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是由英国福公司创办于1909年的焦作路矿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校先后经历了福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的变迁。抗 战爆发，学校先迁陕西西安，再迁甘肃天水，于1938年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大学工学院在陕西城固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 焦作工学院于1946年在河南洛阳复校，其后又几经辗转，迁河南郑州、江苏苏州，于1949年9月迁回焦作原址。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先后迁至天津、北京、 四川，最后在江苏徐州办学。

　　抗战八年中，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迁移到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与北洋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 共组西北工学院，以庙宇和教堂为教室,共育英才，共赴国难，谱写了一部教育与爱国的交响史诗，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培养出了“中国材料之 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著名核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材料及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恒志等。这些院士和更多的杰出校 友一起成为新中国矿业领域的脊梁，为建国后的矿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主动西迁，保存教育实力

　　1937年,由于日寇猖狂进攻，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战火迅速燃遍河北，豫北岌岌可危。到10月14日，日寇即占领安阳。安阳距离焦作200公里。日寇飞机飞越新乡、焦作上空轰炸洛阳军用机场，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学院考虑以不出省为原则，打算把学院迁往开封或南阳内乡。对此，学生自治会于10月18日推举代表面见当时学校的主要出资单位中福公司总经理 孙越崎（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表达了不同意见。孙越崎以学院董事长的名义，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长远考 虑计，召见院长张清涟并对他说:“教育乃国家之命脉，须在教部整个计划下努力，不能分据，不可霸占。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 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和孙越崎的要求，10月20日，全院师生员工从焦作启程，并在郑州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等共160吨搬上孙越崎亲 自安排的铁路车皮，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于10月24日举校迁往西安，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借用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舍和西京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

　　1938年初，日寇轰炸西安，关中处于临战状态。3月，焦作工学院再迁甘肃天水。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共计146人，携带仪器设备、图书文卷，自陇海 铁路虢镇站起，经凤翔、陇县、固关，翻越关山，再经马鹿镇、清水，抵达天水。徒步500余里，长途跋涉、几经辗转，以天水南门外水月寺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 学，时有两系八班，学生89人，当年暑假，有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于天水毕业。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学院师生演出了抗战救亡话剧，会场悬挂 的楹联写道：“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国，当前责任不让人”，表现出全院师生十分可贵的信心和责任感。

　　重组大学，贡献支撑力量

　　根据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焦作工学院师生于1938年11月由甘肃天水再迁陕南城固，12月初在古路坝复课，正式开启了学校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而成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期8年的历史。

　　私立焦作工学院对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

　　1938年8月10日，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在陕西城固成立。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茂 春、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琏和著名教育家胡庶华组成。筹建初期各院校接收委员会4名委员中，焦作工学院有2人，为任殿元教授和余立基教授。张清涟、胡季纯教 授先后任西工事务处主任，张清涟还曾担任西工训导长及学术推广部专门委员。

　　1938年8月25日，在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了西北工学院借用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此时，焦作工学院的人员和物资分别存留 在甘肃天水和陕西西安、凤翔等地，学生集中在甘肃临洮接受军训。从焦作运出的160吨图书设备用具，在天水60吨，西安、凤翔各50吨，在焦工迁往城固的 前后于1938年12月初全部运往城固。

　　焦作工学院与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各校不同的地方就是，焦工西迁前未受破坏，图书仪器设备被完整地保存，而其他的各校带出来的图书仪器设备较少。当时西 北工学院图书馆藏书“主要来自私立焦作工学院的13101册……到1940年馆藏总计15257册。”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 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大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

　　西北工学院初期设土木、矿冶、电机、化工、纺织、机械、水利、航空8个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其中，焦工采矿冶金系和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合组为矿冶 工程学系；焦工的土木工程系与东大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土木系合组为土木工程学系。矿冶研究部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 石油地质组，这也可以视为焦工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践。

　　1939年3月，由于李书田带领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到西康另办新校，因而西北工学院的矿冶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由焦工教授所支撑了。西工矿冶系 的系主任就是来自焦工的任殿元教授。西工矿冶系为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所独有，毕业生供不应求。师昌绪在其回忆录中说：他1941年报考西北工学院的考虑之 一，就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中福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往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 因而报考了矿冶系”。

　　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焦工教授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涟、石心圃、马载之、李善棠、任殿元、李余庆等。

　　教育救国，形成著名“七星灯火”

　　西北工学院是西北联大分立五校中实力很强的一个大学共同体。她汇入了东北、华北、中原高等工程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高等工程学府。

　　西工的校址分布在距城固县城20公里的古路坝，和焦工初创时期一样，处于偏僻的乡村，坝上有一座七星寺，被扩建为西工分校。

　　西北工学院培养人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淘汰制”，相应地，学生也很刻苦。虽生活条件很差,但学生牢记使命,弦歌之诵，夜以继日,每栋房屋里都有 几十支蜡烛彻夜不熄，长年如此。古路坝、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闪烁,形成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动人景观。原焦作工学院两系八班97名学 生先后于1939~1942年暑期毕业，在焦工精神的基础上，他们的心灵也受到了西北联大和西工精神的滋润。

　　当时，广大学生主要依赖贷学金维持学业。一些学生冬天没有棉衣，就把所有的单衣穿上御寒；没有袜子和鞋穿，就自己做木板拖鞋或打草鞋；稀饭、馒头、 素菜和糙米饭是食堂的基本食谱。作业本是用当地产的疙里疙瘩的毛边纸装订而成；墨水大多是用5分钱就能兑一瓶的紫墨水。由于教堂内没有教师家属住房，教师 们大多在教堂附近租当地人喂牲口或堆放杂物的房子来住，夏不遮雨，冬不避风。教师们白天忙于上课，晚上则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

　　焦作工学院在西北的八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八年，是焦作工学院充满艰辛的八年，是自立自强的八年。在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焦作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不畏艰苦，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建设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保留了火种。□

　　（本文资料来源于邹放鸣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的《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西北联大与矿大精神》）

　　6年来，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他在“生命禁区”里，用汗水克服千难万险，用双脚丈量雪域高原；他参与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他先后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多个“青藏专项”及“羌塘油气”所属项目，得到了各路专家组的好评。他就是贵州省地调院西藏项目队队长马德胜。

　　爱岗敬业  夯实业务基础

　　2007年毕业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马德胜，满怀着父母及老师的期望，前往贵州地调院从事区调工作。他在参加贵州1∶5万甲戎抵季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每个技术环节和要求都反复琢磨。2008年，他被安排到西藏项目队工作。这期间，每到晚上，他都要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一两个小时，他要把每天所看到的地质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当队友问他为何如此拼命时，他说，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只有挤出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干好本职工作，提交优质成果。通过刻苦钻研，他很快就掌握了各项地质专业技术。2010年，他由一名技术员升为大组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1年，被提拔为项目队副队长；2012年，被提拔为项目队队长，成为贵州地调院西藏项目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项目队队长。

　　无私奉献  困难面前冲在前

　　工作中，马德胜不怕苦，不怕累，把生死置之度外，困难面前始终冲在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全体队员做出了榜样。

　　2008年7月，正是北羌塘的雨季时节，冻土层开始解冻。道路泥泞艰险，汽车行驶的地方多是沼泽、湿地、河流和险滩，因此陷车就成了家常便饭。车子一旦陷进去，像稀饭一样的冻土层便会将整个车轮吞没。这时，队员们只能慢慢地用铲子先将稀泥铲开，然后用千斤顶将车子一点一点地顶起来，再四处找石头塞在车轮下。如果实在找不到石头，他们便用布袋装沙子来替代。有一次，他们在“打游击”的途中，车子陷进了河道中，当时的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在与大本营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自救。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马德胜毫无顾忌地跳到河中刨稀泥、抱石头。待到上岸时，他已被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那一天汽车陷了十几次，他的手也磨出了血泡。

　　2011年，队员们第一次穿越念青唐古拉山。当时，项目队雇了两名藏族同胞，4匹马驮着队员们一个星期的食物。马德胜带着4名技术员，3位民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山里进发，开展“游击式”的野外作业。

　　念青唐古拉山海拔在5000米~6000米，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11米，终年白雪皑皑，云雾缭绕，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最大的冰川区。这里气候变化无常，一天中往往会出现阵雨、冰雹、雷暴、闪电等多种天气现象，地形切割强烈，巍巍山峰更是让人望而生畏。难以想像，在这里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将是怎样一幅景象。但就是在这里，队员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马德胜冒着生命危险，在冰川与深谷之间，在雪山和峭壁之上，每走一步，就像是在高空走钢索，惊心动魄。头两天还算顺利，虽然路途艰险，天气无常，但总算没发生什么意外，一行人顺着深谷摸索着前行，马德胜不停地叮嘱大家要小心。遇到河流阻断去路，他第一个下河试探深浅；遇到峭壁挡住去路，他第一个翻越峭壁，寻找能让马帮通过的小道。总算是熬到了最后的两天，他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就在这最后的关头，在他们快要收工之时，天色突然骤变，大雨磅礴，队员们都被淋得跟落汤鸡一样，提前准备的雨伞根本抵挡不住狂风暴雨。半个小时后，暴雨演变为暴风雪，电闪雷鸣，冰雹随之铺天盖地。一个民工手握测制剖面的测绳，一道闪电顺着绳子瞬间爬上他的手心，如同触电一般，民工一哆嗦，绳子掉在地上。马德胜看见这情景，目瞪口呆了几秒钟，随即他朝着暴风雪中的队员们疯了般地狂喊：“丢掉地质锤……”同时，他带领着大家朝前方搭好的帐篷跑去。

　　简陋的帐篷经过暴风雪的摧残，已经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电闪雷鸣仿佛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雨水顺着缝隙流进帐篷，大家蜷缩着坐在帐篷里，相互依偎着，瑟瑟发抖地熬过漫漫长夜。第二天天微微亮，马德胜和队员们嚼些干粮充饥后，扔掉负重，一步步走出大山回到大本营。

　　有一次，他们回到达驻地扎好帐篷，铺好被子已经是晚上10点了。他们刚睡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帐篷外面呼啸的风声在雨中显得格外刺耳，而帐篷就像一叶孤舟在大海中无助地摇摆，让人毛骨悚然。刚刚毕业就进藏工作的新同志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显得不安，马德胜打着手电筒一一安慰大家，给队友们鼓劲，鼓励大家要勇敢地面对野外恶劣的环境，遇对困难要沉着稳定。他的一席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游击小分队开展野外剖面测制工作。由于海拔高，天气也比较干燥，队员们行走起来都很吃力。为了节省体力，他们都很少说话。到了中午，一个个队员都被晒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马德胜的嘴唇开裂得尤为严重，声音都嘶哑了。但即便这样，他依然耐心地为大家讲解关于地质构造方面的知识，同时拿出草稿纸，在纸上绘图，在纸上用文字讲解。他的这些举动让队员们深受感动，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下山时，队员们走在他的身后，他的身躯在夕阳下，显得是那么的伟岸。

　　以人为本  确保安全事故为零

　　2012年，贵州省地调院决定由马德胜担任西藏项目队队长，全面主持项目工作。他告别家庭的温暖、放弃对亲人的照料，背起行囊，带领项目队全体队员继续战斗在“生命禁区”。他们每年一去就是七八个月，为的是“找矿立功，报效祖国”。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野外工作，风险因素极高：一是高原病。高海拔地区气压低，含氧量少，如果感冒，就可能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恶性症状。二是天气多变。高原上一年四季都可以下雪、降冰雹。三是路况复杂。野外地质工作区大多人迹罕至，无路可走，温度较高的夏季，很多平时上冻的地方会融化成烂泥沼泽，汽车很容易陷进去而出不来。马德胜通过对青藏高原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和艰苦恶劣生存环境的分析，并结合可可西里地质队员失踪的教训，认真做好野外地质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他从衣、食、住、行、遇险、自救互救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同时，每一步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关、适时监控、督促检查，并做到有据可依，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遏制了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持了西藏项目队连续14年取得安全事故为零的好成绩。

　　一次，项目队突然接到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求救信息，他们的车陷在了距离项目队营地25千米的河道中已经4天了，由于自救无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项目队大本营的GPS点后，便派出两个体力较好的同志赶来求援。两位同行从早上9点出发，到下午4点才到达西藏项目队大本营。马德胜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和队员们前去营救，他们按照GPS点试着向陷车的方向进发，尽管是绕着山脊走，可依然还是免不了陷车，救援不成，先得自救，好不容易才勉强把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由于天色已晚，只好先回大本营，次日再去救援。第二天一大早，马德胜和队员们又驱车前去救援，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达营救地点。

　　在救援过程中，车轮卷起冻土下的稀泥巴溅了他一身，但他没有退却，没有叫苦，喊着“1、2、3”号子，拖了一次、二次、三次……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车拉出了河道。

　　2012年7月的一天傍晚，马德胜带领小组成员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突然电台里传来了急促的传呼：“队员郭海在山上工作时出现了头昏，全身浮肿，项目副队长吴滔发现情况危急，已强行把人带回驻地。”听到传呼，马德胜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来不及细想，当即决定，马上组织人员、车辆护送郭海下山，并带上氧气瓶。

　　一路上，前面的车拼命地赶路，后面的车急速追赶。沼泽地、河谷洼地、陡峭山岭，他们已经来不及慢慢选路，车辆之间相互传呼，告知前方路况和方向。车子陷了，众人齐心协力，一声声的呐喊声在传呼机里回响，虽然车辆相隔数里，但这声声呐喊震撼人心，让人热血沸腾。

　　天色渐暗，车辆必须在天黑前冲出容易陷车的沼泽地带，前面还有5个沼泽地，他们继续前进，4个、3个……每个人心里都在默数着，驾驶员更是高度紧张。一路疾驰，终于在最后一丝红霞即将退去的时候，全部车辆冲出了沼泽地带，驶向依稀有路的便道。

　　通宵达旦的长途奔跑，一夜的无眠，一场千里救援的场景，在藏北拉开！

　　藏北的夜晚，寒风肆虐，车辆在黑夜中穿梭。由于路况极差，车子一路颠簸着前进。郭海平躺在车子的后排，旁边的人时时关注着他的状况，氧气管一直插在他的鼻子上。

　　焦急和难熬在一夜之间像是经过了一年。兄弟间在患难之时方见真情，他们忘记了无眠的疲倦，没人敢合一下眼，他们怕合眼后留下的尽是遗憾！

　　第二天中午，救援车队顺利到达拉萨，他们紧急把郭海送进了西藏军区医院，大家守候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半个小时后，医生终于从病房走出来，告诉大家：“这是强烈的高原反应症状，幸好送得及时，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医院治疗几天就能痊愈。”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紧急救援没有耽误病情，没有带来可怕的后果，辛苦的连夜煎熬得到了安慰。

　　千里救援行动似乎感召着项目队的每个成员，这样的团结和高效的安排又一次促进了队伍的凝聚力，这样以人为本的救援行动也使项目队员感到无比温暖，项目队显得更加和谐、团结。

　　马德胜在艰苦的青藏高原一线，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工作本领。在工作中，他刻苦好学、勤于思考、踏实肯干；在管理方面，他知人善用，重视信任，奖惩有度，以身作则。他在年轻职工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的新生技术队伍。

　　他说：“我庆幸选择了地质事业，同时也庆幸贵州地调院选择了我，这是我今生的最大抉择。”在今后的道路上，他将在新的地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皓首穷经，上下求索，为贵州地质事业贡献出全部的青春和力量，书写自己的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