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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盛青准备上飞机执行珠峰高程航空重力和遥感综合测量任务

    熊盛青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和参加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和长安大学特聘教授与博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和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

     

    马克思曾说,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在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有突出创新能力、可解决复杂难题的工程师队伍必不可少。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熊盛青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国第三代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体系策划和主要创建者。在创新的道路上,他带领团队屡次突破,打破国外关键技术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填补了青藏高原航磁空白,建立了全地域、多尺度、高精度的航空地球物理综合勘查技术体系。

    熊盛青(中)与执行青藏高原航空重磁探测的技术团队

    “我很幸运,赶上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探事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采访中,熊盛青多次提到“幸运”二字,记者的感受是,能够赢得幸运之神的眷顾,与他心无旁骛的持续耕耘不无关系。他做事严谨认真,思考问题视角宏阔,勇于突破,特别对专业怀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即只要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坚定做下去。他顽强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在现实利益面前,从未动摇方向。

    “搞地质工作苦”是外界普遍的看法,采访熊盛青之后,完全颠覆了记者的刻板印象。41年间他将毕生激情倾注于事业,在挑战与超越间乐此不疲,不断攀登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并乐在其中。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团队的科研成果极大减轻了地质工作人员野外作业的艰辛,为“中国创造”汇聚了力量。

    年少展现 学习禀赋 

    很多人问熊盛青,为什么他可以通过重重考验,被组织委以重任,成为当时“地矿”系统最为年轻的总工,并且不负众望,不断创新突破,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事业的无尽热爱”是他孜孜以求的核心动力,然而,更多具体答案并非那么容易找到。不可否认,回望一个人成长的时代和环境,必定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

    记者想要说明的是,熊盛青小时候的经历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总体上是他所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认为罕见的,恰恰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常态。

    1963年,熊盛青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农村。他还不满五岁便上小学,由于年龄小,家人并未抱什么期待。没想到从入学起,熊盛青就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放学后,懂事的熊盛青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分担各种家务,从打猪草到砍柴,水稻插秧,田地除草,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

    初中学校的位置离家较远,只有不到十岁的熊盛青,每天需要赤脚走二三十里山路往返。“平时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光脚上学,把鞋背到学校,到老师那里洗洗脚穿上鞋,放学后再背回去。”要是赶上雨雪天气,山路更加难行。“像雨伞、雨鞋这些用品,普通家庭买不起,下雨时一般都是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熊盛青回忆道。学校没有食宿条件,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无法带饭加热,只能早饭后去上学,直至放学回到家才能再吃一顿饭。常常忍饥挨饿,上初中不到一年,小小年纪的熊盛青就得了胃病。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后,他在家劳动了一年,通过规律饮食和劳动锻炼,慢慢地把他的胃也养好了。上高中可以住校,熊盛青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熊盛青的数理化成绩都非常突出。1979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为6%,位列“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率的倒数第二,那时的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报志愿的时候,我爸说他不懂,请物理老师帮忙参考。”没想到熊盛青去报志愿时,物理老师不在。那时很难获得关于报考院校的信息,只有墙上贴了一些招生简报。“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成都地质学院(2001年更名为成都理工大学)招生海报上的这句话,吸引了熊盛青的注意力。而且那时地质跟师范、农林业一样,属于免收学费专业,可以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于是熊盛青毫不犹豫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后来,我的物理老师也鼓励我,他说和传统地质工作相比,航空物探找起矿来又快又好。”

    把孩子送到大学校园,是每个家长都期待的时刻。但在熊盛青成长的年代,这样简单的愿望也会显得奢侈。那时没有直达火车,要从湖南经贵州再到成都。在株洲火车站,家长帮熊盛青找到几个去成都地质学院上学的同伴,不再送他,这样就可以省些路费。“我爸给我送到车厢的连接处把箱子一放,然后我坐在箱子上面一直坐了20多小时,到了成都。”

    第一次离家,进入成都地质学院放射性物探专业就读的熊盛青,学习依然出类拔萃,一直是校三好学生。毕业时,他大学期间所学36门课程平均90分以上,在全专业59名学生中,他的总分排名在前列。作为优秀毕业生,他被学校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简称航遥中心)。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过程,熊盛青感慨地说“小时候确实吃了不少苦,但也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遇到什么困难也就难不住我了。”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磨炼,造就了他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意志。

    熊盛青参加“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

    奋发有为 备受器重 

    该如何理解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简称航空物探)?熊盛青介绍,就是把专用物理探测仪器装载在飞机上,从空中探测地球磁场、电磁场、重力场和放射性场等各种“场”的变化,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寻找矿产资源等,具有宏观、快速、高效、经济、不受地面条件限制等特点。航空物探是地质勘探的重要方法之一,广泛用于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以及区域构造和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

    “在航空物探和遥感手段出现之前,找矿主要靠地质队员的双腿,而航空物探就相当于地质调查领域的‘空军’,发挥着战略侦察的作用。只有我们尽力缩小找矿的范围,在地面开展工作的地质队员才能少跑腿、少打钻,少一些辛苦。”熊盛青讲解道,航空物探的探测效率是地面方法的10倍至100倍,成本则仅有十分之一左右。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983年进入航遥中心后,熊盛青跟着师父到野外去搞飞行测量,获取数据,然后进行数据处理。之后一步一个脚印,学习数据分析和地质解释。也许在老一辈专家眼中,熊盛青这位年轻后辈虽然性格内向,言辞不多,但是具有湖南人那种“吃得苦、耐得烦”的特质,不仅善于学习,尤其身上有股难得的坚韧劲,对待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纯粹、笃定。前辈们都很愿意去教他。

    1991年,年仅28岁的熊盛青已经作为副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了。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师父为了给他“压担子”,平时较少插手具体研究工作,在这样的锻炼下,熊盛青成长很快。

    在负责科研工作中,熊盛青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意识到需要加强自己的知识更新和储备,于是报考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熊盛青的成绩达到了统招分数线,但他选择了定向培养,单位对于熊盛青作出上学深造的决定给予了充分支持,他也成为航遥中心送培的我国航空物探领域的第一位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下海经商潮如火如荼的时候,熊盛青却甘守寂寞,潜心“充电”。他幽默地说“大家都下海,我选择了上山。”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是熊盛青最为充实忙碌、极大开阔专业视野的三年。其间,他在科研创新方面的能力也极大提升,所负责的国家攻关课题圆满完成,后来还获得了省部级奖励。1997年毕业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奖。

    求学期间,熊盛青事业与学业齐头并进,亦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工作成果。1995年,熊盛青被单位提拔为总工助理,并交给他一项特别的任务,即为单位做一份人才工程规划。熊盛青用一年时间,制定出航遥中心关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并且付诸实施。以该方案为蓝本,此后不断补充完善,在航遥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熊盛青又被破格提拔为主任助理、副总工。

    完全出乎熊盛青意料的是,1997年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重返岗位,1998年3月,上级组织就任命他为单位总工程师,成为“地矿”系统内最年轻的总工。在航遥中心这个汇聚了数百名专家的高科技单位,熊盛青德才兼修,以不折不扣的实干精神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当时航遥中心与国外矿业和石油公司的合作开始增加后,跨国公司往往要求合作方有完整的质量管理标准。就任总工后,熊盛青马上着手建立符合ISO9001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规范航空物探和遥感勘查工作,于1999年3月率先在全国地勘系统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质量管理与国际接轨。

    熊盛青(右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奖励大会现场

    不负冀望 担当重任 

    作为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航空物探技术也是各国科技实力比拼的热点。“航空物探就相当于为地球做CT。搭载物探仪器的飞机飞越大地,地下数千米以内的地质结构和矿藏情况就能被‘透视’。”熊盛青比喻道。“把探测的数据生成图像后,专家们要据此判断一个区域成矿的可能性。不同矿产物理性质不同,我们利用这种区别来找到不同的矿藏。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快速和精准,尽量缩小寻找的范围,那么获取数据的仪器设备的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航空物探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已经从中低精度测量发展到了高精度测量,但曾经,高分辨率综合测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却被几个发达国家掌控,成为制约我国航空物探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卡脖子”问题。

    工作伊始,熊盛青第一次参加野外勘查,到柴达木盆地寻找钾盐矿藏,就感受到了仪器设备的关键作用。钾盐是农业种植中钾肥的主要原材料,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矿产资源,探明优质钾盐矿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套国外的仪器,我刚好赶上了这套系统正式用于生产。”在学习数据采集,熟练仪器操作的过程中,熊盛青切身感受到,“我发现我们引进的设备实际上是国外快淘汰的,而先进的肯定是买不来的,所以必须靠自己做。”熊盛青和他同事们曾试图仿制国外仪器,结果发现内部都是“黑匣子”。这更加坚定了他走自主研发之路的决心。

    2006年,“发展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对该领域发展意义深远。就在同一年,我国将“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列为“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的重大项目,这是当时原国土资源部国家科技项目中级别最高、经费最多、难度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43岁的熊盛青担任了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和总体专家组组长。

    “规划特别清晰”,在立项时该项目就给科技部评审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累积数年的思考,熊盛青牵头制定了航空物探装备研发详细的“路线图”。熊盛青回忆道,“当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到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自行研制出相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实现航空物探装备国产化。”

    根据规划的“路线图”,一支跨学科跨行业的“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应运而生。在科技部与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研究队伍由国内产—学—研25家单位、51个研究团队、近500名跨领域跨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这支庞大的科研队伍为了共同的梦想,开始攻坚克难的征程。

    从基础原理到结构设计,再到仪器研制和系统集成,一个个难题不断被破解。让熊盛青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项突破,意外来自偶然的交流。一位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科研团队负责人,发愁于测量中总有消除不掉的噪声,但熊盛青却敏锐地发现,对方想要过滤的“噪声”,正是航空物探测量所需的重要信息。“我们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开展反向研究,把‘噪声’探测放大,就成了我们需要研制的仪器。”上机测试的结果令人惊喜,目前这台仪器与进口同类仪器的测量水平相当。

    随着自主研发的航空物探关键仪器陆续研制成功和投入应用,第三代高分辨率综合航空物探测量技术体系逐步建立。熊盛青负责的863重大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十一五”的重大项目,到“十二五”的重点项目,再到“十三五”国家深地专项中7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国家对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研发越来越重视,资金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

    通过连续3个“五年规划”的科技攻关,熊盛青带领团队系统性解决了航空地球物理探测理论、技术与工程难题,在国产化航空物探遥感仪器及软件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实现了关键仪器全系列自主研制,航空物探技术装备的工程化应用,填补了多项国内理论、技术和装备空白,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和垄断,实现了我国航空物探技术装备从进口到国产的飞跃。国产的航空物探技术装备,已成为国家地质调查的重要装备,仪器性能指标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大大推动了我国矿产勘查能力的综合化和现代化。

    多年来,熊盛青主持和参加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等30多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5项,第一作者出版专著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荣获国家工程师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诸多奖项和荣誉。

    熊盛青(右)与仪器专家段树岭教授研讨相关问题

    中国创造 走向世界 

    实现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的国产化,不仅需要性能先进的硬件,设备的高效运转同样离不开软件技术的支撑。熊盛青带领团队进行数据处理、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和软件开发,最终打造出支持二次开发的GeoProbe Mager地球物理软件平台。

    “我们把航空物探应用的整个流程,从数据输入、数据管理,到数据处理、信息提取,以及到最后成图,全部搭建在这个平台上。不仅打破国外软件的技术垄断,实现了航空磁力、重力、电磁和伽马能谱数据及地面重磁电数据的同平台处理与综合解译,而且支持用户自行开发插件,形成模块插入原软件系统,与平台原有的其他功能同步应用,从而形成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改进优化和定制服务。”熊盛青介绍,该软件目前已经升级到4.0版本,推广了1800多套。

    熊盛青带领团队打破国外软件技术垄断,自主研制的GeoProbe Mager 4.0 软件系统

    GeoProbe软件优异的专业功能和高度的实用性引起了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尽管目前只有中文版本,但在国外同行的要求下,已经有多个国家的专业人士获得了软件使用权并参加了相应的培训。熊盛青团队正在筹划制作国际版本的软件,让中国人的原创成果更好地融入全球航空物探遥感工作,让中国科技更多地服务世界。

    “扫面”探测 透视地球 

    走进熊盛青的办公室,除了满屋的书籍和资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特殊“地图”,这就是全国航磁图。“红色区域代表磁场比较强,越向蓝色演变,说明磁场越弱。”熊盛青讲解道,“这片‘红得发紫’的区域就是鞍山铁矿,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这条带是板块碰撞区域,磁场也明显更强。”

    这是由熊盛青主编出版的《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磁系列图》中的一种,是我国首次陆海统编、种类最多、精度最高的全国航磁系列图之一,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该系列图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出版物,是我国航空物探领域数十年调查和科研成果的集成,也是他主编的第三版全国航磁图。通过对全国航磁资料的研究和地质解释,他和团队编制出版了《中国陆域磁性基底深度图》《中国陆域断裂及岩浆岩分布图》《中国陆域区域构造图》《中国陆域磁性铁矿资源潜力预测图》等系列航磁地质解释图件,为找矿勘查部署、透视地球内部结构、研究“成矿、成藏、孕灾”等地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区域地球物理基础资料和地球科学研究成果。

    这套航磁系列图的绘就完成,是我国几代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0世纪末,我国几乎实现了陆域航磁勘查全覆盖,但青藏高原中西部的110多万平方千米,由于层峦叠嶂、高寒低压,航空探测存在飞机作业难、精准定位难、航磁仪器正常运行难等障碍,仍是未知的处女地。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仅30多岁的熊盛青针对特殊复杂环境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实施野外作业。最终,解决了长期制约高原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飞行“禁区”,获取了青藏高原中西部高精度航磁数据,填补了我国陆域航磁最后一块空白区,实现了我国陆域航磁全覆盖,并获得青藏高原地质构造方面的许多新发现和新认识。其中,青藏高原中西部油气、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远景评价成果,有力地支持了青藏高原的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突破,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矢量勘查系统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航磁全轴梯度勘查系统

    聚焦找矿 勇当先锋 

    “科技创新必须‘落地’。”技术研发中,熊盛青追求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平衡统一,“就像木桶效应讲的,单一技术指标就算是国际领先,如果整体技术指标不上去,不能转化应用,实际意义也不大。”

    熊盛青介绍,“以需求和实用为导向,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开发,我们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完善的模式。”近20年来,高分辨率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效果,有力支撑了上一轮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

    “大冶铁矿深部富矿体、山东齐河富铁矿、新疆东天山铜镍矿、秦岭华阳川地区铀矿……”谈起航空物探技术助力找矿突破的案例,熊盛青如数家珍。几十年来,我国发现了数万处的航空物探异常,依据航空物探异常支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矿床。熊盛青带领团队完成的基于全国磁测资料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摸清了全国铁矿资源“家底”,为找矿勘查部署和找矿勘查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战略性矿产找矿提出了新要求,明确要“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根据国家战略,熊盛青针对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航空地球物理支撑战略性矿产找矿突破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熊盛青领衔制定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星空地海井探测观测监测技术体系建设方案”,作为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导组副组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查技术方法组组长,指导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系统应用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

    躬行践履 协作共进 

    透过舷窗,俯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巍峨壮美,回忆起当时的景象,熊盛青至今记忆犹新。“我参加了珠峰航空重力测量5个架次中的首飞,围着珠峰飞了6个半小时。”曾经有强烈晕车晕机反应的熊盛青,经过常年的锻炼,已经对野外作业安之若素。

    2020年5月,熊盛青登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综合调查飞机“航空地质一号”。机上装载的是包括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重力仪等国产化设备在内的先进装备。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参与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提供重力测量等关键数据。

    此次飞行,为珠峰高程测量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首先是海拔高,飞行高度为9800米~10250米,接近调查飞机10500米的极限高度。其次,飞行难度大。在珠峰地区,不仅山峰高耸、地形起伏,而且天气变化剧烈,因此要万分警惕来自众多风口的巨大侧向风。此次飞行首次获取了珠峰地区高精度航空重力、航空摄影和激光雷达数据,创新形成了适合高寒高海拔复杂地区要求的航空物探遥感综合测量方法技术体系,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全地域航空探测能力。

    熊盛青回忆起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情景,“航空物探需要低空飞行,因为距离探测目标越近,可探测到的地下空间范围就越大,得到的数据就越精确。” “飞行高度六七十米,正好是大气层中气流运动最强烈的区域,机身颠簸得特别厉害。飞了还不到1小时,我就吐得七荤八素,整个航程4小时飞下来,感觉自己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再次试飞,情况依然如此。“师父本来想培养我专门搞仪器研发,那么必须在勘探过程中实际操作仪器。”如果当初没有强烈的晕机反应,熊盛青可能会踏上不同的专业主攻方向。

    担任航遥中心总工程师20多载,熊盛青自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将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勘查和遥感领域取得系统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成果。回首往昔,熊盛青总结道,做科研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瞄准国家需求,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专业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善于合作,能够团结各方力量,取长补短形成合力;第三,要有激情、有热情、有恒心。

    作为团队的负责人,熊盛青不但自身技术过硬,统筹把握专业发展方向,还极为擅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当各个小组的技术难题汇集给他,他总能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熊盛青强调,每项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庞大团队的高效协作。如何调动团队的积极性,把每个人的专长和优势与团队的发展结合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作用,需要知人善任和巧妙的管理智慧。他明白,要协调一个多学科、多专业、不同年龄结构组成的团队并不容易。技术出身的他拿出科研攻关中那股务实的劲头,“做事先做人,什么事都先带头做起来。”

    熊盛青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成长,不断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在熊盛青的带领下,“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创新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该团队有1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15人先后入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省部级人才工程。

    “科研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艰辛,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特别是当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时,那种喜悦感便油然而生。”作为航遥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求索的脚步无暇停歇,他正以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系统“三测”技术体系的建立。

    《中华英才》半月刊:熊盛青:科研探索之路其乐无穷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题: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新华社记者周科、刘宏宇

    2016年4月12日拍摄的深圳前海。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这是2017年9月6日拍摄的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6万在深圳工作。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2017年7月13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家基因库操作基因测序仪测序。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年前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潮。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2014年起正式招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期产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在光启东莞生态园的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输和光学监控于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2016年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业的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业与人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原因在于,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和集聚一流人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16.7亿元,增长15.1%,占GDP比重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突破的起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说。

    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乌山铜钼矿


    我国钼矿业发展的现状


    “十二五”以来,受2005年~2007年钼价格暴涨刺激,钼矿资源储量增长幅度较大。目前,无论钼消费量还是产量,我国均居世界第一位,但行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保护不到位、产能过剩等问题。


    1.1我国钼矿储量分布及特点


    我国钼矿资源丰富,总保有储量840万吨,居世界第2位;探明储量的矿区有222处,分布于28个省(区、市)。我国钼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型矿床多,陕西金堆城、河南栾川、辽宁杨家仗子、吉林大黑山钼矿均属世界级规模的大矿。矿床类型以斑岩型钼矿和斑岩-矽卡岩型钼矿为最重要,前者如陕西金堆城、江西德兴,后者如河南南泥湖钼矿;矽卡岩型、碳酸盐脉、石英脉型次之;沉积型钼-铀-钒-镍矿床有较大的潜在价值,伟晶岩脉型钼矿无工业意义。从形成时代来看,除少数形成于晚古生代和新生代之外,绝大多数钼矿床均形成于中生代,为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的产物。


    我国钼矿分布就大区来看,中南占全国钼总储量的35.7%,居首位;随后是东北19.5%、西北13.9%、华北12%,西南仅占4%。就各省(区)来看,河南最多,占全国钼矿总储量的30.1%,其次陕西占13.6%、吉林占13%;另外储量较多的省(区)还有:山东占6.7%、河北占4%、辽宁占3.7%、内蒙古占3.6%。以上8个省(区)合计储量占全国钼矿总储量的81.1%,其中前三位共占56.5%。(见下方表一)




    我国钼矿的第一个特点是探明储量虽多,但品位与世界主要钼资源国(美国和智利)相比,显著偏低,多属低品位矿床。矿区平均品位小于0.1%的低品位矿床,其储量占总储量的65%,其中小于0.05%的占10%。中等品位(0.1%~0.2%)矿床的储量占总储量的30%,品位较富的(0.2%~0.3%)矿床的储量占总储量的4%,而品位大于0.3%的富矿储量只占总储量的1%。


    第二个特点是虽然品位低,但伴生有益组分多,经济价值高。据统计,钼作为单一矿产的矿床,其储量只占全国钼总储量的14%;作为主矿产,还伴生有其它有用组分的矿床,其储量占总储量的64%;与铜、钨、锡等金属共生和伴生的,储量占总储量的22%。


    第三个特点是规模大,并且多适合于露采。据统计,储量大于10万吨的大型钼矿,其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76%;储量在1~10万吨的中型矿床,其储量占总储量的20%;适合于露采的钼矿床储量占总储量的64%。大型矿床多可以露采,而且辉钼矿的颗粒往往比较粗大,属于易选型。


    就矿石类型来看,我国已探明的钼矿储量以便于利用的硫化钼矿石为主,其储量约占钼矿总保有储量的99%,而不便于利用的氧化钼矿石、混合钼矿石及类型不明的钼矿石只占1%。


    最后一个特点是地质工作程度比较高。经过地质工作达到勘探程度的储量占总保有储量的50.5%,达到详查程度的占41.8%。二者合计,达详查以上工作程度的储量占到我国钼矿总保有储量的92.3%。


    根据地质找矿周期规律,特别是深部(500米~2000米深)找矿难度甚大的规律,预测“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间,我国钼矿资源储量快速增加的趋势将有所放缓。


    1.2我国钼矿的采选能力、钼精矿产量及采选产能利用情况


    从“十一五”初(2006年)以来,我国钼矿的采选能力及全国精矿产量均大幅增长。其中,钼矿采矿能力从2006年的9.3万吨(实物吨)提高到2008年的17.1万吨,再提高到2013年的31.3万吨;钼矿选矿能力从2006年13.2万吨(实物吨)提高到2008年的21万吨,再提高到2013年35.2万吨;钼精矿产量(金属吨)从2006年的4.5万吨提高到2008年的8.1万吨,再提高至2012年的12.1万吨,再减少至2013年的11.8万吨。


    我国钼矿采选能力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辽宁、吉林等地,即钼矿资源集中的省。上述四省的钼采矿能力、选矿能力分别占全国总能力的71%和80% 。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我国钼矿采矿产能利用率为92%,选矿产能利用率为77%,即:从2008年起,我国钼选矿产能已出现过剩情况。2013年我国钼矿选矿产能利用率大致统计与估算为78.6%,与2008年相似。2013年河南钼选矿产能利用率为68.1%,属产能严重过剩。


    1.3我国钼矿企业状况


    我国钼矿企业多,规模小,淘汰落后产能任务重,优强企业(洛钼、金堆城、龙宇钼业、新华龙钼业等)少。2013年,河南省共有钼(钨)企业45家,钼产品产量2000吨/日以上的仅11家,多数企业属需淘汰落后产能。全国钼矿企业状况与河南省差不多。


    1.4国内外钼价格变化情况


    表2 2003~2013年国内外钼年均价汇总

    (洛阳钼都贸易网提供信息)



    从表2可看出,2013年钼均价高于2003年但低于2004年,已基本触底。2014年钼均价由于惯性,还要下降,向2003年均价趋近。但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回暧,现货市场供应较紧缺,据此预测2015年国内外钼价格在触底后,可能振荡缓升。


    “十三五”我国钼矿业发展趋势


    若按70%概率分析“十三五”全国钼矿业发展趋势,就要分析其三大影响要素:一是全球钼产业发展战略;二是“十三五”我国钼产业政策导向;三是“十三五”我国钼市场供需变化趋势。


    2.1全球钼产业发展战略


    2.1.1资源控制及储备战略


    目前,全球85%的钼储量集中在美国、中国、加拿大。美国控制着全球41%的钼储量,加拿大控制着全球6%储量,这两个国家的原生钼矿多。近几年,两国出口均逐年下降,美国直接将钼精矿出口到西欧、日本,减少自身污染。美国钼资源虽然多,却是全球第一个实行钼资源控制储备的国家,加拿大跟随美国,也实施了这一战略。日、韩两国虽然是稀有金属资源短缺国家,但已经将钼等稀有金属储备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其储备目标直指我国。日、韩、欧洲通过各种途径及手段,从我国进口钼等稀有战略资源,此举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2.1.2专业化和规模化战略


    专业化生产是全球钼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规律。美国及智利的著名钼矿企业,利用钼资源优势,生产钼精矿,销售给专业的焙烧厂进行粗加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著名钼加工企业都是外购原料,利用其专业技术,生产附加值高的钼金属制品。这少数全球著名的钼矿企业及钼加工企业,均已实施规模化战略,产能规模大(单个企业年钼精矿产能3万吨实物量以上,年钼焙烧产能2万吨以上),控制了大量市场份额,可以灵活调节产量及价格。


    2.1.3技术开发及企业转移战略


    专业化生产这一钼产业发展规律,决定了必须投巨资进行技术开发。如,力拓集团投资2.7亿美元研究从钼矿渣中回收钼和錸的新技术、新工艺;利用物理、化学特殊转化技术生产高纯钼,研发新技术生产高温钼、钼稀土合金、高温高强钼合金、钼钨合金、钼铼合金等。美国、智利等国将高排放、高污染的钼铁、氧化钼生产企业转移到西欧与日本等国。


    2.2我国“十三五”钼产业政策导向


    “十一五”期间,国家通过关税调整、出口配额、指令性计划总量控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性目录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大了对钼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保障了钼等稀有金属的战略性安全及国内市场需求。在“十二五”期间,为进一步保障钼等稀有金属战略安全及国内市场需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钼产业政策:严格管理钼矿开采,鼓励钼资源性产品进口和控制其出口,引导钼矿资源向优强企业整合,支持技术开发和鼓励下游深加工,鼓励开展国际化经营等。显然,“十二五”钼产业政策比“十一五”更加严格,更加完善。那么“十三五”钼产业政策走向如何判断呢?


    总体来看,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错综复杂的新形势(缓慢复苏、大国货币、贸易投资、大宗商品价格等)及国际多元利益博弈的新问题[全球矿产竞争,美国“策划两洋战略”,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国家保障钼等稀有金属战略安全及国内市场需求,只能加强,不会减弱——此乃“十三五”钼矿产业政策走向判断的大前提。因此,“十三五”国家钼产业政策将比“十二五”更加系统化、更加法治化、更加国际化,这是对其走向的基本判断。“十二五”钼产业政策基本上要延伸到“十三五”前期。按照中央国务院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市场干预的总体要求,《国家稀有金属管理条例》及《国家稀有金属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及各省市与之配套政策,将在“十三五”前中期对钼市场监管、保障国家钼战略安全及国内市场需求,起决定性作用。


    2.3我国“十三五”钼市场供需变化趋势


    从2010年起,随着国际钼市场需求回暧和钼价的逐步回升以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受出口好转及大量新增资源、新增产能的驱动,即使国家宏观调控开采配额及产量计划对钼产量增加有所影响,但钼产量(金属吨)年平均增速仍可达3%左右,预计2015年钼产量(金属吨)达13万吨,2020年达15万吨。而国内消费量平均增长达10%左右,预计2015年达12万吨,2020年达13.5万吨。


    2.4我国“十三五”钼矿业发展趋势


    由于我国与全球一些发达国家均将钼作为稀有战略资源进行控制与储备,且“十三五”钼产业政策将围绕“控制与储备”为主而制定,有专家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钼市场可能供需两旺,大致平衡;国内钼价在2015年触底后震荡回升的概率大,但在“十三五”触高(2005年国内精矿年均价5336元/吨度)的概率较小;钼资源储量大幅度增加的概率减小。


    根据上述几点,可推断我国“十三五”钼矿业发展环境较好,在保护中开采,在开采中保护,建设钼绿色矿山的趋势不会变。


    献策“十三五”钼矿业改革


    根据我国钼矿业的现状及“十三五”我国钼矿业的发展趋势,笔者从改革、创新、发展方面提出若干建议,进行探讨,供大家谋划钼矿业“十三五”发展参考。


    3.1加大战略合作共赢力度(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法治化建设)


    根据前述钼产业的发展规律,即专业化,规模化,钼矿企业治理结构的提升,也必然是规模化、专业化,再结合我国优强钼矿企业少,中小企业多的实际,笔者提出建议:在“十三五”期间,钼矿优强企业与中小企业应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为机制,加大战略合作共赢力度,形成混合所有制等多元法人治理先进结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的要求,“对整合产能过剩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合理确定并购贷款利率,贷款期限可延长至七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发展,方可逐步形成在全国乃至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化、规模化钼矿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这符合国家改革发展产业导向,也符合钼矿业发展规律,势在必行。


    “十三五”期间,我国企业(包括钼矿企业)新的发展模式将是“1+3”。“1”为企业治理结构法治化,此乃主题;“3”为抓手,即诚信法制化、贸易法制化、监管法制化。


    3.2继续加大钼矿资源勘查投入力度


    与铜、铝、铅等常用有色金属不同,钼的再生性能差,其生产消费主要依赖原生资源的消耗;尽管我国钼矿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资源量较少;“十三五”末,我国要基本实现小康及中国复兴梦,钼的消费需求将日益加大。为此,在“十三五”期间,应继续加大对斑岩型-矽卡型等工业类型钼矿资源的勘查投入力度,建立更多可供开采的钼矿山资源基地,这符合控制与储备钼矿资源的规律,也是政府与企业责任。


    3.3坚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优强钼矿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先进(诚信较为法制化、贸易较为法制化、监管较为法制化等),可坚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中小钼矿企业治理结构不够先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甚难。为此,我国优强钼矿企业走“探、采、选、治、加”一体化的创新特色之路,是合理的。“十三五”期间,优强钼矿企业自主创新,应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强产学研三结合,将研究成果及时向生产技术、工艺设备、产品开发、综合利用转化;与此同时,对钼精深加工的技术设备,要舍得投巨资强化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中小钼矿企业必须与优强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共赢,搭车率先提高自身治理结构能力,否则,中小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是很难的。


    3.4扩大矿产经营范围和境外资源开发利用


    我国已查明钼矿资源是以钼为主矿产,并共(伴)生多金属为主流类型。钼与铜、钨(伴)共生成矿规律决定了,在“十三五“期间,深部找矿将可能发现若干个大型铜钼矿床及钼钨矿床。建议钼矿企业主动抓住查明铜钼矿床及铜钨矿床的机遇,扩大矿产经营范围,从单一钼矿开发利用向铜钨等多金属开发利用转型。


    “走出去”开发利用境外资源,是我国铜资源等短缺矿种持续利用的基本战略,境外铜钼共(伴)生资源较多,控制占有铜资源,也就可能控制占有钼资源。“十三五”国家产业政策,必将鼓励优强钼矿企业“走出去”,开发利用境外铜钼资源。


    3.5关注研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动态


    3.5.1“开放促改革再试验”是后危机大变革的必然选择


    实践一再证明,一次大经济危机之后必然会大变革,此乃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市场经济规律。本次后危机时代,即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大变革新情况;旧平衡被打破,新平衡(欧美服务业创新板块与东亚中、日、韩制造业板块的冲突与合作)正在建立;互联网经济(制造的智能化与服务的数字化融合)产业价值链不断涌现新的高附加值结点,多数为欧美所掌握;全球跨国公司生产从离岸布局转向近岸布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出现了一场革命:美国正在策划“两洋战略”,即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及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美国与多国谈判新《服务贸易协定》(TISA)。与此同时,全球商贸也涌现了许多新议题:服务贸易谈判、实体贸易转向数字贸易谈判、从关境处事转向境内处事谈判、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谈判、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从经济标准到道德标准谈判等。国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建设成就,也出现一些新问题:部份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过热、政府企业个人年负债之和已大大超过全国年GDP值,这三大要素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越来越大;人口能源环境的矛盾日以突出等。通过国内外新情况新问题对比分析,不难判断:已往“以开放促进增长”(招商引资、遍地开花)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为了抓住战略新机遇,迎接新战略挑战,中央下定决心,“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在上海进行试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自贸区涌现于上海,此乃后危机大变革的必然选择。


    3.5.2“十三五”我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发展新模式的大致判断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深圳、到浦东、再到加入WTO,其发展模式均是“开放促进增长、开放促进改革”。此模式有三个抓手:一是搞特区,二是优惠政策,三是招商遍地开花。三十余年实践后,此模式使我国成为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出现部份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过热、负债风险甚大、污染严重、行政过强、市场过弱等突出问题。再加上后危机大变革出现的新情况、新议题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创新试验”。因此,笔者判断,按照中央的要求,“十三五”将由“开放促增长、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模式加快向“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增长”的新发展模式转变,即加快“十三五”我国社会经济转型。


    3.5.3上海自贸区的内涵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向事中、事后对市场进行监管为主;二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各阶段享受国民待遇的同时,要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不公布不执行,凡公布必执行);三是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金融及海关监管制度均要创新,长期目标是人民币境内外自由流动。该区试验的总要求是制度创新为核心,拒绝跑马圈地,遍地开花;坚持试验,总结出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方案。2015年及“十三五”初,中央与国务院计划出台“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的有关政策,全国将以“开放促改革,改革促(有效)增长”的新模式发展。此乃“十三五”经济社会转型的主题。


    3.6关注我国稀土、钨、钼等产品被世贸组织终裁败诉的政策变化


    败诉后,应对措施可能有:调整稀土、钨、钼等产品出口的管理措施,如关税、配额等,但出口总量控制近期不会改变;按规模化、集团化、法治化规律提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资源税,提高环保标准,大力发展稀土、钨、钼等深加工产品相关政策,继续推动稀土、钨、钼等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减少世贸组织终裁败诉的影响。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政府资深参事)

    我国钼矿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