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18年，是刚刚到达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整个国家是一艘开足马力迎风破浪、驶向未来的大船。漫漫风雨途，每一个行业都心怀憧憬、力量满身，而每一代人，都砥砺向前、倾心奉献。这也正是这个国家四十年来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从1978年成立，到2018年壮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整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或许可以成为探视整个行业科技与发展的一个窗口。

梦想启航的地方

四十年前，原国家地质总局批复同意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关于建设矿产综合利用中间试验基地计划任务书，同意中国地质科学院在郑州成立国家地质总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中间试验研究基地。1982年，原地质矿产部将地质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筹备处改称为地质矿产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郑州分所。1986年，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复同意恢复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管理体制，更名为地矿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为原地质矿产部直属事业单位。2000年，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研究所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2005年，郑州综合利用所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直接管理。如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简称“郑州综合利用所”）已成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直属科研机构。

四十年来，支撑国家矿产资源管理决策、支撑国家重大工程实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资源需求；创新实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完成标准化建设，储备大批领军人才；建成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河南省黄金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郑州市吸附催化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和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共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60余项，拥有专利近百项，多人获省部级人才等荣誉称号……四十年来，数历风雨，屡经沿革，郑州综合利用所在漫漫征途中蜕变成一支勇于创新、敢打硬仗的地质科技劲旅。

如今，根据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郑州综合利用所的主攻方向实现了调整和拓展，除了开展矿产综合利用高效利用、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示范，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开发利用效率评价，开展矿产资源区域调查、矿产勘查及可利用性评价、大型矿产资源基地资源环境综合地质调查与评价等优势项目外，还可承担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和海洋、深部矿产资源及非传统矿产资源可利用性调查评价，矿山和重要城市生态地质环境调查评价，新材料资源调查与评价等任务，以承担地质调查工作为重心，为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这一支地质行业的科技劲旅，在四十年中已然成长为一支支撑服务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决策及地质调查中心工作不容忽视的力量。

搭建平台支撑科研

“有科研平台支撑才能有机会出更多科技创新的成果，硬件设备必不可缺。”这是数年里郑州综合利用所历任负责人坚信并秉承的理念。该所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各方支持，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四十年来，郑州综合利用所先后建成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利用评价中心、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河南省黄金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郑州市吸附催化重点实验室等6个科技创新平台。

国家非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1992年成立，199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委员会验收。中心围绕国家资源、环保等领域的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共性关键技术，开展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矿产资源价值及加强非金属矿保护与利用等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研究，结合高水平人才的培养、高层次学术交流与行业技术服务基地的建设，发展成为非金属矿加工利用的技术创新基地、科技成果的辐射源、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如今，中心共有各类科研仪器设备800余台套，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线共9条；围绕非金属矿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工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子筛产品的研发、膨润土矿改性技术、钾长石矿高效利用技术、硅藻土矿高效利用、蓝晶石类矿物（蓝晶石、红柱石、夕线石）分选提纯、珍珠岩保温材料的制备、复杂磷矿的浮选、盐卤资源的高效利用、复杂萤石矿的浮选分离技术、碳酸钙除杂及改性技术、超纯石墨矿提纯技术等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在非金属矿加工装备研发方面，研制了非金属专用浮选机、 新型双室搅拌磨、超细粉碎-表面改性一体化装备、非金属矿专用干式永磁强磁选机、非金属矿专用碎磨机等新型高效装备。目前，中心综合研究能力跻身国内非金属矿行业一流研究机构行列。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是原国土资源部2011年第一批命名和建设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占地120亩，是在矿业领域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半工业试验及工业试验基地。其日处理原矿能力达50~300吨，可广泛开展金属矿综合利用、非金属矿综合利用、尾矿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及成果孵化。

在过去5年里，基地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低、技术不够突出、尾矿和废渣等二次资源综合利用不足等问题，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系统研发了无氟弱酸条件下长石石英浮选分离、钾长石差异化选别、智能光电拣选、尾矿干排等成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及装备，为同类非金属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准备。

自然资源部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于2012年获批建设，2015年通过验收。面对我国复杂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难的问题，重点实验室围绕共伴生多金属矿资源综合利用、难选冶多金属矿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多金属矿利用现状调查评价及数据库建设，开展了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解决了一批难选冶复杂多金属矿综合利用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重要难选冶矿产资源技术难题攻克和重要矿产“三率”综合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也挂靠郑州综合利用所运行。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93/SC9）成立于2011年1月，由资源管理部门、矿业研究院所、设计单位、矿业院校、矿山企业等领域的29位专家组成。截至2018年7月，委员会已审查发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等标准10余项。其中，《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规范统一了“三率”作为行业评价指标，为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发布重要矿产“三率”标准提供了标准支撑；《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等9大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是目前全球首次发布的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行业标准，标志着我国的绿色矿山建设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将对我国矿业行业的绿色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目前，委员会还组织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NQI）专项中6项国家标准研究工作；计划开展12项本领域标准研究制定。

同时，为更充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郑州综合利用所建成了河南宜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野外试验基地、郑州高新区中试基地和本部基地的中试车间等3个功能齐全、设施一流的中试基地，拥有矿物分选提纯、超细粉碎和改性、矿物材料试制、冶金化工、选矿装备试制、光电拣选、高聚物复合材料试制、真空回转活化、工业示范线等9条工程化示范生产线，可为国内外提供各类矿产资源开发和评价的技术服务、选矿设备以及非金属矿深加工等服务。其中，矿物分选提纯示范生产线已成为国内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规模最大、技术装备先进、功能齐全的示范生产线；矿物加工工业生产线试验规模已超过南非明泰克研究所和芬兰冶金研究中心，居世界首位。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西班牙小说家松苏内吉说，有总是从无开始的，是靠两只手和一个聪明的脑袋变出来的。

有科技创新平台，只要肯勤奋努力，矢志不渝，创新成果指日可待。

数十年来，郑州综合利用所为矿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做了大量基础性、公益性调查与研究工作，通过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综合利用技术政策标准研究及面向行业的新技术服务，为提升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12月，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由郑州综合利用所起草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工作方案》，提出以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为目标，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开公示为基础，动态调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健全完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矿产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要在现有27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基础上，研究制定领跑者指标，到“十三五”末完成46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和领跑者指标，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到2020年建成调查评估常态化、科学化、标准化和激励约束差别化的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矿种 “三率”指标体系，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该所还在满足国家需求开拓新资源及改善修复矿山地质环境方面成就卓著。

截至目前，已取得科研成果80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60余项。其中，磁团聚重选新工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原地矿部科技进步特等奖；西藏铯硅华的发现及提取试验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西藏扎布耶盐湖资源评价-矿床成因、地质勘查、动态观察与开发试验，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磁铁矿选矿提质节能新技术磁场筛选法及应用，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另获部级二等奖8项、协会一等奖1项。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在50%以上，技术辐射全国23个省（区）百余个矿山企业。

除科研成果外，还拥有一系列专利设备及产品。如应用于磁铁矿选矿领域的CSX系列磁场筛选机，其整体性能、效果及独创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已在30余家大型铁矿山企业推广应用，并出口至南美。再如，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建筑、石油天然气、空分行业、制冷、乙醇干燥及水处理行业等的分子筛、阻燃剂，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更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等国。

除科研成果及专利外，相关资质的获得也是社会和业界对其能力和水平的认可。

郑州综合利用所目前已获得国家CMA实验室资质认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CNAS国家实验室认可，具有岩矿鉴定、岩矿测试、选冶试验地质实验测试甲级资质，固体矿产勘查甲级资质，区域地质调查乙级资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调查丙级资质。在学术方面，该所具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分析测试、岩矿鉴定和冶金化工领域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累计培养硕士研究生20余名。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矿产保护与利用》从1981年创刊就坚持宣传国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介绍矿业管理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非金属矿深加工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播科技信息，交流学术思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人才建设初显成效

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场伟大战役的胜利离不开指挥官的正确谋略。

面对累累硕果，郑州综合利用所党委书记、所长冯安生感触颇深：“这是我们的团队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精心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服务的结果。”

的确，地质科技人才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地质调查局曾出台的《中共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关于加强地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提出，科学技术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过程，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人才问题。

由此看来，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或许是郑州综合利用所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推进事业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谈到人才工作，冯安生介绍说，截至目前，郑州综合利用所在编人员143人。其中，博士13人、硕士67人、大学本科37人、大学专科14人，硕士以上占比56%，大学本科以上占比82%，高学历人员明显增加；专业技术岗位人员106人，占职工总数的74%；高级职称技术人员48人、中级职称技术人员41人。目前，该所拥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主题专家组专家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1人、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5人、中央国家机关会计领军人才1人，河南省优秀专家3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原国土资源部百名跨世纪科技人才1人、原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1人、第一批原国土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人、第一批原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团队1个，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地质人才2人，郑州市科技创新创业骨干人才1人。

郑州综合利用所严格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五问”“五不唯”人才和成果评价标准，着力把好选人用人方向，不断提升干部的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真正为地质调查事业选出“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干部。

作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冯安生对未来充满信心：“总体上看，郑州综合利用所人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及专业水平的层次分布趋于合理，能力素质显著提升，人才成长环境明显改善。‘三率’调查团队、盐湖综合利用团队、尾矿利用团队、磁选高效化技术设备制造团队已初步成型，能够为矿产综合利用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智保障。”

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

多年来，该所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作为总统领，全面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精心服务自然资源中心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为主动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该所深入开展各种专题学习，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严格党内组织生活；通过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宣传教育，将党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加强支部班子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筑强战斗堡垒；在局系统内率先为支部设立专门办公室、活动室等场所，打造党建宣传长廊；广泛开展“四态”问卷调查，进一步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队伍稳定，激发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民主、团结、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