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三十余年来，他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书写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规划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轲。

恪尽职守，以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怀揣着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彭轲2007年加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调中心前身）。

在日常工作中，彭轲负责的工作涵盖了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从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方案审查，到质量检查、年度考核，再到结题验收、成果评审，以及外协业务管理、差旅费报销审核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

 

彭轲（图中）在一线指导

“规划处承担着地调项目全过程管理职责，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我们慢一秒、松一尺，项目进度就慢一分，质量就可能差一寸。”白天，彭轲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工作；夜晚，他常加班加点完成其他工作。

今年，彭轲的左手手臂肌肉僵硬，活动受到限制，但面对繁忙的工作，他总是想着坚持下，说不定过几天能恢复了，就这样一直到情况严重到无法忽视，他才前往医院治疗。然而，即便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丝毫未减，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被问及临近退休为什么还这么拼时，彭轲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说句心里话，临近退休想少干点儿、过得舒服点儿是人之常情，但这要看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看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规划处工作多、杂、急，加上近几年又有两位老同志退休，人手更为紧张。我不干，别人就要多干，甚至可能导致事情不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番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道出了一位老地质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守正创新，以钻研应对全新挑战

2016年，对于彭轲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熟悉的业务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感触是要学的东西多、干的事情杂，挑战一点都不比业务岗位小。在管理岗位，涉及的工作面广，各领域的工作都必须会、必须懂，这也需要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回忆起初到管理岗位时的感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但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坚定。

面对新岗位的要求，彭轲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从项目实施的各环节管理要点，到外协业务管理的时间节点安排；从制度制定，到资质申报和维护，他都用心钻研，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彭轲在野外采集岩石样本

由于多年从事项目工作，彭轲对项目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感同身受。工作部署上，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为项目组着想。在不违背原则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总是积极为项目组出谋划策。比如，在质量检查或验收前，他会提前与项目负责人沟通，根据项目特点列出检查或验收的资料清单、重点工作事项，帮助项目组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项目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彭轲看来，管理工作不仅是对事务的统筹协调，更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将管理工作变成了凝聚团队力量、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地质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情系地质，以拼搏镌刻无悔年华

回顾30多年的地质生涯，彭轲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当属1998年冬天的湘西岩溶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为了弄清花垣县排碧乡小龙洞的岩溶发育及联通情况，他和同事们在十几公里外的消水洞（落水洞），用工业盐和食用一品红做了2次示踪试验，接收点在岩溶排泄口。

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他们在潮湿寒冷的溶洞里一待就是50天，每天只能以米饭加咸菜充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白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操作，记录各项数据；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为揭开岩溶地区的地质奥秘不懈努力。

 

工作中的彭轲

如今回想起来，彭轲感慨万千：“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愈发浓烈。

“我已经参加工作35年了，到中心工作也有18年了，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地质工作，对地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岗位，也非常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主要还是希望守好最后一班岗，为中心发展多出一份力。”彭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地质事业的不舍与眷恋。即使即将告别工作岗位，他依然心系地质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单位、为地质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深耕行业，以热忱赋能事业发展

除了对自身工作的坚守，彭轲还十分关注地质行业的发展和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成长。在他看来，地质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探寻资源的“先行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地球的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还能通过地质勘探发现和利用各种矿产资源，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当前单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彭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地调项目和成果转化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地调项目是主责主业，成果转化是最终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地调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才能实现成果转化，为单位发展开辟新道路。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目前中心地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找矿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力量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他深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地调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武汉地调中心众多青年地质工作者，彭轲满怀期望。他看到了青年一代学历高、知识面广、有干劲、能吃苦的优点，但也清楚他们在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他鼓励青年地质人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传承老专家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要善于从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刻苦钻研地质业务，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前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生逢其时，施展能力的空间很广阔，但重任在肩，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不少。希望他们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担当大任，推动地质调查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彭轲的话语中，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寄托着他对地质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三十余载地质路，彭轲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梦想，用行动诠释了吃苦耐劳、矢志奉献的精神。他是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更是地质事业的脊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地质人砥砺前行，继续书写属于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让地质之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12月12日，地调局广州海洋局召开2017年度部门考核大会，对全局基层单位、机关处室2017年工作进行考核。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对“自主设计建造可燃冰钻采船”等重大事项的重要批示精神，重申了中央八项规定有关要求，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认真学习贯彻文件要求，把住底线，坚决不碰红线。他指出，召开年度部门考核大会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加强内部监督，促进不同单位间的相互沟通了解，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

会议强调，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广州海洋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全体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力拼搏、砥砺前行、收获满满。先后取得了水合物试采成功、组织提交自主设计建造可燃冰钻采船内参、顺利完成南极和大洋航次、积极编纂大湾区地质图集、圆满完成年度外业调查工作、两艘新船成功入列、南沙新基地建设、积极推进改革、提高一线职工待遇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部局党组的高度肯定，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影响力大大提高，为推动建设世界一流海洋局提供了强大动力。

会上，27位基层单位、机关处室负责人向全体干部职工汇报了2017年度工作情况，与会干部职工对各单位、处室工作进行打分、评议。此次由全体干部职工参加的部门考核大会尚属首次，全体干部职工近500人参加大会。

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考核大会现场

考核大会现场

金秋十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以九九重阳节、敬老月为契机，以“敬老爱老 悦享生活”为主题开展离退休职工重阳游园活动，50余位老同志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组织老同志们参观游玩了东篱庄园。东篱庄园是保定市大力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启动的民生项目之一。大家参观了东篱庄园样板房、医院、老年大学、健身房、舞蹈室、书画室、阅览室等，游玩了中心湖、湖心岛、玉桥假山，参与了手工漆扇制作，观看了电影等。老同志们畅游在如花园一般的新型养老社区，体验智慧养老新模式，了解了医养结合、衣食住行、文化健身等全方位“一站式”养老服务特点，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有了深入的了解。

水环中心党委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到活动现场看望老同志，向老同志致以节日的祝福，并通报了水环中心面临的形势任务以及下一步离退休工作的部署安排。强调离退休老同志始终心系中心、不忘中心，保持着水环中心大家庭的和谐局面，尤其是水环中心整体搬迁天津这一年，得到了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理解。表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水环中心党委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和今后水环中心在改革和发展中仍将面临各种困难，更需要借助老同志们的智慧和力量，水环中心也会严格落实中央和地方关于老同志的各项政策，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同志们，把对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共同维护水环中心和谐大家庭的良好局面。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身处新时代，传统的养老观念也在改变，不能再拘泥于居家养老模式，要不断开拓视野，探索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型养老模式。此次参观活动，拓宽了养老选择，愉悦了身心，丰富了文化生活。大家对这次秋游活动表示满意，感谢中心党委一直以来对老同志的关心关爱，感谢中心为老同志们搭建交流情感的平台，今后将努力为推进中心现代化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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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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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弈棋落子,首重布局。2016年11月8日，中国地质调查科技创新大会暨纪念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地质调查局确立了以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质调查的总体布局，确定了到2050年地质科技创新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关于深化地质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地质科技创新能力的指导意见》等20余个配套制度相继出台，地质科技创新政策措施不断完善。

大政既定，三军疾进。2017年是中国地质调查事业走过第一个百年风雨历程、迈向第二个百年辉煌旅程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贯彻落实“三深一土”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战略、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地调局的开局之年。一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上下一心，始终坚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聚焦制约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相结合，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与科学普及相结合，与地质调查相结合，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受到全国乃至世界瞩目。

无论是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圆满成功，还是湖北宜昌鄂宜页1井钻获高产古老页岩气流；无论是全面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还是支撑服务赣南、乌蒙山定点扶贫；无论是地质调查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地质云1.0”正式上线服务，还是海洋地质八号、九号、十号下水形成“九船探海”的新格局；无论是西藏发现超大型铍锡钨稀有金属矿床，还是青海共和盆地钻获高温干热岩……一项项成果，显示出地质调查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

2017年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地质调查局参与的4个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囊括了国土资源系统本年度获奖的全部奖项，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10月23日，2017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揭晓，中国地质调查局参评的24项成果中有16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6项，占此次一等奖获奖项目的46%。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国家能源、矿产、环境、灾害和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地质科技创新的强大生命力正在不断彰显，“五问”“五不唯”的成果与人才评价标准得以印证。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在科技创新的改造、支撑和引领下，中国地质调查事业正焕发出蓬勃生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地质调查局的步伐正在加快，目标指日可待。

新理论、新认识：引领能源、矿产、环境调查实现突破

破梗阻、解难题，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地质科技创新释放出的新动能和新活力不断迸发。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地质调查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聚焦“六大需求”，积极推进并实施“十大计划、60 个工程、300 多个项目”，并为每个计划、工程和项目都设立了科技创新目标。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工程自实施以来，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从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稳定条件、气体来源、气体运移、储集条件及其时空演化匹配五大要素出发，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南海北部大陆边缘天然气水合物成藏地质条件及控矿机制、异常特征及响应机理、富集特征及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海北部陆坡天然气水合物成矿区带、成藏控制因素、成因模式以及动态成藏过程等重要理论成果，初步形成“高热流背景弧后盆地水合物成矿理论”，在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试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在湖北宜昌，传统认为该地区古老地层生油生气早，难以成藏。作为久攻未克的南方复杂地质构造区，科研人员长期研究攻关，创新提出古隆起边缘斜坡带页岩气成藏新模式。据此部署的鄂宜页1井，不仅在地层形成于约5亿年前的寒武系水井沱组获得了高产页岩气流，而且首次在形成于约6亿年前震旦系陡山沱组发现页岩气藏，这是迄今全球发现的页岩气藏中最古老的地层。

在贵州六盘水，由单一煤层目标层拓展为煤层、炭质泥岩、致密砂岩多个目标层，从而对整个煤系中的煤层气、页岩气和致密砂岩气开展煤系气综合调查的新思路，指引探获煤系气资源量达366亿立方米，比单纯的煤层气提高了6倍，并创下西南地区煤层气直井单井日产量新高。

不断取得的新理论认识，为大型矿集区开辟了找矿新领域。在扎西康铅锌矿集区，“伸展热穹窿控岩，张扭性断裂控铅锌，压扭性断裂控金，剪切构造控制铍锡钨的规律”成矿新模型的提出，指引发现了厚大的矽卡岩型铍锡钨稀有金属矿体，揭示出西藏喜马拉雅成矿带除铅锌金锑等矿种外，还具有铍、锡、钨等稀有金属矿产的巨大找矿潜力。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技术标准》《1∶5万矿产地质调查》《1∶5万水文地质调查技术标准》等3项技术规范的调整试行，从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成果表达、产品设计和质量保障六个方面修订了新标准，使地质调查的过程成为科学探索的过程，回归地质调查本来面貌。

科技创新，不仅为能源资源矿产调查打开了新局面，而且为城市地质调查和环境地质调查提供了方向指引。

城市地质调查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瞄准空间、资源、环境、灾害开展多要素的城市地质调查试点示范。在党中央、国务院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公布之后，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将雄安新区作为开展城市地质调查的第一个试点地区。提出构建世界一流的透明雄安的目标，打造地热资源利用的全球样板，建成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示范基地，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提供全过程地质解决方案。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11家直属单位和河北省地矿局所属10家单位，投入钻机203台、工程技术人员1700多人，经过近2个月努力，完成勘探钻孔516个、总进尺5.5万米、水土样品采集测试4万余件、综合物探测井近1万米，获取了90余万条数据。8月2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向雄安新区临移交了地质调查第一阶段成果。

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通过近几年的探索研究，提出了资源环境承载协调发展理论——以自然资源环境禀赋条件的优劣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了地质环境、地下水资源和矿产资源3个单要素全国试评价，选取河北省、安徽省，以及6个地级市和7个县（市）进行了试点评价，为优化区域功能定位、调整产业布局提供了依据。

新技术、新装备：锻造向“三深”进军的利器

善其事、利其器。在地质基础研究连获突破的同时，调查技术、勘探技术、信息技术创新也在日新月异，为地质调查工作向深地、深空、深海进军提供了重要利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逐一分解，科学编制深地探测、深海探测、深空对地观测创新总体方案，并分别设立了地质调查工程，予以支撑。

针对我国目前深部资源勘探技术装备对外依赖度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深部矿产资源勘探技术》，以提高深部资源探测技术的深度、精度、分辨率和抗干扰能力为目标，目前已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9台套仪器设备系统。这些仪器设备的问世，极大缩小了我国在资源勘查领域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初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行”的技术跨越。

在深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方面，研发了适合矿区复杂条件下的深部找矿关键技术，开发了地下物探联合反演软件，攻克了低飞航磁技术地面干扰难题，创新金属矿地震探测技术，构建了有效的深部找矿技术方法组合。在深部钻探技术方面，集成研发了小口径深孔复杂地层钻探技术方法，有效解决了页岩气调查东塘1井和胶东李家金矿深部钻探技术难题。在深井观测技术方面，测温技术成功应用于我国干热岩深井原位测温示范，为我国矿产资源快速勘查与地质环境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领域，实现了防砂、储层改造、钻完井、勘查、测试与模拟试验、环境监测六大技术体系20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一系列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自主创新助推我国完成这一领域由“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深海探测领域，“海洋地质八号”“海洋地质九号”“海洋地质十号”顺利下水，共同组成了我国深海探测的立体技术体系，也标志着我国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及钻探等综合海洋地质调查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海洋六号”初步建立了基于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海底摄像技术和箱式取样技术的“面—线—点”三位一体结核资源探测技术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深海资源探测的效率和精度。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作业型深海遥控机器人“海马”号在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创下首次搭载钻机作业、首次进行富钴结壳厚度在线声学原位探测等多项深海作业新纪录，使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航空物探与遥感技术，是重要的现代化地质矿产勘查技术。目前，在我国重要油气盆地和成矿区带，采用先进的航天—航空—地面立体化的调查新方法、新技术，快速高效地获取航空物探遥感信息，极大提高了探测精度、探测深度和探测效率。研发了国产卫星几何辐射校正和多源卫星协同处理等国产卫星快速处理技术，极大提高了国产卫星数据处理精度和效率，实现了国土资源卫星业务化运行。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向社会展示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测量专用无人机飞行平台。正在研制的物探专用彩虹-4无人机飞行平台预计将于2018年试飞，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我国无人航空物探领域装备将更加成熟和完善。

为提升深空对地观测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还启动了光学卫星星座建设项目，5米光学卫星工程的三颗卫星已完成正样产品研制。

日前，我国地质调查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地质云1.0”正式上线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地质调查工作模式转型升级，基础地质数据与产品向社会提供集中服务，开创了互联网+地质调查全新时代和地质信息共享服务全新局面。相比普通的国内行业云平台，“地质云1.0”的目标更为远大，计划2021年~2025年建设成为全球地球科学重要研究平台，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等信息化水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智能调查水平世界领先，为全球提供地质信息服务。

新合作、新任务：大科学计划为国际地学贡献中国力量

看前沿、怀世界，地质调查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内容更加务实。

瞄准国际地质科技前沿，地球化学和岩溶地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国际地学界认可的成就。推进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中国的地质科学家向全球发出了合作邀约，我国地质调查开始以大国的胸怀、宏伟的计划、开放共享的格局，谋划一个更具有开创意义的地质调查新时代。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引领的“化学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积极构建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网络，获得了国内外300余名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与俄罗斯、美国等29个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完成老挝、伊朗全球地球化学基准测量122万平方千米，绘制了3200万平方千米27个元素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图。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实施的“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进展顺利，取得了积极进展。比如，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牵头的IGCP661项目《岩溶系统关键带过程、循环与可持续性全球对比研究》成功获批，形成了40余个国家、2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以岩溶关键带为研究对象，致力于研究岩溶关键带的结构、形成与演化，关键带过程与碳水钙循环，关键带功能及其演变与可持续利用等科学问题。此外，还获批开展《岩溶关键带物质能量循环过程及可持续性探究》《中南半岛五国水文与环境地质合作编图》《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表层岩溶带水溶蚀能力国际对比》等地质调查及研究项目。

而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的针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在我国尚属首次。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在积极筹建青藏高原国际地学研究中心，将瞄准青藏青藏高原大陆边缘增生—碰撞造山与成矿过程、青藏高原隆升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西南“三江”复合造山与陆内构造转换成矿系统、青藏高原能源资源调查与科学钻探、青藏高原及邻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及控热机理、青藏高原地表演化动力学过程与地质环境效应、特提斯构造域图件更新与信息化服务等七大研究方向，全面提升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水平。

多国合作、互助的地质科学研究模式已经形成；全面、系统的世界地球科学大数据即将为我国及世界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提供可学习和借鉴的经验；超越国界、空间和时域维度的地质调查创新研究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目标是向全球提供学习、融合、发展的平台，将继承与发展、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有机统一，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地质科学宏伟格局。

新方向、新目标：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加快推进地质调查事业发展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判断，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进行了全面部署，这都为地质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上提出，要尽快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推动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正是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赋予科技工作者的新任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紧密依靠科技创新，全面推动地质调查工作战略性结构调整，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地质支撑，推进绿色发展；加强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清洁能源和石墨、锂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矿种的调查研究与评价，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着力解决突出的地质环境问题，加强对荒漠化、石漠化治理、湿地保护和恢复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积极参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聚焦地球系统科学问题，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提供科学依据，提高防灾减灾保障能力。这些都为地质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是国之利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新要求的指引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国家、造福人民，始终坚持以精准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土资源中心工作为导向，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质调查”， 继承和发扬“三光荣”传统和李四光精神，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把科技创新作为破解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的主要动力，以更加坚实的步伐将地质科技创新的蓝图变成现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逐步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地质科技强国！

2016年11月，多国科学家代表签署“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支持函。

2017年2月28日，“海洋地质八号”“海洋地质九号”调查船在上海下水。

2017年5月18日，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在南海神狐海域实现连续8天稳定产气，标志着试采圆满成功。

2017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鄂宜页1井钻获高产古老页岩气流。图为专家们在鄂宜页1井进行考察。

2017年8月23日，中国地调局向雄安新区移交地质调查第一阶段地质调查成果。

 

 

金猪辞旧岁，瑞鼠迎新春。2020年1月10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成功举办“同心筑梦、扬帆远航”2020年新春联欢会。全院近200名干部职工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

院领导在新春贺辞中表示，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环境监测院事业转型发展历程中关键而重要的一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批复了环境监测院的业务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新的“三定”。这一年，举全院之力，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局党组交给的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尤其在支撑服务地质灾害防治、水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脱贫攻坚、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效。2020年，环境监测院上下要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加大创新转型力度，在推动两重工作方面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晚会现场管弦齐鸣、舞影炫目，掌声笑声欢呼声不断，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不断。此次联欢会所有节目全部由环境监测院干部职工自编、自导、自演，主题鲜明、积极向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讴歌新时代，展现了地环人勇于担当、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协力、筑梦奋进，以崭新的姿态积极投身水工环事业改革转型发展的宏伟征程中，不辱使命，再立新功，勇做新时代的开拓者和追梦人。

联欢会现场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