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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12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326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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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矿业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支撑

    原标题:“地热+”:绿色中国新名片(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能源篇④)

    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资料照片)

    绝大部分地热能源深深埋藏于地下,除了火山喷发或者一些地方浅层热能能够为人们所直接感知之外,其内部蕴含的丰富热能只有通过钻探等方式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学家不仅摸清了本国地热资源的分布规律,绘制出翔实的“地热地图”,而且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把地热能转化为电能,把地热能用于采暖和制冷,并与农业等行业紧密结合,打造出丰富多彩的“地热+”模式,并使其成为一张亮丽的中国“绿色名片”。

    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蜚声海外

    在中国地热资源分布图上,我们能够看到西藏自治区中的一大片被涂成“火红色”,那里正是国际上著名的“地中海—喜马拉雅地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内热活动在陆地表面的主要显示带之一,这里的热储温度可以达到150~200℃以上,中国蜚声世界的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就位于这条显示带上。

    上世纪70年代,西藏自治区选定在拉萨西北当雄县境内建设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该地海拔4306米,地热田地下深200米,地热蒸汽温度达172℃。1977年10月,1号实验机组建成并启动试运行。1978年,羊八井地热电站达到设计要求。之后,装机容量进一步扩大,至1991年,该电站共完成8台3000千瓦机组建设,装机容量约2.4万千瓦。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中低温地热发电项目”支持下,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螺杆膨胀发电机组机”分别于 2008年和2010年两次应用于羊八井地热电站,使其性能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羊八井地热发电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热发电站,开创了国际上利用中低温地热发电的先例,在世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自建成投产以来,羊八井地热发电站一直安全、稳定发电,到2017年,该电站累计发电量已超过30亿千瓦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

    近年来,中国地热发电领域陆续取得新进展。2016年11月25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美特地热发电项目的第一口井开钻,不到8个月,第一台机组便成功发电并网。2017年,四川康定小热水地热田钻成高温热井,成功安装了200千瓦发电机组。《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0万千瓦。届时,地热能发电将有望为中国能源生产和使用的“绿化”作出更大贡献。

    雄安新区引领地热采暖制冷建设

    对于2017年冬天遭遇的天然气供应不足导致的“气荒”,很多人可能还记忆犹新。供暖摒弃煤炭,改用天然气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空气污染,但是“煤改气”清洁取暖工程稳妥推进的前提是充足的天然气供应。有没有更绿色环保、更经济便捷的采暖方式呢?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地热能。

    地热能采暖(制冷)的原理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地源热泵和深埋于建筑物周围的管路系统,冬季从土壤或水源中“提取”的热能,送到建筑物中;夏季将建筑物中的热量“带走”,释放到水体或土壤中去,以达到给建筑物室内制冷的目的。就地热制冷而言,还有一种被称作“吸收式制冷”的方式,即以地热蒸汽或地热水为热源提供的热能为动力,驱动吸收式制冷设备制冷。

    地热能供暖和制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泛。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资源评价结果,全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能资源每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煤达7亿吨,用于建筑物供暖,可实现建筑物冬季供暖面积323亿平方米,夏季制冷面积326亿平方米。全国适宜开发浅层地热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地。另一方面在于地热供暖和制冷的核心技术难度不大,成本相对较低,既方便又经济实用。

    2017年4月,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其目标是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以地热能为主,多能互补的供暖方案率先被提出,并把“打造全球地热利用样板”作为目标之一。据此,两个多月后,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地质调查工作就正式展开。当年8月23日,第一阶段结果公布:雄安新区地质条件优越,区内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条件适宜,可满足约1亿平方米建筑面积供暖制冷需要。

    作为雄安新区重要组成部分,原河北雄县在地热能开发利用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6年,该县就被国土资源部等机构命名为“中国温泉之乡”。2009年雄县与冰岛及中国石化签订战略协议,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地热集中供暖。数年间,雄县共开凿地热井近80眼,城区地热供暖面积达270万平方米,占集中供暖总面积的92%,年替代标准煤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99万吨、二氧化硫0.48万吨、粉尘1.19万吨,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雄县成为了取暖“无烟城”,并形成了“政府主导、政企合作、技术先进、环境友好、造福百姓”的地热能利用格局。这些为雄安新区开发利用地热能取暖制冷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据统计,2015年底,中国浅层地热能供暖面积近4亿平方米,水热型地热能供暖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随着南方地区冬季采暖需求的增强和浅层、水热型地热能供暖技术进一步成熟完善,浅层地热能的应用范围将在全国范围拓展。根据《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增地热(制冷)包括新增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7亿平方米,新增水热型地热供暖面积4亿平方米。

    北京鲜花港是地热能园艺典范

    在北京东北部的顺义区杨镇,有一个总体规划4平方公里的“国际鲜花港”。作为北京市花卉的生产、研发、展示和交易中心,花卉的休闲观光和文化交流中心,这里曾是2009年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主要工程,每年都会举办郁金香节、月季节、菊花节、迎春年宵花展。当游客们徜徉于花海,流连忘返的时候,可能会闪过一个念头:这么多不同地域环境才能茁壮生长的花卉为何都能在鲜花港内精彩绽放呢?答案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国际鲜花港采用了“地热+花卉”的模式。

    据了解,为解决温室及建筑供暖问题,突出园区绿色、科技、循环、集约的建设宗旨,国际鲜花港在完成浅层地热能测试、水资源论证和地热物探勘查的基础上,先后到国家北方苗木基地、用友软件园、华清集团等地现场调研,历经10余次专家座谈及论证会,最终确定了以地热梯级利用为主,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为辅,结合燃气调峰的供暖形式。该供暖方式虽然前期一次投资大,但与常规供暖方式相比存在无污染、零排放、能源可再生、系统运行费用低等特点,环保性和节能性明显。正是通过大规模使用地热综合技术,精准调节温度湿度等参数,实现了“世界花卉尽收港内”“花卉博览会永不落幕”的现代农业奇迹。

    北京国际鲜花港是地热能在园艺领域应用的一个典范。“地热+农业”将给传统农业在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变革。一是可以拓展品种种植时空。既能把外地品种实现本地化种植,又能帮助农作物在反季节上市,减少了病虫害,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价值和安全性。二是提高了质量和产量。使作物在虚拟的更加适宜的自然环境下,产量提高的同时,口感、营养等品质也更好。三是地热能可以帮助进行稀有蔬菜花卉的育苗,辅助进行一些高科技农产品技术实验。就养殖业来说,地热资源的利用也可以提升产业附加值。比如,热水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多种水生物的孵化期和生长周期。可以依托地热资源发展高产鱼类等养殖产业。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7日 第 05 版)

    【改革开放40周年】“地热+”:绿色中国新名片

    8月31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日祥院士来到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并做了《丝路沧海及其科学前沿》的学术报告。

    “丝路”代表特提斯洋消亡后影响到的区域,“沧海”则是指地质历史时期海—陆变迁的动力学过程。特提斯构造域东起澳大利亚东北部,经东南亚、印缅山脉进入青藏高原、伊朗高原,向西进入地中海直达欧洲西部,是全球大陆构造地质现象最全面、最活跃、地球科学研究内涵最集中、矿产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域。报告会上,朱院士指出特提斯研究是认识地球动力学的窗口,是解决地学问题的关键,他重点讲解了特提斯洋的形成与消亡、如何认识古大洋的演化、大陆如何生长破坏、特提斯构造域的深部结构及物质组成、如何界定缝合带及碰撞时间、俯冲板片命运与圈层相互作用以及陆陆碰撞、高原生长与逃逸构造等问题。朱院士认为我国研究特提斯构造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且该构造域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在空间上高度吻合,因此,亟待通过对该构造域的综合地球科学研究,支撑国家重大能源资源战略,提高我国科技影响力,引领国际地球科学前沿理论问题。

    在学术报告的讲解过程中,朱院士指出,特提斯构造域是全球能源战略要地,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他鼓励青年科研人员要脚踏实地、加强交流,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特提斯构造域基础前沿研究,力争取得开拓性、原创性研究成果。

    报告结束后,朱院士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就特提斯构造域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朱日祥院士来青岛海洋所进行学术交流

    可燃冰一般形成于低温(<10℃)、高压(>10Mpa)的环境,自然界中,可燃冰往往分布于水深大于300米以上的海底沉积物或寒冷的陆地永久冻土带。

    一、地球上哪里有可燃冰?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深海钻探计划 (DSDP) ,以及随后的大洋钻探计划 (ODP),科学家们就已经在海底发现了可燃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追寻,人类已经在世界大洋海底发现了可燃冰,在陆地也发现了可燃冰。(图1)

    图1全球可燃冰分布图

     

    已发现的海底可燃冰多分布于环太平洋周边、大西洋两岸、印度洋北部、南极近海及北冰洋周边,地中海、黑海、里海等内陆海,贝加尔湖也有零星分布。陆地上可燃冰主要分布于环北冰洋的高纬度冻土区,和我国青藏高原冻土区。截至目前,发现的可燃冰已超过220处。

    二、我国的可燃冰在哪里?

    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行可燃冰调查工作,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南海和青藏高原都发现了可燃冰的存在。

    2007年,我国首次在南海北部进行可燃冰钻探,取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成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第4个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采到可燃冰实物样品的国家。2008年在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带中发现了可燃冰(图2)。

    图2 我国陆域可燃冰钻探现场

    图3 我国祁连山冻土带钻获的可燃冰

    图4 我国海域可燃冰探测船

    图5 我国南海海域发现的可燃冰

     

    2013年、2015年、2016年,在我国海域连续进行可燃冰钻探,获得了大量的可燃冰样品,证实了我国海域蕴藏丰富的可燃冰资源。

     

    可燃冰在哪里?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12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326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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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矿业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支撑

    裴荣富(1924.8.24- )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历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主席,中日、中美科技合作和世界大-超大型矿床成因图及全球成矿项目首席科学家。

     

    他致力矿业工程勘查和科学研究已近60年,在国内外主持五项重大矿产勘查工程和30余矿床地质勘探与矿山开采工程验证对比研究,创新地提出“双控论”和“合理域”固体矿产勘查模型,为指导地质工作做出充分科学论证,并被国际引证。近十多年来,他专攻特大型矿床成矿背景研究,提出“成矿偏在性”和“异常成矿”等新概念,为在全国开展找矿提供理论基础。其成就,除获国家级、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多项和李四光地质科学最高奖外,并以他为首,与多国矿床学家合作执行了国家地质对比计划IGCP-354项目,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因贡献突出,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特授他终身荣誉称号。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时代‘丝路矿业开发’也被赋予新的内涵,不仅要重视绿色矿山建设,更要促进沿线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地质工作合作也随之驶上新线路,促进了有关国家共商、共赢、共享的国际主义。”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近日在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专访时就丝路矿业开发侃侃而谈,并提出建立“四元性模型”,即从地质、环境、技术、经济4个方面对矿产资源合理勘查涉及到的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由此评判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案的合理性。

    如今94岁高龄的裴荣富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奉献之心如初。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由各个节点串联而成,那么毫无疑问,裴荣富的一生深深地镌刻在了中国矿业工程勘查和科学研究的里程碑上。从清华地质专业到矿产勘探“跑野外”,深造为一名“初显地质天赋”的地质人才,继而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国地质勘探事业的旗帜性人物,最后走向国际地质舞台。“顺势而为”,是他回顾自己学习工作生涯时的最大感受,顺历史之大势,服从国家和民族的选择;“永不止步”,是他一生致力地质事业的不变状态。我们的专访从他正在研究的丝路矿业开发开始。

    记者:您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丝路矿业开发的资源背景情况如何,我国都开展了哪些相关工作?

    裴荣富:丝绸之路源于中国,但“路”之名则来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纪》一书。该书记录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由中国开辟的,正式命名由西安经西域与中亚及印度连接的丝绸贸易之路。该路径跨越100多年的发展,可分为路上和海上。路上又分草原丝路、沙漠丝路和西南丝路。海上则分为东海和南海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东起蒙古高原大兴安岭,翻越阿尔泰经准格尔盆地至哈萨克或黑海低地贯通欧亚;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由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敦煌再分南北两路到安息(波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通往朝鲜、日本,所以被称为东海丝绸之路,继而又通往东南亚,后面的线路被称为南海之路。这些丝路是有关国家经济贸易的通道,也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现在我们提出的开发丝绸之路是国家间互通有无,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必由之路,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创举。矿产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同时也是一种耗竭性的经济地质体。因成矿机率很小,所以必须通过充分研究,不断提高其认识规律,通过合理勘查、开发和加工转化为矿产品。

    丝绸之路的矿业开发应满足有关国家工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需求,目标是保障供给需求平衡,健全政策法规,实施有效的管理与保护措施,大力依靠信息化、智能化,深化认知,采取集约与推动型的资源开发策略,实现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

    根据矿床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全球划分为四大成矿域(劳亚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环太平洋成矿域、冈瓦纳成矿域)和21个巨型成矿区带,21个巨型成矿带中“一带一路”占据12个成矿带。成矿域是全球I级成矿单元,一般与全球性、跨洲际的大地构造区域相对应,在成矿域内部进一步划分出成矿区带。

    我们在世界地质图类委员会(CGMW)主持下完成了“1∶25M全球大-超大矿成矿图”、“1∶25M全球海洋矿产资源图”和“1∶10M亚洲成矿图”,在此基础上,基本掌握了全球四大成矿域、21个巨型成矿带、22个矿种、1285个大-超大矿的成矿规律,并提出全球成矿统一性、不同区域成矿特殊性、大-超大矿成矿偏在性和超巨量金属工业堆积异常性等成矿的新认识,这些都为“一带一路”矿业开发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

    加拿大学者最早提出矿床点密集区与成矿,美国学者完成了美国的矿床(点)密集区图,但未公开发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国金矿床(点)利用其等密度或等量的参数圈出矿聚区,也称矿汇区。矿汇区包括矿床和矿化点,必须通过矿调来完成。矿调是在区域编图成果基础上对成矿认识的深化,矿调要求单位面积应有一定数量的地质点,包括野外地质槽井和浅钻施工。在矿汇区内选取其中最大密集和最小时限的部位部署整装勘查工作,相关企业应该跟上,同时对接矿产风险勘查基金,有利于实现找矿快速突破。

    记者: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是高投入、高风险,在“一带一路”选取的有利整装勘查区内,如何做到最佳投入产出比?

    裴荣富:从地质、环境、技术、经济4个方面对矿产资源合理勘查涉及到的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建立“四元(地质、环境、技术和经济)性”评价模型,根据得出合理勘查开发指数值,评判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案的合理性,已经运用该模型检验甲玛铜多金属矿的勘查开发情况,证明甲玛铜多金属矿的勘查开发方案是合理的。

    其中,地质因素是指成矿地质条件,按照景、场、相、床四个指标体系急变带为最佳耦合成大矿。

    “景”是指宏观的可能成矿的环境和场地要素,通常有利的成矿构造背景为两个地质构造单元交接的边缘带及其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显示的各项参数急变带,超大型矿床多产于此类环境中,尤其引人注目。

    “场”是指在成矿构造背景下,发生在一定地域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等有利控矿因素的综合汇聚,不是简单的空间场所。

    “相”主要研究成矿构造背景和成矿构造聚敛场耦合部位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包括成矿流体性质和物理化学条件演化(成矿流体来源、性质、金属离子浓度、流体酸碱度、氧逸度、温度、盐度、压力等)和成矿区域的“冷速率-热效应”。

    “床”是指矿床样式,包括矿物共生组合、矿石组构、成矿期次、蚀变分带和矿体垂向、侧向变化等。

    地质因素主要是研究区域“景”、“场”、“相”、“床”的发育和耦合程度;环境因素是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进行污染评估;技术因素主要包括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经济因素主要是评估矿石的经济价值。

    地质、环境、技术、经济这4个因素均按等级进行定量描述,比如,地质因素采用“很好、好、中、差和很差”5个等级,用“5、4、3、2、1”的不同分数分别对5个等级进行定量描述。

    记者:如何建立四元性模型,需要开展哪些工作?

    裴荣富:四元性模型的建立应开展地质勘查四项科学技术模拟工作。

    一是矿产勘查“双控论”与“合理域”的科学技术模拟。“双控论”是指地质与技术经济两项研究指标得到合理保证,最优的地质指标是成矿地质背景、控矿场、成矿流体相和矿床四因素的最佳耦合,技术经济是表达勘查开发技术的可行性。按照两项指标的保证程度评定地质勘查和矿山开发建设是否合理。“合理域”是指技术经济的勘查工作的投入在合理范围内。

    二是矿产勘查风险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科学技术模拟。根据预查、普查、详查、勘探不同阶段,不同矿床地质复杂程度、工作任务、勘查技术经济条件决策其勘查周期应投入的工作量和时间、投资金额及合理的风险投资比例,这是探矿工作合理投入的准则,也是决策当前探矿权交易和获取风险勘查基金合理投入的科学依据。

    三是矿山合理开发年限的科学技术模拟,这是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矿山合理开发年限的模拟,结合矿山生产规模和平均设计服务年限,划分出试产、达产、稳产、萎缩、补偿、闭坑、复垦等不同阶段,评定矿山合理开发、闭坑、矿权投资交易的标准。

    四是5R循环经济矿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模拟,5R原则是指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再发现(Rediscovery)和复垦(Reclamation)。任何产业的开发均应追求少投入大回报,地质勘探和矿业开发不确定性因素多,风险大,发现新资源和增加储量,是保证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复垦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对应5R原则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工作任务。5R循环经济能保证矿产资源再发现的增储,延长矿业开发的补偿期,促使产能、消费和废物等各个环节达到循环充分利用,最大限度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率,真正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保证生态环境修复。

    记者:您认为,如何保障丝路矿业开发和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目前丝路勘查工作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裴荣富:建立复垦保证体系。复垦保证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开发的核心内容,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矿带的矿山复垦规划,从微观层面制定矿区复垦机制,同时建立复垦保障制度的监督体系,保障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展矿业可持续开发的资源、资产、资本的研究,加强矿业的资本运营。成立丝绸之路矿产风险勘查基金,按照风险投资的科学技术模拟引导企业在矿汇区进行整装勘查,有利于实现快速突破。在丝路勘查工作上,必须扎实开展基础地质工作,加强合作从不同角度联合攻关,通过大量的地质观察、科学实验等工作,进一步深化认知,勇攀科学高峰。

    让“四元性模型”为丝路矿业合作把关

     

    2015年中国西南岩溶石漠化分布图

      

    贵州巨木地下河出口筑坝拦蓄地下水

      

    中国西南地区岩溶景观

     

    致力于促进全球岩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前不久在广西桂林正式启动。

    该计划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实施,旨在建立全球岩溶环境监测网络,攻克岩溶关键带科学难题,各国共绘全球岩溶一张图,为人类利用岩溶资源、保护岩溶生态提供科学方案和公共信息服务。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贺信中称,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大科学计划,更是一幅岩溶地质科学造福人类的宏伟蓝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则通过贺信表示,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提出的研究领域,对克服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期待能听到关于项目实施取得进展并获得成功的好消息。

     

    1 中国为“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阅读提示: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全球视野的岩溶研究成果,并为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学思路、人才队伍、技术条件以及国际合作经验。

    目前,世界上的岩溶区分布面积约为220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5%。我国的岩溶面积约为344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其中,我国西南裸露岩溶面积达54万平方千米,涉及贵州、广西、湖北、湖南、云南、四川、重庆和广东等8省(区、市),是我国碳酸盐岩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三大岩溶集中连片区中面积最大、岩溶作用发育最强烈的典型地区。

    岩溶地区山水奇特,水资源和油气资源丰富,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和精神享受。但是,岩溶地区面临的干旱、石漠化、水污染、水土漏失等环境问题,也已成为当今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近年来引发关注的是,岩溶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全球的岩溶作用能够吸收与全球森林植被比例相当的大气二氧化碳,而且岩溶洞穴石笋可以年际分辨率记录气候环境变化,与黄土、冰芯、湖泊沉积及树轮等古气候环境记录比较,具有记录时间跨度大、年代记录准、分辨率高等优势。

    为有效解决岩溶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促进全球岩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地质调查局倡导设立了“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以下简称“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以地球系统科学和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利用10~12年时间,建立全球岩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研究和查明全球不同岩溶动力系统类型的碳—水—钙循环规律和资源环境效应,突破岩溶关键带资源环境科学问题的瓶颈,创新岩溶资源勘探开发和岩溶环境治理与保护科学技术体系,创建全球岩溶资源环境信息平台,各国共绘全球岩溶一张图。

    据该计划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建华介绍,目前,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及其依托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已经为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为首的科研团队建立了以碳—水—钙循环为核心、以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四大圈层为主体结构的地球系统科学观下的岩溶动力学理论,为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中国国家全委会支持下,我国科学家牵头连续主持实施了5个岩溶领域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储备了40个国家200多名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计划实施提供了科学思路和人才队伍。国际岩溶研究中心7年的高效运行,已与15个国家和国际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推动了8个国家间岩溶领域的深入合作研究,成功联合国际著名岩溶学者举办了7次国际培训班,为计划的组织实施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基础。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在中国、美国、泰国、斯洛文尼亚等岩溶国家建立了岩溶生态环境监测站,并与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CCOP)国家、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了岩溶地质和跨界含水层编图,建立了全球岩溶科技创新平台和编图技术方法,为计划实施提供了技术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岩溶作用与碳循环、洞穴石笋古环境重建、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岩溶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与保护,岩溶地下河和表层岩溶水探测与开发、碳酸盐岩油气储存区古岩溶刻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全球视野的岩溶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岩溶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使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组织实施“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顺理成章。

     

    2 建立全球岩溶生态环境监测网,因地制宜修复和保护岩溶生态

     

    阅读提示:只有揭示全球不同类型岩溶动力系统的演化、形成过程、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因地制宜运用各国经验,才能科学、合理地修复和保护岩溶地区生态,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我国岩溶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对岩溶地球化学的研究。

    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的带领下自1990年以来连续实施的国际岩溶对比计划项目,在岩溶形成演化、碳循环、岩溶生态和水资源等领域,为国际岩溶学术界提供了共同解决岩溶地区资源环境问题的平台,将地球系统科学思想引入现代岩溶学,建立了岩溶动力学理论,有力推动了国际岩溶学科的发展。

    曹建华介绍说,在岩溶地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界面上的碳—水—钙和其他元素之间的物质、能量传输与转换,构成了岩溶动力系统。由于岩溶动力系统同时受到地质、水文、大气和生物过程的影响,因此岩溶动力系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岩溶地质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将“岩溶形态组合”(即在相同环境下形成的宏观的微观的、地表的地下的、溶蚀的和沉积的岩溶形态的配套组合)作为全球岩溶对比的基础,推动了全球岩溶对比的顺利进行,并揭示出在世界上具有不同地质环境背景的岩溶区,其岩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只有对全球不同类型的岩溶动力系统进行对比,揭示其不同的演化、形成过程,及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地运用各国经验,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修复和保护岩溶地区的生态,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与对比研究,“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针对全球岩溶主要类型,重点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热带亚热带岩溶区、北美亚热带温带岩溶区(美国)、 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尼热带新生代孔隙碳酸盐岩岩溶区、中东干旱岩溶区(伊朗、土耳其)、地中海型气候岩溶区(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等)、冈瓦纳大陆岩溶区(巴西、澳大利亚)设置岩溶环境监测站,逐步实现典型地区连续高分辨率监测,建成覆盖全球的岩溶环境监测网络。

    为保证全球数据统一及不同比例尺数据的交互使用,还将建设分布式全球岩溶数据平台。

     

    3 创新资源勘探开发和环境治理技术体系,应对岩溶区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阅读提示:瞄准碳循环与人为干预、固碳增汇,洞穴石笋与年际尺度过去气候变化,水循环与地表地下水时空调配与管理,钙循环与岩溶生态系统评价,岩溶塌陷预警等进行技术创新。

    “让我们共同协商,推进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完善和实施,为应对岩溶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的诸多挑战,为全球岩溶地区的资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岩溶地质科学家的智慧与才华。”在“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启动仪式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所长刘同良代表中国岩溶地质科学家,向全球从事岩溶科学研究的同行们发出倡议。

    推动岩溶科技创新,切实改善岩溶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是全世界岩溶国家和广大岩溶科技工作者的一致目标。为此,“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瞄准碳循环与人为干预、固碳增汇,洞穴石笋与年际尺度过去气候变化,水循环与地表地下水时空调配与管理,钙循环与岩溶生态系统评价,岩溶塌陷预警等领域,发挥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国际平台作用,充分利用各岩溶国家的技术及资源优势,创新科学技术体系,应对岩溶区脆弱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已有的研究数据表明,随着植被的恢复、岩溶作用强度的增加,近10年中国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增加了2500万吨的岩溶碳汇量。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创新流域尺度岩溶碳循环研究方法,研发的陆地植被、土壤改良、引入外源水和沉水植物等人工干预固碳增汇技术,引领了国际岩溶地质碳汇研究新方向。此外,利用微区取样技术,通过同位素微量测试,准确获得了石笋记录的年际尺度历史气候变化信息,恢复重建了高精度的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历史,为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着重开展岩溶环境二氧化碳增汇效应研究,在查明流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基础上,对比研究植被变化、土壤改良、土地整理等人工干预措施对流域碳通量的影响,进而创建人工干预增加岩溶碳汇技术体系。

    岩溶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为世界约25%的人口提供了饮用水源。但岩溶地区孔、隙、缝、管、洞并存,岩溶地下水流运动规律复杂,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使得岩溶地下水的开采难度大大增加。对此,“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选择典型岩溶水系统,开展不同类型岩溶地下水开发利用技术与方法研究,形成岩溶水开发利用模式和高效利用技术集成。针对典型岩溶地区岩溶干旱、内涝、石漠化、水污染、水土漏失等问题,建立岩溶地区水土耦合调控信息平台,形成岩溶地区水土耦合调控技术体系。

    岩溶石漠化是岩溶生态系统在特定条件下运行的产物,其分布具有区域性。针对全球不同岩溶环境类型区,“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研发适宜各种类型的石漠化综合防治和岩溶生态修复模式及技术体系,阐明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调蓄功能,研发生态与工程联合调蓄岩溶水资源的技术,并开展试验示范。在岩溶含水层水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已经发生污染的地下河(泉)系统或子系统为典型案例区,开展岩溶地下水环境修复技术及工程研究。

    旱涝、石漠化、水污染、水土漏失、岩溶塌陷等在全球岩溶区普遍发生,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环境问题和岩溶地质灾害形成演变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具有隐蔽性,难以防治和预测,严重威胁着岩溶区水安全、生态安全、乃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对此,“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瞄准建立岩溶塌陷调查、风险评价和监测预警方法,重点研究大型岩溶塌陷风险评价、监测预警、早期识别与防控技术。

     

    4 在六大领域引领国际研究方向,建立“岩溶地球”大数据平台

     

    阅读提示:直击全球岩溶碳循环调查与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岩溶水文地质调查与水资源开发、全球岩溶石漠化调查与生态修复、全球岩溶景观与地质公园建设、全球岩溶塌陷调查与防控及服务岩溶区油气资源高效低污染调查等重大岩溶科学问题。

    据曹建华介绍,“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主要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岩溶动力系统与全球变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破解重大岩溶科学问题,在全球岩溶碳循环调查与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岩溶水文地质调查与水资源开发、全球岩溶石漠化调查与生态修复、全球岩溶景观与地质公园建设、全球岩溶塌陷调查与防控及服务岩溶区油气资源高效低污染调查等领域,引领国际研究方向,建立“岩溶地球”大数据平台。

    在岩溶作用与碳循环调查研究方面,将重点研究碳在岩溶动力系统中的迁移过程与土地利用、水生植物光合作用的关系,水库或湖泊等水体中的碳汇效应;调查研究不同水体的生物地球化学变化规律,利用水化学与碳同位素技术厘定碳的来源、不同碳形态之间的转换与通量估算,分析不同水体碳汇与生物地球化学效应,研究碳酸盐岩沉积/溶蚀、脱气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为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依据和支撑。

    为提高岩溶水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效果,“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选择全球典型岩溶水系统,开展岩溶地下河管道和含水介质探测,岩溶地下水循环的水动力对比试验,以及降水、地表水、土壤水、表层岩溶水与地下河水“五水”转化机制和过程研究,揭示不同类型岩溶水循环模式,建立不同岩溶水系统水资源评价模型,进行水质、水量定量评价,阐明岩溶关键带对水资源的调蓄功能和地下水资源动态变化规律。同时,开展生态环境对岩溶水资源的影响调查研究,岩溶含水层水质和污染调查研究,进行岩溶含水层防污性能评价,建立岩溶地下水水质监测网,尤其是加强对地下河和岩溶大泉的监测,并对已被污染的地下河和岩溶大泉进行修复示范。

    中国在西南岩溶地区开展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地质调查工作,建立10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形成了4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岩溶峰丛洼地区土地整理与生态产业协调模式,解决了石漠化区无地可用的问题;岩溶高原区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模式,解决了石漠化区无水可用的问题;岩溶地质景观区土地流转与生态旅游模式,促进了石漠化生态修复景观产业化;岩溶断陷盆地区流域尺度综合治理模式,力促县域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岩溶石漠化研究与治理示范,已在新西兰、坦桑尼亚等6个国家推广应用。

    全球有具有岩溶特征的世界遗产47处、世界地质公园46处。但迄今为止,国际上一直没有反映全球岩溶资源与环境的系统数据与专题图件,缺乏普及全球岩溶知识的信息数据平台。为科学评价和保护岩溶地质景观,“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开展全球岩溶地质景观调查评价,划分涵盖全球岩溶地质景观类型,进行全球尺度岩溶地质景观区划,提出岩溶地质景观设立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公园、地质保护区、旅游开发景区等方面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建议。在此基础上,编制全球性岩溶景观与洞穴资源分布图集开发利用保护图件,建立全球岩溶地质景观信息系统,面向全球提供检索、咨询与开发规划等应用服务。

    为摸清全球岩溶塌陷发生规律,“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从23个岩溶塌陷国家的岩溶塌陷发育现状、地质背景、水文工程地质特征分析入手,结合岩溶塌陷动力条件监测,深入研究岩溶塌陷形成演化的地质环境模式,建立全球岩溶塌陷发育的动力模型,重点研究极端气候特别是极端暴雨影响下岩溶塌陷形成演化机理,提出国际岩溶塌陷发育态势与对策。

    岩溶区的油气资源具有很大的勘探开发潜力。世界碳酸盐岩大型油气田有321个,其油气资源量占全球油气资源总量的50%,产量占到60%以上。为认识油气储存与岩溶介质内在关系。“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将以“将今论古”的方法,在对现代岩溶发育特征、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古岩溶、深部岩溶发育的科学研究,探索古岩溶在区域差异、垂向上分带、时代分期发育特征,揭示古岩溶发育对油气储存岩溶介质的控制作用,建立岩溶油气储层地质模型。

     

    5 实现全球岩溶信息社会共享服务,支撑岩溶区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阅读提示:全球岩溶国家密切合作,建立实时更新的全球岩溶网络信息平台,促进岩溶学技术进步。

    “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不但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先进的技术支撑,还需要全球岩溶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目前,国际岩溶中心已经收到了来自15个国家的23名资深专家学者签署的支持函。

    通过“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将编制全球岩溶地质、岩溶地貌、岩溶水文地质和岩溶环境地质图,编制“一带一路”岩溶地区和重点岩溶区专题图件,查明全球岩溶动力系统的碳—水—钙循环规律,科学评价全球岩溶资源和岩溶环境,编制典型岩溶类型区资源开发与环境综合整治区划;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岩溶动力条件快速捕捉、岩溶资源勘探利用和环境治理关键技术方法;在岩溶地下水、石漠化、岩溶塌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岩溶地质景观等领域形成4~5项国际领先水平大成果。

    同时,通过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建实建强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建立完善全球岩溶环境监测网点,建立定时更新的全球岩溶网络信息平台;在我国,建设岩溶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强岩溶动力系统与全球变化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建实国际一流岩溶地质调查研究机构,建强岩溶环境监测野外台站和研究基地。

    通过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全球岩溶科技成果不仅可促进岩溶学的跨越式发展、技术进步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岩溶信息社会共享服务,而且可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培养我国的国际领军人才,并为“一带一路”战略决策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及资源环境保障。

    让岩溶地质科学造福人类

      

    石漠化地区

      

    石漠化地区三七种植基地

     

    近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演变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正式启动。本项目将以国家石漠化治理工程区的蒙自、建水、泸西三个盆地为研究区,通过研发和集成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演变机理、水土漏失阻控、植被恢复、特色资源开发及生态衍生产业构建,建立喀斯特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技术模式与方法库及信息共享平台等,形成断陷盆地生态安全评估技术体系,建立喀斯特断陷盆地综合治理理论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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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喀斯特生态及石漠化治理研究中居领先地位,石漠化治理仍需加强

     

    项目首席科学家、岩溶所曹建华研究员介绍,喀斯特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石漠化问题在世界不同喀斯特地区普遍存在。石漠化在中国西南、中南半岛、中东地区、地中海沿岸均有分布。除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外,其他国家更多关注的是石漠化区的资源禀赋及其导致的干旱缺水问题,而对生态退化及修复关注较少。

    中国在喀斯特生态及石漠化治理研究中居领先地位。我国从“十五”时期就开始了石漠化的治理工作,中国科学家连续组织实施5个IGCP项目,针对石漠化治理进行研究。在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努力下,我国石漠化面积由逐年增加变为逐年下降,总体趋势好转,西南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减少7.4%,植被盖度增加4.4%;生态产业得到大力培植与发展,实现200万人脱贫;岩溶地下水开发工程解决了部分人畜饮用水问题。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继续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推进国家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的主要内容,标志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目前,我国石漠化治理在以下几方面仍需加强:石漠化演变机理研究需加强,断陷盆地类型区尤其薄弱;缺水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水土漏失的阻控技术尚未形成;石漠化区植被退化修复生态学机制有待阐明;特色生态产业物种配置,引进物种适应性及功能缺乏综合效益评价;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模式和技术集成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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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起步晚,治理模式和技术相对单一,亟须实现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尽管我国石漠化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目前已开展的系列国家“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重点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重大项目主要集中在喀斯特高原和峰丛洼地区,断陷盆地鲜有涉及。

    断陷盆地区是我国石漠化最为典型、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研究显示,我国断陷盆地石漠化面积比例达1.51万平方千米,占喀斯特面积高达32%,集中分布在我国的滇东和攀西一带。由于断陷盆地盆—山地形变化剧烈,气候反差大,降水偏少,蒸发量大,地下水埋藏深、水土资源分离、植被立地条件差等一系列特点,造成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起步晚、投入少,导致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

    一是水土漏失加剧。调查结果显示,喀斯特地区土壤侵蚀以地下漏失为主,地下漏失模数占年均总土壤侵蚀的70%~80%。蒙自南洞地下河是水土漏失过程的典型代表,该地下河出口泥沙含量达0.77kg/m3,是南盘江的2.33倍。整个南洞流域水土流失总量为43.6万t/a,高原面土壤垂向漏失是造成地下河泥沙含量提高的主要原因。断陷盆地水土漏失严重威胁长江、珠江中下游经济区的生态安全。

    二是水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匹配,缺水困难没有根本解决。据调查,西南喀斯特区仍有6637万人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缺水人口达1947万人。目前完成的西南喀斯特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面积23万平方千米,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615亿立方米/年,但开采程度仅16%。断陷盆地地下水深埋,受制于技术手段落后,地下水勘探、开采、利用难度大,缺水问题仍十分严重。

    断陷盆地地区隶属国家级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和滇黔桂石漠化区,其中分布在滇东的国家级贫困县有24个,22个是喀斯特县。生态环境恶劣的石漠化区人口密度高,贫困人口近百万,贫困面大且程度深,是西南乃至全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

    最新遥感数据显示,滇东—攀西断陷盆地重度石漠化面积呈增加的趋势。滇东—攀西地区隶属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的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国家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影响着长江、珠江、澜沧江等国内、国际重要河流的生态安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区。

    相比其他喀斯特地貌类型区,我国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治理关键技术研发方面相对薄弱,治理模式和技术单一,效果较差,存在着“地头水柜水不见,山高水深饮水难,水土流漏无措施,地下“红”河愁不清,山路崎岖生活艰,居民贫根难拔除”的现象,亟须实现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形成科技支撑服务的、产学研用为一体的生态治理—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断陷盆地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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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蒙自、建水和泸西3个典型研究区,拟解决3个重大科学问题

     

    据曹建华介绍,《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演变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将由岩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云南省地质调查局等单位产学研用攻关,针对断陷盆地盆—山共存的环境地质结构、水土资源不匹配和石漠化严重等问题,选择断陷盆地典型、石漠化程度严重的蒙自、建水和泸西3个研究区开展研究工作。

    三个研究区各有特点。其中,蒙自研究区为断陷盆地喀斯特发育强烈、水土流/漏失严重的典型代表,拟在该地区进行石漠化演变机理研究、水土流/漏失阻控技术和生态产业研发和示范。建水研究区气候干热,缺水严重,具有多级盆地结构特点,拟在该区进行地表—地下水联合调控、植被恢复及功能提升研究。泸西示范区,以小江流域断陷盆地为核心区,流域上游区为喀斯特槽谷与喀斯特峰丛分布区,中游为断陷盆地,下游为峡谷区,将重点研究示范区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分异特征及其石漠化演变机理,对断陷盆地“五水”循环过程及水资源均衡进行分析,研发地表—地下水联合调控及水资源高效利用及优化配置技术,构建立体生态产业模式,集成泸西断陷盆地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石漠化生态治理—生态富民耦合调控技术,进行综合效益、适用性评价,在县域(流域)范围进行应用示范。

    项目将重点解决3个重大科学问题:

    一是地质—气候制约的断陷盆地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及石漠化驱动机制。

    针对断陷盆地急剧变化的地形、气候特点以及“盆—山”共存的环境地质结构,加之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具有高度异质性,形成特殊的生态水文及其耦联的碳、氮、钙物质循环过程,影响和控制了区域喀斯特生态系统运行和石漠化的发生、演变过程,重点揭示地质—气候制约的断陷盆地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及石漠化驱动机制,有效服务于断陷盆地水土资源高效利用,进行土壤侵蚀阻控,退化生态修复,生态产业模式构建。

    二是断陷盆地地表—地下水、土过程与资源高效利用调控机理。

    断陷盆地特殊的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导致地下水埋深大,“土在楼上,水在楼下”,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又不配套,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土壤资源集中分布在盆地平坝区。将对断陷盆地不同喀斯特形态影响水土过程、制约了水资源和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机理等进行研究。

    三是生态服务功能提升与生态产业培育协同机制。

    基于喀斯特断陷盆地富钙偏碱的地球化学背景,导致喀斯特区植被具有喜钙性、旱生性、石生性。缺水少土导致立地条件差,生态恢复的难度大。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需要系统阐明植被退化与恢复生态学机制;生态产业涉及的物种与断陷盆地区域地质生态环境协同的生态学原理需进一步揭示;拟建立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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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6个课题,系统研究石漠化演变机理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

     

    根据项目的重大科学问题、构建技术、生态产业模式等目标,本重点研发项目设置6个课题,拟系统研究石漠化演变机理及综合治理技术与示范。

    《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分异及石漠化演变机理》课题,将选择代表性的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区,定量刻画典型流域植被与水文过程交互作用,确立流域生态需水关键期及需水量,明确植被生态水文耦合过程对碳、氮、钙、水等物质传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解译喀斯特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分异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揭示喀斯特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分异与石漠化协同演变机制、生态系统演替趋势,为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化区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生态功能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断陷盆地地表、地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调控》课题,针对断陷盆地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且埋深大、雨水集中、水资源时空分异大、水资源与土壤资源空间上分隔、时间上存在错位等突出问题,以泸西、建水、蒙自三个盆地为解剖对象,开展断陷盆地地表—地下水过程研究、资源高效利用调控技术研发,阐明断陷盆地流域尺度水文地质结构与水文过程,分析“五水(雨水、地表水、喀斯特表层带水、地下水、土壤水)”转换过程,研究喀斯特系统水均衡问题,研发地下水开发、地表水调蓄、雨水收储、水污染风险评估及水质修复、节水灌溉、土壤保墒等综合高效利用技术,探索断陷盆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技术途径提供科技支撑。

    《断陷盆地土壤流/漏失阻控与质量提升》课题,选择蒙自、建水断陷盆地,针对喀斯特断陷盆地周边山地(陡坡带、高原面)土层浅薄不连续、土壤流/漏失严重、土地持续利用难等问题,查明陡坡带、高原面岩土组构与土壤生态特点,揭示土壤流/漏失驱动因素、土壤退化对石漠化演变的响应关系,及特色作物连作障碍机理,研发深根系乔—灌—草生物篱等阻控技术,消减土壤连作等障碍因子,提高土壤质量,为该区土壤资源抢救、保护与高效利用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促进区域生态改善与生态富民。

    《断陷盆地石漠化区植被恢复与功能提升》课题,针对断陷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分异、植被退化和石漠化程度严重等问题,以建水断陷盆地为主要对象,开展植被退化与恢复生态学机制研究,阐明断陷盆地高原面、坡面和盆地植被退化与恢复生态学机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核心,研发喜钙、耐旱植物材料筛选与快繁技术、稳定群落构建与可持续性经营管理技术,构建仿自然植物群落与林—灌—草优化配置模式并示范,为喀斯特断陷盆地林草植被生态恢复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断陷盆地特色生态产业的培育、技术开发与示范》课题,针对断陷盆地光热资源丰富,但石漠化严重、水资源短缺、植被退化严重、产业单一、经济效益低下、生态产业欠发达、农民贫困等问题,以提升生态衍生产业发展为主要目标,选取蒙自市和泸西县作为课题研究区域,研发断陷盆地特色经济价值的林、灌、草植物品种种植技术,构建具生态经济效益的复合经济林—草(药)—畜(禽)等系统和复合水/干果技术模式,形成生态衍生产业模式并示范;研究市场潜力大的生物资源(塔拉等)与断陷盆地地质生态环境的适应机制,研发绿色产业提质增效加工利用技术,培育特色生物资源加工企业,为喀斯特断陷盆地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农民脱贫致富提供科技支撑。

    《断陷盆地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课题,针对断陷盆地石漠化区生态治理—生态产业协同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欠缺、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评估缺乏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技术集成与规范,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模式集成与范式,断陷盆地石漠化治理县域示范与效益评价,断陷盆地石漠化区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议与对策研究。集成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石漠化生态治理—生态富民耦合调控技术,形成基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石漠化生态富民综合治理模式;对石漠化治理工程进行综合效益、适用性评价,并在县域(流域)范围进行应用示范,为断陷盆地退化生态修复和精准扶贫发挥技术支撑与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技术共享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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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研发6项关键技术,致力于改善我国老、少、边、穷地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项目将重点研发6项关键技术:

    一是大功率充电联合跨孔CT 成像准确定位地下河技术。

    在断陷盆地区,地下水空间分布及运移规律复杂,难以定位,开采难度大。采用大功率充电联合跨孔彩色CT成像技术,可以降低噪音,提高识别分辨率,对地下水的空间分布进行准确定位。

    二是流域尺度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与优化调控技术。

    从水资源承载力出发,集成地下水开发、地表水调蓄、雨水收储、水污染风险评估及水质修复、节水灌溉、土壤保墒等技术,达到地表地下水联合调配高效利用。从断陷盆地土壤属性出发,集成有机培肥、保护性耕作、特色作物连作障碍消减等土壤质量提升技术,达到土壤资源高效利用。

    三是深根系乔—灌—草生物篱土壤流/漏失阻控及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

    以具有丰富溶蚀裂隙喀斯特表层带和落水洞为单元,开展深根系乔—灌—草配置阻控土壤漏失试验,研发相关生物篱技术;引进传统土壤流失防治工程和生物措施,集成断陷盆地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

    四是喜钙耐旱植物材料筛选与快繁及仿自然植物群落优化配置技术。

    筛选喜钙、抗旱、抗风、耐瘠薄、保水保土固氮能力强等适宜优良植物材料,进行栽培试验;通过种、营养体、最适合环境营造等多技术途径,研发不同植物材料的快繁技术体系。

    五是特色经济林—草(药)—畜(禽)复合系统构建技术。

    重点突破断陷盆地石漠化修复的林下种草养牛(羊)与圈养技术、林—果—药复合经营技术、特色林(果、药)的种苗繁育与优质栽培技术。

    六是生物资源利用提升与生态衍生产业培育技术。

    从塔拉引种、栽培、适应性试验,到生物资源获取、生物产品研制,延长生态产业链,进行喀斯特特色资源利用加工企业的培育。

    曹建华表示,项目参与单位囊括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教育部、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覆盖了地学、生态学、林学、土壤学和水土保持学等学科,项目各研究团队均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和很强的技术优势,为本项目的顺利执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项目的实施地点与示范区位于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生态环境恶劣,项目将技术研发、试验示范与推广相结合、新技术与已有技术集成和组装相结合、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相结合,研发技术的应用推广将极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使示范区土壤侵蚀模数降低20%~30%,示范区生态服务功能提高30%以上,推动相关生态衍生产业的发展,为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断陷盆地区贫困农民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地质扶贫,瞄准断陷盆地精准发力


    本次尼泊尔地震发生原因。


    4月25日,尼泊尔旅游胜地博克拉发生8.1级左右强烈地震,震源深度约20千米,我国拉萨、日喀则等地震感明显。


    据了解,此次地震是尼泊尔80多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协助搜救,同时地质专家们也从专业视角对造成此次强震的具体原因、影响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做出了及时分析。


    尼泊尔位于全球地质活动最频繁地区之一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徐德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尼泊尔地震是由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的挤压逆冲造成的。


    尼泊尔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而这里是全球地质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全球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中,有8座位于尼泊尔境内或与邻国边界,地震正是两大板块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据统计,全球有85%的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板块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是引起地震的重要原因。全球共有6大板块,其中欧亚板块与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便是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所在地。


    事实上,自2000年开始国内外已有多名地质学家对位于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的尼泊尔表达忧虑,认为从历史经验推测,该地区已积累了足够爆发一次高等级地震的“能量”。在近15年的时间,尼泊尔不断被世界各地的地质学界警告。


    美国《科学》周刊于2001年8月24日曾刊登文章称,喜马拉雅山脉将发生一次、甚至数次特大地震,震级将超过里氏8级。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地震研究者嵇少丞也一直对尼泊尔有所担忧。2010年,嵇少丞在美国探索发现频道的一档科普片《大陆苦旅:地质与生命的内在联系》中担任解说嘉宾,他在该节目中称:“尼泊尔具有发生巨大地震的危险性,因为那里的逆断层已经超期服役很久了。”


    逆断层是一个地质构成的专有名词,主要由两个断裂的地质板块水平挤压与重力作用而形成。在尼泊尔附近,由于印度板块不断向亚欧板块挤压,存在着一个绵延数千千米的巨大逆断层带。进一步讲,即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曾经是两个完全分离的板块,但随着板块的漂移,4000万年前这两个板块碰撞在一起,印度板块开始不断向亚洲板块挤压,每年的挤压速度大约在3毫米~45毫米左右。两大板块的挤压不仅诞生了喜马拉雅山脉,而且随着板块持续挤压所产生的压力会不断集聚,当板块断裂带无法承受压力时,便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释放,而地震便是这种压力释放的最主要表象。


    而在尼泊尔与我国西藏的交界处,即喜马拉雅山南麓,发育着3条主要的断裂,从南向北依次是主中央断裂(MCT,Main Central Thrust)、主边界断裂(MBT,Main Boundary Thrust)和主前断裂(MFT,Main Frontal Thrust)。嵇少丞说,“尼泊尔东部曾在1934年1月15日发生过大地震,造成10600人死亡,这次地震断裂发生在上次的西边,估计是主边界断裂带上。”


    对于此次地震的性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计算得出的震源机制解,表现为低角度逆冲断层(走向约290,倾角10°) 推覆方向由北到南,当地东西向山脉(属于喜马拉雅山脉)一下子长高了几米, 引发一系列地表破裂过程及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雪崩。


    事实上,印度板块对亚洲板块不断的挤压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尼交界地带,“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以及云南持续的地震,都和印度板块对亚洲板块的挤压有关系。”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会忠说。


    地震预测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即使现在的地质科学已经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断裂带有了充分了解,但却依然无法准确判断地震何时会发生。


    在本次地震发生的一周前,加德满都曾召开过一次地质灾害研讨会,有消息指出,该会议对尼泊尔可能发生的地震做出了预告,但被忽视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加德满都召开的研讨会并不是针对尼泊尔本次地震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研讨会,目的是为了提高当地的防震减灾意识。


    “地震预测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说。他的机构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便致力于地震预警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地震发生后的地震波比电波传输慢的原理。王暾认为,基于现有科技条件无法准确对一个地区即将发生的地震做出判断。比如,中国地震局每年会在年底召开下一年度的地震趋势研讨会,列出每一年地震重点关注的区域。中国地震局一位学者表示:“我们可以给出中国的地震重点监测区域名单,但这些区域今年会不会发生地震、何时发生,我们无法准确预知。”


    比如在芦山地震前57天,四川省地震局测绘工程院根据一系列实地考察数据预测:雅安一带将发生6级~6.9级地震。但是,他们预测的发生时间范围是2月25日~5月10日,而可能发生强震的区域仅能精确到一个南北跨度大于100千米的区域。


    西藏日喀则地震不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


    尼泊尔强震后,我国西藏日喀则地区相继发生5.9级、5.3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吗,会对我国西藏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地震并非尼泊尔余震。”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徐锡伟介绍,一般来讲,余震是在原来主震破裂范围内或附近发生的地震,与主震在同一个破裂面,而且破裂类型基本一致。我国日喀则地区的地震震源深度比较浅,震中位于发生尼泊尔8.1级地震逆断层的上盘块体以北,震源机制解显示是由近南北向的正断层系活动引发的,可以说是受到尼泊尔地震的触发影响而发生的地震,但不应认为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


    “日喀则地震与尼泊尔地震属于不同类型的地震。”徐锡伟说,按照地震断层面错动性质可将地震分为正断层、逆断层和走滑断层型三类地震。一场大地震引发的大量余震,特别是强余震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同一种类型的地震。但是,尼泊尔是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内向北缓倾的逆断层上的地震,属于逆断层型地震。而日喀则地区的地震是藏南拆离系与控制近南北向拉张断陷盆地的正断层型地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属于余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丁志峰也表示,尼泊尔地震后我国相邻地区很快发生地震,说明我国相关区域受应力扰动非常明显,后续要多关注这种应力调整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地震。


    此前有报道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喜马拉雅地震带已进入7级以上地震的复发周期。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地区很多地方的地震都是双震型的,就是几年以内可能引起震级相当的另一次地震。


    “说喜马拉雅地震带已经进入活跃期,还不能完全这么讲。”徐锡伟说,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是欧亚板块与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域。这一地震带从印度尼西亚经缅甸到我国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区,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细亚到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这只是个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边界。


    “如果短时间内某个区域不断发生地震,频度较高、强度较大,才能称其为进入活跃期。”徐锡伟说,从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到此次尼泊尔地震,如果不包括中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汶川地震和鲁甸地震,就不能说其已进入活跃期。


    “尼泊尔地震可能会引发青藏高原其它地区发生地震,但具体要看其内部应力状态是怎样调整的。”徐锡伟说,目前他和同事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尼泊尔地震引发的更长远影响现在还很难确定,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是否影响珠峰高度还不确定


    美联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地球物理学家马琳·克拉克的观点说,此次地震发生在地壳两大板块边界,一大板块支持印度向南,另一个板块支持亚欧大陆向北,两大板块相互挤压逆冲导致了本次地震的发生。数百万年以来,经过多次这样的地震影响,使珠穆朗玛峰高度不断升高。


    中国社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板块挤压应该会对珠峰高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现在仍不清楚板块挤压方式的具体情况,所以珠峰将因此升高还是降低、包括影响幅度暂时仍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高登义说,1950年8月15日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曾发生过里氏8.6级地震,当时曾引起珠峰的上升。


    他认为,多年以来珠峰高度是不断上升的,这种上升是一种长期演变的过程,所以目前仍无法判断一次地震对长期演变的直接影响。


    相关知识:


    为何各国对地震震级测定不同?


    尼泊尔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为8.1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则测定为7.9级。为什么会有此不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蒋海昆表示,世界各国对地震震级的参数标准有一定差异,比如我国测的是面波震级,美国测的是矩震级。同一地震,不同机构测的震级有一定差异是允许的。

    两大板块挤压逆冲致尼泊尔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