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虽然李四光先生已经离开40余年了，但是他的这些话仍像星辰一样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正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李仲揆。他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小学，为振兴海军，15岁的他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在日本，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8个字。
李四光先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实业司司长职务。1913年，他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2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做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同年，李四光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北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当作实践的极好机会，不断积累资料，不断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4年~1936年，他先后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四光闻讯欣喜若狂。他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在1950年春天，化名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著作。他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由于受旧中国历史条件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解放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1923年他提出了 虫筳鉴定方法，创立了10项标准，将虫筳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烦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和科学性。这10条标准，一直被国内外虫筳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虫筳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李四光就开始对中国第四纪冰川进行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上世纪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做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我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李四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都是海相地层，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大多是陆相地层，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后来，国家陆续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纵观李四光先生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地质工作者要更加注重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注重加强野外地质研究，注重加强地质基础科学研究。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李四光精神，以李四光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每一位地质人都能在这种感召下收获一种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部分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力学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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