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孟华君副研究员团队依托“沈抚新区活动构造与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出版了《浑河断裂活动性与地质灾害效应评价》专著。

全书分为九章，共50余万字。该书从区域地质背景、浑河断裂带构造特征及活动性、研究区工程地质特征、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及形成机制、浑河断裂地质灾害效应、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典型场地稳定性分析及防治建议、结论与建议八个方面，梳理了研究区主要活动断裂和重大工程地质问题发育特征，揭示了浑河断裂的活动特征及其对地表区域性不良工程地质问题（地裂缝、滑坡等）的控制作用，厘清了浑河断裂带及其诱发的滑坡、地裂缝对抚顺西露天矿等重大工程安全运营的影响机理、模式和灾害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抚顺西露天矿停采闭坑、由采转治工程场景，重点分析了西露天矿北帮边坡未来失稳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防灾减灾建议。

中国地质调查局供图　　我国第一部覆盖全国及各省、区、市，综合地表与深部、海洋和陆地的地质志书《中国区域地质志》7月28日正式发布。

本次发布的新一代《中国区域地质志》包括32部省级地质志、1部重要构造单元地质志、1:100万和1:250万中国地质图及数据库等共计33部志书，约1亿2千万字，共300余幅地质图件。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李廷栋院士领衔指导，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负责实施的新一代《中国区域地质志》，是我国当前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系统总结和高度浓缩，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科学普及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作为中国地质的“百科全书”，我国第一代地质志1980年开始编纂，1984至1993年陆续出版，字数3000万字，不到100张图件。新一代志书立足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更新了全国和省级地层与关键岩浆岩年代学格架，创新提出了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包括3个克拉通、6个对接带和11个造山系的划分方案；初步厘定了62条中国陆域俯冲增生杂岩带，深化了7个典型地区成矿背景认识，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增加了城市建设、布局、发展等相关内容，支撑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6个大区地调中心、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及全国60余家单位2000余名地质工作者，将全国各行业和部门百年来积累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地质等资料进行综合研究集成，全面展现了各区域地质全貌和地质特点，记录了全国地质调查和地质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和成果。

历经20余载，我国已实现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并正在加快推进1：2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精细探查海洋地质家底。

三点定位现场

海洋兴则国兴，海洋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如今，认识海洋又迈出坚实一步。5月28日，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资源环境全貌的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性成果正式面向社会发布。这套覆盖我国约300万平方千米管辖海域、集综合性和原创性于一体的系列成果，不仅填补了我国管辖海域海洋区域地质国情调查的空白，而且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海洋地学领域的话语权。

足迹遍布中国海，1∶100万海洋区调实现管辖海域全覆盖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是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开路先锋”，1∶100万比例尺是其最基本的精度。

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起步晚、起点低。随着1999年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的启动，我国开展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试点，自此拉开了对管辖海域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的序幕。

“按照国际标准分幅，可将我国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分为20个1∶100万标准图幅。”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基础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张勇介绍，1999年启动1∶100万南通幅示范图幅调查工作，采用先进的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设备、测试手段和分析仪器，获取了大量海上地质地球物理实测数据和室内分析数据及综合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通过示范图幅，探索了统一的外业调查、资料处理、样品测试分析、成果图件编制和报告编写的标准，形成了《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为后续全面展开图幅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我国管辖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全面展开。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60余家单位、千余名海洋地质工作者，调集调查船40余艘、飞机10余架、调查设备700余套，足迹遍布中国海。

多波束、地震、重力、磁力、地质取样、海底浅地层钻探、航空物探等先进调查手段齐发力，浅—中—深部一体化调查。基于采集获取的海量基础地质数据，项目团队对海底地形地貌、地球化学场、地球物理场、断裂构造及岩浆活动、深部地壳结构、环境地质因素以及矿产资源等开展了进一步研究，编制了20个国际标准分幅的地质图、构造图、地形图、地貌图、环境地质因素图和矿产图等基础性图件120幅，地球物理系列图、地球化学系列图等专业性图件300余幅，形成约2000万字的海洋区调报告。

成果总结再提升，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国情信息

走进深蓝，认识海洋。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获取的海量实测地质数据中，蕴藏着认识海洋世界的资源、环境、生态“密码”。

在20个国际标准分幅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部完成后，调查团队开始了对调查获取的海量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资料的集成研究，使之系统化、规律化、理论化，并最终形成首套基于实测资料、全面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国情信息的系列成果，包括中国管辖海域第一代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系列图件、第一个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数据库和第一部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报告。在本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这些成果正式向社会发布。

张勇介绍，基于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认识。比如：创新提出的“东亚洋—陆汇聚带多圈层作用”和“南海弧后扩张与左旋剪切”理论模式，重塑了东亚大陆边缘构造格局；建立了中国边缘海构造单元划分新方案，统一了中国海域中—新生代地层格架，完善了中国海域地貌分类体系。这些新认识推动了西太平洋边缘海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

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还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基础资料和找矿靶区。据了解，这次调查圈定8个深水油气远景区、5个深层油气远景区、40个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远景区；新发现10处铁锰结核（壳）站位，通过岩矿分析发现极富稀土元素；发现多种类型的海砂资源，为海砂勘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数据支撑。

“中国管辖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新发现并命名780个地理实体，388个获国务院批准，在海洋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制了10余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为环渤海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支撑服务。”张勇介绍，作为一切海洋地质工作的基础，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将为支撑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等提供更多重要的基础资料。

相较于陆地，由于有海水的覆盖，在海上开展调查和进行探测的难度更大，需要更加先进的调查技术手段。通过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的实施，形成15项海洋地质调查技术规范，初步构建起“星空地海井”调查技术体系，调查能力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在海陆过渡地带，我们应用了航空物探调查，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勇说。

在1∶100万海洋区调工作推进的同时，项目团队还在重点海域完成了35个国际标准图幅的1∶25万海洋区调，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5.2%，并探索启动了1∶5万海洋区调试点，拉开了管辖海域大比例尺调查序幕。

立足时代求变革，推动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高质量发展

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调查事业的立业之本和永恒主题，工作部署必须保持长期性、系统性和稳定性，通过持续调查和逐轮更新，不断提升对地球系统和资源环境国情的认知水平。

新时代在召唤。当前，海洋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博弈、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战略新空间，竞争的核心是革命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能力，竞争的路径从水面到水下、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从大尺度到多尺度乃至微尺度、从区域到地球系统、从机械化到智能化和网络化快速拓展。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影响地质调查发展方向和工作方式，要求海洋区域地质调查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实现调查研究“范式革命”，尤其是聚焦中国边缘海形成演化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这一主题主线，形成创新性的边缘海多圈层相互作用理论，推动我国海洋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目前我国中大比例尺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程度依然较低，制约了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加快海洋强国建设，需要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加快脚步。为此，202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会议明确，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要聚焦南海、东海等重点海域，至2025年1∶2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覆盖率达28%，2030年达50%。

在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再次发出“全力推动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高质量发展”的号令：

——优化工作布局。以“陆块聚散与资源环境效应”为主线，以“中国边缘海形成与演化”为核心，在重要盆地区、权益攸关区、岛礁建设区重点布局，在重要经济区、重大工程区、生态保护区等优先布局开展1∶25万、1∶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及专题填图。

——回归基础本源。以解决重大海洋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查清重点海域基础地质特征，提升地质构造、地层沉积、岩石矿物、地形地貌等基础地质认知，深化成矿、成藏、致灾、生态等地质背景、地质过程、控制因素等认识。

——强化陆海统筹。以实现陆海构造单元、地层格架、圈层作用等重大地质问题衔接为目标，加强海岸带地质调查，创新海陆过渡带航空物探等先进调查技术方法，充分利用智能化、无人化设备，解决陆海一体化调查研究难题。

——加强预研究。改变以往的“网格式填图”，转变为以解决关键基础地质问题和重点需求为核心，在重点目标和关键区域，开展更有针对性和更加精细的调查研究，做到有的放矢。

号角声声催征人，牢记使命在担当。新时代，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历经20余载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如今站在转型升级的新起点再次扬帆启程，持续推进服务、理论、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六大变革”，不断提高调查的广度、深度、精度、速度，为推动我国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提供坚实地质力量，让浩瀚海洋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组织专家对《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成果之《中国矿产地质志·铁矿卷》（以下简称《铁矿卷》）进行了评审验收，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等单位的9位专家参加评审。 

《铁矿卷》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和资源所研究员王登红指导，资源所研究员李厚民主编。该书系统反映了新时代我国铁矿资源状况、勘查成果、典型铁矿床式地质特征、铁矿成矿规律及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了全国7500余处铁矿产地的基本特征，实现了全国已发现铁矿产地“全覆盖”，并附大中型铁矿床基本特征一览表和中国铁矿成矿规律图附图（1:5000 000）。

全书约70万字，插图430余张，共计三篇十六章。一到四章上篇“概论”，介绍了铁的性质、用途、资源禀赋特征及中国铁矿发现勘查、科学研究、开发利用等情况；五到十章中篇“典型矿床篇”，介绍了西北、华北、东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区域各省（区、市）160余个重要矿床类型代表性铁矿床（矿床式）的勘查科研过程、矿区地质、矿床地质、矿石品位和资源储量、矿床成因简况，并配以各大区铁矿分布图及各典型矿床平面和剖面图；十一到十六章下篇“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篇”，从铁矿类型（包括矿床成因类型、矿产预测类型、勘查类型、成因/工业类型、矿床成矿系列）、空间及时间分布规律、矿床地球化学、富铁矿成矿机制、成矿预测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性介绍和研究总结。 

专家组认为，《铁矿卷》及其成矿规律图基础资料扎实、可靠，首次全面系统介绍了我国铁矿资源全貌，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论述有据。志书在铁矿成矿理论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方面有深度、有创新，是我国近年来对铁矿综合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专业志书，可为铁矿地质科学研究、地质找矿、铁矿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黑的脸庞轮廓清晰，一双眼睛充满神采。说起话来语速稍快、思维流畅，干练又不失活泼。眼前的这位小伙是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的张志，一个敢干敢拼、浑身充满钻劲儿、韧劲儿的硬汉。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获得单位2023年先进工作者称号。

作为成都地调中心第四代青藏地质人的代表，张志已扎根青藏高原十四年，并习惯与各类硬撅撅的矿石、岩心以及成摞的总结报告、图集打交道。

张志曾在扎西康整装勘查区一干就是七年。扎西康地处藏南喜马拉雅极高山亚区，海拔在4000～5600米，切割强烈，相对高差多在1000米以上，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西藏7大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之一。巨大的资源前景，为地质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但高寒缺氧的环境，也为项目组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挑战。前些年交通问题比较突出，很多地方汽车无法到达。项目人员经常靠双腿走几个小时到达工作地点，完工后还要再走几个小时返回接车点。张志和同事们经常面临行走困难、气喘胸闷、夜晚常常被憋醒等问题。“这些并不算什么。”张志坦言。最让他头疼的是工作区大部分为浅变质岩及花岗岩质岩石分布区域，山体经物理风化成无数的碎片，在山坡一角抬眼望去，满眼的碎石，“一天天的，眼都看花了，看出幻觉了，也很难找到有用的矿化线索，说没起过放弃的念头是假的”。匍匐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脊上日复一日地寻找矿藏，这样的工作张志不仅没放弃，还和同事一干就是七年。

如果说野外找矿更多的是考验心志，写报告考验的则是心智。2018年，张志带着博士卿成实及硕士研究生卢柳，加班加点苦干一个多月，完成扎西康核实报告和桑日则详查报告。2021年，为了进一步将扎西康十余年的勘查成果总结清楚，张志带着卿成实博士及李应栩博士，迎难而上、一鼓作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300余份地质图、13余万字的成果报告，并顺利通过评审。

十四年来，张志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地质调查二级项目2项，市场项目6项，其它项目3项。主持项目勘查评价大型锡多金属矿1个，大型铅锌矿1个，主持中型金矿勘查评价1个，参与超大型－大型铜矿勘查评价4个。获得自然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1次，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十大进展1次，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进展1次，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2次。

“我没有比别人更聪明、更能干，只是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张志反复强调。他本科学经济，在证券公司入职一年，后来转入矿产专业，用6年时间攻读硕士、博士。用他的话说就是走过弯路、浪费过时间，所以更要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中。

“回望这十四年，从学生到项目秘书再到项目负责人，我觉得体会最深也是最受用的就是，时刻警醒自己，无论多大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张志如是说，眼神质朴而坚定。

 

2021年错那洞野外 

 

2021年错那洞野外营地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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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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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绝地重生”的义勇背负新区、新层系油气突破的责任，深入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敢为天下先”的拼劲打破旧有的理论认知体系，探索建立新的认识。

这是一支勇敢的队伍，以“山花烂漫丛中笑”的默默奉献使银额盆地成为公益性地质调查引领商业勘探实现重大突破的成功典范。

10年的艰苦拼搏，开辟了一条改写历史的航道，终实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引领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获日产原油51.67立方米、天然气729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气流；终实现陕西省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获得日产9.15万立方米（无阻流量）的高产工业气流。

顶风冒雪，跨越茫茫戈壁，责任镌刻一段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风餐露宿，丈量大漠苍凉。创新铸就一幅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气贯长虹，创造不朽传奇。奉献谱写一首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这就是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工卢进才为带头人的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团队（以下简称“银额盆地油气团队”）。是他们使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油气勘探实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突破；是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责任，镌刻一段拼搏奋战的时代记忆 

地处中国北疆的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隶属阿拉善盟，境内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额济纳与马可波罗元朝时记录的“亦集乃”同义，在当地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语中为“先祖之地”的意思。这里也被国外一些历史研究专家称为匈奴最早的首都。银根地区则归属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乌力吉苏木管辖。

而从地质学上，这里同属于银根-额济纳旗盆地（以下简称“银额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面积约12.3万平方千米，是我国内陆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的大型沉积盆地。

从1955年起，以中生界为目的层，数代地质人持续在银额盆地开展了较长时期的油气勘探工作。在地质学的传统认识里，石炭系-二叠系通常被认为不具备油气生成和藏储条件，是油气勘探的“被忽视区”。受“石炭纪-二叠纪碰撞造山”与“区域变质”理论的影响，银额盆地一直作为中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未曾开展过针对石炭系-二叠系的油气地质调查与评价。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关键地质问题研究一直很薄弱。

因为油气勘查进展缓慢，油气矿权登记程度较低，这里甚至一度作为非重点区域被舍弃。有知情人透露，2000年以后，中石油逐渐退出了这里的部分矿权。

1998年3月，国土资源部在原地矿部的基础上成立。2000年，随着原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改建为新星石油公司并划归中石化，国土资源部门失去了一支在大庆等许多油气田的发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基础性、公益性油气地质调查的队伍，也因此暂停了战略性油气地质调查。

在2000年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上，温家宝同志曾提出，“国土资源部门不能放松油气资源战略调查的责任，争取在地质调查程度低的陆地新区和海域有新的发现”。

沿着这一指示，中国地质调查局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于2007年启动了“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等一批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目标是主要解决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明确油气资源前景，引导企业的勘探投入，实现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创新，铸就一幅坚定目标的信仰图腾 

“争取陆地新区有新发现”，这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对油气领域地质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责任，是使命，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在开赴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前，召开了前期动员大会，成立了“先遣队”，以便前期筹备工作更加稳妥。

随着地质调查工作有序开展，该团队开始对传统认识提出质疑：野外踏勘对区域变质提出质疑；沉积建造对大洋环境提出质疑；天然气同位素对新生古储提出质疑。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在银额盆地有所作为，必须改变思路，创新认识，探索新层系——石炭系-二叠系。

而此时，新疆北部三塘湖盆地石炭系油气的新发现，更加坚定了他们开展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的信心。

银额盆地油气团队首先梳理出了制约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一是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与盆地性质问题。盆地形成演化构造背景久有争议，或陆内盆地演化阶段，或洋陆演化阶段。二是原型盆地沉积格架、沉积充填特征及时空展布问题。区内从未开展过石炭纪-二叠纪沉积体系研究，原型盆地沉积构架认识不清。三是烃源岩空间分布、地球化学特征与热演化史问题。前人认为石炭系-二叠系缺乏良好的烃源岩，有些井于前中生界钻获工业油气流，也被认为属于新生古储，因此需明确生烃条件。四是石炭系-二叠系变质、变形的动力学机制，空间变化及其对油气地质条件的影响问题。五是中生界覆盖区地层层序剖面，石炭系-二叠系残留厚度、岩性组合及其时空变化。

对争议较大的关键地质问题，该团队采用多种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创新方式从不同角度寻找证据，最终形成统一认识。针对研究区石炭纪-二叠纪构造背景的争议，他们采取沉积充填、火山岩地球化学以及关键不整合界面等多方法综合研究，限定了古亚洲洋闭合时间为早石炭世之前，明确了石炭纪-二叠纪盆地性质为陆内裂谷盆地。

通过十年不懈努力，在这片茫茫大漠，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首次发现石炭系-二叠系多套烃源岩，其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干酪根类型以Ⅱ型为主、演化程度适中。

系统确定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的时空分布与主控因素，证实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具有较好的生烃条件，显示了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

通过岩石学、变形特征与构造演化、地层埋藏史等研究，颠覆了传统认识，创新性提出了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不存在区域变质的新认识，开辟了区域上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勘探广阔前景。

首次确认银额盆地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石炭系-二叠系大型含油气盆地，填补了银额盆地及周缘地区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多项空白，对中国北方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勘探有重要指导作用。

圈定了油气资源远景区，并优选出6个油气勘查区块，经国土资源部竞争性出让，引领企业勘探。已实施钻探的3个区块均有油气发现，其中在务桃亥勘查区拐子湖凹陷和温图高勒勘查区哈日凹陷分别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不仅有力支撑了油气体制改革，大大降低企业勘探风险，同时将带动内蒙古中东部、松辽盆地及周缘新区、新层系油气的发现与突破，使中国北方新区成为新的油气战略接替区，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充分发挥基础地质优势、坚持理论和技术创新、调查研究与勘探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

该项目成果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认可，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卢进才的两篇学术论文入选2014年度“领跑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名录，进一步体现了团队的创新水平。

此外，依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出版了《银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前景》（70万字）1部，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研究的空白，是有新资料、新发现、新观点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与勘探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学术思想；在《地质通报》出版《内蒙古银根—额济纳旗额盆地及邻区石炭系—二叠系油气资源远景调查成果专辑》1册，收录了最新的系统成果，弥补了银额盆地基础地质与油气地质条件研究的空白，揭示了银额盆地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前景；在《岩石学报》、《地质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地质通报》、《新疆石油地质》和《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解决了一系列影响油气地质条件与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地质问题。该项成果先后获中国地质调查成果一等奖和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二等奖。

卢进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银额盆地新区油气地质工作程度极低，历经60多年勘探历程，长期以中生界为目的层，久攻不克。通过10年扎实的基础地质调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明确了银额盆地为石炭纪-二叠纪与中生代叠合盆地，支撑解决了制约油气地质条件评价的关键地质问题，选出了一批油气远景区，保障了油气的发现与突破。

在完成“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过程中，该团队在内部紧密团结，与在银额盆地从事油气勘探的油气企业精诚合作。

“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参与的单位超过20家，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兰州大学、长安大学、长江大学、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兰州油气研究中心、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吐哈物探处、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地球物理勘探公司、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陕西省地矿局物化探队、西安西凌地球物理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勘查院、山东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勘查开发院等多个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高校、油气田企业和中科院科研院所，完全实现了产学研全方位结合。各方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得到提升。该项成果是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组成团队协作的良好体现。

长期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中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及时无偿提供给油气田公司，为油气探矿权招标和油气勘探部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尤其是2013年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在银额盆地分别中得3个油气探矿权以来，银额盆地油气团队与两家单位的联系更加紧密。

多年来，该团队及时跟踪油气勘探进展，收集最新的地震及钻井资料，开展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成果，同时积极与油气田企业交流，为油气勘探提供业务支撑，为实现银额盆地新区、新层系具有战略意义的油气勘探重大突破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奉献，谱写一首代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开展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银额盆地油气团队充分发扬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

银额盆地境内多为沙漠、戈壁等无人区，冬季寒冷多风，夏季酷热干燥，高温可持续在40℃之上，沙漠中地表温度可达50℃以上。野外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年的5月至8月，有时会延续到12月份。

在这种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银额盆地油气团队自2007年起持续在戈壁沙漠深处工作10年。个中的颠沛流离与辛酸落寞，团队里的人经年难忘。

“2008年，我们在实测芦草井剖面时住在牧民家的羊圈。驻地方圆100千米无食用淡水，项目组需往返驱车200多千米去边防连拉水，路况差，历经8小时才能载水而归。”银额盆地项目组成员回忆说，“有一次，载水车历尽艰辛回到驻地，恰恰就在离驻地不到200米，卡车上最后一个坡时，长途颠簸把水桶震得破裂，水流到地上。那可是‘生命之水’啊！大家来不及多想，果断拿出自己洗脸、洗衣服、甚至洗脚的盆放在车厢下面收集漏水，经过简单沉淀后用来做饭食用。”

2009年，在雅干野外工作期间正值三伏盛夏，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修铁路留下的废弃的铁皮房里。当时室外的最高温度超过40℃，由于房子的铁皮很薄，很容易被晒透，室内温度甚至远高于室外温度，每次从野外回来便像进入了蒸笼。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还遇上了一次沙尘暴，因为密封较差，细小的沙子顺着帐篷的缝隙进入厨房，落到饭菜里，吃饭时真可谓是米沙参半。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却没有一个队员叫苦叫累。“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做好了献身大漠的准备。”卢进才说。

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其他项目相比，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经费最大的项目，也是廉政风险最大的项目。为了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卢进才以身作则，非预算内资金坚决不违规支出，预算内资金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支出，同时对项目的每一笔资金支出和每一笔报销严格把关，既确保财政经费的合理使用，又保护了项目团队和成员。由于项目经费较大，每次西安中心的审计均会对银额盆地油气项目进行重点审计，10年来，各级审计部门均未发现任何问题。

2016年8月，“银额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与油气勘探”现场调研与研讨会在额济纳旗举办。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银额盆地及周缘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组在大漠坚守十年的工作精神和将基础地质和油气调查相结合的科技创新突破精神广受赞誉，被称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突破，对整个北方地区油气工作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3日公布。这份长约2万字的文件，为未来5年及15年的中国发展勾勒蓝图。记者梳理出规划《建议》中的“一二三四五”，为观察中国发展走向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春风，细雨，嫩芽；阳光，绿草，花香。三月，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大地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三八妇女节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来临。

古有花木兰，今有娘子军。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中，女性的力量一直都不容小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的巾帼女将。

莫向光阴惰寸功

面对超负荷的科研工作、大项目纷杂的日常管理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仍坚持到野外一线调查、学习——这就是资源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矿产研究室王岩的日常工作。这份执着和付出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专著《重要低品位、难选冶金属矿产可利用性评价》（2017年，43万字）、《中国典型矿床分布图》（1∶500万，2018年）及《中国钨矿成矿规律图》（1∶500万，2018年）等，参与的《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成果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连续多年获得资源所优秀个人、优秀党员荣誉称号。

王岩（左）与陈毓川院士一行在野外探勘

2011年入所工作以来，王岩先后在邢树文研究员、肖克炎研究员及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主持、参与多项中国地调局、科技部、基金委及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幸运的是，入职不久，她便作为项目办成员之一负责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的成果汇总及资料汇交工作。该项目是原国土资源部在矿产资源领域部署的重要国情国力调查工作，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成果资料的系统总结提升，其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参与该项目，她积累了大项目管理经验，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均得到提升。

随着潜力评价工作的常态化，2012年“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工作在陈毓川院士及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正式启动。此次编志是继1906年鲁迅和顾琅编制完成第一部《中国矿产志》百年来的一项重要的立典性工作，是矿床界的大事。该项目的顺利开展，得益于部、局、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的引路，更与各外协单位的积极配合密切相关。独木难成舟，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世纪大工程”，69个外协单位与资源所矿产志项目办拧成了一股绳。王岩作为矿产志项目办副主任，深感身上的责任之重。每个阶段该做什么、出什么样的成果，她都尽量做到考虑周全、未雨绸缪；会议的组织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汇交、与各研编组及专家们的沟通联系、与全国、各省级主管部门的协调等等，不一而足；对繁重的项目日常管理工作更是细致谨慎，尽全力协助陈毓川院士推进志书研编工作。

代晶晶在海拔5200米的西藏野外工作区

陈毓川院士及王登红主任带领的“三稀”大团队的一个传统就是老同志多、老前辈多。这些老前辈学识渊博且经验丰富，个个都是地质矿产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八十岁高龄”仍保持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野外中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使王岩深受感触、受益良多。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之下，她始终坚持超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奉献精神，以一丝不苟、勤恳敬业的工作态度，践行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核心价值观。

道路千万条，奋斗第一条。为了做好一张图、处理好上万条数据，熬夜奋战是常有的事。但无论何时何地遇见王岩，她总是衣冠整洁，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她常说：“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认真把握好每一天就是成功了。”

逐梦科研勇争先

少年时，资源所同位素实验室博士陈蕾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酷爱旅行和大自然的她在大学选择专业时从事了地质学，2003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05年跟随李建威教授开展大学生业余科研立项，2007年荣获湖北省第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二等奖和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李建威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她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了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先后两次获得资助在美国地质调查局丹佛联邦中心开展合作研究，2012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她参与了李建威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夏河-合作地区卡林-类卡林型金矿成因的矿物学、地球化学和年代学制约》，利用所学知识，发现此类金矿中硫化物普遍细小且环带发育，利用常规测试方法可能获得的是混合值，而利用离子探针的微区原位技术可以有效区分不同环带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示踪硫源，而我国在这项研究中还是空白。

陈蕾在实验室工作

这段博士后生涯，在陈蕾的未来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015年，她在国际期刊《Mineralium deposita》上发表了第一篇我国离子探针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论文，并对西秦岭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不同期次的黄铁矿和不同环带的黄铁矿进行了测试，区分出它们的不同成因和硫的来源。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技术现已应用于大洋深钻和大陆深钻样品的测试上，在地质学5个分支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陈蕾被分到资源所同位素室一线工作，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为她提供了平台，陆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7项科研项目。工作中，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利用微区原位分析技术会产生基体效应，研发出磁黄铁矿作为实验室内部微区原位硫同位素的一种工作标样。2016年引进新的飞秒激光剥蚀系统和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后，她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学习新的知识，野外采集样品不管是矿井还是露头都亲自跑，样品采回来自己制备，经常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深夜修改论文，与毛景文院士反复探讨，向同位素室的前辈和同事们请教。目前，利用飞秒激光-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建立了多种矿物的微区原位U-Pb年龄测定方法，首次建立了我国矽卡岩中钙铁榴石的U-Pb测年方法并精确限定了山西义兴寨金矿床角砾岩筒的形成时间。该方法已在我国矽卡岩型铁、铜、金、钨等矿床中钙铁榴石U-Pb年龄测试工作中成功应用，并获得部分矿床中石榴石形成的精确年龄数据。

陈蕾还十分注重学术交流，多次开展国际合作并参加国内、国际会议。她在中国地质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上的“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方法在地质学领域应用的工作综述”获得优秀论文奖；2018年在国际地质微束分析会议Geoanalysis上对实验室建立的新方法作口头报告，得到国际同行较好的反响。

一路走来，陈蕾从未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和自己比拼，坚持创新，不惧困难，为使自己成为更高水平的地质科技人才而努力奋斗，力争在地质科研的道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靓丽青春献藏区

提起资源所的硕士导师代晶晶，同事们总要称赞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一个优雅、知性、聪慧的女人，放弃了在青春葱茏的雅致里实现自己的梦想，选择了遥感地质这一专业，用细腻精致的本色、干练勤奋的职业素养，在10年工作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国家项目，将青春与汗水洒在了祖国的美好山河上。

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几乎每年代晶晶都要奔赴西藏开展野外工作。五月，北京槐花飘香、绿意盎然，正是一年风光最好的时刻，然而此刻的西藏，特别是高海拔地区，却还是春寒料峭，气候干燥、空气稀薄、环境严酷，令人望而生畏。在野外考察的路上，她常以馒头香肠果腹，甚至方便面都称得上是最美味的食物。海拔五千多米的矿区空气稀薄，稍有运动就会气喘吁吁，她凭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和求知的精神，克服困难，奔波于西藏各个研究区域。

2011年以来，在王登红研究员的指导下，代晶晶创新性地将遥感技术应用于三稀矿产资源调查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认识和新突破。如，运用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技术监测稀土矿山的开采现状和矿山环境问题，更好地服务于矿政管理工作；多源遥感数据的应用高效地提供了一批伟晶岩型锂矿找矿线索，为地质找矿节省了人力物力；通过对稀土高光谱理论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光谱特征的稀土浓度定量评估模型，为稀土污染与流失及稀土水化学找矿提供了新思路。

作为一名硕士生导师，代晶晶常对自己学生说：“我非常热爱自己的研究领域。遥感地质就是遥感与地质的碰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门交叉科学有很多未知可以探索，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她经常教育学生要开阔视野，不要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在资源所工作10年期间，代晶晶每年都是几个项目的负责人，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她努力克服家庭和身体压力等重重困难，出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靠的就是对学科的喜爱与坚持。

（材料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党办（工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