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唐菊兴在高原。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不久前，“最美野外科技工作者”中央媒体采访团在西藏采访了唐菊兴，并且到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感受地质工作的艰苦，以及甲玛矿区的今昔巨变。

身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主任的唐菊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耕耘了二十余载，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丰收时节——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2013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国地调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201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时间最长的一个

在2012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个项目也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国际上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造山系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这一重大的成果背后，凝结着成百上千名地质工作者数十年在野外的心血汗水，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西藏，从三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脉再到阿里地区，他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高原。多吉院士感慨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每年都多次见到唐菊兴，他对地质工作的执著、激情和热情，在最艰苦、最危险、外部环境最差的地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值得所有地质工作者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就开始详查工作，不过，由于当时将“海底喷流成矿”理论作为矿产勘查的理论指导，重点是对浅部的铅锌铜矿体进行勘查，因此先后探明铜铅锌资源量108万吨后就再无大进展。2006年起，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铜矿勘探评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浅成“海底喷流成矿”观点，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开展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加以佐证。

唐菊兴带领研究团队做了细致的基础工作，认为甲玛矿床存在斑岩成矿体系的勘查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随后，在2008年，他开始组织团队通过钻探施工来初步验证结论。

在青藏高原进行钻孔施工，按照惯例，钻孔深度达到地下三四百米时还没有见矿就会放弃了，然而，当唐菊兴到现场看了岩芯，并认真研究分析后，他提出，角岩型矿体下面肯定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于是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在钻孔深度达到500米时，终于发现厚度达到200多米的铜矿体，世界级大矿甲玛铜多金属矿从此揭开序幕。2010年，又在甲玛铜山南坑发现了一处矿体，仅这一处提交的铜资源量就接近原来15年提交的铜资源量。到2013年9月，矿区新增的铜几乎是原来15年提交量的14倍。

像这样的奇迹随后在雄村、铁格隆南、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不断发生，对前人成果，继承但不盲从、在继承中创新，使唐菊兴团队找矿成果不断。21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找矿理论，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在西藏探明并新增资源总量相当于18个大型铜矿、18个大型金矿、6.9个大型钼矿、11个大型银矿、2个大型铅锌矿。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1984年，刚满20岁的唐菊兴从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他参与导师王成善主持的“玉龙铜矿似层状矿体成矿作用定位预测研究”，从此与青藏高原结了缘。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据统计，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最初去西藏，从成都出发要走一个星期，一路颠簸不说，还会遇上大堵车，有一次竟然堵了一个星期，一到夜晚，大家冻得瑟瑟发抖，蜷成一团，他戏称自己是“团长”。当然，在高原上工作，当“团长”的次数绝不在少数。

在高原工作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这时，唐菊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不管是一起出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带着野外实习的学生，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信赖他。团队成员刘治博说：“在高原出野外，大家就是生死与共。”就拿过河来说，由于没有桥，过河时都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然后一口气冲过去。一旦汽车在湍急的大河中熄火或是被石头卡住无法前进，就需要一个人下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然后用另外一辆车把它拉出来。这时，总是唐菊兴蹚着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央去把钢缆挂好。他说：“我是项目负责人，高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另外我在水乡长大，水性也比他们好一些。”一次，在藏东类乌齐开展土壤测量，正在过河时，藏族技术员古桑突然脚下一滑落入水中，他本能地大叫“唐老师救我”，唐菊兴听到呼声，急忙扔下手中东西，游过去一把抓住古桑，将他救了起来。

今年西藏雨季特别长，唐菊兴带着几个人去阿里一个铜矿检查，返程时陷车了，唐菊兴拿着工具一会儿到前面挖车，一会儿到后面推车，同行的学生想上前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看着浑身泥水的老师感慨万分：“不光是专业，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等把车挖上来，唐菊兴拍了拍身上的泥又继续赶路。他告诉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在藏北遇到陷车时，我们把棉被、军大衣都往车轮下塞过。”

唐菊兴常戏称自己是个“爬山匠”，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攀登，让他征服了地质科学高峰，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地质人才。

“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

在学生们眼中，“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有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写写随笔，抒发对生活琐事和野外工作的感慨和感悟，不仅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还时常引用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歌手的歌词。

唐菊兴的细腻还表现在与藏族同胞的交往上。在野外时，如果需要到沿途的藏族同胞家中休息或补充一些干粮，他都坚持付钱，尤其是遇到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真诚，他们是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十多年前，唐菊兴率队在雄村金矿外围的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工作，暂住多吉家，并邀请多吉到项目组担任翻译。平时大家一起上山工作，回住地后又聚在一起品尝青稞酒和酥油茶。后来，唐菊兴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一旦有人路过达那答乡，他就会托人给多吉捎些小礼物，从大人的毛衣、小孩的学习用品到多吉喜欢的啤酒，东西不多，但传达的是朋友间深厚的情谊。

“有些藏族同胞愿意过现代生活，从西藏目前现实看，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最可靠的依托产业就是矿业了。”唐菊兴说。因此，每到一地开展项目，首先就是到当地村庄调查了解人员情况，尽可能雇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当翻译、向导、后勤工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手把手教他们相关工作。

“甲玛矿区萨玛龙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熟练的样品加工工人。”唐菊兴介绍说，在甲玛矿区工作期间，他们将岩芯保管和加工工作委托给这个村，村里则轮流安排每家派一个人参与保管和样品加工工作，唐菊兴团队就耐心地教他们劈样、粉碎加工、样袋标号等。经过几年锻炼，这些人完全掌握了样品加工程序和质量要求。“只要有这样的岗位出现，这些人不用培训就可以变身现代产业工人了。”

2014年9月底举行的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代表评选活动中，唐菊兴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个人。

高原攀登二十余载，霜华悄悄染鬓间，如今他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地质工作未来就看你们了。”但是了解他的学生们都知道，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只怕等到明年5月去不了野外，唐老师就急了。”

我的大半生都是泡在海洋里的，只要国家需要，我必倾力而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

金翔龙

海洋石油勘探

大陆架研究

地球物理探测

……

他把自己的生命

融进了祖国的海洋事业

每一次面临人生抉择时

“国家需要”始终是

决定性的砝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 金翔龙

在六十余载的科研生涯中

他取得了诸多成就

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

重大贡献

1990年

在联合国海底管理局

和海洋法法庭筹委会会议上

他为我国

争得了15万平方公里的

东太平洋理想矿区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后期

在他的推动下

海洋“863”项目启动

并最终研发出

海底声像处理系统

海底视像处理系统

多波束海底地形电子成图系统

打破了国外软件在该领域的

长期垄断

近年来

他积极推动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研究

为我国南海神狐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奠定基础

金翔龙在海洋调查船上

如今

他仍活跃在海洋事业一线

在他的带领下

一批批年轻的科研人员

成为我国海底科学研究的

中流砥柱

他对此倍感欣慰：

“我已到夕阳西下的时候，

只想尽力多做些工作，

为年轻人铺铺路，

海洋广袤的舞台真正属于他们。”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

金翔龙

六十余载海底勘探路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海底科学家金翔龙

金翔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活跃在学术研究和工程生产一线。

“我的大半生都是泡在海洋里的，只要国家需要，我必倾力而为！”金翔龙说。

从致力于海洋石油勘探，到大陆架研究；从中国边缘海海底勘查，到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地球物理探测；从推动中国参与引领大洋矿产开发，到推进海洋高新技术开发与海洋工程产业“突围”……在他每一次的人生选择中，“国家需要”始终是那颗最具决定性的砝码。

“对，就是她，海洋！”

1934年11月，金翔龙出生于江苏南京。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急、国难当头的关口，他的幼年和童年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生活颠沛流离，但他酷爱读书，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好学的习惯和爱国的情怀。

18岁那年，为了响应国家发展地质事业的号召，金翔龙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了当时较为冷门的地质专业。随后4年的刻苦学习以及对柴达木盆地的实地考察，为他日后开展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金翔龙毕业前夕，国家正在制定《十二年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振奋着一代热血青年。金翔龙陷入了沉思：国内地质勘探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在国外，海洋早已成为热点，而我国的地质调查却仅限于陆地，海域还是一片神秘的“处女地”。

“对，就是她，海洋！”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马杏垣老师，诚恳地征询其意见。马杏垣听完他的想法后说：“从沙漠到海洋，这条路对！”

20世纪5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仅限于生物学，海洋地质科学仍是一块空白。因此，在海洋科学领域，金翔龙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经过一番思考，他回到母校求教王鸿祯老师。王鸿祯写了一封信，让他去北京饭店找正在参加中科院学部会议的童第周（时任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和曾呈奎（专事海洋生物学研究）。面对这位执著的青年，两位先生十分高兴，欢迎他走进海洋科学的天地。

1957年，金翔龙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来到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前身）报到。5月的青岛空气清新，走在街上，夹杂着海腥味的细雾迎面扑来，金翔龙心绪难平，他暗暗鼓励自己：目标已确定，路就在脚下，勇敢向前！

开启海洋石油的大门

到青岛后，金翔龙便开始着手组建实验室、组织人员培训、组建试验基地，为全国首次海洋普查做准备。

1958年，我国首次大规模海洋普查工作全面展开。那年冬天，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经历让金翔龙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海上风浪骤起，船长建议我们避风。我正在后甲板采集样品，采样器已经下海，机器还在运转，不能停下来。海浪一浪高过一浪，调查船在波峰浪谷间剧烈颠簸。突然间，天昏地暗，身体也不由自主往下滑，我意识到一定是船被浪压到水下了。我本能的反应是四处乱抓，好在摸到一根钢缆，并死死地抓住。最后船终于露出水面，海水向甲板四周溢去。这时我才发现，刚才海水已把我冲到甲板的边缘，多亏了那根钢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的海上调查，只是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的深度。“学地质、搞勘探，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找矿嘛。”金翔龙说。而要找到矿就要进行海底地震勘探。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踏上了海底地震勘探的征程。金翔龙带领我国第一个海洋地震队成功完成了中国海上第一条地震剖面（龙口-秦皇岛）的勘测。金翔龙根据海上地震勘测及钻井资料，识别出渤海是一个断裂控制形成的、具有巨厚沉积的构造盆地，并划分出其海底构造单元，评价了其海底油气远景，指出渤海西南部为油气富集区。

随后几年里，他全身心投入中国边缘浅海的海底勘查与研究，率先开展渤海、黄海和东海地球物理探测，探查海底地质构造、海底沉积物、海洋地球物理与地质构造特征、矿产资源等。

掀开海洋地质学新篇章

1985年，金翔龙调入位于杭州的海洋二所工作。通过与德国和法国的国际合作，在南海和东海展开以海洋地球物理探测为主的大规模海底探查。在南海首次取得深海地壳洋壳性质的重要证据，发现了铁锰结壳等。

“八五”期间，他主持了大陆架及邻近海域勘查和资源远景评价研究国家攻关项目，并主持、负责原国家海洋局承担的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与开发研究国家重大专项。大陆架与邻近海域的调查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受到国家表彰。

长期以来，大洋矿产资源是国际资源争夺的一个焦点。1990年，金翔龙受命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筹委会会议，接受联合国技术专家组对我国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矿区申请的技术审查。面对联合国从各国聘请来的十几位专家，金翔龙以流利的英语作了技术介绍，阐述我国太平洋勘探区的面积与位置、采用的调查手段与船只、勘探程序与精度、矿区选定与划分的原则，并提出5种矿区分配方案。

金翔龙说：“中国的申请方案在具有相等商业价值的含义上是个最佳建议，诸位专家在检验与计算后一定也会这么认为。”

经过5天5夜的奋战，金翔龙最终为我国争得了15万平方公里的东太平洋理想矿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他的推动下，海洋“863”项目开始启动，他主持了“863”海洋高技术研究项目海底地形地貌与地质构造探测技术研究，组织项目并重点研究海底多波束和深拖系统的全覆盖高精度探测技术，自主设计、开发了海底声像处理系统、海底视像处理系统和多波束海底地形电子成图系统3套软件，打破了国外软件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

海洋强国梦

进入21世纪，面对国家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严峻形势，金翔龙积极推动我国海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勘探研究，并于2001年2月与戴金星院士共同主持了以“天然气水合物研究现状及我国的对策”为主题的第160次香山学术研讨会。

随着天然气水合物国家专项的持续调查与研究，我国在南海北部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和资源评价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并成功获取了水合物实物样品。

2017年5月18日，正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作业的钻探平台“蓝鲸一号”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成为全球领先掌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技术的国家。

作为我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和学科带头人，金翔龙时刻关注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他着力推动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和海洋工程科学在国民经济方面的应用，积极为海洋强国建设献计献策。

金翔龙认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在于深海的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技术研发，除了各种“大国重器”的研发、设计外，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才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更需要基础研发来支持，防止在各种高端设备的关键元器件上被国外“卡脖子”。

金翔龙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海洋发展越来越重视，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迫切需要年轻的海洋人才，希望更多地引进技术人才，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两条腿走路”，实现人才交流的良性循环。

时至今日，金翔龙为我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已奋斗60余载。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成为我国海底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金翔龙倍感欣慰：“我已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只想尽力多做些工作，为年轻人铺铺路，海洋广袤的舞台真正属于他们。”

金翔龙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祖国的海洋事业，他的信念、理想始终未变。“我的中国梦，就是看到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金翔龙说。

王冬林能听懂机器的“语言”。杨 富 摄

编者按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白族小伙王冬林从普通矿工成长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出生地质世家的田虎从技术员到工程师，王云忠、王美英夫妻从躬耕于田亩到热心修复恐龙化石……他们无不把青春献给了热爱的事业，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攀援，一路绽放青春的光芒。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云南省代表团里有一名穿着白族传统服饰，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他在发言中反映农民工的诉求，为民族地区矿业发展鼓与呼。

他叫王冬林，是云南黄金集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北衙金矿）三选厂磁选班长，一名普通的矿山工人，一名大山里走出来的党代表。

刻苦钻研，从“菜鸟”成长为专家

出生于1989年的王冬林，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仅有28岁。而那时，他已经在北衙金矿工作了整整10年。10年的时间，只有初中文化背景的他，从对选矿技术工艺流程一无所知的“菜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解决难题的技术骨干，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工成长为优秀工人，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

2007年，刚刚年满18岁的王冬林作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参加离家不远的北衙金矿招工。这是在白族聚居区开办的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对振兴地方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了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逐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他报了名并被录用。

王冬林家住鹤庆县黄坪镇河西村小新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种过农田，种过果树，还学过修车，但他觉得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正当此时，在家门口兴办的北衙金矿给了他在民族大家庭成长进步的宝贵机遇。

刚到北衙金矿时，王冬林被安排在第一选矿厂工作。面对那些闻所未闻的选矿设备，他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会。可他没打退堂鼓，而是下定决心用勤奋、踏实和毅力战胜困难。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总是挑重活干，哪里不明白就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三四个月下来，那些机器设备他不再陌生，而是摸清了它们的脾气，对它们产生了感情。渐渐地，他还听懂了机器的“语言”。“有时在开机器的时候，我看着水压表，仔细听水的声音，听电机的鸣响，就能判断机器是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转。”王冬林说。渐渐地，王冬林成了多面手。平时，其他岗位的同事因事因病请假，他都马上顶上去，从未出过差错。

“小王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工作中一直注重学习，既立足本职、能吃苦，又善于接受新理念、勇于创新。”王冬林的师傅蒋照宽对他赞不绝口。2010年10月，二选厂建成，开始试生产。有几个空缺的班长职位，王冬林报名参加应聘，在经过实战和理论考试后，被选拔担任磁选二班班长。2014年3月，北衙金矿又新建了三选厂，王冬林又选调为三选厂磁选二班班长。面对全新的生产线、全新的作业环境，他不断向现场施工人员和设备厂商专家学习，通过设备安装、设备维修和相关培训学习，很快就对设备和工艺流程了如指掌。

王冬林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情况下原地踏步。他积极参与公司技术攻关，针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年来，他共提出大小提案60多项，别小看这些改革，它为全厂的产能提升、指标达标、设备稳定、生产条件优化、工作效率提升作出了贡献。

凝聚团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王冬林充分发挥了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自身兢兢业业，踏实勤奋，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还主动关心帮助同事，带领大家共同进步。”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以波说。王冬林201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获得公司授予的“优秀员工”“实干之星”“先进个人”“工会积极分子”称号。2016年2月，他又被推举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表彰。

王冬林常说，作为一名班长，个人行最多只是一枝独秀，大家行才能换来满园春色。对于自己钻研摸索掌握的技能，他从不吝啬，主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同事。尤其是对新入矿的同事，王冬林总会利用工作的间隙给他们示范操作要领，讲解各项指标参数的含义，分享多年来摸索出的经验。下班后，他经常招呼同事到自己的宿舍交流谈心，与大家共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让自己班里的同事能全面掌握各项技能，王冬林有意安排他们轮换岗位。有时谁要是操作出现了失误，他也从不责怪，而是耐心地分析、讲解，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几年下来，王冬林为公司培养了5名班长。“王师傅既是班长又是陶瓷工，大家都钦佩他为人好、技术精，愿意跟他学技术。2014年，全厂从普通员工中提升了8名班长，从我们班冒出来的就有3人。”三选厂磁选一班班长张金荣曾经是王冬林的徒弟，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正是在王冬林的帮助下，才从“零起点”的新手成长为技术骨干。

“对结果负责”是王冬林的口头禅。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冲在前面，把全班的同事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体的战斗力。一天凌晨，磁选工段24米浓密池阀门压死，导致大量矿浆喷出，形势严峻，情况紧急。当时王冬林正下班休息。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召集全班人员前往现场，及时止住泄漏，奋力清理矿浆。经过近一夜的苦战，矿浆被基本清理完毕，大家都变成了“泥人”。早晨8时，他照常带领全班人员准时上岗。还有一次，压滤机的电路出了故障，皮带突然停转，11吨矿石堆在上面动弹不得。这时，王冬林他们班刚好到了下班时间，该由其他班来接手工作。同事们提议“我们下班了，别管机器了，交给下一班的人吧。”王冬林说：“我们工作时间出的故障，有义务把它修好再交班。”他把全班人留了下来，先把11吨矿石从皮带上一铲一铲清理到地上，把皮带修好，再把矿石一铲一铲重新送到皮带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生产没有受到影响。

做一名合格的党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

回忆起自己2017年6月29日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时，王冬林说：“得知自己当选时，有点不敢相信，十分激动，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是党培养了我，公司培养了我。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尽我所能为家乡和农民工团体奉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组织和家乡父老的重托，履行好职责，为家乡父老代好言，发好声。”那段时间，王冬林认真参加培训，并先后深入矿业、物流、环保、汽车制造等行业的6家企业开展调研。他和农民工朋友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心声，收集他们的诉求。他把这些意见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带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党的十九大期间，在云南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王冬林争取到两次发言的机会。他在会上反映了农民工普遍关注的看病难、上学难等实际问题，把他们的心声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在一次媒体开放日活动中，王冬林面对几十名中外记者提出的生态保护问题，他以自己所在的北衙金矿建设绿色矿山成效突出的生动事例，畅谈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群众急切盼望兴办产业致富，尤其深知保护好生态环境的深远意义。矿山企业一定要树立开矿一处、造福一方的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只要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有效制止乱挖滥采，开发金山银山同样可以还原绿水青山。”王冬林的话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许，都夸他是个勤学习、善动脑、有远见的白族好阿哥。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冬林深知肩上的责任，并没有沉浸于荣誉的光环之下。他一边像往常一样“4班3运转、每班8小时”工作，以实际行动带领班组成员践行十九大精神，一边积极到农村、企业、机关宣讲十九大精神，目前已宣讲30余场次，四五千人现场聆听了他的宣讲。

王冬林在宣讲中这样说：“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好好干，认真干，行行都能出状元。在新时代，我们青年人要立足岗位，努力工作，不断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正是从零开始，从自己平凡的岗位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出了优异的成绩，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敬业、奉献、创新、担当，在他的身上，集中展现出新时代矿山工人的新形象。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的地质队员们在新疆沙漠地区工作

野外工作中

魏永峰在海拔5420米处工作

2008年，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签订《合作开展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协议》，决定从2008年到2015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资金，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阿尔金山三大山系展开地质找矿工作。自治区提出的目标是3年要有好的眉目、5年要出鼓舞人心的成果、8年要有令国人为之振奋的重大成效，这一项目也被简称为“358”。

8年过去了，新疆“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于今年11月23日在乌鲁木齐召开，在全面总结新疆“358”项目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部署了新一轮新疆“358”项目。这8年间，无数地质队员从全国各地奔赴新疆，在辽阔的三山之间唱响昂扬的《勘探队员之歌》，谱写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找矿华章，不管他们来自何处，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358”。

寻宝天山

王彦卿

2016年初秋，我随同单位宣传片摄制组一起前往新疆，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所承担的新疆“358”项目组正在那里开展工作，我们想拍摄记录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这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优秀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绝大多数是近年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80后、“90后”，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激昂的热情谱写出感人诗篇。

“20天瘦了20斤”

承担新疆西天山地质矿产综合调查项目的是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的几个小伙子，他们组成一个项目组，组长叫鞠林雪，大家都叫他“大鞠”。调查区位于西南天山山脉北麓，海拔在5000米左右，大部分属于冰雪覆盖区，山势高耸险峻，多悬崖峭壁，平缓、低凹处则终年积雪，难以攀越和通行，马匹就成了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乍听来很令小伙子们兴奋，可是山路崎岖难行，又不熟悉马性，骑马出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记得一次下山时，需要骑马过河，河水湍急浑浊，当马行进到河水中段时，一脚踩空，河水瞬间冲上了马背，马顺着水势发生倾斜，队员顿时惊恐万分，稍有不慎，很可能连人带马被奔腾的河水吞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儿瞬间兴奋起来，在河水里猛地向前一蹿，冲到了岸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乎每天上演着，这给本就繁重的地质工作又增加了一分惊险。后来通过与马朝夕相处，队员们渐渐熟悉了马性，骑马技术也越来越高超。

每次进山10小时的骑马路程，不可能携带太多的补给和生活用品，每次进山前大鞠他们都会认真地计算食品补给量，细化到每一天每一餐，馕和矿泉水成为主要食品。在雪山脚下宿营，最严峻的考验是寒冷，每天清晨，冰冷的山风从脸颊划过。天刚蒙蒙亮，他们砸碎水桶内的浮冰取水，开始烧水做饭，由于天气冰冷、潮湿，点火也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一次次的点燃、熄灭，再点燃、再熄灭。早饭过后，队员们就背上馕上山了。在山上工作时，几乎每天都下雨，在雪山附近，雨水变成了冰雹，海拔越高，冰雹越大、越急。

一次填图过程中，队员们在海拔4000米的露头上，晴朗的天气突然转阴，伴着几声“轰隆隆”的雷声，突然下起了冰雹，几乎是一瞬间，山坡间布满了冰雹，队员们迅速撤离，可湿滑的草地，陡峭的山石，成为队员们下山最大的困难，无数次的跌倒，爬起，相互搀扶……足足花了1个小时，他们才走完平时10分钟的路程。

第一次进山，在山上工作了20天。下山后称了称体重，小伙子们惊呆了：平均瘦了十多斤。

采访西天山项目组时，时常能感受到这些年轻地质人对远方父母的牵挂和对妻儿的思念，技术员邓宇飞经常晚上收工后，站在帐篷外，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一边啃着馕，一边给远方的父母打电话：“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吃得很好，天气很好，条件很好，放心吧，你们在家要多保重身体！”在他们年轻甚至有些稚嫩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个地质队员所特有的坚韧神色。

“找到大矿，是我最大的梦想”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刚走近新疆拜城铜矿远景调查项目组的工作区，就传来了这首《勘探队之歌》。

走进项目组办公室，大大小小的矿石标本摆满了柜子，墙面上挂满了各种地质图和野外地质工作要求及安全规章，六七张简易床整齐地摆放在房间的最里边。项目组组长孟都介绍说，由于矿区房子难找，项目组的办公室和宿舍就合二为一了。

野外的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枯燥乏味的，这里没有商场、没有网吧、手机有时都没有信号……但是，他们却自得其乐，几个年轻人野外归来一起唱歌，有的还试着创作歌曲，以丰富业余生活，他们像是一个大家庭，互相取暖，互相关爱，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不可触碰的话题——“想家”。组长孟都出队的头一天，爱人刚刚做了一个手术，带着对妻子的愧疚和不舍，他来到了新疆项目组。工程师王富强在野外工作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他父亲重病住院需要做手术，当时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他犹豫再三，还是留了下来。提起这段，小王还是满脸自责。但一谈起找矿，他们立刻两眼放光，滔滔不绝。“80后”的小伙子王占兵说，能为国家找到大矿，是我此生最大的梦想，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地质队员最大的梦想。

“小羊沟硼矿有了新发现”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吐鲁番小羊沟硼矿调查评价项目组，这是由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勘查院6个小伙子组成的，调查区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区内地形条件恶劣，山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仅靠牧民进出的山间牧道可到达，通过卫星电话才能联系到项目组。每次进山都要翻过十几公里的山路，还要蹚过一条宽约8米、水流湍急的小河，河水是山上融化的雪水。每次过河冰冷的河水让队员们感到刺骨的凉，稍有不慎，就会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大家互相搀扶着蹚过了河。上了岸大家先是把湿透的鞋和袜子脱掉，用力甩一下水，穿上接着上路。为了节省时间，项目组在工作区搭起了帐篷，由于物资运送困难太大，无法提供床铺，只能在地上铺上防潮布以地为床，潮湿自不必说，各种蜘蛛、昆虫、蚊子是这里的常客，有段时间晚上睡觉总有一群小老鼠在头顶上跑来跑去，大家每天晚上都会开展灭鼠运动，直到有一天在床铺下面发现了一个老鼠洞，才彻底结束了这场噩梦。

在小羊沟工作的小伙子们，除了“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卫星电话、GPS”五件宝之外，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打狼棍。当地人说，这里常有狼等野兽出没。

第一次到西西尔塔克中点工作区踏勘，由于距离远且没有路，项目组聘请了两个维吾尔族老乡当向导。走在山里，队员们感觉像有一只狼跟在后面，大家立即挥起木棒准备开打，向导赶快拦住说，那只是一条狼狗，跟随他们一块儿进山。爬了一天的山路，队员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发现狼狗脚下的黑色肉垫都磨没了，向导也开玩笑说，狗狗的鞋子都跑丢了。

就这样的日复一日，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后出山的时候，地质队员的食物吃光了，袋子里换成了几十公斤的岩石样品；他们会为发现一个新的异常而欣喜，也会为几日的奔波无果而沮丧。

离开小羊沟的时候，技术负责人焦紫辉兴奋地告诉我，通过野外地质工作，初步查明小羊沟硼矿位于新疆唯一的火山岩型硼矿化带上，发现主要矿（化）体三条，有望在该区找到一个中型以上的火山沉积型硼矿床。

“这些年轻地质人以找矿为天职，殊不知在他们身上同样蕴藏着宝贵的精神富矿。

喀喇昆仑记忆

魏永峰

11月2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约300人齐聚一堂，新疆“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隆重召开。这一天，新疆西昆仑地区5幅 1∶5万区调获新疆“358”找矿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我也被评为新疆“358”找矿项目先进个人，并代表单位上台领取了先进单位的牌匾。

2012年4月，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取得新疆西昆仑地区5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之后的每年春天，项目组成员都会带着梦想踏上喀喇昆仑山。

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高原，有迷人的冰川，无垠的高原草甸，成群结队的藏羚羊，幽静深邃的山湖泊……当所有人还沉浸在美景中无法自拔时，高原的天气来了个当头棒喝，突然飘起了雪花，越来越大，变成了冰雹，打在车上噼啪直响。气温急剧下降，不少队员的高原反应也越来越明显。这时，有多年高原经验的项目经理不厌其烦地向新队员们交代注意事项：下车不要往下跳，走路不要太快，吃饭不能太饱，睡觉不能太早，上厕所蹲下起来要慢一点……

在狂风怒吼、暴雪纷飞中，在海拔5500米冰川下方，队员们忍着身体上的不适，升起了鲜红的队旗，搭起了青绿的帐篷，在巍峨的昆仑山上安下了简陋却不乏温馨的新家。

清晨八点半，队员们带上干粮和仪器，顶着寒风前往工作地，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汗水浸透了衣裤，浑身冰冷。天色渐晚，队员们经过一天的测量，坐上车子回到驻地。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回驻地的路上，大家正昏昏欲睡，突然，驾驶员谭梦大叫一声“糟了”，我们猛然惊醒，往车窗外看去，车子陷进了淤泥中。

看着谭梦懊恼的表情，队员陈威开解道：“我们还真够幸运的，现在活动一下晚上可以多吃一些。”取出木板，搬来石头，挥起铁锹，原本沉寂的戈壁滩也热闹起来，气温很快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谭梦好几次试着发动汽车，可惜奇迹并没有出现，挖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过去了，伴着大家的口号声，车轮终于从泥泞中出来了，人群一阵欢呼，这时，前来寻找我们的同事也赶到了。

队员们的青春就这样与这片孤寂亿万年的热土联系在了一起，观察、采样、记录、连图，熟悉的工作流程，忘我的工作节奏，还有高原赋予面容的那抹红。

青春从不畏艰险，但是现实也同样残酷，项目部技术负责陈大健在刚到昆仑时昏迷，患上脑水肿，被迫离开；副项目经理邓浩然面部偏瘫发作，离开了昆仑；朱华患上脑水肿，离开了昆仑；甘海涛在工作中胃病发作，患上肺水肿，治疗后坚持工作；患上脑水肿的赵志强也在诊治后坚持到了最后。

在工作区，有一条向北流的大河，名叫喀拉喀什河，因为盛产墨玉，又被称为墨玉河，工作区最高峰团结峰（海拔6644米）也是此河源的最高峰，在河畔还驻扎着一个边防连。8月的一天，项目组的车子已经非常小心了，但还是陷入沙石之中，队员们想尽了办法都没能脱困，眼看着原本温顺的河水似脱缰的野马般奔腾起来。项目组只好向边防连求援，夜幕低垂，远处点点灯光点燃了希望，随车来的于连长和彭指导员还带来了水与干粮。顺利脱困到达边防连驻地已是凌晨3点，连队还为我们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军民鱼水情谊深”的旋律在每个人心中荡漾。

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工作，这个项目有多个成果得到专家们认可。 2015年12月15~1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北项目办专家组在西安市对项目最终报告进行验收，项目总体为优秀级，得分90分。

转眼已是五年，每一位奋斗在喀喇昆仑的地质人，都像座座耸立云天的高山，用青春为地质事业书写着传奇，如今，他们依然披荆斩棘，毅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