种类品质与土壤密切相关”有所认识。距今2500年前的《晏子春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而现代科学尤其是地质科学完全可以从地球化学的角度,更为详细地解答农业地质背景与农作物的关系。

    1989年,陈明回到长春地院读研究生。1990年,他代表长春地院参加了由原地矿部国家地质试验测试中心承担、李家熙负责的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区域地球化学在农业和生命科学上的应用研究》,通过生命元素在岩石、水、土、食物直至人体迁移循环过程中不同介质内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将岩石圈一生物圈一水圈系列中的主要环节有机地连结起来,总结和概括出区域性环境地球化学背景,研究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揭示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对地球化学环境作出客观评价,建立合理的区划,以达到治理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目的。“正是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陈明说。后来,陈明还参与了针对吉林人参、河北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土壤地球化学背景研究,与同事们共同揭示了地域土壤组成的“化学秘密”,为当地农作物种植区划分、品质提升提出了一些建议,可惜的是,这些地质科研项目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

    修复重金属土壤,国土资源行业要重拳出击

    国内外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活化手段,即增加重金属的溶解性和迁移性,通过土壤淋洗和植物萃取等手段把土壤固相中的重金属快速转移出土壤。二是钝化手段,即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通过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从而降低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量,降低污染风险。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钝化手段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经济可靠且易于农民掌握,有利于大面积推广。

    “地球化学工程学原理是应用地球化学知识,通过人工制造的某些地球化学作用或利用地球化学原理制造的产品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管理的途径、方法和技术。”陈明告诉记者,在这一思路下,地质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稳定化、净化和适宜化3种土壤修复思路。稳定化就是把不稳定的有害组分固定住,使其失去生物有效性;净化就是把高含量的有害组分去除掉或充分降低;适宜化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把一些有益元素加入到特定的系统中去。

    陈明告诉记者,与传统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比,采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治理重金属污染,具有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的特点。其中,利用黏土矿物或通过改性来生产地球化学处理剂,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非常适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工程。

    据他介绍,近些年,国土资源部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形成了多个示范性工程。如: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在安徽铜陵尾矿坝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区,选用若干种黏土矿物,结合一定的环境条件控制技术,使重金属元素超标土壤中种植的蔬菜的重金属元素含量达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该研究成果已经成功用于德兴铅锌矿冶炼厂重金属污染山体的修复,使寸草不生的酸化和多金属污染土壤恢复种植功能,山体复绿。再比如:将含磷矿物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原位修复,使重金属元素有效态转化为稳定的形态,降低其有效性和生物可利用性;采用地球化学工程—生物土壤修复技术,有效降低重金属高污染区人体暴露的风险。

    近几年,陈明带领的资源所土壤修复科研团队利用不同天然矿物材料对重金属的专属吸附性,研发3种高效土壤重金属稳定化剂专利技术,可将重金属禁锢在土壤微粒中,不易被氧化、分解和重溶,从而使得修复效果具有长期稳定性。测试表明,新型修复剂可降低65%以上的土壤活动态重金属,并降低70%~95%的农产品中的重金属。

    针对大城市高地价区的场地污染修复,陈明团队还研究了一种重金属提取技术——具有地学特色的“原地异位”的EK-SS电动修复技术。该技术用电动力模拟多期次脉动热液成矿作用过程,利用重金属捕获器可以将高浓度重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固体废弃物甚至矿石在48~72小时内将土壤中重金属去除60%~90%。

    “任何一种土壤修复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因为我国各地土壤特性不同、气候条件各异,污染物种类、浓度以及活动态、非活动态都不一样,而且土地的用途各不相同,如城市的场地修复可以下猛药,耕地修复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土壤的微生物种群、营养物质、分层结构都不破坏,而矿山修复更为复杂。所以,我认为在实际进行土壤修复时,必须做到因土而异、订制施治,这样才能像老中医一样,做到一人一方,才能做到药到病除。特别是耕地修复,由于土壤类型、自然地理条件、污染物种类及其组合、污染物含量范围等因素错综复杂的交叉,实际上不存在‘一药治百病’的‘仙方’。”陈明强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主要关注了场地污染和耕地污染,而对矿山这个重金属污染的源头的关注比较少。陈明认为,过去由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定位于社会公益型研究基础,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工作,很在在应用性的土壤修复技术研究方面获得国家和部门项目资助,这是非常可惜的。在当前“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这样的局面有望被打破,国土资源部门数十年积累的地质、地球化学基础研究成果有望在土壤修复领域发扬光大。对于矿山环境修复,国土资源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应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记者离开时,陈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具有深厚基础、长期经验和技术优势的国土资源部门,理应加大对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支持,针对国家对矿山土壤环境修复的迫切需求,快速形成实用性强的土壤修复创新成果,为国家解决土壤污染难题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保卫土壤:地球化学全力出击

      11月8-10日,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了以“土壤地球化学环境现状与污染防控”为主题的第477次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调局主办,中国地调局地科院测试中心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承办,来自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湖南省物化探勘察院、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共50人参加了会议。

      陈毓川院士、莫宣学院士、江桂斌院士、刘丛强院士、李家熙研究员和张洪涛研究员担任本次会议的会议执行主席。会议围绕“土壤地球化学环境现状与污染防控”为主题,以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土壤重金属来源解析与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矿山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土壤污染调控与修复等内容开展了学术交流与研讨。两天会议共进行了1个主题评述报告,4个中心议题评述报告和12个专题的探讨与交流。


      会议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进行,与会专家进行了积极、热烈讨论。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在总体上了解了我国土壤质量的情况,并在元素地球化学循环的机理研究、土壤标准、污染阈值等问题研究、污染生态风险评估和土壤污染调控与修复等重大科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建议多部门多学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以及强化技术支撑等三方面展开工作。

     


    执行主席聆听报告执行主席聆听报告


    专家自我介绍专家自我介绍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专家做报告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专家做报告

     

    第477次香山科学会议顺利召开
        上世纪90年代,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路,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推动我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十六大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加强了地质调查的国际合作,全面启动了境外地质矿产研究。重点涉及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建设、我国与周边国家成矿规律对比研究和编图、境外重要成矿带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动态跟踪研究和投资环境分析研究,逐步建立起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工作机制,构建了中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工作体系,初步建立了覆盖我国周边、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工作格局,并培养了一批国际合作人才,培育了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区域团队,为我国实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了基础支撑,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国际合作促使科学家地质研究从国内走向全球

        我国科学家领衔编制的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2005年正式启动,这是世界地质图委员会组织并指导编制的第一幅数字化和海陆一体化的新一代地质图,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有18个主要国家的100余名地质科学家直接参与。其研究成果将广泛应用于地质工作规范部署、矿产资源普查勘探、国土整治、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环境地质和地质科学研究等各项领域,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意义重大。在国际地科联的支持项,我国科学家主导编制了1:2500万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图。大型超大型矿床具有丰富的矿产储量和特殊的成矿特征,其经济价值及战略意义巨大。据粗略统计,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数量仅占矿床总数的5%~10%,却提供了全球矿产资源储量的30%~50%,对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目组通过5年多的编图和研究工作,建立了包括地理、经济、地质、成矿背景4方面特征、19项属性和445个矿床的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数据库, 获得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我国科学家领衔编制的1:500万亚洲地质图
     
        在我国科学家主导下,实施了“中国大陆周边重要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对比与资源潜力评价”计划,在我国毗邻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跨境成矿带上,通过国际合作,编制了地质、矿产、构造、成矿规律、成矿远景区等1:250——1:100万系列基础地质图件共计200余幅,地球化学化学图件400多幅,获得矿远景区或地球化学异常300多处,找矿靶区50余处,其中,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和韩国合作编制了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大地构造图、非燃料矿产成矿规律图和能源矿产成矿规律图系列基础地质图件,提高了对中国北部地质的认识深度和研究程度,为长期悬而未决的4个重大地质问题提供了基础地质方面的证据;通过合作编图收集了邻国大量矿产资料,其中非燃料矿床资料4260个、油气田资料742个、煤田资料510个,为开展跨境成矿带基础地质研究和矿产勘查提供了大量基础地质矿产信息,对“走出去”战略具有长远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
     
     
     
        十年来,我国利用国际间组织合作平台开展了三维地质填图、地球深部探测、月球与火星探测、中国-东盟国家地下水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功申请第八届国际天然气水合物大会和第三届世界滑坡论坛主办权。先后举办了16期国外地矿官员或技术人员培训班,培训来自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共计62个国家的312位地矿官员与地质人员,培训期间各国地质专家共同交流经验,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扩大了我国地质调查领域国际合作网络和国际影响力。
     
    地球化学填图国际合作为“走出去”奠定基础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上104种元素中的88种元素在地壳中存在着,但人类至今对这88种元素在全球的分布知之甚少,我国比较系统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只分析了39种元素,覆盖的面积也只有600万平方千米。地球化学家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能够做出这88种元素在全球分布的地球化学填图,让人类对所居住的行星表面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布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样不仅可以为全球矿产资源的总量评价和分布规律提供直接信息,而且还能为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化学环境、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提供最直接的评价依据。地球化学填图已被多方公认为是国际地学界在21世纪的发展前沿。

        如今,这梦想已经迈开第一步。“国际地球化学填图”由我国牵头,通过与外方的合作,建立了一套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为最终建立全球地球化学数据库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局已举办了6次地球化学填图培训班,为40多个国家200余人次进行了培训,提高了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巴西、哥伦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的合作, 完成了三国部分地区71种元素地球化学分布图。中哈、中蒙、中吉边境地区合作开展的工作,深化了境内外内重要成矿区带地球化学背景特征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球化学块体理论,为指导区域地质找矿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加强了我国在该领域科技活动的国际化能力,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水平,同时也为“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中蒙合作边界地区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锌元素地球化学分布图
     
     
    地质矿产调查国际合作为“走出去”指明方向

        开展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之必然。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已经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地质调查局目前已与世界上39个国家的地调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国外相关地质部门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合作项目协议60多份。与柬埔寨、缅甸、老挝、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圭亚那、利比里亚、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秘鲁等数十个国家地矿部门合作开展了地球化学填图和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获得大量原创性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圈定了优势成矿区带和找矿远景区,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友谊,为利用“两种资源”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与印度签署地球合作备忘录

        此外,与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家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海洋地质调查、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和城市地质调查等工作,与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开展了地下水和水文方面的合作研究,编制了亚洲地下水水文系列图件。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为“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建设是在全面收集全球层次、大洲层次、国家层次和重要成矿带层次的地质、矿产和矿业开发、投资环境等信息建立起来的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管理系统。这项工作从2003年启动以来,成果丰硕,全球层次、大洲层次数据已经覆盖全球,国家层次地质矿产数据已覆盖了80余个国家,收集全球矿产地信息达40多万条、矿山数据近20万条,还包含大量矿权和矿业政策信息,数据库中拥有的各类数据总量达13TB,综合这些数据基础上,编纂发布了《应对全球化: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数据库建设》(之一~之三十二)系列报告。

        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为国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省(区)地勘局和矿业公司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服务。截止2012年9月底,已为300多个单位和部门提供2600余人次地质矿产相关信息图文服务,为企业到境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数据覆盖范围
     
    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取得长足进展

        8月23日~26日,2010城市地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与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同城亮相。这场由同济大学主办、以“城市地质环境”为主题的地学盛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地质、水利、建筑、能源、铁道、交通与环境等方面的近350名院士专家、青年学者。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本次论坛则告诉人们,要想让人们的城市生活更美好,必须要有优良的城市地质环境来护航。

    地质工作,让城市更美好
    ——2010城市地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滕  艳

    越来越多的城市地质环境问题,为脚步匆匆的中国城市化敲响警钟

        城镇化是21世纪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进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到46%,预期到2030年可达到65%,以1%的增速向发达国家水平75%靠近。我国今后将有8个以上的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2000万,有近百个城市的人口将达到100万至几百万。有专家预测,“十二五”期末我国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20年后将有10亿人聚居在大型城镇。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思敬在报告中给出的数据。
        中国的城镇化是全球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激流。王思敬对此表示了担忧:“人口高度聚集的城镇对自然灾害的敏感性及风险性陡然剧增。目前,我国有近70%的城市受到各种灾害的威胁,城镇化的环境保护和灾害防范不可忽视,灾害风险意识亟待增强。” 
        连续十几天在甘肃舟曲、四川绵竹和云南贡山地灾现场的国务院参事、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张洪涛会间赶到上海,代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了报告。“汶川特大地震使整个北川县城毁于一旦;舟曲特大泥石流使舟曲县城遭受重创,我在现场看到泥石流横扫之处,皆是满目疮痍,触目惊心;长江三角洲地区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初步评估达到3600亿元。”张洪涛说,“我国城镇化建设光有速度还不行,必须坚持‘又好又快’的理念。自然地质环境和资源条件直接制约着城市的分布格局与建设,反过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城市建设又会对地质环境产生显著影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城市发展与城市地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论坛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表示,目前地球运动处于地灾活跃期,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西部地区极端灾害频发,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此次论坛正是要针对自然的演化规律,寻求不同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发展的途径,使城市能针对不同的地质环境而更合理地开发,从而有效地防治和减轻灾害,为今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本次论坛设置的11个主题几乎涵盖了城市地质的各个领域:城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安全及防治洪、旱灾害,城市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城市供水应急水源的保障,城市环境地质的主要研究内容与质量评估,城市地灾评价与预警系统建设、防灾与减灾措施研究,城市气候—地质等灾害链与预警系统,城市发展规划地质环境综合效应,地下空间利用及岩土工程与地质环境问题,城市发展与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地震高烈度区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地质工作方法向定量化、动态化、数字化发展,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近年来,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多个大型城市组织开展了城市地质调查,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本次论坛收录的133篇论文涉及城市环境领域的各个方面,集中反映了地质科技工作者近年来在城市地质环境的实践与研究中所取得的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卢耀如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就一直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各项地质工作。据张洪涛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起,地矿部先后完成了100多个城市的1:5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工作;完成2400多项城市工矿供水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先后完成大连、青岛、深圳等21个沿海开放城市发展规模地质论证。1983年,北京市、地矿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开展了北京地区航空遥感调查,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城市地质工作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城市地质环境问题,开展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水工环综合调查研究。1999年国土资源大调查启动,先后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北部湾等重要经济区,开展了以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应急供水地下水源地建设、城市垃圾填埋场选址、地面沉降、地裂缝等为重点的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工作,初步查明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主要地灾和环境地质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地质工作呈现出全新的特色:形成了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天地人协调发展的思想;工作部署以单个城市和专项调查为主,工作成果应用性更强,直接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城市地质工作方法向定量化、动态化、数字化发展,关注多学科融合,新技术、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截至2004年,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累计完成180.1万平方公里。先后开展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和杭州等6个城市的三维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数字城市地质雏形初现。特别是上海市城市地质调查开展了系统的城市三维地质结构、地质灾害和地球化学环境调查研究,建立了动态的城市地质信息平台和三维可视化信息服务系统,为上海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详实的基础地质数据和科学决策依据,是目前我国乃至国际上城市地质工作的典范。
        城市地质理论不断丰富,各专业技术指南、工作规范(国标、行标)相继完成。先后发布《沉积岩区、花岗岩区、变质岩区1:5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1:5万浅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细则》、《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规范》、《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规范》等。
        2000~2006年,共完成浙江、江西、海南、云南、四川、黑龙江、甘肃共7个省的98个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工作。陆续实施了全方位服务功能的多目标立体城市地质调查工作,许多成果直接为政府部门采用,如对奥运场馆地区的活动断裂进行了精确定位和岩溶塌陷范围勘查,对上海市世博会场馆选址三维地质结构调查,浅层地温能作为清洁环保可再生能源为绿色奥运、世博会和绿色北京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等。

    目前,我国城市地质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与会专家认为,城市的快速发展会带来相应的地质环境问题,有的工程会在较长时期内对地质环境产生渐变的影响,最终可能会引起地质环境急剧恶化,危及城市安全。经过讨论,与会专家总结出目前我国既与地质环境又与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五个方面问题:
        一是水资源安全。
        我国城市缺水问题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全国661座城市中有400座城市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有近2/3的城市依靠地下水资源,许多大城市修建水库供水。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面塌陷、沉降的灾害,而地表水库供水也存在水质突发性污染与堤坝受超常暴雨突发性损坏,对城市用水造成威胁。
        “华北平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35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世界的1/24。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了严重的地面沉降,经济损失达3300多亿元。解决华北平原水问题,迫切需要提高该地区基础调查程度,提升对水文地质参数非均质、非线性规律的认识。”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说。
        二是新能源开发与能源安全。
        我国目前近50%的油气能量依靠国外进口,若提高到90天的储备量,那就需要建设许多储油设施。专家提出,城市油库及其危险品仓库,应距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在地质条件许可的地带,应修建地下水封油库,以保障城市安全。另外,应着力开发新能源,如风能、浅层及深部地热能源。
        三是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
        极端气候与人类活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渐趋严重。“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2010全国性山洪和舟曲泥石流灾害,一次又一次敲响了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警钟。”王思敬表示,“极端灾害危险性估测是首要任务。何种极端灾害可信?多大规模为可信极端?有否历史依据和科学论据?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目前,地震尚难准确预报,气象灾害也难防范控制,但可以通过切断灾害链的处理,防治次生灾害而达到减灾的目的。中国城市地质地理环境呈多样性,如北京处于山前地带,太原、昆明位于山间盆地,兰州、重庆等位于河谷阶地,三峡库区、奉节、巫山、秭归和受汶川地震影响的诸县市包括舟曲都位于峡谷坡地,上海、广州位于三角洲地区,天津位于沉降海岸带,不同的地形地貌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有关灾害链的发生机理及防治灾害的途径。
        专家强调,城市地质监测的工作刻不容缓。威胁城市安全的防洪堤坝的基础处理与稳定性,城市应急避难所的地质环境与基础稳定性和布局选择,各种电线管道安全的共同沟的地质基础稳定性与基础的处理措施,都需要将科学的监测系统与群策群防的信息密切结合,并建立灾害的综合预警系统,尽量做到临灾前的及时预报,以达有效减灾目的。
        四是工程建筑基础安全。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所带来的生存空间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凸显,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建议进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修建城市共同沟,即电力线、电车电缆、电话线、污水管道、供水管、供暖管等共用管线隧道。“这是解决城市资源与环境危机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王梦恕说,“目前,我国城市地下设施很多,但很少统筹。谁占什么标高,也需要技术立法,以人为本的思想应贯穿在当前地下工程的设计中。”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大量兴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在建线路69条,建设里程达到1962公里。至2015年我国25个城市将建设86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大约2466公里。据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董事长金淮介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速度快、地质环境复杂、差异性大,事故时常发生,地下工程事故占绝对多数,地质环境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如北京地区砂卵石地层中的漂石问题;再如上海地铁隧道的轴线变形和地面沉降,在地铁一号线某区段隧道轴线沉降量己超过25厘米。
        是否所有地质条件均适宜修建地铁,不同地质环境条件带来的施工难度以及工程的安全问题等需要进一步研究。运营阶段的地质环境安全问题,不像施工阶段的安全问题那么明显,应引起足够重视。
        五是地质环境与地质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民健康。
    不同的地质环境、不同的生态系统,直接关系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应当对土、岩、水中元素含量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影响作出评价;绝对不允许工矿企业将污水通过深孔排入地下深部含水层;矿山城市更需要注意尾矿坝、排土场的安全,注意其基础的稳定性;正确按地质环境及有关条件选择垃圾填埋场,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避免污染地下水及产生沼气的积聚,造成爆炸的危害。

    资源环境并重,以地质环境地质灾害评价为核心,保障地质生态安全,是城市地质环境工作的未来

        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城市地质环境问题,卢耀如、周干峙、袁道先等院士,黄润秋、万力等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
        一是从地质环境角度合理规划城市的发展。
        在以往的一些城市规划中,有的完全以当地主观愿望为出发点,没能很好地考虑自然条件的局限。建议大城市从地质环境上,从兴利防灾两方面,进一步修订补充原有的规划。根据自然条件,特别是地质环境界定城市规模与质量以及城市的范围,谨慎考虑城市的容量,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大洪水期间,有一些城市的水源地被毁而出现缺水的灾难。为此专家提出,应当加强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调蓄与开发利用,寻找有大灾时临时应急的安全地下水源地,考虑海平面上升对城市环境影响,以及滨海地带的海水淡化,以增加水资源及防治滨海地下水的盐化问题,包括修建滨海地下淡水库。
        成都理工大学黄润秋教授重点强调了西南城镇的地灾防控与预警。“研究显示,断层上盘5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约50%的一般规模崩滑地灾和75%的大型崩滑地灾,是地灾的极高危险性地区。因此,重要的设施以及建制城镇应尽可能选择修建在断层下盘、距离断层5公里以外修建。”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建议,城市扩展区规划要突出“以防为主”,必须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尽早建立国家备荒防灾体系,把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部署。
        二是合理与正确进行大型工程建设。
        目前,很多大型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及城市内各种建设匆匆上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地质环境方面的调查研究,从而造成严重损失。专家们建议,城市工程上马不能以当地政府部门的意志和财力许可作为依据,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审批手续办理;大的工程最好由勘测单位、设计部门、施工队伍分别进行,三个独立法人单位的同时参与有利于保障工程质量,有利于对地质环境及地灾做出客观的评估。同时,必须严格区分自然灾害和人工诱发的事故。
        三是一个城市应统一建立有关地质数据资料库和岩心保管库。
        城市建设参与部门多,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应当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同时把典型岩心也集中起来,建立相应的岩心库。一个城市如果难以建立,可在附近城市群或地区,建立综合的地质数据资料库及岩心库,以利于已有资料的使用,也可节省新工程的勘探工作量。
        四是在城市地质环境方面调查研究时,应当加强勘测、学校、研究机构三结合。这也有利于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有利于培养青年一代的科技力量。
        五是积极开展城市环境建设效应的系统调查研究。
        地质工作者应积极吸收国内外有关城市地质环境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我国不同级次的典型城市进行有关地质环境的建设效应上的深入系统调查研究,以得到科学的依据,为今后的城市发展和安全,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王思敬强调,应对城镇极端灾害引起高度重视,增强极端灾害的风险意识,进行有计划地分地区立项研究,划分城镇灾害环境类型及分区,针对地质构造、岩土物质、地貌地势、水文、气象等专题进行分析。
        黄润秋对重要山区城镇周围的大型沟谷(尤其是泥石流沟)和穿过城镇的主要河道的行洪能力表示极大关注。他建议,应对城镇建设侵占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估,对不满足泥石流或洪水排导能力的重要沟谷尽快启动治理工程,对重要山区城镇的高位远程滑坡—碎屑流灾害隐患进行排查。
        六是恢复与建立有关学科,大力培养有关地质环境及地灾方面的各级人才。
         “国土资源部为加强全国地灾防治建立了地灾群测群防体系,急需专业人才。”地大(北京)副校长万力说,“面对全国范围这么大的地灾专业人才缺口,全国高校却没有设置一个水文地质本科专业。目前,有关学校即使想在这一领域招生培养人才都不能。建议尽快恢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专业,大力培养有关专业人才,包括地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监测人才,以应国家的急需。”
        与会专家同时呼吁,国家应加大投入,进行有关公益性地质环境调查与地灾方面的各级人才培养,呼吁在城市地质环境方面的能够做到多部门、多学科密切协作,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卢耀如对城市地质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这样总结的:“要资源环境并重,以地质环境地灾评价为核心,以保障地质生态安全为主,对地灾进行监测。同时,城市地质工作体制机制需要创新:加强和持续实施中央和地方合作模式,中央指导性政策和地方配套实施,中央重视地方响应。努力构建城市地质工作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新机制;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队伍专业优势,以更好进行成果应用、信息反馈、标准制定和学术交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对城市地质工作的最好诠释。希望我国今后的城镇化建设发展会因这次大会而走得更好。


    地质工作,让城市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