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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盛青准备上飞机执行珠峰高程航空重力和遥感综合测量任务

    熊盛青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和参加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和长安大学特聘教授与博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和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

     

    马克思曾说,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在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有突出创新能力、可解决复杂难题的工程师队伍必不可少。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熊盛青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在创新的道路上,他带领团队屡次突破,打破国外关键技术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填补了青藏高原航磁空白,建立了全地域、多尺度、高精度的航空地球物理综合勘查技术体系。

    熊盛青(中)与执行青藏高原航空重磁探测的技术团队

    “我很幸运,赶上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事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采访中,熊盛青多次提到“幸运”二字,记者的感受是,能够赢得幸运之神的眷顾,与他心无旁骛的持续耕耘不无关系。他做事严谨认真,思考问题视角宏阔,勇于突破,特别对专业怀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即只要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坚定做下去。他顽强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在现实利益面前,从未动摇方向。

    “搞地质工作苦”是外界普遍的看法,采访熊盛青之后,完全颠覆了记者的刻板印象。41年间他将毕生激情倾注于事业,在挑战与超越间乐此不疲,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并乐在其中。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团队的科研成果极大减轻了地质工作人员野外作业的艰辛,为“中国创造”汇聚了力量。

    年少展现 学习禀赋 

    很多人问熊盛青,为什么他可以通过重重考验,被组织委以重任,成为当时“地矿”系统最为年轻的总工,并且不负众望,不断创新突破,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事业的无尽热爱”是他孜孜以求的核心动力,然而,更多具体答案并非那么容易找到。不可否认,回望一个人成长的时代和环境,必定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

    记者想要说明的是,熊盛青小时候的经历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总体上是他所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认为罕见的,恰恰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常态。

    1963年,熊盛青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农村。他还不满五岁便上小学,由于年龄小,家人并未抱什么期待。没想到从入学起,熊盛青就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放学后,懂事的熊盛青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分担各种家务,从打猪草到砍柴,水稻插秧,田地除草,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

    初中学校的位置离家较远,只有不到十岁的熊盛青,每天需要赤脚走二三十里山路往返。“平时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光脚上学,把鞋背到学校,到老师那里洗洗脚穿上鞋,放学后再背回去。”要是赶上雨雪天气,山路更加难行。“像雨伞、雨鞋这些用品,普通家庭买不起,下雨时一般都是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熊盛青回忆道。学校没有食宿条件,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无法带饭加热,只能早饭后去上学,直至放学回到家才能再吃一顿饭。常常忍饥挨饿,上初中不到一年,小小年纪的熊盛青就得了胃病。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后,他在家劳动了一年,通过规律饮食和劳动锻炼,慢慢地把他的胃也养好了。上高中可以住校,熊盛青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熊盛青的数理化成绩都非常突出。1979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为6%,位列“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率的倒数第二,那时的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报志愿的时候,我爸说他不懂,请物理老师帮忙参考。”没想到熊盛青去报志愿时,物理老师不在。那时很难获得关于报考院校的信息,只有墙上贴了一些招生简报。“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成都地质学院(2001年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招生海报上的这句话,吸引了熊盛青的注意力。而且那时地质跟师范、农林业一样,属于免收学费专业,可以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于是熊盛青毫不犹豫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后来,我的物理老师也鼓励我,他说和传统地质工作相比,航空物探找起矿来又快又好。”

    把孩子送到大学校园,是每个家长都期待的时刻。但在熊盛青成长的年代,这样简单的愿望也会显得奢侈。那时没有直达火车,要从湖南经贵州再到成都。在株洲火车站,家长帮熊盛青找到几个去成都地质学院上学的同伴,不再送他,这样就可以省些路费。“我爸给我送到车厢的连接处把箱子一放,然后我坐在箱子上面一直坐了20多小时,到了成都。”

    第一次离家,进入成都地质学院放射性物探专业就读的熊盛青,学习依然出类拔萃,一直是校三好学生。毕业时,他大学期间所学36门课程平均90分以上,在全专业59名学生中,他的总分排名在前列。作为优秀毕业生,他被学校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简称航遥中心)。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过程,熊盛青感慨地说“小时候确实吃了不少苦,但也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遇到什么困难也就难不住我了。”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磨炼,造就了他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意志。

    熊盛青参加“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

    奋发有为 备受器重 

    该如何理解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简称航空物探)?熊盛青介绍,就是把专用物理探测仪器装载在飞机上,从空中探测地球磁场、电磁场、重力场和放射性场等各种“场”的变化,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寻找矿产资源等,具有宏观、快速、高效、经济、不受地面条件限制等特点。航空物探是地质勘探的重要方法之一,广泛用于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以及区域构造和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

    “在航空物探和遥感手段出现之前,找矿主要靠地质队员的双腿,而航空物探就相当于地质调查领域的‘空军’,发挥着战略侦察的作用。只有我们尽力缩小找矿的范围,在地面开展工作的地质队员才能少跑腿、少打钻,少一些辛苦。”熊盛青讲解道,航空物探的探测效率是地面方法的10倍至100倍,成本则仅有十分之一左右。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983年进入航遥中心后,熊盛青跟着师父到野外去搞飞行测量,获取数据,然后进行数据处理。之后一步一个脚印,学习数据分析和地质解释。也许在老一辈专家眼中,熊盛青这位年轻后辈虽然性格内向,言辞不多,但是具有湖南人那种“吃得苦、耐得烦”的特质,不仅善于学习,尤其身上有股难得的坚韧劲,对待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纯粹、笃定。前辈们都很愿意去教他。

    1991年,年仅28岁的熊盛青已经作为副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了。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师父为了给他“压担子”,平时较少插手具体研究工作,在这样的锻炼下,熊盛青成长很快。

    在负责科研工作中,熊盛青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意识到需要加强自己的知识更新和储备,于是报考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熊盛青的成绩达到了统招分数线,但他选择了定向培养,单位对于熊盛青作出上学深造的决定给予了充分支持,他也成为航遥中心送培的我国航空物探领域的第一位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下海经商潮如火如荼的时候,熊盛青却甘守寂寞,潜心“充电”。他幽默地说“大家都下海,我选择了上山。”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是熊盛青最为充实忙碌、极大开阔专业视野的三年。其间,他在科研创新方面的能力也极大提升,所负责的国家攻关课题圆满完成,后来还获得了省部级奖励。1997年毕业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奖。

    求学期间,熊盛青事业与学业齐头并进,亦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工作成果。1995年,熊盛青被单位提拔为总工助理,并交给他一项特别的任务,即为单位做一份人才工程规划。熊盛青用一年时间,制定出航遥中心关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并且付诸实施。以该方案为蓝本,此后不断补充完善,在航遥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熊盛青又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助理、副总工。

    完全出乎熊盛青意料的是,1997年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重返岗位,1998年3月,上级组织就任命他为单位总工程师,成为“地矿”系统内最年轻的总工。在航遥中心这个汇聚了数百名专家的高科技单位,熊盛青德才兼修,以不折不扣的实干精神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当时航遥中心与国外矿业和石油公司的合作开始增加后,跨国公司往往要求合作方有完整的质量管理标准。就任总工后,熊盛青马上着手建立符合ISO9001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规范航空物探和遥感勘查工作,于1999年3月率先在全国地勘系统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质量管理与国际接轨。

    熊盛青(右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奖励大会现场

    不负冀望 担当重任 

    作为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航空物探技术也是各国科技实力比拼的热点。“航空物探就相当于为地球做CT。搭载物探仪器的飞机飞越大地,地下数千米以内的地质结构和矿藏情况就能被‘透视’。”熊盛青比喻道。“把探测的数据生成图像后,专家们要据此判断一个区域成矿的可能性。不同矿产物理性质不同,我们利用这种区别来找到不同的矿藏。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快速和精准,尽量缩小寻找的范围,那么获取数据的仪器设备的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航空物探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已经从中低精度测量发展到了高精度测量,但曾经,高分辨率综合测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却被几个发达国家掌控,成为制约我国航空物探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卡脖子”问题。

    工作伊始,熊盛青第一次参加野外勘查,到柴达木盆地寻找钾盐矿藏,就感受到了仪器设备的关键作用。钾盐是农业种植中钾肥的主要原材料,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矿产资源,探明优质钾盐矿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套国外的仪器,我刚好赶上了这套系统正式用于生产。”在学习数据采集,熟练仪器操作的过程中,熊盛青切身感受到,“我发现我们引进的设备实际上是国外快淘汰的,而先进的肯定是买不来的,所以必须靠自己做。”熊盛青和他同事们曾试图仿制国外仪器,结果发现内部都是“黑匣子”。这更加坚定了他走自主研发之路的决心。

    2006年,“发展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对该领域发展意义深远。就在同一年,我国将“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列为“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的重大项目,这是当时原国土资源部国家科技项目中级别最高、经费最多、难度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43岁的熊盛青担任了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和总体专家组组长。

    “规划特别清晰”,在立项时该项目就给科技部评审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累积数年的思考,熊盛青牵头制定了航空物探装备研发详细的“路线图”。熊盛青回忆道,“当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自行研制出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实现航空物探装备国产化。”

    根据规划的“路线图”,一支跨学科跨行业的“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在科技部与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研究队伍由国内产—学—研25家单位、51个研究团队、近500名跨领域跨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这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为了共同的梦想,开始攻坚克难的征程。

    从基础原理到结构设计,再到仪器研制和系统集成,一个个难题不断被破解。让熊盛青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项突破,意外来自偶然的交流。一位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科研团队负责人,发愁于测量中总有消除不掉的噪声,但熊盛青却敏锐地发现,对方想要过滤的“噪声”,正是航空物探测量所需的重要信息。“我们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开展反向研究,把‘噪声’探测放大,就成了我们需要研制的仪器。”上机测试的结果令人惊喜,目前这台仪器与进口同类仪器的测量水平相当。

    随着自主研发的航空物探关键仪器陆续研制成功和投入应用,第三代高分辨率综合航空物探测量技术体系逐步建立。熊盛青负责的863重大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十一五”的重大项目,到“十二五”的重点项目,再到“十三五”国家深地专项中7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国家对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研发越来越重视,资金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

    通过连续3个“五年规划”的科技攻关,熊盛青带领团队系统性解决了航空地球物理探测理论、技术与工程难题,在国产化航空物探遥感仪器及软件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实现了关键仪器全系列自主研制,航空物探技术装备的工程化应用,填补了多项国内理论、技术和装备空白,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和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国产的航空物探技术装备,已成为国家地质调查的重要装备,仪器性能指标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大大推动了我国矿产勘查能力的综合化和现代化。

    多年来,熊盛青主持和参加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5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荣获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诸多奖项和荣誉。

    熊盛青(右)与仪器专家段树岭教授研讨相关问题

    中国创造 走向世界 

    实现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的国产化,不仅需要性能先进的硬件,设备的高效运转同样离不开软件技术的支撑。熊盛青带领团队进行数据处理、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和软件开发,最终打造出支持二次开发的GeoProbe Mager地球物理软件平台。

    “我们把航空物探应用的整个流程,从数据输入、数据管理,到数据处理、信息提取,以及到最后成图,全部搭建在这个平台上。不仅打破国外软件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航空磁力、重力、电磁和伽马能谱数据及地面重磁电数据的同平台处理与综合解译,而且支持用户自行开发插件,形成模块插入原软件系统,与平台原有的其他功能同步应用,从而形成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改进优化和定制服务。”熊盛青介绍,该软件目前已经升级到4.0版本,推广了1800多套。

    熊盛青带领团队打破国外软件技术垄断,自主研制的GeoProbe Mager 4.0 软件系统

    GeoProbe软件优异的专业功能和高度的实用性引起了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尽管目前只有中文版本,但在国外同行的要求下,已经有多个国家的专业人士获得了软件使用权并参加了相应的培训。熊盛青团队正在筹划制作国际版本的软件,让中国人的原创成果更好地融入全球航空物探遥感工作,让中国科技更多地服务世界。

    “扫面”探测 透视地球 

    走进熊盛青的办公室,除了满屋的书籍和资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特殊“地图”,这就是全国航磁图。“红色区域代表磁场比较强,越向蓝色演变,说明磁场越弱。”熊盛青讲解道,“这片‘红得发紫’的区域就是鞍山铁矿,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这条带是板块碰撞区域,磁场也明显更强。”

    这是由熊盛青主编出版的《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磁系列图》中的一种,是我国首次陆海统编、种类最多、精度最高的全国航磁系列图之一,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该系列图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出版物,是我国航空物探领域数十年调查和科研成果的集成,也是他主编的第三版全国航磁图。通过对全国航磁资料的研究和地质解释,他和团队编制出版了《中国陆域磁性基底深度图》《中国陆域断裂及岩浆岩分布图》《中国陆域区域构造图》《中国陆域磁性铁矿资源潜力预测图》等系列航磁地质解释图件,为找矿勘查部署、透视地球内部结构、研究“成矿、成藏、孕灾”等地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区域地球物理基础资料和地球科学研究成果。

    这套航磁系列图的绘就完成,是我国几代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0世纪末,我国几乎实现了陆域航磁勘查全覆盖,但青藏高原中西部的110多万平方千米,由于层峦叠嶂、高寒低压,航空探测存在飞机作业难、精准定位难、航磁仪器正常运行难等障碍,仍是未知的处女地。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仅30多岁的熊盛青针对特殊复杂环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实施野外作业。最终,解决了长期制约高原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飞行“禁区”,获取了青藏高原中西部高精度航磁数据,填补了我国陆域航磁最后一块空白区,实现了我国陆域航磁全覆盖,并获得青藏高原地质构造方面的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其中,青藏高原中西部油气、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远景评价成果,有力地支持了青藏高原的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突破,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矢量勘查系统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全轴梯度勘查系统

    聚焦找矿 勇当先锋 

    “科技创新必须‘落地’。”技术研发中,熊盛青追求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平衡统一,“就像木桶效应讲的,单一技术指标就算是国际领先,如果整体技术指标不上去,不能转化应用,实际意义也不大。”

    熊盛青介绍,“以需求和实用为导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开发,我们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完善的模式。”近20年来,高分辨率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效果,有力支撑了上一轮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

    “大冶铁矿深部富矿体、山东齐河富铁矿、新疆东天山铜镍矿、秦岭华阳川地区铀矿……”谈起航空物探技术助力找矿突破的案例,熊盛青如数家珍。几十年来,我国发现了数万处的航空物探异常,依据航空物探异常支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矿床。熊盛青带领团队完成的基于全国磁测资料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摸清了全国铁矿资源“家底”,为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勘查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战略性矿产找矿提出了新要求,明确要“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根据国家战略,熊盛青针对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航空地球物理支撑战略性矿产找矿突破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熊盛青领衔制定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星空地海井探测观测监测技术体系建设方案”,作为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查技术方法组组长,指导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系统应用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

    躬行践履 协作共进 

    透过舷窗,俯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巍峨壮美,回忆起当时的景象,熊盛青至今记忆犹新。“我参加了珠峰航空重力测量5个架次中的首飞,围着珠峰飞了6个半小时。”曾经有强烈晕车晕机反应的熊盛青,经过常年的锻炼,已经对野外作业安之若素。

    2020年5月,熊盛青登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综合调查飞机“航空地质一号”。机上装载的是包括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仪等国产化设备在内的先进装备。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参与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提供重力测量等关键数据。

    此次飞行,为珠峰高程测量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首先是海拔高,飞行高度为9800米~10250米,接近调查飞机10500米的极限高度。其次,飞行难度大。在珠峰地区,不仅山峰高耸、地形起伏,而且天气变化剧烈,因此要万分警惕来自众多风口的巨大侧向风。此次飞行首次获取了珠峰地区高精度航空重力、航空摄影和激光雷达数据,创新形成了适合高寒高海拔复杂地区要求的航空物探遥感综合测量方法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全地域航空探测能力。

    熊盛青回忆起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情景,“航空物探需要低空飞行,因为距离探测目标越近,可探测到的地下空间范围就越大,得到的数据就越精确。” “飞行高度六七十米,正好是大气层中气流运动最强烈的区域,机身颠簸得特别厉害。飞了还不到1小时,我就吐得七荤八素,整个航程4小时飞下来,感觉自己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再次试飞,情况依然如此。“师父本来想培养我专门搞仪器研发,那么必须在勘探过程中实际操作仪器。”如果当初没有强烈的晕机反应,熊盛青可能会踏上不同的专业主攻方向。

    担任航遥中心总工程师20多载,熊盛青自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将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勘查和遥感领域取得系统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成果。回首往昔,熊盛青总结道,做科研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瞄准国家需求,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专业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善于合作,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取长补短形成合力;第三,要有激情、有热情、有恒心。

    作为团队的负责人,熊盛青不但自身技术过硬,统筹把握专业发展方向,还极为擅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当各个小组的技术难题汇集给他,他总能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熊盛青强调,每项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庞大团队的高效协作。如何调动团队的积极性,把每个人的专长和优势与团队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作用,需要知人善任和巧妙的管理智慧。他明白,要协调一个多学科、多专业、不同年龄结构组成的团队并不容易。技术出身的他拿出科研攻关中那股务实的劲头,“做事先做人,什么事都先带头做起来。”

    熊盛青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不断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在熊盛青的带领下,“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该团队有1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15人先后入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省部级人才工程。

    “科研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艰辛,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特别是当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时,那种喜悦感便油然而生。”作为航遥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求索的脚步无暇停歇,他正以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系统“三测”技术体系的建立。

    《中华英才》半月刊:熊盛青:科研探索之路其乐无穷

    近日,2017年度“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平台(F5000)”评选结果出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三篇文章入选。他们是《华南扬子地区新元古代地层划分对比研究新进展》(《地质论评》2015年第61卷,第1期),《西藏拿若斑岩铜金矿床成矿斑岩年代学、岩石化学特征及其成矿意义》(《地质学报》2015年第89卷,第1期),《川南及邻区龙马溪组黑色岩系矿物组分特征及评价》(《石油学报》2015年第36卷,第2期)。

    其中,《华南扬子地区新元古代地层划分对比研究新进展》系统阐述了我国华南新元古代沉积盆地的演化过程及其地层序列,结合大量同位素年代学数据统计分析,研究认为华南新元古代沉积-构造演化可分为4个阶段,对应四套独具特色的地层序列,包括陆块碰撞与弧后盆地充填序列、大陆裂解与裂谷充填序列、南华冰期演替与陆架建设序列、震旦系或埃迪卡拉系初始台地建设序列。其中关于华南新元古代南华纪冰期演化及其启动年龄的认识,已经得到国际地层委员会的认可,并自2015年开始,编入国际年代地层表中。论文阐述的成果为我国新元古代地层格架构建及国际地层对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F5000是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建设的“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平台,为促进中文科技期刊进入国际重要检索系统,将中国优秀论文推向国际学术界而设立的奖项。平台基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以5年为滚动周期,针对各个学科类别每个年度发表的论文,按前1%高被引论文进入提名优秀论文,再利用科学计量学的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对每篇提名优秀论文进行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客观评价,从而选定最终进入该平台的论文。入选论文将发布在WOKweb of knowledge)国际检索系统之中,将与SCI数据库在同一平台内实现文献链接和国际引文检索,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向世界科技同行展示和推广我国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成都地调中心三篇论文入选“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

    2018年1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广西南宁顺利召开,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金发出席并主持会议。

    据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主任、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所长介绍,国际岩溶研究中心2017-2018年在科技平台建设方面取得良好进展,除了正常举办国际培训班、扩大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影响、宣介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外,两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一等奖,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在国际岩溶研究中心成立岩溶技术委员会,广西人民政府批准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建设广西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查并被评为优秀;同时在支撑桂林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主导的国际岩溶地质编图迈出新步伐,编制完成《全球岩溶分布图(1:1000万)》;联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历时4年编制了《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地区岩溶环境地质系列图》。

    会议透露,2019-2020年,国际岩溶研究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岩溶”国际大科学计划,力争实现“全球岩溶”一张图。启动岩溶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着手编制岩溶技术国际标准。同时,进一步加快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基地建设。

    理事们在讨论发言中,对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在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认可。认为国际岩溶研究中心2017-2018年的运行成果丰硕,成效显著。理事们建议国际岩溶研究中心未来两年的工作可以立足现有优势,争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国际重大会议申办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期更好地体现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平台作用,实现岩溶科研引领性发展。

    在总结中,李金发副局长就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如何准确定位,做好新时代的岩溶地质工作,继续发挥国际引领作用,提出六点意见:一是工作内容从过去的以矿产资源调查为主,向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转变;二是以地球系统科学作为岩溶地质工作的理论指导;三是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力,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团队建设、科技平台建设和国际合作;四是从国内向国际、从地表向深部拓展岩溶地质工作空间;五是岩溶地质调查方式从过去的以项目数量为主体,向以数量、质量、生态一体转变;六是推进岩溶地质工作的效益变革。

    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部主任韩群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地理地质系霍夫曼环境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格诺夫、塞尔维亚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国家委员会主席彼特•米兰诺维奇,以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广西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桂林市科技局等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           

              

     

     
     
    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江口沉银”发掘现场

      

    瞬变电磁仪在M3异常区观测

      

    李明雄和他绘制的“江口沉银”示意图

    随着岷江丰水期的到来,为期3个多月的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根据4月中旬眉山市举行的“发掘成果通报会”通报,本次发掘共发现文物3万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其成果备受世人瞩目。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正是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李明雄等人25年前通过磁法确定的M2-M3区域。五一前夕,这位70多岁的老地质向记者讲起了当年参与“江口沉银”考古勘查时的情形。

    五一将至,在位于成都枣子巷的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的总工程师办公室里,70多岁却依旧红光满面的李明雄高级工程师,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了他当年亲手绘制的并被政府当时要求不得泄露的“江口沉银”示意图和地形图。这距离他最早参与“江口沉银”物探工作,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

    机缘巧合——

    物探队应邀参与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

    时光倒退25年。

    1992年12月上旬的一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明清历史的王纲教授急冲冲地走进了物探队生产科,正好碰见了李明雄。一番寒暄后,王教授表明了来意,希望物探队派出地质科技人员参与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江口沉银”的考古勘查。李明雄没有半点迟疑就答应了,并立即向队上作了汇报。

    李明雄之所以答应得那么爽快,是有原因的。李明雄本来就是彭山人,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彭山县城度过的,关于“江口沉银”的传说以及“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得成都府”的童谣早就耳熟能详。石虎、石龙,李明雄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听说过张献忠十万大军千船金银沉入江底的故事。李明雄小时候,还听说过有老乡从河底摸起过铜关刀、在双江镇钓鱼时钓起银元宝的事。

    1960年,李明雄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就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65年参加地质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地球物理勘探,足迹踏遍了四川、河南、青海、贵州、安徽、陕西、内蒙古、新疆的山山水水。利用物探这个勘探利器,李明雄建树颇丰:在固体矿产方面,分别在河南、青海发现了富铜矿、富铁矿;在石油天然气方面,经过10年的潜心钻研,李明雄独自编写完成了四川盆地利用重磁资料预测天然气勘查开发前景研究报告,预测出了四川盆地48个天然气远景区,其中龙泉驿洛带和苍溪县元坝两个地区已被后来证实为特大型天然气田,预测准确度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勘查地下水方面,李明雄主持的项目在川中南部、仪陇等7个县13个乡镇寻找地下水取得良好效果,解决了这些地区的干旱缺水、人畜饮水难题。而用物探手段参与考古勘查,技术水平自然不在话下。

    1992年12月23日,时任彭山县政府县长助理的吴景才主持召开了合作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的协商会议,就合作事项、方式、探测范围、时间、探测手段、技术力量和其他事项做了议定并签署了协商会议纪要。这是一次高度保密的会议,物探队作为勘探技术队伍,将无偿进行勘探工作,当地政府只为勘探人员提供食宿方便。

    多部门联合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的大幕,悄然拉开。

    科学探测——

    激电法、磁测法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点

    很快,项目组便制定了详细工作方案。

    探测范围:双江镇街北段往北500米处府河与古南河口交汇处下游至邬店渡口之间,全长约3公里。宽从府河上游的右岸(临双江镇一侧)至左岸河道100米范围内。探测深度为地面(或水下)6米左右。

    工作时间:1993年1月3日至9日,一星期内完成初步试探工作。试探工作结束一星期内向彭山县人民政府提交探测结果报告。

    ……

    这些内容,摘自1993年1月15日,由李明雄作为第一编写人编写的《四川省彭山县双江地区探测金属工作成果报告》。已经有些泛黄的纸张,老式字钉打字机打出的文本,油墨虽然浓淡不均,但内容仍然清晰明了。

    1993年1月3日上午,李明雄一行10人从成都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双江镇后,就立即开始探测工作。

    李明雄他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他们踏勘发现,工作地段大部分在府河和岷江河道中进行。河道两岸为河滩地——第四系冲击层,河道靠双江镇岸边一侧为白垩系上统夹组砖红色砂岩夹泥岩,工作河道以及河滩地为无磁性和激发极化率较低(小于2%)的岩石出露地区。这样极小磁性干扰的地区,恰好有利于开展激电法和磁测法等物探工作。

    “所谓的激电法,就是通过当时的DWJ-1A型微机激电仪开展探测,其原理是通过观测到金属产生的激发极化点位变化,从而达到寻找金属的目的。”李明雄介绍说,“磁测法则是采用JGS-Z/MP-4-A型磁力仪,通过观测磁性金属产生的磁场特征达到寻找磁性金属的目的。”

    在工作区域,每隔200米,就确定为一条勘测线。勘测线两岸先在事先确定的测点各稳稳地埋下一根木桩,然后用一根绳索将两岸的木桩连接起来,载有工作设备和人员的船只顺着绳索开展工作,每隔5米就要进行一次探测。一条200米长的工作线上,就密密麻麻布置了40处探测点。“之所以这么加密,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点。”李明雄说,“有些重点点位,还要反反复复核查很多遍。”

    利用激电法,李明雄他们完成了剖面16条,剖面线距100米、200米,点距4米,剖面总长度1240米。

    冬季的双江镇,岷江上寒风凛冽,李明雄他们拿仪器的手冻得通红。越是冻得瑟瑟发抖,越不敢有丝毫懈怠。一些水流湍急的区域,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探测机械无法正常工作,必须耐心细致,反复调试。为了赶进度、抢时间,李明雄他们天一亮就开工,一直忙到天黑不能开展探测才打道回府。即使回到住所,晚上也得加班加点统计汇总有关数据,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

    此外,李明雄他们还大胆创新,在进行测线标志和成图方法时,由于工作地区没有大于1:2.5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他们便用国家测绘总局1967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放大10倍绘成1:5000地理图作为工作用图,采用测绳量距,地质罗盘定向确定测线位置,并用黄油漆在靠双江镇岸边一侧的固定建筑和原生岩石处标记测线号,便于以后查找。

    同时,磁测工作分别在从上至下的7个区域开展,分别标注为M1、M2……M7。项目人员共完成高精度磁测剖面72条,点距4米,剖面总长度7030米,每个区域的探测结果都作了详细的记录。例如被李明雄他们认定的重点区域M3是这样描述的:“M3地段(3、4线剖面一带)。4线的局部磁异常显示较好,这里水深5米,是河岸向内弯曲的回水处,也是物件容易沉没之处。推断此处有铁及其他金属器件存在的可能,埋深水面下6米左右。”

    李明雄还透露,那次的勘测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甚至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地一些老百姓常来打探,问他们是不是在找张献忠沉船的宝贝,李明雄他们也只是摇摇头说:“我们搞水文工作,正在进行水文地质测量测绘。”

    那次探测工作结束后,李明雄他们进行了详细总结,并给彭山县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对M1、M2、M3、M4这4个异常地段,进行更为详细的探测,将最初200米的线距加密为20米,点距4米,以便更准确定位和划定异常范围。在详细探测的基础上,选择1~2个较好的异常地段进行试挖和打捞工作。

    回到成都后没几天,李明雄他们就拿出了《四川省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探测金属工作成果报告》,并提供给了彭山县政府3份,其中1份保存在该县文管所。

    铁证应验——

    本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即为25年前磁法确定区域

    那次“江口沉银”探测工作结束后,李明雄所有的心思好像在一夜之间全部呼叫转移到了“江口沉银”这件事情上。他结合探测,苦心收集相关资料,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绘制出了“藏宝图”,也就是“江口沉银”示意图。

    最初的几年,李明雄一直沉默不语,“江口沉银”的事他都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一定要高度保密。

    1999年4月23日至28日,《成都商报》连续一周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江中有沉银千船》《藏宝图货真价实》等有关启动“江口沉银”勘探发掘的报道。这其中大声呼吁的,甚至提出“耗资200万,围堰截流探测打捞”建议的,正是当年邀请李明雄他们参与探测的历史学家王纲教授。

    为“江口沉银”魂牵梦绕的李明雄再也坐不住了,认为是时候现身了。4月28日,李明雄拿着自己绘制的“藏宝图”前往《成都商报》社。第二天,《成都商报》就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省地勘局7年前曾寻宝并绘详图——三处有宝》的报道。1999年5月18日,李明雄首次在电视荧屏上讲述了自己和同事们参与“江口沉银”探测的全过程。

    从首次参与探测工作后,李明雄就注意收集国内外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收集了厚厚一大本,一有空就拿出来翻阅,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每次回彭山老家,他的心思也更多地在收集有关传说和图文资料上。

    2009年4月28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科资源探测仪器研究所梁庆九所长,带领师生采用CUGTEM-4型瞬变电磁仪,对李明雄他们当年探测发现的重点区域——M3异常进行详查,结果发现异常达上万数量级,局部异常范围7~8米,厚1~2米,推断低阻金属物达到100多公斤。李明雄和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组全程参加了此次勘测。

    为了更科学、更直观地解密,中央电视台除了找到了李明雄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还专门邀请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物探所的有关专家,带上了更为先进的探测设备,重现了当年李明雄他们的探测过程,并在异常表现最好的M3区域进行探测和科学实验。结果显示,异常仍然明显,异常带长7米、宽2米、深3~5米。专家推测,如果这些金属物是金银器,那么从体积上算,至少能够装满一辆大卡车。应邀前往探测现场的李明雄异常兴奋,时隔十多年,科技迅猛发展,今天的探测还是有效印证了他们的成果。

    更加有力的证据是眼见为实。2015年,彭山县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江口沉银遗址的特大案件,盗窃分子盗走的文物,涉及有金印金册等,价值超过一亿元。这些证据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

    围堰截流,一探究竟。2017年1月5日,规模空前的“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工作拉开序幕。通过考古发掘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战,已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土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同时还有戒指、耳环和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有关专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特别是进一步研究和认清“张献忠剿四川”的真伪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正是25年前李明雄他们通过磁法确定的M2-M3区域。

    最后让我们记住,参与1993年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探测金属工作的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的地质工作者的名字:李明雄、王荣汉、付绍毅、丁鉴、薛钦昌、张义德、黄正跃、冯瑞涛、罗宗孔。

    地质人绘出藏宝图
        9月13日,广海局组织近100名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学身边典型  树学习榜样”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事迹报告会,聆听了原西安中心主任李向、航遥中心石磊以及广海局海洋六号船的先进事迹。在局内迅速汇聚了正能量,营造了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广海局局长温宁、党委书记马申达等领导班子成员、处级干部,局属各单位干部职工参加了视频会。

        广海局干部职工在听完先进人物,先进集体事迹报告会后,感到无比亲切和自豪,会议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身为海洋地质工作者,大家为海洋六号船赢得的荣誉而骄傲,为科考团队的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精神而感动;以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海洋地质事业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高度责任感和爱国情怀而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向海洋六号科考团队学习,向身边的榜样学习,立足本职,兢兢业业,为尽快实现国家找矿重大突破、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海洋六号船启航执行大洋29航次已出航100余天,顺利完成了第1航段和中国地调局航段任务,目前开展的第2航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完成了多波束等航渡测量4200多公里,箱式取样19个,多管取样3个,重力取样2个,海底摄像4个,生物拖网17个,温盐深取样站点11个。航次每一次取样成功的背后都有他们顶风破浪的艰险印记,每一天工作日志上都记录着他们默默付出的成绩。

        会后,广海局党委按照中国地调局党组要求,布置了在全局范围内向李向、石磊、海洋六号科考团队的学习工作任务,要求局属各单位迅速传达视频会议精神,紧密联系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学习讨论,以更加优良的作风,传承和发扬新时期“地质三光荣“精神,推动海洋地质事业发展,牢记宗旨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简称资源所)活塞圆筒高温高压设备,自2019年1月由百万庄搬迁至京区地质科研实验基地以来,历经仪器及配套设施安装、多次设备状态调试及参数校正,于2020年8月正式恢复运行。

    该设备全称为活塞圆筒设备(Piston Cylinder Systems,由压机、压腔、控制柜、液压控制系统和冷却水控制系统组成。压腔内芯为碳化钨(WC)材质,外环为硬质钢材质。实验过程中,样品与氧化镁管包裹组成样品仓置于压腔中心,被WC活塞推动施压,压力由主液压油缸提供,可在几分钟内向样品仓加压到目标压力。压力的标定方法是通过测定已知物质在不同相位的性质(如电阻)条件下开展。实验运行温度可达1700℃及以上,压力为0.5-4.0GPa。

    目前仪器放置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京区实验基地2号楼,运行状态良好。目前,资源所成矿作用模拟实验室建立了设备开放制度,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活塞圆筒的运行和开放。该设备已经应用于锂、铍等稀有金属成矿过程和条件的实验究中,模拟稀有金属的迁移、聚集机制进行研究。该设备的运行,将有力支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地质大调查等项目的研究获得原创性科研成果。

    岩石样品准备

    样品装入活塞圆筒

    运行中的活塞圆筒设备

    资源所活塞圆筒高温高压设备恢复运行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发布了2019年度“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入选名单,《中国地质》共有21篇论文入选。

    F5000评选活动由科技部主导、我国权威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评选,于2012年10月正式启动。目的在于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向国内外展示和交流我国优秀学术论文。入选F5000的论文作者会被推荐到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作为其期刊评审专家或期刊编委会成员。同时,入选论文放入F5000展示平台(f5000.istic.ac.cn),未来将进入科睿唯安的Incites评价数据库系统平台,成为Web of Science的一部分,与SCI数据库在同一平台内实现文献链接和国际引文检索,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向世界科技同行展示和推广我国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该奖项的评选办法是根据《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信息,采用定量分析(5年被引次数)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进行科学评价,遴选出精品科技期刊。每种精品期刊从5年间发表的论文中择优选取不超过20篇学术论文作为F5000的提名论文,提名论文再经过进一步遴选才能成为F5000论文。入选论文要求为各学科前1%高被引论文,且为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成果,能够反映期刊所在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

    《中国地质》杂志创刊于1953年,是由自然资源部主管、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学类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地质》围绕中国地质调查局十大计划、60项工程、300多个项目凝炼科学问题,展示国家层次、高水平的学术科研成果,着重反映国家地质调查和科研中具有创新性、前沿性、综合性、导向性的成果;主要报道基础地质(包括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岩石、矿物、区域地质等)、矿床地质、能源地质、海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含生态地质和灾害地质)、农业地质、遥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信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中国地质》21篇论文入选


    本次尼泊尔地震发生原因。


    4月25日,尼泊尔旅游胜地博克拉发生8.1级左右强烈地震,震源深度约20千米,我国拉萨、日喀则等地震感明显。


    据了解,此次地震是尼泊尔80多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协助搜救,同时地质专家们也从专业视角对造成此次强震的具体原因、影响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做出了及时分析。


    尼泊尔位于全球地质活动最频繁地区之一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徐德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尼泊尔地震是由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的挤压逆冲造成的。


    尼泊尔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而这里是全球地质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全球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中,有8座位于尼泊尔境内或与邻国边界,地震正是两大板块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据统计,全球有85%的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板块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是引起地震的重要原因。全球共有6大板块,其中欧亚板块与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便是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所在地。


    事实上,自2000年开始国内外已有多名地质学家对位于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的尼泊尔表达忧虑,认为从历史经验推测,该地区已积累了足够爆发一次高等级地震的“能量”。在近15年的时间,尼泊尔不断被世界各地的地质学界警告。


    美国《科学》周刊于2001年8月24日曾刊登文章称,喜马拉雅山脉将发生一次、甚至数次特大地震,震级将超过里氏8级。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地震研究者嵇少丞也一直对尼泊尔有所担忧。2010年,嵇少丞在美国探索发现频道的一档科普片《大陆苦旅:地质与生命的内在联系》中担任解说嘉宾,他在该节目中称:“尼泊尔具有发生巨大地震的危险性,因为那里的逆断层已经超期服役很久了。”


    逆断层是一个地质构成的专有名词,主要由两个断裂的地质板块水平挤压与重力作用而形成。在尼泊尔附近,由于印度板块不断向亚欧板块挤压,存在着一个绵延数千千米的巨大逆断层带。进一步讲,即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曾经是两个完全分离的板块,但随着板块的漂移,4000万年前这两个板块碰撞在一起,印度板块开始不断向亚洲板块挤压,每年的挤压速度大约在3毫米~45毫米左右。两大板块的挤压不仅诞生了喜马拉雅山脉,而且随着板块持续挤压所产生的压力会不断集聚,当板块断裂带无法承受压力时,便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释放,而地震便是这种压力释放的最主要表象。


    而在尼泊尔与我国西藏的交界处,即喜马拉雅山南麓,发育着3条主要的断裂,从南向北依次是主中央断裂(MCT,Main Central Thrust)、主边界断裂(MBT,Main Boundary Thrust)和主前断裂(MFT,Main Frontal Thrust)。嵇少丞说,“尼泊尔东部曾在1934年1月15日发生过大地震,造成10600人死亡,这次地震断裂发生在上次的西边,估计是主边界断裂带上。”


    对于此次地震的性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计算得出的震源机制解,表现为低角度逆冲断层(走向约290,倾角10°) 推覆方向由北到南,当地东西向山脉(属于喜马拉雅山脉)一下子长高了几米, 引发一系列地表破裂过程及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雪崩。


    事实上,印度板块对亚洲板块不断的挤压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尼交界地带,“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以及云南持续的地震,都和印度板块对亚洲板块的挤压有关系。”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会忠说。


    地震预测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即使现在的地质科学已经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断裂带有了充分了解,但却依然无法准确判断地震何时会发生。


    在本次地震发生的一周前,加德满都曾召开过一次地质灾害研讨会,有消息指出,该会议对尼泊尔可能发生的地震做出了预告,但被忽视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加德满都召开的研讨会并不是针对尼泊尔本次地震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研讨会,目的是为了提高当地的防震减灾意识。


    “地震预测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说。他的机构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便致力于地震预警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地震发生后的地震波比电波传输慢的原理。王暾认为,基于现有科技条件无法准确对一个地区即将发生的地震做出判断。比如,中国地震局每年会在年底召开下一年度的地震趋势研讨会,列出每一年地震重点关注的区域。中国地震局一位学者表示:“我们可以给出中国的地震重点监测区域名单,但这些区域今年会不会发生地震、何时发生,我们无法准确预知。”


    比如在芦山地震前57天,四川省地震局测绘工程院根据一系列实地考察数据预测:雅安一带将发生6级~6.9级地震。但是,他们预测的发生时间范围是2月25日~5月10日,而可能发生强震的区域仅能精确到一个南北跨度大于100千米的区域。


    西藏日喀则地震不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


    尼泊尔强震后,我国西藏日喀则地区相继发生5.9级、5.3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吗,会对我国西藏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地震并非尼泊尔余震。”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徐锡伟介绍,一般来讲,余震是在原来主震破裂范围内或附近发生的地震,与主震在同一个破裂面,而且破裂类型基本一致。我国日喀则地区的地震震源深度比较浅,震中位于发生尼泊尔8.1级地震逆断层的上盘块体以北,震源机制解显示是由近南北向的正断层系活动引发的,可以说是受到尼泊尔地震的触发影响而发生的地震,但不应认为是尼泊尔地震的余震。


    “日喀则地震与尼泊尔地震属于不同类型的地震。”徐锡伟说,按照地震断层面错动性质可将地震分为正断层、逆断层和走滑断层型三类地震。一场大地震引发的大量余震,特别是强余震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同一种类型的地震。但是,尼泊尔是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内向北缓倾的逆断层上的地震,属于逆断层型地震。而日喀则地区的地震是藏南拆离系与控制近南北向拉张断陷盆地的正断层型地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属于余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丁志峰也表示,尼泊尔地震后我国相邻地区很快发生地震,说明我国相关区域受应力扰动非常明显,后续要多关注这种应力调整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地震。


    此前有报道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喜马拉雅地震带已进入7级以上地震的复发周期。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地区很多地方的地震都是双震型的,就是几年以内可能引起震级相当的另一次地震。


    “说喜马拉雅地震带已经进入活跃期,还不能完全这么讲。”徐锡伟说,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是欧亚板块与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区域。这一地震带从印度尼西亚经缅甸到我国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区,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细亚到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这只是个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边界。


    “如果短时间内某个区域不断发生地震,频度较高、强度较大,才能称其为进入活跃期。”徐锡伟说,从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到此次尼泊尔地震,如果不包括中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汶川地震和鲁甸地震,就不能说其已进入活跃期。


    “尼泊尔地震可能会引发青藏高原其它地区发生地震,但具体要看其内部应力状态是怎样调整的。”徐锡伟说,目前他和同事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尼泊尔地震引发的更长远影响现在还很难确定,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是否影响珠峰高度还不确定


    美联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地球物理学家马琳·克拉克的观点说,此次地震发生在地壳两大板块边界,一大板块支持印度向南,另一个板块支持亚欧大陆向北,两大板块相互挤压逆冲导致了本次地震的发生。数百万年以来,经过多次这样的地震影响,使珠穆朗玛峰高度不断升高。


    中国社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板块挤压应该会对珠峰高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现在仍不清楚板块挤压方式的具体情况,所以珠峰将因此升高还是降低、包括影响幅度暂时仍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高登义说,1950年8月15日喜马拉雅山脉附近曾发生过里氏8.6级地震,当时曾引起珠峰的上升。


    他认为,多年以来珠峰高度是不断上升的,这种上升是一种长期演变的过程,所以目前仍无法判断一次地震对长期演变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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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各国对地震震级测定不同?


    尼泊尔地震发生后,我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为8.1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则测定为7.9级。为什么会有此不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蒋海昆表示,世界各国对地震震级的参数标准有一定差异,比如我国测的是面波震级,美国测的是矩震级。同一地震,不同机构测的震级有一定差异是允许的。

    两大板块挤压逆冲致尼泊尔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