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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打开探索深地幔物质的新窗口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求,强化野外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8月6日,受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瑞金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临时党支部邀请,南京地调中心赣南扶贫协调联动办公室临时党支部组织赣县矿调项目临时党支部共同赴瑞金市开展联合党支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活动主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我们的实际工作感恩和回馈老区人民。

    活动地点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下午3点整,在酷暑中三支部共同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参观各处革命遗址,重温革命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在一张张图片中,从字里行间的文字描述中,同志们感受到了伟大的苏区精神,感受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辛的奋斗历程,感受到了当前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一苏大会场前的草地上,同志们席地而坐,开展支部民主生活讨论会。首先由方捷同志介绍协调联动办公室临时党支部的建设及工作情况,南京地质调查中心赣南扶贫协调联动办公室临时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短短两个多月积极联络各兄弟单位,在项目安排、地方对接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有益地推动了项目开展。随后,测试中心朱晓华同志结合局领导对其他野外临时党支部的检查情况及指示要求,介绍瑞金项目组临时支部的工作情况,并给大家上了一堂地质工作一线政治生态建设课。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广大党员尤其是野外项目组党员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建设野外项目组临时党支部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野外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野外项目组临时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实现支部活跃,实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促进工作发展,同时为项目开展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这是野外临时党支部的责任,也是各位党员同志应尽的义务。结合政治生态建设的要求,我们在野外一线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党员同志,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保质保量准时准点地完成项目任务,这就是最基本的讲政治。各位党员和群众都分别谈了一下自己这次支部活动的体会以及对新时代党员责任和义务的一些思考。

    我们要缅怀革命先烈,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感恩老区人民作出的贡献,并以实际行动,为老区人民脱贫贡献我们的力量。

    协调联动 强化野外临时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进入东半球后,这几天风浪好像又大了,船又开始晃了。

    来之前已被告知船可能会晃,人可能会晕,而且“十有九晕”。抓住尚舒坦的时间,笔者做了适当准备工作:将办公桌上的水杯拿到地面、热水壶放在墙上固定的专用架子里、相机拿到柜子里保护起来、房门固定在墙上的锁扣上、洗手间的一切洗漱用品装袋加固……安置好房间一切物品。妥妥的,就看等着验证自己是不是那幸运的十分之一了。

    “妥妥的”,晕船开始了。

    站着时,会左右摇晃,不同于公交车上的摇晃,这里无从判定摇晃方向,也就无法利用惯性保持身体平衡,步伐踉跄不稳。坐着时,身体虽然固定在椅子上了,但脑内好像被搅得一塌糊涂,就跟毛孩子低头使劲儿晃脑袋晃了很久后的感觉一样。趴着时,会听到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咕咕声,里面的物件好像争着吵着要从咽喉蹦出来。还是躺着吧。侧躺时,会随船来回晃动,重力摇摆不定,时间一长,身体长时间找不到平衡点引起的不适就开始涌现。

    看书、看电脑、看手机都会加深晕眩程度。目光漫无目的地在房间游走。办公转椅先是小幅度摇摆,逐渐加大幅度,直至360度旋转;木架上安全帽的扣带一下一下叩着木板发出单调的“咳”、“咳”声;天花板、墙壁因摇晃的张力不时发出低沉的嘶嘶声;窗外的白云、深蓝色的海面上下跳动,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正好你眼前有一碗粥,巧不巧的,你又正好盯着粥看了超过一份钟,看着粥在碗内来回晃、来回晃、来回晃,你会感觉胃里的东西也在来回晃、来回晃、来回晃,好像要晃出你的喉咙,然后,你立马想要找个桶吐出来……

    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乘风破浪、御水前行的豪迈。

    打听了一下,外面波高大约3米,这对于海洋六号经历过的风浪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海况差是导致晕船的直接原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因为晕船萌生跳海的念头。

    对于第一次上海洋六号的人,大家都很关注。临时党委派人挨个了解了情况。

    船上的兄弟姐妹们,听说我晕船,都以他们熟悉的方式送来了关心。聊天,是分散注意力的好办法。首席科学家刘方兰组织茶会,请大家一起喝茶、聊天。腼腆的蓝明华船长专门叫了几个人一起来到我房间。

    一聊才知道,晕船不是女性的专利、不是第一次出海人的专利、也不是北方人的专利。

    船长蓝明华自小生长在山区,学了航海技术的他第一次上船就晕吐不已。“当时想再也不来船上了,再也不来海上了。”那是2002年8月1日,刚刚大学毕业的蓝明华第一次出海便遇到台风“光顾”南海。

    “但晕过吐过之后,一听说要出海了跟我们一样抓着行李就登船了。”大副蒋和平是蓝明华的师兄,对那场景记忆犹新。

    如今,当初发誓再也不来海上的蓝明华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船长,至今他已经闯荡大海12年了,足迹遍布中国海域,并多次带领船员驾驭海六出征南海、大洋执行调查任务。

    轮机长耿志爱,已经有10来年的航海经历,至今仍然还在适应这个过程。还有几位男同胞躺在床上两顿吃不进东西。

    问起船上有多少人晕船,大家笑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在船上已经不是问题。“你去看谁的房门关着,多半正在晕船。”很多“老出海”的人都在默默消化这个过程。像笔者这样这么多人慰问、照料实属照顾。

    晕船归晕船,工作归工作。

    首席科学家助理盛堰第一次晕船时正在值班,三个值班的人面前三个桶一字排开。很多船员也晕过船,“常常是在驾驶室准备着垃圾桶”……海上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

    晕船多年,海洋六号的兄弟姐妹们作出了总结,除了聊天,适当散步、呼吸清新空气、去重心较稳的船舱等,也是克服晕船的好办法。

    据说二楼的房间、三楼的餐厅都是大家避晕好去处,那里舱位低、位于船体中间位置,相对较稳。来过海洋六号的记者很多都出现过晕船,其中有一名男记者待在餐厅不走了,声称吃住都要在餐厅。一时成为大家打趣的对象。

    “第一得克服心理障碍,不要觉得晕船丢人。”蓝船长细心地开导,“第二得克服生理障碍,该吃饭还得吃,哪怕吃了吐,吐了吃……”

    炊事班王班长怕饭菜油腻影响食欲专门送来了水果;热心的大管轮余明刚趁着下班时间送来粥,搭配了少量肉丝、梅菜、香菜,不油腻又勾食欲。这对空腹了一天的我来说,着实是雪中送炭。

    真是实践出真知。比如,躺着时,呈仰卧状,贴在床板上与船体的摇摆保持高度一致,相对舒服;刷牙时,双腿呈赛跑起步的“弓”字步能保持平衡;走路时,随船左摇右摆就不会踉跄跌倒……减少对抗,方有缓和。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真是微不足道。

    “为什么要对抗呢?”他们反问。

    是啊。在大自然面前,为什么要对抗呢?

    看来,海六带给我的会有很多很多。


    晕船记
      返航途中,“海洋六号”的工作和生活相对轻松,但甲板部的工作则仍然丝毫不能放松。归途遥遥,对甲板部的驾驶员和水手们来说,只有驾驶海六将大家安全带回国的那一刻,他们才能真正松一口气。
    不开灯的驾驶室
      “怎么不开灯呀?”10月26日晚19点,记者来到位于顶层的驾驶室,见眼前黑乎乎一片,不经脱口而出。白天一上驾驶室就能看见的驾驶台、平日里很想去坐一坐的三个驾驶位都不见了。
      一听我这话,值班的三副李胜勇、水手阿武都不禁笑了,很多第一次晚上来驾驶室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驾驶室晚上是不能开灯的,就跟晚上开车不能开车内灯一样,为了安全。”经船长蓝明华这么一解释,真觉得自己那个问题问得好幼稚。
      原来,虽然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船舶驾驶工作不像“加勒比海盗”里演绎的那样惊心动魄,但驾驶员的眼睛一刻也不能开小差,看航线有没有偏离、看仪表盘各项数据是否正常、看雷达上面有没有出现异样,甚至从200多度视角的驾驶台看夜晚的海面上有没有出现不明物体,以提前发出警报等等……虽然不需要耳听八方,但眼光眼观六路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开灯,光线会影响驾驶员观察外面夜幕下的海面。三副李胜勇手中拿了一个高倍望远镜,那是驾驶员的宝贝。
      “夜晚航行时,船舶只能开航行灯。”记者想起前一阵子的一天晚上,大家欢呼海面来了一条船,跑出去一看,只见天边有一盏比夜幕上的星宿大不了多少的黄色灯光。大概,那就是航行灯了吧。茫茫太平洋上,常常连日连月见不到其他的船舶、岛屿、飞鸟。难怪一盏灯会让他们兴奋不已。这是题外话了。
      其实,不仅驾驶室不能开灯,其他光线也是严格限制——尽可能不影响瞭望。“如果驾驶台以前的舱室有光线外露,不但会妨碍值班驾驶员正规瞭望,而且会影响其他船舶观察我船的号灯。不同的号灯,代表船舶不同的航行状态,比如航行灯亮表示船舶正在航行,锚灯亮表示船舶在锚泊。所以夜间航行,是禁止光线外露的。”蓝明华解释到道。
      难怪驾驶室后侧的两个开放式的工作台,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拉上厚厚的帘子围住。
      虽然在太平洋上遇见其他船舶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安全航行的规定还是要严格遵循的。
      现代科技让航海变得更安全
      逐渐适应光线,驾驶室内的一切在眼前渐渐显现。面前三把椅子一字排开,左右两侧的是驾驶位,中间的是水手位,水手位前面是一排操作手柄。
      “驾驶员发出指令,水手则在中间具体操作。以前的船舶,水手是站着操作的。现在船舶设计更加人性化,水手专门配备了位置。”蓝明华扶着水手位说到。难怪水手位比驾驶位会高出来很多,大概是方便水手操作仪器吧。水手阿武目视前方,时刻准备着,一有指令他得立马操作,不能有丝毫犹豫。
      在椅子前方是一排显示屏,上面各种数据在变动。
      蓝船长选其中的几台仪器做了介绍。电子海图显示屏上有红、黑两条线的是航线显示屏。红色的是设定航线,航线终端就是“海洋六号”的母港广州了。黑色的是“海洋六号”实际走的航线。
      在这块显示屏的一侧,有一串各种各样的数据。“6米这个数据显示的是我们现在实际的航线的中线与设定航线中线的偏离距离,一般大洋航行,航线宽度设定为500米,即左右两侧偏离250米。所以,我们现在的航线误差是在允许范围内的”、“255度表示的是我们现在的航行方向,正北为零度,所以我们现在在向西南方行走”……李胜勇、蓝船长耐心地给记者讲解。如果发现偏离,则立马要修正整航线。当然,如果出现天气不好、海况差等情况,预订的航线也会根据需要做一定修正的。
      雷达相当于人的眼睛。能见度不良或夜间航行时,主要靠雷达来辅助瞭望。“雷达的扫描半径有很多种,96海里、48海里、24海里、12海里不等等,扫描半径越大精确度越低。大洋航行过往船舶较少,我们一般设定12海里,如果发现相遇船舶,可以给驾驶员1预留足协调避碰的时间。海洋六号船航经海域,不在商船推荐航线上,水深、船少,通常半个月都很难碰到过往船舶,雷达显示屏上根本没有目标出现。”蓝船长指着雷达显示屏,不厌其烦地讲解。
      说起现代海航技术,电子航海图是倍受赞誉的一项。在电子航海图显示屏上,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一串数字,那是海底深度。蓝船长说,“这里可以随时显示我们船所在位置的水深,这对于我们设计航线和航行是非常有帮助,设计时避开浅滩、暗礁,航行时可以直接从海图上观察航行时的船位,特别是进出港时,非常直观、方便。以往只能借助纸质海图进行人工定船位,那样的话精确度就会降低。”
      记者看了看,我们现在的位置,水深3000多米。想起之前这上面显示的一连串5000多米的数据,大为过瘾。每次海洋六号跨过马里亚纳海沟时,仪器房都会聚集一大班人来欣赏多波束测深数据跳到“7000至10000多米”的精彩瞬间。而通过电子海图,驾驶员也可以提前预知船过马里亚纳海沟的准确时刻。
      不能有一丝马虎的纸质航海资料
      驾驶室后面两个被厚厚的窗帘围的严严实实的工作区,一个是报务区,这是对外通讯的“沟通台”;一个是“海图作业区”。当然,这是记者根据用途擅自取的名字。
      记者怀着好奇心,掀开布帘。不知什么时候,三副李胜勇已经来到海图作业区。台灯下,他正拿着铅笔、圆规、直尺在几张摊开的地图面前忙碌着。这情景,记者不禁想起抗战前线的作战指挥部。
      “虽然有电子航海图,但是我们每次航线都需要在纸质航海图上画出航线。”蓝船长解释到,“一般航海图在出海前或离开工区时就画好了,但这几天因为天气影响多次修改了航线,检查发现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下调整。”
      原来,在没有电子航海图之前,船舶需要线做好纸质航线图,然后每小时记下实际船位,再画到纸质航线图看,比较航线有无偏差。记者发现,在海图上,计划航线上或附近每隔一个小时都有用铅笔画的小五角星就是驾驶员们画的实际航行坐标了。“虽然有了电子海图,可以实时测知船舶船位,但仍需要在纸质版海图上每隔一个小时进行定位,如果是近岸航行,还需要缩短定位时间,以发现船舶是否偏离航线航行,以保证航行安全。”
      记者细心发现几张海图的比例尺不一样。“比如,近海的地图比例尺比较大。因为近海的礁石、港口、设施等都很多,需要仔细画图,避开一切障碍物。而在大洋上,水深几千米,障碍物相对较少,海图比例尺不需要太大。”蓝船长介绍到。
      虽然海图比例尺不一样,但要保证航线在每张地图上的一致性。
      “铅笔再削得细一点,笔头太粗了,一笔下去就可能偏离几海里。”蓝船长提醒道,拿出铅笔刀将笔尖削得更细。李胜勇是90后,去年刚到“海洋六号”船。在这里,船长经常对驾驶员言传身教,手把手的“传、帮、带”无时不在。
      除了纸质航海图,重要的还有航海日志。蓝船长说,“航海日志跟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清晰、准确记载船舶的航行状态,具有法律效力。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上面记录的一切都是追根溯源的原始证据。”
      翻开航海日志,每天航行了多少里、船舶位置、船舶状况都记得一清二楚。每个值班的人员都要在上面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转眼,就快到交接班时间,李胜勇将航海情况仔细地记录下来,并在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值班的是二副龙春宇和水手蒋学军。太平洋上,在大家安睡的夜晚,他们将用自己的双眼、双手继续守护大家的安全。


    船长蓝明华(右)正指导三副李胜勇作图


    夜航值班
    夜探驾驶台

    发布会现场

    9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成就,并答记者问。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如下。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鸥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成就,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先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先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先生,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刘国洪先生。

    下面,我们首先请关志鸥先生作介绍。

    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关志鸥

    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 关志鸥: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自然资源和林草工作的关注、支持和帮助。“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全面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有效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从六个方面向大家作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持续开展调查监测,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我们持续开展了土地、矿产、海洋、水、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国家公园等九类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工作,动态掌握了各类资源的状况。在这里我向大家报个账,截至2024年底,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19.4亿亩,比2020年增加了2800万亩,我们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其中,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等省(区)耕地面积均超过了1亿亩,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我们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3种矿产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状况,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和矿产地534处,油气、铜、锂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取得重大突破。大陆自然岸线的保有率保持在35%以上,海洋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良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0.5万亿元,比2020年增加2.7万亿元。全国水资源总量达3.11万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资源量8679.2亿立方米。全国的林地、草地、湿地、沙化土地面积分别达到42.53亿亩、39.12亿亩、8.34亿亩、25.09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比2020年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我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我们提前实现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2030年目标。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涵盖了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第二,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国土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一是建立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我们编制出台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批复实施,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有序衔接,形成了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一张蓝图”。二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各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比较优势,优化了城镇、农业、生态空间格局,推动形成了“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七区二十三带”的农业发展格局、“三区四带”的生态安全格局。三是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坚决守住了粮食安全根基,严格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坚决遏制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目前,城乡空间的品质明显提升,让老百姓尽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第三,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广东、浙江等地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全国已经累计完成整治面积超过1000万亩,建成了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二是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经验,构建了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240多万亩,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至60%以上,红树林的面积达到了46.5万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三是强化系统治理,“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完成建设任务1.64亿亩,进一步夯实了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同时,我们实施了27个“山水工程”,保护修复面积8000多万亩。

    第四,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一是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严格管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目前,全国的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了16%。二是坚持绿色开发、综合利用,发布实施了125个矿种的“三率”标准,建成了1000多家国家级绿色矿山。三是坚持优近拓远、高效利用,严格管控新增围填海,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积极拓展深远海的开发利用。四是坚持“三绿”并举、“四库”联动,油茶、核桃等森林食物已经成为仅次于粮食、蔬菜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

    第五,健全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不断推进治理效能。一是加快构建了“一张图一套数一张表”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科学配置各类自然资源;通过建立自然资源“一套数”监测体系,形成了共享数据底座;通过建立自然资源“一张表”评价机制,进一步明晰了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二是加强法治保障。“十四五”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修订了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全面推行林长制,开展耕地占补平衡等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强化科技支撑。“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南极秦岭站崛起冰原,崂山国家实验室等获批成立,“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运行。

    第六,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签署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举办了《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参与了联合国“海洋十年”行动,推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中国,发起并牵头实施深时数字地球等12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共建国际红树林中心等30多个合作平台。二是讲好美丽中国故事,与央视合作的《秘境之眼》栏目已经播出了2000多期,受众超过百亿人次,“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塞罕坝林场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土地生命奖”,这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各位媒体朋友,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我简要介绍这些,下面由我和我的同事来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党中央赋予自然资源部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当好自然资源资产的“大管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请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有哪些进展?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庄少勤:谢谢你的提问,你刚才用了“大管家”这个词非常好,这体现了自然资源部“两统一”的基本职责。第一个“统一”,就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第二个“统一”是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这两个“统一”是有机的整体,第一个“统一”是基础,第二个“统一”是“大管家”的重要抓手,更好地支撑履行好“大管家”职责。

    “十四五”以来,我们着力围绕解决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主要在明晰产权、统一登记和价值实现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一是明确资源“归谁所有、由谁来管”,为资源变资产奠定基础。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们在编制所有者职责清单基础上,着力深化拓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从传统的房屋不动产登记向所有自然资源拓展,覆盖所有国土空间、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目前,5个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确权登记,全国1096个重点区域完成了确权登记,使得绿水青山都有了“户口簿”和“身份证”,产权明晰后,充分激发了资源保护和开发的主体责任。

    二是聚焦“什么用途”“如何利用”,唤醒自然资源资产绿水青山的内在价值。用途决定价值,我们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明确用途,合理设定权益,为资产赋能增值。比如,深圳南头古城,原来是一个城中村,但深圳没有大拆大建,在稳定产权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规划优化空间结构和用途,升级业态,改善人居环境,使原来的城中村成为旅游热点和城市发展的亮点。再比如,内蒙古牙克石分季节规划湿地空间用途,冬季设置冰面特许经营权,建成国内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把“冷资源”变成了“热产业”。

    三是围绕“如何转化”“如何分配”,拓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和实现路径。资产配置和运营是关键。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创新资产配置方式,将原来单一资源出让变为复合空间、多要素的资产“打包”组合出让,整体运营,有效协同上下游产业和利益分配,产生了多重“乘数效应”,激发了各方做大蛋糕的动力,也促进了共同富裕。比如,湖南桃江将国有建设用地、集体林地、林木和碳汇等权利整体配置打包给企业,资产收益大幅度增加,企业、村民和地方政府都得益。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履行好“大管家”职责,更好地支撑高质量发展。谢谢。

    光明日报记者: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密切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百姓民生,请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在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谢谢。

    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 关志鸥:谢谢光明日报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十四五”以来,我们主动服务基层、服务民生,着力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在此,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全力做好资源要素保障。我们针对各地的重大项目需求,合理配置自然资源要素,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十四五”以来,累计批准建设用地2697.4万亩、用海用岛1.12万平方公里、新设采矿权5987个。我们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用地用林用草用海用矿的联动审批,实行了“一站式”办理,全面提高审批效率。目前,我们的审查环节已经压缩了2/3,审批时长压缩了1/3。我们还全力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派出12个工作组开展包片蹲点服务,实行“一省一清单”“一周一调度”,推动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重大项目落地明显提速。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还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努力做到听得见、听得进基层的意见,着力打通工作中的堵点难点,让基层办事更方便、更顺畅。

    第二个情况,全面促进资源利用转型升级。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分类明确了80多条资源配置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我们适应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引导用地结构优化、功能转换,推动盘活存量闲置土地。“十四五”以来,累计处置闲置土地面积500多万亩,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171万亩。其中,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存量土地供应已经占比过半。我们还着力服务企业降本增效,推动工业用地从原来的“出让为主”向目前的“租让并重”转变,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我们还优化要素保障政策,有效破解目前出现的养老、医养等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难”“用地贵”问题。我们强化时空数据要素供给,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天地图”日均服务调用量已经超过10亿次,这为地理信息、低空经济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个情况,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我们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水平,实行抵押登记等业务“跨省通办”,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已经实现了登记服务高频事项“全程网办”,“交房即交证”已经覆盖2200多个县市,化解了1500多万套影响登记房屋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持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前已经发放林权证1亿多本,全国各地的家庭林场、林业大户、林业合作社等新型经济主体蓬勃发展,带动了4000多万农民增收就业。同时,结合部门职能,我们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认真做好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的防治,以及森林草原防火防虫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

    九派新闻记者:据了解,202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0万亿元,请问“十四五”以来我国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 孙书贤:感谢您对海洋工作的关心。我想用四个关键词回答您的提问,概括“十四五”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成效。

    一是“突破”。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万亿元,我们联合有关部门,通过规划政策,积极支持建设海洋强省、现代海洋城市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取得积极进展。2024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深圳、上海、青岛等现代海洋城市的海洋功能优势不断增强,福州、厦门等示范区围绕海洋资源配置、金融创新、生态保护积极探索发展路径,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2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比“十三五”末增长了3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是“齐全”。我国已成为海洋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我国已经拥有全部15个主要海洋产业,15个主要海洋产业都是规模大、势头好,比如海洋水产品总产量已经连续36年稳居世界第一,老百姓餐桌上的海产品,大家应该都有感受,是越来越多了,蓝色粮仓建设成效显著。海洋油气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2024年海洋原油增量占国内原油增量的70%以上。海空装备市场份额2024年占全球的50%以上,海水淡化工程规模现在已经超过每天290万吨,其中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建成国内首条全国产的海水淡化生产线。我们的海洋药物研发能力也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了全球已上市品类的28%,其中厦门市已经上市了全球纯度最高的氨糖药品,欢迎大家去检验。海洋能技术装备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浙江舟山兆瓦级潮流能发电机组连续并网时间和发电量均居世界前列。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的1/3,海洋旅游2024年产业增加值达1.6万亿,邮轮旅游、海洋研学热度高涨,海洋变身“幸福打卡地”,碧海银滩已经成了金山银山。

    三是“创新”。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第一动能,我国首艘排水量达42600吨,钻深达11000米的“梦想号”已经正式入列,综合钻探性能全球领先。我们建成全球首座10万吨级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爱达·魔都号”邮轮、“海油观澜号”浮式风电、“奋斗者号”深潜器等大国重器相继建成使用。全潜式深远海养殖“深蓝一号”,大型养殖工船“国信一号”交付使用,全球首座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持续稳定运行。

    四是“共赢”。蓝色经济已经成为合作共赢的新领域,我们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蓝色经济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双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的海藻综合利用项目,为当地老百姓减贫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的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已经遍布全球,2024年海运出口额达27.5万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不断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法新社记者: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刘局长,关于“三北”防护林项目的结果,特别是在内蒙古的情况,因为本周在内蒙古会有一个关于绿化项目的国际论坛,我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项目的成果,它仍然面对的挑战,以及你认为它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启示?几年前联合国有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指出缺水可能是该项目面临的最大问题,我想请问你能否提供一些关于现在状况的相关消息?谢谢。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刘国洪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刘国洪:谢谢您对中国“三北”工程的关注和关心。中国的“三北”工程开始于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这个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7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把“三北”工程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定了从2023年开始,力争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的攻坚战,要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中国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我们同步启动了东部的歼灭战、中部的攻坚战、西部的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两年多来,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以水定绿的原则,着力推动系统治理、科学治沙。这两年的治沙实践,我们可以概括为“三多一全”这四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出台财政金融、以工代赈等政策,更好调动政府、央企、社会、农牧民多方投入、多元参与的积极性。第二个是多种模式治理,我们探索推进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产业治沙等多种模式。第三个是多类型植被覆盖,像刚才您提到的水的问题,我们坚持以水定绿,着力攻关选育耐寒、耐旱、耐盐碱草种和树种,坚持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沙则沙、宜荒则荒。第四个是全区域协同联动,开展了跨省域、跨地市联防联治,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两年来累计实施的项目有415个,完成建设任务1.64亿亩,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东部歼灭战区,科尔沁沙地已经呈现出往日的稀树草原风光。中部攻坚战区,黄河泥沙输入量比以往大大减少。西部阻击战区,我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戴上了“绿围脖”。

    当前,“三北”工程正处在全面推进、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仍然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立地条件比较差、水资源供给不足等困难和挑战,我们还要继续在科学施策、狠抓质量、巩固成果、科学攻关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三北”地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我们先后成立了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在中国共建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我们同韩国、蒙古国、俄罗斯建立东北亚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网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中国方案。《公约》秘书处三次授予我们“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称赞“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

    我看刚才您也关注到,9月16日—17日我们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办第十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论坛将围绕“科学治沙 绿色发展”主题,举办系列论坛活动,开展对话交流。在此,我诚挚邀请您和在座的各位媒体记者,亲身到工程一线,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国家“三北”工程建设的情况。谢谢。

    海报新闻记者:我们关注到,近年来不少废弃矿坑、荒山秃岭成了绿色生态网红打卡地。请问“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有哪些亮点和成效?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 孙书贤:感谢您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关注。刚才关志鸥部长已经全面介绍了总体情况,我想再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学习运用“两个经验”的一些成效。

    一是认真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经验,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书写了一卷卷新时代的“山海经”。我们围绕“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等重点区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以江河流域、山体山脉等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统筹实施了27个“山水工程”,我国重要地区生态系统更加多样、更加稳定、更可持续。比如,安徽巢湖十八联圩湿地坚持一体化保护修复,打造了“百鸟之巢、巢湖之肾、洪水之库”,被评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优秀案例。我们围绕重点海域,建设“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组织实施了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项目,有效提升了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拓展了优质的亲海空间,增进了市民和游客近海亲海体验,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围绕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区,协同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示范工程,创造了更多的“绿色财富”。比如,武汉江夏灵山矿区以矿业文化、农田景观为特色,发展多元生态产业,将废弃矿区打造为灵山花境公园。通过这些年的共同努力,大家都能感受到,美丽中国天更蓝了,地更绿了,水更清了。

    二是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作用,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绘就了一幅幅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比如,浙江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创新驱动“千万工程”迭代升级,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和“产村人文景生”融合发展。比如,湖北省孝感市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朱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修复,每年创造旅游产值超过2000万元,成为“土地综合整治+乡村振兴”的典范。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因地制宜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秀美乡村还将不断呈现。我们也欢迎媒体朋友们考察指导。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扎实做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大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许多矿种上取得突破进展。请问,我国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 许大纯:谢谢你的提问。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十四五”以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取得了一批重大的找矿突破成果,能源资源保障能力逐步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主要成果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能源矿产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铀矿实现重大找矿突破。“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发现10个大型油田、19个大型气田,同时深层煤层气取得重大突破,仅鄂尔多斯盆地就新增探明地质储量超过3000亿方,接近过去10年新增总和,这些储量主要是来自大盆地深层和海域深水。新增油气储量的大幅增长,支撑保障了我国石油稳产2亿吨,天然气产量超过2400亿方。同时,铀矿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在甘肃泾川和黑龙江嘉荫探获了两个特大型铀矿,夯实了伊犁、鄂尔多斯等5个大型铀矿基地的资源基础,为我国铀矿资源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大宗矿产方面,老资源基地焕发生机,新资源基地相继崛起。在老资源基地方面,山西孝义铝土矿、山东胶东金矿、辽宁鞍本铁矿、黑龙江多宝山铜矿和西藏巨龙铜矿、多龙铜矿等新增储量都非常可观,大大延长了这些矿山的服务寿命和年限。同时,新的一些资源基地也在崛起,比如云南镇雄富磷矿、青海茫崖深层卤水钾盐矿,特别是辽宁省大东沟金矿初步评审金资源量近1500吨,有望成为继山东胶东金矿之后我国又一个世界级的金矿。

    三是战略新兴产业矿产也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打造了领先世界的资源供应体系。我们向科技要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加大勘探力度,比如锂矿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资源,我们发现了一个“亚洲锂腰带”,这个腰带从东往西横跨了四川、青海、西藏、新疆四个省区,长度达到2800公里,在这个重要稀有金属成矿带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多个大型和超大型锂矿。同时,我们还突破关键技术,在钾盐卤水中提取锂资源,在低品位的锂云母中提取锂资源。还有一个重要的矿产是氦气,作为冷却剂、保护性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半导体和航空等领域,我们过去主要依靠进口,现在通过科技攻关形成了在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技术体系,使我们国家的氦气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国内产能可以满足核心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扎实落实各项举措,端牢能源资源饭碗。谢谢大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刚才关部长在介绍中提到了“一张图”建设,请问“一张图”是什么?围绕“一张图”建设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庄少勤: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含金量,刚才关志鸥部长介绍的“一张图”,指的是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这“一张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重要指示,理清“两统一”职责的数字化平台。目前,“一张图”的建设主要在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是统一现状底图。这个现状底图为我们国土空间治理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数据底座。我们以统一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底座和统一的分类标准为基础,统筹国土调查、林草湿荒普查、不动产权属调查等成果,将各类资源资产状态以及它们的空间关系都落到“一张图”上,落到具体地块上面,形成了空间关系边界清晰、权属明晰、各方认可、共同使用的统一现状底图,解决了以前由于不同部门底图不统一、标准不统一造成的管理矛盾。今年,重庆、浙江等地着力在解决耕地林地认定标准不一样、空间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化解了相关矛盾,同时统筹优化了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的空间布局,这不仅减少了管理矛盾,更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统一规划“一张图”。这个规划“一张图”是实现“多规合一”的重要手段。刚才关志鸥部长提到国土空间规划,它包括“五级三类”,五级是跟我们国家的行政体系有关,三类就是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在城市这个层面里,这三类规划体现得比较完整,是“1+N+1”的体系,前一个“1”就是总体规划,“N”就是专项规划,后一个“1”是详细规划,这体现空间的唯一性。落实“多规合一”,关键是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也就是说各专项规划的编制要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时要跟详细规划衔接,统筹落到“一张图”,实现“多规合一”,避免空间的矛盾和规划的冲突。“一张图”不仅实现了“多规合一”,还促进了规划的数字化转型。通过规划的数字化,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实施性、可监督性。像北京、上海等城市,依托“一张图”统筹各类资源资产以及空间发展需求,开展规划实施体检评估,优化完善详细规划,因地制宜打造社区生活圈、产业社区、商务社区,有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城市有机更新。

    三是统一管理平台,提高行政服务效能。在前面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建立了覆盖全域、全类型、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比如,江苏以产权为基础,设立不动产空间单元代码,每一个不动产单元都有唯一的空间代码或“身份码”,实现从规划、建设、不动产登记、自然资源资产运营“一码通”的闭合监管,做到“交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当前,我们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正在加快推动“一张图”的数智化转型,打造国家数字化生态基础设施,不仅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个基础平台,也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有效支撑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谢谢。

    香港紫荆杂志记者:“十四五”期间,国家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请问我国在国土绿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重点变化和突出特点?谢谢。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刘国洪:谢谢您的提问。刚才关志鸥部长总体介绍了我国“十四五”期间国土绿化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们共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5.49亿亩,其中造林面积1.85亿亩,相当于一个福建省,新增森林蓄积量相当于一个大兴安岭林区。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大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主要的变化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由单一种树植绿向生态系统治理转变,绿色的家底更加厚实。比如在重点的生态区域,我们组织实施了“三北”工程、“山水工程”等重大工程,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这样一个伟大号召以来,已经完成建设任务1.64亿亩,科尔沁沙地正在重现稀树草原风光,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再比如在城乡生活区域,持续推进绿化、美化、彩化,全国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达到43.32%,村庄的绿化覆盖率达到32.01%,城乡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清新环境可感可及。与此同时,“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全社会爱绿、植绿、护绿已经蔚然成风。

    第二个特点是着力壮大林草产业,由发挥森林的生态效应为主向发挥多重效益为主转变,生态惠民利民更加凸显。我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增收就业方面,2024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带动了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浙江安吉的竹子产业创造了192亿元的产值,带动了当地近4万竹农增收。另外,生态护林员队伍全国稳定在170多万名,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第二个例子是在改善生活品质方面,森林是巨大的“粮库”,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超过2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第三大重要农产品,仅油茶种植就达到7500万亩,茶油年产量超过了100万吨,这些丰富充实了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油罐子”。

    第三个特点是建立健全全国的国土绿化制度体系,由注重扩绿已经转向了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国土绿化更加科学、节俭、务实。这里有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规划引领,我们按照“多规合一”制度,推动绿化相关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科学确定造林绿化目标任务和空间布局。二是创新绿化机制,优化天然林保护修复、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生态保护差异化补偿制度,有力激发造林绿化的内生动力。三是强化法治保障,制修订了《森林法》《湿地保护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国土绿化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四是完善责任体系,全面推行林长制,在全国设立五级林长,总共有130万人,严格资源保护监管,这几年森林草原的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都处在历史低位。

    国土绿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将和全国人民一道,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共同把祖国的山变得更绿、水变得更清、家园变得更加美丽。谢谢。

    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我们知道,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是自然资源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请问自然资源部在这方面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谢谢。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 许大纯:谢谢你的提问。地质灾害防治人命关天,“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努力构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预报2700余起地质灾害,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调查评价,动态掌握风险底数。全国1953个受地灾影响的县(市、区)完成了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这为我们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综合应用遥感识别技术,新发现灾害点5000余处。在27.9万处灾害点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动态掌控这些灾害点的变化,及时纳入到防控体系中。

    二是加强人防技防相结合,提高预警能力。在人防方面,全国有28万名群测群防员,看紧盯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在8万余处受威胁人员较多的灾害点,布设了自动化的监测设备,可以监测到雨量和形变等主要关键指标,大大提高了预警能力。

    三是实施综合治理,减轻和消除地质灾害风险。“十四五”以来,我们开展了4.26万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252万群众得到了保护。各地组织了近72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避险搬迁。在这些工程方面,像四川汶川泥石流治理工程和甘肃舟曲滑坡治理工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是加强风险双控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灾害点和风险区进行动态更新,力争既看住灾害点,又防住潜在风险区。同时,我们还大力开展培训、宣传、演练,把防灾要求传递到基层,普及到受威胁群众,努力让人人都知晓防范应对措施。

    五是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合力。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与气象、应急管理、教育、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同时,我部有近300名专家常年包片蹲点,各地有1500余支专业队伍驻县包乡,指导地质灾害防治。新闻媒体在宣传防灾减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了防灾合力,在此对各位新闻媒体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极端天气增多的事件加强研究,特别是加强致灾理论研究,提高预警及时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谢谢。

    羊城晚报记者:国家公园体制从探索到实践已经10个年头,首批5个国家公园已正式设立运行,请问“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效?谢谢。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刘国洪:谢谢您的提问。“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应该说迈出了重大步伐,可以简单用三句话来概括重要的进展:第一,体制试点全面完成;第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第三,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运行,这里包括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成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实行整体保护,生态系统得到大尺度、全要素提升。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打破了部门和行政区划边界,系统性整合提升保护空间,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原有的120多个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得到了明显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保护,近五年向下游输送水量增加50%,达到了900亿立方米,有力维系了“中华水塔”乃至亚洲水生态的安全命脉。大熊猫国家公园实现了我国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的完整统一、相互贯通,“国宝”有了更加广阔、更加舒适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虎豹数量分别从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长到了70只、80只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几近灭绝的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全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基因库。

    二是坚持共建共享,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实现双赢。我们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改善民生三者相统一,通过生态管护、生态搬迁、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吸纳当地居民直接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首批5个国家公园近5万人通过家门口就业,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绿水青山”已经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动黄牛养殖转型,当地老百姓发展黑木耳等林下产业,年人均增收2万多元。武夷山国家公园推广建设生态茶园,引导茶农提高茶叶品质,带动茶产业链产值达到150亿元。大熊猫和海南热带雨林的国家公园的特色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接受自然教育的生动课堂。

    三是注重机制创新,国家公园体制“四梁八柱”基本形成。我们坚持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着力构建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在管理体制上,初步形成了中央直管和中央委托省级人民政府代管这两种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主体明确、责任清晰、密切配合的央地、部门、园地协同联动机制。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都建立起了局省联席会议机制。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正在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四川、陕西、甘肃以“三省决定+四川条例”这样的形式,联合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福建、江西两省加强协同立法,实现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共治共管。在支撑保障上,我们建立起了中央投入为主、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和“天空地”一体监测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把握设立标准、科学规范空间秩序、系统修复整体生境,持续抓好生态惠民,高水平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建设,更好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更好造福人民。谢谢。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 寿小丽:谢谢关志鸥部长,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参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工作高...
        7月12日,勘探技术所第八党支部23人一行,怀着无限崇敬和向往的心情,来到了革命圣地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走进西柏坡,大家的心一下就激动起来了。那一间间简陋的土屋,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幅幅感人的照片,生动展示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画卷。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时间不长,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这里前后不到两年,毛泽东转战于此也只有短暂的10个月,却演绎了值得世人敬仰的、永远铭记在心的、使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的历史“大剧”: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召开了历时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告彻底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设计了建立新中国的蓝图。
        走进西柏坡,感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为民、为全人类英勇奋斗的坚强决心和豪迈的气度。在这里,他们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指挥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三大战役的宏大场面真实地得以再现。
        老党员们仔细地听讲解,认真地思考,一直在议论,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么简陋、偏僻的小山村,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有这样的气魄,靠什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出的结论是: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坚定地理想信念;有一群不怕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有广大人民群众做后盾;有严明的纪律;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六条决定”深深的印入大家的脑海里。一个政党有这样严明的纪律、有这样的严要求、有这样的自身建设,一定能经得起任何考验,一定能无往不胜,一定能战胜任何顽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永远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任何困难,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保证。
        西柏坡精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中国人民宝贵的、独特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发扬西柏坡精神,牢记党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勘探技术所第八党支部组织党员到西柏坡参观学习

    他,曾是一名军人,近20年奋战在地质找矿一线,矢志不渝,为国为民。

    她,曾是一名环保卫士,长期坚守在环保一线,兢兢业业,秉公执法。

    他和她连在一起,是全国文明家庭璀璨星河中亮眼的一颗。

    他保国——深山里埋头找矿

    凌晨三点的内蒙古朱日和无人区,砂砾在狂风的裹挟下持续不断地撞击着帐篷。张贵林紧紧攥着对讲机,眼睛一刻不离地紧盯钻机仪表盘。这是深冬野外找矿的一瞬,也是他地质生涯的寻常一夜。自1999年穿上军装,从武警黄金部队战士成长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一名地质尖兵,24年间,他的生命刻度始终与旋转的钻杆同频。

    “只有国家这个大家好,我们这个小家才会好。”张贵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是农村孩子,父辈的言传身教、清贫朴实的家庭教育是他从军的最初印象。入伍后,张贵林被分配到原武警黄金部队钻探中队,钻探施工就成为了他“干一行爱一行”的坚守。由于动手能力比较强,加上反复琢磨、精益求精的拼劲,第二年张贵林就凭着过硬的技术被破格提拔当上了班长。之后的每一年,中队钻探总量第一、单班进尺第一的纪录一直被他保持着,直到四年半后他被保送上了军校。

    作为地质找矿部队,长年与大山为伴,与戈壁为伍,是最普通的常态。钻探施工有一个特点,只要钻机一开动,直到整个工程结束之前,是不能停工的。大家每天坚持早上6点前起床、组织早操和训练,准备上山施工所需的材料物资,施工作业“四班三倒”,吃住都在钻探机台上。

    “往地下打钻,就是睁着眼睛干看不见的活儿。”在内蒙古朱日和矿区,钻机穿透复杂地层时突然孔内坍塌导致卡钻,张贵林裹着军大衣一头冲进零下20多摄氏度的寒夜。砂轮溅起的火星灼伤手臂,维修设备的油渍喷溅满脸,调配冲洗液的泥浆沾满全身,这样惊心动魄的井故处理,在他完成的12万米钻探施工任务中如同家常便饭。

    从红格尔到朱日和,在中蒙边境无人区,他和战士们全部剃着光头戴着大墨镜,每天任凭沙尘暴肆意打在脸上;零下20摄氏度的冬天,雪一下就有半米多深,战士们帽子上鼻子上全吊着冰条;驻扎的帐篷经常被吹翻,机台吃的饭里面经常夹杂着一层沙子……在包头大青山柳坝沟和哈达门沟矿区,没路没水没电没手机,不管是野外施工作业的艰辛,还是扛着一二百斤的设施跋山涉水的艰难经历都让人难忘。

    “必须把兄弟们平安带回家。”每当新兵出队,他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安全事故防不胜防,可我们的兄弟们都还很年轻,每个人后面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与风沙较劲、同岩层对话,回忆起和战士们一起野外找矿的那些岁月,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硬汉一度哽咽,几次说不出话来。3次荣立三等功的军功章背后,镌刻着24年零事故的平安纪录。

    “得有钉钉子的精神,能吃苦的作风,爱钻研的韧劲,才能把本职工作干好。” 张贵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诚的共事心态去带队伍,赢得了同志们的特别认可和较高的威望,他所在的中队也成为了攻坚克难且战斗力最强的“铁军”。

    普查、调查、勘查,每一个矿区从开始到结束。10多年如一日,张贵林和战士们的足迹踏遍辽宁、内蒙古、河南、山东、吉林、浙江等省,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掉队,他们转战朱日和无人区等20多个矿区,破解多个矿区复杂地层钻探施工难题,为祖国找到一个又一个宝贵的矿藏。

    转制改革后,张贵林在安全和保密处工作,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原武警黄金部队转制改革5周年先进个人、优秀管理人才等荣誉。“最美的家成就最好的我。”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谈到妻子侯亚萍,张贵林再一次情绪失控:“妻子是他的爱人,更是他们一家的恩人。”

    她卫家——工作家庭一肩挑

    每天清晨5点晨跑,6点准备早餐,7点送孩子上学,8点准时出现在环保执法现场……像这样严丝合缝的生活,难以想象侯亚萍坚持了十多年。她说自己不敢生病,不敢耽误一点时间,怕一旦错过了,后边所有的事情就都跟不上溜了。

    巧合的是,这个“80后”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她说,从爷爷那辈开始,男孩必须当兵成了家里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军人的天生好感,让她日后慢慢成了大家口中亲切的“军嫂”。当被问及怎么看待“军嫂”这个称呼?侯亚萍微笑着说,“一个军嫂半个兵,我们只是战场不同。他保国,我卫家,其实都是在为家国奉献。”

    由于工作原因,婚后的18年时间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日子里,照顾家庭的责任全压在了侯亚萍的肩上。2007年,因过度劳累,他们的第一对“龙凤胎”没能保住;2009年,爱情的结晶再一次降临,却赶上剖腹产后大出血,请假陪产的张贵林到家第三天就接到了归队命令,挺进无人区开展钻探任务。然而,谁知这一走,侯亚萍竟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出院,更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女儿出生时,侯亚萍独自带着六岁的儿子在医院做的剖腹产手术……

    侯亚萍的母亲患有重度脑梗,她就每天奔波于单位和医院之间。远在四川农村的公公因为患病行动不便,她就主动把公公接到了自己身边尽孝伺候,婆婆突发心脏病住院手术第一时间赶赴病床前陪伴照顾。2013年,弟弟侯海龙在海军某部因公牺牲,年仅28岁就离开了……侯亚萍强忍着悲痛,独自承受着一切,不敢告诉年迈的父母。她就像一个从不停歇的永动机,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

    工作中的她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长期在河北省魏县环保局工作。说到环保,一般人的认知恐怕都会止于“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着水土和空气。”涉及到建筑工地有扬尘,涉及到餐饮有油烟治理,涉及到污水有偷排偷放……侯亚萍结合身边的日常生活举例说,无论刮风下雨,一线执法人员只有到现场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只要企业不放假,环保就不放假。即使企业放了假,烟花爆竹声一响,执法那也是说走就走。”面对个别顽固的企业,哪怕是骚扰电话、门上喷漆、威胁恐吓,侯亚萍却从未屈服。

    爱岗敬业的侯亚萍先后被评为魏县“身边好人及道德模范”“巾帼建功标兵”、邯郸市“最美军嫂”“十大德善模范”“中国网事 感动河北网络人物”等称号,2019年当选魏县第八届妇联执委委员,2021年当选邯郸市第十届妇女代表。转制后,侯亚萍随调至廊坊市广阳区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务督查工作,她依然爱岗敬业,尽显本色。

    十几年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坚强的侯亚萍从没在家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因为心中有爱,肩上有责,再苦再累再难自己都咬紧牙关,为这个家撑起一片祥和的天空。没有国家的安定,就没有小家的祥和。只要想到这,侯亚萍觉得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能感受到多少爱,就有多幸福。她说,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自己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张先生”。平凡无奇的婚姻,没有因长期的分离而淡漠,却因爱的淬炼而变得不同凡

    响。凭着坚守和信任,他们一步步走得更加坚定。

    正如张贵林家客厅储物柜上那个为数不多的玉饰摆件,那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物——紧握的两只手下面立着一颗心,底座刻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真的模样。

    他们家——热心公益传递爱

    “机台上什么时候完工啊?”“快了、 快了。”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快了、快了。”

    “家里怎么样?”“没事,都挺好。”

    长大后,我渐渐懂得,爱有时候是一种谎言。

    采访过程中,张贵林的第三个泪点,是关于孩子。

    2022年单位转制后的团聚工程,终于让这个家庭团聚了。张贵林有了更多的时间弥补孩子。从“向电视机里的军人喊爸爸”,到妈妈口中的爸爸,再到生活中的爸爸,爸爸的形象现在变得更加清晰。

    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由于工作原因,常年在外的张贵林错过了很多孩子宝贵的成长过程,妻子侯亚萍也只能给孩子们比别人少得多的陪伴。但他们在用实践教导孩子们做诚实善良忠孝之人,以微薄之力去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

    夫妻俩都是单位邻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孩子们现在可以和父母一起从书香中感受文化的熏陶。现在有时间了,孩子想学琴,张贵林就和孩子一起学,现在弹古筝弹得有模有样。

    小时候的侯亚萍生活在农村,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等上了大学才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2002年的一次支教活动,起初她就是单纯地想给孩子们传递一下城市是什么样,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后面,他们一家的公益事业一发不可收拾。

    多年来,夫妇俩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到敬老院送关怀,陪老人聊天话家常、送必需品;疫情期间主动请战投入抗疫一线,入户排查,积极捐款并筹措资金;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况下资助贫困学生20余名……最感动的是看到资助的西藏日喀则小朋友寄回的照片,五星红旗下孩子的笑脸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真情的传递。

    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不仅有他们和两个孩子、他们的姐弟亲人也都在向社会传递爱,身边的许多同事、社会爱心人士不断加入他们成立的爱心团队。帮助他人不仅是一种善举,更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成长的过程。珍惜生活,感恩所有。侯亚萍说,在给社会传递爱的同时,世界也会对我们温柔以待。

    人生如旅,生活如诗。心怀大爱的侯亚萍还是一个诗人。所有生活的美好、苦涩、欢乐与悲伤都转化为文字,让她在另一方天地里找到乐趣和满足。她的多部作品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30余篇作品入选中国黄金时代诗歌大词典、中国好诗等书籍,并获得中国好诗首届全国青春诗晚会中国十大桂冠诗人奖。现在她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在优美的文字中畅游,诉说生活的美好。

    各自坚守,相互扶持。彼此信任,相濡以沫。许多人眼里,他们应该是“家庭”想象中最美的样子。但他们说,只要是自己的家,再平凡也是最美的。

    就像侯亚萍《炊烟里的爱歌》诗中说:“奔波里的疲累,甜蜜的玫瑰,才是家的味。”

    如今的他们正发挥小家的力量,让爱与奉献传递给更多的家庭。

    全国文明家庭 | 他保国 她卫家——记中国地质调查局...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极端气候条件下,我国地质灾害形成分布与成灾模式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

    殷跃平在乌蒙山区指导地质灾害调查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范应综合施策

    记者:

    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如何调查识别的?

    殷跃平:

    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质勘查队伍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查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同时,经费投入也成倍激增。例如,早期的面上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10万元,详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在百万元,而现在的精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大约要千万元。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地灾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还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脚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每年的人为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滑坡为例,从防治和减灾救灾角度,传统上把地质灾害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稳定斜坡,开裂变形等现象显著,稍遇降雨等就会失稳滑动,我们定义其安全系数小于1.0,由于滑动成灾特征明显,相对来说防范难度不大。另一种是稳定斜坡,即使在暴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整体滑动,安全系数大于1.2,通常不作为防灾减灾的重点。第三种是欠稳定斜坡,安全系数介于1.0~1.2之间,在非汛期等正常条件下,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较低,但在久雨、暴雨、地震等因素作用下,安全系数极易低于1.0,也会失稳滑动形成灾害,实际上是具有高隐蔽性的不稳定斜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为每年我们防灾减灾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殷跃平:

    我们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十万立方米至百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之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我们对最近5年的地质灾害做了统计,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微型灾害体。灾害体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

    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例如,今年在四川筠连发生的高位滑坡灾害,实际上滑动后转化为碎屑流,成灾范围达1800米,超出了滑源区距离的数倍,导致距离滑坡体较远的村庄被摧毁。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高位远程地质灾害,例如2017年在四川茂县,滑坡转化为碎屑流,滑动2800米后掩埋了新磨村,导致70余人遇难。

    第三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2023年汛期,北京西郊遭受了百年罕遇暴雨的袭击,在北京市房山区记录到4天之内降了1025.5毫米,远超过北京多年平均降雨约600毫米的量值,导致了房山、门头沟地区发生了1200多处群发性的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2024年,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因极端降雨也发生了群发性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特别是湖南资兴县,6月单日降雨量达643毫米,引发了19300多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

    记者:

    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高地灾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

    殷跃平:

    针对这三个新问题的防灾减灾,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新办法。

    首先,对小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从易灾地质结构角度进行识别,实行“点+面”双控。例如,从地质结构上,华南地区花岗岩全强风化斜坡、西南地区岩溶煤系复合地层斜坡、华北地区推覆构造斜坡、西北地区黄土-红层二元结构斜坡等都是地质灾害的易发易灾区。

    其次,从成灾地貌上,上陡下缓的靴状地貌、滑坡下部的沟谷地貌、高陡危岩带等都易于形成远程灾害。

    再次,应开展不同降雨工况下,甚至地震工况下的,中型、小型和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评估厘定和风险分级评价。对近年来的多起特大灾害的复盘分析表明,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2的稳定斜坡,在罕遇暴雨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新的灾害,这也就是每年汛期大量地质灾害发生在隐患点之外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2024年汛期福建、广东、湖南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进行复盘,发现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8的超稳定全强风化花岗岩斜坡,在罕遇暴雨作用下,也会失稳滑动,特别是切坡建房未支护的斜坡更易失稳成灾。

    记者: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殷跃平:

    在调查识别隐患点的基础上,需要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做出及时的判断。目前,在全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识别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群测群防”的方式进行监测预警。

    “十四五”以来,我国地质灾害科技减灾的能力显著提升,并对6.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监测预警仪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散布于运行环境复杂的广大农村山区,受技术精度的限制,这种监测预警仪器主要适用于大变形的短临预警。同时,这些隐患点威胁对象一般仅为数户人家,受经费的限制,监测点主要采用主剖面的方式布设,对灾害体面上的控制精度仍然有限,因此称之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近三年来,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已成功预报灾情约150起,涉及可能伤亡人数3000余人,并有效预警险情近600起,紧急撤离约1.1万人,成效非常显著,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从群测群防体系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提高复杂山区重特大地灾隐患的专业监测预警能力?

    殷跃平:

    经过多年努力,威胁百人以上的滑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泥石流成为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地质灾害灾种。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威胁人数大于100人的泥石流隐患点约有4800处,其中威胁人数大于1000人的泥石流沟有240多处。受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泥石流的监测预警难度也更大,造成的重特大地质灾害风险更高,特别是在西部高寒山区,无法利用现有的普适型监测仪器作出及时预警。

    2024年8月3日,四川康定姑咱镇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海拔5000米高山启动后形成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段日地1号隧道至2号隧道间桥梁垮塌和姑咱镇日地村房屋冲毁,27人死亡。据了解,当时,姑咱镇日地沟沟口的降雨量仅25 毫米左右,并未达到泥石流发生阈值。

    这是由于西部高山区易形成地形雨,降雨量从沟口到半山腰再到沟顶差别很大,沟口降雨量虽然仅几十毫米,但后山可能已达到特大暴雨等级。

    实际上,针对这些地区高位泥石流的专业化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已经较为成熟,关键是认识上的问题。泥石流大多发生在高陡偏远山区,通常对其调查勘查精度不够、成灾动力学机理研究不深、监测预警技术适配性较差、工程防治等级偏低,这也是每年汛期重特大泥石流灾害易发高发的原因。因此,对于威胁百人、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西部高山或极高山区的泥石流灾害点,必须走更加专业化的监测预警之路,即“技防”为先、“人防”辅助。就像疑难杂症仅靠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三甲医院的力量。

    记者:

    极端气候下,如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殷跃平:

    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人类工程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复杂山区的城市、乡镇和居民点建设的扩张,切坡建房和切坡修路的范围扩大,令原本稳定的坡体变得不再稳定,遇极端气候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切坡就滑”的现象。

    在防灾减灾体系中,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仅是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一环,要与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针对当前灾害“中心”向乡村转移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国土空间规划中地质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农民切坡盖房,要指导进行简易治理,可以采取修建矮挡墙等降险措施,屋后还要留出一定的避让距离,以降低灾害潜在风险。

    在一些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高。要针对村庄、居民点,开展“以人为本”的精准调查,加强易灾地层的隐患点与崩塌滑坡易发区带双管控,应运用新理论新技术,科学划定地质灾害红线,该搬迁避让就搬迁,该监测预警就安装设备,该治理就做好工程治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能源安全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

    殷跃平院士谈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策略

    “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一千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如此描述这片戈壁。

    2016年5月,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柳园镇这个戈壁小镇上,突然一下子聚拢了一堆博士和硕士。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山野外项目部在此正式成立。据了解,项目部现有成员23人,其中博士后一人,博士5人,其余的都是硕士,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野外技术人员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是一支年纪轻、学历较高的野外团队。

    项目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指导中心矿产勘查处承担的甘肃花牛山-柳园地区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子项目。据项目负责人杜泽忠博士介绍,该项目属于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与技术应用二级项目,项目周期为2016~2018年,核心内容开展柳园幅、花牛山幅和长流水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

    就是这样一支80后、90后组成的专业团队,在大漠戈壁上激荡着他们美妙的青春与豪情。应该说,这是一帮在蜜罐里长大的小伙子,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域,但他们大多在水草丰美的地方长大,突然来到这样与故乡有着天壤之别的环境下过日子,实在有些难为他们了。

    老实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坚定的理想和奉献精神,是很难长时间呆下去的。但,他们就这么呆下来了,为了国家建设的后备资源保障,也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他们坚持了下来……

    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坚持就是胜利!

    一块石头,在平常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在他们眼中,能读出地球演化的信息。

    这里有没有矿,得挖出来检验下。

    茫茫戈壁,看不到一丝养眼的色彩,要吃得下苦,耐得住性子。

    无论走到哪儿,党在我心中——党支部合影。

    办公条件简陋,但地质填图工作不能马虎。

    工作的间隙,大伙自己动手改善一下伙食——包饺子。

    小伙子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开展野外安全生产培训。

    忙活了一天,回到驻地的路有些漫长。戈壁滩上行车可以随性一点,回程是他们一天最欢快的时光。

    戈壁滩上没有路,车陷到坑里了,只能下来推。

     

    戈壁滩上激荡的青春

      

    雷晓东(右)向专家介绍野外工作情况。

    “我们在延庆的工作区域有一片正好位于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规划区,通过测量,如果这片区域的地热资源符合开采要求,未来有可能为冬奥会冬季供暖需求提供清洁能源,为绿色办奥运提供支撑。”雷晓东满怀期待地说。

    新年刚过,北京市地勘院物探研究室副主任雷晓东又接到了新的任务,1月17日,他所负责的延庆地区地热资源调查工作刚刚通过野外评审验收,剩下的主要是内业了。“我们在延庆的工作区域有一片正好位于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规划区,通过测量,如果这片区域的地热资源符合开采要求,未来有可能为冬奥会冬季供暖需求提供清洁能源,为绿色办奥运提供支撑。”雷晓东满怀期待地说。

    2008年7月,雷晓东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毕业,进入北京市地质勘探院华清地热公司工作。刚一报到,他就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参加刚启动的《内蒙古东乌旗海勒斯台陶勒盖地区铅锌多金属矿普查》项目,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寻找隐伏矿产资源。

    在大学里,雷晓东学的是水文地质,对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并不熟悉,因此在报到之前,他就买了许多物探专业书籍,专业上有什么不会的就学,不懂的就问,出发前他就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项目组工作区域位于乌珠穆沁草原,与蒙古国接壤,水草丰茂、牛羊遍野,小说《狼图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被喻为草原上最后的“天堂”。风景虽然优美,但是对地质工作者来说,困难也不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夏天的烈日蚊虫、冬天的暴雪狂风,都在考验着刚参加工作的雷晓东。

    那段时间雷晓东从未有一日懈怠过,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起床,吃过早餐带上干粮,出野外采集高质量数据,往往要忙到天黑后才能回到驻地,晚上他还主动承担起数据处理任务。稍后空闲,他又捧起专业书籍,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本本地啃。这样一干就是三个多月,雷晓东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让他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从一个物探新人迅速成长为项目组的技术骨干。

    单位里比雷晓东年轻的同事都喜欢叫他“东哥”,提起他,大家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东哥爱学习。”因为不是物探专业科班出身,雷晓东特别注重这方面的知识,他读了地球物理前辈刘光鼎院士、汪集旸院士、刘士毅先生以及其他多位著名学者的书,每天坚持看两篇专业论文、每周一篇英文论文,认真翻看单位物探前辈写的报告。工作之余,他还积极与国内物探领域的专家交流,主动向他们学习,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刘士毅先生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除了专业书籍外,雷晓东还爱看历史书籍和名人传记,坚持学习英语,每天睡觉前和早起后,总会先看上几页书。

    学习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现出作用来。2009到2010年,北京市地勘局引进了两套价值昂贵的进口勘探设备GDP-32Ⅱ型多功能电法工作站,主要用于地热资源勘探。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接触过这套设备,雷晓东勇敢站了出来,带领其他年轻的技术人员,认真研究使用方法,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为后期的地质勘探与地球物理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原来的时候,物探数据采集和处理分别由外业和室内人员完成,室内数据处理的结果经常不能及时反馈给外业工作人员,造成了工作失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雷晓东严格要求自己,白天采集的原始数据,晚上一定要处理完毕、形成图件、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并及时调整第二天的工作。

    每次单位有新来的同事,雷晓东总不忘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再仔细的观察也不如实地测量来得精准。”2011年,在实施《北京城市地质土壤调查与评价》项目时,为了取得合格的样品,雷晓东和同事深入密云、平谷和门头沟部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取样,至今手上还留有当时工作时的伤疤,“只是受了点轻伤,最可怕的是迷路,有些地方GPS会发生信号漂移,下山的时候一下子就找不到方向了,那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在北京也很危险,幸运的是,我们摸索着走了一段,又找到路了。”这些在野外遇到的危险,雷晓东很少讲,怕家人知道了担心。

    天道酬勤,2014年,雷晓东考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2015年,他顺利通过了地球物理勘探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认证。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2016年深秋,在前往延庆项目工作组的路上,雷晓东不停地打着电话询问,在田野间找了很久,还是没有发现工作小组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当天上午的工作很顺利,原本要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只用了半天,大家决定抓紧时间转移到下一个测量点。

    北京市地勘局党委的杜钰记得大约半年前,项目小组在大兴区工作,她随着领导去探访,往往是他们刚赶到一个地点,得知项目小组已经完成工作赶往下一个地点了,“花了两三个小时,我们愣是没有找到。”最后,领导放弃了,直接到项目组的驻地等着队伍收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项目任务重,时间紧,地质队员在野外必须争分夺秒开展工作,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反复观察,很少能停下来歇息。

    半个小时后,雷晓东赶到了新的测量点,工作组的厢式货车停在空旷的田野边,同事用铁锨铲出一个直径50厘米深5厘米的圆坑,雷晓东边用铁锤沿着坑边一根根敲入铁钎,边说:“用这种多功能电法工作站找地热资源,是目前用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方法。”而在不远处的野鸭湖附近,还有另一组地质队员,正带着仪器进行氡气测量。

    2016年,北京市地勘院开展了涉热业务整合重组,成立了物探研究室,年轻的雷晓东挑起大梁,全面主持业务工作。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热库,从地表往下正常增温梯度是每1000米增加25~30摄氏度,我们熟知的温泉就是以水为介质把地球热量带到地表,现在也可以用钻探手段将地下几千米的热水引上地表,因此浅层地温能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是可持续开发的重要清洁能源。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鸟巢国家体育场就使用了可再生地热能源,当时被认为是绿色奥运的重要部分,而目前京津冀地区采用浅层地温能供暖制冷面积占全国利用浅层地温能供暖制冷总面积的20%,是我国浅层地温能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延庆地区具有丰富的浅层地热资源,地热水出水温度最高可达65摄氏度,能够达到供暖要求,在减少污染物排放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一谈起熟悉的工作,雷晓东就格外兴奋,“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延庆这一区域的地热资源调查,找到最优质的开采区,不仅是为2022年的冬奥会也为整个北京提供清洁能源,为首都的蓝天贡献一份力量。”

    伟大的事业往往离不开无数平凡个体的默默奉献,进行地热资源勘测时,多功能电法工作站往往只留下一个人看守仪器,监测数据,其他的组员则四散开去,开始各种测量。深秋的野外寒风刺骨,裹着军大衣还直哆嗦,“留守的组员不能离开,虽然挨冻,唯一的好处是离车近,能喝上口热水,在外面跑线的就只能啃几口干粮对付一下了。干地质工作吃这样的苦是经常的,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想着尽快把工作做完做好。”雷晓东说。

    不辞风霜为地热

    牵头建设地质实验测试技术标准体系,获批国家标准物质100余种,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近20项,推动发布地质实验测试国家标准100余项、行业标准200余项……近日,拥有八位女将的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计量标准化研究室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成为本次评选中自然资源部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计量标准化研究室成员合影

    心里有杆秤

    4月2日见到团队负责人许春雪时,她正和两位同事在实验室进行磷矿石标准物质的研制实验:样品称量,混酸分解,观察记录,熟练而专注……而这仅是计量标准化研究室科研团队的一个日常片段。白大褂、实验室,在记者看来,这样的工作有些枯燥,但胜在安逸。

    “不枯燥,更不安逸!”爽朗的许春雪几句话便戳破了记者的想象:“研制国家标准物质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加班是常态,更何况我们还需要自己去野外选采标样,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月的外业。”

    在该中心一间大会议室中,记者见到了团队的其他成员,活泼开朗,细致干练,温和内敛,沉静端庄……外表气质各具特色,交流互动却又默契和谐。

    说起加班,成员们谈起了几场硬仗。

    在实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专项时,团队牵头承担了农用地土壤成分和重金属可提取态监控样品制备和标准物质的研制工作。“时间很紧迫,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些标准物质是要作为监控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的,也就是说,专项中十几万件土壤样品,都要用这些研制的监控样品来做监控。”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要把海量的数据统计出来,确保认定结果准确可靠,还要沟通协调参与协作的10家实验室进行一些必要的补测试和验证,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团队的几位成员基本上周末都在加班,每天都得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能回家。

    “那段时间大家都累病了,可谁也没提休息,就在这个会议室中,桌子上全是样品资料,我们把药都堆在桌子中间,互相提醒吃药。”光是回想起那个场景,研究室副主任安子怡心里就热腾腾的,“别看病着,但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支撑我们的,是姐妹般的情谊,更是身上沉甸甸的责任。”

    高度的责任感换来了闪光的荣誉:她们高质量完成52种农用地土壤标准物质和8万余件土壤详查统一质量监控样品的研制,受到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三部委联合表扬。项目成果获2022年度自然资源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团队中的许春雪、安子怡、田芹、陈宗定4人获得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表现突出个人荣誉称号。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地质测试制定‘标尺’,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特别是矿物、土壤和水等分析样品,提供可溯源的高准确度计量标准,有效保证分析数据的高质量和可靠性。”许春雪进一步解释说,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是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而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则是NQI的三大支柱——计量是基准,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是依据,用以引领质量提升;合格评定是手段,控制质量并建立质量责任。“这三者构成一条完整的链条。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中,实验测试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相关样品分析数据的准确可靠,可为自然资源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她自豪地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团队已经负责和牵头研制了上百项国家标准物质、国家标准方法及行业标准方法,填补了多项地质空白,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应用到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国家地下水调查监测评价等重大专项工作中。

    事业的重量

    与普通化学分析测试的工作不同,实验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地质人,要亲自从野外采集标准样品进行研究制备。

    在云南拉伯进行长江流域丰水期水样和悬浮物采集时,雨水冲段道路,许春雪等人被困在工作区三天三夜。晚上她们就住在老乡家的木屋中,房屋简陋,门锁是坏的。看着外面那陌生的黑沉沉的夜,许春雪不敢睡实,满耳都是呼呼的风声。

    在她的记忆中,咸菜米饭的日子都没有身边的跳蚤和不时撞到身上头上的大蛾子恐怖。“洗手间离得特别远,在山脚,要去就得从山上跑下山,很不方便。”看得出,那段经历让她毕生难忘。

    野外的惊险说也说不完:云南药王山,汽车行走在盘山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山上流星般飞落,噼噼啪啪地砸在车的前方;内蒙古陈巴尔虎旗,GPS没有信号,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找不到路;吉林乌拉图噶,相互拉拽着爬上山头,用大榔头一下一下地砸石头取样……

    团队9位成员,蔡若伦是唯一的男生。在这位2019年大学毕业的大男孩眼里,姐姐们实在是太强了:“不说做实验、搞研究,单说野外采集运送几十、上百公斤样品时那种敢拼敢闯的劲儿,就让我不得不服。”

    “我们地质找矿的采样不同,他们是采几块,我们一次最少要采50公斤,这还是一个点位的,如果是多个点位,那数量就做乘法。”由于体力上的限制,在这些女将眼中,最苦恼还都不是野外的危险,而是采集到的样品的重量,“不管地面情况多么崎岖复杂、有没有路,都得想办法运回来”。

    印象最深的是在河北唐山附近的一处稀散金属采样点,她们一次采了两个点的岩石样品。由于采样点在深山沟里,不通路,这100公斤矿石她们硬从山沟里连背带拉,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弄到路边的。“其实每次采样的艰辛程度都差不多,都是大家一起扛回来的。”

    “每一个标准物质研制完成需要大约3年的时间。”许春雪介绍说,“这个过程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需要有丰富的实验操作经验、熟练的数据处理能力,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细心,耐得住性子。”

    近些年,团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们依托“典型矿产标准物质研制”等课题,组织多家地质行业实验室,共同研制了金属矿产、水系沉积物、土壤岩石和地下水等23个系列共计74种国家标准物质。其中,黝铜矿、金红石、模拟页岩气、土壤碳形态等标准物质填补了国际空白,锂辉石、钛铁矿物相、稀土矿石等战略性矿产相关标准物质填补了相关矿物类型空白,为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奋飞的群雁

    作为女性,肩上往往还有家庭的重担,需要花更大气力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特别是孩子的照顾问题。

    许春雪觉得,工作、事业重要,团队成员们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也同样重要。作为管理者,她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把出差的工作细致划分,让大家尽量出短差,调配衔接好。不过,急难险重的活儿来了,大家就只能暂时把小家放一放,“一是让家里人多承担,二是团队一起上,互相关照。”

    更多的时候,许春雪自己会冲在前面。有一段时间,活儿比较紧张,她早出晚归,孩子老看不见妈妈便在家吵着要,老公拗不过,只好带着孩子找到单位。一见面,孩子抱着妈妈就哭了。“许姐的老公特别支持她,从没有怨言,还经常会在院里等她下班。我们经常被迫吃狗粮。”一片笑声中,过往的苦涩化成了回忆中的轻松一刻。

    “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敢闯敢拼,比业务能力,拼项目成果,看论文数量质量……”宋辛祎是和蔡若伦同一年加入团队的新兵。她觉得,姐姐们不仅是业务上的领路人,更是人生的榜样。

    “她们太拼了,特别励志。”蔡若伦说。

    田芹,为了工作两地分居自己独自带孩子,结果不仅自己成为单位最年轻的正高,而且孩子也培养得特别优秀;陈宗定,为了读博把年幼的孩子托给家人照料,在城里与人合租房子学习。榜样在前,蔡若伦也主动选择了继续深造之路——攻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专业研究生,即将毕业。

    年纪最大的孙德忠是团队中唯一的“60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她说,在个人爱好中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幸运,更是幸福。她特别感谢2000年命运的一次转折——本是从中国地质科学院管理岗分流进入测试中心,她却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专业对口、兴趣对口,人生唰地一下亮了。从那以后,她逐渐成为单位无机分析方面的技术担当,成为团队中牵头制定国标行标数最多的业务骨干。

    专注于热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

    “我们这个团队,以80后、90后为主体,有高级职称者占到了7位。”许春雪告诉记者,团队还承担着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和秘书处的日常工作,推动发布地质实验测试国家标准300余项。“目前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刘亚改负责,她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很有经验,而且踏实认真、井井有条,这几年做得卓有成效。”

    目前,团队目前正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铍矿石、煤系样品等20种战略性矿产标准物质的研制,以期填补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空白;正在推动20项实验测试行业标准的报批发布,为部局标准化工作提供实验测试技术支撑;同时持续开展对地下水分析测试质量监控评估,支撑服务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确保水质结果准确可靠。

    与计量标准化研究室“三八红旗集体”的见面会在开心的合影中落幕了。“还差一个,孙慧中,正在休产假。”许春雪遗憾地补充道。

    离开实验测试中心时,阳光和暖,清风拂面。中国地质科学院大院里面的丁香花开了,空气里是香甜的味道。小小的丁香,每一朵似乎都不甚起眼,但她们一团一簇地聚集在一起,芬芳四溢,就成了春天中一道清新宜人的风景。

    春天里的绽放 ——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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