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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这一页,南极中山站地质科考之旅已然三十天。

    与以往不同,本次南极科考主要安排在29年建站历史的中山站,中山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二个科学考察站,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而命名。

    2017年12月15日,我们一行11位34次度夏队员来到中山站,结识了19位33次的越冬队员,1月2日,雪龙船的到来又让我们认识了19位34次的越冬队员。虽然他们的专业技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当有任务来临泰山压顶时脸上坚毅的表情却是相同的。

    作为站上为数不多的需要野外作业的女队员,我们受到了中山站的特殊照顾,在野外任务的半个月时间里,野外车辆,人员及后勤保障上,崔鹏惠站长是有求必应,两次队的队员们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出发前举重若轻的安全嘱托,归队时如释重负的关切话语,让人觉得这里的确就是一个家。

    在拉斯曼丘陵地区重点区域1:25000地质图及相关地质矿产调查,是此行南极科学考察地质项目的的中心任务。通过1:25000地质填图,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拉斯曼丘陵地区高级变质地层的层序、变质变形演化序列,建立拉斯曼丘陵地区构造格架;深入研究格林维尔期和泛非期构造热事件叠加的性质、普里兹造山带的影响范围,以及不同基底杂岩的汇聚时代等,将格林维尔期和泛非期构造热事件与罗迪尼亚和冈瓦纳超大陆演化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对拉斯曼丘陵地区矿产资源进行调查与研究。

    集中的野外考察虽然只有15天,三位地质队员早上带着“地质三件宝”和必要的水、食物出发,傍晚背着沉甸甸的“胜利果实”归队,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穿行,用双脚征服着拉斯曼丘陵的这座山与那座山,终于在雪龙船离开之前完成了400余件样品的采集任务,样品装船的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乐此不疲、甘之如饴。

    野外的工作是张,中山站的生活就是驰。中山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却都乐于参加站区的公务劳动,因为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菜一蛋都是不远万里,来之不易。生活工作在这里三十天,参加定期大扫除、各类政治学习、安全消防演习还有包饺子帮厨等等各种站务活动,老中青虽然年龄差距大,但却都一样怀着高涨的热情,像是在做自己家里的家务劳动。

    南极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没有树木,没有森林,无处遮荫,没有做作,一切都是那么的透明,千米冰层记录着地球46亿年的历史,也正是如此吸引着各个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想要揭开南极神圣的面纱。我的工作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但是我希望它也是极地地质考察工作重要的一环,能在这里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将永生难忘。

    画着中国脸谱的油罐

    升旗仪式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野外考察期间采样

    南极中山站的三十天

    12月的新疆巴音郭楞,雨雪交加,寒意袭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犹如一股股暖流,激荡在“爱心妈妈”和孤残儿童的心间。

    “恒爱行动”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针对孤残儿童的公益行动,旨在关爱孤残儿童,营造适合孤残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搭建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公益帮扶平台。

    一根根毛线连接起绵绵情谊,一件件毛衣包含着殷殷爱心。一件毛衣,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带给孩子们心灵上的温暖却能伴随他们走过风雨、渡过难关。“爱心毛衣”让冬天不再寒冷,持续11年的全国“恒爱行动”一直温暖着孤残儿童。得益于这项公益活动,孤残儿童感受着这份温暖,感受着这份永恒之爱。

    “恒爱行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发展研究中心“爱心妈妈”们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十余位爱心妈妈历时1个半月共编织了23件爱心毛衣裤,把对孩子们的爱一针一线地编织在毛衣中,让孩子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给新疆的孤残儿童送去了温暖和关爱。

    发展研究中心已连续三年组织职工参加该项公益活动,共编织55件爱心作品,年年都有感人的故事和惊喜的成绩,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爱心是火种,可以带动一个家庭,可以燃烧一座城市!

    爱心妈妈们的针针线线,编织的是温馨、是爱意;她们的丝丝缕缕,融入的是美德、是期望;她们的点点滴滴,传递的是动力、是能量!让我们用智慧的双手创造温馨的港湾,用母爱的胸怀温暖寒冷的角落。

     

     

     

     

     

     

    情系暖冬 恒爱继续

    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加强党性修养,做合格党员,近日,地调局水环中心沂蒙山革命老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临时党支部组织项目组成员到618战备电台进行参观学习实践教育活动。

    618战备电台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适应国防需要,由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亲自选址兴建的,它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战备电台,两条坑道总长470米,分别向东西、南北方向延伸。20064月,618战备电台旧址被批准为淄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里面幽深的山中坑道,老式的广播设备,浓郁的军事色彩,神秘的洞中生活,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记录着老一代广电人不畏艰险不怕伤病,发挥聪明才智,挥洒汗水和热血的英雄事迹。

    在临时党支部书记李伟同志的带领下,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618战备电台,大家边走边参观,认真听取讲解,并深深地被老一辈广电人的聪明才智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所震撼。走在洞中,仿佛感受到了当时的广电人为了保证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迅速传达到人民中间,不畏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和单调寂寞的精神生活,常年奋斗在近于与世隔绝的山洞中,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的情景。正是由于千千万万这些舍小我顾大局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安定和平的生活。与老一辈革命工作者相比,我们现在进行的野外调查工作面临的困难与经历的辛苦显然微不足道,我们应时刻以老一辈革命工作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自己,披荆斩棘,继续前进。

    通过此次参观活动,全体成员重温了党的峥嵘历史,加强了党性教育。在回来的路上大家纷纷表示,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学习老一辈共产党员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刻保持一颗水文地质工作人员的初心和艰苦奋斗的决心,为地质行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艰苦奋斗 做平凡进取地质人

     

    进入东半球后,这几天风浪好像又大了,船又开始晃了。

    来之前已被告知船可能会晃,人可能会晕,而且“十有九晕”。抓住尚舒坦的时间,笔者做了适当准备工作:将办公桌上的水杯拿到地面、热水壶放在墙上固定的专用架子里、相机拿到柜子里保护起来、房门固定在墙上的锁扣上、洗手间的一切洗漱用品装袋加固……安置好房间一切物品。妥妥的,就看等着验证自己是不是那幸运的十分之一了。

    “妥妥的”,晕船开始了。

    站着时,会左右摇晃,不同于公交车上的摇晃,这里无从判定摇晃方向,也就无法利用惯性保持身体平衡,步伐踉跄不稳。坐着时,身体虽然固定在椅子上了,但脑内好像被搅得一塌糊涂,就跟毛孩子低头使劲儿晃脑袋晃了很久后的感觉一样。趴着时,会听到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咕咕声,里面的物件好像争着吵着要从咽喉蹦出来。还是躺着吧。侧躺时,会随船来回晃动,重力摇摆不定,时间一长,身体长时间找不到平衡点引起的不适就开始涌现。

    看书、看电脑、看手机都会加深晕眩程度。目光漫无目的地在房间游走。办公转椅先是小幅度摇摆,逐渐加大幅度,直至360度旋转;木架上安全帽的扣带一下一下叩着木板发出单调的“咳”、“咳”声;天花板、墙壁因摇晃的张力不时发出低沉的嘶嘶声;窗外的白云、深蓝色的海面上下跳动,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正好你眼前有一碗粥,巧不巧的,你又正好盯着粥看了超过一份钟,看着粥在碗内来回晃、来回晃、来回晃,你会感觉胃里的东西也在来回晃、来回晃、来回晃,好像要晃出你的喉咙,然后,你立马想要找个桶吐出来……

    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乘风破浪、御水前行的豪迈。

    打听了一下,外面波高大约3米,这对于海洋六号经历过的风浪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海况差是导致晕船的直接原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因为晕船萌生跳海的念头。

    对于第一次上海洋六号的人,大家都很关注。临时党委派人挨个了解了情况。

    船上的兄弟姐妹们,听说我晕船,都以他们熟悉的方式送来了关心。聊天,是分散注意力的好办法。首席科学家刘方兰组织茶会,请大家一起喝茶、聊天。腼腆的蓝明华船长专门叫了几个人一起来到我房间。

    一聊才知道,晕船不是女性的专利、不是第一次出海人的专利、也不是北方人的专利。

    船长蓝明华自小生长在山区,学了航海技术的他第一次上船就晕吐不已。“当时想再也不来船上了,再也不来海上了。”那是2002年8月1日,刚刚大学毕业的蓝明华第一次出海便遇到台风“光顾”南海。

    “但晕过吐过之后,一听说要出海了跟我们一样抓着行李就登船了。”大副蒋和平是蓝明华的师兄,对那场景记忆犹新。

    如今,当初发誓再也不来海上的蓝明华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船长,至今他已经闯荡大海12年了,足迹遍布中国海域,并多次带领船员驾驭海六出征南海、大洋执行调查任务。

    轮机长耿志爱,已经有10来年的航海经历,至今仍然还在适应这个过程。还有几位男同胞躺在床上两顿吃不进东西。

    问起船上有多少人晕船,大家笑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在船上已经不是问题。“你去看谁的房门关着,多半正在晕船。”很多“老出海”的人都在默默消化这个过程。像笔者这样这么多人慰问、照料实属照顾。

    晕船归晕船,工作归工作。

    首席科学家助理盛堰第一次晕船时正在值班,三个值班的人面前三个桶一字排开。很多船员也晕过船,“常常是在驾驶室准备着垃圾桶”……海上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

    晕船多年,海洋六号的兄弟姐妹们作出了总结,除了聊天,适当散步、呼吸清新空气、去重心较稳的船舱等,也是克服晕船的好办法。

    据说二楼的房间、三楼的餐厅都是大家避晕好去处,那里舱位低、位于船体中间位置,相对较稳。来过海洋六号的记者很多都出现过晕船,其中有一名男记者待在餐厅不走了,声称吃住都要在餐厅。一时成为大家打趣的对象。

    “第一得克服心理障碍,不要觉得晕船丢人。”蓝船长细心地开导,“第二得克服生理障碍,该吃饭还得吃,哪怕吃了吐,吐了吃……”

    炊事班王班长怕饭菜油腻影响食欲专门送来了水果;热心的大管轮余明刚趁着下班时间送来粥,搭配了少量肉丝、梅菜、香菜,不油腻又勾食欲。这对空腹了一天的我来说,着实是雪中送炭。

    真是实践出真知。比如,躺着时,呈仰卧状,贴在床板上与船体的摇摆保持高度一致,相对舒服;刷牙时,双腿呈赛跑起步的“弓”字步能保持平衡;走路时,随船左摇右摆就不会踉跄跌倒……减少对抗,方有缓和。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真是微不足道。

    “为什么要对抗呢?”他们反问。

    是啊。在大自然面前,为什么要对抗呢?

    看来,海六带给我的会有很多很多。


    晕船记


    胡为正(左一)在向青年地质队员讲授地质知识

      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胡为正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时的铿锵誓言,并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年轻的地质人。

      然而,在收获荣誉的时候,他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可组织和领导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深知,离龚全珍式的干部要求,我还有很大差距,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建设和谐秀美江西尽我绵薄之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江西省举行了推选“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这是江西省深入实施“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广泛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龚全珍式好干部”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此次活动中,江西省委做出决定,授予江西省各行业共10名同志“龚全珍式好干部”称号。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胡为正位列其中。

      “站上这个讲台之前,我刚从西藏高原上下来……我演讲的题目是《跋涉在雪域高原》……”这是胡为正在当选为“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表彰会上发言的开场白,简单,直接,不加渲染。

      在胡为正的同事眼里,他的确不善言辞,但他担得起“龚全珍式好干部”这个称号。

      胡为正,1963年出生,现任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西藏区调队队长,高级工程师。他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三十余载,却有一半的时间停驻在远离内陆的西藏,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从2000年起,为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他带领一支队伍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14年。队员在不断变更,而他却始终坚守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高原环境的恶劣是有名的:低温、缺氧、风雨变幻莫测……但是,14年中,他坚持战严寒、斗风雪,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挑战极限,参与和主持完成了西藏找矿项目9个,每个项目从设计、野外验收到最终评审均获优秀;他带头完成的项目先后获原地矿部勘查成果三等奖2次,全国图幅质量展评优秀奖1次;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2年5月,他被国土资源部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称号。 他带领队员,在西藏先后发现了10余处铜、铁、砂金等矿化线索,提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受到中国地调局的嘉奖。

      在“龚全珍式好干部”的评选过程中,他的同事评价他说,胡为正艰苦奋斗、敬业奉献、开拓创新,是江西省地矿局的先进代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新时代地质人赋予“三光荣”精神的新内涵。他自己却说:“和龚全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的精神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


      温暖的“藏羚羊”

      和胡为正的徒弟们聊天,是在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大大的圆形桌子,众人围坐。气氛从拘谨慢慢变得轻松。看得出来,每个人对胡为正都是敬重中饱含深情。

      这几年,胡为正带的徒弟都是80后。他们一毕业就跟着胡为正去了西藏。他们说,胡为正是“严父型”的领导,是老师,但更像父亲。“严”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而“父”则体现在生活上。

      1985年出生的高原毕业后的3年时间里都是和胡为正在一个项目组,“他会在工作中一遍一遍地叮嘱你:来了地调院,所有做的项目,以后都会用在发展西藏上,所以你们的态度必须认真。你们来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学东西。只要认真了,你们也一定会学到更多,以后在面对更多困难的时候,也就会更有底气。”高原说,从年轻人的视角看,真的感触很深,“跟着他,你会学到除专业以外的更多和人生有关的东西。”

      同是80后的江湖,刚毕业来地调院1个月,就赶上院里成立了青海沱沱河区调突击队。他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跟着队伍向沱沱河进发。刚到驻地,队伍里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也包括江湖。“我们到了一个姑且叫做‘宾馆’的地方,大家都难受得不想多走一步,艰苦的环境,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特别想能有人安慰一下……其实胡队长那时候也在病着,但他还是到大伙儿的房间和大家聊天,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心里有了依靠。”江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在青藏高原,他们更愿意偷偷地在背地里叫他“ 藏羚羊”。他们说,藏羚羊以善于在高原上奔跑而著称,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骄傲”。在他们心中,亲如父兄的胡为正就是那只让人温暖的“ 藏羚羊”,为了工作,时刻奔跑,不眠不休。

      对于这个“别称”,胡为正说,他倍感骄傲,因为这是同事对他工作态度的认可。而作为队长兼项目负责人,在这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他和他的队友面临太多未知的困难和风险,他必须扛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西藏工作区,队员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整装出发,一路上逢山过山,遇水过水,还要不停地测量、记录、采样。饿了,中午在山上吃点干粮,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背着几十斤重的岩矿石标本和设备往回赶。

      没有去过高原的人不知道,在高原,每前进一米,要花费相当于在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胡为正带着他的队员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在高原上,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是一个流动迁徙的“群族”,平均每20天搬一次家。由于缺氧,饭菜烧不熟,胃口差,队员们经常出现胃痛和病毒性感冒,每年野外工作都要瘦十多斤。藏北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气候特别干燥,大家经常出现脱皮、唇裂、冻手的现象,很多人都得了痔疮。长期的高原工作环境,让许多队员都患上了各种疾病,比如血压偏低、心跳变慢、记忆力减退、指甲变形、心脏肿大等。很多队员经常白天出野外,晚上回帐篷打吊针。“我们的帐篷就像医院的住院部。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胡为正感动和骄傲,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分担更多的责任。每一次分配任务,胡为正都会把最艰险的地质路线留给自己。而在工作过程中,他要细心观察地质现象、做好记录,还要照顾体能较弱的队员,帮着背包、标本和样品。回到驻地,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大多倒头便睡,胡为正还要汇总大家当天的填图资料,安排第二天要跑的地质路线。

      2012年5月,胡为正和他的队友们在为完成隆格尔矿产调查项目做准备。按技术要求,队伍必须穿越一座海拔6000米的高山鞍部才能更充分完善调查资料,但这却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

      汽车只能把队员送到4800米的高度,余下的路只能靠队员一步一步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愈来愈稀薄,气温越来越低,雪山的坡度也愈来愈陡峭,体力消耗愈来愈大,前进速度变得十分缓慢,由最初前进100米~200米体息一次,最后竟然走一步要喘三口气。当接近顶峰时,由于岩石受强烈风化和崩塌作用,雪山异常陡峻,只能贴着山坡缓慢地匍匐前进。尽管如此,胡为正还是带着队员们拍照、画素描、采集样品。

      等完成点上的工作下山的时候,由于体内盐分消耗过多,胡为正和他的队员们觉得喝水已不能解渴了,即使是平路,两条腿也非常沉重。又累又饿的胡为正却在这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地质现象,为两个时代地层的接触关系出露点。他刚要停下来记录地质数据,一向最能吃苦的藏族向导却不耐烦了,催促他要快点赶路,否则太晚了山上很危险。胡为正让向导带着他的队员先回驻地,他一个人转到一个小山包后面去寻找地质数据,拍照,画素描,做好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江湖说,这些在和胡为正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眼里,并不稀奇。“即便是他病了,腰疼得根本没法直起来,走路也一拐一瘸,他也会装着没事人似的,照旧第一个从帐篷里爬起来,敲开冰层取水,为队友们准备好早饭,然后坚持和队友一起跑路线。”“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每到后半夜,帐篷边上漏风的地方都是白霜……炉里的火熄了,帐篷里就会冷得刺骨。你知道的,从熟睡中醒来,并且从稍有温热的被窝里爬起来给炉子加煤,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从胡队长和我们睡一个帐篷开始,我们的炉子夜里就再也没熄灭过。”


      留在沱沱河的遗憾

      2012年10月,为了能更合理安排高原上的工作进程,尽早结束这里的任务,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江西省地矿局地调院成立了青海沱沱河项目区调突击队。胡为正被再次推选为队长。而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西藏野外工作,乘坐越野车疾驰在返乡的路上。

      “这时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再上高原无人区,我一下懵了,我才从高原回来呀!这时,我多希望立刻就能见到亲人,与妻女团聚;多想让疲惫的身体回家得到充分休息。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怎能辜负!”当月26日,胡为正带领34名突击队员,再次启程向可可西里进发。

      可可西里,胡为正深知,这将是一次充满不测的远行:这一年的2月19日,陕西物探队3名地质队员在这里失踪;11月17日,北京地质队三名地质队员在这里不幸遇难。而他的34名队员中,高原刚刚告别出生才几天的孩子,熊伟推迟了早已经敲定的婚礼,罗小川背负着父亲去世的悲痛!

      在唐古拉山以西、乌兰乌拉湖边的藏北无人区,海拔五六千米,常年冰天雪地,生活用水靠凿冰化水,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高寒地,土豆和鸡蛋永远是冰坨状。迷路、陷车、野兽侵袭以及疾病等,几乎每天都在威胁着队员的生命。

      “在这里,队员们每天要负重步行十多千米,吃的是冻成冰疙瘩的食品,住的是跟着狂风一起摇晃的帐篷。在这里,墨镜不再是时尚的装饰物,而是在冰天雪地里保护眼睛的必需品;在这里,鞭炮不再是喜庆的象征,而是为了吓走不期而遇的野兽;在这里,速效救心丸不再是心脏病的急救药,而是每个队员缺氧救助的必备药!”胡为正把这段深刻存留在记忆里的日子写进了他表彰会上的发言稿里。依照他的性格,写下这些,只是因为心疼那些默默跟随他奋战在藏北无人区的年轻队员们。

      对于这份深情,和他一起奋战在藏北高原的队员们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2012年 11月28日的傍晚,安多工作站打来卫星电话找胡为正。

      电话是安多工作站的朱波打的,“我很委婉地告诉他,他父亲病故了。信号不好,通话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我打电话时也并不知道老人家去世了多久……他长久沉默。”

      在此前的一个月,从西藏回来,回到江西,胡为正去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留下来照顾父亲,而是随即又带着队伍进驻沱沱河。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胡队长会走么?因为当时工作刚刚捋顺思路,准备进入更艰苦的攻坚阶段。”高原说,“挂了电话,胡队长一个人进了一间帐篷,很久没出来。我们都默默为他收拾行李,没人去打扰他,因为同为男人,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处理他的悲伤。”“过了很久,他走进我们的帐篷,‘明天出野外!’‘你呢?’‘我不回去!’”

      “哎,我当时快要哭了……”高原说。

      这次变故,江湖也亲身经历,“胡队长说不回去,明天和大家一起出野外,我一直在想,第二天要怎么和他打招呼,可能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出野外,大家一路都很沉重,特意在车上放特别欢快的歌调整情绪,希望在见到胡队长的时候给他带去更正面的情绪。”

      没人知道当时胡为正是怎么想的,经过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决心留下。多年以后,他在表彰会上坦白当时的心情,“我默默地看着队友们忙碌,茫然地望着帐篷外呼啸的寒风,又回头看了看堆满帐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兄弟们啊,此时此刻,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突击队的工作眼看就要步入三分之二的阶段,正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只要一个人离开,工作就将出现空缺,突击任务将很难如期完成,更何况我是一队之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思前想后,我决定留下来与同伴们继续战斗。然而,我内心却如刀割一般疼痛,面朝南方,我跪在地上:父亲,不孝儿子在这里给您送行了!”

      两个月后,他终于带领他的队员们一起战胜了重重困难,无人区——可可西里的攻坚战大获全胜。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的锤炼,我身边的几个80后青年,都已经成长为项目副负责人,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了。”胡为正说。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而在每一份付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撑。对于胡为正来说,这个坚强的支撑是妻女的理解与支持。

      “说起家庭,我满腹内疚。对于妻子和女儿,我有太多的亏欠,妻子是个随队家属,瘦弱的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常戏谑说,家对于胡为正来说,更像是旅店,胡为正是随季节迁徙的动物,冬季才来家里暖一下。”

      “女儿从小学读到高中,我从来无暇过问。女儿转学来南昌读初中,几个中学都不肯接受,妻子急得掉眼泪,我却远在西藏,无能为力。多亏院领导和同事们伸出援手解决了困难。”

      对于母亲,他也心有亏欠。因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2007年,胡为正在从西藏返回南昌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几天没进一点食物,睁着眼睛,硬是等了他几天,直到见到了儿子才安然闭上了眼睛。




    一只“藏羚羊”的雪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