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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尔吉斯斯坦野外考察

    项目组向巴基斯坦相关部门汇报工作成果

    项目组同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研究所讨论野外工作部署

     

    编者按

    古丝绸之路,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密切联系的纽带。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的新纽带,将进一步助力双方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为我国创新“一带一路”地学领域合作机制、共享地球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构筑地学发展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创造了需求与基础。目前,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推动下,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再过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无疑会推动“一带一路”下一阶段的建设与发展,为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舞台。而地质工作作为其中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看到第一张中巴经济走廊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集,巴基斯坦石油与自然部部长沙希德·阿巴西兴奋地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中亚中心中巴项目组成员说:“有了这个图集,我们不仅可以进行沿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而且还可用于环境地质、生态地质和医学地质。中巴经济走廊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类似的场景其实并不是个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中亚中心项目组人员在其境内工作间,常常会用中国同行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愿望: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在丝绸之路上共造辉煌。

    1.中亚需要统一的地学平台

    中亚,既有全球重要的成矿带——特提斯成矿带横亘其中,同时也共享着天山的雄伟壮丽。

    但受制于国境限制,长期以来,无论在大的特提斯成矿带上,还是在小的天山成矿带上,中亚各国都未将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成矿系统进行研究。

    “新世纪后,中国在西昆仑先后发现火烧云铅锌矿、马尔坎苏优质锰矿,以及老饼—赞坎铁矿等大型、特大型矿床。这些找矿成果不仅引起了国人的瞩目,而且让相邻的塔吉克斯坦羡慕不已。”中亚中心主任李建星说,“塔吉克斯坦的同行们常常发出疑问:难道大矿不过国界?”

    而类似的疑问也常会在中国同行心中升起。乌兹别克斯坦的金矿动辄几千吨,可中国境内的金矿能达到百吨级规模就会让人喜出望外。

    同样的疑惑,催生了同样的愿望:将中亚当成一个完整的成矿带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实现共赢。

    201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依托西安地调中心成立中亚地质研究中心,中亚各国地质人员的共同愿望逐渐变成了现实。到2016年底,中国地质调查局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4个中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3个西亚国家签署了地学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摩尔多瓦、芬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地调机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中亚中心成立后,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先后实施了《中吉合作境内外天山1∶100万成矿规律图编制与研究》《中塔合作塔吉克帕米尔地区1∶25万地球化学调查》《中巴苏莱曼山—喀喇昆仑山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研究》等16项地学合作项目。

    得益于中亚中心各项地学合作项目不断开展、多个地学研究成果不断取得,2014年,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将中亚中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建设中。

    2.搭上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3年11月22日,塔吉克斯坦地质总局局长阿吉姆·伊布洛赫姆(现为塔吉克副总理)签发了自塔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给外国人的国家奖颁奖令:授予李宝强、计文化、孟广路等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一等奖,授予曹新、曹积飞、王斌、范堡程、张晶、洪俊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二等奖。

    塔国为什么要给这些人这么高的荣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来自中亚中心的地质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使塔国矿业搭上了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1年以来,我们共在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完成6.5万平方公里的1∶100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3万平方公里1∶25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累计新发现30多处矿点、矿化点,经野外异常查证新发现6处矿化露头,矿种涉及铜、铅锌、铁、金、银、钼等。”塔吉克斯坦项目负责人范堡程说,其中一处被他们命名为铁银山的矿点,地表发现很好的找矿标志,除了铁矿化之外,同时还伴生有铜、银、金,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更让塔国人欣喜的是,这里离中塔边境的卡拉苏口岸仅40公里。”范堡程说,塔吉克斯坦经济以农业、工业为主,而工业则以矿业板块为主。2013年5月19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会见中国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时表示,塔吉克斯坦政府支持紫金在塔做大做强,期待紫金今后加大在塔国投资,关注和参与矿业及延伸产业和基础建设项目。“铁银山这一新发现,为塔国打造新的矿业板块奠定坚实基础。”

    其实,借助中亚中心这一平台搭上中国地质找矿便车的,又何止塔吉克斯坦一家:在中亚中心的协助下,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第一次拥有了25万平方公里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并在白沙瓦平原碱性火成岩省发现了面积达80平方公里的稀土异常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拥有了第一张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吉尔吉斯斯坦还建立了中吉天山最新最全的地球化学数据库,并首次编制了中吉天山1∶100万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图、中吉天山跨境地球化学系列图集等,共63张图件。

    3.共享共赢的舞台

    中吉地质合作目前已形成了生产、研究、服务相结合的合作模式,项目成果通过境外论坛、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境外信息发布会、专题成果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吸引了中国紫金矿业公司、正元公司、中国黄金等多家企业获得了采矿权和探矿权,中国的矿业投资无形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虽然也是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但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方法和标准仍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分析检验的元素也只有20多个。”乌兹别克斯坦项目负责人曹积飞,从另一角度对合作共赢进行了说明。

    据他介绍,作为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前苏联解体后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不仅保留有完整的地质工作队伍,而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地质工作投入。因此,在地球化学填图中,乌国对中国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技术方法、采样介质、检验标准等都持怀疑态度,双方在合作中甚至进行了激烈争论。经深入沟通,考虑到自己没有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经验,乌国最终接受了中国的方法技术和相关标准。

    正是这样的争论和交流,让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成为合作国家快速摸清资源家底、圈定找矿靶区的利器。

    合作带给这些国家的成果还远不止这些。据了解,自前苏联解体后,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未开展实质性的野外地质工作,地质工作以纯理论性的基础研究为主。合作项目开展后,中亚中心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将前苏联时期的1∶5万纸质地球化学数据进行数字化,建立了吉尔吉斯斯坦1∶5万地球化学数据库,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发利用。结合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果,201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圈定了21个找矿潜力良好的预普查选区,在经进一步研究后,2015年将这些选区精选为16个,为吉方开展找矿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选区的野外验证检查过程中,发现各种矿化点、矿化线索达五六十处,其中7号区发现的金矿化带,在地表露头上宽约5米、延伸达3公里,地表捡块样测试金品位达到7~8克/吨,具有一定的规模。”王斌说,更重要的是,在中亚中心地质工作模式的影响下,吉方地质人员不仅掌握了在“故纸堆中掘宝藏”的本领,而且还形成了基础研究与矿产研究相结合的新的学术氛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承这一合作理念,中亚中心在合作中,特别注重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培养。每到一个国家,项目组人员在沟通好填图范围后,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进行人员培训,为他们留下利用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能快速发现资源、锁定找矿靶区且能自主开展相应工作的种子。据统计,中亚中心自成立并开展合作以来,已先后为中亚、西亚5个国家培训地球化学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数据分析人员100余名。利用这一技术和中国一样踏上地质找矿突破的快车,对合作国来说不再是个梦想。

    “前苏联的几个斯坦国家,长期致力于天山、昆仑山等在各自境内的基础地质理论研究,许多成果对我们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亚中心更多的地质人员则说,在这种合作中,双方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成果共享、互利共赢。

    4.丝路上的舞者

    中亚中心,承载的是丝绸之路中亚几国地质人合作共赢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在境外开展地质工作要面临比国内更多的困难,但中心的一帮年轻人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异国他乡。

    “巴基斯坦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大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每年11月至次年2月是地质野外工作的黄金时期。”洪俊说,为了保证项目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中巴项目组成员已经连续两年放弃在农历新年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尽管我们每年春节后回家,心里装的都是对家人、对孩子的愧疚,但一到出野外的时候,大家又都默默地整理好行装,毫不犹豫地再次踏上征程。”

    已经愧对家人了,绝不能再愧对友人!凭着这样的信念,中巴项目部的年轻人洪俊、张晶、张辉善来到巴基斯坦后,抛开对家人的思念,克服气候、饮食、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不便,手把手地教巴方派来的学员。在为巴方培养32名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同时,拿出了令巴方满意的成果:编制了首张中巴1∶100万区域地质图,范围覆盖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在跨境成矿带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方面取得新认识。

    他们的倾情奉献,获得了巴方的一致认可。在给他们精心准备的告别晚宴上,巴方代表满含深情地说:“在与你们的合作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化探方法技术、样品分析测试技术,更学到了你们的敬业态度。相比与其他国家地调机构合作的经历,这是我觉得特别轻松和愉悦的合作,因为这是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项目组的王斌,则讲述了一个至今都没敢给家人讲的故事:2014年,当他们来到吉国天山做野外调查时,好不容易学会了骑马,却没想到第二天就遭遇了意外。那天,他们完成野外观察、记录、采样后天色已晚。一看夜幕降临,大家都有点着急,都想把马赶得快点,可是越着急,马越不听指挥。天完全黑下来后,“跟着妈妈一起打工”的小马仔开始乱跑起来,驮着地质队员的马妈妈开始追起了马仔。刚开始大家还能相互招呼应,可不一会儿,大家就都走散了。

    刚开始王斌还隐约能听见队友喊自己的名字,但慢慢地就只能听见山谷里的风声和野兽的叫声了。无奈之下,王斌想起了老马识途这个成语,于是他紧闭双眼、松开缰绳、死死抓稳马鞍,任凭马一会爬上陡崖、一会冲下山坡,一会越过溪水、一会穿过丛林。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感觉马的速度慢下来后,睁开眼睛,一道光亮在前方闪过,“啊,公路!到公路了!”

    其他人呢?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嗓子已喊哑的队长李宝强、孟广路也来到了公路上。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尽管有人身体被划破、有人摔伤、有人东西丢掉了,但8名队员毕竟都安全回来了。

    尽管经历了这样的危险,但吉国项目的队员们,仍每天早早起床,跃马天山。

    可喜的是,中亚中心的成员尽管年纪不大,但作中外友谊使者的责任心却一点也不小。2011年8月,塔吉克斯坦项目组以一处只有3户牧民的深山小村落为临时基地开展周围地球化学调查。帕米尔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还艳阳高照,可到傍晚却下起了鹅毛大雪。一天,当范堡程带领的小组由于车辆故障,返回临时基地已经是当地晚上9时。可回来后,却发现还有两个小组、一辆车没有归队。

    已回到基地的队员顾不上吃饭,立即在范堡程的带领下,带上物资出发援救。最终,在距离基地15公里处找到了正在徒步返回基地的4名地质队员和1名雇佣的当地司机。一见面,司机大声用俄语喊着:“安东(范堡程的俄语名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原来,这组人员由于汽车故障无法排除,只好徒步返回。正当他们精疲力竭、近乎绝望时,救援人员赶到了……

    这帮年轻人用自己的努力奉献,不仅将中亚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国家地学共进的平台,更将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各国地质人增进友谊的纽带。

    共舞新丝路

    人间仙境青海湖,天地造化三江源,横空出世莽昆仑,前世今生柴达木……提到青海,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奇观。

    青海省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地貌俱全。祁连、昆仑、三江造山带结构复杂,时空演化差异性巨大,亿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复杂而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形成了众多罕见、神奇的地质遗迹。其高原地质遗迹不仅具有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丰富的特点,而且地域特色显著,是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研究特提斯海沉积环境、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和环境变化,以及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上,具有突出的地学价值。

    然而,由于地域偏远,经济及交通等各方面欠发达,致使许多珍贵独特的地质遗迹成为了待字闺中的神秘少女。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青藏高原安排1∶25万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其中在生态环境调查部分专门部署了地质遗迹调查内容,标志着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的大幕正式拉开。然而对于东西长1200千米、南北宽800千米的青海省来说,尽快查明地质遗迹固然重要,但如何把这些地质遗迹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并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当务之急。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程度极低,原有的地质遗迹调查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地质遗迹资源的再利用创新不足。资金短缺是困扰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与保护的拦路虎。

    有关专家表示,适当对地质遗迹进行开发利用,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学实习的基地和地区经济发展新的突破点,同时对拓宽当地居民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科学规划,盘活资源,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对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人间仙境青海湖,天地造化三江源,横空出世莽昆仑,前世今生柴达木……提到青海,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奇观。

    秋高气爽的8月,是大美青海的最佳旅游季节。当中国矿业报记者随青海省地矿局“走基层、访一线”记者团,真正零距离地走入青海、接近青海、感知青海时,才深知大美青海名不虚传。除了声名远扬的几大著名景观外,青海省还有许多神秘的面纱有待揭开,还有很多独特的地质遗迹亟待开发和保护。

    “地质遗迹是地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旅游景观的重要资源基础。青海省具有漫长而独特的地质演化历史,其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自然地质现象复杂多样。青海省7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存留的地质遗迹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极为丰富。”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吴正寿表示,该院承担开展的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青海)项目实施以来,已初步厘定地质遗迹集中区10处,野外科研、科普教育基地10处,地质遗迹旅游线路12条,为下一步建设地质公园、“精准扶贫”提供了基础。

    待字“山中”无人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中国矿业报记者一行来到距青海省省会——西宁西60千米的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时,不由得被这里集飞瀑、奇石、峡谷、石林于一体的独特地质景观而折服——“真没有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这么好的地质奇观!”

    尽管峡谷里奇峰怪石林立,飞流瀑布奔涌,潭水清澈见底,但因为还没有被发现和开发,这里至今仍是一片“处女地”,只有一条放牧者走过的羊肠小道可以勉强通过。

    而这只是青海省尚未被发现的许多地质遗迹的一个缩影,也从中折射出了青海这个旅游资源大省的尴尬现状。

    据了解,青海省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地貌俱全,南北三分明显:北部为高海拔的祁连山地,中部为中海拔的柴达木盆和西秦岭山地,南部为青南高原。祁连、昆仑、三江造山带结构复杂,时空演化差异性巨大,亿万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复杂而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形成了众多罕见、神奇的地质遗迹。其高原地质遗迹不仅具有数量大、类型多、地学内涵丰富的特点,而且地域特色显著,是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研究特提斯海沉积环境、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和环境变化,以及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上,具有突出的地学价值。

    “特殊的地质条件及作用,使青海省自然景观独特,部分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副总工程师拜永山介绍说,青海地层“五代同堂”,例如“大柴旦镇全吉山中的全吉山剖面和乌兰县欧龙布鲁克剖面”等标准剖面,三江源“中华水塔”众多水体地貌和湿地,以及丰富多样、造型独特、景色壮美的昆仑山、祁连山冰川遗迹等,其各冰期冰川地貌的关联关系、相应的堆积物在时空变化和层位方面对比的意义,以及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备受地质学界以及全社会的关注。

    然而,由于地域偏远,经济及交通等各方面欠发达,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未系统开展,致使许多珍贵独特的地质遗迹成为了待字闺中的神秘少女。直到目前,许多省外游客甚至当地的一些游客,仅知道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昆仑山口、门源油菜花等几个名气较大的景观,而且目的性很强,基本上直奔上述景观而去而不顾其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矿业报记者在青海省同德县还发现了奇特的丹霞地貌景观,虽然南方的湖南、广东、福建等几个省份早在2010年就把“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目录”,尽管同德的丹霞地貌一点也不逊色于南方且紧靠省级道路,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其被遗忘、冷落的命运。

    “近年来,青海省为建设地质公园,只在年保玉则、格尔木昆仑山、青海湖、互助北山,以及2004年首次被评为青海省第一个国家级地质公园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坎布拉、贵德、阿尼玛卿、德令哈柏树山、查尔汗盐湖等地区开展过不同程度的地质遗迹调查工作。”拜永山说。

    百花齐放才是春

    失在俄顷,积在平日。青海省许多地质遗迹之所以长期处于沉睡之中,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关键还在于其“平时功课”没有做足,基础调查工作薄弱,地质遗迹家底不清。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青藏高原安排1∶25万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其中在生态环境调查部分专门部署了地质遗迹调查内容,这标志着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的大幕正式拉开。

    2015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通过招标方式承担开展了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青海)项目。该项目的总体目标任务是,按照《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等有关要求,在系统收集、综合研究青海省以往自然地理、经济、区域地质、水工环地质、矿产资源、遥感影像、旅游资源、人文历史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开展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调查,查明省内地质遗迹类型、分布等基本特征与保护现状,了解其成因、演化过程,开展对比分析,客观评述其价值,建立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数据库,编制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名录和保护规划。

    “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符合中央关于‘加强藏区地质遗迹调查工作’精神,符合地方政府有关‘生态建设、旅游发展、精准扶贫’的要求。”吴正寿说,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是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科研科普、推进生态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具重要意义。

    对这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青海省地质调查院自然十分重视,抽出精兵强将组织实施。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开展的当年,该院就在青海省东部地区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果,新发现了一批有望建立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集中区,初步评价认为已发现3处以上世界级重要地质遗迹,并提出了多条旅游精品路线和科普基地。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也非常给力,及时跟进。2016年,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根据项目取得的初步成果,新设立了省级地勘基金项目,开展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等两处地质遗迹相对集中区的详查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当地政府提供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基础资料,推动地方的“精准扶贫”。

    “通过1年多来的工作,项目组已完成了青海省东北部地区重要地质遗迹的野外调研和全省范围内重要地质遗迹的详查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和成果。”拜永山介绍说,全省初步筛选了103处重要地质遗迹,其中东部地区重点开展了11处基础类地质遗迹、55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和5处灾害类地质遗迹的调研工作,通过地质遗迹特征、通达条件、民生所需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厘定地质遗迹集中区和野外科研、科普教育基地各10处,地质遗迹旅游路线12条。

    在其初步厘定的10处地质遗迹集中区中,湟中县共和镇盘道地质遗迹集中区特点突出,岩溶地貌、火山岩地貌发育完整,集叠层石化石、瀑布、石林、峡谷和各类象形石于一体。同时,景区海拔3000米左右,自然生态保存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距离省会西宁市60多千米,主干交通极好,餐饮、住宿方便,客源充足,是一处绝佳的旅游胜地。而海南州兴海县曲什安镇的黄河曲什安砂砾岩峰林地质遗迹区将独特的旅游资源与神奇的人文环境融为一体,把砂砾岩峰林、黄河、草原、绿洲、农庄等多种资源巧妙组合起来,山水相依,峰林耸奇,危崖横断,河映崇山,曲流回旋,平畴十里,小村安卧,动静结合,气势磅礴,成为青海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科考探险、摄影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而发现过程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2015年8月初,前去青海南部出差的拜永山偶见车前迎面飞入一处丹霞地貌,其造型奇特,色染如霞,方山、石墙、石峰、石柱间芳草没膝,古木参天,满目秀色。出差归来的他马上组织项目组前去调查,认为该丹霞地质遗迹产出在黄河流域最上游地区,对研究高原隆升、黄河溯源侵蚀历史、气候变迁等具有科学意义,并且是黄河流域与古老原始森林为伴的一处藏区丹霞地貌,由丹霞丘陵、丹霞峰丛、丹霞石墙、丹霞石柱、丹霞崖壁、丹霞峡谷、丹霞石峰、丹霞穿洞、丹霞洞穴、顺层凹槽、落水洞、天生桥等组成。

    “该地质遗迹区夏季连绵起伏的山峦、崎岖蜿蜒的山路、幽静的小径、涌动的云层、流动的羊群,配上亘古不变的丹霞地貌,宛如仙境,令人心旷神怡。其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俱佳,国内稀有,具有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谈到自己发现的“杰作”,拜永山至今依然兴奋不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东西长1200千米、南北宽800千米的青海省来说,尽快查明地质遗迹固然重要,但如何把这些地质遗迹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并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当务之急。

    “青海省许多地质遗迹像一个个散落并淹没在沙滩里的珍珠,既没有被及时发掘出来,形成品牌优势,又没能靠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来发挥整体效应。”拜永山坦言道。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2015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根据地质遗迹分布,结合当地旅游资源,专门拟选了海北州八一-黑河大峡谷、仙米林场-七彩瀑布-岗什卡冰川(夏都第一峰)等12条地质遗迹旅游线路,以期让更多的地质遗迹“苏醒”过来,发挥出更大效益。

    调查保护亟待加强

    “全省重要地质遗迹成果的取得,为‘三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能够为地质遗迹保护规划和省域旅游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拜永山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未被正式保护及尚未被发现的地质遗迹正面临着工程建设、采矿等人类活动的破坏。通过地质遗迹调查,可以提高青海省地质遗迹研究程度,为全省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指导,为今后旅游工作部署、科普基地建立及国土资源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扎实的基础资料。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程度极低,原有的地质遗迹调查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地质遗迹资源的再利用创新不足。据了解,时至今日,青海省全省范围内地质遗迹资源的种类、成因、分布、评价、保护等还未进行过全面统计和调查,即便是已实施的调查项目也存在调查对象种类单一、调查内容不全面、调查范围只限于地质公园内等问题。同时,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保护名录尚未建立,缺乏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和省域旅游行业决策急需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料。

    而2015年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青海)的开展,在青海省东部地区虽然发现了众多极具旅游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的重要地质遗迹,但受工作性质所限,投入工作量有限,调查评价精度不足。对现有的旅游景区而言,由于缺乏专业、系统的地质遗迹(旅游景点)调查工作,青海省“旅长游短”的瓶颈问题仍然存在。

    资金短缺是困扰青海省地质遗迹调查与保护的拦路虎。据了解,由于全国性地勘工作经费下调,国家配属给本项目的经费有限,且工作周期又短(2015年~2017年)。而青海省面积达72万平方千米,地质遗迹类型复杂、点多面广是其主要特点,现有资金无法完成青海省全域重要地质遗迹调查工作。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保护、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意识,在学术、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均未形成,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也未能在环境建设、地质生态景观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拜永山最后说,适当对地质遗迹进行开发利用,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教学实习的基地和地区经济发展新的突破点,同时对拓宽当地居民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强开展青海省地质遗迹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科学规划,盘活资源,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对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确保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同德县河北乡地质遗迹集中区的丹霞地貌

    让待字闺中的地质遗迹一展芳容

    原标题:人民的获得感满满的暖暖的(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①)

    图为海南三亚亚龙湾玫瑰“斗笠大姐”李玉梅在园区内修剪玫瑰。

    这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一个个“地标”,串联起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40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奇迹”的最好窗口。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图为在高铁列车上拍摄的旅客与乘务员、留学生志愿者的合影。

    到2016年底,中国已投入2.4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改革开放的浩瀚海洋中,撷取几滴水珠,展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波澜壮阔。

    从今天起,本报陆续推出三篇“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特别报道,敬请垂注。

    变化:震撼了世界

    天刚亮,15岁的朱云平起床,简单吃过早饭,穿上草鞋,腰里别上砍刀,肩上扛起一条担子和两条绳子。7点多,和村里的小伙伴结伴去很远的山上砍柴。下午一两点,他才挑着两捆柴回家。他和哥哥需要保证家里烧饭的柴火。这是他的周末生活。

    周日下午,他从家里扛着一个星期的粮食,有白米、红薯、梅干菜等,步行15公里到区中学。同学大都来自农村,五六十个孩子挤在宿舍的高低铺。每人一个蚊帐,一个开水瓶,一个铝制饭盒。周五下午放学后,所有人再步行回家。

    那一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年份。那一年,正是1978年。朱云平高二。

    40年后,砍柴娃已经成为颇成功的华商,还进入匈牙利政府机构担任了公职。

    朱云平的人生经历了华丽蜕变,而在他眼中,家乡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青田县祯埠村。记忆中,连成一片的低矮潮湿的小瓦房,现在变成了三四层明亮通透的钢筋混凝土洋房;坑洼不平的小石子路,现在变成了平整干净的水泥路;进出村庄靠小渡船,现在架了大桥通了公路。”朱云平觉得,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人,“原来,村里的人就是早起晚归,在田间辛勤劳作。现在,青壮年都出国创业或是外出务工,老人就到活动中心搓搓麻将聊聊天,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日子安静又安心。”

    朱云平笑言,如果当年能想到国内有这么大的变化,或许就不会出国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不仅让朱云平这样的海外游子感慨良多,也大大震撼了世界。

    德国《时代周刊》刊登《更高,更远,更快,中国》一文称,邓小平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基础已经过去40年了,他允许中国农民自主生产,在南方沿海设立了经济特区,也让外国人在那里投资。这很快带来了成果——40年后的今天,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村庄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配备高科技的火车在大都市之间穿行,中国的经济繁荣有很多方面让人难以置信。

    数字最能令人信服。奥地利《趋势》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中国:龙的世纪》的文章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迎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改革开放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这样描述这一“中国奇迹”。

    速度:惊艳了世界

    从莫斯科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高铁到南京,这是俄罗斯华侨吴昊最近几年每次回家的必选路线。

    “从北京到南京,坐高铁只需4个半小时,如果是‘复兴号’,3个半小时就能到。”吴昊记得,25年前第一次远赴海外,从南京到北京,他坐了整整一夜的绿皮火车,又坐了整整7天的火车,到了遥远的莫斯科。“那时,我完全不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吴昊至今难忘第一次回国坐高铁时的新奇与感慨。“坐在舒适宽敞的车内,望着窗外极速闪过的风景,我想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就曾乘坐新干线列车,感叹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速度。”

    此后,每一次回国,吴昊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在变,而且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变化。这种巨变的速度就像中国的高铁,呼啸向前。

    7年前,吴昊发现,伴随着京沪高铁投入运行,家乡新建了一座崭新的南京南站,整栋建筑气势恢宏,成为当时“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再后来,他发现网上购票,刷证进站,乘坐高铁更加方便。速度快了,车次多了,环境美了,每次坐着高铁离家越来越近,一份自豪感都会从吴昊心底油然而生。

    前不久,吴昊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高铁前往天津。普京直言坐火车有种浪漫的感觉,此前他还称,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建成莫斯科和喀山之间的高铁。

    “这让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特别骄傲。现在,海外都知道,高铁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未来,中国的高铁一定会在更多的国家落地开花。”吴昊说。

    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惊艳了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通了国内首条高铁线路——京津城际高铁。到2016年底,中国已投入2.4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

    更重要的是,高铁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中国速度”的最好代言人。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政府正在促进铁路技术和高铁列车的出口,以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如今,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销往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签署了高达180亿美元的高铁相关协议,比2015年增长了40%。

    消费:激活了世界

    2018年的夏季,洋溢着世界杯的火热。激情四射的比赛现场,中国元素十足吸睛。看台上,中国球迷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李树林,江苏省扬州市杨寿镇农民球迷协会会长,花费2万多元人民币,在俄罗斯现场享受世界杯的精彩。他一点也不孤单。国际足联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球迷购买的本届世界杯门票数超过了4万张,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排行第九。而且,世界杯期间预计有10万中国游客赴俄旅游、观赛,在各国入境游客中排名前三甲,预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英国伦敦街头,王耀身着一袭亮眼红裙,正与家人安静地享受英式下午茶,朋友圈晒出的茶叶和糖果令人眼前一亮。这一次,王耀和家人一起在英国度假,前后16天,爱丁堡、考文特花园、伦敦桥、白金汉宫……她们悠闲地放松自己。

    “最近几年,每年我都会出国度假两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看看景色、吃吃美食、发发呆,王耀很享受这种生活。“当然,购物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每次旅行的费用与购物的费用基本可以达到1:1。现在国外购物很方便,有中文导购,能用支付宝微信。这次在哈罗斯退税时,钱可以直接退到‘花呗’,真的很方便。”

    类似的中国人境外消费故事,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演。这与40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十六七年前了,那时候出国的中国人还比较少,不像现在,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华人面孔。更早一些,在国内想买外国货还只能去专门的商店,而且需要用外汇券。”王耀说。

    如今,中国游客旺盛的购买力令世界刮目相看。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游客总数量估计达到13.22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游大概为1.3亿多人次,占全球游客总数的10%。更重要的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花了1152.9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位置。《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预计,2018年出境旅游花费将达1202.5亿美元。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疲弱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意义重大。根据西窗科技联合尼尔森的最新调研结果,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交易规模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具有跨境电商购物经验人群占电商购物人群比由2016年的34%增长至2017年的67%。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者终端消费占GDP的比重达63.4%。家庭消费出现迅猛增长,增至4.5万亿美元。零售销售以年均10%的增长率稳步上升。

    正如彭博社报道所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超市”。现在中国人是以自己的购买力,成为全球经济的顶梁柱。

    减贫:温暖了世界

    摇晃的17条藤梯变成了牢固的2556级钢梯,运送药品上下山有了无人机,多年与世隔绝的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村里有了4G信号后年轻人成了“网红”……一篇有关“悬崖村”近况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让曾经为它揪心的人们舒了一口气。

    “悬崖村”实际名为阿土勒尔村,位于四川大凉山腹地,坐落在海拔600多米至2000多米的山坳中。过去,村民出村进村,需要攀爬落差达800米的悬崖,用木头和藤条编成的藤梯,成为生活在此的彝族同胞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快捷通道。险阻山路,闭塞交通,残酷地挡住了“悬崖村”的“致富路”。

    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扶贫资金、扶贫干部、扶贫理念源源不断地输向这里。

    渐渐的,通往村子的路上搭起了钢梯,学校扩建成可以容纳400人的全寄宿制村小,互联网也接入了村庄,让村民与世界有了沟通的新渠道。2017年初,村里迎来了驻村扶贫干部,他们立下脱贫军令状,开展精准脱贫,开始了发展产业、搞合作社、入股分红等一系列新尝试,不仅为“悬崖村”“输血”,更要为它“造血”。

    脱贫攻坚,不落下一个民族,不落下一户人家。“悬崖村”成为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样本。接下来,当地政府还要花大成本,在“悬崖村”修建悬空栈道、悬崖天路、天村酒店等设施,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前来。那时,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凭努力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这样望得见的好未来,让村民们都充满了干劲。

    这只是中国无数个脱贫故事中的一个。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减少了近8亿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特别是近五年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68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底的3.1%以下。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下“绣花”功夫落实扶贫政策、脱贫措施。中国的扶贫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同。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报道称,中国的脱贫人数占全世界总数的3/4。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则强调,现在,中国的脱贫速度几乎没有减慢:5年前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今天还剩不到4000万。如今,中国正努力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镛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环保:美丽了世界

    “有山、有水、有田,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还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时报》总编辑王菁野向往的生活。

    5月底,她和一群海外华文媒体人前往浙江采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样的美好生活在浙江已经成为现实。

    走在富阳东梓关村,青石铺成的路面一尘不染。两侧民宅,白墙青瓦,古朴静谧。村子一侧,稻田葱绿,在泥土的清香中,静候丰收;另一侧,清澈澄净的富春江缓缓而过,水波浩渺,映衬着远处的青山,宛如一幅《富春山居图》。

    听说有客远道而来,村民们热情地招呼大家上自家小院坐坐,一碟刚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蔬果,几杯清香四溢的绿茶,聊起平日的生活,村民们直道:“环境好了,生活富了,日子很舒心。”

    这一幕让西班牙《侨声报》社长戴华东感触尤深。20多年前,他从浙江的一个小村庄出发,远赴海外打拼。记忆中的家乡,村子环境差,村民环保意识弱,经常随意倒垃圾、倒污水。然而,这些年再回来,他就惊喜地发现,一切大变样。“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发现,现在大家不仅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更加关注整体村貌的提升。”

    变化为何这样大?一名村民道出了缘由:10多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是有了这把绿色发展的“金钥匙”,如今不仅在浙江,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了如诗如画的好风景和如火如荼的好日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中共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一幅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追求绿水青山,不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释放出转变发展观念、实现绿色发展的积极信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对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及显著成绩赞不绝口,“中国政府作出的努力可谓是史无前例。相信未来中国绿色发展红利将持续释放。”

    “中国促进绿色发展的努力值得赞赏。这种努力不仅符合中国的需求,还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教授级讲师赛斯·卡普兰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红 严瑜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7月05日 第 08 版)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人民的获得感满满的暖暖的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百年嬗变
      有这样一群人,一年中有半年多时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他们就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大洋科考队。乍一听,你会羡慕他们,窗外就是蓝天碧海,每天吹着太平洋的风,欣赏着海上的落日晚霞……生活是如此浪漫。但你要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6月7日,我作为特派记者,跟随海洋六号船从关岛出发,在太平洋上完成一个航段为期35天的海洋地质调查任务。我用自己的见闻,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洋科考队。

      初识海六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先进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综合调查船,总长106米,宽17.4米,排水量4650吨,最大航速16节。船尾部有两个舵桨,船头有艏侧推,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可以360度回转。最大燃油装载量是690吨。
      作为一艘海洋地质科考船,海洋六号上有地质调查区、物探调查作业区和实验测试区等三大作业区域,近10个工作室,配置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地球物理调查设备、综合地质取样设备、可视化作业设备(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ROV)和海底摄像系统等)和物理海洋调查设备等类,数十套科考设备。这个航次,船上还特别安装了我国863项目自主研制的“海马”号ROV。
      上船当天,在三副李楠带领下,我参观了全船。位于六楼的驾驶台是船舶的眼睛,一二层的机舱是船舶的心脏。上下两层后甲板是外业作业区域,有深海绞车、A型架等大型设备,另外还有三层的仪器房,四层的地质室和ROV控制室,样品间等等室内办公区。
      船上最主要的区域就是生活区。从二楼到五楼,共有47个房间,65个床位。餐厅和厨房在三楼,另外有一个小餐厅,里面有卡拉OK,供大家放松娱乐,阅览室和洗衣房也在三楼。健身房在一层,比较平稳,有跑步机、乒乓球桌等基本的运动设备,另外还有一间小小的桑拿房。每一楼层都有一个直饮水系统,随时可以烧开水。船上有专职医生,还有一间病房,可以进行输液等简单治疗。船内的楼梯有好几部,很多地方都装有消防救生设备。我注意到,走廊和楼梯都装有扶手,在船摇晃厉害的时候,扶手简直就是救星。
      船离港出发当天下午,要进行例行的消防救生演习。每个人都穿上工作服,安全帽和工作鞋也得齐全,最后必须套上救生衣。首先是弃船演习,这是应对发生最严重的状况时,不得不放弃船只的逃生举措。海洋六号上有2个救生艇,分别悬挂在两侧船舷的艇架上,紧急情况下,能在最短时间放入海中。从穿好衣服到来到救生艇旁集合,所有人必须在2分钟内全部完成。结束之后,我们又来到后甲板,进行消防安全演习。此时我已经完全被晕船牢牢控制,只能死死抱着一根灯柱,才勉强不会倒下。不过,这次演习,也真正让我体会到了在船上,安全永远第一,“时间就是生命”。

      驾驶台——无敌海景,也无敌辛苦

      下午两点,船慢慢启动离港,心情十分激动的我,忍不住跑到驾驶台一看究竟。
      “哇,这简直是无敌海景啊。“不同于楼下的一个一个小房间,驾驶台相当宽敞,再加上270度的全景玻璃窗,视野极好。在这里工作可真幸福啊。海洋六号的驾驶台位于6层,处于船最高、最前的位置。长长的驾控台上有着各种操作按钮、监控,在主驾控台两侧,各有一个备用的操控台。
      驾驶台有直通轮机部的专用电话,如果需要加速前进,则要电话通知轮机部提供更多动力。在地质调查工作需要定点作业时,仪器房的导航人员通过对讲机通知驾驶台,船舶启动动力定位系统,这项功能可以实现船舶位置定点不动。
      晚上,当船上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还坚守在岗位上。太平洋上的日落很快,基本上6点以后天就黑了,一天吃过晚饭,我来到驾驶台,却发现怎么黑漆漆一片,只能看到显示屏和仪器上的点点亮光。“为什么不开灯啊?”我问道。大副告诉我,晚上行船,驾驶台必须关闭灯光,才能看清前方,这就跟晚上开车是一个道理。所以,他们都是在黑暗中工作的。而夜晚的海面,什么也看不见。
      大副蒋和平是四川人,也是一位“老”船员了,1998年就到了广海局,从三副一直到大副,单位的每艘船他都工作过,前年考到了船长证,去年开始跟随海洋六号出大洋。船在航行中,每天24小时中,凌晨4点到7点和下午的4点到7点,他要在驾驶台值班。这两个时间,正是看日出和日落的最佳时间。每天,看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天一点点亮起来,然后夕阳沉入海面,直到漫天繁星。无敌海景,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感,而且面对仪器,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因为不是航道,茫茫太平洋,航行几十天上百天,也见不到一艘船,只有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
      另外,大副还负责全船的后勤保障,在关岛靠港期间,就看他忙着补给。因为台风影响,关岛本地蔬菜受损严重,华人供应商那里预定的菜也不够数量。为了能多买点新鲜蔬菜,大副跑了三四个地方,出发前一天还去关岛当地市场,十斤八斤的凑。
      有报道说,发达国家的科考船,海上工作人员35天就要下船轮休,但海洋六号因为人手有限,工作任务又繁重,广海局的每条船都在出海作业。想要实现人员轮换很困难,大副今年要工作全航段,意味着200天都在海上,6个半月不能回家。大副的儿子今年14岁,放暑假了,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贵州旅游,他只有羡慕的份儿。每天和妻子微信联系,最近得知儿子又长高了,快到1米8 的个子,大副的开心都流露在眼睛里了。
      二副和三副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二副梅亚军1987年出生,三副李楠比他还小一岁。驾驶台值班,基本是一名驾驶员搭配一名水手。这里的水手都很年轻,清一色的90后,都是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因此驾驶台也被评为全船颜值最高的地方。我开玩笑说,“大海航行靠什么?颜值。”

      轮机部——守护海六心脏的“橙衣天使”

      在经历了两天的晕船之后,10日,吃完午饭,“老轨”耿志爱来房间找我,邀请我去参观他工作的地方——机舱。此前,我就听说,机舱是船舶的心脏,为船舶提供一切动力。
      “老轨”是轮机长的俗称。他有着一张娃娃脸,看着很像90后,但已经35岁了,而且已经参加工作17年了。海洋六号船从出厂,他就一直在船上工作,每年随船出大洋,现在是广海局最年轻的轮机长。
      在老轨的提醒下,我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穿上笨重的工作鞋,跟随他穿过餐厅,走下楼梯,来到一扇写着“机舱重地,闲人免进”的门前。他用力打开,顿时巨大的轰鸣声包围了我,感觉像瞬间失去了听力一样,热浪、油污味儿一起向我袭来。天啊,船上还有这样的地方,一门之隔,完全就是两重天,真想赶紧逃离。
      老轨示意我赶紧进来。关上门之后,眼前是大型的机器设备,脚踩着的是铁的镂空的走廊,下面也是巨大的机器。跟着老轨进入到集控室,才顿时觉得耳边清静了。集控室不大,被各种柜子电脑和操作台占去了大半,只有一个狭长的过道,能放几把椅子而已。在操作台上方的监视器上,共有十六个监控画面,能看到全船主要的机器处所,在集控室的监控报警系统界面上能观测到全船机器处所重要机器的运行参数和运行状况。
      从未到过这样地方,什么都是好奇的,老轨一一向我介绍,“海洋六号一共有四台发电机,一号二号三号是主发电机,四号是停泊发电机。现在你看到四个电路开关,有两个是绿色的,就表示现在运行着二号和三号发电机。停泊发电机一般在停靠码头或抛锚时使用,功率比较小。”
      要开始进行每小时的例行巡查了,老轨给我一副特制的耳塞,自己拿着一个手电筒,我们再次进入机电舱。这里很大,从最底层的机舱底部,到船最高处的烟囱,整个机电舱上下六层,包括在船舶最前部的艏侧推舱到最尾部的舵桨舱,所有的机器处所多达二十多处,检查一这里很大,从最底层的油舱,到船最高处的烟囱,整个机舱上下好几层,走一圈至少半个小时。我跟着走了一会,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效果一点也不亚于桑拿房。
      机舱中各种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大到什么程度,两个人即使面对面,说话也听不见。而如此大的噪音,对他们来说,都是有规律的。老轨说;“时间久了,不夸张地说,机器运行中的杂音我们都能听出来。”轮机部的同志就像是中医,望闻问切,机器说不了话,但是那些巨大的轰鸣声中,如果有一点不对劲的声音,他们都能找出来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
      除了为船舶提供动力之外,轮机部还负责海水淡化处理、全船中央空调、生活污水处理、垃圾焚烧,还有日常生活工作的用电。轮机部有12人,除了老轨外,有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和调查设备管轮,另外还有机工和电机员,协同工作。集控室需要24小时值班,8个人四班倒,每个班2个人。除了每天的值班工作外,还要参加机器日常的检修保养工作,另外还有机动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处理各种突发情况,随时处理包括机械的和电气方面的各种故障。

      调查部——高学历的“海上民工”

      采访过很多地质队员,知道他们在高原在山野的辛苦,但没想到海上的地质调查工作更有一种别样的不易。
      深海作业,不比其他,风险很大,设备一旦放到海底,任何的小疏忽都可能引发大危险,不仅作业不成功,更有可能损坏设备,甚至丢失。而且真的是靠天吃饭,天气好,海况好,设备才能下水作业。
      “海马”RO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潜水器,这一次应用,是首次走出国门来到大洋。一天,我在房间,门口有人喊我,“杨记者,海马下潜到海底了,快来。”我赶紧拿着相机去了ROV控制室,里面差不多都挤满了人。高清显示器上,“海马”灵活地在海底移动,偶尔有一只红色深海虾游进了海马的视线中,最终成功地用机械手抓取了一块结壳。
      调查部有好几个科室的人员组成,他们中大都是80后,有博士、硕士、本科生。但没想到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像城市里的白领,而是自我调侃的“海上民工”。
      “海马”号ROV和浅钻在工作中偶发故障,他们常常在后甲板忙到深夜,抓紧时间抢修设备。白天,太平洋上的阳光毒辣,我穿着工作服,只是站在后甲板一会,就开始冒汗。而他们,从早到晚,工作服早就被湿透了,每个人几分钟轮换着去吃饭,刷了碗赶紧又回来干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那段时间,天天在后甲板干活,每个人的脖子和脸都晒得黑里透红,还真是跟民工兄弟一样。
      第一次看到海底摄像,觉得十分新奇。 5000多米深的海底,摄像机传回的图像,能够清晰地显示海底分布的结壳。对我来说有趣,但是他们值班的人,常常要盯着屏幕两个小时,最后看着白墙都眼前冒星星。那些密密麻麻分布的结壳,给密集恐惧症患者看了都要发疯的。更累的还要数绞车操作手,从设备下水开始,就要一直推着操作杆,时刻注意下放的速度和深度,在整个摄像过程中,手也不能离开。两个小时下来,手掌都压出了深深的红印。

      人生难得遇台风,而且还是三台共舞

      上船20多天,我已经十分习惯船轻轻摇晃,而且晚上睡觉,感觉就像是躺在摇篮里,有重新当回婴儿的感觉啊。可是好景不长,刚过7月,一天,船长蓝明华的表情似乎有些严肃,全然不见平日中温和爱笑的样子。原来是遇上台风了。在临时党委会上,船长指着卫星云图告诉大家,随着大气环流的调整,西北太平洋变得异常活跃,接二连三产生了3个台风,分别是9号台风“灿鸿”、10号台风“莲花”、11号台风“浪卡”。这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低纬度海区一字摆开,形成了“三台风同场共舞”的气象奇观。其中“灿鸿”和“浪卡”先后横扫海山工区,给海洋六号的海上作业和航行安全带来直接影响。
      我一听,心里一动,生长在西北内陆的我可从未见过台风啊,海上的台风,那应该更好看吧。当我说出还没见过台风时,大家都乐了,“你还想见台风?先让体验一下在台风外围的感觉,你再说这话吧。”
      果然,随着热带风暴的生成,海况越来越差,船摇摆的幅度加大,简直像荡秋千一样。放在桌上的水杯直接从高高的书架上掉下来,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被甩到了床上。晃得我直恶心,糟糕,又开始晕船了。然而他们告诉我,这离台风还远着呢,目前只有3米浪而已。就这样,还未见到台风,我们已经撤离工区,全速开往1000公里外避风。
      这样的状况,很多“老大洋”也不舒服了,中午食堂,也没几个人吃饭,倒是往常鲜有人问津的白粥很受欢迎。唉,再也不想见台风了。

      苦中作乐

      每天晚餐后,有些人会到飞机平台散步,因为这也是全船面积最大的一块平地了。所谓的散步,就是不停地走圈,跟电影中监狱犯人放风也差不多。在茫茫太平洋,大家的活动范围也就是只有相依为命的海洋六号了。
      但是彼此聊聊天,遇到好天气,拿出相机或者手机,拍一拍美丽的落日和晚霞,这样的美景,都市里是没有的。大家一边拍,一边想象着这朵云像什么,那片晚霞像什么,一天的疲劳都在大自然造化的神奇中消散了。
      一个月后,基本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大家明显都放松了许多,下午3点,在后甲板上几个人围成一圈踢毽球,海上呆久了,这样活动一会,出一身汗也是极好的。晚餐后打打扑克牌,唱唱K,或者一起喝茶聊天。很多房间都有配有茶具,这些干活的汉子,泡起茶来也是有模有样,我常常被邀请去喝茶,从五楼,一直喝到三楼,红茶、铁观音、绿茶,喝到肚子饱饱。
      大家在海上,条件有限,但即使这样,也能想办法苦中作乐。船头有一个自己搭建的游泳池,但其实五六个个人坐进去几乎就满了。中午抽上来一池海水,晒上两三个小时,在最纯净的海水中泡一会儿,舒坦极了。据说,这可是海六上很受欢迎的一项休闲活动。

      尾声
      他们中,有出了十几年的老大洋,出海天数超过2000天,有的“80后”,5年来在海上工作,却从未欣赏过太平洋上夜晚璀璨的星空。他们没有周末,每天24小时倒班。工作辛苦,生活也单调枯燥,出海久了,人容易焦虑暴躁,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医生说,船上最常见的病就是胃病和鼻炎。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几乎每个人都被晕船折磨。
      对于家人来说,他们在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每年出大洋,一出就是200天,开玩笑的说就是“要钱没钱,要人见不到。”可是他们就是这样,每年过了春节,不用多说什么,每个人又为下一次出海默默做着准备。


    海六全速前进驶向太平洋


    收起缆绳启航了


    蔚蓝国土上最可爱的人

    8月31日早上7点05分,记者跟随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从首都机场起飞,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甘肃敦煌机场,再经过2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酒泉市瓜州县柳园镇,这是一个建在戈壁滩上的小镇。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山野外项目部就坐落在这个小镇上。安顿好旅馆,记者就跟随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往项目部。

    在戈壁滩上踏勘,是个磨砺意志的活儿。

    在茫茫戈壁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砂石地块,队员们立刻停下来选取样本。

    在探槽中寻找“宝贝”

    北山项目部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正在向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张海啟(左一)一行介绍矿调情况

    因为有记者跟随,当天的野外午餐算是很丰盛的了。大多数时候,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只用保温桶自带的开水泡一碗方便面。

    在野外忙活了一天,回程的路也是很欢快的。

     

    北山野外项目部于2016年5月正式成立,聚拢了一堆博士和硕士。据了解,项目部现有成员23人,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5人,余下的都是硕士,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野外技术人员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是一支年纪轻、学历高的野外团队。

    项目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指导中心矿产勘查处承担的“甘肃花牛山-柳园地区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子项目。据野外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介绍,该项目属于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与技术应用二级项目,项目周期为2016年~2018年,核心内容是开展柳园幅、花牛山幅和长流水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

    进入项目部,目光所及之处让记者有些震撼——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陋,用“寒酸”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据说,这个办公场地是从当地居委会租来的。院内的地上摆放着一些矿石标本,但是很整齐,狭小的办公室内正挤着五六个年轻人在制作图表,还有两三个小伙子正在厨房忙前忙后,为当天的午餐做着准备。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饭前突然接到小伙子们的通知:喝的水没了,先吃点水果解解渴。而此时,记者的嗓子正干得有点痒,水果怎能抵得上水解渴呀。出于做客者的礼貌,记者又不好意思提出另外的要求,只得干熬着。

    杜泽忠博士向记者解释,这里的自来水是戈壁盐碱滩打出来的,碱性重,外地过来的人直接饮用的话肯定受不了。我们平常煮饭和饮用水,都是用桶装的纯净水,今天的水还没有送到。

    没想到,在这里喝口水都这么不容易。不过,这顿午餐还算丰盛,一碗面条配几道素菜,十几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的。

    记者是在长江边上的农村长大的,没那么娇气,不相信这里的水没在此地生活习惯了的人不可以喝。当天晚上回到旅馆,记者并不信那个邪,打开水龙头灌了一壶水,烧开后泡上自带的茶叶,美滋滋地一杯一杯喝下去。坏了!这可不得了!凌晨4点半多一点,记者的肚子就不太对劲了,骨碌碌地爬起来,一直折腾到天亮,上了七八回洗手间。这种亲身测试的后果实在是很让人后悔不已。记者想,这群初到此地的小伙子们是怎么熬过这一劫的呀。

    记者粗略地了解了一下,这群80后、90后,应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大多是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长大的,突然来到这个与故乡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过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和折磨呀!

    这里的时差比东部地区要晚许多。9月1日早上8点,天刚亮,记者经过一番折腾,肚子终于消停了些。8点30分,吃过早餐,整理好野外的行头,记者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张海啟一行,跟随北山野外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共二十几人,坐上4辆越野车匆匆出发了,开启了这一天的野外之旅。

    汽车开出柳园镇,就见不到正儿八经的路,茫茫戈壁滩放眼望去,黑黝黝的一片,见不到一丝让人眼睛有些温润的色彩。越野车晃晃荡荡、摇摇摆摆地一路前行。记者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前车溅起的灰尘,雾一样地在大漠戈壁飘扬,这样的场景很是刺激。记者在一路尘土中,脑子里幻化出西部牛仔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驰骋在大漠的浪漫场景,很是爷们。

    车窗外实在没有值得观赏的,除了乌黑的山丘,连茅草都难得见到一根,这样的景致也实在缺乏观赏性。越野车已经越来越颠了,人坐在车里,像羊癫疯一样,颤悠悠地摇摆,只感觉肚肠都在跟着摆动的节奏扭动着。不远处,“甘肃安西极干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几个大字在人工砌成的水泥矮墙上横亘着,约有二三十米长,这大概是一路上见到的最美的“风景”了。

    1000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为了求取真经,从长安出发,在今甘肃酒泉一带走出国门,踏上一条冒死西行之路。就在这条根本不是路的路上,一心求取真经的玄奘法师冒死西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往西天取经。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如此描述这片戈壁:“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当然,1000多年前,玄奘的交通工具与今天无法类比,但这里地质环境的恶劣程度恐怕千年未变。

    越野车一路往前,就基本没有路了,到处坑坑洼洼,晃荡得厉害,感觉司机开得有些随性,哪儿好走一点就往哪儿走,这样“跟着感觉走”一点也不好玩,人坐在车里颠得有些难受、有些惶恐,刚开始脑子里幻化的那点西部牛仔骑高头大马的浪漫情怀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越野车终于在一片看起来像山丘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说是山,其实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戈壁。下车后,眼睛所及之处不见一颗茅草,大地像撒了柏油一般,若不是那凹凸有致的地貌结构作为天然标记,你很难分清来时的路。

    定位、测坡度角、拉测线、清理探槽、取标本、记录,项目部的小伙子们都忙开了,一个个是那么仔细、那么专注。这是地质填图的必须程序,每间隔20米就在手中的表格上做一个标记。由于这里长年极度干旱,地质锤敲打岩石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就这样,在茫茫戈壁中,他们演奏出只有地质人能听得懂的交响曲。

    说得粗俗一点,就是这样一个“鸟都不想来拉屎”的地方,项目部的小伙子们却还忙得如此欢愉。

    其实,记者在头一天刚刚与这帮小伙子见面的时候,听介绍中谁谁是博士,谁谁是硕士,谁谁是刚刚大学毕业,有点不屑,因为他们活像一群在工地上长期暴晒的农民工。从他们黝黑、略显古铜色的脸上,实在找不出能与之相对应的影子。在记者粗浅的印象中,他们应该是白白净净的秀丽书生。

    此时正值中午,太阳当空照下来,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天空蓝得有些瘆人。这要在内地,这样的天气绝对是可以令人赞美的。但是这里却不同,由于地表缺乏相应的湿度与之对接,云都懒得从此飘过。阳光裹夹着强烈的紫外线,毫无遮挡地直接射到人身上,裸露的胳膊有些灼痛的感觉。

    今年31岁的杜泽忠博士皮肤黝黑,像个农民。此时,他正头顶着草帽,带着项目部的兄弟们风风火火地忙碌着。为了拍摄一点他们的工作场景,记者只得一路小跑着跟上他们的脚步。如果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远远看去,你会以为这群头顶草帽、挎着帆布包的年轻人是一群叫花子。

    杜泽忠主要从事矿床学、矿产勘查研究,刚刚博士毕业就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乎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碰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走出办公室”的号令,于是,他便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北山野外项目筹备组人员之一。就这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尽管尚未成家立业,但是作为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既要保障项目顺利完成,又要像老大哥一样对这群小伙伴们做好日常心理疏导工作。特别是那些90后,惦念城市的喧嚣,思念父母亲人,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每每小伙伴们有异样的情绪发生时,第一个站在他们面前的总是杜泽忠博士。就因为这样,杜泽忠被小伙伴们称为“带头大哥”。尽管这个头衔有点帮派的味道,但是杜泽忠还是很乐意接受的,只要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干活,喊什么都行,怎么亲切就怎么来。

    今年32岁的杜轶伦博士,主要从事岩浆成矿作用、战略性矿产研究。在跟记者聊天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他说并没有感到什么苦累,地质工作本来就是如此,跟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比起来,我们已经很舒服了。

    30岁的孙海瑞博士,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在与记者的短暂接触中,感觉他是一个很乐观向上的人,他说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所选择的专业,过去也一度想象过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尽管这里的环境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但是能跟自己的专业结合得很紧密,干起来也还算蛮有趣味的。“通过野外实践,我发现地学方面的很多知识跟在学校时老师讲的还真不是一码事。”孙海瑞说。

    刚刚27岁的吕鑫,201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尽管年纪轻轻,但是如今已经成长为北山野外项目部项目副负责人,业务的精湛程度令同龄人刮目相看。与其他人不同,这位年轻人眼里总释放出一股子锐气和俏皮,他跟记者开玩笑说,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糊里糊涂就选了这个专业,人生难得一糊涂,既然糊涂了,就继续糊涂下去呗,年轻人围着地球打转转也是很有意思的。

    临近中午1点,我们准备转战下一个目的地。越野车蠕虫一般在一片低矮的骆驼刺灌木林中慢慢前行,纵横交错的沟沟坎坎把汽车弄得像摇篮般左右晃荡。在这里,又不能沿着沟豁延伸的方向直行,哪里骆驼刺的间隔空隙大一点就从哪里穿行,“戈壁滩本没有路,路在司机眼中”。

    好不容易磨磨蹭蹭地到了下一站,大家来到一个早已废弃的土夯房子边上,房子不大,也就二十几平方米的样子。说是房子,但却没有房顶,也没有大门,因为长年难下一丝雨水,加盖个房顶反而有些浪费。据说,这个房子是上世纪当地百姓盗采金矿时加盖的,盖这个房子的目的只为躲风,不为避雨。在这个房子的周围,还有数个10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坑,据说这也是避风用的。

    瓜州戈壁,风大无比。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瓜州的风是魔鬼的兵器,无坚不摧。在瓜州的历史上,记载最多、最翔实的资料就是有关风的故事。这里每年平均有1/3的时间刮7级以上的大风,从唐代至今的1200年间,这里共有37座城池被风沙埋压,变成了废墟。可想而知,这戈壁滩上一旦起风,那将是怎样一个疯狂的场景。

    我们一行人就在这废墟般的房子边歇下来,此时已经有些饥肠辘辘了。杜泽忠博士从越野车的后备箱中拎下一大包馒头,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还有黄瓜和西红柿,以及几包榨菜。一行二十几个人就围着大石头啃咬起来。尽管这些馒头有些干,咬到嘴里有点向外喷撒,但吃起来还蛮香的。经过一上午在汽车上的颠簸和在戈壁滩上不停地跑动,可能大家实在是饿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嫌弃这顿饭菜的质量,一个个都狼吐虎咽,咀嚼得有滋有味。

    这个废墟的外墙上“龙门客栈”四个鲜红的大字倒让人忍俊不禁。据说这几个字是来自吉林大学的郑博夫喷上去的。此时这位稚气未脱的26岁小伙子正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伙伴们在远处拉测绳、测剖面。年轻人在这个满目荒凉的戈壁滩上工作,的确需要有一些搞笑的戏码自娱自乐,释放一下大家的情绪。

    24岁的王虎,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这位长年在空气湿度较高的地区长大的小伙子,刚刚来到戈壁滩开展工作的时候很不适应。他告诉记者,知道西部地区干旱,但没想到干成这样,刚来的时候,唇裂、流鼻血是经常发生的事,现在习惯了一点。不过对于戈壁滩上的这段经历,他认为是他走向社会最好的历练。

    23岁的康凯是项目部年龄最小的队员,刚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马上就要继续读研究生了。他利用开学之前的间隙,来到戈壁滩上,与这帮大哥哥们一起见习野外地质工作。康凯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年轻人人傻精力旺,干啥都不觉得累。尽管我来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这帮大哥哥们的工作热情和对地学的严谨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

    快到下午3点了,太阳开始偏西,每每这个时候就得准备打道回府了。因为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狼群出没,很危险。戈壁狼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狼群,由于缺乏必要的食物链,很饿,很有攻击性。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只能见到我们这群人活动的影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奉献精神,是很难长时间呆下去的。不说这帮80后、90后,连我这个自诩在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才匆匆经历了一下就有些急了。

    回到旅馆,脸上有些火辣辣的烧灼感。记者对张海啟书记嗔怪地抱怨,怎么把我骗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张海啟书记冲记者“嘿嘿”笑笑。实际上,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表达,这“嘿嘿”一笑,既是对项目部小伙子们的敬佩和赞许,也是对记者此时心态的一种理解。

    青春的奉献是有回报的。通过近2年的工作,项目组获得了一批找矿线索,进一步开展工作,有望转化成矿产地;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确定的1∶5万矿产调查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创新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及成果表达方式,形成了花牛山幅矿产地质示范性图件;同时,形成并建实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矿产调查野外团队。

    有感于小伙子们在艰苦条件下的艰辛付出,张海啟书记随后在北山项目部的座谈会上,即兴赋诗一首:

    北山寻理想,南部系故乡。

    纵横千里路,经纬万年长。

    地质乃吾本,矿产是工粮。

    青春放光彩,奋斗报国强。

    青春绽放戈壁滩

    1981年9月,随孙大光部长到东北三省调研期间在五大连池与部分年轻干部合影(后排左四)

     

    《温家宝地质笔记》最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3月26日,该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

     

    那么,这本作者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撰完成的“地质笔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特点?作者在退休之后为什么要编撰出版这本书?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人员在与作者的联系、沟通与互动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其中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带着这些读者同样关心的问题,在《温家宝地质笔记》在全国公开发行之际,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了负责编辑出版该书的地质出版社负责人及有关编辑人员,了解到其中的诸多细节,并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地质笔记”记录了什么?

     

    《温家宝地质笔记》是温家宝同志退休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精心之作。

     

    “这本书不仅是地质专业笔记选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对在地质系统工作的那段时期的真实回忆。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年轻地质队员成长的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与力透纸背的无限深情。”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在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情地说。

     

    《温家宝地质笔记》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这本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4个部分。每部分所选篇目均是从笔记、日记中摘选的代表性篇目,按时间顺序编排,基本反映了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阶段的工作、学习以及他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情况,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作者专门在每一部分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还撰写了回忆文章。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亮点。

     

    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告诉中国矿业报记者,作者的地质笔记和他参与绘制的区域地质图,字迹清秀工整,图幅线条清晰,无不显示出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为尽可能多地展示作者的笔记手迹,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同时根据每部分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编排方式,或图文对应,或以图代文。这是本书为保持笔记和回忆的真实性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据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是野外地质考察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以及16篇回忆文章;作者在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时的工作笔记16篇、日记15篇,照片11幅;附有作者在野外地质考察中信手绘制的剖面图、素描图、示意图等32幅,笔记影印件110幅。

     

    这部分所选笔记、日记和回忆文章,反映了作者当年穿行于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内容:测制地质剖面,检查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同时介绍了地质工作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知识。“引言”、日记和回忆文章文笔优美,细致地描绘了祁连山等地的自然风光,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动地回忆了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情况,真实还原了作者在艰苦条件下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专注地质找矿的情怀和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是管理工作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笔记16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1篇;在地矿部工作期间的笔记12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2篇。另有日记30篇,照片12幅,影印件167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地质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地矿部副部长的历程,再现了作者立足全局、谋划长远的工作理念,坚持改革、重视科技的工作思路,关爱职工、心系百姓的工作情愫,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工作精神,脚踏实地、察微知著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收录的笔记反映了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不同管理阶段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其中,在甘肃省地矿局的工作笔记,客观反映了作者工作重心的转变,即从具体业务管理(工作安排、设计审查、成果验收)向全局业务工作部署(坚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地质工作调整等)、管理制度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转变。在地矿部的工作笔记集中反映了当时地质工作整体部署和体制改革以及《矿产资源法》的制订等工作。收录的日记主要反映了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第三部分是调研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踏遍群山觅真知”及4篇回忆文章,进行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调研和地质业务管理、地质科技进步问题调查研究的工作笔记44篇、日记17篇,照片17幅,影印件237幅。

     

    “引言”及4篇回忆文章详细反映了作者1980年5月至1985年4月多次调研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调研中深入基层,察看实情,兼听并记,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探讨、谋划地质工作改革之策和发展之路;反映了作者唯真唯实的工作理念,专注执著的工作精神,认真审慎的工作态度,集思广益的工作方法,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笔记、日记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维度再现了作者当年调研的具体过程,勾画了地矿系统体改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的形成过程,客观记述了作者参与、谋划体改工作的具体实践。

     

    第四部分是学习研究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读书笔记11篇,学习研究笔记1篇,撰写的部分学习研究文章5篇,照片10幅,影印件118幅,清绘地层柱状图1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顾了出身教师之家的自己在学生时代和参加工作以后博览群书、潜心学习的事例和感受,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了人民积累知识,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不倦学习的思考、感悟和收获。

     

    从这部分所收录的笔记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深山大漠的恶劣环境下,还是在繁忙的业务管理工作中,作者都是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结合地质找矿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地质找矿、资源能源等新理论、新知识。除专业知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了解世界经济的动向及发展趋势。

     

    据了解,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由我国著名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先生亲自担纲。装帧设计从田野、大地、沉积岩以及大自然的群山中归纳出土绿色为主基调,而且贯穿于封面、目录、篇章页、配图衬页,以及书眉、部分标题字体。全书设计风格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的内容相吻合。

     

    为什么要编撰这本书?

     

    温家宝在本书中写道:“作地质笔记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是野外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各种会议,以至读书思考,我都要作详细记录,或写发言提纲、心得体会。有时是边记边想、边提出问题、边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写出自己的观点。”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1968年,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在这里工作11年。1978年,温家宝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1979年至1982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1982年至1985年,任地矿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副部长。

     

    温家宝在地质行业工作过18年,如果加上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地质的时间,则长达25年。事实上,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温家宝无论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野外环境中,还是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放弃过他的这一习惯,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记录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研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温家宝同志说:“笔记中有我对事物的观察,有各类人的七言八语,有丰富的地质科学,也有闪亮的思想火花。”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温家宝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各类笔记有45本,字数总计400余万字,只是他为数众多、卷帙浩繁的笔记中的一部分。这些笔记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地质工作记录和野外考察的地质资料,也是其个人成长过程的真实再现与写照。

     

    2013年3月,温家宝退休后,得以有闲暇细细翻看自己的这些笔记本。昔日祁连山的风雪、地质队同事的音容笑貌、地质行业改革探索的艰辛……如同放映电影一般,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浮现——

     

    1968年初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疯狂的动荡岁月。25岁的温家宝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长期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工作,工作区域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温家宝的青春时光是在那动乱和走向变革的年代中度过的。对他而言,尽管这段时光常年行走在深山大漠进行野外考察,虽然艰苦,却平静,纯粹,阔大,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在浮躁的时势中,他庆幸自己尚能行走在巍峨起伏的祁连山从事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

     

    从被分配到酒泉担任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起,温家宝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多年。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他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地质队老同事的话讲,一年四季穿皮袄,没有见过夏天。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1∶20万祁连山幅区调图,就是在温家宝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的野外考察笔记部分,有一张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省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的留影。这张黑白照片,让人过目难忘。照片里的温家宝时年32岁,他骑在马背上,一身深色工作服,寸头,瘦削,沉默,抿紧嘴唇,目光坚毅,神色平静地望向前方。照片上的青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许常年置身自然让他有了一种远离社会纷争的纯净,但稳稳攥住缰绳的双手却又显示着这个年轻人做好了吃苦的一切准备。

     

    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他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向着山脊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从来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七点,一包石头经常压得肩膀磨破了也没法放下来。

     

    在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期间,温家宝有过多次遇险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三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温家宝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回忆。

     

    搞地质工作就是苦,但艰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近两年的祁连山野外生活,给予了这个年轻人一种山一样的性格。

     

    《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时,一个人遭遇的苦难,没准儿能成为他日后奋发的无穷动力。

     

    其实,早在1960年大学入学仅几个月,温家宝就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病。他开始全休,不能上课。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温家宝并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病人,他每天坚持跑步和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钢铁般的意志,硬是让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

     

    学生时代的温家宝,还曾五次下周口店实习。他的隐忍与不畏艰难的个性,给和他一起去秦岭生产实习并担任小队队长的郭铁鹰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温家宝说过这样一句话:“家宝你能忍。”于是,“能忍”成为温家宝后来去祁连山工作的自我认知。

     

    温家宝喜欢高山。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祁连山的风光和大自然的奥秘,给了他探索的勇气。由于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有时候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但他边走边唱。空旷的山野,只有他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他在第一部分的引言里这样写:“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

     

    巍峨的祁连山,给了温家宝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更给了他在困难境遇中保持尊严的纯净内心。他写下对自己的勉励:一生将以高山为伴。一个人许下“以高山为伴”的人生坐标,即使无法预测他会在未来去往远方何处,都会知道他的归途。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人心思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此时,温家宝的个人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1979年9月21日,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12月离开酒泉,到兰州的甘肃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

     

    1980年初春,温家宝住在甘肃省地质局办公楼三层一间宽敞但简陋的办公室。他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却依然有一些怅然若失。他的心思经常飞回祁连山腹地,想念在那宁静之地的思索和行走。

     

    在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温家宝这样写道:“山黑黢黢横在兰州市的南边,我坐在桌旁,天天仰望着它,山下面新建了许多楼房、厂房,嘈杂的声音日夜不宁。……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年轻人经常坐在窗边沉思。

     

    此后,他每天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时常在笔记本上留下工作谋划,比如1980年6月10日,他写下“成矿远景区划自审;长远规划编制;科研项目厘定、成果鉴定和汇报制度。”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除了自身天赋、努力与奋斗,总是和时代际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81年,温家宝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他不曾想到,更大的机遇也很快到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年轻干部。在此背景下,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考察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1981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此次调研后,1982年,他奉命由甘肃调入北京,进入地矿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12月4日,他从兰州乘火车去北京。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温家宝的内心竟然涌出一种少有的纠结的感觉。他在书中写道:“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但这位心系远山的青年,终究要离开魂牵梦萦的高山。因为,他要去往更远的地方。

     

    刚到北京的日子,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很不适应,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他在书里回忆说自己“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他又不停给自己打气,“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和思考地质管理体制改革。

     

    忙碌中的他迎来了1983年的元旦,刚迈入41岁。元旦之夜,温家宝没有回家,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一天的日记里,是一个自省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孤独的背影,“外面是进行着的元旦之夜,爆竹毕毕剥剥地响着,而部办公大楼是这样的静,静得只听到日光灯发出的响声。我默然坐在办公桌前,回想着过去走过的路程,思考着未来。”他总结这一天的心路:“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1983年10月,温家宝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在地矿部工作期间,温家宝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专事调研。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他亲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1984年9月,温家宝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在访问的21天里,他去了莫斯科、基辅等7个城市。从秋高气爽的北京出发,到达雨雪交加的乌兰巴托,绕过沙鸥翔集的贝加尔湖,进入青烟袅袅的西西伯利亚盆地,直至最后抵达有列宁故居的莫斯科。他的日记里记录着一个首次走出国门的地质人,对更大世界的细腻认知。

     

    1985年冬,温家宝调任新的单位,离开了地质系统。

     

    在地质系统工作的25年,他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这25年里,自然的无限寂寥和阔大,润养了一位青年沉默向上的坚韧内核。这25年的地质韶光,印刻下了一位青年人生轨迹的青春底色。

     

    温家宝在《地质笔记》自序中写道:“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矿时。我难忘在祁连山的找矿岁月,怀念昔日的同事,牵挂着甘肃的发展。在甘肃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是滋养和支撑我精神之树沐雨栉风的沃土。”

     

    “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我到过祖国的许多山山水水,亲身经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我感谢培养我成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

     

    “把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也是表达我对地质工作的无限怀念之情。”温家宝同志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温家宝同志整理了这些笔记,并交由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

     

    学问深时意气平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读书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修身怡心。而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

     

    温家宝爱读书。在他的地质笔记中,有部分内容都是其读书学习时的记录。

     

    在本书中,作者专门忆及自己学习的经历并附以相关的笔记、日记。人们从中可以细细体会“立身以立学为先”的道理。

     

    有联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出身教师世家的温家宝,读书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习惯,而是自觉。在北师大学地理的父亲,对启蒙这位青年的地质梦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0年当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的就是父亲过去读的《中国地质学》。那是李四光1939年写的书,父亲在书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他就接着在上面写。

     

    大学里,温家宝所读的地质系是大系,专业面广,所学的几十门专业课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他抓紧一切时间涉猎各种学术理论。据他回忆,读大学时,“总是在晚自习以后还要多念一至两个小时。睡下去以后呢,就突然起床了,以为天亮了,就到自习室,其实可能才两三点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人引领到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这位地质青年闲暇时最爱阅读的是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大学里,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以及中外名人名著。

     

    1968年,温家宝远赴甘肃工作时,随身带的四件行李中,有两件是装满书籍的小木箱。1969年到1974年,当他在祁连山进行野外工作时,这些书籍给这个孤独青年带去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荒郊野岭的漆黑夜晚,人是无比孤独寂寞的。奔波劳累一天的同事们,此时都回到帐篷里,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温家宝此时总是喜欢利用宁静的山区夜晚时光来读书和思考。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5月1日,他又如实记录,“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地质队,温家宝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天自学一门学科,读最新的地质科技文献,也读文史哲和英语。为此他买了很多书,有《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刘禹锡诗文选注》等。每次跑到野外考察,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回忆学习经历时,温家宝在书中讲了学习英文的两个小事:一是在上大学时因偷偷跨班学英语,被老师发现“轰”出了教室;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兰州上职工业余补习班学习英语时被老师调侃发音不准。

     

    书中收入的一张英语听课证影印件,使许多过来人顿时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学习英语的热潮,也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温家宝已届不惑之年,仍然渴望掌握英语的强烈愿望。

     

    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如饥似渴地记录。在这本书里,有一部分“文史读书笔记选”影印件,密密麻麻的蓝黑色钢笔字迹铺满纸张,白居易、韩愈、李贺、司马迁……大量摘录和点评,让人震撼。

     

    这部分影印件里,有一张抄录白居易诗歌的纸张,尤其清晰。这是白居易那首著名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首托物寓人的哲理诗,写寺中的孤桐,拔从萌芽,始自毫末,无所依附,但由于“中心有通理”就长成亭亭五丈有余,而且仍继续生长。白居易寄语立身于世者,也应该在内心中竖立一种标准,如此方能孤直。

     

    温家宝把这首诗全文抄录于自己的读书笔记中,用以自勉。“中心有通理”的孤桐,无疑对于这个用功的青年来说,意味着很多。

     

    事实正是这样,古今中外,那些超越时空,称得上经典名著的,无论是哲学类,还是宗教类的典籍,都无不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这些作品因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思想已融入到了民族乃至人类的血脉里,所以成为了不朽。阅读这样的作品会觉得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启悟,越读越有收获。所谓“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在”体现着一种成熟、干练与深邃,“学问深时意气平”演绎着一种聪慧、沉着与平和。这些,在温家宝同志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后,都一一得到印证。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这是温家宝同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编辑此书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指导思想。”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对记者说。

     

    2014年3月下旬,地质出版社收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等资料后,立即抽调数位精干的专业编辑人员组成编辑组,仔细研读笔记。

     

    顾晓华说,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温家宝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他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这45本地质笔记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最初与编辑组商谈本书的编辑思路时,温家宝就提出,“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全书要多运用笔记原件。”

     

    顾晓华说,“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温家宝的这一要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本书的编辑体例、笔记素材的图文运用,无一不表达了这一指导思想。本书的最终呈现形式也体现了这一思想。”顾晓华说,“为尽可能还原笔记的真实面貌,我们在书中收入大量的笔记影印件,或以图代文,或作为插图与文字对照展示,力争最大限度地‘还原’笔记原貌。”

     

    为便于开展工作,编辑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400余万字的笔记录入电脑,付出的艰苦努力可想而知。同时,为加深对笔记内容的认识,编辑组认真学习研究了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撰写的论文、研究报告、讲话、文章等资料。

     

    经与温家宝多次当面研究、讨论,编辑组决定将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每部分都从笔记中摘选有代表性的篇目,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客观反映作者在地质系统不同岗位、不同阶段的工作、学习情况。书中所选作者的工作、学习笔记时间跨度达18年,内容丰富多彩。

     

    这期间,在整理相关资料和素材时,编辑组惊喜地发现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编辑组在书中选入部分日记,与其他笔记内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既丰富了书稿的内容,又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温家宝的“地质岁月”。

     

    这本书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量使用了笔记的影印件。这也是把“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铁证”般真实的测量报告和管理调研笔记这些“刚柔并济”的内容参差铺排的秘诀。

     

    据这本书编辑组组长、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何蔓介绍,“按照温家宝‘真实是本书的生命’的指导思想,为了尽可能更多地原汁原味呈现地质笔记的面貌,还原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学习的情形,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全书共采用了632幅笔记影印件。在约52万字的全书中,笔记影印件篇幅合计占全书容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作者的回忆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专业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在这本书中,那些直观呈现视觉冲击的笔记影印件,如同漫漫长路的一个个交通标识,引导着普通读者进入作者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何蔓向记者介绍说,尽管当年的笔记内容有个别错误,但温家宝专门要求“本书所有引录的笔记,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一个字都不得改动。如果确有错字,就要用括号标出来;需要说明之处,则用注释加以解释。”

     

    “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如果把45个笔记本笔直地摞起来,有将近一米之高。”2014年3月,何蔓陆续拿到这些笔记本。从那以后,她和同事们就沉浸在一种震撼的情绪中。

     

    从1968年到1985年,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这18年,温家宝凭着对地质工作的挚爱和一颗单纯耿直的心,全心扑在地质工作上,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现存下来的这45个笔记本,还只是其中的部分笔记。这里面,写于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有21本,写于地矿部工作期间的有24本。

     

    从2014年3月到今年3月,何蔓带领地质出版社专门成立的一个5人编辑小组,用了两年时间,对45本地质笔记努力进行“还原”。

     

    何蔓说:“2014年3月,当编辑组成员第一次看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时,我们确实被震撼了:这些笔记本,封皮陈旧,内页纸张发黄。翻开任何一页,所见字迹始终工整隽秀,所见图幅线条清晰,一笔一画之间,无言地透出写字人的某种精神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40多年前,在祁连山及北山地区高寒、险峻、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温家宝依然能够心静如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强的意志,对野外地质现象进行规范准确的描绘。”

     

    这些笔记约有400多万字。编辑、还原这些笔记的难度超过了何蔓以及编辑组的想象。

     

    作为地质找矿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温家宝记起野外考察笔记来一点也不含糊:从测量、填图到考察地貌,每一个步骤都把专业性落实到细节。那些在山区实测后的地质剖面图和丈量记录,书写严格规范,比例精准;而走上管理工作岗位后的管理和调研笔记,到处都是圈圈划划,流露出一个深入地质勘测一线的专业人员对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这一摞摞厚重的笔记内容如果全部“还原”,信息量大,专业性又很强。何蔓和同事们一时犯了难:编辑地质笔记并成书,究竟要给大众读者传递什么样的阅读感受?

     

    “这些笔记真实地反映了温家宝专注执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的这一阅读感受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力争在有限的篇幅中还原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成长的经历,反映我国地质行业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何蔓如是说。

     

    将一本专业书籍以合适的形式呈现给普通读者,是这个编辑小组两年里最重要的功课。如何能够打破阅读门槛,让地质学的“门外汉”也能饶有兴味地翻阅这本书,同时又不失去它作为45个笔记本“高度浓缩版”的精华?

     

    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何蔓认为作者本人就是这座“阅读桥梁”。她和作者商量,能不能在每一部分正文之前写一些回忆性文字,让读者在进入正式的笔记内容,领略作者那18年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认知上的预热?

     

    温家宝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建议,而且认认真真地交上了“功课”——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他专门在每一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回忆文章。

     

    无疑,作者24篇原汁原味的回忆文章成了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其中,4篇“引言”分别置于四部分笔记内容之前。它们就像一根金丝线,将承载笔记厚重内容的回忆珍珠串联起来。同时,这4篇“引言”标题也充满诗情画意:“梦里常回祁连山;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温家宝建议,印制时用有怀旧感的黄色纸张,把这四部分引言和白色纸张的笔记正文区分开来。

     

    翻阅《温家宝地质笔记》可以发现,“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这一部分选收的16篇笔记,记录的是作者当年穿行于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情况:测制地质剖面,测量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这些笔记记录的都是很专业的内容,一般的读者看起来肯定如坠云烟。为此作者专门撰写了16篇回忆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地质专业知识。这些文章文风自然、朴实,文笔细致优美,如同电影旁白一般,使难懂的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

     

    何蔓和她的同事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还意外地发现作者在这些回忆性文字里无意识地搁进了许多自己当年日记的内容。这些日记有对当年工作、生活的记录,有对人生的感悟,有对理想信念的抒发。虽然是工作日记,读来却像意境悠远的散文。

     

    想要以一种柔软的方式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日记无疑是最好的窗口。何蔓立刻写信给温家宝,请他把这些日记都找出来。于是,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厚厚的《温家宝地质笔记》,有了篇幅甚少、感情却最为细腻的“日记”部分。

     

    这些日记是作者“想用文字来记载自己平凡的生活”的自述,包含了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在祁连山下进行地质勘探时的点滴感悟,也承载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兰州从事地质管理工作的所思所获,更收录了一个有趣的部分,即1984年9月作者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的出访日记。看似“突兀横插”的这部分,读来有种白描风格的自然文学趣味,日记主人对大自然的体察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录入、选篇、分类、注释、审校、封面设计等有关环节和多次修改,到2015年6月,编辑组完成了全书初稿的样稿。

     

    据说,此前,何蔓曾在地处北京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看到过这些笔记本,但她从没曾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参与编辑整理这些笔记。历时两年之后,会看到经过自己编辑加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温家宝地质笔记》呱呱坠地。

     

    何蔓说,温家宝同志曾在地质系统工作多年,对地质事业和地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中央级地质专业出版社和国土资源部(原地矿部)直属单位,我们能有机会编辑出版温家宝同志在地质系统工作时的有关著作,感到十分荣幸。

     

    “温家宝同志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温家宝地质笔记》的编辑工作,亲笔撰写12万余字的回忆文章,选定笔记篇目。在全书编辑过程中,无论是大纲的拟定、框架的确立、内容的精简取舍、注释,还是版式和封面设计,他本人都全程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曾15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多次与我们面谈编辑方法,先后7次审阅书稿的草稿,5次审阅样书。”顾晓华告诉记者。

     

    “两年间,作者认真细致,对每个过程稿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给他样稿的时候,是60万字,他用了5天时间逐页修改。70多岁的人,5天看60万字,你说是个什么效率?”何蔓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温家宝同志在书稿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并对编辑组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建议逐条予以回复。随后,温家宝同志又与编辑人员一起就篇目编排、版式等问题当面探讨。8月15日,根据温家宝同志的修改意见,编辑组第二次印制了样书,呈交温家宝同志后,他再次认真审阅,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何蔓说。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除了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外,还对我们上一阶段工作给予肯定。每次面谈后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总坚持送我们到门口。他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的和蔼、包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们编好这本书的信心和动力。”何蔓说。

     

    何蔓介绍说,初稿完成后,根据温家宝的要求,编辑组还先后送给40余位曾经与温家宝共事过的老领导、老专家,地质系统资深院士、地质科技工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审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意见及建议温家宝本人都逐条审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甘肃省地矿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他们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充分肯定,同时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更加准确地反映《地质笔记》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蔓说。

     

    事实上,如果你有耐心跟随我们逐页翻开这本地质笔记,初时对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时始终用心、用力、用情而产生不可思议的阅读震撼,也许最终能变成一种温柔的理解——一个地质系统的青年人,在寄予其理想的荒山野岭中,借着帐篷里的一盏孤灯,把自己放入黑夜中阅读;他在祁连山区踏冰涉险过河,在北山戈壁沙漠寻找矿石,恶劣的工作环境磨炼着一个青年人的意志,燃烧着如火的青春;他一次次瞭望窗外的远山,在独坐自省中,一遍遍净化着内心的自我。

     

    事实上,感动的不仅仅是编辑组人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本书朴实、厚重的特点还体现在书的封面设计上。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的装帧设计,出自清华大学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的手笔。

     

    在这本土黄色和墨青色堆叠的封面上,远山连绵,天空高淼,山间映衬着野外考察素描图和柱状图,再仔细分辨,还能看见影印的俊逸笔记字迹。如果把这本书立起来,看它的横截面,又会发现一种妙趣——由于是不同内容和体例的间隔排列,整本书就像一个地矿层的横断面,黄的白的绿的,几种颜色的纸张交错,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质地。

     

    “我非常喜欢他画的地质图,虽然我不懂地质,但它们看上去那么美,就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画作。”我国著名的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如是说。

     

    最初,吕敬人表示自己过去从未参与过地质书籍的装帧设计,担心做不好。但当他看到那一本本书写工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地质笔记时立刻被感动了。

     

    随后,吕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此书的装帧设计中。他从笔记中感受到了大山的壮美、河流的灵动,感受到了大地、田野的辽阔,感受到了树木和青草的气息,由此获得灵感。

     

    吕敬人提出,全书的设计风格要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内容相吻合。在封面设计中,他将一些地质元素融入了巍巍祁连山的背景,画面和谐统一,深远大气。在书页设计上,他通过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引导读者阅读,并且巧妙地让书页呈现出类似沉积岩的效果,彰显地质特色。

     

    今年3月,《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终于付梓印刷,于3月26日如期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懂,你就知道其中的分量

     

    “温家宝本人专注、执着和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以及浓浓的地质情怀也深深感动着我们,整个编辑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难得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部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图书。”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表示。

     

    据了解,这本书除了真实性的特点外,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可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书采用了“回忆文章+笔记”的体例结构。由于笔记多为地质专业内容,因此作者亲自撰写了约12万字的回忆文章,包括4个部分的引言、20篇回忆文章,对笔记的内容及相关背景进行解读,使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同时,为展现作者当年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选用了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工具、器物的照片。为配合这种体例结构,我们在排版时采用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回忆性文章采用温暖、怀旧的浅黄色衬底,笔记主体内容采用纸张本色,而配图则采用渐变的灰绿色为底。这种编排样式格调清新,高雅大方,层次分明,赏心悦目。

     

    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从1968年至1985年工作、学习的经历,记叙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要求”,以及“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文字平实朴素,亲切和蔼,娓娓道来。本书还首次披露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关心、培养下,作者从一名地质技术员成长为地矿部领导的过程。

     

    顾晓华说:“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当今年轻读者来讲,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地质工作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对于许多地质工作者来讲,也是一段尘封的记忆。”顾晓华说,通过阅读这些真实而客观的记述,读者可以深切了解温家宝的成长过程,了解我国地质科研、地质勘查、地质教育等情况的变迁,了解我国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了解广大地质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有助于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更好地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事实上,《温家宝地质笔记》既是一本系统而珍贵的地质历史资料,更是一本励志读物。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到西北边疆地区,投身祖国急需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与高山为伴,坚持学习,专注执着,勇敢探索,一丝不苟地工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成长过程正应了一句老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同时,作者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在地质系统期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把单调枯燥、艰苦危险的地质工作当作锤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品格的过程,把自己所从事的地质工作同百姓的生活疾苦、把自己的理想同地质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贯穿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

     

    如“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一开始就便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那片广阔雄浑的西部沃野。正如温家宝所说:“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读后催人上进,激人奋发。

     

    同样,在“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等引言中,作者不仅记叙了自己从甘肃到地矿部工作的那段人生重要经历,对日记笔记的诞生背景、相关工作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清晰的诠释,更表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未抛却的对地质事业现实和未来的思索,抒发了对历史对文学的辩证思考,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坚守、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那一页页无声的笔记,让我们真切地领略了温家宝同志那首诗作《仰望星空》的深邃内涵,也使我们明白了“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道理:任何人的成功都来源于他的崇高而笃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他的勤学敏思、精于业务,来源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说,这些笔记“是我用双脚走出来的”。通读全书,人们确实可以对作者这句话产生共鸣:无论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地质工作者,还是担任部局的负责人,作者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从甘陇到东北平原,从陕西到云贵高原,从边陲新疆到湘粤赣大地,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调查研究。他把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深度的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写进了笔记,写进了日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报告。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甘肃的山山水水,他撰写的地质报告特别是其中的找矿建议,后来很多都得到验证;他提出的地质工作要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工作方针,成为地质工作的方向。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为了推进地质工作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五上东北,深入省局队,走访了黑吉辽三省的30多个地勘单位,前后用了134天,进而提出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30多年前,他提出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地质成果有偿使用等意见,在今天看来,对地勘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由此,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这种行事做人的作风始终如一,在其后来担负更大责任的岗位上亦是如此。

     

    顾晓华说:“温家宝同志有着一种浓厚的地质情结。他的这种情怀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源于他亲近自然、追求真理的信念,源于他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深切体会到温家宝同志的这份深情厚意。”

     

    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地质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基础性、先行性的特点,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作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取得的成果,为广大的地质工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镜鉴,为地质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积极投身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大业。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该书出版单位地质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参考并引用了《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等先期报道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此情天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