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走出去”越来越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拥有“金刚钻”的矿企更是捷足先登。

新时代的中国依然面临巨大的资源刚需，如何理性分析、科学研判当今矿业大势？如何确保我国更多的涉矿企业成功地“走出去”而不是“出去走”？如何深度参与全球矿业合作，实现全球经济共同繁荣？

6月28日～29日，以“新时代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潮向”为主题的2019丝路矿业论坛在北京召开并受到广泛关注。在矿业被唱衰的大背景下，此次会议无疑为当前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显示出一个聚焦行业疑点、难点、热点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论坛的吸引力与可资圈点的价值。

论坛现场专家论道

我国矿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战略性矿产的供应安全，纷纷制定关键发展战略，在全球谋篇布局。从国内来看，我国矿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整体的矿产需求仍将持续在高位运行。中国矿业肩负的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和紧迫，中国矿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在跌宕起伏中成长，在波澜壮阔中成就。中国矿业的初心就是为国家提供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保障资源安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打好战略主动仗，掌握能源资源话语权，就是每一个矿业人矢志不渝的神圣使命。

中国矿业如何“走出去”？到什么地方去？部署哪些矿种？这是本次丝路论坛上，政府部门、涉矿企业、中介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和高居不下的热议话题。

关于这次论坛，有人说，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在矿业“走出去”的市场化大潮中，企业是保障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稳定供应的主体。迎着新时代的东风，与会的矿业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走出去”有信心、有前景、有奔头!

有人说，这是一次盛大的思想洗礼。为期两天的会议，既有“道”，也有“术”。既有有关矿业大势的主题演讲指方向，又有境外地质调查成果“宏与微”的介绍做服务；既有已“走出去”企业“得与失”的经验总结，又有中介服务机构“融与合”的典型做法分享；既有工程换资源等“创与赢”的接地气的技巧，又有境外项目路演的形象展示。干货满满，亮点频出，现场嘉宾和参会代表们直呼过瘾！

有人说，这是一场颠覆的行业风暴。有关专家指出，“在矿言矿”的时代已经远去，新时代以资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三位一体”的战略格局正在形成，全球各发达经济体积极开拓第三方矿业市场，逐步构建起更加紧密的“多位一体”资源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矿业“走出去”势必要摈弃传统的思维模式！

从“中国矿业科学‘走出去’”，到“大变局下中国矿业‘走出去’”，再到“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潮向”，丝路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主题在嬗变，关于矿业“走出去”的研讨在不断深入、发酵、升级。当然，这也说明我们对“走出去”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当前矿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着愈加清晰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正是基于全球格局的大背景和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决定的。

当今世界，主要大国都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前沿，这是对技术、人才、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的竞争。谁掌握了核心动力，就掌握了未来世界的话语权。当然，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什么方位认识中国矿业“走出去”，这将是矿业实现弯道超车，走向未来世界的一个新起点。

惊涛拍岸怒云旋，雪浪排空矫燕翩。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话语权和影响力，势必要掌握关键矿产和核心资源的控制力。因而，未来矿业“走出去”的布局、目标、方向，一定是跟新时代、跟国家整个发展的战略要求密切相关。

构建矿业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我国矿业企业的经营行为才能更好地契合国家战略。这是本次丝路论坛上发出的最强信号。

找到海，认清潮向，方可立潮头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识别海是赶潮的技术。只有认准海在哪里，才能精准判断“走出去”的潮向。

百川归大海，“潮向”必然向着“海”的方向。海都没找到，你赶的潮方向肯定会出问题。一旦流向反了，就会南辕北辙，离目的地就会越来越远。因此，中国矿业要“走出去”奔向大海，必须要重新认识海。

自由式赶海，控股型赶海，单兵突进型赶海，想当然运营式赶海……权威专家在总结本次会议时指出，过去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大多是自发式、分散式的，缺乏国家战略引导和运行策略支撑，对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尚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这样的“走出去”，要么没到入海处就随波逐流了，要么没遇到“海”在半途就落水了，要么到了“海”就被海水吞噬了。

究竟何为“海”？专家自有高见：宏观上它是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战略区域，与全球矿业的进步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紧密相连；从中观上看，它与区域经济走廊、经济区的发展紧密相连，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微观上看，资源丰富可观并且具备开采条件，基础设施或者健全或者发展有巨大潜力，社区平稳和谐等。

只有明晰潮向，才能进一步认准“海”；只有顺潮而动，方能迎风入海。

一方面当今国际环境风云激荡，市场化浪潮风起云涌。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逐步推向战略高度，国内矿产资源又面临巨大的刚需。这样，矿业“走出去”就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矿业“走出去”需要精准服务

矿业“走出去”，究竟如何走，“走出去”的方针、方式、方法等都要相应做出哪些调整？

基于加强全球矿产资源的基础性研究、深化各领域各部门各企业间交流协作的初衷，一个专事研究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中国地质学会境外资源经济地质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本次论坛得以重点推出。

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在这平台上探讨，一些牵动全局的问题可以向决策层反映，平台旨在服务于已“走出去”和有意愿“走出去”的涉矿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等。有关方面对“平台”干什么了然于胸。

精准服务矿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能源矿产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昆指出，2019丝路矿业论坛实际上就是要更好地把脉中国矿业，更好地服务中国矿业“走出去”，这与当前中国地调局的工作重心不谋而合。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的六大中心有关负责人在此次论坛上分别就对应区域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矿产资源产业，强化战略方向引导，精准对接矿业企业等介绍了成果进展和投资建议，提出必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合作。

遵循矿业分布规律，合理布局海外矿业市场。全球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大多又被少数国家和公司垄断，过去矿业企业“走出去”往往面临分散、被动的尴尬境地。中国地调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高尚建议，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配置与竞争，到大的、富的资源区去，开发矿山、投资矿业，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资源。

把握关键性矿产，建立资源战略支撑点。矿业“走出去”，不能千军万马“走”哪儿算哪儿。要加强战略研究，综合考虑大宗资源对外依存程度和未来新兴战略矿产的高速增长，合理把握重点矿种，到重点地区、重点矿带区，通过抱团形成凝聚力，建设关键矿产产业链，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矿产资源全球战略支撑点。

打造双向互动信息流，构建政企共赢新生态。对全球关键矿产信息的控制力、掌控能力和服务能力是前提也是保障。政府部门和矿业企业相联合，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勘查与开发相挂钩，通过构建合作联盟、加强信息共享等手段，提高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水平和绩效。

两天的论坛，议程满满，座无虚席，即便宣布会议结束了，很多代表还意犹未尽，流连忘返。“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论坛结束时，中国矿业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援引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两句诗。这，无疑是对本次论坛最佳的注解与评价，也是参会者的心声。

广东韶关某尾矿库在表层修复后进行覆绿（左侧），较原来（右侧）生态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内蒙古西部某煤矿应用大量水资源覆绿

10月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矿业九大行业《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将正式施行，《规范》涉及矿区规划布局、资源开发、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管理、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并着重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提出了要求。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实现矿区“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等目标？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内多位地质环境修复领域的专家，一次有关矿山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讨论就此展开。

生态恢复是矿山环境改善的主要途径

纵观煤炭、冶金、有色、黄金、化工、非金属、砂石、水泥、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等九大行业《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人们会发现保障矿山环境是所有工作的核心和出发点。而其中，既包括生产过程中的降低环境侵扰，更包括勘探开发之后的矿山环境复原。

“我认为，生态修复是矿山环境改善的主要途径。”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明研究员是在一次出差前夕接受的采访。这段时间，他北上南下，考察了一个又一个矿山及其生态环境修复的项目。

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粗放型发展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问题。如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效应已经凸显出来。以往矿产资源的采掘、选矿及冶炼过程对矿山环境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采空区地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和景观破碎，此外还包括对大气、地表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环境的影响。“其负面效应不但有看得见的物理变化，还有看不见的化学变化。”

陈明算了一笔经济账：“我国大约有80万座矿山，其中约40万座矿山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需要修复或恢复。即使按每座1000万元的保守成本估算，全部修复一遍也需要4万亿元资金。如此沉重的负担是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都难以承受的。”

如何更加科学地弥补矿山领域的生态欠账？

陈明认为，矿山环境的改善途径有两类不同观念：生态恢复和环境修复。前者主要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成本低但周期较长，可持续性好；而后者主要依赖人工干预，成本高但速度快，可持续性则要看修复手段和理念是否合适。

“近些年，我主要从事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研究。我认为，矿山大都面积大、位置偏、污染严重，改善环境更适宜采用‘以生态恢复为主，工程修复为辅’的方式。即，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同时，在关键节点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对此，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的刘永兵研究员表示认可：“生态恢复并不是置之不理，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有整体的规划设计。矿山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生态恢复要抓要害、分主次，在关键节点上采用人工治理修复。但在不同的地方，自然条件不一样，人工干预的尺度要区别把握，但总体上还是要以生态恢复为主。”

“生态恢复充分利用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可以大大降低成本。”陈明强调。

充分考虑自然生态原貌，避免过度修复

在《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中有着这样明确的要求：“矿山经地质环境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安全稳定，对人类和动植物不造成威胁；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那么，西部干旱区和东部执行同样的标准是否合理？近段时间，陈明考察了国内不少矿山，而越看越感到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8月中旬我去内蒙古乌海进行调研，看到那里的煤矿排土场被修复得绿草如茵，高压水枪不停地喷水。当时一位修复公司的员工是这样告诉我的：‘这里种植养护的每一棵树、一小片草，一年需要花费的资金却相当可观。如果哪天资金跟不上，出现断水现象，用不了多久，这些草全都得枯死。’”当地人的话给了陈明很大触动，进而他在西部的新疆、内蒙古、青海了解到，矿山绿色生态环境修复的要求与东部城市相同，验收标准也一样。

“在那样气候干旱、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地区，开矿之前本就是戈壁。开矿后虽然需要修复，但如此修复，不但前期投入很大，后期维护的成本也非常可观。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修复是不可持续的。”面对记者，陈明的表述充满忧虑。

“于是我想，在一些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人迹罕至的地方，矿山修复是否必须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思考后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认为，就像农业生产需要因地制宜一样，矿山修复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自然条件。“不问是否可持续发展，单纯追求临时的绿化效果，非要把百千年来一直是戈壁滩的地方变成绿洲，是不是有‘过度修复’的嫌疑？”

陈明认为，如果是可持续的，修复工作值得做；如果不可持续，仅能维持短暂的绿色，那就不一定值得了；尤其是在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时期，更应慎重。“不是说这些地方不需要修复，而是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把握好最符合生态需求的‘度’。”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细化相关设计要求及验收标准，让不同气候等自然条件下的矿山修复工作更科学、更合理。

刘建东是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党委书记、院长，他的观点是：采用生态恢复还是人工修复应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城市发展规划和场地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还应进一步将一些被认为是废弃物的有用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他说：“在中东部一些矿业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市区、近郊，就应该进行高标准的治理和修复——先做前期规划，再大规模投入，通过实施工程治理项目，修复矿山生态环境。”

刘建东认为，我国东部一些矿山城市，自然条件较好，人口密集，而且这些地方在长期矿业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大都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修复矿山环境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高标准的土壤修复和绿化工程。这方面，阜新、徐州、铜陵等矿业城市都做得非常好。

而在西部一些偏远矿山，地处戈壁荒原，修复成绿洲显然不太现实。但当地产生的扬尘可能影响到东部，因此适度控制是必须的。可以通过检测大气pm10值作为环境修复的衡量标准。“现在，用固土技术控制扬尘，在排土场上喷洒一层由黏土矿物等物质调配的胶凝材料，让表层土壤形成薄薄的硬壳，就能保证纳米级、微米级的沙粒不形成扬尘。”

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总经理钱美平告诉记者：“这样的固体技术每平方米的成本就一两块钱，比大规模栽树种草种花要便宜得多，在西部应该是可行的。”

“矿山环境修复理应做到成本与效益兼顾。”钱美平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可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全国一盘棋”的矿山环境修复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因地制宜地设立修复目标和修复内容，选定恰当的技术路线，相关的验收标准也要进一步细化，要按照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矿山品种分门别类，区别对待。”

用综合技术应对矿山环境中的复杂问题

那么，要想重建矿山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其原本的面貌，需要重点进行哪些工作？

陈明认为，不仅要进行治理清除危石、降坡削坡、平整土地、治理空采区和塌陷区、消减堆积的尾矿、恢复植被等比较直观的工作，还要选择相应的技术，修复土壤和水体，消除重金属污染等。而这方面，我国矿山环境修复中做得还远远不够。

重金属污染的危害已是众所周知。刘永兵告诉记者，重金属会引发头痛、头晕、失眠、健忘、神经错乱、关节疼痛、结石、各种癌症等疾病。摄入过量的镉，容易导致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引起骨钙的大量流失，造成肾功能失调。铅元素进入人体后很难被代谢，可造成新生儿先天智力低下；对老年人造成痴呆、脑死亡等。甚至过量的铁也会损伤细胞中的脂肪酸、蛋白质和核酸等，并导致钙镁等元素的失衡。

“因此，在矿山环境治理过程中，只关注物理变化，而不关注化学变化，是不全面的。”刘建东认为，从全国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结果看，全国的主要土壤重金属异常大都与矿山有关。某些流经矿山的江河，河道两侧的农田土壤污染可以延伸至下游20至50公里范围内，有的甚至达到百公里以上。流域性的重金属污染甚至达到上千公里。“与矿区地质灾害相比较，重金属的危害面积更大，受损人群更广，治理难度也更大。”

“看得见的地质灾害明枪易躲；而看不见的地球化学灾害则暗箭难防。正因为重金属污染需要通过专门的采样和分析测试才能被检测到，所以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陈明认为，矿山环境恢复的复杂性决定了矿山生态修复需要用系统论作为指导思想，采取综合手段解决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问题。“要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矿区制定不同的标准，从技术而言，更要针对每个矿山、每片场地以及不同污染类型的农田对症下药，开出不同的药方，研制出不同的药剂，突出不同的方案。”

对此，钱美平的观点是：在矿山环境修复领域，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大有作为，且具有相当的优势。“当前，各地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都已经有了不少比较成熟的技术，如煅烧、淋滤、电渗、植物吸附重金属、微生物吞噬有机污染物等等，已经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案例。但矿山作为面积较大、污染情况较为复杂的区域，更适应采用综合修复的手段，而且情况越是复杂，各种修复方法越应兼顾。”

“我们重点要做的是真正当好环境修复师，让绿水青山回归，让原有的生态系统得到更好的恢复，为实现我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的目标做出贡献。”陈明如是说。这是地质环境工作奋斗的航标，也是每一位老百姓的期望。

核心提示

水，万物之本源，其进与退牵动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位于西北内陆干旱区的石羊河流域，是我国内陆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长期以来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影响，水循环平衡遭到破坏，地下水生态危机凸显，干旱区绿洲饱受威胁。地质科研人员通过长期调查研究，破解了天然绿洲退化防控关键，有力支撑了当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地下水位精准调控。

2020年3月4日，青土湖畔野鸭成群，碧波荡漾。姜爱平 摄

科研人员在测定包气带饱和渗透系数。王哲 摄

科研人员在读取气象数据。刘鹏飞 摄

一场小雪过后，站在甘肃省民勤县的青土湖畔，湖面波光粼粼，成片金黄的芦苇迎风飘荡，不远处沙丘起伏，一幅“大漠边塞，长河落日”的壮美景象映入眼帘。

当你了解青土湖的前世今生，便会觉得眼前这一汪湖水弥足珍贵。

青土湖所在的石羊河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4.16万平方公里，涉及以武威市为主的8个县区。石羊河形成的绿洲是防止北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汇合、拱卫河西走廊的生态屏障。

“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沙”，数百年来，石羊河经历了从水流泱泱到风沙茫茫、再到蒹葭苍苍的沧桑巨变。近年来，尽管绿色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延展，但石羊河仍是全国内陆河流域中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如何彻底摆脱成为沙漠的危机，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在石羊河流域开展了大量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和观测。调查研究发现，灌溉农田规模过大是天然绿洲生态退变的主因。对于一个年均降水量不到200毫米、蒸发量高达2600多毫米的干旱地区来说，地下水占总供水量的八成，而灌溉农业用水量占当地总用水量的86.57%，90%以上的天然绿洲生态退化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有关。

采补失衡，地下水生态危机凸显

从武威市向北60公里，就到了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它见证了石羊河流域人民与干旱抗争的曲折历程。

距今七八千年前，祁连山的冰川融水，从石羊河奔涌而下，滋养着古凉州地区，其冲积形成的肥沃绿洲农田，成为河西走廊的精华地带。直至明朝洪武年间，流域下游还是一片上耕下渔、湿地遍布的景象。随着气候干旱、冰川退缩以及人类活动的加剧，石羊河下游渐渐消失在沙漠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石羊河流域大面积垦荒种粮，灌溉农田面积不断扩增。这被认为是流域自然生态退化的主要动因。

根据遥感监测，与1970年相比，2017年石羊河流域耕地面积增加了1200平方千米，天然绿洲面积则减少了1850平方千米。也就是说，每增加1亩耕地导致1.5亩～2.0亩天然绿洲消失。

究其原因，还是干旱气候下水资源天然性匮乏和灌溉农田规模过大，加之上游山区长期大规模拦蓄出山地表径流。

当石羊河的流水引入农田仍不能满足灌溉需求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修建水库。于是，石羊河上游的8条支流上建起了7座水库，红崖山水库即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石羊河2000年流入下游民勤盆地的径流量是1957年的1/5。面对地表来水的减少，中下游地区就把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出路寄托于开采地下水，由此造成采补严重失衡，区域地下水位普遍下降10米～20米，局部地区达40米。

“气候干旱、地下水与地表水频繁转化是西北内陆河流域水循环的突出特点，造就了西北内陆河流域的生态格局，石羊河流域也不例外。”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聂振龙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流域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占比超过90%，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足10%。”

聂振龙团队将地调局部署的地质调查项目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相结合，组织地调局相关直属单位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河海大学、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石羊河流域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及生态功能保护研究与示范工作。

根据项目组的研究，流域水循环平衡过程决定了地表生态的区位特征和地下水生态功能特征。人类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民勤盆地水循环平衡格局：在上游，由于修建了大量水库，90%以上的出山河水被水库截留；在中游，渠系代替了天然河道，渗漏补给地下水的量显著减少，再加上地下水的大量开采，泉水溢出量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生态功能基本丧失。尤其是地下水位下降波及下游盆地绿洲—荒漠过渡带，导致这一带天然生态退化严重，地下水生态功能危机凸显，出现“沙进人退”的生态灾难。

遥感监测显示，巴丹吉林沙漠以1米/年～3米/年的速度向东南扩张，不断吞噬民勤绿洲，与腾格里沙漠呈现合围趋势，民勤地区成为了我国四大沙尘暴发源地之一。“每天被子和枕头上全是厚厚的沙尘，吃饭的碗底也有一层沙。”回忆起以前的日子，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治沙模范王银吉感慨不已。

关井压田，生态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地下水在西北干旱区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水位是地下水与地表生态关系中最重要的指标。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是湿地和绿洲退化的直接原因。国内外专家研究还发现，仅靠灌溉不能改善沙漠地区植被的水需求状况。相反，维持合适的和稳定的地下水位对干旱地区植被存活非常关键。

聂振龙告诉记者，根据大量历史数据、野外调查和原位观测的结果，维持研究区生态稳定的适宜地下水埋深为2米～5米，引起自然生态系统退变和灾变的地下水埋深分别为5米和10米。

他解释，当地下水埋深大于5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开始退化，出现自然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覆盖率下降或长势变弱；当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灾变，出现自然湿地干涸和土地荒漠化加剧。

以石羊河流域民勤盆地为例，对比历史资料与最新地下水测量结果，1960年代地下水埋深普遍小于5米，2019年地下水埋深普遍增大到10米～30米，局部地区达到40米，处于生态灾变水位以下，这是出现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2007年，国务院批复正式启动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通过关井压田、节水改造、水资源配置保障、生态建设、水源涵养，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据统计，十年间，石羊河流域关闭农业灌溉机井3318眼、压减农田灌溉配水面积66.3万亩；安装地下水智能化计量设施1.64万套；在流域南部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北部湖区实施易地搬迁2.4万人，流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2010年以来，红崖山水库不断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使得干涸半个世纪之久的青土湖“复活”了，形成了26.7平方公里的水面及106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

与此同时，民勤盆地大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出现缓慢上升，2010年～2019年地下水位上升0.7米～1.0米,生态退化情势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地下水生态功能仍未得到根本恢复，严重恶化区面积仍有1397.9平方公里。特别是盆地西部边缘一带，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下风口，是民勤绿洲保护的关键区带，目前地下水埋深仍为10米～15米，自然生态系统极不稳定。

“十多年的流域综合治理效果表明，这些地带地下水生态功能具有一定的可恢复性，只是恢复过程相对缓慢。”聂振龙表示。根据测算，按目前地下水位的回升速率，恢复至自然生态的适宜水位需要50年以上。

分区分级，实施地下水预警与管控

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重点治理工程踩下了石羊河流域无序开采地下水的急刹车，而守护荒漠绿洲、巩固提升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更考验人们的智慧。

要想尽快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一味限采显然不现实，还需要科学的评估和相应的技术方案。

青土湖往东行不远，就是腾格里沙漠。汽车在荒漠与沙丘间的公路上迂回行驶，窗外不时看到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其间稀疏地生长着几片草。

为了给地下水调控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项目组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的邓马营湖附近建设了一个野外试验场。试验场地处天然荒漠植被区和农田交汇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岩性较细，水位埋深较浅，在强烈蒸发作用下，浅层水质咸化、土壤盐化严重。

实验场占地近30亩，分为水位调控淡水灌区、水位调控混灌区、天然植被水位调控区、水量水质调控区四个主功能区。由一眼抽水井联通四眼辐射井持续抽水对地下水位进行面状调控，通过一系列设计，可以在人工调控和灌溉作用下对水和盐在大气—地表—包气带—地下水循环中的运移状况进行实时自动监测记录，并且能根据监测数据灵活调整生态水位调控方案。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项目组研发了“农田盐渍化管控与湿地保护水位—水量智能双控”关键技术，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和农田产量不减的前提下，提高地下水资源利用效率14.3%。

此外，项目组针对西北内陆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对地下水位强烈依赖的特点，创建了适宜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方法，构建了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农田安全及城市生态安全保障的分区分级预警与管控指标体系。

他们将石羊河流域划分了四个一级功能区: 一是自然湿地保护区，位于民勤盆地北部的青土湖湿地；二是天然绿洲保护区，位于民勤盆地农田与荒漠过渡带；三是农田安全保障区，位于武威盆地和民勤盆地人工绿洲分布区；四是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区，位于武威城区和民勤县城区。

项目组提出，在自然湿地保护区，以维持现状湿地面积为最低目标，确定地下水最低水位控制指标，严禁地下水开采。

在农田—荒漠过渡带为天然绿洲保护区，以土壤盐碱化临界埋深和地下水生态功能质变临界值作为水位约束指标，并由此确定水位约束下的开采量控制指标。近期以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为主要目标，禁止开采地下水。远期要注意将地下水位控制在土壤盐碱化临界深度以下，避免盐漠化。

农田安全保障区为地下水控制利用区，需综合考虑各区地下水补给资源量、土壤盐碱化临界水位及地下水开采对周边地区天然生态的影响等因素，确定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控制指标，并由此确定水位约束下的开采量控制指标。近期以粮食安全保障为目标，合理确定农田规模，适当压减地下水开采量，通过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远期要注意将地下水位控制在土壤盐碱化临界深度以下，避免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影响农田质量和产量。

而在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区，主要考虑地下建筑物的安全保障，合理确定地下水最高水位约束指标，统筹区域水位变化情况，适当开采地下水。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再建水生态平衡，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然，在西北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挤占生态用水，一味强调生态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也不现实，关键是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适度平衡点。”聂振龙表示。

因此，项目组建议，需要深刻反思西北干旱地区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利用的教训，高度重视西北内陆干旱区天然绿洲退化防控的关键是有效管控灌溉农田规模过大，有序重建流域水生态平衡，开展水、土、生态与人类活动相适应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精准管控，基于自然水资源承载能力，规划农用耕地开发利用规模和自然生态修复保护规模，探讨水资源和生态维持双重约束下适宜的产业结构布局，优先保护生态，适度推进城镇化，约束农业生产规模。

沿海地区土地受海水侵蚀发生海岸崩塌

国家海洋局近期发布的《2016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沿海海平面比2015年高38毫米，达1980年以来的最高位。而且，中国沿海近五年的海平面均处于30多年来的高位。受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累积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辽宁、河北和海南等省的海岸侵蚀范围加大，辽宁、河北和山东等省的海水入侵较重，高海平面加剧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风暴潮与洪涝灾害。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近年来海平面的快速上升？面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危害，应如何应对？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海洋地质专家。

全球气候变暖是海平面上升的根本因素

“全球气候变暖是海平面上升的最根本因素。”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环境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真告诉记者。

据夏真介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燃料导致温室效应，全球气温逐渐上升，直接导致海水膨胀、极地冰盖和冰川融化，从而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据研究，当温度为25摄氏度时，水温每增加1摄氏度，100米厚的海水层就将膨胀约0.5厘米。菲律宾马尼拉海域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因素所占比重约为1/3。此外，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盖，以及山地冰川的加速融化也是造成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估计，过去十年格陵兰冰原平均每年融化约3.03万亿吨，南极冰盖平均每年融化1.18万亿吨，格陵兰冰原所拥有的水量足以让海平面上升约7.62米。此外，许多小型陆地冰川也在加速融化，尤其高山冰川的融化速度明显超过大型冰盖，山地冰川融化在海平面上升的所有因素中所占比重约达1/3。

2016年我国沿海地区的海平面高位上升，有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的背景，同时更是受到2015~2016年的极端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影响。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印萍表示，受2015年夏季开始并在冬季达到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包括我国沿海在内的西太平洋海面温度降低，海平面上升幅度小，总体低于往年水平；2016年夏季受拉尼娜事件影响，西太平洋岸海水温度持续升高，海平面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导致我国沿海海平面异常，处于近30年来的最高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泥质海岸带地质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王宏则指出，具体到某一地区，海平面上升的原因还有地质因素（新构造下沉）、人为因素（抽取地下水引起的地面下沉）等局地因素，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起相对海面上升。

据夏真介绍，广东沿海的湛江市、海康城月镇、东莞麻涌、潮州南龙湖、汕头北下棠、潮阳西北西胪、海丰可塘等地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其中，湛江市地面沉降最大区累计可达110.35毫米。珠三角沿海地区软土地基分布广泛、厚度大，也易造成地面沉降。

此外，专家们还表示，区域海平面变化还受局地海温、海流、风、气温、气压、降水和径流变化等水文气象要素的影响，气温和海温升高、气压降低，海平面会突然升高。如低气压、强台风引起增水或风暴潮现象，风暴潮将海水推入封闭港湾也会导致海平面异常升高。

海平面的加速上升加剧了海洋灾害致灾程度

海平面的加速上升，已经成为海岸带的重大灾害。

印萍指出，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导致沿海地区低地被淹没和土地资源损失。而与海平面上升相伴的，还有台风强度、频率增加和降雨增多，从而加剧沿海地区风暴潮、海岸侵蚀、洪涝、泥石流等灾害，并引起河口内涝、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题。长期海平面上升还会影响城市排水系统、海堤和港口码头等安全标准。我国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沿海低地和河口地区受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影响最大。

“珠江三角洲绝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不到1米，现有约13%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若海平面再涨400毫米，那么珠三角1/4土地或变成海的一部分。”夏真介绍，渤海和黄海沿岸受海水入侵的威胁最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多受海水入侵困扰。2014年珠江口共监测到咸潮入侵8次，影响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咸潮入侵达15天。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由于海平面上升出现了严重的土壤盐渍化。

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加剧风暴潮灾害，增加超级台风出现的频率，还会加大洪涝灾害的威胁。当遇到天文大潮和季节性涨潮时，本已升高的海平面威力大幅增加，使潮水暴涨，影响区域更广，危害更大，原有的防潮工程功能减弱，海潮甚至冲毁海堤，吞噬码头、工厂、城镇和村庄。2008年，热带风暴“纳尔吉斯”袭击缅甸，风暴潮、巨浪和高海平面共同作用，酿成严重灾害，超过12万人遇难，约200万人受灾。2014年，广东省海域共发生风暴潮3次，造成全省直接经济损失60.41亿元。王宏也指出，上海、广州及天津这样的沿海大城市和沿海低地地区，特别是包括辽东湾、渤海湾、黄河三角洲、莱州湾、苏北沿海、长三角、杭州湾、闽浙小海湾及珠三角等泥质海岸带地区，因海面上升，使得致灾大潮高水位和风暴潮危害增强，沿海地区被高水头海水淹侵的程度和发生频率大大增加。

海平面上升还造成海岸侵蚀严重。海平面上升，海洋动力作用加强，使得海岸侵蚀加剧，特别是砂质海岸受害更大。海水易对堤岸下的海砂冲刷侵蚀，造成海岸坍塌后退。资料表明，我国70%的砂质海岸被侵蚀后退，有的海岸每年“后退”数米甚至数十米。深圳惠深沿海高速公路土洋收费站附近280米长的岸段受侵蚀，2010~2014年最大侵蚀距离为18.7米，平均侵蚀距离9.5米，建在岸边的篮球场完全消失。汕头潮阳区龙虎湾岸段侵蚀严重，导致部分堤坝崩塌，建筑物严重损坏，部分房屋墙角被掏空成为危房。

科学应对海平面上升及其带来的各种危害

海平面上升虽然是缓发性海洋灾害，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众的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应对？

印萍建议，一是应加强海平面上升观测系统建设，开展海平面上升、风暴潮灾害预测和沿海地区灾害风险评估，制定风险区划和减灾防灾战略；二是提高河口三角洲和沿海低地平原区防洪排涝标准，海岸防洪堤、港口码头和沿海城市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因素，并根据海平面变化趋势及时调整防洪标准和采取措施；三是开展海岸生态系统建设和滩涂修复，扩大红树林等滨海湿地面积，开展滩涂修复和养护，提高海岸带自然生态系统应对海平面上升的能力；四是严格控制沿海地区地面沉降，减缓相对海平面上升；五是完善海岸带避让制度，预留海平面上升的海岸空间，避免在高风险的避让线内建设重大工程和重要基础设施等。

夏真指出，要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影响，重新修订城市防潮排涝标准，减少海岸及海堤侵蚀冲刷程度，提升河道排涝能力，以适应海平面上升。加强地面沉降监测，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有效控制地面沉降，减缓相对海平面上升。在咸潮影响严重区，根据海平面上升幅度及季节变化情况，合理调配淡水资源，调整供水对策，保障供水安全。合理开发利用海岸，避免大规模破坏生态系统的开发活动，为滨海湿地、红树林、芦苇等滨海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及发展空间，提高其抵御和适应海平面上升的能力。科学围填海，保护滩涂资源，减缓海水对海岸的侵蚀冲刷。加强侵蚀岸段治理，保护海岸。修建加高加固围堤或其他防护工程，在围堤外侧种植红树林水草等植被，开展生态修复，构建生态系统与围堤相结合的立体防护网；采用人工补沙或固沙工程，建设沿海防护林，维护海岸沙丘及沙滩，科学应对海平面上升影响。开展海洋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监测工作，加强风暴潮、海啸、咸潮、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等海洋灾害的立体化监测，建立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处理、风暴潮预报的信息服务网络系统，强化海平面上升和相关海洋灾害的预警预报服务，全面提高沿海地区防御海洋灾害能力。在沿海地区向公众大力宣传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开展海平面上升危害的科普活动，增强公众对海平面上升以及风暴潮、咸潮等海洋灾害的防范意识，使大家自觉保护海洋环境，监督海岸带开发活动，避免无序非法用海。

王宏则建议，参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海面上升预测方法，做出不同的预案（包括最坏的）；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预先在保险业等相关领域开展调研与试点,例如提高海岸带开发的税收用于成立海面上升保险储备金等；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提高大众与传媒的认知。

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开展海平面上升专题调查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期关注海平面上升调查研究工作，在我国海岸带重点岸段开展海平面上升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调查海堤标高和地面沉降速率，开展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和风暴潮灾害调查，研究滨海湿地和岸滩修复技术，制定了重要沿海城市和临港工业区应急减灾方案等。在“十三五”开始实施的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工程中，将开展应对海平面上升专题调查和战略研究，在全国重点海岸带地区开展涵盖海平面上升影响调查研究的海岸带环境地质工作，编制重点区灾害风险区划，支撑服务沿海区域建设规划、港口核电等重大工程安全、减灾防灾等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据夏真介绍，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自1998年开始，先后在广东大亚湾、大鹏湾、珠江口、北部湾广西近岸、福建平海—浮叶海域，以及海南乐东—陵水海域开展了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研究，对海岸带的环境地质问题、滨海湿地（尤其是红树林）的生态环境、海岸侵淤及动力沉积作用、海水温度盐度和水质环境及海洋工程对环境地质影响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近年来，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影响及海岸带环境变化，广海局加强了对海岸带地区的地下水、咸水入侵及海滩稳定性监测，设立了《北部湾等重点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在广西和海南沿岸有重点地选择调查基线，采用多学科立体式的调查技术，进行了约10余年的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工作，建立了“三位一体”海水入侵监测系统，长期有效监测，定时采样分析；与海岸蚀淤监测剖面及调查基线结合，形成“陆海一体”监测体系。

王宏指出，要加强海岸带、特别是最易受海面上升影响的泥质海岸带地质工作；开展综合调查与监测，包括查明海岸线蚀淤、围海造陆区块稳定性、地下水位与水质变化、毗邻浅海区地质环境变化，以及新构造活动等，并重视相关基础科学研究。王宏强调，在地质历史时期海平面变化研究方面，国内的整体水平明显落后，尤其对于地质历史时期海面变化的背景情况、变化规律与预测研究几乎为空白，是当前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在应用地质方面，要主动介入海岸带重大工程（如围海造陆）的地质环境评价工作，提供高水平的公益性地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