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服务”做贡献，鲜花掌声送模范。

3月28日，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

“‘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是成都综合所在新形势下向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转型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所‘全力服务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全力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成都综合所所长、党委书记胡泽松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组在乌蒙山扶贫开发区黔西北毕节威宁县哲觉镇一带新发现1处超大型、1处大型新类型沉积型稀土矿床。此次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我国稀土矿成矿规律研究领域和找矿空间，为我国打造又一个新的稀土勘查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乌蒙山地区扶贫攻坚，以及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也是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能源资源基地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地质环境“三位一体”调查评价的一次新实践。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对于成都综合所及其项目团队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更是一次利用传统优势技术支撑服务新型地质调查工作的严格检验……

强强联合 共克时艰

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覆盖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和六盘水市。该地区“三稀”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发现有大量富含稀土的粘土岩建造。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

事实上，毕节威宁-赫章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由来已久，但针对“三稀”矿产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解放前，丁文江、刘之远、黄懿、罗绳武等人对区内的地层及煤、汞等矿产资源层曾做过概略调研。而该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则始于1960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对这一地区开展过众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但是主要针对铜、铅锌、锰矿等。自1997年开始，地质工作者陆续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二叠系宣威组底部存在一套富稀土粘土岩，但稀土的赋存状态、成矿模式、成因类型、可利用性等问题均未查明，加之成矿规律不清，找矿迟迟未取得突破。近年来，贵州省地矿局、贵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瞄准“三稀”资源，对含稀土的磷块岩、铝土岩矿床、磷矿床伴生的“三稀”元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真正意义上深入推进该区域“三稀”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还要从成都综合所和贵州省地矿局的合作说起。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成都综合所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幸运地立项并取得重大突破，既与他们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平日的留心积累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三位一体”调查评价体系、支撑服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时，成都综合所就开始了筹划谋局，试图在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经过资料综合分析，他们了解到当地的稀土矿线索，并深入分析了难以开发利用的“症结”。

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明确要求，地方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求，加上自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技术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使成都综合所上下很快达成了共识，举全所之力，主攻贵州毕节地区稀土矿。

说干就干，时不我待。2017年1月10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开展了一次座谈。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即以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为平台，重点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调查、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等工作；通过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查，查明资源现状、资源潜力、矿石可利用性，摸清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和承载力，共同建立资源基地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体系，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服务。同年2月28日，成都综合所召开会议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为贵州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基础服务的目标。紧接着，3月7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在成都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为引领，围绕“区调、矿调、环调”地质调查评价、能源资源经济性评价工作、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结合精准扶贫行动，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地质科技成果集成与转化。

随后，“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工作部署，成都综合所按照“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特别成立了项目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编制了“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双方资源、技术、业务优势，共同推进基地建设，以服务地方需求实现服务国家需求的目标，有效创新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战略的同时，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 迎难而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当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技术人员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威宁、赫章两县沉积型稀土矿尚处于勘查开发的起步阶段。根据沉积型稀土的赋存状态来看，矿体多出露于地表，开采地质条件较好。含矿层段在威宁及赫章地区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巨大。但是2018年以前，整个黔西北地区沉积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稀土赋存状态及可利用性均未查明，选冶工艺也未曾取得进展。一度有分析认为，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业内权威专家对此也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在此地区根本找不到大矿；有人则认为，即便是侥幸找到了矿，也很难“拿”出来。

成都综合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层层传导，最后落到了项目组全体人员身上。个中滋味，也只有亲历过的人体会最深刻——

谈起该项目，项目团队成员惠博博士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工作至今啃得最难的一块骨头！为了有效富集回收该地区稀土资源，项目组成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其实，从1997年开始，黔西北沉积型稀土就不断受到关注，但是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矿石赋存状态研究及选冶工艺突破。“贵州沉积型稀土原矿中稀土氧化物(REO)含量最高时可达1.6%，平均约0.15%。但是，由于无独立的稀土矿物，采用常规的物理选矿方法无法实现稀土的富集回收。”惠博解释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惠博与项目组其他成员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准备。项目开展之初，他们主要采用常规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处理，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

“这不是一类传统的矿石，在对这一类矿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拿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它是否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惠博说，对于该项目的科研攻关，成都综合所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开动员会，要求技术人员每月向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及所长汇报进展情况。

可是，纵使技术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倔强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无数次试验都无功而返，研究进展依旧未能达到预期。难道真如前人所说“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此时，成都综合所内上下压力倍增。

专家组与科研人员研讨钻孔岩芯中稀土含矿层的垂向演化趋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终于，大家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查，项目组确定了两个重点攻关方向：一是在工作手段上采取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即工艺矿物学、地质学、冶金学联合攻关。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常规手段没有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引入一些假设性的试验。

首先是工艺矿物学先行。惠博介绍说，这就如同我们在医院看病一般，需要先问诊（即取样），查明病因（即查明矿石成因）。在这个过程中，工艺矿物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选用了关于物质和结构分析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化学分析里的荧光、XRD分析、电子探针等，并利用国际先进的矿物分析试验设备将矿石的基本性质从里到外、从粗到细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还与其他类型矿石进行类比分析。在以往的试验中，我们主要采用10倍、20倍的显微镜，但是在该矿石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甚至采用了近千倍的显微镜，以及做材料的技术手段，终于查清了矿石中各元素的赋存状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开始开展选矿研究，却无功而返。冶金技术随后及时跟进，开展了浸出试验，验证理论上的赋存形式。通过试验，对大家通过仪器观察的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佐证。综合比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做得更深入、科研链条也更长，基本上做到了类似产品的级别。”惠博说。

而此次项目能够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多学科联合攻关。这要归功于成都综合所的优势业务领域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成都综合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成都综合所在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呆滞的、我们认为可能在技术上或者经济上不过关的资源，所里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也成为这次试验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泽松说。

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胡泽松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轻易否定研究对象，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大国，不但储量丰富，且还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及矿点分布合理等优势，全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区，形成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但是，该项目发现的稀土类型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状态，也区别于深海稀土，在标准上并没有可借鉴性。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项目组最终确定黔西北地区的稀土矿床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发生于二叠纪末的巨量岩浆活动是华南陆块演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导致了扬子克拉通西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在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常伴随有区域岩石圈地壳的大规模抬升和地表岩石的去顶剥蚀。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和层状-似层状火山碎屑岩，且构成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体的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富含铁族、高场强元素和稀土元素。在晚二叠世温润潮湿的古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海侵、海退作用下，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便易于发生强烈的风化、蚀变和剥蚀作用，经进一步搬运、沉积、富集便形成了黔西北地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

同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绿色高效的“预处理-选择性浸出”冶金新工艺。试验结果表明，稀土元素浸出率高于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5%。此工艺流程短、选择性强，绿色高效，对推动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设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8个月的科研攻关，沉睡的稀土宝藏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三大突破 意义深远

2019年3月28日，在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被评为该所“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对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团队来说，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首先，他们取得了沉积型稀土矿产的重大找矿突破。该团队在对稀土含矿层精细的岩相古地理、沉积微相和稀土沉积成矿要素研究基础上，锁定富稀土层的岩相类型，建立成矿模式，通过矿产检查，于毕节市威宁县麻乍镇新发现超大型稀土矿1处，于威宁县哲觉镇新发现大型稀土矿1处。

其次，攻克了新类型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系统工艺矿物学研究，首次查明了该稀土赋存于以高岭石（83%以上）为主的粘土岩中，无独立稀土矿物，成因类型属“沉积型”，工业类型为类质同象离子吸附型。该类型稀土的粒度极细，选冶难度极大，团队中青年优秀骨干进行了四阶段的选冶试验攻坚，最终创新性研发出针对此类型稀土矿的“预焙烧处理-选择性酸浸”工艺流程，使得该类型稀土的综合回收率超过85%，攻克了选冶难题。

第三，创新了能源资源基地技术经济评价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威宁重点工作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组结合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整理，对威宁、赫章地区地表水、地下水、地壳稳定性、植被覆盖率、土壤环境、空气质量、石漠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制各类环境图件15张，提出了下一步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同时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以黔西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岩溶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对接需求 精准扶贫

2018年12月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一行来到贵州省毕节市。与以往不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前期形成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进行移交。

本次移交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是依托于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实施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形成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能源资源基地威宁-赫章地区勘查开发布局建议书（2018）》（以下简称《建议书》）1份，附图图册1套（包含相关附图31份）。《建议书》对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接毕节市政府需求，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工作，成都综合所还表示，将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协助毕节市建立“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基地”，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两周后，毕节市政府发来信函，对于成都综合所移交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毕节开展的地质找矿工作高度认可。信函中写道：

“《建议书》对我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特别针对两县广泛分布、资源潜力巨大的沉积型稀土矿产进行了论述，提供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超大型稀土矿1处，大型稀土矿1处；研发的沉积型稀土综合利用技术原型，将浸出率从5%～20%提高到85%以上，为我市对该类型稀土矿产的采选及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建议书》及附图图册内容丰富，涵盖了我市威宁、赫章两县优势矿产资源潜力、综合利用潜力、地质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等方面，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对我市绿色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我市打造‘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这封信函不仅是对项目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工作的鼓励与肯定。

精准脱贫不仅是地质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政治担当。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排了项目，重点开展能源资源调查、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工环地质调查等工作。这些项目，均瞄准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解决急需问题，有的发现了新的矿产地，有的查清了地质环境情况，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贵州乌蒙山片区是整个乌蒙山片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形势十分严峻。“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提出，毕节威宁地区应从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基地向沉积型稀土、沉积型锂矿、铅锌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基地转变的发展新思路，对于有效服务地区绿色勘查开发、助力乌蒙山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尾 声

采访中，除了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严谨求真的钻研精神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记者询问惠博技术攻关后的心情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如释重负。回望项目整体开展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团队成员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第一时间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是不能草率下结论；二是研究工作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确，成功往往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地质调查工作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像他们一样锲而不舍、严谨务实。

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有新定位，即“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相信，在新的征程中成都综合所人将飞得更高、行得更远！

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吕君昌研究员与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徐莉博士等，在河南省栾川县秋扒乡晚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一种新的阿尔瓦兹龙类恐龙化石，命名为张氏秋扒爪龙（Qiupanykus zhangi）；属名指化石发现于秋扒乡，种名赠给对栾川恐龙化石调查、发掘和保护做出巨大贡献的张栓成先生。张氏秋扒爪龙有以下特征：后部荐椎腹面发育明显的脊；前部尾椎体横突位于椎体的中部；肠骨的耻骨关节面收缩弱化呈球节状；胫骨的腓骨嵴大而呈四边形；功能性荐椎部分由6节荐椎体和2节尾椎组成；远端尾椎椎体侧面可见一小气孔。

张氏秋扒爪龙骨骼化石与恐龙蛋壳保存在一起，存在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纯属偶然，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二是该恐龙蛋是张氏秋扒爪龙所下；三是该恐龙蛋不是张氏秋扒爪龙所下，蛋壳是被其破坏的。研究发现秋扒爪龙体重约515g，而恐龙蛋重约1136g。另一方面，蛋皮表面结构研究表明该蛋皮属于窃蛋龙类的蛋。此外，秋扒爪龙具有短小粗壮、只有一个拇指并且爪子锋利等独特的前肢结构。基于以上证据，第三种可能性可更好解释二者保存在一起的原因，即张氏秋扒爪龙是用自己锋利的爪子破坏了恐龙蛋，它们可能是食蛋者。

阿尔瓦兹龙类恐龙是高度特化的非鸟兽脚类恐龙，身体娇小、腿细长、适于奔跑，曾被视为失去飞行能力的鸟类。世界上第一例阿尔瓦兹龙类恐龙发现于蒙古，此后陆续在欧洲和美洲亦有报道。张氏秋扒爪龙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年轻的阿尔瓦兹龙类恐龙。研究表明，阿尔瓦兹龙类恐龙可能才是真正的“偷蛋家族”，以窃蛋龙类的蛋为食的可能性极大。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中国地质》《China Geology》英文版。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2019）及地调项目（20160126）的联合资助。

秋扒爪龙骨骼及线条图

张氏秋扒爪龙（Qiupanykus zhangi）复原图（赵闯 绘）

离开塔希提已经十天了，而我的内心仍久久不能平息。这个在法国人认为“人间天堂”的地方，风景如画，让人如痴如醉-——可对“海洋六号”船轮机部的兄弟们来说，只是过往云烟！

故障就是命令

经过长途的航行，就在靠泊塔希提港的前一天，3月12日凌晨将近3点，我接到值班管轮耿强林的电话：“出大事了，柴油机出问题了”，赶紧下集控室，与及时赶到的轮机长覃海杰和电机员郑正大一起查看。原来是三台主发电柴油机在联机高速运行中3号柴油机第四缸的缸头螺栓断了一根，引起冷却水泄漏，导致冷却水高温应急停车，其负荷瞬间全部转移到1号和2号机上，超高负荷冲击把1号主柴油机也搞坏了。三台机一下子坏了两台，这是轮机工作中最怕出现的“瘫机”，倘若不及时恢复，一台柴油机很难满足第二天进港的要求，甚至会影响后续返航的安全。

轮机长当机立断，下令关掉3号机所有进出水阀，由易到难，首先排查1号机加不上负荷的故障原因。我立即抽调人员从凌晨四点开始撸起袖子干，从外到内逐一排查，检查缸头螺栓等固定件、运动件、进排气系统和燃油系统，启动柴油机测量压缩压力和爆炸压力，终于在并车运行后发现，当负荷慢慢增加到500KW以上后增压器开始逐渐听到有脉动的“哄哄”声，柴油机各缸排温急剧升高——增压器喘振！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增压器故障！增压器是柴油机的精密部件，结构复杂，维修难度很大，一般都是由专业的修理厂家修理，船上没有维修条件（没检测仪器），从没修理过，备件也不足。

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带领兄弟们马不停蹄立即转战3号机。吊缸头，更换损坏的螺栓和密封胶圈。整个过程要小心翼翼，取出断裂的螺栓，可和仓库找来备件对比，备件号没错，可螺栓不对。再次确认没有这个备件后，立即将此情况报告轮机长。轮机长一边指示先从暂时难以修复的1号机拆两条螺栓过来，尽快恢复3号机；一边向船长汇报，将情况立即报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请求后方支援。后方马上行动，启动相关程序着手备件采购。说干就干，经过持续15个小时的奋斗，晚上九点缸头装复完毕，兄弟们满是疲惫，有的都瘫坐在地上了。3号机终于可以试车了，我的心都快到嗓子眼了，生怕其它部件再出什么差池。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试车成功。拥有了两台主机提供动力，进出港的动力要求满足了，船长、轮机长和我的压力都减轻了。

守住最后的防线

13日早上，船舶顺利靠泊法属塔希提港PAPEETE码头。轮机部按照计划组织部门人员立即完成燃油的补给工作。1号柴油机增压器的拆检修理工作是头等大事，广州海洋局收到船上的故障报告后，十分重视，局长叶建良亲自主持召开主机故障讨论会，为船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局领导重视，增强了我们修好所有设备的信心！船上临时党委统筹安排，要求各部门随时提供支持。轮机部兄弟们责无旁贷！虽然船已靠港，可没有一个兄弟提出要上岸去欣赏异国风情，每天都自觉穿好工作服汇聚在机舱进行设备检查保养，尤其是对三台柴油机的全面检查。轮机长明确要求，确保2号、3号机安全正常运行，在此基础上全力修复1号主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经请示局里同意，通过代理寻找当地船厂技术支持。可与代理找来的当地两位“专业人员”一起工作后，发现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增压器维修人员，也没有增压器转子动平衡检测设备。在外方人员协助下把增压器拆卸下来后，我和轮机长一致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迎难而上，绝不放弃

20日中午，备件一送到船，部门就立即兵分两路---我带人安装增压器，二管带人安装螺栓。增压器转速高（正常航行1分钟30000多转），工作温度高，安装精度和清洁度要求都很高。大部分运动件不是铝合金就是铜，一个轻轻的刮碰都能造成变形，一块小小的铁屑残留都能打坏高速旋转的零部件。我多次翻看说明书，在说明书也没有安装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慢慢摸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没事，死马当活马医，哪怕修好能用来发电也好，万一成功了呢？”老轨给我鼓劲。有了定心丸，就大胆干！高级机工沈衍栋、莫峻辉和梁安林帮了我大忙，动手能力强悍的他们协助我顺利完成了一个个零部件的安装。尤其在总装整个转子组件时，因转子组笨重（重达200斤），安装位置较高，空间狭窄，站不了几个人，可起吊和安装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同时需要各方位定位精确，任何一个部位有小小偏差都不行。我们足足花了2个小时反复摸索安装，几次都没成功。我都恨不得自己力大无穷，直接抱起来安装进去。轮机长看到我们累得实在不行，爬上机头，亲自动手协助大家对孔定位，终于搞定了。

晚上十点半，增压器安装完毕，终于可以试车了。试车过程非常谨慎，起动－空车运行－加负荷，每一步都仔细检查各参数，在确认各方面都正常后才会执行下一步程序。经过1个多小时的试车，确认增压器修理取得成功。至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护航海六，奔向祖国

这次故障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必然性。我船拥有动力定位功能，在作业时船舶自动运行保持在某一位置或特定状态，而动力定位的位置是靠DGPS来确定的，多次作业中发现DGPS的信号输入错误，时常出现较大的错误偏移，这就导致船舶突然大幅度移动，提供动力的柴油机会出现瞬间较大负荷，甚至是超负荷运行。加上一周前，2号机无征兆频繁跳闸，负荷转移对1、3号机造成超负荷冲击，而电站的功率限制保护没起作用，多种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故障。

回想过去抢修的日日夜夜，感慨颇多。这次设备故障的解决，离不开船上临时党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后方家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船上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轮机部兄弟们的辛勤付出。在困难面前，轮机部的兄弟们放弃休息，自觉到机舱参加抢修，一干十几个小时毫无怨言，让我十分感动，我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

21日，我船在三台主机熟悉的轰鸣声中离开了塔希提港，踏上了漫长的回国航程！为确保安全返航，防止柴油机再次出现超负荷冲击而产生其它变故，老轨和船长商量决定，选用经济航速，选择三台机并联的最佳负荷运行，既安全又经济。

如今，“海洋六号”船历经艰辛后正劈波斩浪勇往直行，兄弟们用汗水汇集成的浪花在船边翻滚，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异常夺目。漫漫回家路，我们坚信，只要有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不怕苦的意志，“海洋六号”船定能乘风破浪无障碍，直挂云帆回中国！

二○一一年，马晓丽在帕米尔高原开展野外工作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6年过去了，马晓丽不仅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还结婚成家，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200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了3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比利时姑娘Marie-Luce Chevalier（中文名马晓丽）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时的同学李海兵打来的，得知她正在找工作，李海兵立即抛来了橄榄枝：“你为什么不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马晓丽想了想，立即答应了，身为地球活动构造研究青年专家，马晓丽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新构造、构造地貌、古气候、宇宙成因核素测年等方面的研究，曾经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Science》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篇，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晓丽深深地热爱着那片神秘的高原。

2010年9月，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位外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来到北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棕发蓝眼的马晓丽名字却很中国，她解释说：“我的中文名是10年前李海兵的女儿给起的，当时小姑娘才11岁。我的姓Chevalier有骑士的意思，骑士都会骑马，而且马和Marie发音近似，至于晓丽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马晓丽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高中老师，“但他们都是搞文学的，我完全不感兴趣。”她天生就喜欢大自然，喜欢在野外爬山，搜集漂亮的石头以及观察各种动植物。

不过比利时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山，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晓丽看到了一些壮美的火山图片，让她对岩石、地质产生了最原始的好奇心。而她对火山一直很钟情，多次实地参观火山，“我喜欢去看新的小活火山，它们可爱极了。”

在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没有专门进行火山研究的导师，马晓丽只好选择了活动构造研究。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西藏西部绵延1000余公里的喀喇昆仑断层，了解这个断层的运行机理，估算它的平均发展速度，还有其移动和活动，是评估这一地区潜在地震风险不可或缺的工作。

因此，从2002年开始，马晓丽几乎年年都会来中国，到西藏艰险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和采样。青藏高原上风景很美，但环境极其恶劣，课题组经常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工作，晚上直接就地搭帐篷睡觉，温度低于零下十几摄氏度……这样的野外环境，很多经常出野外的男地质队员都吃不消，马晓丽却从不抱怨什么，“在野外很辛苦，很冷，不能洗澡，这些我都能接受。”

最大的考验来自高原反应，有一年去野外前，马晓丽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因为空调温度太低她患上了感冒，结果飞机刚到拉萨，她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快反应越来越严重。考察地点位于海拔4500米到5000米的地区，她连续四天不吃饭也不睡觉，只是不停吐。同事们开车将她送到当地一个简陋的医疗点，输液、吃药后，她又被送到海拔低一点的日喀则休养。

那几天，躺在病床上的马晓丽心急如焚，每年能去野外的机会不多，时间又很短，想到同事们都在野外考察，自己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都干不了，她就觉得万分可惜。

曾经的经历如此痛苦，也不能打消马晓丽的热情，她反而格外珍惜每一次到西藏野外考察的机会，到达后她都会先休息两天，养精蓄锐，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研究喀喇昆仑断裂带已经15年了，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到中国工作后，马晓丽很顺利地就申请到了自己的科研项目，带领一个课题组进行青藏高原板块运动的相关研究。活动构造研究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对各类型活动构造的研究中，地震构造和活动断裂的研究是最活跃的课题。事实上，地质构造的活动不一定都引起地震，但构造地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断裂带的局部或全部冲动达到相当激烈程度而引起的。

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不管高原环境如何恶劣，马晓丽都坚持去现场采集数据标本，“我来过，我看过，我知道这里每一公里范围的卫片，才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青藏高原地区是世界上发生大陆内地震的主要地区，地震活动规律性强，是现代构造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近代地震活动并不强烈。马晓丽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青藏高原的喀喇昆仑断裂带，至今已有15年了，完成了8篇相关科研论文。

2016年10月，她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西部的鲜水河活动断裂带，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野外考察，同行的还有她在中国招收的两名硕士研究生。 能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作研究，把自己会的东西分享给他们，马晓丽觉得很开心。

马晓丽还很喜欢中国的学术研究氛围，每次和同行们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她都听得格外认真，尤其是作青藏高原地区研究的专家们，每年见一两次面，她都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有收获。

到中国这几年，马晓丽做出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获得了许多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工作进展，还获得了2015年度“优秀黄汲清学者奖”。

不久前，马晓丽结婚了，2017年，她还将在地质研究所继续招收活动构造专业的研究生，这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已经做好了扎根中国的准备。

“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

刚到中国的时候，马晓丽觉得最大的难题是学中文，她住的小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人会说英语，去银行、买东西、上医院都需要有人帮助，非常不方便。6个月后，马晓丽在北京五道口一家语言学校报名学中文，接受每周4个小时的一对一教学，6年过去了，虽然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了，她依然保持每周两个小时的学习。由于经常要出野外，或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无法保证学习时间，她就抽中午时间在办公室做作业，然后请同事帮忙修改一下。

而在工作之余，马晓丽和所有年轻的姑娘一样，喜欢健身、游泳、跳舞、瑜伽、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唱歌看电影，当然，还有旅行。在中国工作这几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还经常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洛阳盛放的牡丹，也有壮观的云冈石窟以及初春北京的街头风景，“我还没有去过张家界，非常想去，另外还想去贵州看看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我很喜欢中国的饮食，漂亮的风景、寺庙和各种风俗人情。”而谈到中国各大景区假期人潮涌动的景象，马晓丽有自己的聪明选择，“假期的时候我就到单位来工作，等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休假出去旅行，而且只要带上我的电脑，在哪里我都能工作。”

而在所有的爱好中，马晓丽还是最喜欢爬山，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朋友们组织的爬山队，大家经常相约结伴去北京的郊区爬山，特别喜欢去爬野长城。“野长城很危险吗？我觉得还好，比起青藏高原来说好爬多了。”不经意的话语流露出她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她想念那片高原，那里有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她魂牵梦萦的断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