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什活村俯瞰。 琼中县政协 供图

“1小时卖出了近百箱琼中山鸡肉，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海南琼中美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凌告诉记者，山鸡畅销，得益于近日自然资源部扶贫办联合部宣教中心、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主办的“哇声一片”电商扶贫直播项目。此次直播吸引了80余万人次参与，成交229单。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海南岛中部，是自然资源部的定点扶贫县之一。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从政策、项目、产业等多个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勤劳的黎族、苗族同胞，正在谱写着脱贫致富的幸福欢歌。

2019年6月，琼中县通过了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县脱贫退出专项评估验收，成为海南省第一批脱贫摘帽县。截至去年年底，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退出5940户23930人，44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04%。

发挥部门优势 精准实施扶贫项目

去年11月，琼中县黎母山镇榕木村给自然资源部送来一面写有“饮水思源”的锦旗。榕木村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真心感谢自然资源部帮他们解决了多年来的饮水难题。

自然资源部挂职琼中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安涛介绍，榕木村的饮水工程是按照自然资源部精准脱贫总体工作部署，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负责在贫困集中连片缺水区实施的安全饮水示范惠民工程。

根据区域地质分析，榕木村周边地质构造不发育，是打井找水困难区。武汉地质调查中心通过详细的地面调查，按照“构造控水、裂隙导水、空间蓄水”原则精准部署，成功打出2口示范井，单孔涌水量分别达603吨/日和187吨/日，切实解决了榕木村与新进农场5000余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实现了“一户一表一龙头”的供水目标。

榕木村只是自然资源部在琼中县实施安全饮用水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自然资源部通过在琼中县开展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目前已建成11口集中供水井，覆盖16个村民小组，总涌水量达3324吨/日，各项水质检测指标均达到安全饮用水标准，满足了群众急需。

琼中县地处山区，地形条件复杂，起伏较大，表层风化严重，在降水、震动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影响下，极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为此，自然资源部在营根镇什金钗村小组建立了典型泥石流灾害监测预警示范点，通过监测雨量、土壤含水率、泥石流冲击断线及野外视频监测，助力当地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在琼中实施了海南岛热带特色农业区生态地质调查项目，编制了琼中县生态地质背景系列图件，探明该县分布有清洁土壤370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90%以上；在营根—湾岭地区开展1∶5万农业区生态地质调查，探明湾岭镇连片分布着绿色优质富硒富碘优质园地25.6万亩，达到A级绿色食品产地要求，为该县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打造特色富硒现代化农业产业品牌提供了支撑。自然资源部还安排项目经费1200多万元，选取琼中县红毛镇番响村开展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试点。

推进产业扶贫 增强群众“造血功能”

琼中县位于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74%，当地许多村庄“美得让人心动”。但是，老乡们的日子却过得不宽裕。

精准扶贫，首要是精准。去年，自然资源部安排扶贫资金180万元支持黎母山镇建设琼中山鸡林下生态循环养殖基地。基地占地240亩，建有2个山鸡肉鸡场和1个蛋鸡场。截至今年3月底，该基地共饲养山鸡苗14批次约9.68万羽，出栏山鸡约7.8万只；饲养绿壳蛋鸡5批次约 2.41万羽，产出绿壳蛋近80万枚。“该项目实施以来，吸纳了黎母山镇贫困人口约320户1381人抱团参与，已累计分红42万元；9名贫困群众在基地务工，一个月下来能有3600元。”王安涛告诉记者。

有了产品，如何卖出去？自然资源部采取了多项措施帮扶。一是开展消费扶贫，组织部机关、相关单位采购琼中山鸡蛋、山鸡肉、小黄牛肉、红茶等农特产品，去年销售总额30余万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琼中农副产品滞销，部相关单位进行消费帮扶，累计采购了12.9万元农副产品。二是借助极地科考和远洋科考平台，推动琼中农特产品成为“雪龙2”号极地科考船和“向阳红06”号远洋科考船的后勤保障品，帮助县属国有企业——海南琼中美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农产品170万元。按照合作协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将连续3年从琼中县定点采购农副产品。

打造“富美乡村”，不仅要美，更要富。在番响村，来自自然资源部的驻村第一书记徐岩介绍说，番响村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可以依托生态核心区和红色文化富集区的优势带动村域整体发展。眼下，村里正积极创建土地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示范村镇。

徐岩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在他看来，要想富，既要苦练内功，利用自身优势增强致富能力，也要引进外部资源。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先后投入77万元为番响村建设农家乐、工艺品加工等旅游配套产业；投入70多万元为南美村小组建设公共蚕房20间；投入18万元建成了44亩红毛丹种植基地；投入50多万元为道响村小组和番响村小组分别新建100平方米文化室、4间公共蚕房。

“扶贫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王安涛说，“摘帽”并不是终点，脱贫的成果还需要持续巩固提升。产业扶贫是直接有效的方法，也是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通过产业发展，让群众走上长久富裕路。

坚持扶贫先扶志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为从源头上彻底转变贫困群众中存在的“等靠要”思想，自然资源部在“扶志”上也采取了政策宣传、培训教育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群众的自主发展意识，调动其创业就业的积极性。

去年，自然资源部为琼中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特困户、重度残疾户中的449名品学兼优学生发放了“海洋奖学金”35万元；分别在琼中民族思源中学、湾岭镇学校和黎母山学校举办校园科普讲座暨捐资助学活动，捐赠了10700册图书和价值2.5万元的学习用品。同时，为琼中县44个贫困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技术人才等举办专题培训班；组织专家赴定点扶贫村开展基层干部、实用科技人才队伍、富硒农业种植和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等专题培训。此外，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和南海局海口中心站分别与琼中县红毛镇番响村党支部、长征镇新平村党支部开展了党建“结对子”工作，互相学习借鉴，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

“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技术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带动激发群众的潜能，最终实现全体致富的目标。”王安涛信心满满地说。

9月25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举办2018年第三季度＂道德讲堂＂和＂好人事迹报告会＂。西安地调中心参加中国大洋49航次第五航段科考工作的郭周平、王国强两位同志分享了他们在西北印度洋的科考工作经历。

郭周平首先介绍了49次大洋科考项目背景及简况、工作任务、行程安排，重点展示了参团成果；王国强以“向阳红10归来”为主题，侧重介绍了科考生活点滴及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对野外临时党支部在这次科考中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困境”中体现出的同志们相互帮助、集体至上、敬业爱岗、不忘使命的精神，感受颇深。两位同志的报告真实朴素、生动鼓舞，展现了西安地调中心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风采。

此次活动是西安地调中心积极响应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陕西省科技工委有关文件精神，在西安地调中心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实践活动之一，旨在用身边事激励身边人，积极开展岗位践行、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活动由西安地调中心党委办公室承办，在职支部（总支）委员、各业务部门科技人员等近40人参加。

8月末的哈尔滨凉爽怡人，清风将人们从南方烈日下带过来的酷热与狂躁都赶走了。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岩矿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承办，地调局实验测试中心协办的第十届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学术报告会暨第四届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青年论坛于8月28日-8月30日在哈尔滨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地质、环境与实验测试”。会议收到论文43篇，其中大会特邀报告13人，青年论坛报告30篇。

中国地质调查局环境监测院张进德教授对我国矿山环境的宏观概况和矿区水土风险现状作了详细分析，介绍了矿区水土污染调查与防治的有效研究方法，并对水土污染防治对策和未来发展提出富有远见和中肯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李献华研究员阐述了离子探针对锆石/斜锆石定年技术，着重从技术方面介绍了怎么提高精度和准确度，以及怎么提高空间分辨率。地调局实验测试中心沈亚婷副研究员以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区为例，从土壤-植物重金属总量、元素的生物可利用性、食物链模型研究、人体内重金属元素含量等方面详尽分析了铅锌矿区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特征，评估了矿区污染给人带来的健康风险，并对污染物在生物链中的传递途径及其人体组织的代谢模式等进行了深入探索。

加拿大地质分析技术专家邵友彬先生介绍了粉末进样ICP光谱分析技术的新设想、新装置及其在勘察地球化学样品分析中的运用和前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粉末进样ICP光谱分析的大门，为有效解决ICP需制备溶液的繁杂前处理问题和实现绿色分析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值得探索的途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察研究所马生明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勘察勘察地球化学与分析测试”，从地球化学家的角度对地质和地球化学样品的选择、样品收集、样品分析提出了要求，并阐述了元素含量、元素形态等多种元素信息在地球化学勘察中的重要作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郭冬发研究员从国内、国际标准方法质量控制方案系统介绍了铀、钍、镭的分析方法。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察研究所的张勤研究员介绍了课题组研制的新型气体发生-原子荧光光谱仪和新型固体粉末压片机，前者在仪器耐受酸度、仪器光学系统、低温点火装置等方面实现了改善，后者实现了更大压力下的粉末压片。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林学辉高级工程师介绍了海洋地质实验测试的两大类实验测试对象：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沉积物，并介绍了相应的实验测试技术。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郑松高级工程师介绍了贵州省铜仁市优质水资源的调查研究成果，发现了近270多处优质水资源，为贵州省大力发展水资源产业、确保优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琳研究员从同位素参考物质的建立、双标准同位素校准，以及同位素标准物质现存问题多方面介绍了稳定同位素标准物质的研制及其在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同时，本次会议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青年论坛”。该论坛面向40岁以下对的年青科研人员，主要围绕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领域的基础和前沿领域展开研究热点、争论的论述，在选题新颖性、前瞻性，参赛者思维活跃性、洞见力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展开竞赛，恪守公正、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现场报告和专家无记名评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肖志斌获得一等奖；孙晓艳、徐国栋获得二等奖；张世涛、马海萍和汪双双获得三等奖；时磊、于亚辉、陈园园、郭潇潇、李增胜、韩梅、邓晓燕、张向阳、李艳广获得优秀奖。该论坛得到了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相关科研单位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为我国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全面展示科技水平和能力及成就的平台，加速发展、培养、扶持了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推动了我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技术的发展。

在全国地质分析工作者和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的努力下，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学术报告会已连续举办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国地质分析水平已显著提高，年轻地质分析工作者的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明显增强，本届青年论坛的科技水平和研究实力大幅度提升，整体科研水平已不逊于国际。他提倡地质科技工作者在日常科研和生产实践中，能发现、思考更多的科学问题，解决科研一线的技术难点，下大力寻找、探索科学与技术的突破口。

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地质学会第八届岩矿测试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的37名代表踊跃发言，对今后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和中肯的建议。第一次专委会对专业委员会的有关事项作出了相应决议，商定了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

第十届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学术报告会暨第四届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青年论坛的召开，加强了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为推动全国地质与地球化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促进地质实验工作者与国家地质工作的紧密结合、发现并培养年轻地质分析家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冶金、建材、化工、环境保护等行业研究院所、分析测试中心及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等相关单位、企业等约15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海洋六号”收缆起航

“海洋四号”科考船在南极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

2016年12月28日14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所属的“海洋六号”船从智利最南端城市蓬塔起航，直奔南极，执行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任务。参加科考的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的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何发光：重返南极的见证者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1/3。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是4人一个房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通信条件差，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那时，观测气象变化主要依靠人工。有一次，极地突发气旋，而“海洋四号”正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才稳住了。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2016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加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海洋六号”南极科考工作开始筹备，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作了充分准备。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信联络设备，还可以定时接收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更是有了很大改善，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

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新一代大洋南极科考中坚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蓬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10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蓬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作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况、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对极地工作的重视。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4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天然气水合物高分辨率三维地震探测技术”在南海北部海域圆满完成了为期一周的功能性海试，检验了项目研发设备的三维地震作业能力和兼容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次海试以“向阳红01”科考船为搭载平台，广州海洋局联合了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西安虹陆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多家参研单位，以实际作业标准对自主研发设备的技术指标和系统兼容性进行了检验。

本次海试测试的主要对象为项目研发的三维小道距多道地震采集记录系统、双缆240道3.125道距的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电缆、双子阵25KJ等离子体震源、轻量化集成拖缆尾标、双联电缆绞车等。海试时严格依据实施方案，逐项对设备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在确保所有设备均满足作业条件后，最后进行研发设备与“向阳红01”船上配备的综合导航定位系统、RGPS定位系统、电缆定深定向系统联机作业，采集了11公里的有效地震数据，完成了双源双缆三维地震作业收放试验，实现了19.2米窄缆间距、3.2米震源间距的三维地震采集方法，充分验证了研发设备的性能和系统兼容性。

海试结束后，项目组认真总结了功能性海试的结果，罗列不足之处，分析查找原因，落实改进方案，为下一次海试做充分准备。

电缆安装调试

双子阵等离子体震源

并排摆放的地震电缆集装箱和等离子体震源集装箱

功能性海试初步叠加剖面

 4月21日上午，由陕西省地质调查院联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产业专业委员会、汉中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年汉中天坑群第六次国际联合科考成果座谈会”在西安顺利举行。会议对汉中天坑群第六次国际联合科考取得的重大进展进行了展示和交流，并就汉中天坑群成因机理、价值体系构建及保护利用等方面展开充分研讨，为未来进一步拓展汉中天坑群调查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汉中天坑群第六次国际联合科考以前五次科考成果为基础，以洞穴探测为中心，开展了基础地质、水文地质、旅游地质等多方面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

科考团队通过地下潜水、橡皮艇漂流、洞穴单绳等手段对小南海台原区地下河系统进行了洞穴探测，考察地下河和洞穴8处，约4千米，竖井深度约350米。天星岩地下洞穴系统探测长度延伸到9300米，为南郑区目前发现的最大洞穴系统。回军坝村向阳坪黑窝天坑底部地下河首次探测长度1400米，天星岩天坑附近竖井、老龙池洼地竖井共探测350米。采集宁强大鱼洞、冒气洞、大佛洞等不同层位石英砾石、石英砂样品5件；采集镇巴天悬天坑碳酸岩岩芯样品3组。发现多处超大规模洞穴大厅，充分证明了该区域岩溶演化过程中所处的古地理及古气候环境与现在的地理与气候环境差异明显，为该区域地理及气候环境演化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法镇沙河一带，通过地质路线调查重新厘定了碳酸岩区与非碳酸岩区界线，即二叠系与志留系地层角度不整合接触界线。考察研究认为，小南海地区地下河洞穴的发育主要是由三期断裂构造引起的。天坑主要是早、中期构造叠加、岩石破裂，加之地下河作用塌陷形成。

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和地下水示踪试验等技术方法，重新对小南海台原面地下河系统进行了系统解析，探明了天坑与洞穴地下水及地表水的演化模式及补给排泄规律。

初步确定了南郑区小南海地区地学旅游线路、宁强禅家岩天坑群地学旅游线路。对龙头山陡崖、伯牛天坑、天星岩地下河、白水洞泉水及后河村峰林等地进行景观地理学考察和规划。对青石关村和秦家坝村建设地质文化村进行了可行性评价，为当地旅游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党委书记、院长洪增林作了题为《汉中天坑群多元价值体系构建》的主旨演讲。报告聚焦天坑价值与应用，重点探析了汉中天坑群生态经济价值、生态社会价值、生态人文价值，提出多元价值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一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发展理念，把生态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作为汉中天坑群的环境生产力要素，着力构建“天坑+”的生态经济价值体系；二是依托汉中天坑群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一江清水送京津”的战略地位，着力构建生态社会价值体系；三是充分利用汉中天坑群区域的文化优势，有效整合其特有的宗教信仰、自然崇拜、尊生观念及生态伦理，建立天坑群区域生态人文价值体系。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兰新哲对陕西省地调院实施的汉中天坑群项目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工作开展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以汉中天坑群国际研究基地为载体，加大加强汉中天坑群科学研究深度；二是以陕西省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中心，持续开展岩溶地质多学科交叉科技创新研究；三是以汉中天坑群这一世界级地质遗迹资源为科普对象，做好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工作。

国际洞穴联合会副主席、捷克洞穴协会主席兹德内克·莫提契卡介绍了本次中捷联合科考成果。捷克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迈克·菲利皮介绍了小南海地区相关地质工作进展。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陈伟海研究员作了《中国的岩溶景观与洞穴》的主题报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李荣社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杨建华教授、长安大学李荣西教授、陕西理工大学周天华副教授分别围绕此次国际联合科考成果作了交流发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联合科考尤其是对小南海地区最大的地下洞穴系统——“天星岩”和“伯牛天坑”地下系统进行的考察成效显著，为摸清小南海西部地区的地下洞穴系统连通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次联合科考的圆满结束，标志着汉中天坑群地质遗迹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迈出了新步伐，即将开启汉中天坑群多元价值体系研究与应用的新篇章。

历时3年、连续6次的汉中天坑群大型科考，初步揭开了汉中天坑群的神秘面纱，探明了天坑的基本类型、分布特点、成因机理等。在此基础上，陕西省地调院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大汉中天坑群区域内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力度，推动地质资源向地质经济转化，把地质科研工作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助推当地绿色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步伐，为陕西“三个经济”建设贡献地调力量。

11月5日至11月17日，应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邀请，以国际洞穴联合会副主席、捷克洞穴学会主席兹德内克·莫提契卡为领队的捷克考察团一行八人，联合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及广西南宁洞穴俱乐部，对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小南海镇进行了第五次中国-捷克汉中天坑群联合科考。

此次中外联合科考是在前四次科考的基础上，以洞穴探测为主，重点对小南海镇的岩溶洞穴和地下河进行调查、探测。同时，还开展了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古生物、地质遗迹等方面的调查，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东方剑齿象化石

在洞穴探测方面，考察重点集中在小南海岩溶台原面，即天星岩-白水洞地下河流域、观音洞地下河流域。其中，天星岩-白水洞地下河流域涉及天星岩天坑、地下河、上层洞穴（干河沟瀑布）；观音洞地下河流域涉及回军坝乡向阳坪黑窝洞穴、鱼洞地下河、老龙池洼地竖井。同时，还对天星岩下层地下河洞道、湖泊，上层支洞及区域地形地貌进行了测位和地貌调查。此次共考察8处地下河和洞穴，探测地下河和洞穴约4千米、竖井深度约350米。新探测的天星岩地下河主洞道1800米，发现的世界级地下岩溶湖泊长约500米，宽5米~50米，深60米~80米。截至目前，共探测天星岩地下洞穴系统长9300米，为南郑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洞穴系统。回军坝村向阳坪黑窝天坑底部地下河目前探测长度1400米，深度为150米，宽5米~30米。天星岩天坑附近竖井、老龙池洼地竖井共探测350米。

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通过地质路线调查在法镇沙河一带重新厘定了碳酸岩区与非碳酸岩区界线，即二叠系与志留系地层角度不整合接触界线。罗惹坪组发现了火山碎屑岩及火山角砾岩夹层，对该地区地层沉积、构造环境具有重要的对比研究意义。结合前期调查研究，通过此次考察发现，小南海地区地下河洞穴的发育主要是由三期断裂构造引起的，早期以北西向为主，中期以北东向为主，晚期局部呈近东西向。天坑主要是由于早中期构造叠加、岩石破裂，加之地下河作用导致塌陷而形成的。

同位素测年现场

在水文地质调查方面，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和地下水示踪试验，重新对小南海台原面地下河系统进行了分析，小南海台原面西部汇水经伯牛坑，流经天星岩主洞，由白水洞排出，暴雨时，地下水部分由龙王庙洞排出，二者为一个岩溶地下水系统。台原面东部观音洞地下河系统目前推测由回军坝和黄家山地区的消水洞和地下暗河组成，其地下河系统还需进一步做工作。同时，此次还对宁强禅家岩地区矿泉水样品进行了多点采集。

在古生物调查方面，探险队在天星岩地下河洞穴中发现了东方剑齿象化石，丰富了区域古生物样本库，对研究该区岩溶洞穴形成演化的古环境、古气候具有重要意义，将成为秦岭地区古动植物化石研究的热点。

在地质遗迹调查方面，在宁强禅家岩镇新发现4处基础地质类地质遗迹点、2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点。在南郑小南海镇干河沟村天星岩天坑附近新发现竖井，底部有一大型瀑布，取名瀑布洞，瀑布洞长700米、深160米，通过竖井与天星岩相通；在南郑小南海镇何家坝新发现岩溶漏斗群。

在同位素测年方面，前期已获得汉中岩溶洞穴罗汉洞、大佛洞、洞洞天洞、李家洞内石英砾石宇宙成因核素埋藏年龄约为54万年~151万年。本次采集宁强大鱼洞、冒气洞、大佛洞等不同层位宇宙成因核素埋藏测年石英砾石、石英砂样品5件，镇巴天悬天坑宇宙成因核素暴露测年碳酸岩岩芯样品3组。

在旅游规划路线调查方面，在小南海镇龙头山、青石关村、秦家坝村、法镇后河村等地进行了旅游景观调查，完成调查路线20千米；通过在龙头山陡崖、伯牛天坑、天星岩地下河、白水洞泉水及后河村峰林等地取景，不仅对该区旅游景观进行了初步规划探讨，还对青石关村和秦家坝村建立地质文化村进行科普示范保护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价。

“雪鹰601”固定翼飞机 新华社发

“海洋六号”科考船 马强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月初，来自中国的“海洋六号”科考船完成了它的南极“首秀”，离开南极附近海域。而在南极中山站，“雪鹰601”飞机也已开始了它的正式业务化运行，中国科考队的考察空间因此拓展到南极上空。正如第33次中国南极科考临时党委书记、领队孙波所言，“本次科考开启了中国南极海陆空立体化协同考察的新纪元”。

中国南极科考结束“单船”时代

从1984年11月我国首次开展南极考察至今，共有“向阳红10号”“J121号”“海洋四号”“极地号”“雪龙号”等科考船相继担任极地科考任务。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雪龙号”是我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也是我国最大的、唯一能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考察船，更是我国进行极区科学考察的唯一一艘功能齐全的破冰船。多年来，单船考察一直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常态。

在本次科考中，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海洋六号”于去年12月正式加入了科考队列，与“雪龙号”并肩作战。这是自1990年我国首次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后，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科学考察。“海洋六号”本次创下多项第一，实现了我国首次在南极海域开展大范围、全方位、立体式的海底地形地貌“摸底”建模工作，第一次通过实测获得南极海底地热流数据，通过多波束测量方式第一次获得了南极海域海底资料。

未来，我国南极科考单船突进的模式将为多船配合所取代——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已于2016年年末开建，并将于2019年投入使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袁绍宏透露，新船将与“雪龙号”一起，初步形成我国的极地科学考察船队。今后“雪龙号”将以后勤保障支撑为主，兼顾走航综合观测调查和数据采样；新船将以极区海洋科考调查作业为主，“届时将大幅提升我国极地科考研究能力”。

“雪鹰601”实现南极科考的航空突破

2017年1月8日，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功降落南极冰盖之巅，并从昆仑站极寒环境下起飞返航。孙波认为，这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成功实现该类飞机首次降落冰盖最高区域冰穹A，这在国际南极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成功降落昆仑站，彻底告别我国南极内陆野外考察没有空中力量支撑的历史。三是“雪鹰601”作为高效科研和保障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为我国在南极开展空中考察积累了经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

此后，“雪鹰601”搭载全套科研设备再次起飞，正式进入业务化应用阶段，我国南极科考的“航空时代”由此来临。为满足科考需求，“雪鹰601”专门进行了科研改装，搭载了探测冰雷达、航空磁力计、航空重力仪、航空摄像机、激光高度计和高精度差分GPS等设备，俨然一个移动的空中实验室，它从2015年以来为中国南极科考服务已催生多项成果。

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队副领队张体军表示，中国的南极航空保障能力已覆盖至南极洲东部冰盖最高点，未来以昆仑站为作业基地，向更广南极内陆腹地开展航空科研调查将成为可能。

南极内陆考察钻取深冰芯突破800米

从1984年首次南极科考算起，我国已经迈入南极33年，在南极大陆上相继建成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四站，跻身南极考察大国之列。其中，昆仑站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Ａ西南方向约7.3公里处，是南极地区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恶劣的科考站之一，这里也是我国南极科考内陆考察的重点区域。

据孙波介绍，今年昆仑站科研人员开展了全面的科研工作，科考内容涵盖了历次南极考察的全部学科。其中的首要工作，就是完成了深冰芯钻探科学工程的现场实施。考察队本工作季完成深冰芯钻探66回次，钻进深度达到146.21米，并获取相应冰芯样品。目前总钻进深度突破800米，在现场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复杂冰层钻进经验，总结了更为丰富的复杂工况钻进参数优化组合。所获取的深冰芯具有高保真性，记录了气候环境演化规律的重要参考指标，这对于了解过去的气候变化、认知当前地球气候阶段并预测未来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中国南极科考迈入了立体化时代，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表示，极地考察空间和范围不断扩展，有效增强了我国在极地的实质性存在，在恶劣环境下可随时抵达南极大陆任何区域开展考察和研究作业能力，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目标。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2日 01版）

当地时间1月5日晚，执行我国南极第33次科考任务的科考船“海洋六号”驶入南极半岛麦克斯威尔湾，与正在这里进行卸货作业的“雪龙号”科考船顺利会师。这是我国第三次实现“两船并进”的南极科考规模，也标志着我国极地科考正在进入“多船多站”的全新阶段。

在南极夏季阳光的照耀下，橘红色的“雪龙”船在麦克斯威尔湾口外停泊，蓝白相间的“海洋六号”鸣笛环绕一周向其致意，并在船舷上打出了“向雪龙船致敬问好”的横幅。两船去年分别从上海和广州出发，各自通过澳大利亚和智利航线驶抵南极，航程均超过1万海里。

按照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要求，两船在邻近海域建立了通信联络，保障通信畅通，并及时通报各自作业情况和各自工作安排，共享资源会商天气形势，以便相互配合。

此前，我国南极科考“两船并进”分别出现在1984年首次科考航次和1990年至1991年度第七次南极科考航次。其中，首次南极科考由“向阳红10”号远洋综合考察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共同执行；第七次南极科考则由“极地”号和“海洋四号”科考船共同执行。其余航次则多数由“雪龙”船独挑大梁，以“一船一站”或“一船多站”模式承担了我国南北两极科学考察和物资运输的绝大部分任务需求。

但在业界人士看来，随着中国从极地科考大国向极地科考强国转变，越来越多的科考船和专业船舶投入极地任务、开启“极地模式”，已是大势所趋。目前，我国在南北极已经分别设有长城、中山、昆仑、泰山、黄河等多个科考站点，而更多的、新的科考站点也在建设与筹划之中。为满足日益提升的极地海洋科考需求和极地运输保障需求，去年底，我国新一代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已经开工建设，预计于2019年投入使用。

届时，新的破冰船将和“雪龙”船一起执行极地科考和运输任务，两船间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人员物流转运接口和平台、救援系统联动平台，可以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以更多样的组合方式开展极地海洋调查考察保障。

此外，随着当前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广泛、高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其它专业性科考船加入极地科考序列也成为当务之急。何高文介绍说，在第33次南极科考过程中，“海洋六号”和“雪龙”船就各有侧重、互为补充。除极地站点的物资运输补给任务外，“雪龙”船的工作重点集中在“雪龙探极”、环境调查、陆地勘测、天文观测等领域，而“海洋六号”则主要执行包括多道地震、多波束测量和地质取样等在内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专项调查，从而为了解极地地质与环境演变提供更多数据资料支撑。

据了解，目前我国“向阳红”系列科考调查船也有望参与极地专项调查。何高文说，每艘科考船都是我国极地人才培养的“流动基地”，新的科考船加入，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极地科研人才可以通过项目搭载、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快速成长，“从‘海洋四号’到‘海洋六号’执行南极任务，相隔了26年，但我们相信下一次‘海洋六号’参加极地任务不会再隔那么久了。”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从1984年我国首次开展南极科考工作以来，正是依托一代代“极地人”的不畏艰苦、奋力前行，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极地科考的大国，还朝着极地科考强国的方向稳步迈进。

12月21日，“海洋六号”船来到了南极小镇——智利篷塔。这里是智利最南的城市，也是南极科考船补给的最后一站。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海洋六号”船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这次行程不仅让他见到了企鹅、海豹和冰川大陆，也让初出茅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南极科考的艰难困苦。

“海洋四号”船隶属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它执行的这次科学考察，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三分之一。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数是4个人一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所有房间的水龙头都关掉，只留厨房一个水龙头，大家要洗脸刷牙冲凉，就拿桶到厨房去接水。在南极的几十天，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要过春节了，为了给大家弄点水洗个澡，船上用缆绳牵着水管从长城站上取了一次水，费了很大劲。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通讯、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给每位科考队员也只配发了三件服装御寒。尤其是，气象预报条件还比较差，每天要依靠人工观测气象变化，由于极地气候状况变化莫测，科考船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差点船毁人亡。当时，极地突发气旋，“海洋四号”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终于稳住了。当晚，降下暴风雪，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船钟上被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今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与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开始筹备开展南极科学考察这项工作，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做了充分的准备，自己投入精力也比较多，也比较早就报名了。应该说，和26年前相比较，现在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现在去南极，没有以前想象的难度那么大了，有信心完成任务。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备，可以定时接受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增加了很多人性化的内容，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一般科考队员或单间或两人一间，有独立的卫生间，生活居住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新增了通讯卫星网络设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篷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十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篷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做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括、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是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的最后疆土。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重视极地工作的态度。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