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芳在长乐南澳构造带野外调查

2001年，冯艳芳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地质行业的低谷刚刚过去，曙光初显，而她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想在事业上有发展，一定要脚踏实地，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一晃过去17个年头，冯艳芳兢兢业业地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重大项目，见证了我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资料开发室副主任冯艳芳，集“2017北京榜样推荐人物”、“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最美家庭”、“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等多种光环于一身。她却常说，自己只是浩瀚地质大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兵，人生的理想是做好一名纯粹的地质人。

纯粹的奉献，她主持了地质史上里程碑式项目

2001年，冯艳芳硕士毕业，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地质行业的低谷刚刚过去，曙光初显，而她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发展研究中心”，念着单位的名字，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想在事业上有发展，一定要脚踏实地，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一晃过去17个年头，冯艳芳兢兢业业地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重大项目，见证了我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快速发展。

刚到发展研究中心，冯艳芳就参与了国家863计划“基于SIG的资源环境空间信息共享与应用服务”和“基于大型GIS的地质调查空间数据管理系统”两个项目。一些过去只能在书上看到名字的大专家，如今可以面对面交流，这让冯艳芳十分兴奋。在项目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后勤服务的她，总是给人活力满满、热情洋溢的感觉。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孩子前一天仍坚持工作，产假没休完就回到岗位，为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紧接着，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启动，冯艳芳再次被选入项目办公室。一切刚刚起步，事务繁琐，人手紧张，冯艳芳和同事们加班加点，用最短的时间让项目步入正轨。

2006年，为全面掌握矿产资源现状，科学评价未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重大专项启动。冯艳芳被委以重任，负责组织其中的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说是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有30个省（市、区）40多个单位2000余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产学研大会战。在项目实施的8年时间里，冯艳芳管理业务双肩挑，一心扑在工作上，通常是白天组织管理，晚上整理资料，还频繁跑野外。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决了我国诸多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指导有关省区圈定了一批找矿远景区，编制完成了5000余张中国成矿地质背景系列图件，培养了省级、大区和全国三个层次的学科带头人才群体和技术骨干。项目成果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46个项目中获得了“95.3”的最高分，被专家院士们树为地质史上的里程碑，并先后获得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等奖，冯艳芳也被评为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先进个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如此评价项目形成的中国大陆构造系列研究成果及其新的观点：“给中国沉寂多年的大地构造学科带来了新的篇章，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中国大地构造认识之路上的崭新进步，该成果的问世，将会使中国大地构造研究继续向前加速发展与迈进。”

在这紧张而忙碌的8年中，冯艳芳还承担了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项目，主持构建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威、全面、系统的地质勘查成果跟踪统计与通报系统，成果获2015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6年以来，冯艳芳负责全国系列基础地质的综合编图工作。如今20张不同类型的全国大地构造图已全部出版，不仅为各种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提供了地质底图，对我国基础地质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冯艳芳和她的团队积极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提高地质调查成果的服务水平。他们编制的雄安新区的地质地貌图，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基础依据；编制的扬子陆块区岩相古地理图，为南方页岩气勘查服务；编制的共和盆地地热资源地质背景图，为干热岩调查提供了直接的指引。

纯粹的热爱，她啃下地质学一块“硬骨头”

2005年，在项目管理岗位顺风顺水的冯艳芳，突然告诉领导，她想从事业务研究，想去跑野外。

“我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搞业务，组织协调不是我的特长。”冯艳芳这样说，其实她一直无法割舍心中那份天空地阔的地质情怀，“背着馒头进山，背着石头出来”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她认为山野间才是实现一个地质人价值的最好舞台。

没多久，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便压在了她肩上。由于是水文地质专业出身，她渐渐感觉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很难满足当下的工作需求。于是她决定读一个“矿物学、岩石学和矿床学”博士，她幸运地遇到了被自己称为人生导师的邓晋福教授。

“邓老师不仅仅教会了我岩浆岩研究的知识、方法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耐心细致的教诲，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以至于陶醉、痴迷和忘我。”说起邓老师，冯艳芳内心充满感恩之情。

有一天，邓晋福问她：“东南沿海有一块硬骨头，你敢不敢啃下来？”这块“硬骨头”指的是“福建长乐—南澳构造带”。这里是研究和了解我国东部大陆大地构造演化的关键地段。长期以来，许多重要的地学问题仍处于探索和争论中。冯艳芳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向这一困扰地学界多年的难题发起挑战。

实地踏勘，采集样品，实验分析，冯艳芳在充分收集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科学方法，对长乐—南澳构造带花岗岩类年代学、岩石组合与构造演化进行了深入解剖和综合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2009年一个秋雨连绵的清晨，冯艳芳在闽西北一处陡崖上发现了蛇纹石化很强烈的辉石橄榄岩，她非常激动，立即挥锤取样，没想到上面的危岩因受到扰动竟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在大家的惊呼中，最大的一块岩石从她身边呼啸而过，翻滚落地，距离她的身体只有几厘米。而这并没有吓倒冯艳芳。2014年，她自愿申请参加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组织的狼山地质填图项目，面对坡度有70多度、海拔1600多米的狼山，为了获取第一手地质资料，她毅然向山顶爬去……

纯粹的信念，她努力把温暖和光亮给更多的人

冯艳芳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但是多年来，她用在工作上的时间远比回家的时间长。

她的爱人从事地质灾害勘查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长年在野外一线，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儿子只好托付给老人照顾。有多少次，当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孩子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孩子还没醒，她又要出门了。

2010年，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项目推进到关键节点，要进行全国性的数据统计与编报培训。北方片区的培训结束后，冯艳芳回到家中，看到丈夫搂着儿子蜷缩在床角，两人满脸的疲倦和憔悴，才得知儿子已经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可第二天就是南方片区的培训报到，她拿出手机，正准备请假，丈夫却说：“家里的事有我呢，单位交代的事，是对你的信任，你应该完成。”冯艳芳泪流满面，她感受到的是苦，是累，是愧疚，也是幸福。她悉心照顾了儿子一夜，第二天一早，按原计划赶往会场。

如今儿子长大了，也渐渐理解了妈妈。冯艳芳曾几次受邀去儿子的学校做科普讲座，也给孩子们讲讲地质工作。同学们听了都很感动，有的对冯艳芳的儿子说：“你妈妈真伟大。”儿子也曾在作文里写道：“小时候每当放学，别的孩子都有妈妈接，唯独我没有，那时妈妈的爱像橘子皮，是苦的。现在我知道妈妈在从事高尚的工作，就理解了她，妈妈的爱像橘子果肉，有酸，也有甜。”冯艳芳说，有时自己加班回家晚，儿子会把饭做好了等她，这让她内心充满欣慰和感动。

拥有“最美家庭”的冯艳芳，一路走来，切身体会到年轻地质人家庭生活的不易。因此，她特别理解年轻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努力为他们创造施展才华的机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每当看到身边的年轻人，虽然承受着房贷等巨大的现实压力，但工作上却勤勤恳恳，努力上进，我都会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像老一辈地质人那样，负起传承的责任。”冯艳芳感慨道。

2016年，冯艳芳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第16届人大代表。她时常利用休息时间走访社区困难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需求、渴望和心声，并将相关问题按轻重缓急进行了归类整理，分阶段按步骤向人大常委会提议和建议。针对呼声较高的集体户青年职工孩子入园入学难题、地科院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六层以下老居民楼加挂电梯等问题，冯艳芳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无私奉献，不求名利，坚定执著，心无旁骛，凭着渊博的学识，胸怀地质的希望，脚量祖国的山河，手绘地调的蓝图，在冯艳芳心里，这些，是一个纯粹地质人应有的品质。她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进，因为这是她今生坚定的信念。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