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名军人，近20年奋战在地质找矿一线，矢志不渝，为国为民。

她，曾是一名环保卫士，长期坚守在环保一线，兢兢业业，秉公执法。

他和她连在一起，是全国文明家庭璀璨星河中亮眼的一颗。

他保国——深山里埋头找矿

凌晨三点的内蒙古朱日和无人区，砂砾在狂风的裹挟下持续不断地撞击着帐篷。张贵林紧紧攥着对讲机，眼睛一刻不离地紧盯钻机仪表盘。这是深冬野外找矿的一瞬，也是他地质生涯的寻常一夜。自1999年穿上军装，从武警黄金部队战士成长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一名地质尖兵，24年间，他的生命刻度始终与旋转的钻杆同频。

“只有国家这个大家好，我们这个小家才会好。”张贵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是农村孩子，父辈的言传身教、清贫朴实的家庭教育是他从军的最初印象。入伍后，张贵林被分配到原武警黄金部队钻探中队，钻探施工就成为了他“干一行爱一行”的坚守。由于动手能力比较强，加上反复琢磨、精益求精的拼劲，第二年张贵林就凭着过硬的技术被破格提拔当上了班长。之后的每一年，中队钻探总量第一、单班进尺第一的纪录一直被他保持着，直到四年半后他被保送上了军校。

作为地质找矿部队，长年与大山为伴，与戈壁为伍，是最普通的常态。钻探施工有一个特点，只要钻机一开动，直到整个工程结束之前，是不能停工的。大家每天坚持早上6点前起床、组织早操和训练，准备上山施工所需的材料物资，施工作业“四班三倒”，吃住都在钻探机台上。

“往地下打钻，就是睁着眼睛干看不见的活儿。”在内蒙古朱日和矿区，钻机穿透复杂地层时突然孔内坍塌导致卡钻，张贵林裹着军大衣一头冲进零下20多摄氏度的寒夜。砂轮溅起的火星灼伤手臂，维修设备的油渍喷溅满脸，调配冲洗液的泥浆沾满全身，这样惊心动魄的井故处理，在他完成的12万米钻探施工任务中如同家常便饭。

从红格尔到朱日和，在中蒙边境无人区，他和战士们全部剃着光头戴着大墨镜，每天任凭沙尘暴肆意打在脸上；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雪一下就有半米多深，战士们帽子上鼻子上全吊着冰条；驻扎的帐篷经常被吹翻，机台吃的饭里面经常夹杂着一层沙子……在包头大青山柳坝沟和哈达门沟矿区，没路没水没电没手机，不管是野外施工作业的艰辛，还是扛着一二百斤的设施跋山涉水的艰难经历都让人难忘。

“必须把兄弟们平安带回家。”每当新兵出队，他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安全事故防不胜防，可我们的兄弟们都还很年轻，每个人后面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与风沙较劲、同岩层对话，回忆起和战士们一起野外找矿的那些岁月，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硬汉一度哽咽，几次说不出话来。3次荣立三等功的军功章背后，镌刻着24年零事故的平安纪录。

“得有钉钉子的精神，能吃苦的作风，爱钻研的韧劲，才能把本职工作干好。” 张贵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诚的共事心态去带队伍，赢得了同志们的特别认可和较高的威望，他所在的中队也成为了攻坚克难且战斗力最强的“铁军”。

普查、调查、勘查，每一个矿区从开始到结束。10多年如一日，张贵林和战士们的足迹踏遍辽宁、内蒙古、河南、山东、吉林、浙江等省，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转战朱日和无人区等20多个矿区，破解多个矿区复杂地层钻探施工难题，为祖国找到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矿藏。

转制改革后，张贵林在安全和保密处工作，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原武警黄金部队转制改革5周年先进个人、优秀管理人才等荣誉。“最美的家成就最好的我。”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谈到妻子侯亚萍，张贵林再一次情绪失控：“妻子是他的爱人，更是他们一家的恩人。”

她卫家——工作家庭一肩挑

每天清晨5点晨跑，6点准备早餐，7点送孩子上学，8点准时出现在环保执法现场……像这样严丝合缝的生活，难以想象侯亚萍坚持了十多年。她说自己不敢生病，不敢耽误一点时间，怕一旦错过了，后边所有的事情就都跟不上溜了。

巧合的是，这个“80后”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她说，从爷爷那辈开始，男孩必须当兵成了家里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军人的天生好感，让她日后慢慢成了大家口中亲切的“军嫂”。当被问及怎么看待“军嫂”这个称呼？侯亚萍微笑着说，“一个军嫂半个兵，我们只是战场不同。他保国，我卫家，其实都是在为家国奉献。”

由于工作原因，婚后的18年时间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日子里，照顾家庭的责任全压在了侯亚萍的肩上。2007年，因过度劳累，他们的第一对“龙凤胎”没能保住；2009年，爱情的结晶再一次降临，却赶上剖腹产后大出血，请假陪产的张贵林到家第三天就接到了归队命令，挺进无人区开展钻探任务。然而，谁知这一走，侯亚萍竟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出院，更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女儿出生时，侯亚萍独自带着六岁的儿子在医院做的剖腹产手术……

侯亚萍的母亲患有重度脑梗，她就每天奔波于单位和医院之间。远在四川农村的公公因为患病行动不便，她就主动把公公接到了自己身边尽孝伺候，婆婆突发心脏病住院手术第一时间赶赴病床前陪伴照顾。2013年，弟弟侯海龙在海军某部因公牺牲，年仅28岁就离开了……侯亚萍强忍着悲痛，独自承受着一切，不敢告诉年迈的父母。她就像一个从不停歇的永动机，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

工作中的她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长期在河北省魏县环保局工作。说到环保，一般人的认知恐怕都会止于“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着水土和空气。”涉及到建筑工地有扬尘，涉及到餐饮有油烟治理，涉及到污水有偷排偷放……侯亚萍结合身边的日常生活举例说，无论刮风下雨，一线执法人员只有到现场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只要企业不放假，环保就不放假。即使企业放了假，烟花爆竹声一响，执法那也是说走就走。”面对个别顽固的企业，哪怕是骚扰电话、门上喷漆、威胁恐吓，侯亚萍却从未屈服。

爱岗敬业的侯亚萍先后被评为魏县“身边好人及道德模范”“巾帼建功标兵”、邯郸市“最美军嫂”“十大德善模范”“中国网事 感动河北网络人物”等称号，2019年当选魏县第八届妇联执委委员，2021年当选邯郸市第十届妇女代表。转制后，侯亚萍随调至廊坊市广阳区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务督查工作，她依然爱岗敬业，尽显本色。

十几年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坚强的侯亚萍从没在家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因为心中有爱，肩上有责，再苦再累再难自己都咬紧牙关，为这个家撑起一片祥和的天空。没有国家的安定，就没有小家的祥和。只要想到这，侯亚萍觉得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能感受到多少爱，就有多幸福。她说，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自己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张先生”。平凡无奇的婚姻，没有因长期的分离而淡漠，却因爱的淬炼而变得不同凡

响。凭着坚守和信任，他们一步步走得更加坚定。

正如张贵林家客厅储物柜上那个为数不多的玉饰摆件，那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物——紧握的两只手下面立着一颗心，底座刻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真的模样。

他们家——热心公益传递爱

“机台上什么时候完工啊？”“快了、 快了。”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快了、快了。”

“家里怎么样？”“没事，都挺好。”

长大后，我渐渐懂得，爱有时候是一种谎言。

采访过程中，张贵林的第三个泪点，是关于孩子。

2022年单位转制后的团聚工程，终于让这个家庭团聚了。张贵林有了更多的时间弥补孩子。从“向电视机里的军人喊爸爸”，到妈妈口中的爸爸，再到生活中的爸爸，爸爸的形象现在变得更加清晰。

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由于工作原因，常年在外的张贵林错过了很多孩子宝贵的成长过程，妻子侯亚萍也只能给孩子们比别人少得多的陪伴。但他们在用实践教导孩子们做诚实善良忠孝之人，以微薄之力去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

夫妻俩都是单位邻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孩子们现在可以和父母一起从书香中感受文化的熏陶。现在有时间了，孩子想学琴，张贵林就和孩子一起学，现在弹古筝弹得有模有样。

小时候的侯亚萍生活在农村，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等上了大学才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2002年的一次支教活动，起初她就是单纯地想给孩子们传递一下城市是什么样，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后面，他们一家的公益事业一发不可收拾。

多年来，夫妇俩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到敬老院送关怀，陪老人聊天话家常、送必需品；疫情期间主动请战投入抗疫一线，入户排查，积极捐款并筹措资金；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况下资助贫困学生20余名……最感动的是看到资助的西藏日喀则小朋友寄回的照片，五星红旗下孩子的笑脸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真情的传递。

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不仅有他们和两个孩子、他们的姐弟亲人也都在向社会传递爱，身边的许多同事、社会爱心人士不断加入他们成立的爱心团队。帮助他人不仅是一种善举，更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成长的过程。珍惜生活，感恩所有。侯亚萍说，在给社会传递爱的同时，世界也会对我们温柔以待。

人生如旅，生活如诗。心怀大爱的侯亚萍还是一个诗人。所有生活的美好、苦涩、欢乐与悲伤都转化为文字，让她在另一方天地里找到乐趣和满足。她的多部作品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30余篇作品入选中国黄金时代诗歌大词典、中国好诗等书籍，并获得中国好诗首届全国青春诗晚会中国十大桂冠诗人奖。现在她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在优美的文字中畅游，诉说生活的美好。

各自坚守，相互扶持。彼此信任，相濡以沫。许多人眼里，他们应该是“家庭”想象中最美的样子。但他们说，只要是自己的家，再平凡也是最美的。

就像侯亚萍《炊烟里的爱歌》诗中说：“奔波里的疲累，甜蜜的玫瑰，才是家的味。”

如今的他们正发挥小家的力量，让爱与奉献传递给更多的家庭。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极端气候条件下，我国地质灾害形成分布与成灾模式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

殷跃平在乌蒙山区指导地质灾害调查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范应综合施策

记者：

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如何调查识别的？

殷跃平：

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质勘查队伍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查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同时，经费投入也成倍激增。例如，早期的面上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10万元，详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在百万元，而现在的精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大约要千万元。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地灾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还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脚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每年的人为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滑坡为例，从防治和减灾救灾角度，传统上把地质灾害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稳定斜坡，开裂变形等现象显著，稍遇降雨等就会失稳滑动，我们定义其安全系数小于1.0，由于滑动成灾特征明显，相对来说防范难度不大。另一种是稳定斜坡，即使在暴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整体滑动，安全系数大于1.2，通常不作为防灾减灾的重点。第三种是欠稳定斜坡，安全系数介于1.0～1.2之间，在非汛期等正常条件下，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较低，但在久雨、暴雨、地震等因素作用下，安全系数极易低于1.0，也会失稳滑动形成灾害，实际上是具有高隐蔽性的不稳定斜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为每年我们防灾减灾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殷跃平：

我们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十万立方米至百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之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我们对最近5年的地质灾害做了统计，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微型灾害体。灾害体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

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例如，今年在四川筠连发生的高位滑坡灾害，实际上滑动后转化为碎屑流，成灾范围达1800米，超出了滑源区距离的数倍，导致距离滑坡体较远的村庄被摧毁。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高位远程地质灾害，例如2017年在四川茂县，滑坡转化为碎屑流，滑动2800米后掩埋了新磨村，导致70余人遇难。

第三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2023年汛期，北京西郊遭受了百年罕遇暴雨的袭击，在北京市房山区记录到4天之内降了1025.5毫米，远超过北京多年平均降雨约600毫米的量值，导致了房山、门头沟地区发生了1200多处群发性的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2024年，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因极端降雨也发生了群发性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特别是湖南资兴县，6月单日降雨量达643毫米，引发了19300多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

记者：

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高地灾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

殷跃平：

针对这三个新问题的防灾减灾，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新办法。

首先，对小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从易灾地质结构角度进行识别，实行“点+面”双控。例如，从地质结构上，华南地区花岗岩全强风化斜坡、西南地区岩溶煤系复合地层斜坡、华北地区推覆构造斜坡、西北地区黄土-红层二元结构斜坡等都是地质灾害的易发易灾区。

其次，从成灾地貌上，上陡下缓的靴状地貌、滑坡下部的沟谷地貌、高陡危岩带等都易于形成远程灾害。

再次，应开展不同降雨工况下，甚至地震工况下的，中型、小型和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评估厘定和风险分级评价。对近年来的多起特大灾害的复盘分析表明，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2的稳定斜坡，在罕遇暴雨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新的灾害，这也就是每年汛期大量地质灾害发生在隐患点之外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2024年汛期福建、广东、湖南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进行复盘，发现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8的超稳定全强风化花岗岩斜坡，在罕遇暴雨作用下，也会失稳滑动，特别是切坡建房未支护的斜坡更易失稳成灾。

记者：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殷跃平：

在调查识别隐患点的基础上，需要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做出及时的判断。目前，在全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识别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群测群防”的方式进行监测预警。

“十四五”以来，我国地质灾害科技减灾的能力显著提升，并对6.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监测预警仪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散布于运行环境复杂的广大农村山区，受技术精度的限制，这种监测预警仪器主要适用于大变形的短临预警。同时，这些隐患点威胁对象一般仅为数户人家，受经费的限制，监测点主要采用主剖面的方式布设，对灾害体面上的控制精度仍然有限，因此称之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近三年来，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已成功预报灾情约150起，涉及可能伤亡人数3000余人，并有效预警险情近600起，紧急撤离约1.1万人，成效非常显著，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从群测群防体系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提高复杂山区重特大地灾隐患的专业监测预警能力？

殷跃平：

经过多年努力，威胁百人以上的滑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泥石流成为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地质灾害灾种。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威胁人数大于100人的泥石流隐患点约有4800处，其中威胁人数大于1000人的泥石流沟有240多处。受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泥石流的监测预警难度也更大，造成的重特大地质灾害风险更高，特别是在西部高寒山区，无法利用现有的普适型监测仪器作出及时预警。

2024年8月3日，四川康定姑咱镇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海拔5000米高山启动后形成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段日地1号隧道至2号隧道间桥梁垮塌和姑咱镇日地村房屋冲毁，27人死亡。据了解，当时，姑咱镇日地沟沟口的降雨量仅25 毫米左右，并未达到泥石流发生阈值。

这是由于西部高山区易形成地形雨，降雨量从沟口到半山腰再到沟顶差别很大，沟口降雨量虽然仅几十毫米，但后山可能已达到特大暴雨等级。

实际上，针对这些地区高位泥石流的专业化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已经较为成熟，关键是认识上的问题。泥石流大多发生在高陡偏远山区，通常对其调查勘查精度不够、成灾动力学机理研究不深、监测预警技术适配性较差、工程防治等级偏低，这也是每年汛期重特大泥石流灾害易发高发的原因。因此，对于威胁百人、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西部高山或极高山区的泥石流灾害点，必须走更加专业化的监测预警之路，即“技防”为先、“人防”辅助。就像疑难杂症仅靠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三甲医院的力量。

记者：

极端气候下，如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殷跃平：

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人类工程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复杂山区的城市、乡镇和居民点建设的扩张，切坡建房和切坡修路的范围扩大，令原本稳定的坡体变得不再稳定，遇极端气候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切坡就滑”的现象。

在防灾减灾体系中，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仅是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一环，要与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针对当前灾害“中心”向乡村转移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国土空间规划中地质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农民切坡盖房，要指导进行简易治理，可以采取修建矮挡墙等降险措施，屋后还要留出一定的避让距离，以降低灾害潜在风险。

在一些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高。要针对村庄、居民点，开展“以人为本”的精准调查，加强易灾地层的隐患点与崩塌滑坡易发区带双管控，应运用新理论新技术，科学划定地质灾害红线，该搬迁避让就搬迁，该监测预警就安装设备，该治理就做好工程治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能源安全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

春天是东北最好的季节，一场透彻心扉的春风吹过，吹醒了大兴安岭皑皑白雪下沉睡的大地，吹绿了广阔平坦的松辽盆地，吹化了蜿蜒千里的辽河。伴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全面铺开，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调查团队聚焦找矿突破需求，积极统筹谋划，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东北地区13个大型资源基地建设，为东北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基础地质支撑。基础团队长期从事野外一线的基础地质工作，为了探寻地学奥秘，他们不畏丛林沼泽、不惧严寒酷暑，调查一个个露头、分析一组组数据、绘制一张张图件。他们以孜孜不倦、坚持真理、以苦为乐的地质调查精神，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向人们展现了白山黑水的地质史卷，让人们领略了沧海桑田的地壳变迁。

 图1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合影

近年，基础团队聚焦找矿突破需求，积极统筹谋划，主动担当作为，在前寒武纪变质基底、中亚造山带与古生物调查研究、数据更新与综合编图等传统优势学科方面成效显著，为服务东北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地质支撑。

变质基底调查崭露头角，创新性成果明显

该项工作带头人主要由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室陈井胜副主任、赵辰和张超三位博士组成，近年主要致力于地球古老克拉通岩石圈早期构造演化样式及变形特征（以华北克拉通东部陆块冀东地区、鞍-本地区等为研究重点）、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辽-吉造山带构造演化等。通过地质填图和基金项目工作的开展，近年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

团队赵辰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置身于华北克拉通太古宙构造体制研究中。面对常年和爱人两地分居的状况，并没有影响他坚定的地调科研脚步。通过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和1:5万区调项目，在华北冀东地区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厘定出冀东安子岭花岗绿岩带为典型的穹脊构造样式，冀东太平寨高级变质区为卵形构造域，为古板块重建以及探索板块构造在地球上的启动与演化机制提供新的构造地质学证据。

在张立东研究员和邢德和正高级工程师都曾是基础地质室的“老主任”，通过他们主持的“辽东-吉南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二级项目，创新提出了“辽-吉古元古代造山带”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元古代洋板块地层系统，重新厘定了硼矿等矿产资源产出的建造构造特征，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新资料。目前，两位先生虽已退休，却还在为沈阳地调中心的发展奉献着余热和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陈井胜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通过主持“华北克拉通北部燕辽大规模辉绿岩床群侵位机制及古环境与古地貌响应”联合基金项目，发现华北克拉通北部燕辽地区存在多期次基性岩浆活动，这些岩浆活动总体与全球13-14亿年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事件有关，使得我国元古代构造岩浆活动与全球构造事件接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这一成果背后，也是他强忍着岳父岳母常年卧病在床、自己父母身体也不乐观的情况下的艰辛付出。

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室主任汪岩正高级工程师，同时任基础地质室党支部书记，平日大部分时间需要处理基础地质室的全面工作，而这并没有影响他地调科研的步伐。通过主持的“松辽盆地西缘扎赉特-巴林左旗区域地质调查”二级项目，在内蒙古东南部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一带新发现古元古代一套变质杂岩，为中亚造山带南部的微地块的成因和演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团队钱程硕士和张超博士，家里孩子小，没人帮忙照顾。但是通过主持的“大兴安岭成矿带突泉-翁牛特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的开展，取得了系列创新性地质成果，如新厘定出了“龙江-乌兰浩特微地块（27-14亿年）”，为兴蒙造山带前寒武纪结晶基底构造格局的厘定提供了新资料。而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和他们的爱人和家庭默默奉献和坚定支持密不可分的。

另外，沙特阿拉伯地盾精细填图项目是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首次走出国门，与世界先进的地质填图方法技术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陈井胜博士与团队成员李斌、尤洪喜、孙巍和江斌等人员克服了全新的填图理念、地质条件和恶劣气候带来的不便，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在异国他乡传递着中国基础地质人的精神。目前已完成了3幅1:10万地质图的野外数据采集和地质图说明书的编写工作。这不仅是基础团队个人业务能力的展示，更是团队协作的胜利，为沈阳地调中心建立国际化区域地质调查队伍、培育国际化地学人才、打开国际化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造山带团队接力再奋进

中亚造山带精细解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伴随着沈阳地调中心的不断发展，一代又一代地质人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唐克东研究员为代表的沈阳地调中心老一代专家，组织我国北方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联合进行基础地质研究，为东北地区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古亚洲洋的演化历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100万东北地区构造体系图及其说明》、《中国北方板块构造文集》（第一集-第五集）等大量论著的出版与发表，建立了西拉木伦加里东弧-陆碰撞褶皱带和东乌珠穆沁加里东陆缘活动带，将锡林浩特杂岩解体为俯冲-增生杂岩和陆缘火山-碎屑岩南北两带，当前许多重要地质问题的主体认识依然遵从这一时期的综合研究成果。

到了二十世纪初，面积性地质调查工作逐渐加快，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1∶25万区域地质调查修测工作的开展，为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奠定了基础，以张立东、付俊彧、刑德和、汪岩、杨晓平正高级工程师等为代表大区专家，在林西-巴林左旗-法库新发现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蛇绿构造混杂岩，提出了“双向俯冲”模式，确定了古亚洲洋的最终闭合位置及时限；解体了华北板块北缘构造带和扎兰屯岛弧带的物质组分，复原了洋壳的俯冲过程；完成了东北亚地区主要构造单元划分，提出了古亚洲洋构造域是古生代造山带镶嵌一系列微陆块的基本格局。

随着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持续开展与综合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中亚造山带研究团队的年轻一代接过前辈手中的火把继续在探索之路奋进。如，张超、钱程、秦涛、杜继宇、李斌、那福超、马永非、时溢、张丽等技术骨干，他们以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为目标，联合国内外科研单位青年学者，从图幅尺度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扎进露头尺度的精细研究工作，先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东北区创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一列原创性研究成果：解剖了法库-昌图-公主岭-双河镇地区的构造混杂岩，明确了古亚洲洋南部大陆边缘系统组成和结构；将原划“扎兰屯地块”重新厘定为早古生代弧盆系；新识别出一系列古老微地块等。他们以年轻人最具有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潜力，持续推进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工作；他们以火热的热情和坚毅的信念，接过前辈手中的大旗，用自己的青春书写新时代的地质印记。

发挥传统优势学科作用，古生物团队持续发力

地层古生物是沈阳地调中心的优势学科，研究团队具有优良的传承和深厚的积淀。自1962年建所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90年代，老一代专家们为东北地区区域地层系统的建立和各门类生物化石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东北地区古生物图册》等大量地层古生物论著的出版与发表，在古生代腕足类动物群、安加拉植物群，中生代林家植物群、羊草沟植物群、热河生物群、黑龙江鸡西—龙爪沟生物群以及木化石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展现了沈阳地调中心在该领域曾处于国内一流水平、部分研究居国际领先地位。该时期是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团队的辉煌四十年，团队人才济济，生物门类齐全，涌现出多个分支学科的专家。如：黄本宏、郑少林、张武三位研究员是古植物学界顶级专家；张立君研究员不仅是介形类专家，而且掌握东北地区大量区域地质资料，被称为“活地图”；王五力研究员既是是叶肢介类等无脊椎动物专家，又是大地构造专家；谷峰老所长擅长双壳类，苏养正研究员擅长腕足类，郭胜哲擅长珊瑚、蜓类等。他们足迹遍布东北，为东北地区基础地质研究以及能源矿产寻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撑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研究持续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有关早期被子植物及银杏类化石的研究曾合作在美国《Science》及英国《Nature》杂志共发表了3篇论文，木化石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以上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二十一世纪早期，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研究团队张立东、邢德和、陈树旺、丁秋红、郑月娟等研究员成为中流砥柱。他们在辽西地区开展了1:5万北票等4幅区调，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出版了《辽西义县组-冀北大店子组火山-沉积地层对比》、《辽西中生代珍稀化石及其生物群地质图集》等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地层古生物论文，将地层古生物研究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即便如此，受上世纪末期地质行业大萧条的影响，地质人才断层、流失严重，导致沈阳地调中心的地层古生物学科逐渐没落。

可喜的是，随着新一轮的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大量古生物化石点的新发现和一系列新进展新认识的取得，促进了新一代地层古生物研究团队的成长，如：张渝金、张德军、公繁浩、黄欣等。他们不忘初心，坚持专业，长期工作在野外第一线，为与国内、国际学科研究前沿接轨而努力。基础地质室副主任张渝金正高级工程师，作为沈阳地调中心新一代古生物人的代表，联合沈阳地调中心古生物学者和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青年老师们，针对国家需要导向，积极申请项目，开展东北地区的地层和古生物工作。先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国家创新平台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心区创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新材料，建立了8个新属种化石，建立3个孢粉植物组合序列，首次证实了我国东北地区中侏罗世末曾存在寒冷期等，建立了晚中生代温室气候期古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等方面取得一批原创性重要成果，为我国东北地区侏罗纪植物群演化、地层划分和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团队将以“部辽西中生代地层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古生物陈列馆”为主要平台，合作建立沈阳地调中心的地层古生物工作基地，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科普宣传等方面，积极与各大地质院校、研究院所、地方或国家地质博物馆等单位交流合作，以提升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学科的影响力。

智能驱动与数据更新，综合地质编图工作持续跟进

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有这样的三位老同志，他们是付俊彧、杨晓平和汪岩三位同志，都是地质矿产正高级工程师，具有丰富的野外调查、综合研究与地质编图经验，是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和综合编图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先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地质调查研究风霜雪雨，斑白了他们两鬓，常年的野外地质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书架上、收纳箱中保存的一本本专业著作以及工作心得，记录了几十年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峥嵘岁月，特别是东北地区著名的三道湾子金矿、三合屯金矿都是他们在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发现的找矿线索，并顺利转变为勘查目标，成就大、中型金矿床。特别是汪岩和杨晓平同志，爱人都在齐齐哈尔工作，两地分居已十年有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前进的脚步。作为为地质奉献了青春和智慧的老兵，他们现在依然在东北大地上奋笔疾书，为了找寻地质演化的真象，跑遍了东北大地每个角落，实时跟踪实施项目的进展，形成了500余份大比例尺剖面和素描图，开展了多次野外交流会，集成了500余幅1∶5万区调成果，参考了2000余篇文献，带领包括宋维民、刘英才、张广宇、那福超、庞雪娇、陈井胜、钱程、张超、张渝金、唐振、施璐等一众年轻的地质骨干，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东北）（1：1500000）及说明书》、《东北地区1∶150万大地构造相图及说明书》、《中国东北及邻区1∶250万地质图及说明书》；完成了东北地区1∶50万无缝整合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按照洋板块地质学思想编制了大兴安岭成矿带和东北地区1∶100万地质图、1∶200万洋板块地质构造图、1∶200万岩浆岩地质图、1∶200万变质岩地质图等，并在此基础上编著并出版了《大兴安岭古生代“洋板块地质”研究进展》；编著并即将出版《中国区域地质志▪大兴安岭志》、《中国区域地质志▪东北志》。这些综合编图与研究成果，对古元古代辽吉洋、古生代古亚洲洋和中－新生代滨太平洋构造演化过程及其对矿产资源、能源的控制作用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大兴安岭及东北地区洋板块地质综合研究之先河，极大提高了东北地区成矿基础地质背景的认知水平。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三位老同志之间团结互助，对待工作尽心竭力，协同提高业务水平；在团队建设中一直以身作则、以踏实的工作作风为年轻人做出榜样，不忘沈阳地调中心“老带新”、“传帮带”的光荣传统，在业务上悉心指导年轻技术人员，促进年轻技术人员的成长，为形成研究室精诚团结、协作共进的学术氛围、造就研究室高凝聚力奋发向上的业务团队作出了表率。那些经过岁月锤炼的经历、镶嵌在地质图及研究报告中汗水、对青年人成长的悉心指导，一直是沈阳地调中心区调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宝藏。

在熠熠生辉的成果背后，是所有基础团队成员付出的艰辛和汗水。他们有父母，想为日益衰老的父母多锤几次背；他们有家庭，也想为日夜操劳的妻子分担家务；他们有子女，更想为可爱灵动的孩子讲故事、盖被子。在茫茫林海、在崇山峻岭、在荒茫沙地，纵然荆棘满目、浑身泥泞、满面尘土，经历了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高峰和低谷，他们的眼中始终有光，心中始终坚信，执着坚守、孜孜不倦地献身东北地区基础地质调查工作。正如古人谚语所言：“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近年基础团队成果显著，先后完成1∶5万区域地质填图80余幅（其中全国特优图幅2幅、优秀图幅6幅）、1∶25万区域地质填图2幅，编制小比例尺综合图件与说明书5套，撰写科技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6部，获批国家基金8项、科技平台课题3项。这些成果系统总结了东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不同断代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的关系，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地质资料。

目前，沈阳地调中心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三性工作定位进一步梳理东北地区基础地质工作的发展方向，继续充实发展“基础团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分专业更加细致建实基础团队下设的“前寒武纪变质基底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陈井胜、赵辰、张超）”、“中亚造山带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超、杜继宇）”、“中生代构造岩浆作用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渝金、张海华）”、“地层古生物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德军、张渝金）”和“数据更新与综合编图团队（带头人：付俊彧、杨晓平）”，提升不同断代、不同构造域影响下的成矿地质背景综合认知水平，进而建实“中国地质调查局东部大陆边缘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部辽西中生代地层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相信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沈阳地调中心党委的正确带领下，在基础团队“老带新、传帮带”精神的感染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坚信“心有所向，行则将至”！“找矿求突破，基础在先行”，乘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东风，基础团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大有作为，为沈阳地调中心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熊盛青准备上飞机执行珠峰高程航空重力和遥感综合测量任务

熊盛青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和参加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和长安大学特聘教授与博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和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

 

马克思曾说，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在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有突出创新能力、可解决复杂难题的工程师队伍必不可少。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熊盛青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在创新的道路上，他带领团队屡次突破，打破国外关键技术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填补了青藏高原航磁空白，建立了全地域、多尺度、高精度的航空地球物理综合勘查技术体系。

熊盛青（中）与执行青藏高原航空重磁探测的技术团队

“我很幸运，赶上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事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采访中，熊盛青多次提到“幸运”二字，记者的感受是，能够赢得幸运之神的眷顾，与他心无旁骛的持续耕耘不无关系。他做事严谨认真，思考问题视角宏阔，勇于突破，特别对专业怀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即只要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坚定做下去。他顽强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在现实利益面前，从未动摇方向。

“搞地质工作苦”是外界普遍的看法，采访熊盛青之后，完全颠覆了记者的刻板印象。41年间他将毕生激情倾注于事业，在挑战与超越间乐此不疲，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并乐在其中。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团队的科研成果极大减轻了地质工作人员野外作业的艰辛，为“中国创造”汇聚了力量。

年少展现 学习禀赋 

很多人问熊盛青，为什么他可以通过重重考验，被组织委以重任，成为当时“地矿”系统最为年轻的总工，并且不负众望，不断创新突破，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事业的无尽热爱”是他孜孜以求的核心动力，然而，更多具体答案并非那么容易找到。不可否认，回望一个人成长的时代和环境，必定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

记者想要说明的是，熊盛青小时候的经历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总体上是他所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认为罕见的，恰恰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常态。

1963年，熊盛青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农村。他还不满五岁便上小学，由于年龄小，家人并未抱什么期待。没想到从入学起，熊盛青就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放学后，懂事的熊盛青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分担各种家务，从打猪草到砍柴，水稻插秧，田地除草，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

初中学校的位置离家较远，只有不到十岁的熊盛青，每天需要赤脚走二三十里山路往返。“平时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光脚上学，把鞋背到学校，到老师那里洗洗脚穿上鞋，放学后再背回去。”要是赶上雨雪天气，山路更加难行。“像雨伞、雨鞋这些用品，普通家庭买不起，下雨时一般都是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熊盛青回忆道。学校没有食宿条件，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无法带饭加热，只能早饭后去上学，直至放学回到家才能再吃一顿饭。常常忍饥挨饿，上初中不到一年，小小年纪的熊盛青就得了胃病。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后，他在家劳动了一年，通过规律饮食和劳动锻炼，慢慢地把他的胃也养好了。上高中可以住校，熊盛青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熊盛青的数理化成绩都非常突出。1979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为6%，位列“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率的倒数第二，那时的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报志愿的时候，我爸说他不懂，请物理老师帮忙参考。”没想到熊盛青去报志愿时，物理老师不在。那时很难获得关于报考院校的信息，只有墙上贴了一些招生简报。“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成都地质学院（2001年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招生海报上的这句话，吸引了熊盛青的注意力。而且那时地质跟师范、农林业一样，属于免收学费专业，可以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于是熊盛青毫不犹豫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后来，我的物理老师也鼓励我，他说和传统地质工作相比，航空物探找起矿来又快又好。”

把孩子送到大学校园，是每个家长都期待的时刻。但在熊盛青成长的年代，这样简单的愿望也会显得奢侈。那时没有直达火车，要从湖南经贵州再到成都。在株洲火车站，家长帮熊盛青找到几个去成都地质学院上学的同伴，不再送他，这样就可以省些路费。“我爸给我送到车厢的连接处把箱子一放，然后我坐在箱子上面一直坐了20多小时，到了成都。”

第一次离家，进入成都地质学院放射性物探专业就读的熊盛青，学习依然出类拔萃，一直是校三好学生。毕业时，他大学期间所学36门课程平均90分以上，在全专业59名学生中，他的总分排名在前列。作为优秀毕业生，他被学校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简称航遥中心）。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过程，熊盛青感慨地说“小时候确实吃了不少苦，但也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遇到什么困难也就难不住我了。”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磨炼，造就了他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意志。

熊盛青参加“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

奋发有为 备受器重 

该如何理解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简称航空物探）？熊盛青介绍，就是把专用物理探测仪器装载在飞机上，从空中探测地球磁场、电磁场、重力场和放射性场等各种“场”的变化，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寻找矿产资源等，具有宏观、快速、高效、经济、不受地面条件限制等特点。航空物探是地质勘探的重要方法之一，广泛用于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以及区域构造和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

“在航空物探和遥感手段出现之前，找矿主要靠地质队员的双腿，而航空物探就相当于地质调查领域的‘空军’，发挥着战略侦察的作用。只有我们尽力缩小找矿的范围，在地面开展工作的地质队员才能少跑腿、少打钻，少一些辛苦。”熊盛青讲解道，航空物探的探测效率是地面方法的10倍至100倍，成本则仅有十分之一左右。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983年进入航遥中心后，熊盛青跟着师父到野外去搞飞行测量，获取数据，然后进行数据处理。之后一步一个脚印，学习数据分析和地质解释。也许在老一辈专家眼中，熊盛青这位年轻后辈虽然性格内向，言辞不多，但是具有湖南人那种“吃得苦、耐得烦”的特质，不仅善于学习，尤其身上有股难得的坚韧劲，对待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纯粹、笃定。前辈们都很愿意去教他。

1991年，年仅28岁的熊盛青已经作为副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了。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师父为了给他“压担子”，平时较少插手具体研究工作，在这样的锻炼下，熊盛青成长很快。

在负责科研工作中，熊盛青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意识到需要加强自己的知识更新和储备，于是报考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熊盛青的成绩达到了统招分数线，但他选择了定向培养，单位对于熊盛青作出上学深造的决定给予了充分支持，他也成为航遥中心送培的我国航空物探领域的第一位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下海经商潮如火如荼的时候，熊盛青却甘守寂寞，潜心“充电”。他幽默地说“大家都下海，我选择了上山。”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是熊盛青最为充实忙碌、极大开阔专业视野的三年。其间，他在科研创新方面的能力也极大提升，所负责的国家攻关课题圆满完成，后来还获得了省部级奖励。1997年毕业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奖。

求学期间，熊盛青事业与学业齐头并进，亦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工作成果。1995年，熊盛青被单位提拔为总工助理，并交给他一项特别的任务，即为单位做一份人才工程规划。熊盛青用一年时间，制定出航遥中心关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并且付诸实施。以该方案为蓝本，此后不断补充完善，在航遥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熊盛青又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助理、副总工。

完全出乎熊盛青意料的是，1997年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重返岗位，1998年3月，上级组织就任命他为单位总工程师，成为“地矿”系统内最年轻的总工。在航遥中心这个汇聚了数百名专家的高科技单位，熊盛青德才兼修，以不折不扣的实干精神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当时航遥中心与国外矿业和石油公司的合作开始增加后，跨国公司往往要求合作方有完整的质量管理标准。就任总工后，熊盛青马上着手建立符合ISO9001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规范航空物探和遥感勘查工作，于1999年3月率先在全国地勘系统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质量管理与国际接轨。

熊盛青（右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奖励大会现场

不负冀望 担当重任 

作为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航空物探技术也是各国科技实力比拼的热点。“航空物探就相当于为地球做CT。搭载物探仪器的飞机飞越大地，地下数千米以内的地质结构和矿藏情况就能被‘透视’。”熊盛青比喻道。“把探测的数据生成图像后，专家们要据此判断一个区域成矿的可能性。不同矿产物理性质不同，我们利用这种区别来找到不同的矿藏。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快速和精准，尽量缩小寻找的范围，那么获取数据的仪器设备的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航空物探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已经从中低精度测量发展到了高精度测量，但曾经，高分辨率综合测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却被几个发达国家掌控，成为制约我国航空物探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卡脖子”问题。

工作伊始，熊盛青第一次参加野外勘查，到柴达木盆地寻找钾盐矿藏，就感受到了仪器设备的关键作用。钾盐是农业种植中钾肥的主要原材料，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矿产资源，探明优质钾盐矿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套国外的仪器，我刚好赶上了这套系统正式用于生产。”在学习数据采集，熟练仪器操作的过程中，熊盛青切身感受到，“我发现我们引进的设备实际上是国外快淘汰的，而先进的肯定是买不来的，所以必须靠自己做。”熊盛青和他同事们曾试图仿制国外仪器，结果发现内部都是“黑匣子”。这更加坚定了他走自主研发之路的决心。

2006年，“发展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对该领域发展意义深远。就在同一年，我国将“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列为“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的重大项目，这是当时原国土资源部国家科技项目中级别最高、经费最多、难度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43岁的熊盛青担任了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和总体专家组组长。

“规划特别清晰”，在立项时该项目就给科技部评审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累积数年的思考，熊盛青牵头制定了航空物探装备研发详细的“路线图”。熊盛青回忆道，“当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自行研制出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实现航空物探装备国产化。”

根据规划的“路线图”，一支跨学科跨行业的“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在科技部与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研究队伍由国内产—学—研25家单位、51个研究团队、近500名跨领域跨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这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为了共同的梦想，开始攻坚克难的征程。

从基础原理到结构设计，再到仪器研制和系统集成，一个个难题不断被破解。让熊盛青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项突破，意外来自偶然的交流。一位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科研团队负责人，发愁于测量中总有消除不掉的噪声，但熊盛青却敏锐地发现，对方想要过滤的“噪声”，正是航空物探测量所需的重要信息。“我们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开展反向研究，把‘噪声’探测放大，就成了我们需要研制的仪器。”上机测试的结果令人惊喜，目前这台仪器与进口同类仪器的测量水平相当。

随着自主研发的航空物探关键仪器陆续研制成功和投入应用，第三代高分辨率综合航空物探测量技术体系逐步建立。熊盛青负责的863重大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十一五”的重大项目，到“十二五”的重点项目，再到“十三五”国家深地专项中7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国家对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研发越来越重视，资金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

通过连续3个“五年规划”的科技攻关，熊盛青带领团队系统性解决了航空地球物理探测理论、技术与工程难题，在国产化航空物探遥感仪器及软件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实现了关键仪器全系列自主研制，航空物探技术装备的工程化应用，填补了多项国内理论、技术和装备空白，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和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国产的航空物探技术装备，已成为国家地质调查的重要装备，仪器性能指标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大大推动了我国矿产勘查能力的综合化和现代化。

多年来，熊盛青主持和参加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5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荣获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诸多奖项和荣誉。

熊盛青（右）与仪器专家段树岭教授研讨相关问题

中国创造 走向世界 

实现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的国产化，不仅需要性能先进的硬件，设备的高效运转同样离不开软件技术的支撑。熊盛青带领团队进行数据处理、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和软件开发，最终打造出支持二次开发的GeoProbe Mager地球物理软件平台。

“我们把航空物探应用的整个流程，从数据输入、数据管理，到数据处理、信息提取，以及到最后成图，全部搭建在这个平台上。不仅打破国外软件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航空磁力、重力、电磁和伽马能谱数据及地面重磁电数据的同平台处理与综合解译，而且支持用户自行开发插件，形成模块插入原软件系统，与平台原有的其他功能同步应用，从而形成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改进优化和定制服务。”熊盛青介绍，该软件目前已经升级到4.0版本，推广了1800多套。

熊盛青带领团队打破国外软件技术垄断，自主研制的GeoProbe Mager 4.0 软件系统

GeoProbe软件优异的专业功能和高度的实用性引起了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尽管目前只有中文版本，但在国外同行的要求下，已经有多个国家的专业人士获得了软件使用权并参加了相应的培训。熊盛青团队正在筹划制作国际版本的软件，让中国人的原创成果更好地融入全球航空物探遥感工作，让中国科技更多地服务世界。

“扫面”探测 透视地球 

走进熊盛青的办公室，除了满屋的书籍和资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特殊“地图”，这就是全国航磁图。“红色区域代表磁场比较强，越向蓝色演变，说明磁场越弱。”熊盛青讲解道，“这片‘红得发紫’的区域就是鞍山铁矿，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这条带是板块碰撞区域，磁场也明显更强。”

这是由熊盛青主编出版的《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磁系列图》中的一种，是我国首次陆海统编、种类最多、精度最高的全国航磁系列图之一，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该系列图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出版物，是我国航空物探领域数十年调查和科研成果的集成，也是他主编的第三版全国航磁图。通过对全国航磁资料的研究和地质解释，他和团队编制出版了《中国陆域磁性基底深度图》《中国陆域断裂及岩浆岩分布图》《中国陆域区域构造图》《中国陆域磁性铁矿资源潜力预测图》等系列航磁地质解释图件，为找矿勘查部署、透视地球内部结构、研究“成矿、成藏、孕灾”等地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区域地球物理基础资料和地球科学研究成果。

这套航磁系列图的绘就完成，是我国几代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0世纪末，我国几乎实现了陆域航磁勘查全覆盖，但青藏高原中西部的110多万平方千米，由于层峦叠嶂、高寒低压，航空探测存在飞机作业难、精准定位难、航磁仪器正常运行难等障碍，仍是未知的处女地。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仅30多岁的熊盛青针对特殊复杂环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实施野外作业。最终，解决了长期制约高原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飞行“禁区”，获取了青藏高原中西部高精度航磁数据，填补了我国陆域航磁最后一块空白区，实现了我国陆域航磁全覆盖，并获得青藏高原地质构造方面的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其中，青藏高原中西部油气、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远景评价成果，有力地支持了青藏高原的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突破，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矢量勘查系统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全轴梯度勘查系统

聚焦找矿 勇当先锋 

“科技创新必须‘落地’。”技术研发中，熊盛青追求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平衡统一，“就像木桶效应讲的，单一技术指标就算是国际领先，如果整体技术指标不上去，不能转化应用，实际意义也不大。”

熊盛青介绍，“以需求和实用为导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开发，我们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完善的模式。”近20年来，高分辨率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效果，有力支撑了上一轮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

“大冶铁矿深部富矿体、山东齐河富铁矿、新疆东天山铜镍矿、秦岭华阳川地区铀矿……”谈起航空物探技术助力找矿突破的案例，熊盛青如数家珍。几十年来，我国发现了数万处的航空物探异常，依据航空物探异常支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矿床。熊盛青带领团队完成的基于全国磁测资料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摸清了全国铁矿资源“家底”，为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勘查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战略性矿产找矿提出了新要求，明确要“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根据国家战略，熊盛青针对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航空地球物理支撑战略性矿产找矿突破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熊盛青领衔制定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星空地海井探测观测监测技术体系建设方案”，作为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查技术方法组组长，指导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系统应用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

躬行践履 协作共进 

透过舷窗，俯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巍峨壮美，回忆起当时的景象，熊盛青至今记忆犹新。“我参加了珠峰航空重力测量5个架次中的首飞，围着珠峰飞了6个半小时。”曾经有强烈晕车晕机反应的熊盛青，经过常年的锻炼，已经对野外作业安之若素。

2020年5月，熊盛青登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综合调查飞机“航空地质一号”。机上装载的是包括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仪等国产化设备在内的先进装备。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参与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提供重力测量等关键数据。

此次飞行，为珠峰高程测量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首先是海拔高，飞行高度为9800米～10250米，接近调查飞机10500米的极限高度。其次，飞行难度大。在珠峰地区，不仅山峰高耸、地形起伏，而且天气变化剧烈，因此要万分警惕来自众多风口的巨大侧向风。此次飞行首次获取了珠峰地区高精度航空重力、航空摄影和激光雷达数据，创新形成了适合高寒高海拔复杂地区要求的航空物探遥感综合测量方法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全地域航空探测能力。

熊盛青回忆起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情景，“航空物探需要低空飞行，因为距离探测目标越近，可探测到的地下空间范围就越大，得到的数据就越精确。” “飞行高度六七十米，正好是大气层中气流运动最强烈的区域，机身颠簸得特别厉害。飞了还不到1小时，我就吐得七荤八素，整个航程4小时飞下来，感觉自己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再次试飞，情况依然如此。“师父本来想培养我专门搞仪器研发，那么必须在勘探过程中实际操作仪器。”如果当初没有强烈的晕机反应，熊盛青可能会踏上不同的专业主攻方向。

担任航遥中心总工程师20多载，熊盛青自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将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勘查和遥感领域取得系统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成果。回首往昔，熊盛青总结道，做科研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瞄准国家需求，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专业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善于合作，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取长补短形成合力；第三，要有激情、有热情、有恒心。

作为团队的负责人，熊盛青不但自身技术过硬，统筹把握专业发展方向，还极为擅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当各个小组的技术难题汇集给他，他总能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熊盛青强调，每项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庞大团队的高效协作。如何调动团队的积极性，把每个人的专长和优势与团队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作用，需要知人善任和巧妙的管理智慧。他明白，要协调一个多学科、多专业、不同年龄结构组成的团队并不容易。技术出身的他拿出科研攻关中那股务实的劲头，“做事先做人，什么事都先带头做起来。”

熊盛青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不断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在熊盛青的带领下，“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该团队有1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15人先后入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省部级人才工程。

“科研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艰辛，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特别是当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时，那种喜悦感便油然而生。”作为航遥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求索的脚步无暇停歇，他正以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系统“三测”技术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