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全 站  |  新闻  |  通知公告  |  重大计划  |  工作动态  |  队伍建设  |  关于我们  |  互动  |  图 片  |  视 频 查询到5条相关结果,系统用时0.006秒。

查询时间:时间不限

  • 时间范围


查询范围:标题+正文

排序方式:按相关度排序

检索范围:

    7月6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纪念建党96周年座谈会,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并由吴能友所长围绕“责任落实”进行了专题党课教育。

    座谈会在全体参会人员共唱《国际歌》的庄严气氛中开始。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2015—2016年度局系统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的决定》;随后,获得表彰的四位同志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党课“坚守责任、从严治党”为题,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专题课。从责任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责任、责任有哪些、如何落实责任、如何处理个人和团队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强调了部、局党组关于“责任落实年”的有关要求,指出干部职工应该具有责任意识、形成责任能力、实施责任行为、遵守责任制度、完成责任成果,阐明了一个单位所应尽的政治责任、工作责任、改革责任、社会责任和党员应履行的党员责任、岗位责任、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并就加强政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两个责任、以科技创新促改革、强化问责追究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

    据了解,在“七一”前夕,青岛海洋所落实局机关党委的部署要求和所党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部署,以“迎接十九大,做合格党员”为主题,组织全所党员集中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表彰先进、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党性观念、宗旨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努力做到“四个合格”,积极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全体党员和职工担当作为、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动力,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海洋地质调查机构贡献力量。

    青岛海洋所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各支部书记和各支部委员参加了座谈会。

     

    齐唱国际歌

     

    报告发言

     

    主题党课

    青岛海洋所召开纪念建党96周年座谈会并开展“责任落...

    2月13日,沈阳中心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纪委委员、工程首席及项目负责人、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心党委书记曹贵斌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深刻理解讲话中提出的四个“相统一”的具体要求,全面学习了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公报及王岐山同志所作工作报告。纪委书记王福杰传达学习了姜大明部长在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李志忠在会议中强调,中心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十八届六中全会、中纪委七次全会及部党风廉政视频会议精神实质,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部会议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工作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定“四个意识”,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今年是“责任落实年”,通过学习,要在中心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风尚和氛围,建立长效机制,按照财政对地质调查项目经费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全面扎紧制度的笼子,在规矩引导下开展好各项工作,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纪检监察部门要持续开展廉政风险排查构筑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力度,激励干事担当,使干部职工不碰法律红线、守住纪律底线。全面贯彻落实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扎实推进中心“两重工作”全面完成。

    会议认为,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对2017年新形势新任务下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为沈阳地调中心做好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经充分讨论,对中心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七个方面措施: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及部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议精神,以“八问”责任传导机制和“六个强力”推进为抓手,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压实“两个责任”,逐级签订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一案双查”的责任制度;二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检查,明确监督重点,开展对贯彻落实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执行及2016年巡视、内部审计、财务大检查、信访发现问题清单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三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反对“四风”;四是进一步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再排查、再防控和发现问题线索的核查处理工作,重点是备用金、外协项目、因公出国境等高危风险点的排查防控工作;五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持抓早抓小,综合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六是认真做好内部审计监督工作;七是进一步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沈阳地调中心学习贯彻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编者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每到汛期,国务院领导同志都会专门为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地质灾害巡查和预警预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土资源部党组每年汛期都会召开专题会研究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适时召开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电视电话会议,坚持“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工作目标,倾尽全力做好地质灾害的预警和预测,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应用,用科技助力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今天本报推出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以期让更多人受益。

    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对人民群众的伤害无法估计。

    2017年6月24日6时左右,四川茂县叠溪镇新磨村突发山体高位垮塌。造成46户农房上百人被掩埋。这是今年最惨重的一次灾害。

    根据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全国地质灾害通报》数据,2016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9710起,共造成370人死亡、35人失踪、20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1.7亿元。众所周知,我国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广、危害大。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调查确认地质灾害隐患点28.3万处,威胁人员1782万,威胁财产4000多亿元。

    为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促进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相融合,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下,依托公益性地质灾害调查项目,与地方政府合作在陕西镇安示范建立了管理支撑层级化、数据采集智能化、监测手段多样化、预警预报及时化和信息服务一体化的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

    记者从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了解到,陕西镇安“五化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可,在商洛市一区六县全面推广。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在2017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上提出,将陕西省商洛市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典型做法作为年度推广重点。

    何谓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

    为解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支撑服务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2012年以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镇安县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与示范。通过示范研究,创建了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为贯彻落实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提供了有益探索。

    █ 管理支撑层级化——

    一是建立层级化的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融合体系。以辖区为单元,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县、镇(办)、村三级网络和监测点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县、镇(办)、村三级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建立技术支撑单位、县级地质环境监测站和镇办国土资源所三级技术支撑体系,形成“三层管理、三级支撑”,促进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相融合,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撑作用,推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向群专结合转变。

    二是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建立“党委领导、政府防治、部门协作、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共同责任机制,编制完善地质灾害身份证制度、增销号制度、部门防灾工作责任制度、带值班制度、灾险情速报制度、零报告制度和监测人员管理制度等,规范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运行与管理。

    █ 数据采集智能化——

    一是群测群防点监测数据采集智能化。基于智能手机,研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数据采集系统”,解决了群测群防定量监测数据、宏观观测现象、灾情险情信息快速规范化、智能化采集与适时上报,实现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接收和群测群防员GPS定位管理等功能。

    二是地质灾害野外排查数据采集智能化。基于平板电脑,研发“地质灾害野外调查数据采集系统”,采用移动3S技术和语音录入等技术,基于地质灾害野外调查“一张图”,实现野外工作导航定点、调查表填写、拍照记录、实体勾绘、平剖面图绘制、调查路线记录等功能,解决地质灾害排查和群测群防“一表两卡”等信息野外现场规范化、智能化采集与管理。

    三是地质灾害隐患点三维遥感数据采集智能化。基于微型无人机,研发单点多角度倾斜摄影飞行控制系统,快速获取群测群防点三维地形和高精度遥感影像,提高地质灾害隐患点边界范围、变形部位和受威胁对象的调查识别精度和效率,为创新编制清晰直观、通俗易懂的群测群防防灾避险图提供支撑。

    █ 监测手段多样化——

    一是建立手段多样化的群测群防监测技术方法体系。设计发明激光测距监测法,改进传统埋桩法和埋钉法,集成应用裂缝伸缩仪法、裂缝报警器法、上漆法和简易雨量法等方法,形成了一套包括7种手段在内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技术方法体系,扩展了施测对象和监测范围,提高了监测精度,并且具有建设成本低和操作简便等特点。

    二是建实手段多样化、定量化的新型群测群防监测网络。综合利用7种监测手段,通过监测网点布设,建实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前缘陡坎、后缘裂缝、坡体裂缝、房屋开裂和降雨量等定量化监测,跟踪掌握隐患点变形发展趋势。同时,结合区域自动化雨量监测和重要隐患点专业监测,进一步推进群专结合。

    █ 预警预报及时化——

    一是群测群防监测数据预警预报及时化。基于互联网,建立“地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在接收到监测员手机上报监测数据后,自动分析相邻变化量、累计变化量和灾险情信息,触发相应预警等级时,第一时间自动向监测员和相关负责人发送预警信息;在接收到社会公众报送的灾情险情信息后,第一时间向上报人和相应片区负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

    二是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及时化。通过国土资源与气象部门合作,实时共享自动化雨量站监测数据,分析预警等级,并根据站点辐射范围向区内群测群防监测员及相关负责任人定向发送预警信息。同时,结合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预测信息,及时制作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产品,有针对性地发送预警信息,并通过电视或网络面向社会公众发布。

    █ 信息服务一体化——

    一是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全过程信息化、一体化。利用地质灾害数据采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地灾地图等软件,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数据采集、集成管理、挖掘分析和发布服务全流程信息化、一体化。

    二是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管理服务一体化。依托地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整合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等综合防治信息,基于地质灾害防治“一张图”,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一体化管理,有效服务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

    三是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信息发布服务一体化。基于互联网和地灾云平台,引入二维码技术,落实地质灾害身份证制度;结合微信二维码扫描、野外采集系统二维码扫描和地灾地图等,打造“掌上地灾服务中心”,实现防灾减灾信息发布服务一体化,助力地质灾害防治实现“全民参与、全民防灾”,切实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四是“县-市-省-全国”四级地质灾害数据库动态更新一体化。完善建立地质灾害标准化数据库,利用地质灾害数据采集系统,自动更新县级地质灾害数据库;建立“县-市-省-全国”四级地质灾害数据库自动更新机制,试点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数据库联动更新,为全国地质灾害动态数据库建设提供支撑。

    “五化模式”取得五大成效

    应该说,“五化模式”的诞生,是适时而为。

    近年来,经过各方的努力,尽管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工作,强化科学研究,创新技术水平”。2017年,国土资源部要求“依靠科技创新和信息化手段,加强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融合,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地质灾害防治存在四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一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作为重要的防灾减灾措施,存在监测手段少、监测精度低、预警分析难等问题;二是地质灾害专业调查与行政管理数据库不一致,数据库动态更新难;三是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和应急等工作相对独立,数据分散管理;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成果社会化服务程度不够。

    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全国统一的地质灾害防治模式刻不容缓。可以说,“五化模式”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样板。2017年5月25日~26日,在全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现场研讨会上,该模式得到了国土资源部环境司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各省国土资源厅(局)的高度评价,并被认为有必要在全国推广。

    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是依靠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信息化手段,结合地方防灾减灾需求进行的有益尝试,有力提升了基层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一是探索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合作分工的防灾减灾新模式。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承担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业务体系,地方政府负责体系建设、制度建设与运行。

    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手段,促进地质灾害防治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深度融合,推动基层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应急综合防治“四大体系”融合,实现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融合。

    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借助野外智能采集系统和二维码技术,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专业调查与行政管理数据库不一致和数据库动态更新难的问题,打通了自下而上的“县-市-省-全国”四级数据库动态更新通道,实现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实时采集、实时传输和实时更新。

    四是通过技术革新,解决传统监测手段少、监测精度低、预警分析难等问题,提升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科技含量,实现适时采集、动态分析、及时预警,提高了预警预报准确性和时效性。

    五是基于云平台和“掌上地灾服务中心”,推动全民参与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实现防灾减灾社会化、公众化和普及化。

    “五化模式”为地灾防治提供样板

     

    邵汉民(右三)在演示用激光测距监测法进行地灾监测

     

    地灾防治专家讲解地质灾害野外调查数据采集系统

    如何加强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及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并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损失,是人们在汛期来临时最为关心的问题。5月25日~26日,在陕西省商洛市召开的全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现场研讨会上,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提出的地质灾害防治“五化建设”模式,引起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专家们的广泛热议。

    地灾防治“五化建设”正在悄然发芽

    在6月的夏日里,陕西省丹凤县竹林关桃花谷已经没有了盛开的桃花,但竹林雨润、溪水潺潺,却也蕴藏了另一番秦岭神韵。

    谁能想到,7年前的夏季,这里曾是一片狼藉。

    2010年7月23日,陕西省丹凤县遭遇2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引发了泥石流地质灾害,致使竹林关桃花谷5间房屋10亩农田被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20万元。尽管经过综合治理后的竹林关桃花谷风光秀美,游人如织,已经是秦岭生态旅游的品牌之一,但是7年前的那场天灾却给当地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2年以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陕西省商洛市开展了镇安县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与示范,通过研究创建了地质灾害防治“五化建设”模式。所谓“五化建设”模式,包涵管理支撑层级化、监测手段多样化、数据采集智能化、预警预报及时化和信息服务一体化,是一套新型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技术体系。

    目前,“五化建设”模式依靠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信息化手段,结合地方防灾减灾的需求,已经在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上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帮“土专家”成为“专业人士”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作为防灾减灾的重要途径,存在监测手段少、监测精度低、预警分析难等问题,同时还面临着缺少有效的业务指导与管理的困境。商洛市杨峪河镇民主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邵汉民,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

    邵汉民所在的民主村辖区有个地方叫王洼,这个有着102户人家356名群众的地方属于大面积滑坡区域,是需要重点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作为“庄稼汉”的邵汉民对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只是略懂一二,只能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寻找出最有成效的监测方法。邵汉民这种边摸索边学习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他自创了“金字塔式监测管理体系”和“埋桩法”地质灾害监测方法等,成为了一名自学成才的“土专家”。

    地质灾害防治“五化建设”模式针对这种缺乏业务指导与管理的情况,给出了解决方法。

    首先,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建立一个层级化的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的融合体系。编制部门防灾工作责任制度、带值班制度、灾险情速报制度、零报告制度和监测人员管理制度等,规范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运行与管理。同时,夯实县、镇、村三级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建立技术支撑单位、县级地质环境监测站和镇办国土所三级技术支撑体系,形成“三层管理、三级支撑”的模式,促进行政管理与技术支撑相融合,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撑作用。

    其次,建立手段多样化的群测群防监测技术方法体系和建实手段多样化、定量化的新型群测群防监测网络。该院设计发明了激光测距监测法,改进传统埋桩法和埋钉法,集成应用裂缝伸缩仪法、裂缝报警器法、上漆法和简易雨量法等方法,形成了一套包括7种手段在内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技术方法体系。综合利用7种监测手段,通过监测网点布设,建实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实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前缘陡坎、后缘裂缝、坡体裂缝、房屋开裂和降雨量等定量化监测,跟踪掌握隐患点变形发展趋势。

    现在,邵汉民所在的王洼滑坡监测预警示范点已经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专家的帮助下改进了监测方法,配备了先进的监测设备。年近七旬的邵汉民经过专业的培训,现在已经能够很熟练地使用激光测距监测法等监测方法来进行日常监测工作。他也由一位地质灾害监测的“土专家”逐渐成为了一位半“专业人士”,成为群测群防走向群专结合防治道路的一个鲜活的案例。

    “新三件”实现信息管理高效化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地灾防治专家杨旭东,曾不止一次提及新时期地质灾害调查“新三件”——微型无人机、野外调查采集PAD和云平台。杨旭东介绍说,借助以“新三件”为代表的野外智能采集系统,可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数据库动态更新难的问题,实现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实时采集、实时传输和实时更新。

    据了解,以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应用转化为核心,结合地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部门工作需求,搭建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信息管理系统,能够集野外数据智能手机客户端采集、灾险情接报处置、灾害信息高效管理等功能为一体。

    野外数据智能手机客户端采集,是基于智能手机研发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数据采集系统”,能够解决群测群防定量监测数据、宏观观测现象、灾情险情信息快速规范化、智能化采集与适时上报,实现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接收和群测群防员GPS定位管理等功能。

    灾险情接报处置,是在接收到监测员手机上报的监测数据后,自动分析相邻变化量、累计变化量和灾险情信息,触发相应预警等级,第一时间自动向监测员和相关负责人发送预警信息;在接收到社会公众报送的灾情险情信息后,第一时间向上报人和相应片区负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通过与气象部门合作,实时共享自动化雨量站监测数据,分析预警等级,并根据站点辐射范围向群测群防监测员及相关负责人定向发送预警信息;结合气象部门提供的降雨预测信息,及时制作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产品,有针对性地发送预警信息,并通过电视或网络面向社会公众发布。

    灾害信息高效管理,是基于数字地球,实现地质灾害野外调查点、测绘点和勘查点空间分布及详细调查信息的三维可视化浏览、查询和统计。

    地质灾害防治也能走向“全智能”

    “大家可以用手机或者PAD扫描这个二维码,就会进入地灾查询地图,可以了解身边是否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如果大家发现周围存在一些地灾隐患点,还可以拍照进行实时上传,提醒其他人进行防范和安全撤离。”5月25日,在陕西商洛市王洼滑坡群测群防监测示范点,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地质灾害防治专家房浩正在向来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有关地质灾害野外调查数据采集系统的讲解。

    据房浩介绍,每一个地质灾害点都应有一个专属身份证——“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里隐藏着一个地质灾害点的履历表,包括名称、地理位置、类型、规模、威胁对象、防灾责任人等调查信息,以及灾害点的确定、排查情况、防治现状等过程信息。利用“二维码”,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查询地质灾害点的基本信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专用PAD,有针对性地查看、修改地质灾害点信息,从技术上实现地质灾害点的唯一识别、继承更新和跟踪管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互联网和地质灾害云平台,结合微信二维码扫描、野外采集系统二维码扫描和地灾地图查询等功能,打造的“掌上地灾服务中心”,有助于推动全民参与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实现防灾减灾社会化、公众化和普及化。

    此外,利用地质灾害数据采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地灾地图等软件,可以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数据采集、集成管理、挖掘分析和发布服务全流程信息化、一体化;依托地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整合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等综合防治信息,基于地质灾害防治“一张图”,可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一体化管理,有效地服务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完善建立地质灾害标准化数据库,利用地质灾害数据采集系统,自动更新县级地质灾害数据库,建立“县—市—省—全国”四级地质灾害数据库自动更新机制,可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数据库联动更新,为全国地质灾害动态数据库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敲锣预警到智能防灾


    今年的两会,除了雾霾,“如何尽快建立起科学公正的生态补偿制度”也是关注生态环境的代表委员们所留意的。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确保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需要,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与非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是平等的。国家为追求宏观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规划了不同的功能区,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政策。“保证功能区规划落到实处,需要设计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如果没有生态补偿制度安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就会选择‘博弈’行为,导致‘限、禁’失效。”针对生态补偿制度的“长期缺位”现状,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建议,国务院相关部委应加强统筹协调,认真梳理和分析多年来生态补偿试点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难点,尽快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要追溯到2005年。那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了专门阐述,要求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全国人大连续三年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重点建议。


    2005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列为年度工作要点,并于2010年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如浙江、江西、江苏、湖北、福建针对水生态功能区,在一些主要流域分别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超标时由上游给予下游补偿,断面水质指标值优于控制指标时由下游给予上游补偿;四川省在岷江、沱江干流及重要支流跨过的市(州)和扩权试点县(市)开展断面水质考核,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这些水质保护措施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补偿条例“千呼万唤不出来”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作出了科学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发展战略中进行谋划和部署,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该说,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从国家重视的程度讲,目前理应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森林草原、江河湿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要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开展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扩大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试点,保护好三江源;扩大天然林保护范围,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今年新增退耕还林还草1000万亩,造林9000万亩”。但对于生态补偿制度,报告仍然没有明确的表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常委会关注国家财政水利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并开展监督,提出科学安排水利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涉水管理体制和水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等意见,对于水生态补偿机制具体规范执行的表述也是缺失的。


    而在目前,国家关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是,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不可否认,这明确界定了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但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事关不同主体利益,各地各部门政策规定较为分散和笼统。同时,补偿领域和主客体不够明确,方式比较单一,资金渠道少,省际之间的补偿方式尚在探索之中。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补偿制度滞后明显。


    看不见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2013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几年国家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努力。


    2006年以来,多部门开始尝试合力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门联合开展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工作,最终由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生态补偿条例》草稿,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从2003年起,国家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历史遗留和矿业权人灭失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2006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同年,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原环保总局出台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2010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发展绿色矿业的指导意见。目前,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已经形成。


    同时,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也已经建立。转移支付实施范围现已扩大到466个县(市、区)。同时,中央财政还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区给予补助。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正在探索建立中。针对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相应政策措施,如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加强监测和监督考核等,也在配合开展。


    各地也在主动探索,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实践。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已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截至2012年年底,已有80%的矿山缴纳了保证金,累计612亿元,占应缴总额的62%。山西省从2006年开始进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试点,对所有煤炭企业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转产发展资金。截至2012年年底,山西省累计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970亿元、煤炭企业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311亿元,提取转产发展资金140亿元。在海洋生态方面,临海省(市、区)坚持环境治理海陆统筹,在围填海、跨海桥梁、航道、海底排污管道等工程建设中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森林、草原、流域和水资源、湿地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方面,各地都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给予生态转移支付,逐步扩大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难题待解


    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起步较晚,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对规律的认知水平有限,实施工作难度较大。徐绍史在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情况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目前面临的诸多待解难题。


    难题之首与钱有关——生态补偿力度薄弱。据悉,现有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流域、湿地、海洋等生态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尚未纳入工作范畴。同时,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资金支付和管理办法不完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尚缺乏横向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平台和机制;资源税改革尚未覆盖除煤炭外的主要矿产品种,环境税尚在研究论证中,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些都制约了生态补偿资金筹集,致使多元化补偿方式无法完成。


    另外就是基础性政策制度缺位。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对象及其服务价值,必须以界定产权为前提,产权不够明晰制约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部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尚未发布。生态补偿标准体系、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权威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现有重点生态领域的监测评估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现有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生态补偿的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但其权威性和约束性不够。现有的政策法规也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王福耀分析了生态补偿条例“难产”的原因。他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2010年起,国务院就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环保部、林业局等1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条例起草小组,开展立法工作。但该条例至今尚未出台,而《生态补偿法》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更是遥遥无期,致使各地区各部门在尝试生态补偿时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许多事宜只能“悬而未决”。此外,区域制度对生态补偿机制的人为“隔离”以及生态效益很难以货币价值衡量也使补偿标准无法落地。


    生态补偿制度缺位如何补救


    针对生态补偿条例缺失现状,王福耀给出的建议是,抓紧完成《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工作,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制依据和保障;明确补偿主体,落实受益主体,让好生态不再是“免费的午餐”;补偿标准应按社会、经济、生态分类,细化为一个指标体系,按差异性补偿给当地政府、企业和个人;实行多元、灵活的补偿方式。


    徐绍史在上述报告中对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进程给出详细计划。他表示,将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进一步明确受益者和保护者的权责,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大型废旧矿区和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本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废旧矿区、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及流域海域的生态补偿。同时,积极开展多元化补偿方式探索和试点工作。比如,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积极运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在东江、九龙江、赤水河、滦河、东江湖等,开展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加快推进祁连山等7个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西北地区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试点,在中东部地区典型煤矿塌陷区建立土地复垦示范区,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试点,开展风景名胜区生态补偿试点。


    另外,要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加快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提升全社会生态补偿意识。要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使生态补偿、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得到同步推进。

    关注新常态下缺位的生态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