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和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试点，并启动实施。随后，建德市、淳安县、常山县、开化县四县（市）分别着眼于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融合、内陆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1年，钱塘江源头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十大案例。

在开展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四县（市）中，有两个县隶属于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城市，衢州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扎实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为其保护浙江生态屏障的第一道关。

废弃矿山变身“常山小瑞士”

眼底是生机绿意，星罗棋布的稻田错落有致；眼前是矿山绝壁，雪山般斑斓的灰黑色岩壁高耸巍峨；抬头远眺是三衢石林，山石壮阔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记者走进辉埠矿山公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你很难想象，许多年前这里曾是机器隆隆的矿区开采现场，灰尘弥漫。

辉埠石灰石矿区整治后一角

辉埠矿山公园位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这里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采历史悠久。2006年，当地被命名为“中国常山钙业生产基地”，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常山县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时的2013年其年产值达到10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0%。然而，粗放式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过去的辉埠镇，天是灰色的，镇域内尘土飞扬，当地老百姓常常是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采访现场，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回忆起多年前的场景感慨万千，“因为灰尘大，当地村民种植的水稻上落满水泥浆和灰尘。丰收时节，当各地稻谷飘香，抓紧抢收时，当地的农户却因为晴天灰尘太大无法抢收，只能等到下雨天才能收割。”不仅如此，“粗放式开采还导致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长时间风化剥落，岩体原生结构面长期裸露，存在大量地质安全隐患。此外，大量矿渣等松散物质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孔隙汇水及石灰岩溶解造成重度碱性水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水系生态环境及居民日常用水安全。”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补充道。

开展区域综合整治迫在眉睫。2013年，常山县“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场以地质安全和生态绿色为出发点，以“山水林田”要素协同修复为技术着力点，以建管发力、长效机制为管理落脚点的“生态修复战”正式打响。

工程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率先对当地的钙产业链条进行系列整治，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落后生产线，彻底切断污染源头。随后，工程对矿山边坡开展生态修复。针对矿区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的实际，设计施工团队实施“一区一策”，有效清理宕底台地的矿渣与落石，消除矿山边坡地质灾害隐患。针对石灰石尾矿废水造成的区域性水体和土壤破坏，常山县着手实施水体环境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东乡湖生态消纳系统，引取周边大坞水库和灵湖溪的水源进入消纳池中，强化碱性水生态消纳效果，真正实现污水长效化、智能化处理排放。同时，紧密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林草植物保护措施和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不仅如此，工程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整合资源进行全域规划设计和整治，将废弃矿山宕底、废渣场地复垦为耕地，将相邻未利用坡地进行连片开发改造为耕地；对旱地进行防渗层回填、改造，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至此，工程多措并举，通过“山水林田”协同修复，将“地质+生态”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长效管理”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但是，常山县的石灰石储量和品位位居浙江省首位，去产能后该如何实现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利用石灰石资源，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得。”常山县给出了答案。

为此，该县在整治的同时，成立了常山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石灰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市场化运作，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工作。同时，辉埠镇凭借常山“两山合作社”这把“金钥匙”，对辉埠后社片区矿山开采、钙产品加工遗留的污染用地及周边土地进行集中收储，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投产企业进驻提供了优质的融资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成为辉埠镇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力助推器。

统计显示，通过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676亩。治理后，矿山边坡失稳、崩塌情况不复存在，地质灾害威胁得到有效消除；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4年的81.8%上升到2021年的98.6%；通过土地平整和连片改造，新增水田360亩、旱地690亩，旱改水150亩，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村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托辉埠工业园区平台，走出了一条契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子。2020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5万元，同比增长15%……

如今，曾经的矿区和生产企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辉埠矿山公园。打开社交平台，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常山小瑞士”，高大冷峻的矿山与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碰撞形成的独特风景，吸引数万网红慕名在此拍照打卡。可以说，项目的实施，使全镇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

地役权补偿机制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愿意游进钱江源；如果我是一只鸟，我愿意飞向古田山。”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示区，有这样一段优美诗句格外吸引人。

诗中提到的“钱江源”，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衢州市开化县，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便坐落于此。钱江源园区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而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亚马逊雨林”。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秉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定位，针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比高等特点，创新性探索了地役权补偿的机制，辅之以社区共管机制加以具体落实，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

据了解，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2.3万公顷的林地面积中，集体林地占比高达79.6%。为实现集体林地统一管理，2018年2月，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内率先启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规范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你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我的统一监管，我就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2020年，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的基础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又推出农田地役权改革——在村民承诺农田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的前提下，给予农户每年每亩200元生态补偿金，此举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今年，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大，补偿金额增至每年每亩800元。2021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论坛组委会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结果，“钱江源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探索实践”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林地、农田地役权改革覆盖4个乡镇，包括21个行政村、64个自然村，3199户10644位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同时，试点区强化科研监测，推进数字赋能，通过开展自然教育、融合区域发展等多种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持续释放生物多样性红利，有效解决了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的难题，为我国人口集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范本。

下淤村治水富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就在常山县实施“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开化县着手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并探索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等4个村也在积极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全域整、综合治、全面改”，曾经的乱点建成了景点，荒滩变成了公园，下淤村也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写了“百亩水岸胜过千亩良田”的佳话。

“早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不过都是来采砂的。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副乡长方继高介绍说。

行走在音坑乡双溪公园，古树成林、虬枝盘曲，脚下一条条弯曲的小路通向远方。鸟鸣声、人语声、欢笑声，汇集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挖沙船“隆隆”作响、河道被挖得坑坑洼洼……

据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任科员翁宇涛介绍，双溪公园是中村溪、马金溪两条河流百年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地，面积约30余亩，滩上有成片的天然枫杨树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前，这里一直是采砂制砂的砂场，河道无序挖砂，场地砂堆成山，洗砂、制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天然枫杨树林也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化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制砂场实施依法强制关停，并启动双溪口河滩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在保护原有树木的基础上，通过“围护、回填、复绿、美化”等手段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护岸、休闲步道，种植草皮、补种景观树种，增设休闲设施和生态公厕，把脏乱差的河滩地治理成一个集茶文化交流、露营、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园。

在治理河滩地的同时，堤岸治理也在同步进行。“我们坚持以‘原生态+景观’，把治水和造景有机结合起来。”方继高指着河岸护坡向记者介绍，“我们使用大叠石作为护岸建设生态护坡，就地取材以青石板、鹅卵石建成河岸游步道，这样看起来建设成本增加，但是实际带来的综合效益却很高。”

由于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地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此，下淤村结合马金溪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整合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项目，大力打造下淤自身品牌，并流转490亩土地，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古道修复、宗祠复建、传统美食、精品民宿等项目，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据统计，目前村集体流转土地约占全村土地的90%。“通过规模化整治流转，将‘农地流转、农居集聚、耕地保护’3项措施有机结合，在鼓励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创建特色旅游品牌，真正实现依靠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下淤村成为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频点赞的“好地方”，并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市级荣誉2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开化县平均水平的1.5倍，实现村强民富……

不难发现，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让衢州的山更青、水更绿、园更美、人更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同时也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如今，衢州市正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阵雨刚过，布满青苔的山路比平日更加湿滑，53岁的李相明熟练地踩着台阶往山坡上走。这里叫蔡家坝，是重庆市云阳县凤鸣镇清江村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作为村里的地灾群测群防员，入汛以来，李相明每周至少两次要到这个他负责的点上进行日常巡查监测，遇到下雨天则是每天一次。

从山脚下的家出发，绕着山坡巡查一圈，李相明需要走上整整两小时。眼前是一栋旧屋，墙体上的裂缝触目惊心。李相明在裂缝两边各钉了一个钉子。“每次来用卷尺一量，如果数字有变化，就要赶快上报。”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云阳县，几乎具备了地灾易发的所有条件：区域内山大坡陡、江河纵横，自然地质条件复杂，地层岩性软硬相间。全县已查明各类地灾隐患点1021处，威胁8万余人生命财产安全。在长期与地灾斗争的实践中，云阳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测群防降险减灾办法。

“四重网格”，盯紧看牢每一处隐患

6月中旬，连下了一周的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派驻云阳的黄勤，马不停蹄地在97个地灾点之间巡查。“持续降雨后的2天内最容易发生地灾。”作为驻守地质队员，他负责两个乡镇的地灾防治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云阳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凌昌勇带领县地质环境监测站负责人，查看了蔡家坝地灾隐患点后，又匆匆赶到刚刚出现险情的人和街道莲花社区了解应急处置情况。

进入汛期，云阳县地灾防治“四重网格”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1021名地灾群测群防员对每处地灾隐患点开展监测；42个乡镇（街道）128名片区负责人紧盯辖区地灾防治；重庆市派驻的4家地勘单位22名地质队员驻守乡镇严阵以待；10名县地质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到岗到位，加强应急值守和分片督查巡查……

云阳县地灾防治中心副主任胡红军说，地灾的发生一般都会有前兆，如房屋、地面开裂、倾斜，井水水位突变、浑浊等。如果监测员及时发现，就有可能躲避灾害。群测群防的意义正在于此。

入汛前，地质队员协助各乡镇在每个隐患点组织了应急演练培训，让老百姓知晓地灾发生该沿什么路、往哪个方向跑。“可别小看每个点的演练！”让胡红军印象深刻的是，3年前就是因为一场接近实战的应急演练，让向家坪社区的村民逃过了死神的魔爪。

2014年9月1日，云阳县降了一场大雨，江口镇向家坪社区12组一处居民区后山出现了一道长约260米的裂缝，不一会儿工夫，一处约180万立方米的滑坡体倾泻而下，将整个居民区夷为一片废墟。得益于12组组长郑方明组织的一场计划外应急演练，短短13分钟险区内188人全部安全撤离。原来，在历年开展的排查中，12组不属于地灾隐患区，没有安排应急演练。但在当年汛前，郑方明看到邻近的王家老屋滑坡隐患点正在演练，就在本组也开展一次演练。

之前没有排查出隐患、未列入监测的地方，恰恰发生了地灾——近年来多起类似向家坪滑坡的灾害发生，让云阳县国土房管局进一步总结完善“四重网格”。

从去年开始，云阳县在“四重网格”的基础上再加一重，建立了村级地灾巡查员制度。县财政安排资金100多万元，每个村增配1名、全县共落实458名村级地灾巡查员，重点巡查未列入隐患监测的区域，实现了逐点有人监控、逐片有人巡查，确保防范不留真空。

科学监测，让风险管理更精准

青龙街道建民村，这个位于长江北岸的村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危险。村庄位于不断变动的旧县坪滑坡隐患点上，滑坡下方正对着浩浩长江。800多年前，建民村所在的位置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山体滑坡，将汉代古城朐忍完全掩埋。

路边一个外形像路灯、基座印有“地灾监测”字样的装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成都探矿工艺研究所的工程师冯晓亮介绍：“这是地表位移自动监测系统，通过太阳能板连接数据采集箱，采集的数据实时传回监控中心。” 除此之外，隐患点还布设了深部位移监测、地下水位监测、地表裂缝位移监测、降雨量监测等仪器。“一旦自动监测传回的数据有异常，我们会马上去现场，根据情况提出防范建议。”

作为三峡库区典型地灾点，旧县坪滑坡从2001年就开始了专业监测。10多年的监测，让冯晓亮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他告诉记者，几乎每年汛期，随着降雨量增加和三峡库区水位下降，滑坡整体都有不同程度变形。

在云阳县，这样的专业监测点一共有24个，承担着保护三峡库安全的重要任务。

在双龙镇长兴村，能够“自动报警”的“大喇叭”被村民们直夸“管用”。“大喇叭”由雨量观测和预警装置构成，一旦雨量达到一定数值，喇叭就会嘀嘀响，并向村民手机发送预警消息。村民们接到预警消息能按预定路线跑出来，解决了应急地灾监测预警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安装一年来，广播“响”了5次，成功转移群众370人。基于长兴村试用效果明显，云阳县已计划投资500余万元，在全县164处重要地灾隐患点和警示防范区推广运用“大喇叭”。

与监测技术应用同步推进的还有地灾防治信息化建设。

去年年底，总投资260万元的云阳县地灾应急指挥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行。在指挥中心平台，基于高清影像3D地图模型，全县1021处地灾隐患点的位置和监测情况一览无遗。指挥中心能够实时与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县应急指挥中心、气象自然灾害预警预报指挥中心互联互通，实现了地灾隐患点的可视化管理和应急指挥的精准调度。

降险处置，彻底消除隐患

站在自家三楼望着屋后的岩石，家住人和街道黄草坡的居民老袁禁不住皱起了眉头：“山在动，随时有危险。前几天下暴雨，我们连夜撤到村委会住，想起来真是后怕。”

6月4日上午，临近云万路的黄草坡发生滑坡，滑塌量600立方米。地质专家随后的监测发现，问题远不止于此。受连日降雨影响，距滑塌区后方约20米的地方，出现贯通式拉张裂缝，约4800立方米的岩体在强降雨条件下处于临滑状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大规模滑坡。而山脚还住着22户人家，山下则是车流密集的公路。

应急抢险立即展开。云阳县国土房管局划定了危险区域，设置了警戒线、警示牌。在打钻机的轰鸣中，三根锚墩支撑桩被打入滑坡体，力图稳住边坡。凌昌勇表示，应急处置后还将委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对滑坡开展整体勘查、设计，进行综合治理，彻底消除隐患。

临灾应急处置是防灾工作最为重要的环节。早在2015年，云阳县就出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预防管理暂行办法》，根据雨量分等确定地灾响应级别和应急联动方式，实行分级管理、分级防范，做到“防有措施、抢有办法、撤有路径”。

“实践表明，群测群防是现阶段最直接、最有效的防灾减灾手段。用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地灾群测群防监测工作中最重要的基础力量。”云阳县国土房管局局长李珉卿表示，要实现长治久安，还得依靠地质灾害治理搬迁。

据介绍，2013年以来，云阳县累计争取中央、市级资金2.3亿元，实施地灾工程治理项目36个，对186个地灾隐患点受威胁群众16053人实施搬迁避让；县级安排专项资金3500多万元，对130多处地灾险情实施了降险处置。

入汛以来，云阳已遭受了几场暴雨，出现了多起灾情险情，由于预警及时、防范得力，全县地灾隐患点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雨还在下，云阳国土人与地灾的赛跑还在继续……

201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同时发布了2018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名单。广西百色市平果县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第八次入选该名单，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3位，而且仍然保持着广西唯一一个上榜“全国百强县市”城市的记录。

因为邓小平1929年发起的“百色起义”，平果县成为了意义非凡的红色革命老区；因为丰富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这里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因为以火龙果种植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这里又成为了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生态修复助推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扶贫的典型范例。

平果县为何能在短短时间里摘掉贫困帽，一跃进入全国百强县？这是该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也要看到，在该县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要知道，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岩溶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是制约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平果县等为代表的石漠化问题严重的地区，如何才能突破自然环境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蜕变？

陡坡地种植生态经济植物苦丁茶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洼地种植优质果树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西科学技术厅、广西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的“石漠化生态修复技术成果研讨会”在南宁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石漠化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记者也随着众多专家的脚步，来到“果化模式”的诞生地——平果县果化镇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太平生态示范区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探寻推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

科学研究助力产业发展

“平果县果化镇龙何屯及周边山地曾是桂西南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石漠化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70%。”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蒋忠诚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起，广西石漠化面积以年均3.3%的速率高速增长，到2005年全区石漠化面积已经达到3.07万平方千米，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耕地丧失、土地质量下降、水源枯竭、旱涝灾害频繁，还严重制约着岩溶山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威胁着珠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态安全。

“广西岩溶地区的高速石漠化只是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持续加剧的一个缩影。”蒋忠诚说，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面积由1990年的9.12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05年的12.96万平方千米，引起的水土漏失、植被退化、岩石裸露以及每年一个中等县（约30万亩）耕地流失，导致了4200万人缺水和5000万贫困人口。

据了解，虽然当时国家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由于对西南岩溶的特点、区域石漠化成因及其形成演变规律以及石漠化对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和过程认识不清，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地下水探测与开发利用技术、适宜性生态重建技术和生态产业，人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石漠化加剧、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恶化的严峻形势迫切地需要一套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案。

2001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岩溶地质研究所等局属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高校和地勘单位等2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和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在以广西百色等为代表的西南岩溶区，针对岩溶峰丛洼地石漠化严重、缺水少土、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居民贫困等问题和特殊岩溶地貌结构特点造成的“土在楼上、水在楼下”水土格局，提出了以“岩溶流域为单元-地质调查为基础-岩溶水开发为龙头-选择适生植物发展生态产业为突破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科学思路和“试验先行-示范带动-辐射推广”的行动方略。

10多年来，岩溶地质研究所在西南岩溶石漠化区组织实施了120多个地质调查项目及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累计投入经费约2亿元，取得了石漠化生态修复基础理论、技术研发、产业示范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建立了20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在支撑服务石漠化地区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实效。

“2001年，我们以果化镇龙何屯为中心，建立了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这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的第一个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蒋忠诚介绍说，在科技部实施的“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重建技术与示范”项目等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龙何屯引进火龙果并进行试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通过十几年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目前果化示范区已经形成了以火龙果种植为主的特色生态产业，建立了以表层岩溶水开发为龙头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总结形成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关键技术体系——“果化模式”也已经在西南八省300多个县40万平方公里岩溶区辐射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保留住脱贫攻坚的种子

在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现场，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生态与石漠化室主任罗为群介绍说，火龙果具有耐旱耐瘠、根系发达、适应性强、管理粗放、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在石漠化地区发展火龙果产业，有利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可收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石山增绿三重效果。他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

自实施综合治理以来，果化示范区植被覆盖率增加60%，土壤侵蚀速率下降80%，水资源利用率增长5倍，土地利用率提高60%；石漠化区火龙果等生态产业经济效益由治理前的800元/亩提高到1.5万元/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600元/年增加到1.8万元/年；平果县推广火龙果种植5万亩，直接经济效益7.5亿元/年；百色市推广火龙果种植20多万亩，年产值30多亿元，带动近20万人脱贫致富；带动西南地区治理石漠化2万平方公里，解决1500万人饮用水困难，指导30多个县实施土地整治500万亩；“果化模式”吸引西南八省干部和农民群众近20万人次前往考察学习，1000多万人间接受益……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推动百色市革命老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罗为群颇为自豪地向记者说到。

资料显示，广西共有28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25个地处岩溶石漠化地区，“果化模式”无疑为这些县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打开了希望之门。

记者在位于平果县太平镇的贫困山区红色果业核心示范区了解到，该镇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目前正在进行万亩示范区建设规划。该镇镇长冯晓东说，科学种植火龙果已经成为了贫困石漠化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种植进行补贴、鼓励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保证了农户的种植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和到基地务工，农民又可以增加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从多方面保障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问题”。

据了解，果化镇、太平镇等示范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村镇，均已在近几年先后全面脱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不少农户家里已经盖起了新房。一位村民与记者闲聊时说道：“原来我们村（龙何屯）是下雨淹水、晴天大旱，石头山上除了种点玉米啥也不长，收成还不够一家人自己吃的。专家们来了后，村子里的石头山变绿了，下雨天村里也基本没再被淹过。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再出去打工了，有种火龙果的，有在基地打工的，钱也不比在外打工挣得少。”

回忆起十几年前刚到果化镇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工作的情景，蒋忠诚也是记忆犹新。“刚来时，当地的村民确实相当贫困，烧的是柴火、牛粪，电也没通，玉米糊糊加辣椒面就是一顿饭。我们既要开展岩溶石漠化地区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也要想办法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但一开始，当地村民对我们不够熟悉、不够信任，我们的工作推进得非常缓慢。”蒋忠诚说，在建设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当地村民认为他们是来走马观花地做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几乎没有人出面支持他们，“就连项目组想付钱请村民们来帮忙搬运基建材料都没人来”。

为了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先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村子里解决了用电、吃水、内涝等实际问题，而后又通过与村委会积极沟通协调，在村民中确定了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火龙果种植示范户，这才算迈出了示范区建设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从国外引进的第一批火龙果苗顺利入土了，看着一天天变绿的石头山，科技人员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当地盛产一种名叫“霸王花”的植物，与火龙果同种同属，外形也十分相似，但是只开花、不结果，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经济收入。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误将还没有长成的火龙果苗认为是霸王花，纷纷到地里拔掉了还在生长的火龙果苗，又重新种上了玉米。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先琨回忆起这一段故事，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好说歹说，总算从村民们手中‘抢’过来几亩地没让拔苗。这几亩地里的火龙果苗，就像是石头地里的星星之火，保留住了脱贫攻坚的种子。第二年，这几亩‘星星之火’开花了、结果了，这才让村民们相信我们不是‘大忽悠’。”

李先琨说，为了让火龙果真正成为石漠化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帮手，项目组先后开展了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的系统研究与应用推广，内容涉及增强抗病抗旱性能、增加可溶性固形物（甜度）、与同属的霸王花嫁接、火龙果花粉储藏保鲜、适应性强品种培育、花果兼收等，不断提升了当地火龙果的产量、质量和附加经济价值。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

据了解，对石漠化的研究起源于1977年联合国召开的荒漠化大会，中国学者在会上首次提出：石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类。石漠化也被称作“地球癌症”，几十年来，全球众多国家相关行业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开展相关研究，一直在寻找攻克这一“恶疾”的良药良方。

1976年成立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是我国从事岩溶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几十年来，该所不仅形成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理论、技术研究成果，为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也逐渐形成了以袁道先院士、蒋忠诚、罗为群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梯队人才团队。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要落到地里。”这是罗为群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别看他只有38岁，却已经是岩溶生态与石漠化治理工作的“老同志”，我国西南广袤的岩溶山区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

由于常年工作在岩溶贫困山区，罗为群对当地百姓生活的疾苦有着真切的体会。他深入农户，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向他们讲解石漠化、水土流失的危害，宣传推广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经验，引导村民树立起治理石漠化和脱贫致富的信心。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在野外一直都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当地村民进行表层岩溶泉水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手把手传授优质水果、药材、牧草等先进种植技术，耐心指导土地整理和土壤改良的技术方法。

罗为群还兼任着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项目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果化镇龙何屯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不管是田边的排水沟堵了，还是地里的种植出现疑问，甚至是家中发生什么琐碎趣事，村民们有事没事总爱去找“罗书记”聊聊天。只要时间允许，罗为群基本都是“来者不拒”，他对记者说，野外临时党支部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们也会把我们当做家人一般对待”。

罗为群只是岩溶地质研究所石漠化生态修复人才团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据了解，该所近年来共承担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相关项目 120 多项，获得国家级国际合作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与二等奖 8 项，培养了自然资源部首批科技领军人才 1 人、自然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3 人、广西高层次人才 2 人，还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获得专利 13项，注册商标 2 项，获批立项国家技术标准 4 项，编写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调技术标准 1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技术 2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理论 1 项，研发了技术规程 12 项，为制定相关地方和行业技术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几十年来，这支队伍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据蒋忠诚介绍，在理论研究方面，团队创建了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水土漏失理论和研究方法。首次提出岩溶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驱动机制和主要功能，创立岩溶生态系统理论，开拓岩溶生态学研究方向，揭示全球不同类型岩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明确石漠化概念及其分级，揭示了石漠化在加剧水土流失和漏失、减弱岩溶环境对降雨和地表水资源的调蓄能力、破坏植被、加速植物入侵速度、降低土壤质量、加深居民贫困等方面的危害，奠定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理论基础。

在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方面，团队取得了关键的技术突破。形成了表层岩溶水综合调蓄技术、岩溶地下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岩溶石山景观生态型土地整理技术、岩溶土壤改良技术、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和人工诱导植被恢复等12项关键技术，为岩溶区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在石漠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示范方面，团队将西南岩溶区划分为八大石漠化治理类型区，明确451个石漠化县，对各区提出因地制宜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建议。通过建立示范区和总结提出“果化模式”等，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其配套的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了“科研单位+政府+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方式，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提供了经验。

当记者置身于平果县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一眼望见那绿意盎然、绵延千亩的火龙果园，忽然意识到，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正要将石漠化地区人民的生活烧得愈发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