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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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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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两位古稀老人突然举起双臂一阵高呼。

这不是电视剧中时空穿越的历史故事情节，这是2016年7月发生在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依买克村一个真实的故事。

依买克村是一个坐落在昆仑山北坡山脚下海拔约2000米的柯尔克孜族（下称“克族”）聚居的古老村落。201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这个村的村民措手不及，洪水裹夹着泥沙，漫过防洪渠，直接灌入了村民的院子，瞬间院子就变得杂乱不堪。

雨停过后，一对柯尔克孜族夫妇眼巴巴地盯着自家的院里满地湿漉漉的泥浆，六神无主，一副无助的神情令人心痛。就在老人急得团团转时，一群穿着雨靴、衣服沾满泥浆的年轻人，带着工具冲了过来，在院子里一阵清理打扫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先清洁干净的模样。

看见自家院子被收拾得如此整洁，两位不太会讲国语的柯尔克孜族老人，一时不知怎么感谢这些年轻的后生，于是就举起了双臂，喊出了开头的这句话。

项目组进行地质剖面测量

这只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项目驻地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期间，与当地群众心手相牵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实际上，进驻南疆以来，调查团队就承载了“造福南疆，造富南疆”的历史使命，矿调成果不断显现，“地质调查+”扶贫模式得到不断深化，为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发展。

2019年9月27日,“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是自然资源部唯一被授予这项荣誉称号的模范集体。

助力脱贫攻坚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中国地质调查局历来高度重视新疆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矿调工作。2008年，自然资源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展部省合作实施新疆358项目，2016年实施新一轮新疆358计划，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地质工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新机制。

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谓之南疆。南疆接壤六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从地理位置看，南疆四地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6国接壤，边境线长，处于国防第一线，其形势动向，事关全国大局。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它自古就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核心区域。我国历朝历代均高度重视南疆的战略地位，南疆对守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促进全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借助“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如今的新疆，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到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原来边远封闭的地缘局势，正在向沿边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新型地缘格局发展。

因水得名的阿克苏，是南北疆交通要冲和东西贯通的关节点，也是新疆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线中段重要关节点。

位于新疆最南端的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是新疆进入西藏、青海及邻国印度的重要门户和战略通道，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支撑地区。

号称“万山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及周边，有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以及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红其拉甫、卡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境外资源加工业、跨境旅游优势十分突出，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喀什是我国向西开放，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和中巴经济走廊起点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如今正把“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喀什从历史引向未来。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南疆四地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成为一个集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地区，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服务南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推动大型资源基地的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及西昆仑铁铅锌大型资源基地调查等二级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这是一项极其艰险的任务。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滕家欣被委任“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和团队带头人，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矿产地质室主任、南疆工程副首席专家高永宝一起，带领贺永康、李侃、燕洲泉、陈登辉、荆德龙、赵晓健、隋清霖、赵辛敏、赵民、金谋顺等一行30余人的队伍，进发南疆，“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由此成行，开启了本次昆仑山高海拔地区矿调的序幕。

这支队伍大多是一帮身上依然散发着孩子气的小伙子，对于昆仑山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武侠小说或电视剧中了解到一些传奇。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他们对昆仑山充满了向往，于是踊跃报名参与了进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一代伟人毛泽东这样描述昆仑山的雄峻。

昆仑山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昆仑山的大跨度高海拔，昆仑山的雪山冰川，昆仑山的险境魔幻，昆仑山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

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

自古以来，昆仑山也是探宝者向往之地。只是，一些恐怖的传说，阻却了探宝者的脚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昆仑山的地狱之门。毫无疑问，这个横亘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极大的山系。

尽管现代人已经对那些恐怖的传说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这个高海拔层峦叠嶂的幽深峡谷里，究竟隐藏着多少不确定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测。

参加此次矿调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野外经验不足，何况在这种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艰苦环境中工作，既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又要保证顺利完成本轮矿调项目，这对于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民族团结一家亲

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正到了昆仑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浪漫。高海拔，六月飞雪，这是昆仑山的常态。这帮小伙子能否支撑下去，的确是个问号。

南疆地区地域辽阔，不论是地级市还是县城，抑或是乡镇所在地，到调查目的地都是动辄百十公里或几百公里的路程，“西昆仑铁铅锌资源基地调查与勘查示范”二级项目组不得不往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村庄里驻扎。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项目组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的依买克村旧村委会院内安顿下来。实际上，基于对他们人身安全考虑，当地边防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并不同意项目组驻扎在这个与外面没有阻隔、毫无安全设施的简易环境中。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房顶漏雨，院内也淤积了十几厘米的泥水，杂草丛生，而生活用水要到位于高处的沟口去挑，水源常受到牲畜污染，既不卫生也不方便。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项目组成员大多是80后，研究生学历占一半出头，即使出生在农村，几乎也是娇惯着长大的，尽管大学时期老师一再描述过地质工作在野外的艰苦，心里多少有些准备，但见到眼前这般场景，一下子有点懵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十几年寒窗苦读，学成毕业，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活工作，心理的撞击与纠结可想而知。

面对简陋的驻地条件，作为这支队伍的老大哥、子项目负责人贺永康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燕洲泉，一边安抚大家，一边给大家信心。他们说：“这是项目组今后几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要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展现出新一代地质人的精神风貌。”

项目组成员迎着风雪进行剖面测量

于是，党员干部带头，小伙子们丢掉身上依然保留的学生风范，卷起裤腿，撸起衣袖，自觉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驻地建设工作中。

项目组购买了水泥、砂子、砖头、防水材料、塑料管材和水管，自己动手修缮房顶，做防水处理，清理院内杂草、淤泥，挖沟埋管，从山上引水，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挖沟埋管过程中，引来了附近村民的围观。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这帮小伙子在干什么，纷纷拿起工具加入进来。项目组就近安装了公用接水口，顺带把驻地周边几户村民的院内都安装了水管线和水龙头，当水龙头打开，一股清澈的水流涌出来时，第一次用上“自来水”的村民们纷纷冲小伙子们竖起了大拇指，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表达对这帮小伙子的感激之情。

为了解决房屋不足的问题，小伙子们顶着烈日搭建伙房，人工拌混凝土、砌砖墙，一个个又俨然成了泥瓦匠，上梁、铺房顶、做防水顶棚、安装门窗、刷墙、垒灶台，尽管大伙儿都是第一次干这活儿，但一切看起来都很像那么回事，很专业，很认真。

经过多日的努力，院内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篮球场有了，住房、会议室兼办公室亮了，墙上左侧挂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右侧挂着“南疆工程西昆仑二级项目部”的牌匾，正中央挂着“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全力支撑找矿突破”的标牌，醒目而气派。院内围起了花坛，空地已经被收拾成一块块菜地，这是准备种菜的。院子中央还设有一个1米见方的升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整齐停放的越野车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分外悦目。

看着一个废弃的村址，被自己亲手收拾成一个宽敞整洁的院落，这帮小伙子们不禁相互祝贺。隋清霖拿出手机把院子都拍了一遍，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把这个发给我老丈人看看。”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招致小伙子们“哈哈”一阵哄笑，八字还没一撇，女朋友还不知是何方神圣，老丈人还是个未知数呢。这样的冷幽默，在昆仑山下这个偏僻宁静的村落中，时常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热闹非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带着干粮进入深山，寻找矿化线索，填图。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因为高原反应，一双腿沉重得似乎绑上了沙袋，呼吸也不顺畅了，一个个嘴唇呈现出乌紫色，上山背着锤子，下山背回一堆石头，一天下来，人累得快散了架。几天下来，有的人甚至想退出队伍，回到大都市的喧嚣之中。

昆仑山并没有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仙境般的浪漫，一切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毕竟是一帮被“三光荣”精神熏陶过的年轻人，现在身处中华“龙脉之祖”，一种武侠般的豪情油然而生，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早日为祖国找到大矿，为南疆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他们如“野人”般地在这常年天寒地冻的雪山间穿梭，深一脚浅一脚地匍匐在雪山上、峭壁间，喝着凉水，吹着冷风，啃着冻硬的馒头，最好的伙伴就是石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摸着石头，看着石头，让石头的粉尘摩挲脸庞，雪山的冰水浸润眉间。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艰苦的矿调工作，围绕南疆工程和项目成果目标，以西昆仑锰矿找矿和调查研究为重中之重开展工作，以满腔的热忱，用地质锤在昆仑山敲响了最动听的声音。

在驻地，由于周边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族村民，尽管团队中有的小伙子不吃羊肉，但为了尊重当地的民族生活习俗，食堂就改成了清真饮食，大家也毫无怨言。懂得入乡随俗、识大局，如何与村民和谐相处的道理，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新一代地质人朴素的品德和包容的胸怀。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南疆团队的带头人，一名老地质工作者，看到眼前的一切，滕家欣一下子放下心来。实际上，带领这帮年轻人来南疆之前，滕家欣是有些担心的，这帮年轻人能不能吃下这个苦，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矿调工作，他一直心存疑虑。眼前的事实，让他原先的种种不安与担心顿时烟消云散。

为保证本次矿调的顺利推进，促进成果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16年11月，作为南疆工程的副首席专家，高永宝被派遣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原克州国土资源局挂职副局长。

地质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在做好野外矿调的同时，项目部提出与村警务室联手，共同开展“两学一做”宣传教育活动和“民族团结兄弟情、警民共建一家亲”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感。

加克库瓦力警官与项目部的小伙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在跟贺永康聊天的时候，他把家中最近的烦心事告诉了贺永康，说他妹妹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工作，他妈妈听人说，上海那边很乱，吵着要他把妹妹接回来到家门口工作，想贺永康帮忙出出主意。加克库瓦力警官说自己也没出过新疆，也不清楚上海那边的情况。

贺永康听完一下子笑了，告诉他这是个误解，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社会治安一流，经济非常发达，你妹妹能留在上海，说明妹妹很优秀。你妈妈实在担心的话，带着你妈妈去上海看看就知道了。

不久后，加克库瓦力警官果真带着妈妈去了上海，一看到上海的繁华，他妈妈乐坏了，回到家乡后逢人就说上海的美丽与繁荣，再也不提让闺女回来工作的事了。

推进产业发展

几个小伙子从山谷中缓缓地走出来，手上拿着白色的石头，脸上堆着兴奋的笑容，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侃。

这里是海拔4600米以上的大红柳滩项目所在地。看到正向自己迎过来的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李侃举起了手中的石头：“滕总，我们找到矿了，这是一块锂矿石。”

滕家欣接过矿石，露出一脸的兴奋。当他回过神来，仔细端详这几个小伙子那已经晒得黝黑的脸，眼泪一下子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尽管他们头上都带着大边沿的遮阳帽，但由于昆仑山高海拔地区常年积雪，强烈的紫外线通过雪地反射到脸上，很容易灼伤皮肤，小伙子们脸上都蜕掉了一层皮。

由于长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工作，这些本来白白净净的帅小伙，一个个都被晒成了古铜色。

实际上，这种野外的艰辛，较之于路途的艰险，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大红柳滩一带地处西昆仑腹地，遥望喀喇昆仑。这里交通不便，抵达工区需穿越昆仑主山脉，翻越众多达坂，绝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距离最近县城达500公里，物资供应不便；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山势陡峭，切割强烈，常年有风，最高可达8级以上。

在中国西部有一条神奇的“天路”——219国道，也称新藏公路。它穿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全线多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公路。而去大红柳滩就得从这条线经过。

“行车新藏线，不亚蜀道难。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这段顺口溜就是新藏线艰险的真实写照。

由于这里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状况，泥石流、塌方、滑坡、地基沉降等频繁发生，致使库地、麻扎、黑卡三座达坂仍是问题路段，抢修的速度赶不上自然破坏的速度，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段“永远修不完的路”。

新藏西线于1957年开通，当时还只是简易的砂砾公路，最窄处仅有2.5米宽，驾驶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库地达坂虽然垭口海拔只有3150米，但它的高度是垂直的，一面悬崖峭壁，另一面则是万丈深渊，走在上面心有忐忑。加之自然和地质灾害的破坏，说是柏油路其实已成了搓板路，路烂且窄。正如当地司机所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高原驾驶技术和定力，会腿发软，手发抖。

穿过这样的路段，无疑对人的意志和胆量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承担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任务的小伙子们也没有退缩，为了完成矿调任务，频繁地在这条线上穿梭。

每天早上天刚亮，他们就带着干粮，背着地质包匆匆出发，工作区距住宿地方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往往是两三个馒头，一包咸菜当作午餐。简单充饥之后，再继续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实在太累了，躺在地上小憩一会儿，任由风吹日晒。

昆仑山矿调工作区昼夜温差很大，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在山上时不时会遭遇暴雪、冰雹，不一会儿地上就白茫茫一片。冰雹肆意地打在脸上、衣服上，有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但会默契地抬起头，避免雪水融化脸上汗水干涸留下的盐碱流入眼中。

由于长期在野外这种特殊的环境工作，大部分地质工作者都是男性，加之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把家属带在身边，想家是必然的。但是，大多时候野外没有信号，项目团队中已经成家的年轻人，有时候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很难，时间久了，连听听最爱的人的声音竟都是一种奢侈。

对于项目组成员来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静心找矿，搞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地质工作精神的传承，是肩负国家使命、助力南疆脱贫的责任和担当。

锂资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资源，在当前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大背景下，锂资源的开发利用贯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

帕米尔-昆仑山伟晶岩区是我国重要的伟晶岩分布区，区内伟晶岩成群成带分布集中，以康西瓦-大红柳滩一带最为发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在大红柳滩一带发现了锂矿矿化线索并发现1处中型锂矿，其后外围找矿一直进展不大。

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通过在西昆仑大红柳滩一带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总结锂矿成矿规律，运用高寒深切割地区“空地一体”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实现了该区伟晶岩型锂矿的找矿突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他们，较低的地质工作程度反而提供了更广阔的找矿空间。通过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带动新疆地勘基金重点投入和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促进形成了大红柳滩百万吨级锂矿、火烧云千万吨级铅锌矿和玛尔坎苏亿吨级富锰矿3处国家级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南疆地区矿业开发的资源基础，重塑了我国锂、铅锌和富锰资源格局。

为推进成果转化，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精准对接克州人民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紧密合作，创新性地建立了“克州模式”，通过开展国家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矿产调查、召开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研讨会、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培养等多方面的合作，使得克州的锰、铜、铅锌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积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共同编制完成了《克州矿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克州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使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的勘查开发得以快速推动，富锰矿资源量已达5000万吨，一期电解金属锰厂已建成投产，2019年1月~10月实现产值9.4亿元，上交税费1.2亿元，带动地方就业约2000人，有力地支撑了克州矿业经济发展和绿色矿业发展。

“克州模式”是落实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很好实践，也是新一轮“新疆358计划”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成功开局。

2019年1月1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团委组织召开以“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为主题的青年职工座谈会，倾听心声，广纳建议，凝聚智慧，激发正能量。武汉地调中心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办公室、科学技术处、人事教育处、党委办公室、监察审计处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40名青年职工代表参加座谈。

会议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青年职工非常珍惜与领导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围绕中心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团队建设、基地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个人职业规划、所盼所想等，敞开心扉，踊跃发言。青年们结合各自经历和工作实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畅谈体会与收获，摆问题提建议。针对青年职工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问题和疑虑，与会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均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互动，并一一作出解释答复。

武汉地调中心党委书记充分肯定了座谈会的意义与成效。同时寄语广大青年职工，一是新入职员工要积极适应工作岗位，进入工作角色，不断提升工作能力，为实现自我价值和单位发展贡献力量；二是年轻同志要再接再厉，勇于创新，认真参与项目研究，努力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提升中心整体科研实力；三是青年职工要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严格遵守党纪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主动适应新形势，自觉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环境下工作和生活。

武汉地调中心主任与青年职工分享了参加座谈会的体会和感受。认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心情，都想多了解单位情况、融入单位这个大家庭，这充分表明大家对单位都怀有很深的感情，是对单位有认同感、归属感的具体体现。同时对青年职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要加强学习，提升本领。要勤于思考，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敢于创新；二是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要传承李四光等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发扬“三光荣”“四特别”精神，努力践行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在实现一流地调中心建设的征程中同步实现个人理想，争取更大作为；三是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坚持品德为先，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注重意志品质磨炼，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四是要讲政治，顾大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思想指引方向，信心汇聚力量。与会青年职工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局党组、中心党委部署要求，紧跟地质工作改革步伐，踏准节奏，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地调中心宏伟目标，做勇攀地质事业高峰的坚定追梦者，不负春光，不负梦想。

会上，武汉地调中心团委负责人还汇报了2018年度工作开展情况和2019年度团委主要工作安排。

当地时间6月12日凌晨4点，经过2000多公里的航行，正在西太平洋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地质第8航次任务的“海洋六号”科考船转移到了本航次的主战场。计划首先开展一次20米超长重力柱取样作业，尽可能深的获取该区表层沉积物柱状样品。

快要到达地质取样目标站位时，仪器房中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大家围坐在浅地层剖面主机前，密切关注着目标站位的底质情况。随着剖面数据由显示屏右侧慢慢的显示出来，作业人员的心情忽然变得凝重起来。根据剖面资料的分析，该站位海底底质偏硬，不适合重力柱取样，取样管弯管的风险非常大。首席科学家和正副技术负责商议后决定临时调整作业计划，先做北边相邻站位常规重力柱取样作业，然后根据走航浅地层剖面资料再重新确定目标站位的位置。“海洋六号”船调头向东北方向站位驶去，走航过程中记录浅地层剖面数据。

到达相邻站位后，业务部作业人员立即开始了站位重力柱取样作业。取样器入水后，所有技术人员又围坐在浅地层剖面主机前，开始对走航中记录的浅地层剖面数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在100多公里的剖面中找到了一处底质软、沉积厚、地形平坦的地方，非常适宜开展超长重力柱取样。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并与项目负责沟通后，决定将目标站调整到此处。

相邻站位取样器出水后，作业人员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即将开展的超长重力柱取样准备工作中。两个小时后，“海洋六号”船顺利到达新确定的目标站位。船舶就位后，新的问题又出现。此时只见海面上掀起了一片片白色的浪花，“海洋六号”在涌浪的推动下左右摇摆。由于20米的超长重力柱取样必须借助“海洋六号”侧舷的托架才能进行作业，而当时的海况条件下如果开展侧舷托架作业，2吨多的托架极有可能撞坏船体。首席科学家立即召集主要技术骨干围绕下一步作业开始了讨论。业务部闫卫召作为后甲板经验最丰富的作业组长，提议取样长度由20米改成15米，这样就可以不用侧舷托架，改在后甲板开展超长重力柱作业。

考虑到海况一时也难以转好，为了不影响整个航次进度，退而求其次，决定在目标站位开展15米的超长重力柱作业。这样，前期的侧舷托架作业准备工作就白做了，所有准备工作要推倒重来。此时，天色渐暗，为了能使设备在天黑前能入水，后甲板作业人员不顾连续作业的辛苦，立即开始了新的准备工作。在大家的同心合力之下，夜幕降临之际，15米的取样设备缓缓放入深海。

绞车释放缆长逐渐增大，两个小时后，取样器已经接近了海底。操作人员一声：“取样器到底，打点”，之后开始了绞车回收操作。作业人员怀着紧张的心情关注着绞车的张力数据，当张力数据一下子跳到了9吨，大家紧张的心情才逐渐放松了，根据以往经验，本次取样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取样器慢慢回收，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取样器离水面100米时，所有作业人员后甲板就位，开始了取样器回收操作。半个小时后，取样器已经回收完毕，卸在甲板上的支架上。作业人员怀着紧张的心情拆开最后一节取样管，取样管打开之际，不知谁喊出了一声：“有样品”，这意味着这次取样长度起码超过了12米，此时大家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所有取样管拆开后，经测量本次取样长度达到12.6米，虽然没能破纪录，但已是非常满意的结果。

作业人员完成了取样设备拆卸和固定工作后，时间也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长时间高强度的取样作业完成之后，疲倦一下子袭上了所有人的身体，大家都拖着沉重的双腿回房间休息。还好接下来是二十多小时的航渡，大家可以利用这一间隙修整一下。夜色中，“海洋六号”船高速向东南方驶去，投入到下一阶段的作业中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更大挑战还在等着我们。

 

 

尾矿库是指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来堆存金属或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的尾矿或其他工业废渣的场所。

尾矿库是一个具有高势能的人造泥石流危险源，存在溃坝危险，一旦失事，容易造成重特大事故。

尾矿库一般由尾矿堆存系统、尾矿库排洪系统、尾矿库回水系统等几部分组成，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尾矿库的分类

山谷型尾矿库是指在山谷谷口处筑坝形成的尾矿库。它的特点是初期坝相对较短，坝体工程量较小，后期尾矿堆坝相对较易管理维护，当堆坝较高时，可获得较大的库容；但当汇水面积较大时，排洪设施工程量相对较大。我国现有的大、中型尾矿库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傍山型尾矿库是指在山坡脚下依山筑坝所围成的尾矿库。它的特点是初期坝相对较长，初期坝和后期尾矿堆坝工程量较大。由于该类尾矿库尾矿水的澄清条件和防洪控制条件较差，因此管理、维护相对就比较复杂。国内位于低山丘陵地区的小矿山常选用这种类型的尾矿库。

平地型尾矿库是指在平缓地形周边筑坝围成的尾矿库。其特点是初期坝和后期尾矿堆坝工程量大，维护管理比较麻烦；国内平原或沙漠戈壁地区常采用这类尾矿库。例如山东省的一些金矿的尾矿库。

截河型尾矿库是指截取一段河床，在其上、下游两端分别筑坝形成的尾矿库。它的特点是不占农田；库区汇水面积不太大，但上游的汇水面积通常很大，库内和库上游都要设置排水系统，配置较复杂，规模庞大。这种类型的尾矿库维护管理比较复杂，国内采用的不多。

溃坝原因

洪水漫顶

洪水漫顶是造成尾矿库溃坝的重要原因。由于排洪设施的设计、施工或管理不能满足要求，往往会造成尾矿库排洪能力不足、排洪设施出现堵塞垮塌，汛期时大量雨水涌入库内，极有可能导致洪水漫顶，使坝体溃决。

坝体裂缝

坝体的某些细小裂缝有可能成为坝体集中渗漏的通道，裂缝的出现也可能是坝体滑塌的预兆。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坝基承载力不足导致局部坝体坍塌开裂、坝体边坡及断面尺寸设计不当、坝体施工质量差等。

渗透破坏

正常稳定的渗流可以加速尾矿库干滩的形成和尾砂的固结，提高坝体的稳定安全性。若坝体没有进行合理的设计及施工，未根据稳定运行要求设置坝体排渗层，将会造成坝体浸润线偏高，有可能引发溃坝事故。

坝体滑坡

有些坝体滑坡是突发性的，有些则是先由细小裂缝开始，然后裂缝慢慢扩大，最终导致滑坡，发生溃坝事故。滑坡按滑坡的性质可分为剪切性滑坡、溯流性滑坡和液化性滑坡；按形状可分为圆弧滑坡、折线滑坡和混合滑坡。

防范措施

加强安全监测

尾矿库溃坝事故常在汛期发生，此时应加大监测力度：尾矿库干滩是否已经形成，干滩长度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合，排水构筑物是否完好通畅，库区周边有无引发地质灾害的不利条件，泥石流拦截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尾矿库坝体边坡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产生隆起或者塌陷；坝体表面是否有冲刷的现象，有无裂缝。若产生裂缝，应立即了解裂缝的形状、走向，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

采取预警行动

当企业发现坝体存在洪水漫顶、排水管坍塌等危险时，应及时报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当地政府部门和设计单位，尽力排除险情。如果险情不断扩大，应组织尾矿库下游人员疏散转移，防止事故扩大，避免人员伤亡。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各单位应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在尾矿库所在地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开展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做好汛期防洪工作

开展全面、细致的尾矿库防汛安全检查，特别是曾经发生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重点地区。加强对排洪、泄洪设施的维护，保证尾矿库的调洪库容和干滩长度符合标准，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隐患进行重点巡查，制定应急措施。

五个“必须”

1、必须确保全员培训合格，“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必须确保排洪、排渗设施设计规范、运行可靠排洪设施是尾矿库必备的安全设施，它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尾矿库防洪安全。排渗设施可及时降低库内水位和浸润线埋深，有效防范渗流破坏。

3、必须限期消除病库安全隐患，严禁危库、险库生产运行尾矿库可分为危库、险库、病库、正常库。对危库须采取应急措施；对险库必须立即停产，及时消除险情；对病库必须限期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必须按设计及时闭库，这主要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及时履行闭库程序，严格进行尾矿库整治和排洪系统整治。

5、必须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应急装备、物资及应急演练到位政府、生产经营单位和尾矿库周边村镇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在尾矿库发生事故或险情时能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