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模正在扩大，特大型城市也已进入地下空间资源开发的高速发展期。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还存在差距。欧洲城市地下空间建设已开展大量工作，2013年至2017年，欧洲科技合作计划提出了城市地下空间行动，该行动联合了英国、法国、芬兰等17个地质调查机构、22个科研院所，针对欧洲十几个城市的地下空间可持续利用、管理，以及地下信息的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与评价。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持续跟踪了欧洲科技合作计划城市地下空间行动的进展，编译了《欧洲科技合作计划城市地下空间行动第一工作组系列报告》《欧洲科技合作计划城市地下空间行动第二工作组系列报告》，旨在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该系列报告归纳和总结欧洲都柏林、格拉斯哥、赫尔辛基等12座城市地下空间建设情况，内容涵盖地下信息和规划、数据采集和管理、地下地质三维建模、地下水和地热的监测和建模、岩土建模与危害、地下地球化学、以及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地下信息，同时针对不同地理环境的城市，提供了上述几方面良好的实践案例，并从城市和国家层面介绍了具体的做法。系列报告的推出加强了该计划领域地球科学家、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沟通，促进了行动地区地下知识在城市规划和发展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利用。

地质资料是人类探索地球的认识积累和客观记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数据资源。

记者从8月3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的全国地质资料数字化建设与服务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已完成34.7万档上千万件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率超过99%。目前，我国数字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地质大国中首屈一指。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分布图

“十二五”以来数字地质资料总量增长示意图

“十二五”以来数字地质资料服务总量增长示意图

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负责同志在回答中国矿业报社记者提问时称，从2002年开始，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成果地质资料电子文件汇交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93号），从制度上保证了新汇交的地质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地质资料的汇交管理现已进入常态。我国已建立了地质资料统一汇交和分级管理制度，国家重点实施项目地质资料汇交率达到100%。

我国已积累海量权威地质资料

众所周知，地质资料广泛应用于地质调查、地球科学研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国土空间开发、城乡规划建设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国土资源部储量司司长鞠建华表示，充分发挥地质资料的作用，既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工作，节约资金和时间，提高地勘工作效率，降低矿产勘查风险，又可以让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成果，吸收社会资金投资矿业，更好地为我国矿业发展创造条件，对我国矿业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还可以为推动深地探测等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宝贵的资料。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海量权威的地质资料。”据鞠建华介绍，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馆藏成果地质资料共计50.22万档（1506万件），其中基础地质调查资料31064档、海洋地质调查资料463档、矿产勘查资料274401档、水工环地质勘查资料97876档、物化遥勘查资料32193档、地质科学研究资料46198档、技术方法研究资料4357档等；原始地质资料共计147.45万件，其中基础地质调查和非油气等矿产勘查的原始地质资料77.6万件，委托保管油气、海洋原始地质资料69.85万件；包括委托保管在内的我国馆藏实物地质资料有岩（矿）芯约103万米，标本约11万块，光薄片约14万片，样品约144万袋。

数字化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

当然，地质资料具有获取成本高、难以重复获取、再利用价值高的特点。由于新的地质工作业务领域大大扩展，地质资料的内容和信息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这给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通过对破损和模糊纸质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可以极大地延长馆藏珍贵地质资料的保管和使用寿命。记者了解到，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纯纸质地质资料达35.03万档（1051万件），需要全面数字化，便于更好地保管和共享利用。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加快了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数字化进程，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地质资料数字资源积累快速增长，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全面实现以纸介质为主向以数字化为主的跨越。

“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已完成34.7万档（1041万件）历史形成的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率超过99%。”鞠建华说，2002年以来各级馆藏机构已接收数字化地质资料15.19万档（456万件），目前我国地质资料数字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据悉，除了河南、安徽、广西、西藏、甘肃等几个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地质资料数字化率均已达到100%。

此外，我国还建成了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为实现地质钻孔资料永久、安全保管，提供更直观明了、关联性强、可重复利用的数字化钻孔地质资料服务，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组织开展地质钻孔资料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建成包含有90万个钻孔（累计进尺2.4亿米）的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其中包括数字化钻孔柱状图93万张、勘探线剖面图37万张、工程布置图6万张和样品分析结果表144万张。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汇聚了我国重要成矿带、重大经济区、主要城市群、生态脆弱区等区域的重要地质钻孔数字化资料，为更方便、更快捷、更充分利用我国钻孔地质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创地质资料服务的新局面

地质资料的数字化提供了便捷的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地质资料保护水平和服务效率。

据介绍，2011年~2016年，全国数字地质资料服务量持续增长，2016年度服务量为2011年度服务量的3倍多，同时纸质地质资料提供利用频次逐年降低。地质资料数字化使网络服务成为最主要的服务方式，2016年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到馆服务量2.4万人次，网站服务量187万次，占年度服务总量的99%。

依托数字化成果，可以实现地质资料在线浏览和信息查询，大大缩短了服务等待时间。鞠建华介绍，对地质灾害的应急响应时间从3天缩短为2个小时，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地震和四川茂县山体垮塌等重大灾害发生时，均及时快速地提供了应急数字化地质资料包服务。

“特别是前不久在四川九寨沟县7.0级地震发生后仅35分钟，就快速提取超过300档震区地质资料，在互联网发布了地质资料专项服务，为震后救援、灾情预测、重建等提供应急支持和辅助决策，同时根据现场需求及时进行其他地质资料数据处理，全力支撑应急搜救工作。我们的应急响应速度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鞠建华表示。

此外，地质资料的数字化还丰富了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为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公众需求，我国建设了1∶5万等系列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1∶20万等系列水文地质图数据库、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数据库等各类数据库服务产品，开发了格尔木-库尔勒铁路、“西南三江”重要成矿带等专题服务产品；制作了1∶5万区域地质图、1∶20万区域地质图等系列公开版服务产品；深入分析挖掘数字地质资料历史和档案价值，制作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地质矿产史料展、中国首批地质学生毕业百年实习报告展等展览展示服务产品，社会反响强烈，地质资料工作得到广泛宣传。

记者了解到，全国地质资料馆目前还提供定制服务，如为库格线铁路选线集成了基础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等资料，为国家地下水水质监测工程提供了黄河、淮河、海河、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集成水文地质数据信息，为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和保障民生等重大工程提供了数据支撑。

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日前在京举行了揭牌仪式。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研究机构，业界有着诸多疑问。为此，中国矿业报记者专访了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主任王京彬，请他就这个机构成立的背景、定位、作用、目标、运作等做了全面的介绍。

矿产资源全链条绿色评价技术体系（资料图）

中国矿业报：请问成立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王京彬：主要是基于我国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不断加大，而矿产开发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责无旁贷，绿色勘查和绿色矿业发展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为此，决策部门开始行动。2009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作为申办采矿许可证的前置条件之一，逐步健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制度体系；2010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推进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思路、原则与目标；2011年“发展绿色矿业”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中央就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第一个全面专题部署文件，明确把发展绿色矿业、加快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具有里程碑意义；2017年5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全过程，引领和带动传统矿业转型升级。”

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一系列地质环境调查和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支撑绿色矿业发展。《中国地质调查局“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将大型资源基地资源环境综合调查作为重要矿产资源领域4项主要任务之一，并且在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土开发与保护、基础地质支撑等计划中部署了一系列地质环境调查项目。

相关单位开始积极行动。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在推进“青海省多彩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项目中，建立了绿色勘查多彩模式；贵州西南能矿集团第一个出台了绿色勘查企业标准；成都探矿工艺所建立了绿色勘查技术团队，加强技术开发和应用示范……

这些探索难能可贵，而且成效显著，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永远在路上。如何解决单一化、局部化、区域性和碎片化的问题，从矿业全产业链的高度来构筑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标准、规范、制度，并提供可供参考甚至推广的示范与模式，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矿业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需要可靠的技术及智力支撑机构，要有提供技术支撑的“领头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决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殷切期待之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顺利诞生。

中国矿业报：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的业务定位是什么?

王京彬：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从事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的学术性非法人组织。面向绿色矿业发展和国家资源基地建设，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以矿产资源基地为基本单元，以支撑服务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采、生态环境修复（闭坑）全链条绿色评价研究为重点，系统开展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生态环境“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在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三个方面的评价研究：一是基于生态环境的矿产资源技术经济可行性评价，回答在考虑生态环境成本的条件下是否是“矿”的问题；二是资源勘查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性评价，回答勘查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范围及可修复性的问题；三是勘查开发活动自身的绿色化评价，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实现资源勘查开发最优化和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

通过系统的评价研究，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将为建立一套矿产资源全链条的绿色评价技术标准（指南、规范等）体系提供科学依据，为优化勘查开发布局和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工作部署提供咨询建议。

中国矿业报：中心目前确定了哪些研究方向？

王京彬：目前我们主要针对资源基地地质环境和生态系统调查与研究的薄弱环节，系统开展矿产资源的资源潜力、开发条件和环境影响一体化评价，构建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采、生态环境修复（闭坑）全链条绿色评价技术支撑体系。

具体来说，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目前主要有以下4个研究方向：一是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二是绿色勘查与资源技术经济环境影响评价；三是绿色矿山评价体系、监测示范与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研究；四是矿产资源全链条绿色评价技术标准（规范）研究与成果集成。

中国矿业报：中心在打造全链条绿色评价体系方面，确立了什么样的发展目标？

王京彬：我们计划通过10年左右的持续努力，逐步建成世界一流的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为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以支撑服务绿色矿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理中心工作为目标，以矿产资源基地为基本单元，针对生态环境评价薄弱环节，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开展资源基地的资源潜力、开发条件和环境影响一体化评价，构建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采、生态环境修复（闭坑）全链条绿色评价技术支撑体系，争取成为矿产资源基地绿色评价创新与合作交流平台、矿产资源全链条绿色评价信息集成与服务平台、绿色评价标准（规范）制定与管理决策技术支撑平台、绿色评价新理论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平台。

中国矿业报：能否谈一下为了达成10年的目标任务，中心做了哪些具体工作规划？

王京彬：为实现总目标，中心制定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任务。2017~2018年，建实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以完善结构、资源基地综合调查为重点，通过对业务中心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人才结构、合作网络的不断完善，夯实业务中心的发展基础；完成好综合地质调查示范项目，在集成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的技术方法流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和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提出“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技术要求”建议和项目部署建议，支撑引领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工作。

2019~2020年，建成国内一流的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以全链条绿色评价和标准（指南、规范等）研究为重点，建立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采、生态环境修复等阶段的绿色评价关键指标体系、技术方法流程；初步提出或完善各阶段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建议，优选和推广绿色调查、勘查、开采和生态环境修复先进技术，促进绿色评价成果转化；建设国内一流的矿产资源绿色评价应用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示范推广中心，引领矿产资源基地绿色评价工作。

2021~2025年，跻身世界一流的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行列。以示范推广和国际合作为重点，优化完善矿产资源全链条各阶段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矿产资源全链条绿色评价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突出成果集成与示范推广，加强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以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把中心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有力支撑中国矿业“走出去”和国家“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合作，促进全球绿色矿业发展。

中国矿业报：作为依托单位，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将为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提供哪些支持？

王京彬：作为矿产资源绿色评价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在中心建设及运行期间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主要表现在：

一是具备科研-调查-勘查-开发-环境治理修复完整的技术-产业链，为开展矿产资源全链条绿色评价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技术支撑。作为一个长期服务于工业部门的研究和调查机构，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有着独特的产业背景、人才优势、专业综合优势和长期积累，有突出的找矿业绩和矿山开发经验，形成了科研-调查-勘查-开发一体化的新机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矿产勘查开发和环境修复技术产业链。

与此同时，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含下属单位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地质钻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施工等甲级地勘资质，甲级测绘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甲级施工单位资质，地质灾害危险性甲级评估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等。

另外，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正在实施的东天山、赤峰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基地综合调查二级项目，以及在实施的承德生态文明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和3个矿集区（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子项目，将从项目层面有力支撑“研究中心”建设。

二是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拥有6家境外上市资源公司，相对熟悉境外绿色勘查先进做法和技术要求，有助于高起点借鉴境外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经验。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及其下属企业在立足国内地质工作的同时，抢抓“走出去”机遇，海外地勘项目聚焦重点国家，形成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老挝等海外“根据地”，在16个国家拥有60个探矿权和采矿权。依托海外风险资本市场，境外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南加州奥德山超大型金矿、加拿大魁北克HR超大型铜–镍–铂族矿、埃塞俄比亚VMS铜锌金矿、西澳铀矿、坦桑尼亚金矿、苏丹北部金矿、智利铁铜金矿、老挝纳勐铜矿，均取得突出的找矿效果。目前，中色地科公司是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上市的奥卡黄金公司、东非金属公司、金股矿业公司和北方镍矿勘探公司，以及在澳大利亚证交所上市的英特金属公司、英特铀矿公司等6家境外上市的初级资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形成支撑美洲、非洲、澳洲等主要资源大区海外风险勘探的上市公司群。在多年的海外合作实践中，较系统地学习和初步掌握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业发达国家，在地质矿产勘查、矿业开发、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和技术规范要求，便于“研究中心”结合我国国情更好地学习借鉴，取得与国际标准规范对接的研究成果。

三是具备人才和技术设备优势，可为中心运行提供人才和科研条件保障。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当前人员精干、装备精良，主要技术骨干人员大多承担过复杂地质条件下国家、部（省）或大型以上地质调查或勘查项目，能够解决工作中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及下属控股公司近年新购置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仪器500多套，自主研发了超低空高精度磁测系统和井中三分量高精度磁测系统等设备，拥有实施各类地质调查项目的能力。

四是具有有色金属产业背景和有色地勘领军地位，可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示范推广。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作为有色地勘系统的领军单位，隶属于国资委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是中国地质学会矿山专业委员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地质矿产分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地质学术委员会的挂靠单位，与有色金属矿业企业和有色地勘单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代表行业部门，每年以“三会一奖”为抓手，组织属地化有色地勘单位与矿业企业的改革发展经验交流和资源地质、民生地质成果交流会，承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找矿成果奖评选，具有较强的行业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有利于“研究中心”工作的推进和研究成果的示范推广。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高；动能转换加快，新业态蓬勃增长；内需结构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助推传统行业焕发新风采；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体系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动能与质量不断调整，地质勘查工作延续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在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探索中积蓄转型升级新动能。

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形势

自2013年开始，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进入了调整下行阶段，目前进入萎缩期的第6个年头。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面临的政策环境、投资结构、专业结构等继续深度调整，地质勘查工作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1.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2017年政府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地质勘查的管理政策，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原国土资源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方案》等。2018年上半年，这些管理政策逐步落地，各地配套细则文件先后出台，地质勘查活动准入条件进一步明确，政策效应日益显现，地质勘查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贵州、安徽、河北等省份先后公布了其生态保护红线，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边界与范围。从已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看，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比很多专家原先预想的比例要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新疆、甘肃、湖南等省份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退工作，明确了退出原则、退出方式、补偿机制等细则，目前已完成部分探矿权、采矿权的退出与注销，为其他地区矿业权清退工作积累了经验。随着政策环境的明朗和稳定，市场对地质勘查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图1 2011～2018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

2.地质勘查投入降中趋稳，新动能力量不断增强

2018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行。（图1）初步统计，上半年地质勘查投入74.79亿元，同比减少7.2%，降幅与2017年上半年（减少8.5%）有所收窄。其中，中央财政26.91亿元，同比减少1.9%；地方财政22.94亿元，同比减少30.7%；社会资金24.95亿元，同比增加13.7%。社会投资自2013年以来首次回升，表明随着地质勘查政策环境趋于明朗，投资者对地质勘查市场信心有所回升。与2012年峰值相比，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投入下降了66.6%，降幅逐年收窄，地质勘查市场或已进入本轮周期的底部区间。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的供需调整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质勘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明显成效，新动能驱动作用不断增强。

地质勘查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的地质勘查投入持续下滑，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勘查投入不断上升。上半年，矿产勘查投入37.06亿元，同比减少13%，锡矿、铝土矿、金矿等矿种勘查投入降幅尤为明显。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投入13.65亿元，同比增加3.3%。矿产勘查投入占比从2012年的81.2%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49.5%，自2006年以来这一比例首次低于50%。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投入占比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8.3%。城市地质调查、农业地质等进一步得到加强。

3.矿业市场延续回暖态势，拉动矿产勘查社会投资企稳

2017年上半年标普金属价格指数经历温和回调后进入上行区间，至2018年初升至高位，上半年整体走弱，但与去年上半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上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有色类）变化与之类似。受价格温和回调影响，我国采矿业利润增速有所下滑。2017年采矿业实现利润4586.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61.6%；2018年1~5月实现利润2333.6亿元，同比增长41.6%，增速有所减缓，但是显著大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6.5%）。受采矿业利润增加影响，社会企业对矿产勘查市场前景的信心有所恢复。2018年上半年，矿产勘查社会投资19.94亿元，同比微升5.8%，扭转了2013年以来持续下降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矿业市场行情好转的形势下，地方财政投资上半年同比大降32.4%，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不断加大的环境保护压力下对矿产勘查投入更加审慎的态度。

4.矿产勘查增储占比持续上升，初级勘查动力不足

2012年以来，全国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数量逐年减少。2018年上半年，实施的矿产勘查项目数量延续减少趋势，同比减少25.6%。从不同勘查阶段来看，完成详查与勘探的矿产地比例在逐年增加，由2012年的56.5%增至2017年的65.8%；与此同时，完成预查与普查的矿产地比例在逐年减少，由2012年的43.5%减至2017年的34.2%。这表明，在矿产勘查投入持续下行形势下，矿业权人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对已发现矿产地的后续勘查工作，目的是增加资源储量，而不愿意投入到新发现矿产地的初级勘查工作，初级勘查动力严重不足。

从单位资金投入效果来看，近两年铜矿、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所获得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有所增加（图2）。按照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对于铜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资源储量2011年～2015年平均为48.3吨/万元，2016年～2017年增至79.9吨/万元。对于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资源储量2011年～2015年平均为9.2千克/万元，2016年～2017年增至24.4千克/万元。这也表明，矿业权人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加资源储量的后期阶段勘查。

图2 2001年～2017年铜矿与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变化（按照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

5. 深地探测稳步推进，向深部进军战略成效初显

2016年，自然资源系统全面实施“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经过两年的努力，向深部进军战略成效开始显现。2018年上半年，国家863计划“深部矿产资源勘探技术”重大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突破了2000米以浅矿产资源勘探方法、技术、装备障碍。启动于2013年的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成功完井，“松科二井”最终井深7018米，攻克了高温钻井、固井、测井和超长井段连续取心等关键工程技术，为万米超深井科学钻探提供了技术储备。“山东省莱州市吴一村地区金矿普查”项目深部探测钻孔终孔深度3266.06米，新探获金资源储量近20吨。近年来胶东地区深部找矿探明一批大型、特大型金矿床，新增金资源储量近2500吨，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区。在首批3个3500米深度地热勘探钻孔开钻后，上半年雄安新区深部地热勘查顺利推进。

地质勘查形势展望

我国地质勘查工作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勘查结构在不断调整、工作方式在不断变革、工作内容在不断丰富、工作领域在不断拓展。短期来看，全国地质勘查工作将延续深度调整趋势，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新兴的地质勘查工作将持续拓展与壮大。预计全年地质勘查投入降幅将有所收窄，同比下降10%左右；随着全球矿业市场回暖，矿产勘查社会投资或出现微弱回升，战略新兴矿种等矿产勘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生态地质等将不断拓展。

1. 长期来看，矿产消费与开采由快速增长期进入高位波动与分化期，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将持续分化

1995年～2017年，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经历了稳定增长、快速增长与增速显著放缓的变化。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大宗矿产品消费量可能达峰值并出现微降（图3），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高位趋稳，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2018年上半年，全国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2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6%，比第二产业高17.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由此可以判断，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的刚性总体上将有所弱化。

图3 1995～2017年大宗矿产品消费量与人均消费量变化

图4 1995年～2016年我国矿产资源开采量变化

2012年以来，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增速显著放缓，于2014年达到峰值110.82亿吨，到2016年降至101.47亿吨，比峰值降低8.4%（图4）。2017年统计数据尚没有全部出来。2017年煤炭产量34.45亿吨，同比增长3.2%，比峰值低13.3%；铁矿石产量12.29亿吨，同比下降4.0%，比峰值低18.8%；水泥产量23.4亿吨，同比下降3.1%，比峰值低6.4%；十种有色金属产量5501.0万吨，同比增长2.9%，增速下滑0.1%。2018年1月～5月，原煤产量同比增长4.0%，铁矿石产量同比下降0.1%；水泥产量同比下降0.8%；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3.2%。这些数据表明，2017年～2018年上半年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延续了前几年的高位波动趋势。

随着不同矿种消费量与开采量增长的分化，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变化将随之分化：持续下行、波动趋稳或继续上行。

2. 短期来看，随着全球矿产勘查回暖与矿产品价格上涨，我国矿产勘查市场或将在下行周期中出现回升波动。

2017年，全球金属矿产勘查投入79.50亿美元，同比上升14%。SNL预测，随着金属价格上升与企业对矿产勘查市场信心回升，2018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将上升15%～20%。2018年6月，SNL修正了对未来3年的金属价格预测，除了银和铁矿石外，其它金属2018年平均价格将高于2017年。

2006年～2016年，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与全球走势基本同步。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实现触底回升；而我国矿产勘查投入继续下行，且降幅有所扩大，表现为与全球趋势的“偏离”。这一“偏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关。面对政策的不断收紧和矿业权退出条件的不确定，社会投资人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减少或暂停对矿产勘查的投入。2018年上半年，矿产勘查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不确定性减少，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加5.8%，反映了社会投资人对矿产勘查市场信心有所回升。随着全球矿产勘查市场持续回暖和矿产品价格上升，预计矿产勘查社会投资将延续上半年的微弱回升态势。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投入大幅度减少，全年矿产勘查投入可能仍将继续下行。

3.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生态地质等地质勘查新增长点将继续拓展

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是地质勘查工作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地质勘查在瞄准当前需求的同时，在实践中将围绕长远需求不断拓展，培育并壮大发展新领域。一是服务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推动将城市地质工作纳入城市管理主流程，以雄安新区、成都天府新区为代表的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快速推进。二是服务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修复，推动地质与生态融合形成生态地质工作，承德市综合地质调查探索出了地质建造+小流域的综合调查+生态关键带监测的技术框架。三是服务民生与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等“地质+”多元化调查评价。四是服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推动地质环境监测网与其它监测网协调运行。五是服务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水土污染调查与治理。

对策建议

一是稳定地方财政地质勘查投入。地方财政对地质勘查投入大幅度减少是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下降的主要因素，其原因可能与日益趋紧的环保政策有很大关系。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能源和其它重要矿产资源需求总量仍处于高位。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持续的能源资源保障，仍然是地质勘查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扭转矿产勘查投入逐年快速下降的趋势，建议地方政府谨慎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稳定对地质勘查工作的长期投入。

二是加强矿产资源初级勘查政策扶持。受矿产品价格波动、政策变化、地质变异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矿产勘查是一项高投资、高风险的市场行为。发达国家虽然有成熟的市场融资机制，但也普遍对草根勘查实施鼓励性扶持政策，降低企业从事矿产勘查的风险。形成政策稳定、市场透明、可以预期的友好投资环境，对于矿产勘查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国家加强对矿产资源初级勘查的扶持力度，扭转矿产资源初级勘查日益萎缩的趋势。

三是加强深部地质勘查技术攻关。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进行，近地表、出露区矿产资源找矿空间的不断缩小。城市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等迫切需要加强对深部探测技术的研发。深部矿产勘探、地热开发、地下空间利用等仍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需研发深部探测的方法、技术与设备。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