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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我国的地下水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受不同区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影响,环境变化的差异性明显,急需掌握地下水环境现状以及工业化过程对我国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地下水质量与污染状况。

     

    首次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2005年1月28日,在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国家决定重点启动黄淮海平原(30万平方千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4万平方千米),总面积约34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并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建立地下水污染预警系统,为有效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

     

    国家此举旨在查明全国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保护区划,建立地下水水质与污染预警系统,为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完善饮用水水质标准、保障饮水安全和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依据。而在当时,我国已完成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但仍然面临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与测试技术相对落后的难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继朝“临危受命”,承担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示范项目。

     

    熟知孙继朝的人都了解,这位出生于1957年3月的水文地质环境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在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方面,是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的开拓者、杰出的水文地质学家。

     

    他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工作至今;先后负责筹建环境同位素实验室和全国大气降水同位素监测站网,任专题组长、水环境研究部主任;1995~2000年先后赴德国和日本进行合作与学术交流;目前正在负责项目“鄂尔多斯自流水盆地地下水富存规律研究”和“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环所创新基地——“环境同位素应用研究和水环境研究”学科带头人,先后获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地质调查局首届杰出地质人才称号等多项荣誉。参加工作30多年来,孙继朝创新了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引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不断进步。他心系水工环地质事业,带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绩,为国家提交了多项重要成果。

     

    从无章可循到有据可依

     

    2005年开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是我国首次开展区域性地下水污染调查的示范性项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与之前开展的地下水资源调查在取样、质控等技术方法体系上是不尽相同,没有章法可依。

     

    孙继朝带领团队在引进消化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通过实践总结与创新,取得了一批丰富的成果,尤其在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方法、取样技术及图件编制等方面。

     

    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孙继朝团队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与技术手段,获取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创性数据,为本次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工作区实际,孙继朝团队探索性地建立了一套我国地下水污染野外调查、取样、送样及质量控制技术方法体系,对有序推进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做出突出贡献。

     

    孙继朝团队还针对国内有机分析实验室技术能力进行了全面调研,先后引入香港某公司实验室微量有机分析测试技术及采样质量控制技术,促进了国土资源部门实验室建设,还自主研发了定深取样设备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针对评价存在的问题,孙继朝团队制定了地下水水质与污染评价的层级阶梯评价方法,使地下水无机化学指标评价和有机化学指标评价分层评价,将地下水质量评价和地下水污染评价有机结合,继承发展了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评价方法和综合研究理论为我国其他相类似地区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孙继朝团队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重点对区域水化学系统背景,地下水污染源及污染因子和高铵地下水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深入解读污染发生发展过程;查明了地下水污染现状、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防污性能进行了评价,为解决成果应用形式问题,以动态观点编制了我国第一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图集,对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该团队还建立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地污染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为该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应用平台。

     

    孙继朝还作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编写DZ/T0288-2015《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和DZ/T0290-2015《地下水水质标准》,为我国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

     

    构建现代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体系

     

    在此次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的过程中,孙继朝还在实践基础上开拓创新,带领团队构建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全流程现代化取样分析技术体系,其成果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

     

    整个技术体系的创新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成功研制系列取样器并解决痕量组分采集技术难题,发展高效实用的现场调查技术及离线萃取技术,快速准确地查明了重点地区地下水污染状况;二是通过高分辨率遥感解译调查土地利用类型与污染源分布;三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构建了有机分析实验平台;四是组织开发集成了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现场高效探测水、土、气污染指标50多项,识别污染源、污染途径与污染源;五是应用物探和遥感技术调查水环境污染,探索高效率解译地下水污染晕,解析不同年代地表水土污染状况的综合方法。

     

    该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1项技术被《南南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适用技术手册》收录,在2011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显著提高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水平。

     

    成果应用服务社会民生

     

    在实施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过程中,孙继朝将创新的技术方法通过培训传授给项目负责人及技术骨干。

     

    自2005年起,历时十年,孙继朝负责实施的我国主要平原盆地44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终于完成了,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也随此结束。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孙继朝编写了《关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初步结果的报告》和《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多个省份的环保、水利和国土资源部门的规划以及项目实施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在进行综合研究基础上,他还系统分析了我国地下水水质污染分布和演化趋势,编制提交了《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提供基础数据。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平原及丘陵区地下水质量总体尚好,存在“六高”特征,即高铁锰、高硬度、高硫酸盐、高氟、高砷和高溶解性总固体;地下水已呈现“五化”及“三大类污染”,即盐化、硬化、硝化、酸化和多样化,以及氮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微量有机污染。该项工作通过开发集成的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两次为中央办公厅污染督察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表扬;通过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及成果,为制定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还有力支撑了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等工作。

     

    带出一支富有开创精神的团队

     

    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团队的支撑。在十余年的地下水污染调查中,孙继潮逐步培养了一支创新能力强、业务娴熟、作风硬朗的青年队伍。孙继朝团队多次获“河北省省直文明处室”称号,由于业绩突出,2010年还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

     

    孙继朝还将国外微量有机分析技术引入了地质行业,目前已建立了21个有机分析实验室,培养专业测试人员近百人;建立了质量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了地下水有机分析测试及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能打硬仗的团队,锤炼也并非朝夕之功。野外是最磨练意志的环境,最直接演练的战场。孙继朝总是身先士卒,常年带领团队奋战在野外一线。在实施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过程中,带出了一支攻坚克难的精锐队伍。

     

    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异常艰难,源头隐匿扑朔,耗时耗力。为了识别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经常探寻污水沟、垃圾场、危险废物处置地等场所;为查明补给区状况,研究人员需要爬山涉水,追根求源;为了调查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常常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为了完成紧急任务,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当所有人“谈疆色变”时,孙继朝带领团队挺进了南疆。他的队员中,有人家中有年迈住院的老人需要照顾,有人扔下刚断奶的孩子,但他的团队面对工作的态度都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从来没有人提过个人的困难和要求。莎车暴恐事件发生时,这支调查队伍前夜刚刚离开莎车;喀什地区地震刚过,他们抵达喀什调查……没有人因恐慌而停止工作。他们中的部分技术骨干因为过度劳累和长期接触毒害化学物质,身体已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但他们从未抱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如今,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已确立为中国地调局50个工程之一,目标任务及今后十年的努力方向已基本明确。孙继朝作为该工程的首席专家,承担了团队方向引领的作用。

     

    新的航向已定。我们将寄望于我国主要含水层水质与污染调查工作及成果尽快取得新进展,为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保障和环境健康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的开拓者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打开探索深地幔物质的新窗口

    为进一步提高项目组人员野外安全意识,增强野外生存技能和自我防护能力,切实保障野外工作顺利安全实施,329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组织召开2017年野外项目出队安全培训会暨野外安全工作部署会。培训由郑州综合利用所副所长、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郭珍旭主持。 

    格尔木野外工作站杨项林站长受邀对大家进行了野外出队安全培训。杨项林站长围绕野外生存与地质工作概况、气候特征与进驻青藏高原注意事项及要求、野外项目组安全生产管理、野外地质作业安全基本要求、特殊环境、气候野外地勘安全作业、特殊区域地勘安全作业要求、野外地质调查危险因素与辨识、野外安全行车、绿色勘查与民族团结、事故报告及救援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利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近年来野外作业事故救援案例展开了深入剖析,并就大家提出的野外出队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会上,郭珍旭副所长重申了局2017年地质调查野外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有关精神,同时就加强研究所2017年野外安全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项目组出队前及出队期间做好安全培训并保存记录;二是认真落实车辆安全,明确项目组人员行车安全监督责任,后勤中心从严把关车辆会审;三是各二级项目严格落实外协项目安全监管,要开展安全检查;四是科研人员出差途中也要时刻注意安全,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放松。 

    郑州综合利用所所领导、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各地调项目组人员、业务处室人员及全体驾驶员40余人参加了会议。 

     

    野外出队安全知识讲解 

     

    现场交流 

    郑州综合利用所组织开展2017年项目野外出队安全培训

     

    唐菊兴在高原。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不久前,“最美野外科技工作者”中央媒体采访团在西藏采访了唐菊兴,并且到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感受地质工作的艰苦,以及甲玛矿区的今昔巨变。

    身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主任的唐菊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耕耘了二十余载,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丰收时节——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2013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国地调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201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时间最长的一个

    在2012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个项目也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国际上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造山系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这一重大的成果背后,凝结着成百上千名地质工作者数十年在野外的心血汗水,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西藏,从三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脉再到阿里地区,他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高原。多吉院士感慨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每年都多次见到唐菊兴,他对地质工作的执著、激情和热情,在最艰苦、最危险、外部环境最差的地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值得所有地质工作者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就开始详查工作,不过,由于当时将“海底喷流成矿”理论作为矿产勘查的理论指导,重点是对浅部的铅锌铜矿体进行勘查,因此先后探明铜铅锌资源量108万吨后就再无大进展。2006年起,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铜矿勘探评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浅成“海底喷流成矿”观点,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开展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加以佐证。

    唐菊兴带领研究团队做了细致的基础工作,认为甲玛矿床存在斑岩成矿体系的勘查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随后,在2008年,他开始组织团队通过钻探施工来初步验证结论。

    在青藏高原进行钻孔施工,按照惯例,钻孔深度达到地下三四百米时还没有见矿就会放弃了,然而,当唐菊兴到现场看了岩芯,并认真研究分析后,他提出,角岩型矿体下面肯定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于是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在钻孔深度达到500米时,终于发现厚度达到200多米的铜矿体,世界级大矿甲玛铜多金属矿从此揭开序幕。2010年,又在甲玛铜山南坑发现了一处矿体,仅这一处提交的铜资源量就接近原来15年提交的铜资源量。到2013年9月,矿区新增的铜几乎是原来15年提交量的14倍。

    像这样的奇迹随后在雄村、铁格隆南、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不断发生,对前人成果,继承但不盲从、在继承中创新,使唐菊兴团队找矿成果不断。21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找矿理论,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在西藏探明并新增资源总量相当于18个大型铜矿、18个大型金矿、6.9个大型钼矿、11个大型银矿、2个大型铅锌矿。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1984年,刚满20岁的唐菊兴从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他参与导师王成善主持的“玉龙铜矿似层状矿体成矿作用定位预测研究”,从此与青藏高原结了缘。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据统计,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最初去西藏,从成都出发要走一个星期,一路颠簸不说,还会遇上大堵车,有一次竟然堵了一个星期,一到夜晚,大家冻得瑟瑟发抖,蜷成一团,他戏称自己是“团长”。当然,在高原上工作,当“团长”的次数绝不在少数。

    在高原工作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这时,唐菊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不管是一起出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带着野外实习的学生,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信赖他。团队成员刘治博说:“在高原出野外,大家就是生死与共。”就拿过河来说,由于没有桥,过河时都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然后一口气冲过去。一旦汽车在湍急的大河中熄火或是被石头卡住无法前进,就需要一个人下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然后用另外一辆车把它拉出来。这时,总是唐菊兴蹚着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央去把钢缆挂好。他说:“我是项目负责人,高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另外我在水乡长大,水性也比他们好一些。”一次,在藏东类乌齐开展土壤测量,正在过河时,藏族技术员古桑突然脚下一滑落入水中,他本能地大叫“唐老师救我”,唐菊兴听到呼声,急忙扔下手中东西,游过去一把抓住古桑,将他救了起来。

    今年西藏雨季特别长,唐菊兴带着几个人去阿里一个铜矿检查,返程时陷车了,唐菊兴拿着工具一会儿到前面挖车,一会儿到后面推车,同行的学生想上前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看着浑身泥水的老师感慨万分:“不光是专业,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等把车挖上来,唐菊兴拍了拍身上的泥又继续赶路。他告诉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在藏北遇到陷车时,我们把棉被、军大衣都往车轮下塞过。”

    唐菊兴常戏称自己是个“爬山匠”,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攀登,让他征服了地质科学高峰,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地质人才。

    “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

    在学生们眼中,“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有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写写随笔,抒发对生活琐事和野外工作的感慨和感悟,不仅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还时常引用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歌手的歌词。

    唐菊兴的细腻还表现在与藏族同胞的交往上。在野外时,如果需要到沿途的藏族同胞家中休息或补充一些干粮,他都坚持付钱,尤其是遇到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真诚,他们是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十多年前,唐菊兴率队在雄村金矿外围的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工作,暂住多吉家,并邀请多吉到项目组担任翻译。平时大家一起上山工作,回住地后又聚在一起品尝青稞酒和酥油茶。后来,唐菊兴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一旦有人路过达那答乡,他就会托人给多吉捎些小礼物,从大人的毛衣、小孩的学习用品到多吉喜欢的啤酒,东西不多,但传达的是朋友间深厚的情谊。

    “有些藏族同胞愿意过现代生活,从西藏目前现实看,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最可靠的依托产业就是矿业了。”唐菊兴说。因此,每到一地开展项目,首先就是到当地村庄调查了解人员情况,尽可能雇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当翻译、向导、后勤工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手把手教他们相关工作。

    “甲玛矿区萨玛龙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熟练的样品加工工人。”唐菊兴介绍说,在甲玛矿区工作期间,他们将岩芯保管和加工工作委托给这个村,村里则轮流安排每家派一个人参与保管和样品加工工作,唐菊兴团队就耐心地教他们劈样、粉碎加工、样袋标号等。经过几年锻炼,这些人完全掌握了样品加工程序和质量要求。“只要有这样的岗位出现,这些人不用培训就可以变身现代产业工人了。”

    2014年9月底举行的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代表评选活动中,唐菊兴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个人。

    高原攀登二十余载,霜华悄悄染鬓间,如今他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地质工作未来就看你们了。”但是了解他的学生们都知道,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只怕等到明年5月去不了野外,唐老师就急了。”

    初心不改高原情

    2017年1月20日19时24分,湖北省南漳县城关镇便河村三组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部署,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刘传正带队立即赶赴现场,为当地政府部门应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

    在现场抢险救灾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专家组从地质灾害的角度展开了灾害区及周边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开展了专业监测预警工作;划定了危险区;分析了崩塌灾害成因;预测了残留危岩体稳定性,确保救灾队伍安全,避免发生二次灾害。

    1月21日,专家组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工作组进行了会商。针对灾害发生的原因,专家组与当地工作组交换了意见,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针对类似地区特别是人口密集区、重点公共设施、高陡斜坡等危险地段实施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避免类似灾害发生;二是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划成果的宣传推广,及时、全面宣传调查评价成果,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三是加强对建设工程的安全选址管理,从源头上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现场调查

    灾害现场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应急技术指导中心)为湖北南漳...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海洋六号”科考船使用最新研制的6米深海岩芯取样钻机在西太平洋海底成功实现5.86米富钴结壳岩芯取样。

    “海洋六号”在南极开展多道地震勘探。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在西太平洋实现了海洋地质调查多项突破:“海马”号在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首次搭载ROV钻机作业,首次开展富钴结壳厚度在线声学原位探测,首次在富钴结壳矿区开展6米深海钻机应用……

    从多金属结核到富钴结壳,从热液硫化物到深海稀土资源,从南海到南极……几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和远洋调查研究团队秉持“科学、责任、和谐、进取”的科考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不断开拓新领域,探寻深海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先后执行了10个航次的科学考察,总航程20万公里,历时近1000天,近600人次参加,谱写出中国远洋科学考察和深海资源调查的宏伟篇章。

    海底探宝,拓展我国资源战略空间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目前已发现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稀土等矿产资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对象。

    为了维护中国稀土资源大国地位和国际海底权益,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深海稀土资源前期研究。2013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与远洋调查与研究团队率先在中太平洋开展了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证实了深海沉积物中存在一种有别于陆地的“大洋型稀土”矿床类型。经过2014年~2016年的调查,在中、西太平洋分别圈定两个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潜在稀土资源量可观,并初步掌握了深海稀土资源分布特征,系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探技术方法。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和深海稀土资源成矿远景区的圈定,为今后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成果也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一。

    多金属结核富含钴、镍、铜、锰等重要的战略金属资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主要在东太平洋开展了20多年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大洋协会于2001年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调查与研究,查明了我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资源状况,确定了可能的试开采矿区,估算了合同区不同类型的资源量。

    2012年,“海洋六号”船执行中国大洋27航次科考任务时,在西太平洋海盆发现了大量高覆盖率、高丰度多金属结核,这些结核几乎均为非常完美的球状,且粒径较大,位于海底沉积物与海水界面较浅的位置;而之前发现的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多金属结核普遍为不规则的椭球状、碎屑状、菜花状、连生体等,大小不一,埋藏相对较深。海上现场对这些多金属结核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其钴元素高达0.5%,是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钴元素的2~3倍,因此被称为富钴型多金属结核。

    2013~2016年,“海洋六号”船继续开展结核调查,并成功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应用于结核勘探中,快速圈定了10多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成矿远景区,初步估算了资源量,拓展了我国多金属结核战略资源空间。

    不仅如此,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海洋地质工作还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外交,为我国在大洋申请矿区奠定了重要基础。2011年,我国在西南印度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2014年在西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2015年在东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二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合同区的国家之一。

    科技创新,构建一体化远洋勘探体系

    当今世界,海洋科考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我国大洋资源及环境调查的能力和水平。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一艘具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科学考察船,配置了先进的多道地震采集系统、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统、海底原位探测系统、水文调查系统等,安装了高精度的综合导航、水下定位和动力定位等多套系统和辅助设备,同时可为各种移动式调查设备提供测量和实验平台,能满足多学科、多手段综合调查要求。2009年10月入列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迅速将“海洋六号”投入远洋调查之中,从2011年开始,已连续6年每年承担长达约200天的远洋调查任务。

    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在“海洋六号”船通过海试验收。2015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其应用于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完成了对海底结壳和生物样品的抓取,获取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数据,填补了我国海山区资源环境调查手段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

    此外,远洋调查团队还及时应用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近海底声学深拖等一批高新尖海洋探测装备,获得了一大批高精度、高质量的野外调查资料,全面提升了我国远洋调查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不断革新技术方法应用,扩展“海洋六号”船配备的EM122多波束系统的用途,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试验性应用于大洋航次调查中,大幅提高资源勘探效率,加速了我国矿区申请和区块优选进度。

    在茫茫太平洋开展科学调查,需要团队合作,船舶机械调查设备繁多、天气海况复杂,随时可能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困难极大、风险非常高。为合理组织安排生产,保障海上作业安全顺利,远洋调查团队多年来坚持规范管理,不断总结经验,对作业方法分门别类,制定作业流程,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海洋六号”船的远洋调查作业规程。

    重力柱状取样是远洋调查重要手段,其操作流程复杂,危险性高,起初需要十几人联合作业近一天才能完成一个站位,经过多年摸索改进,如今六七个人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安全性和工作效率都大为提高。

    “潜龙一号” 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设备,长约3米,重达数吨,系统复杂庞大,其收放流程和应急措施是考验作业母船和团队综合作业能力的两大难题。2013年~2014年,“海洋六号”作为作业母船第一次实施“潜龙一号”调查。AUV作业零经验的远洋调查团队科学组织、合理施工,成功实现了4级及以下海况潜器全天候安全布放与回收,成功率达到100%,为远洋调查大型设备收放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对多种调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多学科专业技术力量的广泛融合,针对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深海稀土等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已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以“海洋六号”船为依托,多学科、多方法、多手段立体化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体系。

    海底命名,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大海广阔无垠,但海水覆盖之下的海床并非同样平坦宽阔。海底地貌多姿多彩,既有地形平缓的平原,也有连绵起伏的海岭;既有高耸的海山,也有深邃的海沟。如同陆地的自然地理实体必须赋予名称一样,海底地理实体也应该赋予名称,也就是“海底命名”。

    对已确认的海底地理实体进行正式命名已成为国际惯例,这不但有利于海图的编制和海洋科学勘测、开发管理,而且体现着国家对命名海域的管辖权力或科学研究成果。根根据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制定的标准,如果一个海底地理实体完全或超过50%的面积位于国家的领海以外,则可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SCUFN)申报其命名提案,通过后编入到海底地名辞典中。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大洋矿产资源调查,最初10年“海洋四号”等调查船利用单波束测深设备发现了一些地理实体,也作了暂时命名,如“海洋四号断裂带”“北部海山链”“东部海山区”等。但这些暂时命名缺乏统一规划,经常有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现象。2007年开始,我国开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大洋一号”和“李四光”号调查船在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发现大批地理实体,但也没有正式命名。尴尬的是,中国富钴结壳合同区所在的两个海山早在1997年就由“海洋四号”进行了详细地形测量,我们采用代号方式暂时命名,没有正式命名,数年后被其他国家登记了新地名。

    2011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全面规划和命名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区新发现的地理实体。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地理命名团队在朱本铎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详细的命名规划和命名规定,专门选择了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名字,积极投身大洋协会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的工作。命名工作也卓有成效,工作伊始当年就成功申报7个海底地名,鸟巢海丘、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海山、徐福平顶海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方丈平顶海山…… 一批富有诗意的名字,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此后,每年都有一批海底地名提案在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通过。至2016年,工作组命名163个新发现的海底地理实体,地名获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其中63个海底地名获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核准。

    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工作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海底地理实体的分级分类体系和命名方案,制定了国际海域海底命名的技术体系,为海底命名奠定了基础;首次提出海底命名地图的编制方法和地理实体的识别技术,并成功应用在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提交的地名提案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使我国的海底命名研究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

    勇闯南极,探索极地科考新模式

    2016年12月28日~2017年2月10日,“海洋六号”船与“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共同执行了中国南极第33次科学考察,全体科考队员一起迎风雪、战严寒,克服了南极海域陌生复杂、作业窗口极为有限、气候寒冷、海况急剧变化等极地冰海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在精准预报的基础上,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超额完成航次设计全部海洋调查及登陆考察任务。

    这是我国自1990~1991年首次开展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后,时隔26年开展的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此次南极科学考察,创下了我国南极海域地质地球物理实测的几个首次:首次对南极海域进行了大面积、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球物理调查,为研究南极地质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奠定了基础;首次开展了大范围、立体式的多波束海底地形探测,获取了南极海底近2万平方千米三维地形地貌高精度资料,可为我国后续科学考察和船舶航行提供水深数据;首次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地热探针,采获到南极海底地热流实测数据,填补了我国在高纬度寒冷海域相关探测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深海蕴藏着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2016年的国土资源系统科技创新大会也提出了“三深一土”的科技创新战略。向深海全面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广州海洋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在拓展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战略空间、全力支撑国家海洋资源保障、维护国家深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走向深海大洋:劈波斩浪探宝藏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李克强总理最近多次批示“推动开展地球深部探测研究”,“可以列为重大专项”,“两个方面,一是地下资源能源问题,二是城市地下基础情况问题。”《“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地球深部(深地)探测研究也有明确的表述。这表明党和国家对地球深部探测研究高度重视,并指明了方向。

    2012年10月~2014年3月,在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和科技部基础司的倡导和支持下,以“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为主题的调查研究开始进行。这项研究耗时一年半,参与人员达150余人,含院士8人、教授和研究员30人。为保证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成立了专家组,组长为莫宣学院士,副组长为马福臣研究员、赵振华研究员,成员包括李曙光院士、金振民院士、张国伟院士、朱日祥院士、华仁民教授、邓晋福教授。秘书为朱弟成、杨立强、王银宏教授。研究完成并提交了《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战略调研总报告及5份分报告(造山带、克拉通、花岗岩省、地幔柱、实验)。在此基础上,于2014年3月召开了以“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为主题的483次香山会议,由孙鸿烈院士、翟裕生院士、滕吉文院士、莫宣学院士、马福臣研究员担任执行主席,来自各方面的40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后发表了会议简报,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尽快对“地球深部过程和成矿作用”立项,并列入优先资助领域,给予长时间、大强度的支持。2015年4月瞄准国科发资〔2015〕52号文件中第7个重点方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中的“深地”战略性研究,提出“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的立项建议。

    本文仅对地球深部探测研究与地下资源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莫宣学院士简介:莫宣学,岩石学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12月出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81年~1983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访问学者。曾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六、七、十、十一届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经济地质学会(Society of Economic Geologists)Fellow及负责亚洲区域的副主席。现任《 地质学报》主编及《Geoscience Frontiers》主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莫宣学首次提出任意压力下岩浆氧逸度计算公式及含Fe2O3硅酸盐熔体密度预测模型,为建立岩浆演化综合热力学理论模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几十年长期研究青藏高原构造-岩浆作用,在揭示印度-亚洲大陆碰撞时间、青藏高原巨厚陆壳成因与增厚机制、深部壳幔物质运移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成果。他长期坚持“岩浆-构造-成矿”方向,研究青藏高原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成矿带的成矿规律与具体找矿方向,为开拓西南“三江”和西藏冈底斯国家级矿产资源新基地做出了贡献。

    “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确保矿产资源供应是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总量保持高位态势。据统计,2013年我国21种矿产消费量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3。未来10年~15年,我国矿产资源刚性需求仍将持续,大宗金属矿产需求峰值将陆续来临,对外依存度将大幅攀升,严重超越国家资源安全警戒线。如果未来10年探明资源储量不能大幅度增加,几乎所有的大宗金属矿产将面临消耗殆尽的危险局面,形势危急,前景堪忧。立足国内,开辟新的找矿空间和深度,寻找找矿战略新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提高资源保障程度,已成为我国一项紧迫、艰巨而又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为了完成这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揭示中国地质结构和演化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及其导致的中国成矿作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地处世界三大构造域的复合部位,经历众多离散陆块多期聚合拼贴过程,在中生代、新生代遭受改造与活化,岩石圈结构异常复杂、不同深部过程多期叠加复合,导致成矿金属选择性地巨量堆积,形成金属成矿省和巨型成矿带,造成我国矿种繁多、类型多样,多源复成、破坏再生的禀赋。

    科学家们认识到,虽然资源、环境、灾害问题主要表现在地球的浅表层,然而其推动力却来源于地球深部,地球深部过程控制了浅部运动与变化。例如,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高、最大的高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对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生态、环境有重大的影响。然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却是印度-欧亚碰撞以来青藏高原壳幔各圈层物质和能量的调整和再分配,即印度-欧亚大陆碰撞所引起的青藏高原下面地球各圈层内部及圈层之间(重点是中下地壳、岩石圈地幔、软流圈地幔)的物质与能量的调整和再平衡。正是这个物质与能量的调整和再平衡过程,从根本上控制着青藏高原的隆升、形成演化和资源环境效应。由此可见,只有阐明了地球深部过程,即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性质、运动演化过程及动力学,才能抓住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

    同样,矿产资源虽然主要就位于地球的浅表层,但其驱动力也来源于地球深部。地球深部过程是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发动机”(提供能量和动力)、“供应源”(提供金属和流体)和“开拓者”(提供矿质输运通道和汇聚空间)。在不同动力学体系作用下,地球深部过程(包括地球深部发生的物质-能量交换以及成矿物质活化、调整和再分配)促使深部含矿岩浆和地壳流体运移、聚集,卸载,在地壳的适宜部位形成巨型成矿带和大型-超大型矿床。因此,要从根本上回答我国矿产的分布格局与资源潜力,从深层次上揭示区域成矿规律和金属巨量堆积过程,开辟新的找矿空间和深度,预测找矿战略新区,就必须深入理解地球深部过程,深刻揭示地球深部物质、结构和层圈相互作用,特别是深部物质-能量交换-传输的地球动力学过程,创建全新的成矿理论体系。

    地球深部过程是指地球内部(从地壳到地核)壳-幔物质与能量交换、物质运动行为、轨迹及其动力学响应。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是指在不同力系作用下,深部物质重新分异、调整,并在特定壳-幔结构空间驱动含矿热液流体运移、富集并在地壳介质的适宜部位,特别是在深部空间(500米~3000米)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或矿集区的作用过程。主要包括岩石圈尺度(背景场)、Moho界面(壳-幔物质与能量交换的界面)、小于5千米 的“透明”上地壳(理解导矿控矿构造与层序和矿化分带)、500米~3000米深度(本世纪固体矿产勘查开发的主要深度)。地球深部过程及其对成山、成盆、成岩、成矿(包括能源)、成灾的制约和影响,是本世纪地球科学深化认识地球本体的核心科学问题。迄今,我国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和勘查工作主要还在500米以上的地球浅部,对地球深部的成矿规律了解得很不够。然而,如果只懂浅部不懂深部,不研究地球深部过程对矿产形成和保存的控制,就不能回答诸如我国急需矿种的成矿潜力究竟如何,在哪里能够找到大型-超大型矿床这样的重大资源战略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矿产资源保障。

    关键科学问题 

    根据中国大陆所具备的独特地质条件,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下述三大关键科学问题:

    (一)深部物质组成、结构的不均一性和演变及差异成矿作用

    地球深部物质组成和结构的不均一性及深部壳幔作用过程,从根本上控制着矿产的区域性分布、区域优势矿种和成矿潜力的差异,也从根本上控制着矿产资源的形成。但迄今仍然不很清楚中国大陆重要成矿区带的深部结构、物质组成以及深部物质结构的不均一性与成矿元素离散与聚集的关系。因此,需要精细解剖中国大陆重要成矿区带不同尺度(从表层到壳幔过渡带)岩石圈的组成、结构与时空变化特点,深入研究岩浆作用的成因,有效识别幔源物质、壳源物质的贡献,将岩浆作用与成矿作用紧密地联系起来,围绕大矿、富矿形成的源、运、储,开展深入研究,查明成矿物质超常堆积的控制因素(如壳幔不均一性、岩石圈类型与厚度、地壳类型与厚度、软流圈的上隆及侧向运动、壳内和幔内或壳/幔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和差异成矿的根本原因。

    (二)深部流体过程与物质能量交换

    成矿作用与岩浆过程、岩浆-热液过程或热液过程引起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密切相关,矿床的形成(成矿物质来源、成矿物质迁移和成矿元素的沉淀)离不开成矿流体,可以说没有成矿流体就没有矿床。深部巨量熔/流体在岩石圈内部的系统循环是金属元素活化、迁移的必要条件,也是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的诱因。但迄今对岩浆和热液体系氧逸度变化的控制因素及其对成矿作用的影响、对金属元素在深部熔/流体中迁移、演化与富集机理的认识还存在很大争议。因此,还需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手段,充分考虑流体作用对软流圈地幔的改造和对成矿岩浆的贡献,查明流体的来源、迁移和聚集过程,查明金属元素富集机理和物质能量交换过程。

    (三)成矿系统的深部过程驱动机制

    深部过程应包括构造过程、岩浆过程、流体过程、热化学过程和地球物理过程。如前所述,地球深部过程控制着浅部构造运动与矿产资源的形成和保存,查明地球深部的物质组成、结构和性质,阐明地球深部过程(物质运移-聚集规律、运动-演化过程和动力学机制),是正确理解地球浅表层矿产资源形成、变化与保存等问题的关键。但迄今为止,对岩石圈及壳-幔圈层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深部动力学过程仍然还停留在概念层次上,对金属元素超常堆积的控制因素和深部驱动机制也缺乏很好约束。因此,需要更新现有的技术和方法,补充新的分析手段(如铁、铜、镁和钙等非传统同位素示踪手段),重视高温高压实验研究,加强同位素示踪和数值模拟,通过地质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综合探测研究,利用合适的地质学和岩石学概念模型、边界条件和物性参数,探讨不同构造体制下的壳幔物质交换、矿源供给、流体迁移、成矿元素堆积和矿床定位等一系列不同层次深部过程的驱动机制,阐明由深部地质过程引发的构造-岩浆-流体-化学作用与元素富集成矿机理。

    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 

    应当紧紧围绕上述三个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研究,努力达到建立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相统一的理论的长期目标,提高矿产资源保障工作的预见性与目的性。

    “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研究的近期目标是:揭示造山带、克拉通、大花岗岩省、地幔柱的深部物质组成、结构、演变及与成矿作用的内在联系,开展相应的实验模拟和方法研究,解剖代表性大型矿集区,查明其深部流体作用与物质能量交换,成矿作用的深部驱动机制,控制大规模成矿的主要因素,提升大型矿床预测效率。在时间上,以中-新生代为重点,兼顾晚古生代;圈层上,以地壳-上地幔为重点,适当探索核幔边界。□

    (标题为编者所加) 

    寻找战略新区须深入理解地球深部过程

    当念青唐古拉山的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洒在海拔5200米的地质勘探现场,陈大波正握着罗盘蹲在岩层前,指尖拂过被高原风磨砺得棱角分明的矿石。

    今年49岁的陈大波现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军民融合地质调查中心西藏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文联理事、中国流体地球学会专委会副主任。从橄榄绿到地质蓝,从勘探尖兵到保障先锋,他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镌刻下矢志奉献、砥砺奋进的时代印记。

    1994年12月,青春年少的他怀揣报国热忱投身北京军区52715部队;1997年10月,转入武警黄金部队,开启地质勘探与国防建设交织的奋斗征程;2017年5月,升任黄金十一支队政治委员,2018年4月晋升武警上校;同年8月,伴随国家机构改革浪潮,他随原武警黄金部队集体转业并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地质人的身份继续扎根高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

    矢志勘探:以使命为帆,在雪域高原拓荒前行

    “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每一寸土地的勘探,都关乎国家资源安全与发展未来。”这是陈大波常挂嘴边的箴言,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行动指南。无论是身着戎装时的使命在肩,还是转制地方后的初心不改,他始终将地质勘探事业置于心中最高位置,以务实重行的作风、迎难而上的勇气,在“世界屋脊”攻克一个又一个地质勘探难题。

    在武警黄金部队服役期间,他便与地质勘探结下不解之缘。甘肃阳山超大型金矿普查与详查工作中,他顶着戈壁荒漠的烈日风沙,穿梭于崇山峻岭间。白天带领队员采集样本、记录数据,指尖被矿石磨出厚茧;夜晚在帐篷里整理资料、分析岩层结构,油灯下的身影常至深夜。凭借这份执着,他参与的勘探成果为我国金矿资源储备提供重要支撑,也为后续扎根高原地质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2018年转制至中国地质调查局后,陈大波深知西藏作为国家重要资源储备基地和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意义。他迅速转变角色、融入新岗位,带领西藏地质调查所全体干部职工,将单位建设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在高原奏响地质调查的“奋进曲”。

    几年来,他牵头统筹西藏方向地质调查任务,精准对接国家资源勘探与生态保护需求,配合中心顺利推进27个野外项目落地。这些项目覆盖藏东、藏南、藏北,涉及矿产普查、地灾预警、生态监测等领域,每一个项目的推进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日喀则地质灾害预警项目中,他亲自带队踏勘,走遍243个地灾隐患点。从设备选型到安装调试,从数据联网到预警系统测试,他全程把关,哪怕是偏远山区的隐患点,也坚持实地核查,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精准监测、及时预警,为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防护墙”。

    他还着眼国家重大科研与建设需求,积极选派骨干参与“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世界冰川公园”建设论证及青藏高原自然资源要素站点建设。2024年度,面对西藏地质调查新挑战,陈大波锚定“资源保障”与“生态保护”核心,以“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思路,牵头推进两项重点工作、谋划一项关键任务。羌塘地区唢呐湖地质调查中,他指导团队挑战“海拔最高、纵深最远、保障最难”三重考验。亲自制定勘探方案,协调解决物资运输、人员保障难题,带领队员在无人区搭建临时营地。

    勇担使命:以本色为魂,在急难险重中冲锋在前

    “军人的本色,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党员的初心,是人民需要时的义无反顾。”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责任”二字便深深烙印在陈大波骨子里;转制地方后,这份本色与担当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中愈发鲜明。无论是地震救灾的生死考验,还是疫情防控的严峻挑战,他始终以“逆行者”姿态冲锋在前,用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震波波及我国西藏日喀则、阿里等地,房屋损毁、人员伤亡,地质灾害隐患凸显。时任武警黄金部队干部的陈大波,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赴灾区。获得批准后,他带领救援分队星夜兼程,奔赴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这里地处中尼边境,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阻断道路,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发生新灾害。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队员徒步穿越危险区域,深入村庄排查地灾隐患,协助转移受灾群众。连续十余天里,他每天仅休息三四个小时,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用坚守为受灾群众筑起“安全防线”,圆满完成救灾任务。

    2022年,西藏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拉萨等地实行静态管理。当时正在成都休假的陈大波,得知单位所在地拉萨疫情严峻,内心万分焦急:“单位有需要,我必须回去!”他毅然放弃休假,克服交通管制、航班取消困难,几经辗转,自驾两天两夜赶回拉萨。回到单位后,他立即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与地调局党组指示,主动承担方舱医院建设任务。他带领干部职工连夜改造拉萨基地房屋,划分隔离区、缓冲区、医疗区,协调采购床品、药品、消杀设备,组织防疫培训。三天三夜连续奋战后,方舱医院顺利投用,累计保障2500余名隔离人员转出。他的担当得到国家卫健委、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认可。

    2025年1月7日,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周边县镇受灾严重,地灾风险极高。此时的陈大波,刚结束三个月野外地质调查,返回成都休整。得知地震消息,他没有丝毫犹豫,再次选择“逆行”——立即联系单位安排人员、物资筹备,自己连夜收拾行李,乘最早航班飞往拉萨,再转乘汽车奔赴灾区。抵达定日后,他迅速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对接,带领地灾排查队伍深入震区乡镇、村庄。对滑坡体、危岩体、泥石流沟谷逐一排查,详细记录隐患点位置、规模、稳定性,及时提交排查报告,为灾后救援和群众转移提供科学依据。

    筑牢根基:以责任为要,在改革发展中保驾护航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的保障。”2018年8月,原武警黄金部队集体转制并入中国地质调查局,这是我国地质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对每一位转制人员的考验。时任原武警黄金第十一支队政委的陈大波,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既要确保改革期间队伍稳定、人员顺利过渡,也要为单位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他以“顾全大局、服从指挥”的政治觉悟,全力推进改革工作,交出优异“改革答卷”。人员转隶与安置中,他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深入了解官兵思想动态、家庭困难与职业诉求。针对570名官兵归建长沙、137名分流至其他单位、52名退出现役的复杂情况,他亲自指导制定详细转隶方案,细化人员交接、档案转移、物资清点流程。转制落编后,针对西藏地质调查所人员构成复杂(含转改军人、社会招聘人员、应届毕业生)、地域环境特殊(高寒缺氧、民族聚居)的特点,陈大波将“制度建设”作为单位规范化发展的关键抓手。他组织骨干深入调研西藏地质工作特点与单位实际,指导制定下发《重申三条纪律》《执行项目四条纪律》《探亲休假管理办法》等制度,涵盖人员管理、项目执行、安全保障、廉政建设等方面。制度执行中,他坚持“严字当头、实处发力”:对内狠抓八小时之外零散人员和车辆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组织纪律教育,杜绝违规违纪;对外高度重视民族敏感问题预防,加强防间保密、人员交往和野外安全作业管理,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民族政策、宗教知识,引导尊重当地风俗,与藏族群众建立良好关系。

    几年来,西藏地质调查所始终保持安全事故零发生、违规违纪零记录,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和谐环境。同时,他高度重视转改人员职业发展与权益保障。针对86名转改人员在落户、职级套改、职称评审、工资套改中遇到的问题,他主动与地方政府、上级单位沟通,逐一解决落户难题,按政策完成职级与工资套改(试行),组织转改人员参加职称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专业能力、适应岗位需求。许多转改人员感慨:“陈所长帮我们解决了生活难题,还规划了职业方向,让我们在新岗位有了归属感。”

    赋能保障:以创新为翼,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

    “野外地质工作在哪里,综合保障就要跟进到哪里。”2023年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构建野外综合保障“现代化、标准化、野战化、智能化”建设要求,旨在为野外工作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保障服务。作为西藏地质调查所所长,他敏锐意识到,西藏野外地质工作条件艰苦、保障难度大,构建完善保障体系刻不容缓。他主动向中心党委请缨,承担青藏高原野外综合保障建设试点任务,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决心,开启西藏野外综合保障体系建设征程。

    为制定科学方案,他多次带领团队深入北京、西藏等地调研,走遍拉萨、日喀则、阿里、林芝、那曲,考察站点选址、基建条件、物资补给通道。经三年多的实践,最终形成以拉萨基地为核心辐射藏南,以阿里、林芝、日喀则、双湖工作站为支撑覆盖藏西、藏东、藏北,以集装箱、特种车辆为机动力量,覆盖整个西藏地区的综合保障格局。在建设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克服高寒缺氧、施工恶劣等困难,多次深入海拔5000米以上高原督导进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功能逐步提升。如今,西藏野外综合保障基地已成为高原地质工作者的“温馨家园”与“安全港湾”。

    三年来,累计保障近4万多人次进藏报备、中转调整,提供住宿、餐饮、医疗一站式服务;组织安全培训近300场次,涵盖高原病防治、野外安全、应急救援,提升野外人员安全意识与处置能力;协助办理边防证、车辆通行证等100多份,为野外工作提供便利;成功处置陷车、失联、高原病救治等事故8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基地的建设运营,不仅为西藏地质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更获驻地政府、局属单位和入驻人员高度赞誉。2024年底,陈大波代表项目组深入多家局属单位宣讲先进事迹,分享建设经验,为全国野外综合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参考示范。

    从18岁参军入伍到49岁仍坚守高原,从地质勘探到综合保障,陈大波的人生轨迹,始终与祖国的地质事业紧密相连。他的手掌,因握了二十多年地质锤而布满老茧;他的脸颊,因常年在高原暴晒而刻满风霜;但他的眼睛,却始终闪烁着初心的光芒——那是对地质事业的热爱,对边疆人民的深情,对共产党员使命的坚守。“只要身体允许,我还想在西藏再干十年。”站在念青唐古拉山脚下,陈大波望着远处的雪山说。风掠过他的地质工装,带着高原特有的凛冽,却吹不散他眼底的坚定。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地质人正跟着他的脚步,用罗盘丈量高原的厚度,用真心助力边疆的发展——他们的身影,与雪山、草原、江河融为一体,共同绘就着新时代西藏发展的壮美画卷,而陈大波,正是这画卷中最动人的一抹“地质蓝”。

     
    人民日报 | 丹心映雪域 笃行践初心——记中国地质调...

    按照主题教育实施方案部署安排,为持续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激励干部职工牢记使命担当、忠诚履职尽责,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水环中心”)联合保定市脱贫攻坚“一包一”结对帮扶对象曲阳县齐村镇古家庄村党支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并在追忆红色经典、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的党性教学现场,围绕“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开展了专题学习研讨。

    前往西柏坡的京昆高速公路上,水环中心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方式,打破常规,变固定会议室为“流动会议室”,因地制宜在大巴车上组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杨晓渡同志在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主要讲话以及中央第二十四指导组组长宋秀岩同志在2019年6月27日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内容,学习领会了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和局党组《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具体问题》等文件精神,为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指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新中国的诞生地,水环中心采取情感教学、现场教学、理论教学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一次别具意义的红色寻根之旅。通过向伟人铜像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参观西柏坡陈列展览馆、观看历史实物和珍贵照片、聆听“辉煌的历史、伟大的精神”专题党课等,多角度多层次重温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光辉历史,深刻领会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深刻感悟了“两个一切”“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务必”的西柏坡精神,深入接受了一次心灵洗礼和党性再教育,促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加深了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要性和强大力量的认识,增强了立足本职、担当作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扎实有效推进主题教育活动、有力推动中心地质事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追溯源头,汲取智慧营养;面向未来,思考使命担当。沐浴在红色光辉下,水环中心将主题教育活动拓展到革命圣地,延伸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示范地,结合实地教学,趁热打铁组织召开了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专题研讨会。会上,中心党委班子成员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逐一发言,深入查摆了自身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明确了努力方向。水环中心脱贫攻坚“一包一”结对帮扶对象曲阳县齐村镇古家庄村村支书作重点发言,详细介绍了水环中心自结对帮扶以来为古家庄村脱贫攻坚做出的贡献,对精准帮扶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衷心感谢。办公室、科学技术处、党委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和其他参会人员依次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和永恒不变的初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在实现地质事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水环中心面临着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发展、加快华北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基地建设、打好干热岩勘查与试验性开发科技攻坚战、做实做强地调项目支撑服务好部局中心工作这四大考验。应对考验和调整,全体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以群众和职工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情感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深入群众,于工作上依靠群众,多到任务最艰巨、矛盾最突出、条件最艰苦的部门和野外一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困难,全心全意、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有效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不断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水环梦”的磅礴力量,与职工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水环中心地质事业实现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

    会议强调,水环中心在推进转型升级发展和干热岩科技攻坚的“赶考”路上,能否交出优异的答卷,关键在班子、关键在干部、关键在党员。水环中心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是保持先进性和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需要和途径,深刻理解开展结对帮扶、支撑服务国家脱贫攻坚、能源和水资源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防灾减灾等战略需求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坚定贯彻落实中央、部局党组关于地质工作新任务新要求的决心和信心,立足本职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发扬西柏坡的“赶考”精神,继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学习“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为民精神,深入查摆自身在“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差距和不足,理清问题,明确措施,狠抓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为水环中心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发展添彩助力,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展、取得实效作出应有的贡献。

    水环中心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计60余人参加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专题学习研讨会议。 

    水环中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

    全国第24个“安全生产月”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以下简称“广州海洋局”)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扎实开展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各项活动,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与技能,营造“安全发展、预防为主”的浓厚氛围。

    广州海洋局局长、党委书记以“践行两个至上,严守安全底线,着力推进海洋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全体干部职工讲授安全生产公开课。公开课上,以真实教训作警示、以身边案例鸣警钟,深入剖析海洋地质安全生产形势和薄弱环节风险,强调要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安全生产月”期间,广州海洋局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我查找”线上答题、观看警示教育片、新进职工消防培训、邀请专家做客船舶安全管理讲座和消防专题安全培训讲座等多元化宣传培训。同时,通过开展船-岸应急联合演练、各基地办公区和公寓应急疏散、火灾及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陆域应急演练桌面推演和风险预判分析等,进一步强化职工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针对船舶、野外作业、基地码头、食堂、特种设备、危化品、公务车辆等及其他安全管理重点对象,广州海洋局还开展了船-岸全覆盖的安全大检查,并就发现的问题现场明确责任、限期整改。

    安全管理永远在路上,广州海洋局始终坚守安全底线,将主动作为、务实创新,为海洋地质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广州海洋局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筑牢海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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