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3月29日，地调局地质力学所召开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专项行动部署动员大会。地调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帮亲临会议指导，所党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党委书记余浩科从回答什么是政治生态、有没有必要搞政治生态建设、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怎样抓好政治生态建设四个问题进行动员部署,展开详细阐述。特别是在怎样抓好政治生态建设方面，提出了生态建设工作的三个步骤和需要重点把握的三个环节。全所职工要特别明确此次专项行动任务的目的，形成领导带头各处室统筹安排的工作局面，一是要将学习要入脑入心，通过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安排部署、列出学习目录、制定学习计划、开展反思剖析、形成学习成果。二是要找准找实问题。能否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衡量这次专项治理活动成效如何的重要标准，要通过对处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四问”和对党员职工的“四看”切实把查找问题贯穿始终，敢揭丑、不回避，真正把问题查实、找准、找具体。三是整改要立说立行。整顿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促进工作。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要下决心立即整改，做到立说立行，切实体现出专项治理活动的效果。要建立整改台账。充分利用查找问题环节的成果，按照“明确整改目标、明确整改时限、明确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承诺整改效果”的要求，把整改思路和措施具体化，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会议要求，从现在做起，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做起，立即整改落实。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干部，要采取通报、约谈、问责等方式，督促其及时整改。注重建章立制。要着眼长远，加强制度建设，认真总结专项治理活动的好经验、好办法，用制度坚持下来，着力构建起一套责任明确、务实管用的制度体系，确保各级党员干部少出事、不出事。要注重建立工作流程，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决不允许擅作主张、先斩后奏、我行我素。要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尤其是对上级交办的工作，要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决不允许出现“杳无音信、石沉大海”的情况,进一步要求全所党员干部要做到政治上讲忠诚、思想上知敬畏、行动上讲规矩，站在振兴地质力学事业的高度，拿出重新构建的决心和勇气，发扬整风精神，彻底来一次大扫除，打赢地质力学所整治政治生态这场攻坚战。

会议对整治地质力学所政治生态行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成立地质力学所“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二是强化责任落实。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支部书记切实承担起责任。三是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外网、公众微信等载体，对净化政治生态好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加以宣传。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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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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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挥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述评

具有强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迅速蔓延至我国28个省份。3月份以来，本土感染者累计突破7万，中高风险区一度超过600个……我国防疫抗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直面风浪，把舵领航。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面对世纪疫情的跌宕反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从严从紧——“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起病隐匿、传染性强、单日新增感染者最高超过6000例……狡猾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

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数量相继超过2020年的18起、2021年的30余起。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疫情演变态势，牵挂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突出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这个重点，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今年3月5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

4天后，针对在多地扩散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当前疫情发展很快，散发面广，染疫人数大增，务必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严从紧开展防控工作。

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从思想上、行动上对当前和下一步我国抗疫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周密安排。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给出有力回答，指出明确方向——

“坚持就是胜利。”

人们不禁想起两年多前的一幕：

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南海怀仁堂。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表情凝重：“大年三十我夜不能寐。”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在疫情来势汹汹的危急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强音。

两年多来，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不断演变。对于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变的是不同阶段的具体防控策略，不变的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

“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

话语掷地有声，措施坚定不移。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大党大国领袖对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鲜明态度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正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指引下，当世界其他地方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时，中国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我国防控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

“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不追求零感染，但发现一起就扑灭一起，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快速和精准的“动态清零”，正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

2021年，德尔塔变异株带来的疫情一度波及20余个省份。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迅速采取防控措施，迎战德尔塔变异株，有效处置30余起聚集性疫情，基本用一个潜伏期（14天）就控制住疫情。

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4.7亿，死亡病例逾610万；我国感染人数、发病人数、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保持在较低水平。

有外媒评价，中国是全球唯一控制住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的国家。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复杂多变、没有明显拐点——当前正处于全球第四波流行高峰，每周报告病例数超过1000万。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以预防为主，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就针对全球疫情呈现新的特点、防控风险增大提出明确要求。

严谨的科学研究推演证明：以中国14亿多人的总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群体的现实国情，如不及时从严防控，最终将形成规模性反弹，中国医疗体系面临击穿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吉林、上海等地迅速增高的病例，已发出了强烈警示。

有研究表明，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确实下降了，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却高于德尔塔变异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的危害依然严重。

“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面对疫情跌宕对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威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疫情还没有过去，一旦有事，蔓延起来非常快，一旦发现要采取严格处置措施，绝不松动，绝不手软。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水平在短时间内突然上扬。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干预措施，这条原本陡峭的曲线趋于平缓……

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提高防疫本领。要加强组织领导，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

呵护好14亿多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精准防控——“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精准防控作出战略指引：“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治国理政千头万绪，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精准”二字。

从脱贫攻坚的“聚焦精准发力”，到深化改革“对准焦距，找准穴位”，从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到要求对干部开展精准化的培训……精准，是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卓越体现。

针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20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

面对复杂的世纪疫情，同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的变异株较量，实现“动态清零”，关键就在“精准”。

这是中国方案的精准，在关键要害处，集中发力——

近期疫情“破防”，均由境外输入引发。点多、线长、面广，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正是外防输入。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目前疫情防控最大的风险是来自境外，外防输入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压实口岸地区防控责任，充实口岸防控力量，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补齐短板弱项，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划定缓冲区，实行差异化管理；一口岸一对策，实行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中国精准完善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机制，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不断扎紧外防输入“篱笆墙”。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奥密克戎……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也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应对手段。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科技之于疫情精准防控的作用。

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启动新冠疫苗序贯加强免疫接种；采用核酸和抗原检测相结合……一个个事关长远的抗疫部署，彰显着领航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构建“免疫长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部署下，中国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疫苗接种：截至3月24日，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超过12.4亿人，占总人口近九成，这一规模和速度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

3月22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新冠疫苗接种点，一位老人在接种疫苗。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老年人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面向5200万尚未完成全程接种的6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正精准推进，免疫屏障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目前，我国已有29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占到全球的19%。

这是中国智慧的彰显，下好先手棋，织牢防护网——

就当前抗疫，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采取更加有效措施”。

阻断病毒传播链，以快制快尤为关键。

这是3月20日傍晚拍摄的吉林市高新南区隔离方舱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3月23日，吉林。全省方舱医院已建成13个、在建4个，共有床位22973张、在建床位7841张。

“刚开始担心方舱医院里条件不好。”来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学生陈建龙，住进吉林市昌邑区方舱医院，“来了之后每顿饭有荤有素，外面天气寒冷，方舱医院很暖。”

确保每个省至少有2至3家方舱医院，在需要启用时，能在两天之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武汉保卫战中起到至为关键作用的方舱医院，如今得到进一步“升级”使用。

3月18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一处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冒雪引导前来检测的居民。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指挥下，根据疫情变化，诊疗方案、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等与时俱进作出科学调整，更加科学的防控举措不断出台：不搞“大水漫灌”，核酸检测任务在24小时内完成；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对轻症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科学降低解除隔离的标准……

与病毒赛跑，跑得越快，就越能掌握战“疫”的主动权。我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核心，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疫情防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扩大重点人群监测覆盖面，完善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全面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要加强学校等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压实主体责任，做实做细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四早”要求，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应对处置，就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早发现、早处置，我们有办法把疫情遏制在萌芽状态。”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当前防控举措科学有效，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总体上就会向“动态清零”的目标逐渐迈进。

这是中国力量的集结，分级分层、有效协同，向机制要效率——

静与动之间精准施策，体现治国理政的高超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

就不断完善疫情防控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发挥社区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科学精准防控作出部署，强调“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要保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做好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保障好群众就医需求”“做实做细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3月25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凤祥综合市场，一名市民买菜后扫码付款。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 摄

疫情常态化防控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一套复杂的运行体系，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防控工作千头万绪，执行不到位，要么形成防控“空挡”，要么导致“层层加码”，影响百姓正常生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省份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采取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尽快遏制疫情扩散势头……抗疫集结号再度吹响，一条条更加精准的措施正不断出台。

3月24日，在福建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联合方舱核酸检测基地，参加“抗疫志愿车队”的出租车司机（左）协助医务人员装运核酸检测样本。新华社发（周义摄）

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多个省份指导疫情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急指挥体系，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强化公卫、公安、工信的协同，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3月14日下午，来自邻近省份的多支医疗队共940名医护人员抵达吉林市，迅速补充到当地的方舱医院、定点医院和核酸检测队伍中。不久之后，制约当地疫情防控的瓶颈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将防控工作抓实抓细，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夺取胜利。

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如何统筹好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考验世界各国的一道难题。

3月25日，工作人员在位于陕西西安的隆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工厂丝网印刷区工作。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既不能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阻碍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又不能不当放松防控、导致前功尽弃”……

2020年2月23日，国内疫情防控紧要时，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全国17万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发表重要讲话，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方向，增强信心。

惊涛骇浪中把舵导向，大战大考前运筹帷幄。

两年多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不仅确保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

当前，疫情仍是影响世界经济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多点频发的聚集性疫情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用三个“最”字表明我国坚决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的决心和信心。

越是面对复杂变局，越要稳字当头，牢牢稳住发展的基本盘——

5.5%左右——这是今年我国的预期经济增速目标。陡然升级的疫情形势，无疑增大了稳增长压力。

多重压力叠加，关键要强化统筹协调，确保“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牢牢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战疫情”不误“保春耕”。如今，农业大省吉林争分夺秒与疫情斗争的同时，生产综合服务保障也在紧锣密鼓开展，东北大地正备战春耕，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2月23日，在辽宁省铁岭县辽宁实丰机械有限公司，工人检查即将出厂的玉米播种机。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农业农村部连续发文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工作；针对农资价格上涨，中央财政下达资金200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署投放100万吨国家钾肥储备……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保证粮食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广西融安县潭头乡新桂村的春耕田园景色（3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精准防”确保“不断链”。产业链是经济的命脉，针对疫情对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影响，各地在筑牢防疫线的同时，密集出台政策措施为企业减负纾困，畅通产业链，稳住基本盘。

抗疫全力以赴，生产高效运行，研发有条不紊，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过99%……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和全国经济强市，常住人口超过1200万的江苏省苏州市，通过一揽子组合拳政策推动防疫与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响。

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彰显复杂形势下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尽可能减轻对经济发展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方针，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要善于化危为机，锚定高质量发展——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两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在疫情发生后首次实地考察复工复产，积极鼓励国内企业抓住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契机，让很多困境企业坚定了前行信心。

准确识变，认清“危”中之需；主动求变，找准发展之“机”。

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这次疫情是一场危机，但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新的契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这是3月21日在深圳沙河西路拍摄的车流。新华社发（刘羽洁 摄）

春起湾区，岭南花开。放眼广东，“世界工厂”的机器轰鸣声中，这片创新之地毫不放松另一场攻坚战。

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封闭管理的一周，有125名科研人员、1237名研究生有序推进科研工作。“这是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其中一名科研人员说。

疫情冲击了传统产业，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我们要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就得靠我们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福建考察时的话，语重心长。

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次实地调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同时，总会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作出部署，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3月26日，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一家汽车零配件企业员工在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 王淑娟 摄

越是面对复杂变局，越要立足两个大局，在开放共赢中坚定前行——

拥有超6万家外资企业的上海，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第五届进博会的招展进度依然“快于历年同期水平”，折射出全球企业对中国经济不变的信心。

尽管疫情有反复，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从未中断；首届消博会去年在海口成功举行，目前第二届正火热招商；如期举行的服贸会亮出扩大开放新举措。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次重要讲话中，向世界传递出自信的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清晰信号。

严峻复杂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五个必由之路”重大论断后，鲜明提出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深刻阐明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道理。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全力以赴答好疫情防控“加试题”，更要坚定信心答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道“必答题”。

“我们要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共克时艰——“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2022年2月20日晚的国家体育场流光溢彩，充满依依惜别的浓浓情谊。“天下一家”字样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粲然绽放，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圆满落下帷幕。

这是2月20日晚在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拍摄的焰火表演。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不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蔓延、奥密克戎变异株来势汹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如期履行承诺，成功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人类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闭环内阳性率非常低并动态清零，各项赛事安全顺利举行；闭环外经济社会运行如常，人们共享体育竞赛带来的激情、欢乐与感动……

如同一面镜子，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也向世人昭示：只要团结一心、科学施策，人们完全能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办成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大事。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面对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出发，引领各国坚定信心、不怕困难，团结合作、共克时艰。

两年多来，经历疫情的跌宕起伏、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行动，在世界上产生着愈来愈广泛而深远的感召力、影响力、引领力。

这是任何情况下都把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坚定——

“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中方提供的疫苗不仅拯救了巴人民，也拯救了巴经济”……

2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同习近平总书记的面对面会晤中，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这是2021年2月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汗空军基地拍摄的中国政府援助新冠疫苗交接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与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向150多个国家和14个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疫苗……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发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传递出一个发展中大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格局、大担当。

“国际社会应该加紧行动起来，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力搞好疫情防控。这是当务之急”“抗击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两年多来，在一次次视频、电话、信函等“云外交”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得最多的就是携手抗疫。

为何如此重视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考深邃而辩证：“这既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基本要求，也是稳定恢复经济的基本前提。”

这是坚持不懈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笃行——

“团结抗疫和复苏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的讲话，给人以深刻启迪。

在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在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件大事上得到集中体现。“消除贫困是对全人类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现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会为世界作出突出贡献。”

 

2021年11月5日，人们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参观。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从接连举办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从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到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经济增长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往来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中国一以贯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坚实行动，让世界看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

疫情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令那些本就不富裕的国家和人民雪上加霜。着眼于有效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在习近平总书记持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成员的由衷支持和真诚欢迎。

“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将造福有关国家人民，也事关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立场鲜明的宣示、饱含深情的话语，展现着世界级政治家的战略眼界和天下情怀。

这是矢志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人类“一起向未来”的远见——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

2022年1月17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以“船”为喻，指出危机面前团结合作、守望相助的重要性。

一场世纪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两大主张。彼此呼应的两个“共同体”，正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理念的世界表达，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疫情下的生动写照。

“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展望未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疫情终会过去，胜利必将到来！

“我很幸运赶上了一个需要资源的时代，是国家的大发展成就了我们这代人的矿产资源研究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盐湖学家

郑 绵 平

2020年1月

云南思茅盆地山路上

有位86岁的老人拄着树枝艰难行走

2020年1月云南思茅盆地野外考察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盐湖学家

郑绵平

这只是他盐湖研究生涯中的

又一次野外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盐湖学家 郑绵平

他在野外跑了一辈子

被称为“为盐湖而生的人”

半个多世纪

考察过上百个盐湖

走遍条件恶劣的高原无人区

研究领域涉及

钾盐、硼、锂、铯等

盐类矿产资源

2002年无人区科考途中观察野外露头

上世纪50年代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了找钾征程

郑绵平的科研事业从此开启

1957年首次在察尔汗盐湖发现了钾盐矿物

——新沉积的光卤石

1956年在大柴湖取样

1980年

在扎布耶盐湖发现新矿物

——天然原生碳酸锂

1982年在扎布耶湖进行现场盐矿鉴定（左一 郑绵平)

本世纪初提出

“海陆并举，固液并举、深浅并举”

近些年研究发现

“新型杂卤石钾盐矿”

在高原腹地

建立三个长期科学观测站

坚持30年观测

1984年 郑绵平（中）在扎布耶北湖观察盐藻

盐是什么？

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只是调味品

在科学家眼里

则是分布广且种类多的天赐资源

藏着地球财富和地球秘密

2005年西藏野外考察

他持续致力于学科创新

探索研究成果产业化

呼吁发展

“盐湖农业” “盐类学” “类地行星盐类学”

2005年郑绵平在西藏野外考察

人在岁月中行进

会遇到多次选择

很多选择会因多个兴趣点的插入

而走出复杂的生活轨迹

但他所有的人生轨迹

都集中在盐湖资源的

研究发现及拓展应用上

2018年柴达木盆地野外地质考察

“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掌握独立知识产权

才可能不被别人卡脖子

才可能走到世界学科前沿”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盐湖学家

郑 绵 平

 

毕生探求尽在盐湖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盐湖学家郑绵平

一位老人以树枝为杖，艰难行走在思茅盆地杂草丛生的小径，郑绵平的学生张雪飞应采访邀请发来这一照片，“这是郑院士正带我们做云南钾盐科考项目”，她解释说，“时间是2020年1月，春节前夕”。只有一行人背影的模糊小照，让记者联想起27年前在西藏采访时第一次见到郑院士的场景——被高原风蚀成的经典藏民面孔和难以听懂的福建口音。86岁了，还在出野外！

人在岁月中行进，会遇到多次选择，很多选择会因多个兴趣点的中途插入而走出复杂的生活轨迹，但郑绵平很专一，他所有的人生轨迹，都集中在盐湖资源的研究发现及拓展应用上。

让中国告别无钾盐矿床的时代

中国是农业大国，钾肥需求量大。然而由于自然禀赋复杂，在相当一段时间，“缺钾”成为国家发展的软肋之一。

上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了找钾征程。1956年，刚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郑绵平坐着简陋的汽车随化工部地质普查组来到柴达木盆地。一望无边的盐碱地考验着所有来人。但是，此行采集到的样本却出现了含钾高的情况，这难道意味着什么？

怀着疑问，第二年郑绵平随中国科学院的科考队再赴柴达木。有天散步，他在路边坑壁上发现了光卤石结晶矿体，这不是钾盐矿物吗？他和同事们一阵惊喜。随即，他们进行了涵盖全湖的坑探和钻探，最终圈定了120平方千米范围内断续分布的老光卤石，以及遍及察尔汗盐湖的富钾卤水。1958年，已经调到地质部矿物原料研究所的郑绵平主笔对此次考察做了详实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首次估算该盐湖卤水氯化钾资源量为1.508亿吨。这一估算结果，被之后地质队的勘查报告所证实。第二年，察尔汗盐湖固体钾盐矿床依靠土法上马成功生产出了氯化钾，当年就产出几十吨的钾盐。中国从此告别了无钾盐矿床的时代。

收获了找矿的第一次喜悦，郑绵平信心大增。此后，他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往西部盆地跑，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到西藏扎布耶盐湖，到新疆罗布泊，到四川和云南……在半个多世纪的盐湖研究生涯中，他考察过上百个盐湖，走遍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条件恶劣的高原无人区，研究领域涉及钾盐、硼、锂、铯等盐类矿产资源。

创新海陆并举成钾思路

钾盐的溶解度大，需要稳定环境才能得到沉积，而中国地质构造的特征是活动性大、陆块小。相对不稳定的地质背景，使得我国盐盆地具有破碎、埋深和变形的特点。

在不断的找钾实践中，郑绵平对中国钾盐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国地质条件复杂，不能完全套用传统教科书，要从地质实际出发解决我们自己的找矿问题。”

本着这样的思考，他主张要“海陆并举、固液并举、深浅并举”。一方面探索创新发展陆相成钾理论，提出了柴西第四系新层系承袭“砂砾型”成钾新思路；另一方面，在海相找钾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在新一轮地质调查工作中，郑绵平团队在川东北发现“新型杂卤石钾盐矿”。他认为，这种杂卤石散布于岩盐层中，在深部较易溶于水，这个观点已经被企业采用水溶法溶采钾盐的生产实践所证实。

基于特提斯侏罗纪大规模成钾理论认识，他提出滇西南“二层楼”成钾模式，以此指导钻探验证，取得了侏罗系海相固体钾石盐矿重要发现。

他主持的地调项目通过研究组“油钾兼探”大量岩屑调查，终于在库车盆地发现厚层钾石盐矿层，指明了该区古近纪海相固体石盐的良好资源前景。

探索硼、锂产业化发展之路

盐是什么？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只是调味品的盐，在科学家眼里，则是分布广且种类多的天赐资源，藏着地球财富和地球秘密。郑绵平告诉记者，广义“盐湖”涵盖古今盐类资源，既包括深浅部、固液态的盐碱硝普通盐类，也包括钾、镁、硼和锂、铯、铷、溴、碘及盐生物等综合资源。对这种资源的价值认知和开发利用，是随着发展需求和科技进步逐步展开的。

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郑绵平盐湖研究的主战场从青海转至西藏。他先是在班戈湖研究硼酸盐，进而深入到阿里地区，发现了一批硼、钾、锂矿产及新类型的镁硼矿床。

与许多人不同的是，郑绵平不仅着力于勘查资源，而且还探索找矿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道路。

上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西藏阿里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他曾向阿里地区行署提交阿里地区硼矿资源与开发咨询报告。这份报告当即被地方政府采纳，成为该区硼矿山建设的依据，并很快取得社会经济效益。

说起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察尔汗盐湖科考报告中，郑绵平就在估算卤水氯化钾资源量的同时，估算出该湖还有氯化锂资源量300万吨。

1980年，他主持盐湖队在扎布耶盐湖打钻取样，发现扎布耶盐湖的沉积物中锂的含量很高，显微镜下观察，能看到许多细小、针状的东西。这种天然的碳酸锂矿石，他起名叫“扎布耶石”。“扎布耶石”后经国际矿物学会新矿物命名委员会确认为新矿物。

4年后，郑绵平带队开展扎布耶盐湖资源野外调查，从地质勘查、长期观察，到盐湖扩试，到太阳池积热析锂，再到碳化法加工提纯，研发出了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利用成套新技术，并实现了产业示范。2006年11月，国家西部大开发示范工程项目“西藏扎布耶锂资源产业化示范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以郑绵平团队的核心技术为支撑，建成了我国首条盐湖提锂工业化生产线。

对于郑绵平，盐湖是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的重要平台。从1990年起，他和团队相继在高原腹地高海拔的扎布耶、当雄错和班戈错建立了3个长期科学观测站。高海拔地区，缺氧、风寒、日烈、交通不便，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30年观测，为高原盐湖开发和环境保护积累了珍贵的基础数据。

在全球需求盐类新资源时代呼吁拓展盐类学

盐湖研究让郑绵平获得了很多荣誉，这些荣誉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2014年和2017年，他两次当选国际盐湖学会主席。所有荣誉的背后都是艰苦付出。因为干得太拼，郑绵平曾被人称“为盐湖而生的人”。

一个地道的南方人，却迷恋西部，甘愿将一生抛洒在青藏高原，郑绵平的理解是——“我很幸运赶上了一个需要资源的时代，是国家的发展成就了我们这代人的矿产资源研究事业。”

1934年，郑绵平出生在福建漳州贫穷家庭，经历过战乱逃难。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救助下，他顺利完成学业并开启科研生涯。满怀赤子之心，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建设作贡献。

耕耘盐湖事业一辈子，现任自然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郑绵平有几点体会：一是要坚持不懈注重野外工作，“要多到野外调查，领悟大自然奥秘，才能取到科学真经”。二是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科学家不能只满足发论文，科学研究和产业化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大的价值”。三是要不断开拓思路，延伸新的学科生长点。

一直以来，郑绵平都在呼吁发展“盐湖农业”“盐类学”和“类地行星盐类学”等。自然资源部成立后，他的这种意识更加强烈。“盐湖不仅能为人类提供资源，而且是我们研究古今生态变化的天然实验室”。郑绵平认为，新时代的盐类学要适应盐资源的全球新需求，在自然资源科技领域发展中，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环境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构筑盐类大科学、大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掌握独立知识产权，才可能不被别人卡脖子，才可能走到世界学科前沿。”他说。

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行动自觉和责任担当，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于2019年8月22日开展了由李文昌、胡时友主讲的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局主题教育第2指导组部分同志到会指导。

胡时友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促进保障中心地质调查事业转型升级”专题党课中，通过回顾党的历史，解读党在不同时期的纲领、政治主张、奋斗目标，深刻阐述了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认识、理解；通过回顾地调百年历史，精准解读了地质工作者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政治担当，及“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通过对标中央要求，深挖问题不足，紧密结合中心实际，对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促进保障中心地质调查事业转型发展作出部署。

李文昌以“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需求、在转型中实现新跨越”为题，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分析研判了新时代对地质工作的新要求，深刻剖析了中心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在认识上、能力上、作风上存在的差距，并从转变工作理念、拓展服务对象、统筹工作区域、改进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调整业务布局、推进“两重”工作、强化人才培养、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推进中心地质调查事业转型升级作出部署谋划，号召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苦练本领、转变作风，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补短板、强弱项，在地质调查事业新的历史征程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成都地调中心在家的党委班子成员、干部职工共计120余人参加本次党课培训。

5月15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召开2019年党建工作推进会暨党务干部培训班，邀请局直属机关党委沈建明专题授课。在津的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及专兼职纪检干部50余人参加。

会上，沈建明以“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为题，从充分认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基层组织的工作职责、积极探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等四个方面，为全体党务干部进行了系统培训。授课指出，在探索基层组织建设方式方法方面，要注重落实党的建设要求，不断健全工作责任机制，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抓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实际，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升支部组织力，扎实做好支部基础工作，党委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切实发挥好党建考核指挥棒作用。同时要求，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贯彻十九大对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按照局党组部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思路和各项举措在中心落地生根。

根据安排，天津地调中心贾伟光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促进党建与业务建设的深度融合”为题，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并就如何结合工作实际，做好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的深度融合同大家进行了交流。会议还组织培训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对中心2019年《党建工作要点》《党风廉政工作要点》进行了解读。

本次会议，既是党务干部培训也是专兼职纪检干部的培训，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准确理解把握党中央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2019年中心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指导基层党支部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天津地调中心党委要求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务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站位，落实责任，积极探索实践和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不断促进党建与业务建设的深度融合，切实将党支部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中心各项工作的坚强战斗堡垒。

 

2018年3月2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召开纪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王昆副局长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

会议集中学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十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主要精神，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全党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具有特殊的背景、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新一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反映时代所趋、事业所需、民心所向，必将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有力的法治保障和坚强的政治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获大会表决通过，掀开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新的篇章。监察法的出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为反腐败工作开创新局面、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一定要先学一步，深刻领会监察法，自觉维护监察法权威，遵守监察法各项规定，坚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会议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三个始终”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四个伟大精神”的深厚意蕴，深刻领会“五个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结合武汉地调中心实际，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会议全文学习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王昆副局长《关于进一步加强分管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书面讲话》。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王昆副局长的要求，坚持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三位一体，全面落实“两个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排查防控，切实履行好职责。会议强调，各党支部要及时学习贯彻王昆副局长书面讲话，切实抓好部局和武汉地调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力保障中心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地质调查中心2018年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要点》，对《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执纪工作办法》（试行）进行了讨论研究。

武汉地调中心纪委委员、纪检委员、纪检监察员及纪检监察审计人员参加了会议。

6月8日，2017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开幕式在江苏大剧院举行，2016年度全国十大海洋人物揭晓，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朱本铎等10人或团队入选。

朱本铎，现年49岁，中共党员，现任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工。他参加海洋地质工作近30年，先后从事海底矿床资源调查研究、海底地貌与命名等工作。2001年开始执着于海底地理实体命名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我国南海等海底命名工作，由朱本铎及广海局研究团队命名的并获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南海海底地理实体命名245个，已标绘在2016年出版的《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系（1:200万）》中。这批南海海底地理实体的名称取自中国古代科学家、医学家、诗人等，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弘扬了中华文化，展现了我国的海洋科学软实力，并以科学的方式宣扬了我国的南海主张，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活动主题是“扬波大海，走向深蓝”，旨在重申海洋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激励大家以饱满的热情，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全面推进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同时获得“2016年度海洋人物”称号的还有：中国海监东海航空支队执法工作者孙利平、海军某舰载机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陆军上将朱文泉、河北省海洋局总工程师肖桂珍、南京三江学院历史与文化地图研究院院长许盘清、中远海运首任董事长许立荣、中国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局渤海石油研究院地质总师徐长贵、宁波守塔人、中国海洋大学“东乡行”西部志愿者等。

图为朱本铎（右四）在年度海洋人物领奖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