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赣州是一片壮怀激烈、神奇光荣的红土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闪耀着历史与传统的光辉。

时代翻到了2020年这一页。此前，由于经济底子薄、基础条件差、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赣州成为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江西省脱贫攻坚主战场。今年4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于都等7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赣州市11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赣南革命老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中，一支奇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出现在深壕坚堡前，从专业入手，从技术切入，干起了别人不善干的大事来：脱贫要治贫，治贫要助贫，穷根不除，还要返贫。

发展实体经济，把赣州建设成为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是脱贫治穷的关键一招。但是，赣州又不能走传统的老路子，村村办矿，家家炼石，把资源优势折腾成生态劣势。经过深入地县情、乡情、村情调查，郑州综合利用所决定用创新思维从六方面持续发力：

——将钨、稀土、萤石等特色优势矿产资源进行深度研发利用；

——将矿山固体废弃物进行广泛综合利用；

——推动金属矿、非金属矿新技术研发；

——对矿山环境进行综合调查，经过治理后形成“绿色产出”；

——进行固废资源综合调查评价，力争变废为宝，产生效益；

——编制矿业产业规划和绿色矿山标准，使区域经济健康、绿色地向前发展，不走弯路。

由此可见，郑州综合利用所对扶贫工作就像经营自己的“责任田”那样充满深情，“谋矿已非从前样，春风化雨焕容光”。

于都润鹏矿业经改造后的生产现场图

科技薪火燃一片

赣州于都润鹏铅锌矿是一复杂共伴生的多金属矿。长期以来，由于矿床共伴生组分多、分离难度大，导致主要有价组分回收率偏低，精矿产品也因品位低，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找到症结后，郑州综合利用所决定利用技术研发优势帮助矿山解决“心头之患”。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技术攻关，先后研发了铅锌优化分离技术、尾矿重选收硫技术、铅锌混合浮选技术、铅锌混浮精矿压力浸出短流程技术等多项技术。其中，铅锌优化分离技术通过药剂配制创新和工艺条件优化，可使铅回收率提高6.72个百分点，达83.45%，银回收率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达64.84%，增加年直接经济效益523.74万元。

在尾矿重选收硫技术方面，该所提出采用重选回收替代浮选回收硫系统，使硫精矿品位保持在45%以上，硫的回收率增加20个百分点，年直接经济效益达90万元；运用铅锌多金属矿混合浮选工艺技术，使混合精矿各主要组分回收率大幅提高，铜达到93.69%，铅达93.55%，锌达91.94%，金达91.81%，银达97.66%，硫达93.19%，整体技术经济效果明显提升；运用浮铅尾矿锌硫混合浮选-分离技术，将流程改为先选铜铅，再锌硫混选，再进行锌硫分离，使锌回收率提高了0.63个百分点，电机功率下降150千瓦，吨原矿节约成本4.43元，实施后每天多产生效益1万余元，年增经济效益近330万元。经过多项技术改造，润鹏铅锌矿终于“滋羽鹏飞”。

接着，郑州综合利用所又把目光瞄向了宁都县河源锂辉石矿。该矿生产的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料，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矿山锂元素回收率不高，经济效益并不理想。

通过研究，郑州综合利用所的专家们发现，造成锂回收率不高的原因是矿泥影响了药剂功能的发挥。为此，他们开展攻关，反复对比药剂，试图找到对锂辉石更为敏感的“高效捕收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研发了一种名为“EL”的高效捕收剂，使浮选精矿氧化锂回收率提高11.3%。经测算，矿山通过选矿工艺的革新，不仅节约了资源，还可年增利润1200万元，抱上了一个大金娃娃。

江西铁山垅钨矿细泥中钨的回收一直是矿山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一般情况下，钨选厂细泥产率约为7%~9%，钨在矿泥中的损失率达20%。郑州综合利用所根据钨细泥尾矿矿物特性，结合离心机选矿机、悬振锥面选矿机等设备优缺点，开发出了“筛分-离心机预选-悬振锥面选矿机精选”的全重选工艺流程。该工艺可再次回收废弃矿泥中的残矿，最后得到WO3品位为23.43%、回收率达到41.62%的黑钨精矿。

在扶贫过程中，又一个难题横亘在郑州综合利用所面前：赣州会昌锡矿储量即将消耗完毕，需要尽快研发技术从锡尾矿中回收锡等有价组分。该所知难而进，通过设备组合优化、工艺条件控制和药剂创新，开发出了“锡石尾矿尼尔森重选抛尾——粗精矿浮选富集工艺技术”。这组工艺技术设计新颖，连接顺畅，要件闭环，最终抛尾量达到76.67%，大幅减少了进入浮选作业矿石量，重选抛尾也降低了细泥对浮选的影响，减少了浮选药剂用量，获得锡石精矿品位达9.73%，作业回收率47.88%，相当于提高现场锡石回收率的9%~10%。

赣州兴国县高岭土矿是当地一宝，但由于产品含铁高，销售价格低，花了力气但不挣钱。郑州综合利用所通过分析发现，该矿的铁赋存在云母中，采用传统磁选工艺很难分离出来。于是，他们结合现有工艺，引入超导磁选技术，大幅提高了磁场强度，实现了含铁云母的分离，铁含量由1.25%降低到0.52%，白度由74.5提高至93.4，产品价格由240元/吨提升至1400元/吨，为矿产品升级换代带来希望。

赣南高岭土矿分选后尾矿量较大，长期堆积在矿山周围，对环境影响很大。郑州综合利用所认为，这些都是放错地方的“垃圾”，完全可以变废为宝。工艺矿物学和综合利用技术评价结果表明，高岭土尾矿中主要含有石英、长石、云母、高岭石等矿物，其中石英含量高、资源禀赋好，晶体通透。于是，他们研发了“高温煅烧-水淬-重选-磁选-浮选-酸浸”工艺，把尾矿中有益组分进行分选，获得二氧化硅品位达99.85%，回收率达到35%；又把二次剩余尾矿用来制备轻质高强陶粒，充当建筑材料，实现了“吃干榨尽”。

就这样，郑州综合利用所在扶贫3年中，攻克了一个个工矿企业的“老大难”问题，正所谓“科技薪火燃一片，青山远望小康家”。

浮锌尾矿重选回收硫技改实施现场

睿智英才盈彩笔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赣州市及所辖县域矿产资源丰富，山脉纵横，历史上就是办矿要地，目前大中小矿山百余座，矿点千余处，稀土、钨等矿产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地位。

要谋划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又要积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矿业和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根据地方政府的迫切需求，郑州综合利用所集中科技力量，编制了4份市县矿业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1项产业发展专题报告。

知宝在其一，用宝在其二，惜宝在其三。《赣州高岭土矿资源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1年）》总结了国内外高岭土矿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发展现状，针对赣州高岭土矿资源特点及产业发展实际，分析了赣州发展高岭土矿资源产业的优劣势，提出了规划期内高岭土矿资源产业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重点发展高岭土精深加工和陶瓷产业，建议建设崇义高岭土产业园、兴国（泉州）五金卫浴产业园和寻乌陶瓷产业基地等3处高岭土矿产业聚集区。地方政府对该规划极为赞赏。

接着，《赣州硅石矿资源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1年）》也问世了。该规划总结了赣州市硅石矿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赣州发展硅石矿资源产业的前景，提出了规划期内硅石矿资源产业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重点发展石英砂、石英玻璃、石英板材等产业，建设石城硅石产业园、信丰粉石英产学研基地、上犹玻纤生产基地等6处硅石矿产业聚集区。此规划一旦实施，可安排数千人就业。

《于都县矿业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地域性的专项规划。郑州综合利用所在全面总结于都县优势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矿业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矿业产业发展的前景，提出了规划期内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产业布局和十大重点工程，通过延伸钨、铅锌、萤石等重点矿种产业链和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动矿业及延伸产业快速发展。

《兴国县非金属矿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郑州综合利用所在全面总结兴国县优势非金属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非金属矿产业发展的前景，提出了规划期内非金属矿产业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明确了萤石、高岭土等优势非金属矿的产业布局、产品方向和重点项目，构建以萤石氟化工产业为龙头，高岭土陶瓷产业、水泥建材产业等为重点的非金属矿产业集群。

接着，郑州综合利用所又完成了《兴国县矿泉水地热产业发展前景分析报告》，通过调研兴国矿泉水、地热资源现状及现有2家矿泉水企业开发利用现状，分析了产业发展的前景，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主要工作和建议，为兴国县矿泉水、地热产业开发指明了发展方向。

看起来，郑州综合利用所做的都不是“分内事”，不过他们深知，谋贫困区之发展蓝图，规划才是主轴和引领。

红色老区竞风流

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如何科学、绿色办矿，既有序开发金山银山，又留住绿水青山，是当前绕不过的大问题。

为此，郑州综合利用所的专家团队帮助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的矿产资源特点，谋划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和绿色矿山建设。首先，他们结合地域地貌特点开展了赣州优势矿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研制，研究编制了《钨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萤石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离子型稀土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普通建筑用砂石粘土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等4项赣州市绿色矿山建设地方标准，并通过细化相关指标要求，有效增强了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可喜的是，《钨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萤石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2项标准已于2020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为赣州市钨、萤石矿资源绿色开发提供了标准依据。它们是赣州市首批市级地方标准，也是江西省首批生态文明市级地方标准。该标准的广泛运用，使当地绿色矿山的建设、评估、认定和核查等工作有了可循之规。此外，《离子型稀土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和《普通建筑用砂石粘土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目前也已完成标准送审稿，有望在年内完成审查后发布。

江西铁山垅钨矿有限公司黄沙矿区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以生产优质黑钨精矿而闻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为苏区作出过重大历史性贡献。郑州综合利用所充分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为其绿色矿山建设提供规划指导，编制了《江西铁山垅钨矿有限公司黄沙矿区绿色矿山建设方案》。经过绿色矿山建设，该公司基本实现了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顺利进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库，成为赣州矿业的一张名片。

对历史遗留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郑州综合利用所应地方政府的要求，积极开展各类地质环境问题调查。于都地区历史上是办矿重点区域，专家组通过遥感图像解译，并深入矿山“梳头发”，共调查国土面积1921平方千米、各类矿山180座，基本查清了存在的各种地质环境问题，编写了《于都南部区域废弃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恢复治理建议》和《于都南部废弃钨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可行性调查报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有道是，弃矿复绿已开头，红色老区竞风流。赣州市境内老矿区颇多，生态环境欠账绝非毕一役之功就能解决，但郑州综合利用所矢志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在“十四五”期间将脚踏实地，一茬一茬接着干，在这片红土地上复绿、造绿、兴绿，打造出一个新型矿区。

地球生命的灭绝与复苏是国际地学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今年36岁的文芠，已经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十五年。从实习生到项目骨干、访问学者、读博到罗平生物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一直在拼搏、一直在突破，每一次坚持都不是命运使然的随波逐流，而是文芠坚守内心作出的笃定选择。她是一位被热爱所驱动、全身心栖息于科研世界的果敢女性。 

热爱——追寻心中的理想

“让陌生的宇宙与你我息息相关，去阐释浩瀚宇宙中每个生命瞬间穿过永恒之美”，这是文芠在修化石过程中逐步萌生的理想。

古生物研究的入门任务是修理化石，这是化石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件精细活，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在非常坚硬的灰岩盖层下，修复化石的工作十分艰难，需要借助显微镜用风笔和钢针一点点地将轮廓以外的围岩剥离。修理一块10平方厘米的化石，最少也要耗费两个星期。但文芠却十分热爱这项工作，即使由于长期弯腰导致腰椎间盘突出，也丝毫不影响她这份热爱。“因为你不知道隐藏在岩石中的化石究竟以何种形态保存着，保存的完整程度又是如何，每修一寸化石我都饱含着对未知的探索和期待，当化石完全展露的时候，成就感油然而生。”文芠这样解释。

2009年11月，文芠怀着好奇和憧憬的心情第一次踏上罗平这块神奇的土地，参与了罗平生物群门前坡采场的化石采集工作。2014年7月，她作为罗平古生物群化石采集项目负责人，和同事完成了三千余件化石采集，并在整理原有化石名录的基础上鉴定各类古生物化石标本近九千件，建立了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成罗平生物群国家地质公园化石展厅。这些为2016年罗平生物群国家地质公园的成功挂牌和罗平生物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评估优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升——积跬步以至千里

为掌握化石的分支系统学分析等前沿方法，文芠作为访问学者于2012年5月前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并与前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Michael J. Benton教授开展合作研究。一次次研讨、一篇篇文献、一摞摞报告，以及每个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的日子，结成累累硕果。

其先后新命名鱼类化石4属5种；发现了世界上分异度最高的早三叠世陆相软骨鱼类微体化石群落，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陆地生态系统的复苏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发现空棘鱼类卵胎生最早的化石证据，为空棘鱼独特的生殖方式的演化提供了实证；首次在我国发现了扁颌鱼类化石，并重新厘定了其分类位置。其成果被应用在国际古生物学经典教科书《Vertebrate Paleontology》（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版第七章重要内容，得到了国内国际同行的认可。

突破——翻越自我的山丘

2020年，罗平生物群国家地质公园和罗平生物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已经成熟运转，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获得了广泛认可。但文芠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平台的发展都到了瓶颈期，“加把劲儿”再上一层楼，“松口气”滑向另一端。此时，她已经是一位五岁孩子的母亲。是以家庭孩子为重，还是追求更高的目标？无数次的思想挣扎，以考取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告结。她说，想和国内最好的古生物学团队共事，是促进自我成长，也是帮助罗平生物群研究打开国内合作通道。

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一边带娃，读博期间的辛苦可想而知。“读博这几年，很忙，为了学业、工作两不误，我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都是卡死的。”她的工作包括科学研究、科普工作、科研平台建设工作，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都是拓宽合作、深化研究。

在文芠牵头下，罗平生物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先后成功申报获批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批地学科普研学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与此同时，罗平生物群研究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达成了与中科院北京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及南京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国内外优秀院所的合作，还获得了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专项，实现了罗平生物群研究自我造血的突破。2023年12月，我国古生物界大咖周忠和、沈树忠、徐义刚、朱敏、谢树成、徐星等6位院士在云南会泽开展联合地质考察。成都地调中心古生物团队在展示重要成果的同时，又明确了新的科研目标。

“我相信，中心古生物研究之路会越走越宽。”文芠满怀信心地说道。

感恩——是源泉更是动力

文芠从事古生物研究15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益性地质调查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6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部，入选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库专家和云南省化石专家委员会特邀专家委员，获得全国奖1项，省部级奖项9项，国家一级学会奖1项。

面对这些荣誉，文芠心怀感激，感激成都地调中心历届领导对古生物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在项目经费极其缺乏的情况下，用中心自筹资金完成了科学研究工作。感谢团队的团结协作，感谢导师的引领帮助。最要感谢的当数她的家人，特别是她7岁的女儿。

2024年3月19日，文芠提交了2024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材料。当她带着女儿从办公室取了快递准备锁门时，女儿惊讶地说：“妈妈，你今天不加班吗？”文芠猛然想起，这是春节以来，她第一次准点下班。女儿已经习惯了她加班，习惯了她不在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疏忽对女儿的照顾，这是不是也是种自私？”正当她又一次陷入深深自责时，女儿忽闪着大眼睛问道：“妈妈，你是不是又完成了一个大项目又要做报告啦？”时间倒回2023年4月22日，文芠作为嘉宾在成都市自然资源博物馆作题为《探秘化石—走进罗平生物群》科普报告，女儿也在现场。散场后，女儿焦急地跑上台，逢人就说，这是我妈妈，骄傲的表情溢于言表。

“用行动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也许是我这个妈妈为女儿做得最有用的事。我要加油，为自己，也为女儿。”文芠说道。

世界地质公园国际培训大会 

国际合作——联合野外考察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央视网消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里，人们经常能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陈毓川院士忙碌的身影。除了指导各项科研工作外，编撰中国百余年来最完整的矿产资源调查、勘察成果的著作《中国地质志》则是他每天放不下的重要工作。十几年来，陈毓川为我国的找矿工作、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4年12月7日，陈毓川出生于浙江平湖乍浦镇。3岁时，他们一家人逃难到了上海。上海解放后，刚上高中的陈毓川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组织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也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学成归来的陈毓川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踏上了探索地质科学奥秘、打开矿产资源宝藏的旅程。

陈毓川指导基础地质调查

工作不久，陈毓川随队考察了广西大厂锡矿。大厂锡矿是一个古矿山，当时正在开采出露地表的大矿脉，同时，215地质队的深部找矿工作也已显示出很大前景。大厂作为陈毓川在国内接触到的第一个矿床，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60年6月，陈毓川再次踏上了大厂的土地。这次，他要对大厂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寻觅、发现这个古老矿山新的秘密。天晴，他上山跑地表，雨天，他改下坑道；为了省时间，观察、描述、采样同时进行。下坑道是个比较辛苦的活儿。

从坑口走斜井下去，到底层的垂距是200米，每次背着满满一大兜样品走上来都是一身大汗。虽然辛苦，但坑道却是陈毓川最喜欢的地方，总感到看不够，看不完，他觉得各种地质现象背后无数的奥秘，像磁石一样让人难以自拔。他常常吃了早饭就下去，下午四五点钟才上来，晚上再整理标本。虽然每天都累得像散了架，但第二天早晨又变得活力十足。

陈毓川在大厂待了5年，这5年中，他完成了6份报告：总结了成矿规律，提出找矿方向，特别是提出龙头山深部找矿远景区及粤北陆块北缘马关—文山一带找锡远景区的预测，经20世纪70年代地质勘查工作都找到了大型锡多金属矿床。

1965年5月，陈毓川因职务变动需要离开大厂，当时他向上级提出能否把大厂研究报告的收尾工作做好再离开，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大厂的收尾工作先放一放”。

这一放，就放到了1980年。

1980年，由于承担国家科委设立的个旧—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研究项目，陈毓川时隔重返大厂。通过从四维时空角度研究大厂矿带的成矿规律，项目组建立了大厂矿带的区域成矿模式，进一步开展了成矿预测，并出版了《大厂锡矿地质》专著，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进入新世纪后，陈毓川又和六位院士及39个单位的200多位科技人员，共同承担了《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项目，对全国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总，对成矿系列的概念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总结提出了中国大陆成矿体系，并运用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对12个矿种进行了潜力评估，对各主要成矿区、带进行了成矿预测，提出了找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

2006年起，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开展了多项重要国情调查，其中的一项便是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以此摸清煤炭、铁、铝、金、铜、铅锌、银、钨、稀土等25个非油气重要矿产资源的家底。

这回陈毓川更忙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充满科学创新的宏大工程中，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加强区域成矿规律及相关基础地质研究，最大限度地深入分析地质构造的成矿信息，在成矿区内圈定预测区的基础上，实现分省和全国资源潜力预测评价。

2014年，这项集合165个单位、3700多人心血的重大项目进入尾声。也是在那年夏天，国土资源部通报表扬了参与这项工程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陈毓川成为4位获突出贡献奖中的一位。

80多岁，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而言应该是享受安逸的晚年，可陈毓川仍然像个陀螺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他的夫人笑着说：“我也曾劝他适当放慢节奏，增加点别的爱好，可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没兴趣，心里只有工作。兴趣爱好可以增强人的生命力，既然他这样最开心，我也就不再劝他，只是让他悠着一点儿。”

看得出，宏伟的目标和满满的工作，让84岁的陈毓川忙碌着、幸福着。

陈毓川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其实，他心中所放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项目，也不仅仅是跑了多少矿山、找出了多少矿，而是地质行业如何才能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作出更大的贡献。（材料来源：中国科学报 央视新闻 求是网）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阶梯式发展论》首发式暨高层论坛10月20日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阶梯式发展论提出者和倡导者朱训在出席会议时表示，阶梯式发展论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91年提出至今已有28年。《阶梯式发展论》这本专著的形成，与众多志同道合的院士、专家的支持分不开。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进一步促进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并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就《阶梯式发展论》进行交流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并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阶梯式发展是指客观事物随时间由一个台阶跃进到另一个台阶的发展，是客观物质世界运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人类主观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阶梯式发展”这一提法，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即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不是重复，而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不断向新的阶梯的攀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马俊杰表示，长期以来，朱训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高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找矿实践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矿产勘查结合起来，创建了找矿哲学及矿产勘查哲学这一新兴学科，并出版了多部论著，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科界、科技界、地学界的广泛赞誉。《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认为，《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地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总结和创新，是“地学哲学文库”的最新著作，是广大地学工作者翘首以盼的重要理论专著，是在长期矿产勘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总结矿产勘查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是地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并在地质找矿中得到了生动实践和验证，充分显示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新的工具和科学思维方法。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表示，《阶梯式发展论》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而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演绎，是以丰富的实践为基础研究出来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全国地学哲学第九届主任孟宪来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是朱训同志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学习工作有机结合，在创立地学哲学这一新型学科并带领广大地学哲学研究工作者不懈探索创新、不断总结提升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他认为，发展是永恒的。客观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主观上，人的思维和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阶梯式发展论》对此给出实践验证。发展需要过程。人的成长经历婴幼儿、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是阶梯式发展的具体体现。《阶梯式发展论》不仅接受发展的过程论，而且提出了发展的阶梯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发展有其规律性，其本质是从量变到质变。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不要超越历史阶段，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在现阶段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而《阶梯式发展论》恰好提供了很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

论坛上，第十届地学哲学委员会副主任兼代理秘书长、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玉平详细介绍了阶梯式发展论的形成过程。

朱训同志1957年7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在赣东北地质队开始了铜多金属矿等的地质勘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浪潮，他成为那个时代地质工作者积极“学哲学、用哲学”队伍中的一员。在此后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中，他潜心地质矿产勘查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矿产勘查工作的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矿产勘查哲学研究的系列论著。1960年，朱训同志首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找矿实践，发表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发现是就矿找矿的成功实践》。1965年，在总结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成功发现了江西永平大型铜矿床的经验，撰写了以《江西永平大型铜矿的发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为题的文章。1966年3月，针对地质找矿工作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划分阶段问题，朱训同志撰写了《关于地质工作程序若干问题的辩证分析》一文。

1978年4月7日，朱训同志在《江西日报》上发表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前进》一文，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观点总结了江西地质找矿的成功经验。1978年5月，在《德兴铜矿会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文中，他再次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了德兴铜矿会战的成功经验。1978年7月，其撰写的《加强科学研究指导找矿探矿》一文提到的阶梯式发展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地质科研与地质找矿之间的辩证关系。1982年，在其撰写的《论就矿找矿》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就矿找矿论”的基本观点。1983年，在福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他做了题为《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若干关系》的学术报告，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的基本原理，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并科学处理地质找矿中的十大矛盾关系。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朱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国内外分阶段“台阶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找矿工作的过程是矿产勘查工作的客观规律，于是把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这种“台阶式”的发展形势与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螺旋式上升”，毛泽东的“波浪式前进”两种发展形势进行对比研究，认识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三者的共同特点，而“台阶式发展”这种形式没有“波浪式前进”中的波峰、波谷之分，只是在某一阶段内或阶段之间出现小的波动；也没有“螺旋式上升”形式中的前进性上升和复归式上升之分。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台阶式发展形势，朱训命名为“阶梯式发展”，并于1991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发表了《从矿产勘查过程看认识运动的“阶梯式发展”》一文，正式提出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

1992年，在总结矿产勘查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找矿哲学概论》一书，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矿产勘查学有机结合的“找矿哲学”这一新型交叉学科，随即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在《找矿哲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中，朱训同志依据矿产勘查过程，即：普查、详查、勘探的“阶梯式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概论》中综述“阶梯序次递进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矿产勘查过程中的认识运动”也呈“阶梯式发展”这一观点。

“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提出后的20多年里，经过对自然界，特别是对地球上地质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他认识到阶梯式发展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领域同样是广泛存在的。2012年，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第12期发表了《阶梯式发展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一文，就此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理论”的雏形。

2015年4月，朱训初步总结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论阶梯式发展》，这标志着“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体系框架的初步形成”。在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他主导撰写的《阶梯式发展论》于2019年9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进行出版，再次对阶梯式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总结，从非常广泛的领域阐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普遍存在，论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以及理论的实践性，并明确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认为，《阶梯式发展论》的诞生有深厚的积淀。一方面，朱训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从一名技术员逐步走上地矿工作的管理岗位，期间的经历使他能够对地质工作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他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经验，这两个方面决定了《阶梯式发展论》基础比较扎实。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说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具有时空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台阶性，在时间上表现为阶段性，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阶梯式发展论”认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和“阶梯式发展”都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延续与创新，是《阶梯式发展论》的突出亮点，具有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杨春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阶梯式发展规律。目前，研究人类社会共有两种维度，一个叫技术社会形态，另一个叫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是从渔业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一个的阶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来说，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一个一个阶梯发展过来。所以，无论从个体的人，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都符合阶梯式发展论。

事实上，“阶梯式发展论”已在多年的地质工作、矿产勘查、矿业城市转型、矿业公司发展以及矿产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多领域得以转化运用。

例如，在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可以以阶梯式发展来推进。矿产勘查是人类变革自然的一项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认识运动。找矿过程实际是地质勘查人员对地壳中客观存在的矿产进行认识的过程。但是认识地下矿产资源的情况以及认识其他客观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犹如爬楼梯似的逐步前进的过程。从矿产资源的特点来看，客观存在的地下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差异性的特点，所以对地下矿产资源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逐步推进。从矿产勘查工作的探索性特点看，由于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和差异性，肉眼看不到全貌，即使是运用多种先进技术方法、手段来进行探测，也难以观测其全貌。所以客观实际地认识矿产情况，就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由于上述地质规律、勘查工作规律、认识规律的影响，阶梯式发展就必然成为矿产勘查活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不仅止于地质勘查工作，在地质调查、矿业转型发展等更多更宽泛的领域，阶梯式发展理论也存在广泛的指导意义。

当前地质工作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此，王研表示，地质事业恰好正处在阶梯式发展的重要节点。阶梯式发展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提示，地质工作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尊重规律、循序渐进，认真实践、勇于创新，总结经验、善于反思，在地质事业发展转型升级、地质人才培养、地质科技创新等方面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推动地质事业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迈进。

我国地质事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又是分阶段的，经历了由起步阶段到奠基阶段，再到大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符合“阶梯式发展理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提出至今已有近30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地质工作和地球科学发展演化规律指导地质调查研究实践以及促进地质工作改革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地质工作进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目标任务的双重化、服务领域的社会化、调查研究的全球化、科技创新的最大化和人才队伍的高端化。同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科学理论的滞后。所以，仍然需要在“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继续推动地质事业。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宋鑫表示，目前，自然资源与矿业领域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在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大格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新体制下，如何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及矿业发展，是必须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大事。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矿业发展面临新阶段，矿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协调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如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绿色发展。三是如何利用矿产资源法修改机遇，完善矿政管理法规，包括矿业权出让收益、资源税法、矿业用地政策、矿业权管理、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等。四是如何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为中资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提供一系列相应的服务，推动我国矿业走向世界。“阶梯式发展论”将为矿业在新时代全方位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深入学习宣传《阶梯式发展论》，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用哲学的眼光看新时代，用科学的方法论分析新形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思维，积小胜为大胜，稳步、阶梯式地前进，推动地质工作更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五月的青年壮志飞扬。

5月4日下午，北京，中国地质调查局机关会议室。

颁奖现场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一首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响起，全场肃然起立。

伴随着激昂荡漾的旋律，中国地质调查局“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暨“新时代·我为中国梦而奋斗”团员青年征文比赛演讲展示活动拉开了帷幕。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出席演讲展示活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全局广大团员青年提出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高素质和能力，积极投身于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发挥积极作用”的殷切希望。

成都地调中心 戴婕

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对全局党员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更是新时代每一名地质调查职工特别是团员青年的精神追求和核心价值取向。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祁连山上，负重徒步16公里，攀越高差800米，高原反应到头痛欲裂、面色惨白，只为采集到地质样品；

连续4个月在青藏高原之巅开展野外工作，没有新鲜的食物和纯净的淡水，常常面临陷车的困境，在冰天雪地的荒野过夜；

在海洋科考中，克服机械故障，战胜台风影响，全年有200多天在海上作业，坚守海洋强国的心从未懈怠……

或是工作多年的业务骨干，或是入行不久的地调新兵，简短的开幕仪式后，来自局系统的6名优秀青年代表依次登台演讲。他们结合各自一线工作经历，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动情地讲述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和感人至深的地质情怀。

地科院深部中心 王增振

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但他们年轻的心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地质工作者。

责任·初心

“您还记得当初从事地质工作的初心吗？您的地质初心可曾动摇过吗？”

地质环境监测院的佟彬用“初心”展开了他的演讲。2008年那场刻骨铭心的汶川地震给半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强烈刺痛了一颗游子志诚报国的心。自那时起，学成报国，为同胞寻找到一片安宁、祥和的家园，便成了他日后坚定不移的初心。

2014年，他博士毕业归来，开始从事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成为数十万地质大军中的一名新兵。

佟彬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从调查-评价-支撑服务的工作思路出发，提出了3点思考建议。在演讲的最后，他表示，加快推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为我国自然资源权威数据的主要提供者、自然资源部业务职能的有力支撑者、地勘行业转型发展的示范引领者，这是每一个地质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来自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荆青青向大家描述了她在工作中的切身感受——

“当我整理全国矿产资源违法开采资料的时候，看着表格里成千上万条记录，心情是沉重的。”她放慢了语速，面色凝重低沉，语气里尽是痛心疾首。一条条记录的背后也许是一个黑煤窑、也许是一艘采沙船，但也有可能是一座规模巨大、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大型非法矿山。不合理的开采导致地裂缝、塌陷坑等，矿山上不时排出红色、蓝色、绿色的废水……无一不摧残着我们的美丽家园。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对资源、能源、环境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遥感监测工作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应当担负起的责任。”荆青青在演讲中坚定地表示。

“通过一颗颗在60万米高空中翱翔的卫星，和一双双遥感监测工作者明察秋毫的眼睛，凭着坚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她瘦弱的身躯透着某种壮怀激烈——要把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奉献到热爱的事业中来，进一步增大调查的工作频次，使非法开采和环境破坏无地遁形，忠诚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

齐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

忠诚·奉献

壮志激扬，豪情满怀。一段段感人事迹的背后，是地质青年们一颗颗夜以继日、甘于奉献、执剑担当的赤胆忠心。

讲起那些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成都地调中心的戴婕娓娓道来：项目负责人宋春彦和3名队友，背着沉重的样品徒步穿越沼泽地，深一脚、浅一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测剖面时，冯兴雷的指头被砸伤，鲜血直流却默不作声，依然坚持工作，返回拉萨检查，食指已经是粉碎性骨折……

像这样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的例子实在还有太多太多。“羌参1井几次取岩芯时，都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夜，工程负责人带着大家裹着厚厚的被子，围坐在井口，像是等待快要出生的孩子，默默守候着岩芯出筒，一守就是一夜。”

“5+2”、“白加黑”的忙碌，从来都是地质调查人的常态。“如果说高寒缺氧、伤病加身，我们的队员还能笑对，那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则是我们不愿提及的伤痛。”讲到这里，戴婕隐隐地顿了一顿，“为了羌参1井，申华梁和未婚妻订好的婚期一拖再拖；谢尚克在父亲手术之时不能榻前尽孝，甚至还错过了女儿的出生……”

一段段动人的事迹，让台下的听者动容；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令现场的观众落泪。这数十万地质人中一个个最普通、最可爱的地质青年，在儿子、丈夫、父亲的各种角色中，总是本能地将“地质工作者”排在第一位，用心、用情、执着地热爱着这份事业。

“生逢其时，就是最大的机遇，也是莫大的幸运。”作为一名公益油气调查事业的青年人，潘卫红说，“只有把青春浇筑在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持续发展和完善美丽中国的梦想中，才不枉青春的亮丽。”

合作·攻坚

大树参入云天，得益于每一片树叶的共同努力；大江奔腾入海，汇聚了千千万万条涓涓细流的合力。

“由于常年累月在海洋科考的第一线，我们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但广州海洋局的张力中话锋一转，掷地有声，“有幸我是其中的一员，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2017年大洋南极科考航次，6名平均年龄在26岁的年轻船员，全程参与了232天的科考。在征求轮换意见时，他们说：我们年轻，能坚持！

一年又一年的海上征程，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海洋地质工作者。面对全年两百多天的海上生活，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为了家庭、为了祖国、为了梦想，他们选择了默默地付出，不懈地坚持。

单兵作战已是历史，协同作战才是未来。

地科院深部中心的王增振目光坚毅，话语铿锵：“我愿当深部地质调查的一个兵，志同道合的同学师长也甘当深部地质调查的一个兵，未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青年才俊投身深部地质调查事业成为地质兵。”

向地球深部进军是地球科学未来发展的突破口，是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制高点，是解决未来能源与资源问题的必经路。

事非经过而不知难，地质调查事业从来都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发展的。完成这项不平凡的宏事伟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平凡的地质兵的共同努力。

新时代已来临，接过前辈旗帜，扛起地调责任。戴婕一改女生的呢喃细语，大声疾呼：“让我们在地质工作大舞台上，坚定理想和信念，涵养家国情怀，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开创地质工作新局面，在新时代砥砺前行、建功立业！”

你方讲罢我登台，直到主持人宣布“本次演讲展示活动到此结束”时，台下的观众仍沉浸其中，一时还没回过神来，直呼“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演讲时间有限，但地质青年的激情无限。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地质调查人奋发向上、敢为人先、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地质精神。他们正以饱满的精气神和厚重责任感整装待发，砥砺前行，用激昂青春谱写一曲无悔赞歌！

7月6日，陈明团队在湖南湘潭进行镉铅锌铜汞污染场地修复前调查

2014年，在福建德化做Hg污染土壤修复的盆栽实验

2015年，与同事和研究生在湖南湘潭做重金属污染土壤电动修复技术试验

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作为我国国家层面制定的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单行法，草案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分别作出规定。面对国家针对土壤污染的高度关注，国土资源部长期从事污染土壤修复的专家怎么看？日前，记者走访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明研究员。

《土壤污染防治法》呼之欲出，土壤修复产业再迎利好

经过雨水连日的洗涤，北京恢复了阳光灿烂的夏季“日常”。看上去，陈明的心情也很晴朗，他说，比起手中多个土壤修复项目进展顺利，更让他高兴的是国家对土壤污染高度关注的“大气候”。

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多次参加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讨论会。《土壤污染防治法》反映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等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它的及时出台，对防治土壤污染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草案明确国家每10年组织一次土壤环境状况普查，并实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制度。同时，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设立中央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鼓励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就土壤污染修复市场而言，这无疑是继‘土十条’之后，在本行业最振奋人心的国家政策。”

被公众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初步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保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0%或以上。到2030年，土壤质量要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5%以上。到本世纪2050年左右，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目标明确，难度很大，完善立法显然是关键的一步。”陈明说，我国的土壤污染整体上分成耕地污染、场地污染和矿山污染3大类，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到固废、淤泥和河湖底泥等。对农用地而言，可按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划为3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细化了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规定“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区应定期开展耕地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对于“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将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对于建设用地，将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列入名录的污染地块，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同时，草案还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或者扩建可能造成土地污染的建设项目。

“农用地严格管控、分类利用，污染地块不得作为住宅用地，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土壤修复市场的活力。土壤修复产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他告诉记者，我国约有4200万亩轻度污染和2800万亩中度污染耕地，属于安全利用类。纵观国内外耕地修复，真正见效快而且一次修复效果能够持续数年的耕地修复技术其最低成本也在3~5万元/亩，而且视土壤类型和污染物种类而差异巨大。因此，仅安全利用类耕地修复一项，预计市场空间至少有2.1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约2000万亩属于重度污染的严格管控类耕地，同样需要不同形式的处理和修复，相关市场空间应该大于前者。”

陈明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至少有污染场地50万个，修复成本为1000万元至数十亿元每个不等，估计平均修复成本约为5000万元，市场空间约为25万亿元。另外，我国有不同规模的污染矿山约6万座，绝大部分存在生态破坏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面积一般在数平方公里。由于其修复难度更甚于耕地和污染场地，如果都要进行修复的话，修复成本将是天文数字。

土壤污染积重难返，形成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

以往数十年的粗犷式经济发展，大量的污染物快速进入水土系统，使某些地方的土壤成为最肮脏、形成机理最复杂、修复难度最大的环境介质。

陈明告诉记者，人类自青铜时代就向自然界投放各种化学物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采掘自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大量向自然界排放各种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质；现代化的农业使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土壤中。

尽管土壤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和自净功能，即土壤可以容纳少量的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把它们转化成活性较差的形态，如果缓慢加入可能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生态危害，但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如果外部的污染物长期不断地加入进土壤系统，或者加入的速度太快，就会使有害物质的累积量超越了土壤承受能力限度，则土壤的理化性质就会发生剧烈变化，甚至此前积累的、相对稳定形态的污染物会重新被活化、二次释放而容易被各种植物吸收，并进一步导致对生态系统乃至人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灾害性后果。这种情况在1978年被欧洲科学家定义为“化学定时炸弹”。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先生首先将“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引入中国，引燃了国内土壤和沉积物中污染物的非线性积累与释放的研究热潮。从2001年开始，在谢学锦等的建议下，国内将“化学定时炸弹”的研究转向更具科学内涵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

2002年，陈明作为项目或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土资源部“十五”规划项目和国家“973”课题，开始研究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爆发过程和机理，认为重金属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主要体现在污染物的不同存在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上，并定义了其中了两个重要概念——“污染物可释放总量”和“活动形态的总浓度”。也就是说，土壤中绝大多数污染物都存在不同的形态，有的形态可以溶于水，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有的则在常温常压下是稳定的，不溶于水，也不会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例如：土壤中的铬可以以铬尖晶石形式存在，在常温常压下极为稳定，即使是在现代冶炼条件下也不容易释放出来。“因此土壤修复重点考虑的不是污染物的总量，而是如何遏制或消除土壤中‘可释放’的活动形态的污染物。”

2004年，陈明在执行科技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大型城市水土环境污染机理与综合修复技术研究”中，研究了硫化钠/硫代硫酸钠作为稳定化剂的可能性及其缺陷，并基于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理论提出了用炭石灰进行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思路，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2012年，陈明又承担了“海西经济区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课题，带领团队探索了汞元素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链的组成与阻断途径，将天然矿物与纳米材料结合起来，研发了一种新型汞稳定化剂，可使汞元素超标土壤中的活动态汞下降65%以上，敏感作物空心菜中汞含量下降75~90%。

“如今，国土资源部已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学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土壤修复技术。其中，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和地球化学工程学两方面，在技术上则研发了以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为核心的若干种土壤修复剂及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动修复技术。”陈明介绍说。

地球化学服务农业，揭秘农作物与土壤的关系

国内最早的区域性土壤地球化学质量调查工作试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实施。1988年，刚从长春地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物探队刚刚一年的陈明又承担了“浙江省厚层覆盖区地球化学扫面设计”。在工作中，陈明了解到土壤地球化学质量与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密切相关，一个有趣的现象深深吸引了当事仅有22岁的他：浙江黄岩地区有些地方的蜜桔外表鲜亮，而某些地方的蜜桔则外皮变皱、口感发酸？

调查发现，优良的柑桔主要产于海拔200米以下的侏罗纪火山岩残积层发育区和滨海平原区，由于这类地区土层厚、通透性好、土壤养分丰富；而有些地方柑橘产量、品质下降，是因为土壤某些元素养分因长期种植流失严重。陈明记得很清楚，在一块柑橘种植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部分柑橘树失绿、果实变差的同时，却有个别树未受影响，而这些树都被农民钉上了铁钉挂东西。这与土壤化学调查结论不谋而合：这里的土壤中缺铁，而铁钉生锈后恰恰增加了植物对铁元素的吸收。据说后来农民得知这个结论后，就在其他树根上也钉上了铁钉子，蜜桔就又恢复了之前的圆滚滚，味道也变得更甜了。

陈明告诉记者，其实古人很早就对“农作物种类品质与土壤密切相关”有所认识。距今2500年前的《晏子春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而现代科学尤其是地质科学完全可以从地球化学的角度，更为详细地解答农业地质背景与农作物的关系。

1989年，陈明回到长春地院读研究生。1990年，他代表长春地院参加了由原地矿部国家地质试验测试中心承担、李家熙负责的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区域地球化学在农业和生命科学上的应用研究》，通过生命元素在岩石、水、土、食物直至人体迁移循环过程中不同介质内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将岩石圈一生物圈一水圈系列中的主要环节有机地连结起来，总结和概括出区域性环境地球化学背景，研究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揭示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对地球化学环境作出客观评价，建立合理的区划，以达到治理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目的。“正是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陈明说。后来，陈明还参与了针对吉林人参、河北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土壤地球化学背景研究，与同事们共同揭示了地域土壤组成的“化学秘密”，为当地农作物种植区划分、品质提升提出了一些建议，可惜的是，这些地质科研项目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

修复重金属土壤，国土资源行业要重拳出击

国内外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活化手段，即增加重金属的溶解性和迁移性，通过土壤淋洗和植物萃取等手段把土壤固相中的重金属快速转移出土壤。二是钝化手段，即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通过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从而降低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量，降低污染风险。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钝化手段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经济可靠且易于农民掌握，有利于大面积推广。

“地球化学工程学原理是应用地球化学知识，通过人工制造的某些地球化学作用或利用地球化学原理制造的产品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管理的途径、方法和技术。”陈明告诉记者，在这一思路下，地质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稳定化、净化和适宜化3种土壤修复思路。稳定化就是把不稳定的有害组分固定住，使其失去生物有效性；净化就是把高含量的有害组分去除掉或充分降低；适宜化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把一些有益元素加入到特定的系统中去。

陈明告诉记者，与传统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比，采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治理重金属污染，具有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的特点。其中，利用黏土矿物或通过改性来生产地球化学处理剂，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非常适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工程。

据他介绍，近些年，国土资源部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形成了多个示范性工程。如：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在安徽铜陵尾矿坝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区，选用若干种黏土矿物，结合一定的环境条件控制技术，使重金属元素超标土壤中种植的蔬菜的重金属元素含量达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该研究成果已经成功用于德兴铅锌矿冶炼厂重金属污染山体的修复，使寸草不生的酸化和多金属污染土壤恢复种植功能，山体复绿。再比如：将含磷矿物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原位修复，使重金属元素有效态转化为稳定的形态，降低其有效性和生物可利用性；采用地球化学工程—生物土壤修复技术，有效降低重金属高污染区人体暴露的风险。

近几年，陈明带领的资源所土壤修复科研团队利用不同天然矿物材料对重金属的专属吸附性，研发3种高效土壤重金属稳定化剂专利技术，可将重金属禁锢在土壤微粒中，不易被氧化、分解和重溶，从而使得修复效果具有长期稳定性。测试表明，新型修复剂可降低65%以上的土壤活动态重金属，并降低70%~95%的农产品中的重金属。

针对大城市高地价区的场地污染修复，陈明团队还研究了一种重金属提取技术——具有地学特色的“原地异位”的EK-SS电动修复技术。该技术用电动力模拟多期次脉动热液成矿作用过程，利用重金属捕获器可以将高浓度重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固体废弃物甚至矿石在48~72小时内将土壤中重金属去除60%~90%。

“任何一种土壤修复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因为我国各地土壤特性不同、气候条件各异，污染物种类、浓度以及活动态、非活动态都不一样，而且土地的用途各不相同，如城市的场地修复可以下猛药，耕地修复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土壤的微生物种群、营养物质、分层结构都不破坏，而矿山修复更为复杂。所以，我认为在实际进行土壤修复时，必须做到因土而异、订制施治，这样才能像老中医一样，做到一人一方，才能做到药到病除。特别是耕地修复，由于土壤类型、自然地理条件、污染物种类及其组合、污染物含量范围等因素错综复杂的交叉，实际上不存在‘一药治百病’的‘仙方’。”陈明强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主要关注了场地污染和耕地污染，而对矿山这个重金属污染的源头的关注比较少。陈明认为，过去由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定位于社会公益型研究基础，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工作，很在在应用性的土壤修复技术研究方面获得国家和部门项目资助，这是非常可惜的。在当前“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这样的局面有望被打破，国土资源部门数十年积累的地质、地球化学基础研究成果有望在土壤修复领域发扬光大。对于矿山环境修复，国土资源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应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记者离开时，陈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具有深厚基础、长期经验和技术优势的国土资源部门，理应加大对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支持，针对国家对矿山土壤环境修复的迫切需求，快速形成实用性强的土壤修复创新成果，为国家解决土壤污染难题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