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质科学探索的广袤苍穹中，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沙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从荒芜中蹒跚起步，于磨砺中不断蜕变，在挑战与机遇交织、荆棘与繁花共生的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长沙中心以“拓荒者”的姿态，在设备操作与数据跃动间，将“地质密码”逐一破译。长沙中心实验室的发展巨变，不仅见证着地质分析技术的迭代升级，更书写着分析测试人员以实验室为家、用青春和智慧助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篇章。

军魂淬志：逆境突围的浴火重生之路

时间回溯至2020年，长沙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自拉萨回迁至宁乡。彼时的它，恰似在汹涌波涛中失去罗盘的孤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高、精、尖仪器设备缺失，关键岗位技术骨干流失，连最基础的实验室资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曾经繁忙有序的工作场景不复存在，陈旧设备在角落蒙尘，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实验室的落寞与沧桑，科研人员于寂静中等待着转机。

刚从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交流来长沙中心担任分析测试实验室负责人的谭靖，面对困局，他目光如炬，并激励团队：“大家都是曾身披戎装的‘黄金兵’，军人的字典里从无‘退缩’二字。军魂不能遗忘，血性更不能丢。没有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获取；技术力量流失，可以广纳贤才培养；设备陈旧，可以积极筹措资源更新；业务停滞，可以奋力开拓新局。只要我们坚定信念，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没有攻克不了的‘娄山关’，也没有逾越不了的‘腊子口’。”在他的鼓舞引领下，团队成员重拾军人退伍不褪色、转改不转志的赤诚信念，于困境中破冰前行，在筚路蓝缕中开启一段凤凰涅槃、换羽新生的奋进征程。

破茧焕彩：跨越发展的卓越进阶之路

在长沙中心的领导下，团队积极作为，广泛走访业内多家兄弟单位，深入落实专家论证等系列务实举措，全面推动硬件设施与技术能力的迭代升级。短短数载间，实验室仿若破茧而出的彩蝶，轻盈挣脱往日的青涩与局促，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

为尽早形成分析检测能力，团队加快推进实验室改造升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精细优化水电供应系统，确保设备运行稳定流畅；精准配备温湿度控制系统，为仪器设备营造适宜的运行环境；科学规划实验场地，明确化学分析区、样品制备区、仪器操作区等功能分区，有效避免交叉污染，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同时，实验室大力引入高端先进设备，对老旧仪器进行维修与更新换代。目前，实验室已配备124台（套）化学分析测试与样品加工设备，为高质量检测工作提供坚实有力的硬件设施保障。

为加快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团队大力实施人才引进战略，通过岗位锻炼遴选、社会公开招聘与校园精准揽才等多措并举，吸纳7名优秀专业人才，为团队注入强劲动能。同时，团队构建起完备的“外培内训”人才体系，先后50余次选派技术骨干前往湖北省地质局、武汉地调中心、湖南省地质调查所等行业单位交流学习，通过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技术研讨、人员互访、业务讲座等形式，引进前沿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健全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与内部培训体系，进一步拓宽工作视野。此外，团队定期选派技术骨干参加国内外行业高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实时洞悉行业前沿动态。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团队构建了科学合理、梯次分明的人才队伍体系，孕育出强大的科研生产力。

创新领航：匠心筑梦的科研腾飞之路

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实验室始终以“追光者”的姿态前行，团队始终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勇气攻克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解决方案，通过尝试与努力，将一串串“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

通过几年的接续奋斗，实验室在科技创新领域成果丰硕。通过优化实验流程、改进设备性能，实现检测效率大幅跃升，具备快速、精准完成大量实物工作量分析检测能力，有效提升生产效能。同时，团队积极开展锑矿石标准物质研制等科研项目，不断拓展科研边界、提升科研深度。在学术研究方面，团队获批专利20余项，涵盖实验设备优化、分析方法改进等多个关键领域，发表SCI、EI及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充分彰显了团队深厚的科研实力与学术水平。

夜幕降临，实验室灯火通明，依旧是加班忙碌的身影。这里的每一台设备都铭刻着科研人的匠心，每一组数据都凝聚着探索者的执着，每一项成果都闪耀着创新者的智慧。站在新的起点，团队将以“归零”的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人才培养为根基，在地质科研的星辰大海中锚定航向、劈波斩浪，在淬火中锻造一双地质勘探的“火眼金睛”和资源开发的“智慧大脑”，为保障矿产资源勘查和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擘画分析测试科研人转型发展的新画卷。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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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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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9月10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共同主办的2018年“寻找最美教师”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殷鸿福教授荣获“2018最美教师”光荣称号。

83岁的殷鸿福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拥有国际影响力。他先后倡导和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提出了中国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战略；他领导科研团队克难攻坚，使浙江煤山被确立为全球地质年代划分的一个标准——即“金钉子”。他从小就立志于中国的地质事业，曾获科技部野外科技突出贡献奖。他扎根地学教育，用初心成就生命演化之美，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付出，谱写了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美丽篇章。

投身地学寻求真知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舟山，在家乡读小学。1952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17岁的殷鸿福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开始了他的地质勘探生涯。1953年5月26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名为《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的文章。他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从此，他把一颗初心交给地质事业。

1956年，殷鸿福大学毕业后，师从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教授攻读研究生。为了撰写论文，他在贵州山区工作时，曾发着39度的高烧，带病搜集资料。他用这些亲自收集的资料，在论文中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后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又首先提出了华北三叠纪海侵。

1961年，殷鸿福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开始地质教学与科研的旅程。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硬是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一张35毫米的胶片要拍4页材料，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图书馆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复习和初步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近十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

1978年，43岁的殷鸿福晋升为武汉地质学院讲师。社会大环境稳定了，地质研究才可能有序开展。时间不等人，他一头扎进科学的海洋里从事古生物与地质研究。由于他专业扎实，1980年便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3月至1982年3月，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访学。在美国期间，他先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斯逊研究院工作，并先后在纽约科学院、耶鲁大学等25所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当时很多人渴望出国，他的一些科研合作者极力挽留他，他都婉言谢绝了。

1985年，年过半百的殷鸿福带队赴秦岭山区工作。为了追索二叠-三叠系界线，一天，他带病爬海拔4000米以上的岷山，下山时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丛中，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但是依靠顽强的毅力，两年后他又重新活跃在野外工作中。

1993年12月，是殷鸿福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凭着多年的研究积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从容镇定。

将“金钉子”定址中国

殷鸿福院士和学生在一起

殷鸿福院士在野外考察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

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GSSP)俗称“金钉子”，是全球确定唯一的点位，作为国际地层对比的标准。它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层科研水平的反映，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荣。距今2.5亿年前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叠-三叠系界线研究，由于是三颗断代界线金钉子之一，并且在界线处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群绝灭，该界线的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国际地质界研究的热点。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划分一直采用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的观点。殷鸿福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二叠-三叠系界线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并在1986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上，提出以微小欣德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1993年，殷鸿福以全票当选界线工作组主席，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会议上，确定了4个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其中浙江长兴煤山位居榜首。1996年，他联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员， 在国际刊物上联名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层之底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1996年国际上一些人抵制煤山。殷鸿福为争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长兴县正式开放，进行了大量工作，争取了多数科学家的支持。1999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放长兴县。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后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界线工作组、三叠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三轮投票，均以很高赞成率获得通过。并在2001年2月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正式树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该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多年来，殷鸿福经过对三叠系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拉丁期发生过大海退。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率队开赴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秦岭山脉及其相邻的四川松潘、甘孜地区进行三叠系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系统重建了秦岭地区三叠纪地层系统，并在秦岭地区首次发现了海相拉丁阶及上三叠统，重塑了秦岭晚古生代裂陷史和印支期运动史，这些成果对于正确认识秦岭山系的地质演化及指导该区三叠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金矿床的勘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几十年来，殷鸿福在中生代双壳类和腹足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系统分类和属种鉴定工作，累计发表描述逾300个化石属种，图版80幅。

从古生物学到地球生物学的转身

殷鸿福于1982年最早向国内介绍用古生物地理论证微板块和地体的活动，组织我国地史时期古生物地理的研究，并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地理学》专著，该项成果在收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包括1万多个物种和21.7万个计算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地史时期热、温、寒带生物区系的区别标志；论证了中国各时代的古生物地理区划，为我国板块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94年《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国际著名期刊《科学》发表书评予以高度的评价，2000年该书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提出了持生物演化突变观的间断平衡论，殷鸿福于1982年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这一演化理论。他认为这一观点符合科学研究的量变到质变规律，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华南二叠系、三叠系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和证据，于1988年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一书，从地质事件及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两次来信与他探讨问题，并指出：“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殷鸿福主编的《扬子及其周缘东吴-印支期生态地层学》，是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该书提出了为盆地分析服务的一整套生态地层学理论和方法，并成功地应用于扬子区二叠-三叠系的实践。他系统地提出了应用古地磁、构造、沉积、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理和古气候进行古海盆的活动论复原方法，并以秦岭和华南为对象探索活动论的古海洋恢复和盆地演化。

古生物学不能光盯着大型古生物，而忽略肉眼难以分辨的微生物。大规模的微生物活动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地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没有氧气，正是因为微生物的活动，才使空气中的氧气逐渐增多，使高级生命的形成成为可能。煤、油、气资源，碳循环，海洋赤潮和湖泊污染都与微生物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殷鸿福首先将地质微生物活动与矿床学结合起来，主持了微生物成矿的研究。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提出了生物－有机质－流体成矿系统的理论体系。

实干彰显“美丽”风范

殷鸿福在教学和科研中，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都要亲自到野外考察。他常对学生们说：“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亲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的论证呢？”他到过世界屋脊、茫茫戈壁、云贵高原、西南边陲、秦岭山区、南海之滨，他住过帐篷，也住过条件极差的小客栈，他吃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这一切都是为了收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源泉。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勤奋地工作，使殷鸿福具有不断创新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殷鸿福刚从美国访学回国时，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仅靠科技处拨付的5000元资助，组织十几位专家白手起家，团结奋斗，进行古生物地理学研究工作，最后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这一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殷鸿福深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地质教育方面，早在1964年初他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态学教程》。他曾先后担任了原地矿部古生物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和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倡导古生物学及地质学的教育改革。

殷鸿福作为院士，多年来坚持给本科生授课。除指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外，他还培养了约50名博士和硕士。殷鸿福在培养研究生时，总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并十分注意选题的前沿性，使学生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在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要求学生重视野外地质实践以掌握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另外又能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最后他严格把关，对于一些细小的学术问题都从不马虎，以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作风。

目前，殷鸿福已先后培养了5名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的先后担任了国际地球生物学会主任委员会委员、国际牙形石协会主席、国际三叠系分会副主席，3个国际IGCP项目的主席等职务。2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人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人入选了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5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人获得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2人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殷鸿福一直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经常助学，彰显名师爱心。这些年来，他向学校捐助的奖学金共计42万多元。此外，他还多次向不同学生和组织进行了捐助，他还向学校图书馆捐献了一大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外文书刊。

殷鸿福不仅努力从事地质教学与科研工作，还投身到科学普及工作中。他是武汉自然博物馆名誉馆长，多次担任各种科普活动和竞赛的顾问、评委会主席等，每年都会到大中小学从事科普讲座，累计达数十次，广受欢迎。他出版的《寻找恐龙的伙伴》《生物演化与人类未来》等科普书，曾二次获奖，有的还再版。在他看来，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同等重要，参与科普工作，也是院士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回首六十年的治学之路，2018年度全国最美教师殷鸿福有太多的感悟。他经常说道：“问道争朝夕，治学忌功利。”这一方面是对学生们的勉励，另一方面也是自勉。在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他是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他总是把登上的山顶作为开辟新路的起点，一步步从宇宙洪荒的地球深处走来，使自己由沙粒逐渐演化成民族的脊梁。

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境内的全球第一口钻穿白垩纪的全球最大陆相地层的大陆科学钻探井——松科2井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战利品”，那就是累计4400余米的岩心样品。

松科2井岩心特别珍贵又很娇气

在地质科学家看来，松科2井的岩心比黄金还值钱。因为，松科2井是目前亚洲最深的科学钻探井，而岩心，作为地下岩石的剖面截取物，来自深深的地下，可以最直接地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地质信息。它们就像是一本本厚实详尽的地球历史书，记录了松辽盆地白垩纪时期陆相沉积的历史。

地质学家拿到这些岩心后，会对它们开展地质描述、图像扫描、高分辨率照相、数据分析等工作，从而获取各个地层的基本地质信息，建立松辽盆地深部地层剖面，寻求白垩纪气候变化地质证据，推断松辽盆地深部能源资源情况。

刚从松科2井地下提取上来的岩心

松科2井岩心切割示意图

拼接后的松科2井岩心

不过，这些“宝贝”也很娇气，它们很容易碎裂，不利于保管，如果碎裂会大大降低其研究价值，所以人们对它们的照顾要格外精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实物资料中心”）是松科2井岩心野外现场管理和库藏保管的惟一机构。为了使参与松科2井岩心研究的科学家更直观地、全面地获取岩心中蕴含的地质信息，同时减少岩心因受到温度、湿度、压力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造成风化和破碎的可能性，实物资料中心专门探索研究发明了针对松科2井岩心的长久保存方法。

野外钻探现场 岩心 “体检”马虎不得

要想把松科2井的岩心保存好，就要先为它们进行“体检”。

松科2井岩心从井下提取出来后，首先由钻探现场技术人员将岩心按顺序进行整理、清洗和拼装，紧接着还要对它们进行描述、扫描。

为了确保松科2井岩心的管理万无一失，实物资料中心派出技术人员进驻钻探现场接收岩心。钻探现场录井技术人员将岩心移交实物资料中心后，实物资料中心技术人员要在现场进行岩心的清点核实，尤其是要对已经在现场完成切割、浇铸的岩心进行质量、数量核实，以确保岩心处理质量以及数量的准确。

按照要求，无论大小，松科2井岩心每间隔10厘米或20厘米要贴上惟一的“身份证编码”，包括钻孔名称、回次号、岩心段等，装有岩心的盒子两侧还标有盒号和编录信息，这些数据都会伴随着岩心一起存入位于实物资料中心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岩心运回实物资料中心前，松科2井现场指挥部、录井队、实物资料中心三方的技术人员会再次对这些岩心进行核查，签字确认移交后方可起运。

松科2井岩心长期保存有妙招

岩心运回实物资料中心，面临的就是进一步的处理和保管。

松科2井岩心呈圆柱型。工作人员会将它们沿垂直于横截面的直径方向，按照1∶2的比例进行切割处理，分成两部分。大的部分，可用于进行多次科研取样和实验检测工作；小的部分，则在进行抛光、浇铸等处理后，永久保存。

为了解决松科2井岩心易碎的问题，实物资料中心专门研究探索出了一种使其长久保存的“妙招”，即：对易碎岩心进行抛光、浇铸。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特殊处理的过程：

第一步，拼接。根据破碎前的相对位置，工作人员会将破碎的岩心块放在工作台上进行整理，使各岩心块之间的断口能够拼接整齐；之后，在每个岩心块的横截面圆周内侧涂覆一圈粘合剂，将岩心块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拼接和粘合，使其恢复圆柱状的体型。

第二步，切割。取出这些圆柱形的易碎岩心，按照岩心直径1∶2比例进行纵向切割。

第三步，抛光。将岩心体的切割面进行抛光，得到具有光滑切割面的待浇铸岩心体。

第四步，把抛光后的岩心体放置在透明 U型槽内。将岩心体的切割面朝下水平放置，并在其外表面的弧底两侧，选择多个点放置粘结胶胶团；之后，取透明U型槽倒扣在岩心体上，并使岩心体外表面上的粘结胶胶团与透明 U型槽的槽壁充分接触，等待粘结胶充分凝固。

第五步，浇铸。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将盛有岩心体的透明U型槽放好，让岩心体的切割面水平朝上，之后，把浇铸材料倒入透明U型槽中，岩心体与透明U型槽之间的间隙全部被浇铸材料填满。

钻探现场技术人员扫描松科2井岩心

技术人员清点核实松科2井岩心

浇铸后的松科2井岩心

最后的步骤就是等待。等浇铸材料充分凝固后，易碎岩心就完成了它的“重生”，能够长久保存了。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材料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普办公室）

近日，为进一步推进地质云、智能化和大数据“三位一体”建设和地质调查项目与管理“在线化”高效运行，提升地质调查效率和水平，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召开了2019年年中信息化技术培训会。

会议特邀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网信办屈红刚、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智能地质调查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和网络安全培训师分别做了地质云应用、地质云在线化技术和网络安全三个主题的培训讲座。屈红刚从地质云的建设背景、在线资源、综合管理、智能化和大数据以及近期工作部署等方面对地质云的建设与应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广大干部职工对地质云的内容与应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智能地质调查团队技术人员李丰丹、吕霞对地质云在线化工作组织开展情况以及平台使用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演示，对天津地调中心区调、矿调及综合研究项目在线化工作如何开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网络安全高级培训师李伟通过信息安全事件及相关政策法规等的介绍，提醒大家提高网络安全防控意识，并做好日常的网络安全防护工作。

本次信息化技术培训，对天津地调中心推进智能化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和信息化协同管理新模式，对加强地质云华北分节点建设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为天津地调中心地质信息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