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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建设地质实验测试技术标准体系,获批国家标准物质100余种,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近20项,推动发布地质实验测试国家标准100余项、行业标准200余项……近日,拥有八位女将的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计量标准化研究室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成为本次评选中自然资源部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计量标准化研究室成员合影

    心里有杆秤

    4月2日见到团队负责人许春雪时,她正和两位同事在实验室进行磷矿石标准物质的研制实验:样品称量,混酸分解,观察记录,熟练而专注……而这仅是计量标准化研究室科研团队的一个日常片段。白大褂、实验室,在记者看来,这样的工作有些枯燥,但胜在安逸。

    “不枯燥,更不安逸!”爽朗的许春雪几句话便戳破了记者的想象:“研制国家标准物质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加班是常态,更何况我们还需要自己去野外选采标样,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月的外业。”

    在该中心一间大会议室中,记者见到了团队的其他成员,活泼开朗,细致干练,温和内敛,沉静端庄……外表气质各具特色,交流互动却又默契和谐。

    说起加班,成员们谈起了几场硬仗。

    在实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专项时,团队牵头承担了农用地土壤成分和重金属可提取态监控样品制备和标准物质的研制工作。“时间很紧迫,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些标准物质是要作为监控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的,也就是说,专项中十几万件土壤样品,都要用这些研制的监控样品来做监控。”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要把海量的数据统计出来,确保认定结果准确可靠,还要沟通协调参与协作的10家实验室进行一些必要的补测试和验证,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团队的几位成员基本上周末都在加班,每天都得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能回家。

    “那段时间大家都累病了,可谁也没提休息,就在这个会议室中,桌子上全是样品资料,我们把药都堆在桌子中间,互相提醒吃药。”光是回想起那个场景,研究室副主任安子怡心里就热腾腾的,“别看病着,但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支撑我们的,是姐妹般的情谊,更是身上沉甸甸的责任。”

    高度的责任感换来了闪光的荣誉:她们高质量完成52种农用地土壤标准物质和8万余件土壤详查统一质量监控样品的研制,受到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三部委联合表扬。项目成果获2022年度自然资源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团队中的许春雪、安子怡、田芹、陈宗定4人获得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表现突出个人荣誉称号。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地质测试制定‘标尺’,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特别是矿物、土壤和水等分析样品,提供可溯源的高准确度计量标准,有效保证分析数据的高质量和可靠性。”许春雪进一步解释说,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是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而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则是NQI的三大支柱——计量是基准,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是依据,用以引领质量提升;合格评定是手段,控制质量并建立质量责任。“这三者构成一条完整的链条。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中,实验测试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相关样品分析数据的准确可靠,可为自然资源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她自豪地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团队已经负责和牵头研制了上百项国家标准物质、国家标准方法及行业标准方法,填补了多项地质空白,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应用到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国家地下水调查监测评价等重大专项工作中。

    事业的重量

    与普通化学分析测试的工作不同,实验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地质人,要亲自从野外采集标准样品进行研究制备。

    在云南拉伯进行长江流域丰水期水样和悬浮物采集时,雨水冲段道路,许春雪等人被困在工作区三天三夜。晚上她们就住在老乡家的木屋中,房屋简陋,门锁是坏的。看着外面那陌生的黑沉沉的夜,许春雪不敢睡实,满耳都是呼呼的风声。

    在她的记忆中,咸菜米饭的日子都没有身边的跳蚤和不时撞到身上头上的大蛾子恐怖。“洗手间离得特别远,在山脚,要去就得从山上跑下山,很不方便。”看得出,那段经历让她毕生难忘。

    野外的惊险说也说不完:云南药王山,汽车行走在盘山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山上流星般飞落,噼噼啪啪地砸在车的前方;内蒙古陈巴尔虎旗,GPS没有信号,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找不到路;吉林乌拉图噶,相互拉拽着爬上山头,用大榔头一下一下地砸石头取样……

    团队9位成员,蔡若伦是唯一的男生。在这位2019年大学毕业的大男孩眼里,姐姐们实在是太强了:“不说做实验、搞研究,单说野外采集运送几十、上百公斤样品时那种敢拼敢闯的劲儿,就让我不得不服。”

    “我们地质找矿的采样不同,他们是采几块,我们一次最少要采50公斤,这还是一个点位的,如果是多个点位,那数量就做乘法。”由于体力上的限制,在这些女将眼中,最苦恼还都不是野外的危险,而是采集到的样品的重量,“不管地面情况多么崎岖复杂、有没有路,都得想办法运回来”。

    印象最深的是在河北唐山附近的一处稀散金属采样点,她们一次采了两个点的岩石样品。由于采样点在深山沟里,不通路,这100公斤矿石她们硬从山沟里连背带拉,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弄到路边的。“其实每次采样的艰辛程度都差不多,都是大家一起扛回来的。”

    “每一个标准物质研制完成需要大约3年的时间。”许春雪介绍说,“这个过程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需要有丰富的实验操作经验、熟练的数据处理能力,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细心,耐得住性子。”

    近些年,团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们依托“典型矿产标准物质研制”等课题,组织多家地质行业实验室,共同研制了金属矿产、水系沉积物、土壤岩石和地下水等23个系列共计74种国家标准物质。其中,黝铜矿、金红石、模拟页岩气、土壤碳形态等标准物质填补了国际空白,锂辉石、钛铁矿物相、稀土矿石等战略性矿产相关标准物质填补了相关矿物类型空白,为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奋飞的群雁

    作为女性,肩上往往还有家庭的重担,需要花更大气力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特别是孩子的照顾问题。

    许春雪觉得,工作、事业重要,团队成员们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也同样重要。作为管理者,她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把出差的工作细致划分,让大家尽量出短差,调配衔接好。不过,急难险重的活儿来了,大家就只能暂时把小家放一放,“一是让家里人多承担,二是团队一起上,互相关照。”

    更多的时候,许春雪自己会冲在前面。有一段时间,活儿比较紧张,她早出晚归,孩子老看不见妈妈便在家吵着要,老公拗不过,只好带着孩子找到单位。一见面,孩子抱着妈妈就哭了。“许姐的老公特别支持她,从没有怨言,还经常会在院里等她下班。我们经常被迫吃狗粮。”一片笑声中,过往的苦涩化成了回忆中的轻松一刻。

    “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敢闯敢拼,比业务能力,拼项目成果,看论文数量质量……”宋辛祎是和蔡若伦同一年加入团队的新兵。她觉得,姐姐们不仅是业务上的领路人,更是人生的榜样。

    “她们太拼了,特别励志。”蔡若伦说。

    田芹,为了工作两地分居自己独自带孩子,结果不仅自己成为单位最年轻的正高,而且孩子也培养得特别优秀;陈宗定,为了读博把年幼的孩子托给家人照料,在城里与人合租房子学习。榜样在前,蔡若伦也主动选择了继续深造之路——攻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专业研究生,即将毕业。

    年纪最大的孙德忠是团队中唯一的“60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她说,在个人爱好中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幸运,更是幸福。她特别感谢2000年命运的一次转折——本是从中国地质科学院管理岗分流进入测试中心,她却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专业对口、兴趣对口,人生唰地一下亮了。从那以后,她逐渐成为单位无机分析方面的技术担当,成为团队中牵头制定国标行标数最多的业务骨干。

    专注于热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

    “我们这个团队,以80后、90后为主体,有高级职称者占到了7位。”许春雪告诉记者,团队还承担着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和秘书处的日常工作,推动发布地质实验测试国家标准300余项。“目前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刘亚改负责,她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很有经验,而且踏实认真、井井有条,这几年做得卓有成效。”

    目前,团队目前正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铍矿石、煤系样品等20种战略性矿产标准物质的研制,以期填补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空白;正在推动20项实验测试行业标准的报批发布,为部局标准化工作提供实验测试技术支撑;同时持续开展对地下水分析测试质量监控评估,支撑服务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确保水质结果准确可靠。

    与计量标准化研究室“三八红旗集体”的见面会在开心的合影中落幕了。“还差一个,孙慧中,正在休产假。”许春雪遗憾地补充道。

    离开实验测试中心时,阳光和暖,清风拂面。中国地质科学院大院里面的丁香花开了,空气里是香甜的味道。小小的丁香,每一朵似乎都不甚起眼,但她们一团一簇地聚集在一起,芬芳四溢,就成了春天中一道清新宜人的风景。

    春天里的绽放 ——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集体”...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一线”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中国地质调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的几个背景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讯(记者 刘志伟)记者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获悉,9月14日该校知名构造地质学家李德威教授因病逝世,享年56岁。他提出的地球系统动力学理论,已成为目前国际地学界的热点。他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德威教授研究青藏高原近30年,行程超8万公里。1990年,他参加了李紫金教授负责的“西藏罗布莎铬铁矿大比例尺成矿预测”,发现了许多与地质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为了弄清原因,从那时开始,他每年都要花3至4个月的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足迹几乎踏遍了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李德威教授在病床上坚持工作

    经过多年实地调查,1992年,李德威提出了以盆山耦合、下地壳流动为核心的“层流构造假说”,一举打破“板块构造假说”,以非常简洁的模式和合理的动力来源完整地解释了青藏高原上的各种现象。此后,李德威相继又提出了洋陆耦合、多级循环、四维动态成矿和地震热流体成因等创新理论,建立了盆山与洋陆耦合的地球内部系统动力学,和地核与太阳能共同驱动的多级循环地球系统动力学,初步形成了一套以青藏高原为基地的地学理论系统。

    李德威教授在野外考察

    在他刚提出“层流构造假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也有人暗地里说他傻,“一个教授,不把心思放在SCI论文上,却固执地搞什么科学理论创新?”“跟板块较劲、跟地震较劲,就是在跟自己的前途较劲。”但他从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更不愿随波逐流,他说:“我绝不会为了评职称,放弃创建自己理论的梦想”。

    2011年至2012年,李德威曾两次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香山科技会议,先后获得“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中国地质调查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诸多荣誉。

    在重症监护室写下“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起”

    近年来,随着对地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开始用创新的理论研究固热能(地球物质发生固态流变的热能)。李德威教授科研团队通过重点研究南海、雷琼裂谷及周边的固热能热源及控热构造,查明了雷琼裂谷南侧的固热能分布规律。今年3月在海南琼北打出了“中国东部第一井”,为我国固热能的开发和利用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病重之际,同事到医院看望李德威,“当时他已经浮肿得很厉害,艰难地握了手。他一见到同事说的却是项目的人员安排,他说自己已经没力气了,希望学校能继续把事情办成。”从李德威夫人口中得知,他的病情十分严重,怕感染,需要隔离,但他不听,不断召集学生来论证项目。9月12日他在病危住进重症监护室不能说话的情况下,写下“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起”。这是他终生追求的事业,也是对祖国最美好祝愿!

    李德威教授在重症监护室写下: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

    央视网消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里,人们经常能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陈毓川院士忙碌的身影。除了指导各项科研工作外,编撰中国百余年来最完整的矿产资源调查、勘察成果的著作《中国地质志》则是他每天放不下的重要工作。十几年来,陈毓川为我国的找矿工作、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4年12月7日,陈毓川出生于浙江平湖乍浦镇。3岁时,他们一家人逃难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后,刚上高中的陈毓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组织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也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学成归来的陈毓川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踏上了探索地质科学奥秘、打开矿产资源宝藏的旅程。

    陈毓川指导基础地质调查

    工作不久,陈毓川随队考察了广西大厂锡矿。大厂锡矿是一个古矿山,当时正在开采出露地表的大矿脉,同时,215地质队的深部找矿工作也已显示出很大前景。大厂作为陈毓川在国内接触到的第一个矿床,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60年6月,陈毓川再次踏上了大厂的土地。这次,他要对大厂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寻觅、发现这个古老矿山新的秘密。天晴,他上山跑地表,雨天,他改下坑道;为了省时间,观察、描述、采样同时进行。下坑道是个比较辛苦的活儿。

    从坑口走斜井下去,到底层的垂距是200米,每次背着满满一大兜样品走上来都是一身大汗。虽然辛苦,但坑道却是陈毓川最喜欢的地方,总感到看不够,看不完,他觉得各种地质现象背后无数的奥秘,像磁石一样让人难以自拔。他常常吃了早饭就下去,下午四五点钟才上来,晚上再整理标本。虽然每天都累得像散了架,但第二天早晨又变得活力十足。

    陈毓川在大厂待了5年,这5年中,他完成了6份报告:总结了成矿规律,提出找矿方向,特别是提出龙头山深部找矿远景区及粤北陆块北缘马关—文山一带找锡远景区的预测,经20世纪70年代地质勘查工作都找到了大型锡多金属矿床。

    1965年5月,陈毓川因职务变动需要离开大厂,当时他向上级提出能否把大厂研究报告的收尾工作做好再离开,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大厂的收尾工作先放一放”。

    这一放,就放到了1980年。

    1980年,由于承担国家科委设立的个旧—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研究项目,陈毓川时隔重返大厂。通过从四维时空角度研究大厂矿带的成矿规律,项目组建立了大厂矿带的区域成矿模式,进一步开展了成矿预测,并出版了《大厂锡矿地质》专著,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进入新世纪后,陈毓川又和六位院士及39个单位的200多位科技人员,共同承担了《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项目,对全国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总,对成矿系列的概念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总结提出了中国大陆成矿体系,并运用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对12个矿种进行了潜力评估,对各主要成矿区、带进行了成矿预测,提出了找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

    2006年起,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开展了多项重要国情调查,其中的一项便是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以此摸清煤炭、铁、铝、金、铜、铅锌、银、钨、稀土等25个非油气重要矿产资源的家底。

    这回陈毓川更忙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充满科学创新的宏大工程中,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加强区域成矿规律及相关基础地质研究,最大限度地深入分析地质构造的成矿信息,在成矿区内圈定预测区的基础上,实现分省和全国资源潜力预测评价。

    2014年,这项集合165个单位、3700多人心血的重大项目进入尾声。也是在那年夏天,国土资源部通报表扬了参与这项工程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陈毓川成为4位获突出贡献奖中的一位。

    80多岁,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而言应该是享受安逸的晚年,可陈毓川仍然像个陀螺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他的夫人笑着说:“我也曾劝他适当放慢节奏,增加点别的爱好,可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没兴趣,心里只有工作。兴趣爱好可以增强人的生命力,既然他这样最开心,我也就不再劝他,只是让他悠着一点儿。”

    看得出,宏伟的目标和满满的工作,让84岁的陈毓川忙碌着、幸福着。

    陈毓川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其实,他心中所放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项目,也不仅仅是跑了多少矿山、找出了多少矿,而是地质行业如何才能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作出更大的贡献。(材料来源:中国科学报 央视新闻 求是网)

     

    陈毓川:发掘“国家宝藏” 耄耋之年忙碌并幸福着

    《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志书

    中国矿产地质界献礼建党百年的力作、新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00多年来全国及各省(区、市)矿产全貌及重要成矿规律的重大成果——《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志书研编完成阶段性任务。截至目前,已成稿志书187部,包括全国性矿种志书27部、省级志书77部、成矿区带志书15部、专题志书9部、专题图件59套。首批50部志书已公开出版,预计最终将形成200余部志书。

    前不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举行《中国矿产地质志》首批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向社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那么,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重要意义何在?本次研编工作有何特点?研编成果又有何应用价值呢?

    填补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矿产资源翔实志书的空白

    《中国矿产地质志》总主编之一、中国工程院陈毓川院士认为,矿业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命脉。中国矿业发展是广大地质及矿业工作者长期辛勤劳动探索的成果。记录中华大地找矿、矿产开发历史和汇总过去矿产勘查成果,是矿业界大事,是矿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陈毓川介绍,我国曾在1906年出版了由顾琅和鲁迅合著的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产志》,当时记录了30个矿种、1203个矿产地。从那时起,至今已过去115年。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由水深火热到“站起来”、到走向民族复兴,这其中,矿产资源功不可没。迄今,中国已发现矿种173个,新发现了众多矿产地,保障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矿产需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矿产地质勘查与科研成果资料,但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因此,为充分总结这些成果、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很有必要。

    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高度重视《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工作,将其列入《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土资源“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志书研编也受到业内院士专家的高度关注。首批成果发布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侯增谦、陈毓川、裴荣富、李廷栋、赵文津、常印佛、郑绵平、任纪舜、康玉柱、莫宣学、多吉、王双明、邓运华等院士以及多位矿产勘查界专家学者出席。

    据成果发布会介绍,《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是一项集大成、家底性、立典式的基础性工作,它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矿产资源翔实志书的空白。研编工作自2014年正式启动以来,在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精心组织600余家单位,组成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领衔、4000余名矿产地质科技工作者参加的研编团队,对百余年积累的海量矿产地质资料进行集成整理,并开展整体性、多层次、群体性的综合研究,目前完成了阶段性研编任务。

    反映全国及各省(区、市)矿产资源全貌及重要成矿规律

    据全国矿产地质志研编项目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旨在全面总结全国及各省(区、市)现有矿种的矿产勘查和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矿产勘查与研究成果,全面反映全国及各省(区、市)矿产全貌及重要成矿规律。研编工作包括32个省(区、市)、52个重点矿种、94个Ⅲ级成矿区带的志书编撰和重大区域成矿规律问题专题研究,以期实现四大目标任务:国家目标、科学目标、社会目标、人才目标。国家目标——汇总、总结全国及各省(区、市)全部矿产资源家底,为国家制定有关规划、发展矿业等提高矿产资源保证程度服务,为矿业、科技、教育界、社会各界开展业务服务。科学目标——充分吸纳各行业部门、科研院所一流专家参与志书研编,进一步丰富发展成矿系列理论,发展矿产地质科学。社会目标——成果将为社会大众提供全面、权威的中国矿产资源信息,普及地质矿产知识。人才目标——通过矿产地质志的编研实践,锻炼培养矿产资源领域的不同层次的技术骨干和领军人才,建设一流队伍。

    “矿产地质志研编属于专业志书研编,与一般的志书不同,一般的志书主要写实;本次矿产地质志除了写实,还有对找矿过程、经验,找矿与成矿规律的总结。研编的基本原则是,以述为主,述论结合,论要有据。”陈毓川介绍说。

    找矿有两个方面的成果,一个是资源量,一个是对矿的认识和经验。资源量可以提供给国家、矿业权人使用;而对矿的认识和经验,则可为以后找矿提供借鉴。此次研编的志书汇聚了中国已发现的全部矿产和矿产地、全国各类成矿区带的成矿条件和资源状况、各类矿产勘查与开发的历史,对每一个已发现的矿床进行定位、归类,建立了矿种全覆盖的矿床成矿系列,探索总结了成矿规律,由省级志书、重要矿产志书、成矿区带志书组成,分别以志、图、库、普的形式加以表达。陈毓川表示:“研编人员奋战8年,克服不少困难,成果得来不易!”

    积极深化成果应用,服务资源安全战略

    《中国矿产地质志》总主编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王登红研究员说,《中国矿产地质志》作为百年勘查成果的历史记录和成矿规律的全面总结,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开发矿业发展经济的百年历史,记录了全国矿产地质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历史,也记录了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而勇攀高峰的科技创新历史。

    目前,《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

    ——按照矿种、矿产地和国域面积“三个全覆盖”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了我国已发现的6.48万余处矿产地,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现状。系统编制了新一代矿产地分布图、矿产地质图和成矿规律图,全面展示了矿产资源时空分布和成矿规律,研判了我国矿产资源潜力和找矿前景,为实施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构建了标准化的矿产地质志成果数据库,实现各行业部门百余年矿产勘查和科研资料的统一数字化集成,促进了信息资料共享服务,为信息化时代的矿产地质工作奠定了大数据基础。

    ——创新发展了我国“成矿系列”理论,建立完善了中国成矿体系框架,提升了我国矿床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研编团队提出了全国矿床(成因/工业)类型三级分类体系,厘定了矿种全覆盖的矿床成矿系列、亚系列1000多个,构建了全国94个成矿带的区域成矿谱系和中国分时段的成矿体系。

    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矿产地质志研编不仅是记录历史的过程,还是推动基础地质研究、深化成果应用的过程。据介绍,此次《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编制了全国和各省(区、市)矿产地分布图、成矿规律图等专题图件及温泉分布图等特色图件,服务于政府相关规划、管理和决策;出版了一批矿产地质志普及本,为宣传矿产资源国情和普及地学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江西省是全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试点省份之一。在众多学者、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江西《区域地质志》《矿产地质志》《环境地质志》的研编任务,还完成华南洋—滨太平洋构造演化与成矿研究,对江西与华南的地质构造与成矿作用取得了一些新认识。据江西省“三志”总主编杨明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介绍,最主要的是华南洋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构建了晋宁期古华南洋陆缘弧盆格局,厘定了古华南洋构造成矿域,建立了古华南洋成矿体系。从前研究认为,华南洋是一个岛弧洋盆,现在认识到是一个大洋;古华南构造成矿域与特提斯、滨太平洋构造域复合,形成了我国南部及邻国高原、大陆、海域、岛弧的构造格局。

    研编试点省份云南省在矿产地质志研编中坚持以服务国家及地方需求为目标,边研编,边出成果,边应用,其成果应用于《战略性矿产找矿行动(2021~2035年)》工作部署,《云南省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云南省自然资源图集》《云南省旅游及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等。

    研编试点省份新疆,其矿产志系列成果已在新疆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地质调查规划、矿产资源国情调查等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在指导找矿实践中取得了成效。

    还有一些地方应用研编成果直接指导矿区找矿预测取得实效:如在湖南锡矿山锑矿、广东大宝山铜矿、贵州遵义和松桃锰矿等的勘查工作中实现重要找矿突破,在川西马尔康、青海茶卡北山等地区促进形成一批战略性矿产勘查基地。

    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致信成果发布会说,这部巨著的问世,不仅本身具有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体现了几代人为国探宝的历史功勋。这部巨著可为当代找矿人提供有效的指导,为地质院校进行矿产地质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为广大地质人员今后深入研究提供丰富的宝贵的资料。

     

    百年勘查研究之集大成

    “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

    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院士陈毓川: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地质灾害监测员某色拉洛日常巡检

    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勒尔社航拍图

    搬运地灾监测设备安装材料

    早上六点,一层云雾停留在狮子山腰。云雾之下,一群羊在吃草。青花椒树上,一团一团的花椒,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悬崖上的村庄——四川昭觉县阿土列尔的清晨,安详美好。

    担任地质灾害监测员的彝族小伙某色拉洛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起来。按照他这天的工作安排,要去自己负责的隐患点巡查一次。早饭后,走过一片苞谷地,先巡查一下地灾隐患点并作了巡查记录,又来到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仪器面前查看。虽然不懂这些仪器,但他知道这是用来监测滑坡变形,是用来保护村民和牛羊安全的,他有保护的责任。自从5月底成都的研究所为村里装上了这些地灾自动化监测仪器,某色拉洛感觉轻松多了,过去无论天晴还是下雨,他每天都要巡查一次,一到雨季更是寝食难安,现在如果不遇上特大暴雨,他一周甚至十天半个月才会去查看一次。淳朴的某色拉洛笑着说:“领导和专家在我村子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装上了高级的监测仪器,天上有卫星看着,地上有报警器,家里有电视监控器,专家还给我的手机里装上了APP。我现在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看管的滑坡,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了。”

    1 当地村民:每次下雨都很担心,睡不着觉

    阿土列尔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尓莫乡,坐落在海拔1400~1600米的山顶上,过去村民们要走出大山买个油盐、农具,或是娃娃上学,都要攀爬近1000米高差用树枝绑扎的简易梯子,行走在悬崖峭壁之间。2016年,新京报以《悬崖上的村庄》为题,报道了这里状况,引起了广泛关注。

    凉山州地处四川西南部横断山脉东缘高山峡谷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十二五”期间,剩下的38万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悬崖村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当前脱贫工作,关键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

    “其实,在悬崖村不仅仅是行路难,地质灾害也时常威胁着村民们的安全。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山高坡陡,这里是地质灾害的高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也成为了制约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改善和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的因素。”村支书莫色吉日说。

    在特土社村民吉克伟且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的那场崩塌。“好吓人哦,直径两米多的大石头直接砸进了房里,还好人及时跑出去了,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整个特土社,在这次崩塌中共有3户的房子被砸毁。“从那以后,每次下大雨,大家伙都会特别担心,睡不着觉。”村民吉克九里有着同吉克伟且同样的感受。

    出行难又有地质灾害,那为什么不搬迁呢?凉山州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昭觉县山高沟深,特别是彝族聚居区,几乎没有水田,可用来耕作的坡地也实在太少,而阿土列尔村周边的坡地算是块肥地,这里的土豆亩产能达到三四千斤,比全州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而且这个村的气候(环境)与境内其他地方相比算不上差。”据了解,凉山州有40%多的村子的海拔都在阿土列尔村之上。“像这类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随时可能威胁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要优先考虑搬迁,但目前并不是最急迫的。

    2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主动出击,寻求科学防灾接地气的方法手段

    2016年5月25日,与阿土列尔村勒尔社紧邻的特土社发生崩塌、滑坡,由于提前预警,启动防灾预案及时,临灾处置得当,提前疏散转移危险区群众56户228人,做到了“零伤亡”,成功避险。州、县原国土资源部门立即组织开展灾情调查、核查、信息报送和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委托专业地勘队伍携带三维激光扫描仪、精密测绘仪器、无人机等装备入驻现场,对“悬崖村”区域地质灾害发育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勘查,查明了“悬崖村”及相邻的说主村共分布有8处地质灾害隐患,威胁148户72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州原国土资源局经组织综合分析论证和工程治理可行性研究,从技术、经济、安全等因素综合对比,认为实施工程治理的难度大、投入高、不能根治,且在机具上山、材料运送和施工等环节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向州、县党委政府提出了加强监测、加强宣传培训、实施避让搬迁的建议意见。

    “悬崖村”被广泛关注后,旅游开发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等相继入驻,加之该区域土地相对肥沃,出产丰富,避险搬迁措施不能全部实施。那么,对于地质灾害威险区的群众,暂时不整体搬迁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呢?在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凉山州地质环境监测站的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看来,最好的方法是观测、把它监控起来,掌控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应急防灾避险留出第一时间。

    自然资源部、四川省和凉山州政府都十分关注“悬崖村”的地质灾害,牵挂村民的安危,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党组也多次专题研究“悬崖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控问题。根据州地质环境监测站的建议,2019年3月15日,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发去专函,请求支持在阿土列尔村建立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通过使用该所的监测技术和成功经验,提高科技防灾能力,达到科技防灾的目的。

    3 地调局探矿工艺所:立即行动,组织力量建设自动化实时监测系统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所收到函件后,所党委十分重视,急政府所急,想村民所想,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与技术人员研究监测方案,3月18日即派出技术人员奔赴“悬崖村”现场,进行详细踏勘和走访。经现场查证确认:阿土列尔村村勒尔社发育1处崩塌、1处滑坡、2处不稳定斜坡共4处地质灾害;特土社发育1处崩塌、1处滑坡、2处危岩共4处地质灾害。

    所地灾监测专家带领技术人员在对“悬崖村”8处地质灾害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先对4处地灾隐患点进行专业监测。专家团队迅速编制了《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悬崖村)勒尔社及特土社地质灾害专业监测方案》,设计确定采用13套自动化实时GNSS、1台自动化雨量站、2台长视距激光视频监测系统,分别在勒尔社及特土社中间隆起的平台上建自动降雨量观测点;选取视角广、观测范围大的区域建设两个视频点;在勒尔社威胁较大、居民集中的位于天梯尽头的2号不稳定斜坡和特土社威胁较大、居民集中的不稳定斜坡建地表位移进行实时监测,此外还有一套实时联动的声光报警装置。

    在此基础上结合工作区地质环境条件,人员、交通、材料组织等施工条件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所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两个方案进行评审并报送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州地环站认可后,立即开始了仪器设备、材料采购和人员组织等工作,并派出技术过硬、现场管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王佃明进驻现场蹲守指导设备安装建设和调试。

    据该所地灾监测专家介绍,勒尔社后山崩塌位于住户集中区后山半坡,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崩塌。像2016年5月25日发生的崩塌规模达到了5000立方米。现在在集中居住区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巨石,一般的直径有3~5米,个别大的有8米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地质灾害自动监测非常必要。

    4 现场施工人员:道路交通是工程建设的最大阻力

    顺着倾斜的钢梯,四五位健壮汉子肩膀上背负着专业监测仪器设备,正艰难地往上攀登。他们黝黑的皮肤上,硕大汗珠闪着晶莹的光芒。他们的衣服也已经完全浸透在汗水中……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项目建设的艰辛。

    垂直高差近千米,2600多级钢梯台阶,往返一次需要五六个小时,负责项目建设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佃明如数家珍。“最难的就是安装材料的搬运,因为没有路可以抵达,所有的材料都必须靠人工搬运。为了方便人力搬运,我们还做过一些改进,比如安装GNSS的钢管,一般都有5到6米长,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改成为两段,搬上山后再用法兰连接,但长度也有2到3米。还有一些设备比较重,得几个人一起接力才能抬到山上去,上‘天梯’就非常辛苦,也很不安全。像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袋装水泥,购买一袋的价格也到不了50元,可是把它搬上山,光搬运费就高达400元,即使是生活在阿土列尔村两个壮劳力一天也只能靠接力才能扛一袋上山。以往实施的工程中,运输费用都不到工程总费用的5%,在这个项目中却是这个比例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根据设计的工作量和施工区的特点,整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00万元,全部由工艺所垫资建设。在缺少经费的情况下,在开展主题教育的今天,探矿工艺所党委把“悬崖村”地灾监测项目提高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助力乌蒙山彝族地区人民脱贫攻坚谋幸福的高度来认识,特事特办,先组织资金按采购程序采购监测仪器设备,支付材料和人工费并组织施工。

    五月是大凉山最热情似火的季节,阳光温暖而又明亮。经过近两个月紧张、有序、安全、艰辛而又高强度的施工,项目设计的仪器设备野外安装圆满完成;成功部署地表位移(GNSS)监测点13处、视频监测点2处、自动降雨量观测点1处,预警广播系统1处,实现了一次调试上线,监测数据接入“凉山州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同时也接入了四川省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在项目的实施期间,还得到了上海华测导航和成都新橙北斗科技的支持。

    目前,项目通过了现场初步验收,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5 专业监测系统投入使用:高科技手段密切监视地灾隐患点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负责信息系统管理的工程师黄磊博的办公室的电脑里,他为记者打开了为“悬崖村”项目定制的专业监测信息系统,并演示了这套设备。点开的电脑页面上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的系统,显示着灾害点名称和基本信息、降雨量、表面变形值和多种表达形式的时间位移曲线、降雨直方图,预警方法、预警阈值等多个数据。黄磊博说,前端所有设备采集到的数据,都会传输到后端的系统,系统再利用数字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若结果超过临界值,就将自动向现场和管理部门及专职人员发布预警信息。报警时,不仅会发出警报声,现场红灯会不停的闪烁提醒着险情有可能到来。同时,设备还会自动地给州、县、乡、村监测员发送监测预警信息。

    探矿工艺所的地灾监测专家说,从5月31日到现在,尽管自动化监测设备还没有实质性地发出过预警,但通过持续的监测,对大量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再开展该区域的专业监测预警研究,可以不断修正并步步逼近该区域内诱发地灾的降雨临界值或位移的临界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阈值”,有效提高风险预警的精准度,对近区域防灾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地灾监测员某色拉洛表示:“有了自动化监测设备并不等于‘高枕无忧’。现在是主汛期,降水会逐渐增多,发生地灾的风险也会增大,我们必须利用好‘上天入地’的设备,密切监测。”

    “悬崖村”被外界关注后,游客纷至沓来,很多村民都开起了农家乐。由“悬崖村”网红效应而吸引投资的旅游项目也被国家定位为文旅+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也相当于为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上悬崖村旅游的游客上了一道保险,悬崖村的地质灾害隐患不再“悬”,村民们悬着心也可落地了。

    这些年,政府扶贫攻坚高歌猛进,阿土列尔村这个曾经的孤岛,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用上了太阳能发电,可以收看十几个频道,有了4G通讯,手机通讯无卡顿,建立了种养殖合作社……如今又有了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的监控,村民们的幸福感更强了,今后还会更有获得感。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说:“我们一定在当地政府的领导和各界的支持下,好好干,打好脱贫攻坚翻身仗,让村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未来的‘悬崖村’将有泥土芬芳的‘土味’、乡村野趣的‘野味’、民俗风情的‘俗味’、古香古色的‘古味’、富有风韵的‘韵味’。欢迎大家到悬崖村做客,观原汁原味的彝区风景。”

    悬崖村的地灾隐患不再“悬”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1981年9月,随孙大光部长到东北三省调研期间在五大连池与部分年轻干部合影(后排左四)

     

    《温家宝地质笔记》最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3月26日,该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

     

    那么,这本作者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撰完成的“地质笔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特点?作者在退休之后为什么要编撰出版这本书?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人员在与作者的联系、沟通与互动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其中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带着这些读者同样关心的问题,在《温家宝地质笔记》在全国公开发行之际,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了负责编辑出版该书的地质出版社负责人及有关编辑人员,了解到其中的诸多细节,并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地质笔记”记录了什么?

     

    《温家宝地质笔记》是温家宝同志退休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精心之作。

     

    “这本书不仅是地质专业笔记选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对在地质系统工作的那段时期的真实回忆。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年轻地质队员成长的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与力透纸背的无限深情。”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在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情地说。

     

    《温家宝地质笔记》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这本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4个部分。每部分所选篇目均是从笔记、日记中摘选的代表性篇目,按时间顺序编排,基本反映了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阶段的工作、学习以及他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情况,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作者专门在每一部分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还撰写了回忆文章。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亮点。

     

    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告诉中国矿业报记者,作者的地质笔记和他参与绘制的区域地质图,字迹清秀工整,图幅线条清晰,无不显示出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为尽可能多地展示作者的笔记手迹,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同时根据每部分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编排方式,或图文对应,或以图代文。这是本书为保持笔记和回忆的真实性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据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是野外地质考察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以及16篇回忆文章;作者在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时的工作笔记16篇、日记15篇,照片11幅;附有作者在野外地质考察中信手绘制的剖面图、素描图、示意图等32幅,笔记影印件110幅。

     

    这部分所选笔记、日记和回忆文章,反映了作者当年穿行于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内容:测制地质剖面,检查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同时介绍了地质工作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知识。“引言”、日记和回忆文章文笔优美,细致地描绘了祁连山等地的自然风光,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动地回忆了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情况,真实还原了作者在艰苦条件下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专注地质找矿的情怀和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是管理工作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笔记16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1篇;在地矿部工作期间的笔记12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2篇。另有日记30篇,照片12幅,影印件167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地质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地矿部副部长的历程,再现了作者立足全局、谋划长远的工作理念,坚持改革、重视科技的工作思路,关爱职工、心系百姓的工作情愫,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工作精神,脚踏实地、察微知著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收录的笔记反映了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不同管理阶段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其中,在甘肃省地矿局的工作笔记,客观反映了作者工作重心的转变,即从具体业务管理(工作安排、设计审查、成果验收)向全局业务工作部署(坚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地质工作调整等)、管理制度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转变。在地矿部的工作笔记集中反映了当时地质工作整体部署和体制改革以及《矿产资源法》的制订等工作。收录的日记主要反映了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第三部分是调研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踏遍群山觅真知”及4篇回忆文章,进行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调研和地质业务管理、地质科技进步问题调查研究的工作笔记44篇、日记17篇,照片17幅,影印件237幅。

     

    “引言”及4篇回忆文章详细反映了作者1980年5月至1985年4月多次调研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调研中深入基层,察看实情,兼听并记,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探讨、谋划地质工作改革之策和发展之路;反映了作者唯真唯实的工作理念,专注执著的工作精神,认真审慎的工作态度,集思广益的工作方法,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笔记、日记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维度再现了作者当年调研的具体过程,勾画了地矿系统体改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的形成过程,客观记述了作者参与、谋划体改工作的具体实践。

     

    第四部分是学习研究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读书笔记11篇,学习研究笔记1篇,撰写的部分学习研究文章5篇,照片10幅,影印件118幅,清绘地层柱状图1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顾了出身教师之家的自己在学生时代和参加工作以后博览群书、潜心学习的事例和感受,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了人民积累知识,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不倦学习的思考、感悟和收获。

     

    从这部分所收录的笔记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深山大漠的恶劣环境下,还是在繁忙的业务管理工作中,作者都是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结合地质找矿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地质找矿、资源能源等新理论、新知识。除专业知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了解世界经济的动向及发展趋势。

     

    据了解,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由我国著名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先生亲自担纲。装帧设计从田野、大地、沉积岩以及大自然的群山中归纳出土绿色为主基调,而且贯穿于封面、目录、篇章页、配图衬页,以及书眉、部分标题字体。全书设计风格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的内容相吻合。

     

    为什么要编撰这本书?

     

    温家宝在本书中写道:“作地质笔记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是野外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各种会议,以至读书思考,我都要作详细记录,或写发言提纲、心得体会。有时是边记边想、边提出问题、边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写出自己的观点。”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1968年,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在这里工作11年。1978年,温家宝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1979年至1982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1982年至1985年,任地矿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副部长。

     

    温家宝在地质行业工作过18年,如果加上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地质的时间,则长达25年。事实上,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温家宝无论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野外环境中,还是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放弃过他的这一习惯,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记录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研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温家宝同志说:“笔记中有我对事物的观察,有各类人的七言八语,有丰富的地质科学,也有闪亮的思想火花。”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温家宝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各类笔记有45本,字数总计400余万字,只是他为数众多、卷帙浩繁的笔记中的一部分。这些笔记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地质工作记录和野外考察的地质资料,也是其个人成长过程的真实再现与写照。

     

    2013年3月,温家宝退休后,得以有闲暇细细翻看自己的这些笔记本。昔日祁连山的风雪、地质队同事的音容笑貌、地质行业改革探索的艰辛……如同放映电影一般,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浮现——

     

    1968年初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疯狂的动荡岁月。25岁的温家宝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长期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工作,工作区域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温家宝的青春时光是在那动乱和走向变革的年代中度过的。对他而言,尽管这段时光常年行走在深山大漠进行野外考察,虽然艰苦,却平静,纯粹,阔大,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在浮躁的时势中,他庆幸自己尚能行走在巍峨起伏的祁连山从事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

     

    从被分配到酒泉担任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起,温家宝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多年。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他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地质队老同事的话讲,一年四季穿皮袄,没有见过夏天。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1∶20万祁连山幅区调图,就是在温家宝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的野外考察笔记部分,有一张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省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的留影。这张黑白照片,让人过目难忘。照片里的温家宝时年32岁,他骑在马背上,一身深色工作服,寸头,瘦削,沉默,抿紧嘴唇,目光坚毅,神色平静地望向前方。照片上的青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许常年置身自然让他有了一种远离社会纷争的纯净,但稳稳攥住缰绳的双手却又显示着这个年轻人做好了吃苦的一切准备。

     

    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他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向着山脊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从来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七点,一包石头经常压得肩膀磨破了也没法放下来。

     

    在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期间,温家宝有过多次遇险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三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温家宝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回忆。

     

    搞地质工作就是苦,但艰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近两年的祁连山野外生活,给予了这个年轻人一种山一样的性格。

     

    《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时,一个人遭遇的苦难,没准儿能成为他日后奋发的无穷动力。

     

    其实,早在1960年大学入学仅几个月,温家宝就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病。他开始全休,不能上课。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温家宝并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病人,他每天坚持跑步和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钢铁般的意志,硬是让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

     

    学生时代的温家宝,还曾五次下周口店实习。他的隐忍与不畏艰难的个性,给和他一起去秦岭生产实习并担任小队队长的郭铁鹰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温家宝说过这样一句话:“家宝你能忍。”于是,“能忍”成为温家宝后来去祁连山工作的自我认知。

     

    温家宝喜欢高山。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祁连山的风光和大自然的奥秘,给了他探索的勇气。由于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有时候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但他边走边唱。空旷的山野,只有他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他在第一部分的引言里这样写:“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

     

    巍峨的祁连山,给了温家宝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更给了他在困难境遇中保持尊严的纯净内心。他写下对自己的勉励:一生将以高山为伴。一个人许下“以高山为伴”的人生坐标,即使无法预测他会在未来去往远方何处,都会知道他的归途。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人心思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此时,温家宝的个人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1979年9月21日,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12月离开酒泉,到兰州的甘肃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

     

    1980年初春,温家宝住在甘肃省地质局办公楼三层一间宽敞但简陋的办公室。他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却依然有一些怅然若失。他的心思经常飞回祁连山腹地,想念在那宁静之地的思索和行走。

     

    在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温家宝这样写道:“山黑黢黢横在兰州市的南边,我坐在桌旁,天天仰望着它,山下面新建了许多楼房、厂房,嘈杂的声音日夜不宁。……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年轻人经常坐在窗边沉思。

     

    此后,他每天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时常在笔记本上留下工作谋划,比如1980年6月10日,他写下“成矿远景区划自审;长远规划编制;科研项目厘定、成果鉴定和汇报制度。”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除了自身天赋、努力与奋斗,总是和时代际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81年,温家宝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他不曾想到,更大的机遇也很快到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年轻干部。在此背景下,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考察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1981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此次调研后,1982年,他奉命由甘肃调入北京,进入地矿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12月4日,他从兰州乘火车去北京。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温家宝的内心竟然涌出一种少有的纠结的感觉。他在书中写道:“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但这位心系远山的青年,终究要离开魂牵梦萦的高山。因为,他要去往更远的地方。

     

    刚到北京的日子,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很不适应,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他在书里回忆说自己“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他又不停给自己打气,“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和思考地质管理体制改革。

     

    忙碌中的他迎来了1983年的元旦,刚迈入41岁。元旦之夜,温家宝没有回家,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一天的日记里,是一个自省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孤独的背影,“外面是进行着的元旦之夜,爆竹毕毕剥剥地响着,而部办公大楼是这样的静,静得只听到日光灯发出的响声。我默然坐在办公桌前,回想着过去走过的路程,思考着未来。”他总结这一天的心路:“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1983年10月,温家宝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在地矿部工作期间,温家宝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专事调研。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他亲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1984年9月,温家宝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在访问的21天里,他去了莫斯科、基辅等7个城市。从秋高气爽的北京出发,到达雨雪交加的乌兰巴托,绕过沙鸥翔集的贝加尔湖,进入青烟袅袅的西西伯利亚盆地,直至最后抵达有列宁故居的莫斯科。他的日记里记录着一个首次走出国门的地质人,对更大世界的细腻认知。

     

    1985年冬,温家宝调任新的单位,离开了地质系统。

     

    在地质系统工作的25年,他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这25年里,自然的无限寂寥和阔大,润养了一位青年沉默向上的坚韧内核。这25年的地质韶光,印刻下了一位青年人生轨迹的青春底色。

     

    温家宝在《地质笔记》自序中写道:“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矿时。我难忘在祁连山的找矿岁月,怀念昔日的同事,牵挂着甘肃的发展。在甘肃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是滋养和支撑我精神之树沐雨栉风的沃土。”

     

    “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我到过祖国的许多山山水水,亲身经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我感谢培养我成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

     

    “把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也是表达我对地质工作的无限怀念之情。”温家宝同志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温家宝同志整理了这些笔记,并交由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

     

    学问深时意气平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读书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修身怡心。而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

     

    温家宝爱读书。在他的地质笔记中,有部分内容都是其读书学习时的记录。

     

    在本书中,作者专门忆及自己学习的经历并附以相关的笔记、日记。人们从中可以细细体会“立身以立学为先”的道理。

     

    有联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出身教师世家的温家宝,读书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习惯,而是自觉。在北师大学地理的父亲,对启蒙这位青年的地质梦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0年当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的就是父亲过去读的《中国地质学》。那是李四光1939年写的书,父亲在书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他就接着在上面写。

     

    大学里,温家宝所读的地质系是大系,专业面广,所学的几十门专业课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他抓紧一切时间涉猎各种学术理论。据他回忆,读大学时,“总是在晚自习以后还要多念一至两个小时。睡下去以后呢,就突然起床了,以为天亮了,就到自习室,其实可能才两三点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人引领到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这位地质青年闲暇时最爱阅读的是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大学里,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以及中外名人名著。

     

    1968年,温家宝远赴甘肃工作时,随身带的四件行李中,有两件是装满书籍的小木箱。1969年到1974年,当他在祁连山进行野外工作时,这些书籍给这个孤独青年带去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荒郊野岭的漆黑夜晚,人是无比孤独寂寞的。奔波劳累一天的同事们,此时都回到帐篷里,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温家宝此时总是喜欢利用宁静的山区夜晚时光来读书和思考。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5月1日,他又如实记录,“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地质队,温家宝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天自学一门学科,读最新的地质科技文献,也读文史哲和英语。为此他买了很多书,有《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刘禹锡诗文选注》等。每次跑到野外考察,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回忆学习经历时,温家宝在书中讲了学习英文的两个小事:一是在上大学时因偷偷跨班学英语,被老师发现“轰”出了教室;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兰州上职工业余补习班学习英语时被老师调侃发音不准。

     

    书中收入的一张英语听课证影印件,使许多过来人顿时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学习英语的热潮,也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温家宝已届不惑之年,仍然渴望掌握英语的强烈愿望。

     

    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如饥似渴地记录。在这本书里,有一部分“文史读书笔记选”影印件,密密麻麻的蓝黑色钢笔字迹铺满纸张,白居易、韩愈、李贺、司马迁……大量摘录和点评,让人震撼。

     

    这部分影印件里,有一张抄录白居易诗歌的纸张,尤其清晰。这是白居易那首著名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首托物寓人的哲理诗,写寺中的孤桐,拔从萌芽,始自毫末,无所依附,但由于“中心有通理”就长成亭亭五丈有余,而且仍继续生长。白居易寄语立身于世者,也应该在内心中竖立一种标准,如此方能孤直。

     

    温家宝把这首诗全文抄录于自己的读书笔记中,用以自勉。“中心有通理”的孤桐,无疑对于这个用功的青年来说,意味着很多。

     

    事实正是这样,古今中外,那些超越时空,称得上经典名著的,无论是哲学类,还是宗教类的典籍,都无不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这些作品因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思想已融入到了民族乃至人类的血脉里,所以成为了不朽。阅读这样的作品会觉得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启悟,越读越有收获。所谓“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在”体现着一种成熟、干练与深邃,“学问深时意气平”演绎着一种聪慧、沉着与平和。这些,在温家宝同志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后,都一一得到印证。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这是温家宝同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编辑此书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指导思想。”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对记者说。

     

    2014年3月下旬,地质出版社收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等资料后,立即抽调数位精干的专业编辑人员组成编辑组,仔细研读笔记。

     

    顾晓华说,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温家宝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他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这45本地质笔记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最初与编辑组商谈本书的编辑思路时,温家宝就提出,“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全书要多运用笔记原件。”

     

    顾晓华说,“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温家宝的这一要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本书的编辑体例、笔记素材的图文运用,无一不表达了这一指导思想。本书的最终呈现形式也体现了这一思想。”顾晓华说,“为尽可能还原笔记的真实面貌,我们在书中收入大量的笔记影印件,或以图代文,或作为插图与文字对照展示,力争最大限度地‘还原’笔记原貌。”

     

    为便于开展工作,编辑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400余万字的笔记录入电脑,付出的艰苦努力可想而知。同时,为加深对笔记内容的认识,编辑组认真学习研究了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撰写的论文、研究报告、讲话、文章等资料。

     

    经与温家宝多次当面研究、讨论,编辑组决定将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每部分都从笔记中摘选有代表性的篇目,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客观反映作者在地质系统不同岗位、不同阶段的工作、学习情况。书中所选作者的工作、学习笔记时间跨度达18年,内容丰富多彩。

     

    这期间,在整理相关资料和素材时,编辑组惊喜地发现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编辑组在书中选入部分日记,与其他笔记内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既丰富了书稿的内容,又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温家宝的“地质岁月”。

     

    这本书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量使用了笔记的影印件。这也是把“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铁证”般真实的测量报告和管理调研笔记这些“刚柔并济”的内容参差铺排的秘诀。

     

    据这本书编辑组组长、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何蔓介绍,“按照温家宝‘真实是本书的生命’的指导思想,为了尽可能更多地原汁原味呈现地质笔记的面貌,还原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学习的情形,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全书共采用了632幅笔记影印件。在约52万字的全书中,笔记影印件篇幅合计占全书容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作者的回忆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专业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在这本书中,那些直观呈现视觉冲击的笔记影印件,如同漫漫长路的一个个交通标识,引导着普通读者进入作者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何蔓向记者介绍说,尽管当年的笔记内容有个别错误,但温家宝专门要求“本书所有引录的笔记,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一个字都不得改动。如果确有错字,就要用括号标出来;需要说明之处,则用注释加以解释。”

     

    “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如果把45个笔记本笔直地摞起来,有将近一米之高。”2014年3月,何蔓陆续拿到这些笔记本。从那以后,她和同事们就沉浸在一种震撼的情绪中。

     

    从1968年到1985年,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这18年,温家宝凭着对地质工作的挚爱和一颗单纯耿直的心,全心扑在地质工作上,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现存下来的这45个笔记本,还只是其中的部分笔记。这里面,写于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有21本,写于地矿部工作期间的有24本。

     

    从2014年3月到今年3月,何蔓带领地质出版社专门成立的一个5人编辑小组,用了两年时间,对45本地质笔记努力进行“还原”。

     

    何蔓说:“2014年3月,当编辑组成员第一次看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时,我们确实被震撼了:这些笔记本,封皮陈旧,内页纸张发黄。翻开任何一页,所见字迹始终工整隽秀,所见图幅线条清晰,一笔一画之间,无言地透出写字人的某种精神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40多年前,在祁连山及北山地区高寒、险峻、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温家宝依然能够心静如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强的意志,对野外地质现象进行规范准确的描绘。”

     

    这些笔记约有400多万字。编辑、还原这些笔记的难度超过了何蔓以及编辑组的想象。

     

    作为地质找矿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温家宝记起野外考察笔记来一点也不含糊:从测量、填图到考察地貌,每一个步骤都把专业性落实到细节。那些在山区实测后的地质剖面图和丈量记录,书写严格规范,比例精准;而走上管理工作岗位后的管理和调研笔记,到处都是圈圈划划,流露出一个深入地质勘测一线的专业人员对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这一摞摞厚重的笔记内容如果全部“还原”,信息量大,专业性又很强。何蔓和同事们一时犯了难:编辑地质笔记并成书,究竟要给大众读者传递什么样的阅读感受?

     

    “这些笔记真实地反映了温家宝专注执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的这一阅读感受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力争在有限的篇幅中还原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成长的经历,反映我国地质行业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何蔓如是说。

     

    将一本专业书籍以合适的形式呈现给普通读者,是这个编辑小组两年里最重要的功课。如何能够打破阅读门槛,让地质学的“门外汉”也能饶有兴味地翻阅这本书,同时又不失去它作为45个笔记本“高度浓缩版”的精华?

     

    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何蔓认为作者本人就是这座“阅读桥梁”。她和作者商量,能不能在每一部分正文之前写一些回忆性文字,让读者在进入正式的笔记内容,领略作者那18年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认知上的预热?

     

    温家宝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建议,而且认认真真地交上了“功课”——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他专门在每一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回忆文章。

     

    无疑,作者24篇原汁原味的回忆文章成了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其中,4篇“引言”分别置于四部分笔记内容之前。它们就像一根金丝线,将承载笔记厚重内容的回忆珍珠串联起来。同时,这4篇“引言”标题也充满诗情画意:“梦里常回祁连山;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温家宝建议,印制时用有怀旧感的黄色纸张,把这四部分引言和白色纸张的笔记正文区分开来。

     

    翻阅《温家宝地质笔记》可以发现,“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这一部分选收的16篇笔记,记录的是作者当年穿行于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情况:测制地质剖面,测量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这些笔记记录的都是很专业的内容,一般的读者看起来肯定如坠云烟。为此作者专门撰写了16篇回忆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地质专业知识。这些文章文风自然、朴实,文笔细致优美,如同电影旁白一般,使难懂的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

     

    何蔓和她的同事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还意外地发现作者在这些回忆性文字里无意识地搁进了许多自己当年日记的内容。这些日记有对当年工作、生活的记录,有对人生的感悟,有对理想信念的抒发。虽然是工作日记,读来却像意境悠远的散文。

     

    想要以一种柔软的方式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日记无疑是最好的窗口。何蔓立刻写信给温家宝,请他把这些日记都找出来。于是,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厚厚的《温家宝地质笔记》,有了篇幅甚少、感情却最为细腻的“日记”部分。

     

    这些日记是作者“想用文字来记载自己平凡的生活”的自述,包含了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在祁连山下进行地质勘探时的点滴感悟,也承载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兰州从事地质管理工作的所思所获,更收录了一个有趣的部分,即1984年9月作者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的出访日记。看似“突兀横插”的这部分,读来有种白描风格的自然文学趣味,日记主人对大自然的体察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录入、选篇、分类、注释、审校、封面设计等有关环节和多次修改,到2015年6月,编辑组完成了全书初稿的样稿。

     

    据说,此前,何蔓曾在地处北京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看到过这些笔记本,但她从没曾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参与编辑整理这些笔记。历时两年之后,会看到经过自己编辑加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温家宝地质笔记》呱呱坠地。

     

    何蔓说,温家宝同志曾在地质系统工作多年,对地质事业和地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中央级地质专业出版社和国土资源部(原地矿部)直属单位,我们能有机会编辑出版温家宝同志在地质系统工作时的有关著作,感到十分荣幸。

     

    “温家宝同志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温家宝地质笔记》的编辑工作,亲笔撰写12万余字的回忆文章,选定笔记篇目。在全书编辑过程中,无论是大纲的拟定、框架的确立、内容的精简取舍、注释,还是版式和封面设计,他本人都全程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曾15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多次与我们面谈编辑方法,先后7次审阅书稿的草稿,5次审阅样书。”顾晓华告诉记者。

     

    “两年间,作者认真细致,对每个过程稿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给他样稿的时候,是60万字,他用了5天时间逐页修改。70多岁的人,5天看60万字,你说是个什么效率?”何蔓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温家宝同志在书稿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并对编辑组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建议逐条予以回复。随后,温家宝同志又与编辑人员一起就篇目编排、版式等问题当面探讨。8月15日,根据温家宝同志的修改意见,编辑组第二次印制了样书,呈交温家宝同志后,他再次认真审阅,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何蔓说。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除了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外,还对我们上一阶段工作给予肯定。每次面谈后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总坚持送我们到门口。他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的和蔼、包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们编好这本书的信心和动力。”何蔓说。

     

    何蔓介绍说,初稿完成后,根据温家宝的要求,编辑组还先后送给40余位曾经与温家宝共事过的老领导、老专家,地质系统资深院士、地质科技工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审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意见及建议温家宝本人都逐条审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甘肃省地矿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他们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充分肯定,同时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更加准确地反映《地质笔记》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蔓说。

     

    事实上,如果你有耐心跟随我们逐页翻开这本地质笔记,初时对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时始终用心、用力、用情而产生不可思议的阅读震撼,也许最终能变成一种温柔的理解——一个地质系统的青年人,在寄予其理想的荒山野岭中,借着帐篷里的一盏孤灯,把自己放入黑夜中阅读;他在祁连山区踏冰涉险过河,在北山戈壁沙漠寻找矿石,恶劣的工作环境磨炼着一个青年人的意志,燃烧着如火的青春;他一次次瞭望窗外的远山,在独坐自省中,一遍遍净化着内心的自我。

     

    事实上,感动的不仅仅是编辑组人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本书朴实、厚重的特点还体现在书的封面设计上。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的装帧设计,出自清华大学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的手笔。

     

    在这本土黄色和墨青色堆叠的封面上,远山连绵,天空高淼,山间映衬着野外考察素描图和柱状图,再仔细分辨,还能看见影印的俊逸笔记字迹。如果把这本书立起来,看它的横截面,又会发现一种妙趣——由于是不同内容和体例的间隔排列,整本书就像一个地矿层的横断面,黄的白的绿的,几种颜色的纸张交错,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质地。

     

    “我非常喜欢他画的地质图,虽然我不懂地质,但它们看上去那么美,就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画作。”我国著名的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如是说。

     

    最初,吕敬人表示自己过去从未参与过地质书籍的装帧设计,担心做不好。但当他看到那一本本书写工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地质笔记时立刻被感动了。

     

    随后,吕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此书的装帧设计中。他从笔记中感受到了大山的壮美、河流的灵动,感受到了大地、田野的辽阔,感受到了树木和青草的气息,由此获得灵感。

     

    吕敬人提出,全书的设计风格要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内容相吻合。在封面设计中,他将一些地质元素融入了巍巍祁连山的背景,画面和谐统一,深远大气。在书页设计上,他通过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引导读者阅读,并且巧妙地让书页呈现出类似沉积岩的效果,彰显地质特色。

     

    今年3月,《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终于付梓印刷,于3月26日如期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懂,你就知道其中的分量

     

    “温家宝本人专注、执着和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以及浓浓的地质情怀也深深感动着我们,整个编辑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难得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部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图书。”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表示。

     

    据了解,这本书除了真实性的特点外,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可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书采用了“回忆文章+笔记”的体例结构。由于笔记多为地质专业内容,因此作者亲自撰写了约12万字的回忆文章,包括4个部分的引言、20篇回忆文章,对笔记的内容及相关背景进行解读,使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同时,为展现作者当年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选用了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工具、器物的照片。为配合这种体例结构,我们在排版时采用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回忆性文章采用温暖、怀旧的浅黄色衬底,笔记主体内容采用纸张本色,而配图则采用渐变的灰绿色为底。这种编排样式格调清新,高雅大方,层次分明,赏心悦目。

     

    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从1968年至1985年工作、学习的经历,记叙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要求”,以及“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文字平实朴素,亲切和蔼,娓娓道来。本书还首次披露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关心、培养下,作者从一名地质技术员成长为地矿部领导的过程。

     

    顾晓华说:“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当今年轻读者来讲,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地质工作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对于许多地质工作者来讲,也是一段尘封的记忆。”顾晓华说,通过阅读这些真实而客观的记述,读者可以深切了解温家宝的成长过程,了解我国地质科研、地质勘查、地质教育等情况的变迁,了解我国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了解广大地质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有助于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更好地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事实上,《温家宝地质笔记》既是一本系统而珍贵的地质历史资料,更是一本励志读物。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到西北边疆地区,投身祖国急需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与高山为伴,坚持学习,专注执着,勇敢探索,一丝不苟地工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成长过程正应了一句老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同时,作者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在地质系统期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把单调枯燥、艰苦危险的地质工作当作锤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品格的过程,把自己所从事的地质工作同百姓的生活疾苦、把自己的理想同地质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贯穿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

     

    如“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一开始就便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那片广阔雄浑的西部沃野。正如温家宝所说:“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读后催人上进,激人奋发。

     

    同样,在“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等引言中,作者不仅记叙了自己从甘肃到地矿部工作的那段人生重要经历,对日记笔记的诞生背景、相关工作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清晰的诠释,更表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未抛却的对地质事业现实和未来的思索,抒发了对历史对文学的辩证思考,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坚守、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那一页页无声的笔记,让我们真切地领略了温家宝同志那首诗作《仰望星空》的深邃内涵,也使我们明白了“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道理:任何人的成功都来源于他的崇高而笃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他的勤学敏思、精于业务,来源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说,这些笔记“是我用双脚走出来的”。通读全书,人们确实可以对作者这句话产生共鸣:无论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地质工作者,还是担任部局的负责人,作者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从甘陇到东北平原,从陕西到云贵高原,从边陲新疆到湘粤赣大地,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调查研究。他把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深度的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写进了笔记,写进了日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报告。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甘肃的山山水水,他撰写的地质报告特别是其中的找矿建议,后来很多都得到验证;他提出的地质工作要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工作方针,成为地质工作的方向。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为了推进地质工作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五上东北,深入省局队,走访了黑吉辽三省的30多个地勘单位,前后用了134天,进而提出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30多年前,他提出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地质成果有偿使用等意见,在今天看来,对地勘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由此,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这种行事做人的作风始终如一,在其后来担负更大责任的岗位上亦是如此。

     

    顾晓华说:“温家宝同志有着一种浓厚的地质情结。他的这种情怀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源于他亲近自然、追求真理的信念,源于他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深切体会到温家宝同志的这份深情厚意。”

     

    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地质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基础性、先行性的特点,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作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取得的成果,为广大的地质工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镜鉴,为地质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积极投身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大业。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该书出版单位地质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参考并引用了《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等先期报道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此情天地可鉴


    阔别祖国一百五十多天,海洋六号再次回到珠江口水域

    船舶进港,驾驶人员严阵以待


    船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科考队员在做清洁

    到了,终于到了,前面就是广州海洋地质码头了。海洋六号船停靠在码头附近的锚地,静静地望着母港。这是公元2014114日上午。

    当水面的颜色由太平洋的深蓝到南海的微绿再到珠江的微黄,风的味道由海风的浓变成江风的淡时,这种不断集聚的归家心情,几近迸发。

    船上的队员们闻讯,或在飞机平台、或在甲板、或在房舱的窗户前、或在楼道里,看着、聊着。

    从盛夏5月到深秋11月,从中国广州一路东行到夏威夷,再从那一路向西到广州,3万多公里,161个日日夜夜,想念、思念,今终得再见。

    哭笑不得的被“过期”

    “前面就是桂山岛了。”111日上午10点,海洋六号船船长蓝明华站在驾驶台指着前方的岛屿说到。

    经过150多天的航行,终于,海洋六号回到了南海,回到了家。

    桂山镇属于广东珠海市,桂山锚地,是海洋六号船的必经地。在这里,船舶要进行短暂的休整,做些进港前的准备工作,然后等待指令回到位于广州的母港——广州海洋地质码头。

    从驾驶台上看,桂山岛附近已经有不少船舶抛锚了。阳光下,桂山岛静静地躺在南海上,像母亲的臂弯,让长途漂泊、远离祖国的船舶抛锚休整。

    这样密集的“人烟”,多少让100多天没有看见任何船舶、岛屿的海六科考队员们兴奋。驾驶台也有了从来没有的热闹劲儿。不时有人上驾驶台来眺望四周,不知名的岛屿、往来的船舶,还有那不时来造访的海鸟!

    让大家更加开心的是手机有了信号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字样替代了之前的“无服务”。以往在陆地上从未觉得有啥的“中国移动”字样,现在看来别提有多亲切。早起发现这一变化的队员们,或在后甲板或在飞机平台或坐在屋子里,拨出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宣告“我回来啦”!

    当然,也有个别郁闷的。比如,开心地提醒大家手机有信号了的蓝船长,结果发现自己手机怎么也打不通电话。难道是没话费了?无奈拿起同事的手机试拨了自己的号码,得到女声提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过期”。

    难道传说中的因为出海时间太久手机欠费被注销的情况又出现啦?幸好蓝船长的号码是用身份证注册的,回去应该能找回来。看来,如果电讯公司考虑出海人员的特殊性,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不同于普通号的服务。据统计,中国现有注册海员达60万人,应该会很有市场的。谁愿意一回到国内发现与自己相伴多年的号码“已过期”了呢?这“被过期”的感觉跟自己被抛弃了一样。

    一旁正在找手机信号的轮机长耿志爱赶紧说,“拨拨我的。”

    开免提,拨号码。屏气凝神,不知道会不会也“过期”。

    “嘟……”手机响了。平日里笑得特含蓄的耿老轨别提有多开心。

    不管自己的手机有信号没信号,给家里人报平安是不会因此受影响的。

    “老婆,我到广州附近啦”、“爸妈,过几天就回去看你们”、“兄弟,把酒准备好啊”……或者电话或者微信,你会发现驾驶室、飞机平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人拿着手机在连线。这群在大洋上风吹日晒炼出铮铮铁骨的汉子们这会儿显是那样的柔情、细腻。

    驾驶安全丝毫不能疏忽

    开心归开心,但驾驶安全一刻也不能疏忽。

    1031日早上六点进入巴士海峡起,驾驶室成了全船关注的对象。这几天,驾驶室是最忙的。

    每天凌晨,蓝船长就守候在驾驶室,午饭也拿到了这里。“进入南海了,渔船、障碍物都多,所以需要特别地留意。”相较于太平洋上几千米的水深,南海的水深小多了,颜色也变浅了。

    记者发现,前几天还一片漆黑的雷达显示仪上,到处是黄色的斑点。“有的是岛屿、有的是船舶。”一旁值班的三副李楠介绍到。

    水手阿武正在船长的指挥下,修正航线。

    电子海图上显示,一个浅色的圆形图斑正在预订的航线上,不偏不倚。

    “图斑提示那里是浅点,需要避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蓝船长介绍到,“海图每周都会有更新资料信息,可以从《航海通告》查阅,比如哪儿有沉船、哪儿的航标有变化等等。”

    “转到随动舵!”成功避开险点后,蓝船长再次发出指令。电子海图上,偏离了预订航线的海洋六号船逐渐回到航线上。

    当船最后在码头附近的锚地抛锚时,连续几天精神高度集中的蓝船长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放心地补觉了……

    最后的考验还是进港靠泊。“只要船没靠上码头,船舶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放松的。”平时笑口常开的蓝船长,一旦出现在驾驶台室,则显示出严肃、沉稳的另一面。

    因为海洋地质专用码头地处珠江与东江的交汇口,水流湍急,障碍物多,过往船舶很多,是船舶交通事故多发水域。所以每次靠离泊时都要非常谨慎、小心,容不得半点马虎。

    115日上午进港的那天,惊心的一幕真的出现了。当海洋六号缓缓驶入东江口水道时,船头和船尾都出现几条小船,适逢涨潮时段,需要向右掉头后船头顶流才能靠泊码头。因为航道宽度有限,虽然船已到达码头边,但右边的几条小船影响了船舶向右调头,而在涨潮流的影响下,船已经向左偏离航道,滑向左岸,如果不刹住滑行,船舶将会进入浅水区域!

    情况紧急。计划靠泊时间已经临近,码头上已经有家属在挥手欢呼。在这个紧要关头,蓝船长果断接替操舵水手,亲自操纵船舶。只见他快速操作艏侧推、艉推进器,不断调整转速,一连串的动作过后,海六像被驯服的野马,他的操纵下乖乖就范,刹住滑行。此时,右边的最后一艘小船通过后,蓝船长好不犹豫地操纵船舶向右转向,缓缓靠近码头……

    850分,历经160多天风浪洗礼的海洋六号船,终于平安靠泊东江口海洋地质专用码头,回到亲人们的怀抱。

    热热闹闹如过节

    快回家了,总得“梳洗”一番。

    隔段时间,甲板部就用淡水冲洗甲板。这在太平洋上是舍不得的。海水冲洗甲板会有腐蚀性,但船上每天淡化的海水刚好够生活所用。也就出现了大副蒋和平看见乌云就想开船追过去等雨洗甲板的愿望。

    水手蒋学军带着其他弟兄正拿着水管熟练地冲洗着甲板的每个角落,细腻得如给孩子洗澡一样。要把从东太平洋到南海的一路风霜、沧桑都洗掉。

    在船舱内,公共区域的卫生也马虎不得,上至首席、船长,下至机工、水手,擦门擦天花板的、扫地拖地的正忙得不亦乐乎,找到趁手物件的队员们都参与进来。喜庆的音乐声、忙碌的大扫除,这感觉犹如快过年了一样。

    调查部的一部分队员们则忙着整理汇报资料,打印、装订,科考队员吴诚强、于立分、李占钊的面前堆了高高一摞已准备好的材料;另一部分队友们则忙着收拾工作了100多天的实验室、样品室等场所,要把这100多天累计的杂乱一扫而光。

    其余的队员们则在自己房间忙碌着,整理个人物品,该打包的打包该扔掉的扔掉;清扫屋子,不放过每一个角落,要给下一位住这屋的队友留一个干净整洁的“家”。

    出门远行160多天,给亲朋好友的礼物是少不了的。“这是给老婆买的包包”“孩子的玩具”“给爸妈的鱼肝油”“红酒,给兄弟的”……数着礼物,品着回家的心情。

    炊事班更是忙开了,晚上聚餐,要为弟兄们准备顿好吃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已经自己动手做好了豆腐。洗菜、洗鱼,还有那刚买来的青菜一定得好好做,弟兄们有好几天没吃上青菜了,定能馋坏他们。热心的队友们也都加入到厨房来帮厨,笑声一片……

    最后,笔者想用船上队友们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离别是初夏,返航已入冬。160多个日日夜夜的风雨洗礼,海洋六号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任务凯旋。在祖国亲人饱含热泪的期盼中,104位将士们忍受着孤独和思念,奋战在千里不见鸟,万里不见船的浩瀚大洋上。不管是炎炎骄阳,还是淅淅冷雨,都动摇不了我们履行责任、肩负使命的刚强意志。昨天奋战在大洋第一线,打湿一套又一套工作服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默默奉献着年华和热血的我们,回来了!

    今年的凯旋是明天的开始,祖国的大洋事业任重道远,一次次的出征,他们在“科学、责任、和谐、进取”的海洋六号精神引领下不断攻坚克难,扛着沉甸甸的责任勇敢前行。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大洋将士们将一如既往的舍小家、顾大家,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海洋强国梦默默耕耘。

    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