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2019年11月18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开展了观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警示教育片活动。 

地学文献中心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部分职工近百人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叩问初心》。教育片由信仰之失、贪欲之害、围猎之祸三部分组成，以真实的案例讲述了因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贪欲膨胀、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对腐蚀诱惑放松警惕而使曾经的好干部、好党员走向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最终丢失初心，蜕化变质。

通过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使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到动摇信仰、背离党性的可怕后果，教育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避免权力滥用、权力私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6月20日下午，地调局成都综合利用所在廉政文化活动周期间组织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关键岗位人员和部分项目负责人共30余人，赴四川省（成都市）法纪教育基地锦江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在廉政教育基地，大家了解了反腐败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回顾了反腐倡廉的中国实践和四川实践，认识到面临执政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任务，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纯洁性和蓬勃生机，领会到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参观了廉政教育基地案例警示教育单元，看到南充贿选、基建工程违纪违法、行贿受贿等四川省内具有代表性的腐败案例。听了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明白了腐败分子从清白到污浊，从轻微违纪到违法犯罪的堕落过程，知晓了其内心的深深忏悔。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的思想受到了震撼、心灵接受了洗礼，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以此为镜,以此为鉴,严格要求自己，干净做事，清白做人，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完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制度——

健全严格保护管理制度。严格规划建设管控，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各类设施、工矿企业等逐步搬离，建立已设矿业权逐步退出机制。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主体责任，明确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相应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或其他项目、偷排偷放污染物、偷捕盗猎野生动物等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祁连山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针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目的、国家公园的特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其根本目的是什么？

答：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之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多种类型保护地，基本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还缺乏科学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保护对象、目标和要求还没有科学的区分标准，同一个自然保护区部门割裂、多头管理、碎片化现象还普遍存在，社会公益属性和公共管理职责不够明确，土地及相关资源产权不清晰，保护管理效能不高，盲目建设和过度开发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治保障，强化监督管理，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问：“国家公园”的定位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答：《总体方案》明确，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与一般的自然保护地相比，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更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性，面积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保护更严格，管理层级更高。

问：此前，国家发改委牵头推进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答：2014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指示精神，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下好体制创新“先手棋”，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分级统一管理。试点省市按照统一部署，抓住裉节、打通梗阻、突破藩篱，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大多已对现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体制进行整合，明确管理机构，整合管理资源，实行统一有效的保护管理。青海省组建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原来分散在林业、国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划归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实行集中统一高效的生态保护规划、管理和执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立足国有林地占比高的优势，探索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管理机构已正式组建。湖北省整合原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以及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有关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职责，成立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承担1170平方公里试点范围的自然资源管护等职责。浙江省、福建省也已正式成立由省政府垂直管理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二是突出生态保护“主旋律”，探索多样化保护管理模式。试点省市始终将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试点各项工作最大限度服务和服从于保护。吉林省对试点区承包经营活动进行严格规范，对到期的承包经营项目，一律暂停发包，对没有到期的经营项目，加强日常监管，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干扰，有效改善了东北虎豹生存活动空间。黑龙江省积极开展野外巡护，适时开展反盗猎及野外补饲工作，确保了东北虎豹野外种群的生存繁衍安全。四川省暂停受理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内新设探矿权、开矿权等审批，积极探索已设矿业权的有序退出机制，除国家和省已规划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外，林业部门暂停受理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内征占用林地、林木采伐等审批。陕西省积极开展野外巡护和监测工作，大熊猫野生种群和栖息地状况持续改善。浙江省针对集体林地占比高的问题，采取置换等方式逐步降低集体土地占比。福建省将武夷山国家公园作为独立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印发《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深入开展茶山整治以来，累计拔除违规开垦茶山5.8万亩，完成造林面积3.4万亩。云南省全面启动试点区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已完成森林、湿地资源调查。北京市积极探索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自然生态系统的保育和恢复，实现多头管理向统一管理、分类保护向系统保护的转变。

三是谋划政策规划“组合拳”，构建制度保障体系。试点省市从政策、规划、立法等多个方面创新制度供给，谋划总体设计、制定部署意见、落实配套政策。青海省正式出台《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编制完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制定印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科研科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特许经营、预算管理、项目投资、社会捐赠、志愿者管理、访客管理、国际合作交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等10个管理办法，形成了“1+N”制度体系。国家林业局会同吉林、黑龙江以及四川、陕西、甘肃正抓紧编制东北虎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和总体规划。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列为2017年省人大立法“1号”议案，条例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已通过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会一审。浙江省制定实施《钱江源国家公园山水林田河管理办法》，设置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开展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福建省出台《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财政体制方案》，将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省本级一级预算单位管理，按照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试点区内企业包括武夷山市属国有企业管理权与税收等按属地原则归属武夷山市本级财政，试点区内的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竹筏和观光车等特许专营权收入、资源保护费收入等作为省本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直接上缴省级财政。

四是打好社区发展“攻坚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试点省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发展仍处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牢固树立共建共享理念，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注重建立利益共享和协调发展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青海省结合精准脱贫，新设7421个生态管护综合公益岗位，确保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名生态管护员，让贫困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的同时分享保护红利，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五省分别编制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居民转移安置实施方案，分散的居民点实行相对集中居住，扶持发展替代生计。福建省成立的联合保护委员会优先从村民中选聘相关服务人员，起草《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条例》过程中多次组织召开社区座谈会，充分听取村委会和当地村民意见。湖北省利用网格管护小区将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优先聘为护林员、环卫工人等生态管护人员。

问：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核心是什么？

答：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在统一事权分级管理、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完善法律制度等4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大胆创新，补齐制度短板。

一是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基础，建立统一事权、分级管理体系。《总体方案》提出，要整合相关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能，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部分国家公园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其他的由省级政府代理行使，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国家公园所在地方政府行使辖区（包括国家公园）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协调、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等职责。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构建主体明确、责任清晰、相互配合的国家公园中央和地方协同管理机制。立足国家公园的公益属性，确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二是以系统保护理论为指导，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统筹制定各类资源的保护管理目标，着力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严格规划建设管控，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各类设施、工矿企业等逐步搬离，建立已设矿业权逐步退出机制。编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实行差别化保护管理。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成效考核评估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

三是以社区协调发展制度为依托，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国家公园区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边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要符合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管理要求，周边社区建设要与国家公园整体保护目标相协调。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加强生态保护补偿效益评估，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当地居民、专家学者、企业、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各环节和各领域。

四是以国家公园立法为基础，保障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在明确国家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公园功能定位、保护目标、管理原则，确定国家公园管理主体，合理划定中央与地方职责，研究出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等配套法规，做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修订工作。制定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协调、生态保护补偿、访客管理等相关标准规范和自然资源调查评估、巡护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等技术规程。

问：国家公园强调的全民公益性如何体现，普通百姓怎么受益？

答：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共有共建共享。

一是提高共有比例。国家公园应属全体国民所有，目前我国很多自然保护地存在集体土地占比较高的情况，必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逐步减少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土地，提高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比例，或采取多种措施对集体所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实行统一的用途管制。

二是增强共建能力。国家公园应积极引导公众参与，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面力量，优化运行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引导各类社会机构特别是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通过政策宣讲、产业引导、专题培训等方式，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共建的能力。

三是提升共享水平。国家公园应着力突出公益属性，在有效保护前提下，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游憩的机会。要加大生态保护及相关设施的投入，不断提高生态服务和科普教育游憩服务的水平，为国民提供更多机会亲近自然、了解历史、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进而增强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问：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总体安排或计划？

答：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既要坚持长远目标方向，又要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处理好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衔接，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推进。

一是继续稳步推进试点工作。试点省市要按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已经批复的试点方案要求，继续探索创新，扎实做好试点任务落实工作，认真梳理总结有效模式，提炼成功经验。

二是抓紧细化各项配套制度。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重点任务分工，抓紧开展制定国家公园设立标准、构建国家公园空间布局、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国家公园资金保障管理机制、健全严格保护管理制度、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制定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等10项工作。

三是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有关部署，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的国家公园功能定位和全国总体布局，在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整合相关自然保护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市首座横跨湘江的大桥，原名长沙湘江大桥。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年，毛泽东立在橘子洲头，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

湘江是湖南省的重要河流，由于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之乡，湘江也经历了从污染到治理的蜕变之路。“十多年来，与其他环保志愿者到湘江各排污口明查暗访不下400次，并多次对湘江排污口污水，湘江断面水、自来水厂管网进行抽样检测，抽取水样数千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珍贵数据。”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王国祥对湘江的污染深有体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王国祥通过查阅资料、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掌握了污染及其防治知识，并结合实地考察情况，较为全面了解了湘江污染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暗访、暗查沿江所有排污口。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每一步可谓举步维艰。为了弄清企业偷排的规律，60多岁的王国祥在寒风凛冽的冬日，穿着军大衣在租来的小木船里熬过通宵；在株洲霞湾港，几次差点掉进几丈深的水流湍急的排污港，甚至有一次一只脚已经踩进水中，幸亏紧紧揪住了岸边的草藤才化险为夷；为了找到隐蔽的排污口，他陷入过“沼泽地”；每次检查完排污口之后，污水的臭气总是熏得他头昏脑胀，恶心难忍。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及湖南省政府也加大了湘江的治理力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已谋划出第二阶段的工作思路。

治理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2011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法治治理方案》(下称《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

《方案》涉及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娄底、岳阳、永州八个市，明确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区域，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了2011年至2015年治理工作目标：重金属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高，80%的企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2008年基础上，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减少50%。重金属排放量削减50%；湘江水质稳定不达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5年来，中央、省级财政累计投入64亿元资金，用于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等8个重点区域和一批重点项目污染整治，湘江流域关闭、淘汰退出企业1147家，完成570个重点治理项目。

2013年9月，湖南省政府将湘江保护和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决定从2013年到2021年通过连续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以“堵源头”、“堵源头与调结构并举”、“巩固提升”为三个阶段目标，通过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来确保湘江水质，实现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即2013年至2015年，湖南省先后投入资金350多亿元，实施整治项目2114个。

“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以省长为主任、分管副省长为副主任，相关省直部门和流域8市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省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赴流域内各地特别是重点区域检查指导。省政府与沿江各市签订目标责任状，将‘一号重点工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在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湖南行到达长沙站时，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湘江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齐心协力，把湘江保护和治理摆上议事日程，真正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虽然污染的是湘江的水，但污染源在岸上，治理要瞄准岸上的污染源。湖南省政府通过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治理湘江。

在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方面，湖南省根据不同的污染成因和治理重点，探索建立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多方协同机制。由当地政府负责，国土、环保、水利等省直属部门牵头，分别指导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5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环保厅联合制定出台了《湘江流域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实施方案》，推动湘江流域的19个县市区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统筹，落实差别化考核政策，取消了对79个限制开发区域人均GDP的考核。在湘江上游东江湖流域资兴、汝城、桂阳、宜章4县启动了划定生态红线试点。

在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方面，湖南省推进了阶梯水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绿色信贷、环境责任保险、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融资模式，在全国率先发行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加大社会资金筹措力度，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采取PPP模式与环保上市公司合作融资，以及通过BOT、BT、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污染治理资金。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以实施新环保为契机，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环境监管，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单位纳入排查整治范围，开展“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执法检查。省级和流域内大部分市县建立了由环保部门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组成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意见》，有效强化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在曝光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环保新闻舆论正面引导，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格局。2006年，王国祥联合4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治理湘江湘潭段隔污染保障人民饮水安全的议案》，引起了湖南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5月29日，湘潭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全市人民饮水安全的决定》。10年来，王国祥多次向市人大提交建议议案，十几次向来潭视察的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在王国祥的带领下，200名湘江“绿色卫士”和环保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强化对湘江沿岸的排污企业和污染排放行为的监督检举，使企业的生产和排污行为在公众监督下阳光进行。

第一阶段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通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基本堵住了湘江污染的源头，初步构建了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有力保障了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

对此，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加快。通过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涉重金属“散、小、乱、差”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同时通过堵截疏结合，积极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入工业园转型升级，不仅使原有的重化工得到了改造提升，还腾出空间发展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商贸流通等等，尤其是通过污染治理也带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全省环保产业连续保持25%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是污染减排效益有效释放。通过治理，2015年湘江流域8市COD排放总量比2012年减少3.63万吨，氨氮减少0.75万吨。流域内废水废气中共削减重金属排放322吨，削减了37%，为湖南省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近三年，湘江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其中重金属镉、铅、六价铬、汞和砷的平均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各因子较2012年分别下降54.6%、52.8%、36.8%、15.1%、4.4%。支流24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的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为79.2%、2014年为87.5%52.8%、2015年为91.7%。流域内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信访投诉也逐年大幅下降。

“经过近3年的努力，既加快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冷水江等老工业区的转型步伐，又促进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该负责人表示，让广大百姓切身感受到水更清、山更绿的变化，真正享受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

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

尽管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例如，工业园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老工业区整治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完善，资金瓶颈日益凸显。

据悉，2015年12月26日，湖南省省长亲自主持会议，部署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4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整体思路是：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手并重，“治”、“调”并举。实施中坚持政府市场协同，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全面依法推进，强化制度建设；坚持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坚持全民参与，做到人人有责，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为全面完成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奠定坚实基础。

“整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全面，一个好转’。”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一是全面深化工业企业污染整治，依法关停取缔种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严重污染企业，基本完成产业园区外重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和园区循环化改造；二是全面治理干流和主要支流两岸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置率达到90%以上，全面取缔入江非法排污口，基本完成重点不达标支流的治理，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三是全面实施流域内各县市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达到全覆盖，实现国家提出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目标要求；四是全面完成重点区域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和典型经验，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