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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局党组的统一部署,按照《地质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安排,2019年8月16日下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断推进地质科技创新发展”为题讲专题党课。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第三指导组组长带队指导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所领导班子成员、职能部门全体人员、全所党员干部听取党课。

    党课带领大家回望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八年的历史征程,深刻认识了不忘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大问题;重温了地质所六十三年的发展历程,追寻了地质所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不渝情怀;同时提出希望和要求,号召地质所人要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重大需求,不断推进地质科技创新发展。

    局第三指导组组长高度评价了党课内容,认为党课水平很高,针对性很强,是对今后地质所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好的党课。同时对地质所主题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主题教育工作是党中央、部局党组的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地质所全体党员干部群众要真真正正理解主题教育的意义,扎扎实实记牢主题教育的相关基础知识,以便顺利开展下一步的评估工作。要正确认识政治统领业务的深刻内涵,在主题教育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抓紧落实未完成的工作,加力加劲不放松。最后,指导组期待地质所主题教育取得更大成效,相信地质所通过主题教育,发展会更加顺畅,成果会更加突出。

    地质所组织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本网讯)6 月 12 日 西宁—柴达木盆地—格尔木( 800 公里)

       西宁是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至格尔木段铁路 860 公里 早在 1958 年就开工建设,历时 21 年于 1979 年铺轨至戈壁新城格尔木。 1984 年 5 月,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 2006 年 6 月 11 日晚 8 点半 ,当记者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彭华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www.cgs.gov.cn)记者王高峰一行赶到西宁的时候,去往格尔木的最后一趟火车已经发车 1 个多小时了。

       第二天上午 7 点 30 分,在西宁市汽车站辗转租乘一辆桑塔纳出租车,我们开始穿越 800 多公里广袤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司机告诉我们,到达格尔木要到下午六点以后。

       车出西宁,一路沿湟水河谷前进。这一段青藏公路与青藏铁路并肩而行,西行经日月山进入牧区,在广阔的草原上渐行渐远,眼前忽然出现一条狭长的水带,走近前水面变得开阔,充盈视野,这就是圣洁美丽的青海湖,被誉为高原的璀璨明珠。青藏铁路与青藏公路在青海湖分道扬镳,铁路沿湖北缘西去,公路从南缘西行过江西沟,翻过 3817 米 的橡皮山,前行 146 公里 就到了柴达木盆地的东大门——茶卡盐湖。茶卡盐湖是一个大型的钠盐矿床,面积有 105 平方公里,储盐量为 4.5 亿吨,具有开采方便,食用价值高的特点。原盐氯化钠含量在 94% 以上,也是青海开发利用时间最早的一个盐湖。据史料记载,在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里出产的青盐就已经远销到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如今,一条铁路支线从青藏铁路延伸至茶卡盐湖,盐湖资源开发已经初具规模,达到年产 80 多万吨。

       过了茶卡镇,就进入了柴达木盆地腹地,地貌呈现出风蚀丘陵的特点,盆底低洼处往往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蒙语“柴达木”,即“盐泽”之意。柴达木盆为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等山脉环抱,东西长 800 公里 ,南北最宽处 350 公里 ,面积约 20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盆地周围的山脉一般海拔 3500 — 4500 米 ,盆地底部海拔 2700 — 3000 米 。盆地中部的沙漠面积不大,只有 9000 平方公里,且分布零散,是由古代洪积、冲积平原起沙而成。据 彭华 老师介绍,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基础是青藏高原上褶皱山地之间的一个古老结晶变质岩地块,沿南北两侧山麓都有深大断裂,这些断裂带使得在周围山地上升时,盆地却不断下陷,不过它也随着青藏高原的整体上升,使其海拔仍然很高,居我国各大盆地之首。大约在二三亿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大湖,后来盆地西部上升,使湖面逐渐缩小,留下 5000 多个咸水湖。其中位于盆地中央的察尔汗盐池,是我国最大的钾盐湖,面积约 1600 平方公里,储盐量达 250 亿吨,可供全国人民食用 8000 年之久。盐矿中含食盐 95 %、钾盐 2 %,是我国重要化学工业原料基地之一。贯穿盆地南北的公路,其中有 31 公里 长的路面,就是建筑在察尔汗盐湖的盐盖上。柴达木不仅是盐的世界,而且还有丰富的石油、煤,以及多种金属矿藏,如冷湖的石油、鱼卡的煤、锡铁山的铅锌矿等都很有名,所以享有“聚宝盆”的美称。

       车过香日德镇后,盆地地貌呈现出荒漠戈壁的特征,分布极为辽阔。草色灰黄为主,此前的些许绿意已经荡然无存了。青黑的青藏公路在沙漠腹地蜿蜒如龙,前行 250 多公里低达格尔木市。这时候已经是晚上 8 点半,高原上的太阳还在老高。 (李晓明)



    柴达木盆地地貌

    柴达木盆地:高原聚宝盆

    考察组对冒沙现象取样

    太平镇砖混房屋倒塌严重

    考察组向村民了解地表破裂情况 本版图片由地科院雅安地震野外科学考察组提供

    双石镇在地震的破坏下已成废墟

        从雅安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各种媒体上有关地震成因的推测、分析、判断甚至争议就非常热烈。4月22日下午,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从地质学的角度也对雅安地震的发震机制进行了分析和研讨。希望,他们的思索能够为人们带来一些启示。

      1.地震2小时后,地质科学家到达震中,判断为逆冲断裂

      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应该是最先进入震区的科学工作者。

      4月20日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强震,得知讯息,正在四川工作的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海兵研究团队的4名成员:司家亮、云锟、张佳佳、王焕,立即从成都奔赴雅安芦山。仅仅两个小时后——10点钟,他们就从地震现场向位于北京的实验室发回了照片。

      照片可清晰地看到地震造成的破坏,乱石满地、房屋倒塌、道路损毁。当然,科学工作者的第一反应还是尽力搜集地震破裂造成的地表显示,寻找能够反映这次地震原因的蛛丝马迹。

      据前方调查的信息,此次地震的发震断裂为天全—大川逆冲断裂,为龙门山山前断裂——“安县/灌县断裂”的南段,位于宝兴和雅安之间。安县/灌县断裂的中段曾在汶川大地震时发生80公里的破裂。

      4月20日下午,李海兵研究员与司家亮等人在雅安地震重灾区芦山双石镇集结,组成科考队沿天全—大川逆冲断裂行进。据观察,地表未发现明显的破裂,但有大量地震喷沙和冒水现象。此时已经到了晚上,他们决定,第二日再奔赴宝兴,因为逆冲断裂上盘的破坏性可能更大,能够观测到的科学现象也会更多。但问题是,当时同为地震重灾区的宝兴堪称“孤岛”——由于地震造成的山体崩塌十分严重,大量巨石滚落导致交通中断,车辆无法通行。

      等待救援人员打通道路?

      心情急切的李海兵决定徒步赶去宝兴,尽管两地相距约40公里。

      21日早上8点,他们从芦山出发,经灵关,步行10多个小时赶到了宝兴县城。虽然此时已是晚上7点,但李海兵等人还是冒着余震穿行在宝兴县城查看灾情。大家的感觉是:尽管芦山至宝兴县城沿途的山体滑坡十分严重,但宝兴县城内建筑物破坏程度并不严重。

      就在同一天下午2点,中国地质科学院由副院长董树文带队的野外科学考察组也赶到了成都,随后,他们分为三个组分头工作。按计划,他们将对灾区的灾后重建选址进行相关地壳稳定性评估工作,同时对重要活动断裂进行考察,特别是将监控并高度关注新的地应力异常。

      22日上午,科考队与国土资源部在雅安市的前线指挥部会合,并研讨了下一步工作。中午12点,董树文带领的第一组继续从雅安经芦山前往双石镇。考察发现双石镇地表破裂现象不明显,但有比较集中的串珠状沙冒现象,与房屋的挤压破裂方向基本一致,方向大约北东40°;在双石镇中心人民医院后方桥头,房屋全部损毁,房基水平右行错动2~3厘米,未垮塌的房屋墙壁上均出现两组张性的X节理,钝角方向对着垂向;再往东南方向走,直到双河村林峡组,沿途一直有沙冒现象,且多为黑沙,初步判断为深部煤系地层所致。

      与此同时,由地质力学所张岳桥研究员带队的第二组从成都出发,经邛崃市、大川镇和太平镇一线到双石镇,沿途进行了震区地面破坏情况考察工作。初步结果表明:邛崃至大川间未发现地面有明显破坏,从大川附近开始出现建筑物破坏情况;大川至太平一线,沿途可见少量滑坡和崩塌,并有水泥路面破坏与变形现象,显示出较明显的近东西向挤压变形特点;在太平乡,建筑物破坏增多,常见无框架支撑的单层砖房倒塌现象,同时,土石路面出现裂缝和路基局部垮塌现象,并有平行北东向沟谷方向的小型张裂缝发育,但未见明显的同震地表破裂标志。从太平镇至双石镇,房屋破坏情况有进一步加重趋势,并在双石镇观察到水泥桥梁发生近东西向挤压变形破坏和地裂缝发育。

      由地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侯春堂带队的第三组则直接从雅安赶往芦山前线指挥部,参加了15时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远程会商视频会。

      晚上,地科院运送仪器的车队从北京赶到了灾区与调查组会合。

      2.从地质角度分析,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存在关联

      地科院身处北京的地质专家们,热切期盼着同事们从前方传来的一切信息。同时,他们也在紧张地研究着有关雅安地震的一系列科学问题。

      4月22日下午,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十余位与地壳稳定性研究相关的院士专家围坐在一起,高悬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一道从东北向西南斜劈在地壳上的巨大裂痕——这次地震、也是汶川地震的祸首——龙门山断裂带。

      龙门山断裂带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相交,长约500公里,宽达70公里,由3条大断裂构成,自西向东分别是龙门山后山断裂、龙门山主中央断裂、龙门山主边界断裂。这里也是地震多发区。

      在一幅《汶川地震及其余震分布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堆积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北部和中部——汶川地震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里发生的余震次数就超过了万次。专家介绍说,5年前,由于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巨大,龙门山断裂带北部中部近300公里的地方都发生了破裂,但是西南段的约100公里却没有破裂。

      这次破裂的恰好是当年比较稳定的地段。专家们根据现有资料初步判断,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的发生机理很相近,但汶川地震西南段以逆冲为主、东北端为右旋走滑断裂,雅安地震则为逆冲断裂。由于震级的差异,汶川地震的持续时间约90秒,雅安地震的持续时间约27秒,当然,两者的地表显示也差异较大。

      国家地震局拥有我国地震研究的主要科技力量,院士专家们对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视。恰好当天上午,地科院的多位专家参加了国家地震局组织的一次紧急会商会,并带回了一些地震专家对雅安地震的解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认为,从震源位置、机制和震级大小看,雅安芦山地震是汶川地震强余震,是汶川地震破裂向西南方向的发展。而且,他5年前曾在一份政府内参中特别提到汶川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宝兴一带可能发生七级左右强余震。

      雅安地震发生后,陈运泰院士研究团队根据现有数据资料对这次地震的破裂过程做了动力学模拟,推测的结论是:雅安地震破裂沿走向30公里,沿断裂层面40公里,最大错距离为1.6米,由于地震能量靠近地表基本消耗完毕,因而地表不会产生明显的同震破裂。

      这样的推测与地科院地质科学家在现场的观测情况基本一致,不过专家们也提出,由于地震现场科考的许多信息还没有充分采集和传递,判断模型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便获得较多的详细的一手资料。

      现在地震科学界对于雅安地震是否为汶川余震的争议比较突出。对于陈运泰院士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理由主要为:两次地震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且这次地震与汶川地震的余震区有一定距离,两地之间有个中间段是没有地震的。

      据地震专家的判断,在这两次发震断裂的中间存在着一个地震障碍体。

      地科院的院士专家对此也进行了讨论。有专家提出,汶川大地震的方向是从汶川向东北方向展开,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中央断裂的中—北段以及前山断裂的中段展布,而芦山地震则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端,在靠东侧的另一条断裂带上,是不是可以考虑雅安地震是龙门山断裂带上一次新的主震。

      院士专家们认为,是否为余震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次地震在地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受力条件、孕育过程非常相似。他们还特别提出,研究地震的一大关键是对地震构造背景的准确认知,应该把活断层特别是发震的是哪条断裂搞清楚,要把地块是如何运动的搞清楚,最好建立地质模型。

      3.地应力监测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震孕育发展

      说起地震研究,许多人都会想起一个名词——地应力。

      地质力学认为,地壳内的应力活动是使地壳克服阻力、不断运动发展的原因;地壳各处发生的一切形变,如褶皱、断裂等都是地应力作用的结果。

      我们从过往专家对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多发的解释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地应力的“影子”:青藏高原以每年10~15毫米的速度向东流动,在龙门山一带受到坚硬的四川地块的阻挡,积聚了大量的构造应力,形成了断层。该断层在不断受到青藏高原挤压的情况下,成为逆冲运动的多发区,因而易于发生地震。

      地应力监测首次与地震联系起来应该是在2001年。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发生8.1级地震,当时正在昆仑山活动断裂带中段西大滩附近进行两个测点地应力监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廖椿庭研究员,获得了一组珍贵的震前震后地应力数据。数据显示,昆仑山大地震前后断裂附近地应力大小和方向均发生较大变化,震前地应力高度集中,而震后地应力大小降低约2/3。

      从此,地应力监测走上了地震监测和研究的舞台。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地震的过程也是地应力释放的过程。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许多人认为汶川特大地震应该已经把龙门山断裂带积蓄的能量释放得差不多了,并推测汶川地震后四川百年内都不会再有强震。

      其实这样的推测与地质工作者的地应力监测结果恰恰相反。

      据参会的廖椿庭介绍,他曾在几年前进行一个名为“龙门山地质构造断裂带及其与汶川蕴震动力条件分析”的课题时,选择了三个点作为地应力测量点:一个在鲜水河断裂与龙门山断裂交界处的康定,一个在发震的映秀,还有一个就在宝兴县城。然而,测出的结果让廖椿庭都大感意外——原本估计最不稳定的康定测点,地应力值最低,而应该“平稳”的宝兴测点,最大水平主应力值却最高。当时,廖椿庭研究团队曾在科研报告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并建议继续关注。随后,地质力学所在雅安宝兴建立了长期地应力实时监测台站。

      那么,我们在雅安的地应力监测台站是否记录下了雅安芦山地震的信息?

      据专家介绍,雅安地震发震前不久监测曲线显示出跳跃,这引起了监测人员的注意,随即他们进行了跟踪分析,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实例参考,综合分析尚未完成就发生了雅安地震。地震导致断电,数据也一度中断。但震后搜集的数据显示,发震时有两个方向的地应力值大幅增加。

      院士专家们研究了来自宝兴等处的地应力应变监测台站的实时监测数据,认为地应力测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震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是,许多重要的数据还没能上升为科学的认识和规律,还需要加强资料分析和综合研究;二是,当前已有的各个台站的监测资料还比较分散,数据的共享和集成还很薄弱;三是,由于地应力监测工作与其他地震监测手段还没能密切结合,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4.数值精确预报地震需要多部门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地震预报是地震研究一个重要内容,更是一个人类期待解决的目标。

      就在雅安地震的前几日,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岩石圈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数值模拟”项目负责人、中科院院士石耀霖在深部专项成果交流会上,谈到了地震预报的问题。当时他说,地震预报也应该像气象预报那样,从基于前兆的经验预报逐渐转变为基于物理机制的数值预报,而其中的关键物理量就是——应力。

      地震发生后不久,他又很快发表了自己对雅安芦山地震的一些认识。

      他谈到,汶川地震强烈,断裂带长达近300公里,几乎整个龙门山断裂带都发生了破裂,但是西南段却有约100公里没有破裂。于是很多人都提出疑问:这一段落会破裂吗?破裂规模会有多大?什么时候破裂?

      他引用了地质力学研究所秦向辉等人的观测结果:“对比分析2003、2008和2010年在宝兴、康定地区4个钻孔的水压致裂应力测量资料,初步揭示汶川地震后断裂西南段现今地应力环境与地震危险性。研究结果表明:龙门山断裂西南段,尤其是康定地区,地震后仍然积累有较高的地应力,震后应力调整以积累为主;龙门山断裂西南端的最大水平主应力已经达到断层活动应力临界下限值,断裂活动进入临界状态,未来具有发生逆断层活动的可能性;结合地应力测量结果、地震地质等资料认为,龙门山断裂西南端具有潜在大震危险性,值得重点关注和研究。”

      显然,地应力监测显示,西南端一段没有地震破裂,但这一段落也是主应力积累率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汶川地震的发生,使从映秀西南到雅安这一段的龙门山断层发生类似机制的逆掩断层的地震危险增加。

      然而问题是,对于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现有资料还难以回答,因为只有少量不深的钻孔应力测量资料,我们在数值预报探讨中还无法在雅安芦山地震前作出确切的预报。至少我们应该能回答另外两个问题:该段落现今地应力的绝对值究竟是多少?是否已经临近了岩石的强度?

      石耀霖院士说,雅安接近7级地震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地壳深部(10-20公里)基于观测应力(包含孔隙流体压力)的实测资料、断层强度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定量的力学根据判断地震发生的时间——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就这两天见到的余震目录资料,目前的雅安芦山地震似乎还没有释放出这100公里断裂带内积蓄的能量,但是下一次接近7级地震发生在何时,尚缺乏资料作出估计。

      最后他谈到,作为数值地震预报的探讨,目前还不在于我们是否做了预报,更重要的是预报的根据。其中,地应力绝对值的测量和相对变化的可靠测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对地应力的认识。参加本次雅安地震院士专家研讨会的三位院士同样对地应力研究颇为推崇,他们认为:地质学家在地震观测和预报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采用地应力测量的手段对地质体进行监测,但地应力只是地震研究中诸多方法中的一项,加强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与其他手段相结合,这需要我们的科学界打破部门界线、学科界线,通力合作。

      面对地震后令人心痛的雅安,面对电视中无数双饱含痛楚和期待的眼睛,我们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人类能攻克地震预报的难关,让人们远离地震的魔影。 

     

     

    用科学解剖地震 用合作赢得希望

    11月30日下午,敬爱的江泽民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大地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收听收看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各种方式悼念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颂扬江泽民同志的伟大情操和崇高品质。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我国地质事业和矿业行业的发展。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地质工作者题词:“献身地质事业无尚光荣”。同年,江泽民同志为节能宣传周活动题词:“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造福子孙”。《中国矿业报》的创刊,也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亲切关怀。1993年年底,正在筹备创办的《中国矿业报》为报头的设计大伤脑筋,一张新创刊的报纸,按一般的做法,用电脑制作报头或请知名书法家题写报名即可,但时任地矿部部长的朱训和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郭振西局长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中国矿业报》必须有一个高起点!

    是时,中国矿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矿业报》肩负着充当中国矿业喉舌的重任,题写报名之事不可草率。我国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矿业的发展,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题写了“开发矿业”,以勉励地矿工作者为祖国建设多做贡献。因此,请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报名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于是,一份恳请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报名并题词的报告,通过正规程序后,被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手中。江泽民同志欣然应允为《中国矿业报》题写报名。他虽日理万机但还是忙中抽空,用毛笔题写了5幅“中国矿业报”以供选用。据说,这是江泽民同志当时亲笔题写报名的第二张报纸。

    说起江总书记题写报名,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泽民同志题写了5幅“中国矿业报”,其中3幅为繁体字,2幅为简体字。这却无意中给筹办者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简体字笔画较少,视觉显得有些空,不如繁体字饱满、好看。朱训部长、郭振西局长和大家一样,都觉得应该采用繁体字的那一幅,但根据我国有关出版规定,报头原则上应该以简体字书写。既然江总书记书写了简体版的《中国矿业报》,似乎就该选择简体版。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最好的办法是请江总书记自己选定,或者认可筹办者的选择。

    朱训部长的回忆录《大山无涯》中记载了这一段经历:“毛里塔尼亚总统塔亚夫妇访华,我担当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江主席欢迎塔亚总统的宴会上,时任中矿协副秘书长的我的妻子尹惠宇作为陪同团团长夫人坐在江总书记左侧。于是尹惠宇就趁机请示江主席,可否以江主席写的繁体字作为中国矿业报的报名,江总书记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一个难题解决了。”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为《中国矿业报》题字题词。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为发展中国矿业服务”,乔石委员长的题词是“把中国矿业报办成千百万矿业职工喜爱的群众性报纸”。一位国家副主席、一位副总理、五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位国务委员也题词祝贺。

    此外,煤炭部、冶金部、化工部等10个矿业部门的部长或主管副部长等,都为《中国矿业报》题了词。

    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中国矿业报》的报名,不仅一直给予矿业报社全体员工以极大鼓舞,更是激励着全国地质和矿业行业广大干部职工为了地质找矿事业和矿业开发前赴后继,奋发前行。

    江泽民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我们一定会继承他的遗志,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重要回信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落实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进矿业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拼搏。

    江泽民同志亲自为《中国矿业报》题写报名揭秘

    201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同时发布了2018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名单。广西百色市平果县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第八次入选该名单,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3位,而且仍然保持着广西唯一一个上榜“全国百强县市”城市的记录。

    因为邓小平1929年发起的“百色起义”,平果县成为了意义非凡的红色革命老区;因为丰富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这里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因为以火龙果种植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这里又成为了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生态修复助推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扶贫的典型范例。

    平果县为何能在短短时间里摘掉贫困帽,一跃进入全国百强县?这是该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也要看到,在该县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要知道,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岩溶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是制约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平果县等为代表的石漠化问题严重的地区,如何才能突破自然环境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蜕变?

    陡坡地种植生态经济植物苦丁茶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洼地种植优质果树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西科学技术厅、广西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的“石漠化生态修复技术成果研讨会”在南宁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石漠化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记者也随着众多专家的脚步,来到“果化模式”的诞生地——平果县果化镇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太平生态示范区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探寻推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

    科学研究助力产业发展

    “平果县果化镇龙何屯及周边山地曾是桂西南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石漠化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70%。”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蒋忠诚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起,广西石漠化面积以年均3.3%的速率高速增长,到2005年全区石漠化面积已经达到3.07万平方千米,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耕地丧失、土地质量下降、水源枯竭、旱涝灾害频繁,还严重制约着岩溶山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威胁着珠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态安全。

    “广西岩溶地区的高速石漠化只是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持续加剧的一个缩影。”蒋忠诚说,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面积由1990年的9.12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05年的12.96万平方千米,引起的水土漏失、植被退化、岩石裸露以及每年一个中等县(约30万亩)耕地流失,导致了4200万人缺水和5000万贫困人口。

    据了解,虽然当时国家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由于对西南岩溶的特点、区域石漠化成因及其形成演变规律以及石漠化对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和过程认识不清,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地下水探测与开发利用技术、适宜性生态重建技术和生态产业,人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石漠化加剧、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恶化的严峻形势迫切地需要一套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案。

    2001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岩溶地质研究所等局属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高校和地勘单位等2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和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在以广西百色等为代表的西南岩溶区,针对岩溶峰丛洼地石漠化严重、缺水少土、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居民贫困等问题和特殊岩溶地貌结构特点造成的“土在楼上、水在楼下”水土格局,提出了以“岩溶流域为单元-地质调查为基础-岩溶水开发为龙头-选择适生植物发展生态产业为突破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科学思路和“试验先行-示范带动-辐射推广”的行动方略。

    10多年来,岩溶地质研究所在西南岩溶石漠化区组织实施了120多个地质调查项目及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累计投入经费约2亿元,取得了石漠化生态修复基础理论、技术研发、产业示范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建立了20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在支撑服务石漠化地区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实效。

    “2001年,我们以果化镇龙何屯为中心,建立了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这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的第一个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蒋忠诚介绍说,在科技部实施的“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重建技术与示范”项目等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龙何屯引进火龙果并进行试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通过十几年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目前果化示范区已经形成了以火龙果种植为主的特色生态产业,建立了以表层岩溶水开发为龙头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总结形成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关键技术体系——“果化模式”也已经在西南八省300多个县40万平方公里岩溶区辐射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保留住脱贫攻坚的种子

    在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现场,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生态与石漠化室主任罗为群介绍说,火龙果具有耐旱耐瘠、根系发达、适应性强、管理粗放、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在石漠化地区发展火龙果产业,有利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可收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石山增绿三重效果。他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

    自实施综合治理以来,果化示范区植被覆盖率增加60%,土壤侵蚀速率下降80%,水资源利用率增长5倍,土地利用率提高60%;石漠化区火龙果等生态产业经济效益由治理前的800元/亩提高到1.5万元/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600元/年增加到1.8万元/年;平果县推广火龙果种植5万亩,直接经济效益7.5亿元/年;百色市推广火龙果种植20多万亩,年产值30多亿元,带动近20万人脱贫致富;带动西南地区治理石漠化2万平方公里,解决1500万人饮用水困难,指导30多个县实施土地整治500万亩;“果化模式”吸引西南八省干部和农民群众近20万人次前往考察学习,1000多万人间接受益……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推动百色市革命老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罗为群颇为自豪地向记者说到。

    资料显示,广西共有28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25个地处岩溶石漠化地区,“果化模式”无疑为这些县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打开了希望之门。

    记者在位于平果县太平镇的贫困山区红色果业核心示范区了解到,该镇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目前正在进行万亩示范区建设规划。该镇镇长冯晓东说,科学种植火龙果已经成为了贫困石漠化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种植进行补贴、鼓励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保证了农户的种植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和到基地务工,农民又可以增加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从多方面保障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问题”。

    据了解,果化镇、太平镇等示范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村镇,均已在近几年先后全面脱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不少农户家里已经盖起了新房。一位村民与记者闲聊时说道:“原来我们村(龙何屯)是下雨淹水、晴天大旱,石头山上除了种点玉米啥也不长,收成还不够一家人自己吃的。专家们来了后,村子里的石头山变绿了,下雨天村里也基本没再被淹过。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再出去打工了,有种火龙果的,有在基地打工的,钱也不比在外打工挣得少。”

    回忆起十几年前刚到果化镇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工作的情景,蒋忠诚也是记忆犹新。“刚来时,当地的村民确实相当贫困,烧的是柴火、牛粪,电也没通,玉米糊糊加辣椒面就是一顿饭。我们既要开展岩溶石漠化地区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也要想办法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但一开始,当地村民对我们不够熟悉、不够信任,我们的工作推进得非常缓慢。”蒋忠诚说,在建设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当地村民认为他们是来走马观花地做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几乎没有人出面支持他们,“就连项目组想付钱请村民们来帮忙搬运基建材料都没人来”。

    为了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先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村子里解决了用电、吃水、内涝等实际问题,而后又通过与村委会积极沟通协调,在村民中确定了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火龙果种植示范户,这才算迈出了示范区建设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从国外引进的第一批火龙果苗顺利入土了,看着一天天变绿的石头山,科技人员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当地盛产一种名叫“霸王花”的植物,与火龙果同种同属,外形也十分相似,但是只开花、不结果,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经济收入。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误将还没有长成的火龙果苗认为是霸王花,纷纷到地里拔掉了还在生长的火龙果苗,又重新种上了玉米。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先琨回忆起这一段故事,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好说歹说,总算从村民们手中‘抢’过来几亩地没让拔苗。这几亩地里的火龙果苗,就像是石头地里的星星之火,保留住了脱贫攻坚的种子。第二年,这几亩‘星星之火’开花了、结果了,这才让村民们相信我们不是‘大忽悠’。”

    李先琨说,为了让火龙果真正成为石漠化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帮手,项目组先后开展了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的系统研究与应用推广,内容涉及增强抗病抗旱性能、增加可溶性固形物(甜度)、与同属的霸王花嫁接、火龙果花粉储藏保鲜、适应性强品种培育、花果兼收等,不断提升了当地火龙果的产量、质量和附加经济价值。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

    据了解,对石漠化的研究起源于1977年联合国召开的荒漠化大会,中国学者在会上首次提出:石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类。石漠化也被称作“地球癌症”,几十年来,全球众多国家相关行业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开展相关研究,一直在寻找攻克这一“恶疾”的良药良方。

    1976年成立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是我国从事岩溶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几十年来,该所不仅形成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理论、技术研究成果,为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也逐渐形成了以袁道先院士、蒋忠诚、罗为群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梯队人才团队。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要落到地里。”这是罗为群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别看他只有38岁,却已经是岩溶生态与石漠化治理工作的“老同志”,我国西南广袤的岩溶山区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

    由于常年工作在岩溶贫困山区,罗为群对当地百姓生活的疾苦有着真切的体会。他深入农户,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向他们讲解石漠化、水土流失的危害,宣传推广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经验,引导村民树立起治理石漠化和脱贫致富的信心。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在野外一直都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当地村民进行表层岩溶泉水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手把手传授优质水果、药材、牧草等先进种植技术,耐心指导土地整理和土壤改良的技术方法。

    罗为群还兼任着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项目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果化镇龙何屯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不管是田边的排水沟堵了,还是地里的种植出现疑问,甚至是家中发生什么琐碎趣事,村民们有事没事总爱去找“罗书记”聊聊天。只要时间允许,罗为群基本都是“来者不拒”,他对记者说,野外临时党支部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们也会把我们当做家人一般对待”。

    罗为群只是岩溶地质研究所石漠化生态修复人才团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据了解,该所近年来共承担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相关项目 120 多项,获得国家级国际合作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与二等奖 8 项,培养了自然资源部首批科技领军人才 1 人、自然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3 人、广西高层次人才 2 人,还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获得专利 13项,注册商标 2 项,获批立项国家技术标准 4 项,编写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调技术标准 1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技术 2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理论 1 项,研发了技术规程 12 项,为制定相关地方和行业技术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几十年来,这支队伍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据蒋忠诚介绍,在理论研究方面,团队创建了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水土漏失理论和研究方法。首次提出岩溶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驱动机制和主要功能,创立岩溶生态系统理论,开拓岩溶生态学研究方向,揭示全球不同类型岩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明确石漠化概念及其分级,揭示了石漠化在加剧水土流失和漏失、减弱岩溶环境对降雨和地表水资源的调蓄能力、破坏植被、加速植物入侵速度、降低土壤质量、加深居民贫困等方面的危害,奠定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理论基础。

    在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方面,团队取得了关键的技术突破。形成了表层岩溶水综合调蓄技术、岩溶地下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岩溶石山景观生态型土地整理技术、岩溶土壤改良技术、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和人工诱导植被恢复等12项关键技术,为岩溶区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在石漠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示范方面,团队将西南岩溶区划分为八大石漠化治理类型区,明确451个石漠化县,对各区提出因地制宜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建议。通过建立示范区和总结提出“果化模式”等,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其配套的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了“科研单位+政府+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方式,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提供了经验。

    当记者置身于平果县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一眼望见那绿意盎然、绵延千亩的火龙果园,忽然意识到,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正要将石漠化地区人民的生活烧得愈发红红火火。

    石头地里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