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性资源，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构成，尤其在我国北方是主要的供水水源，是维持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对确保民众饮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并不是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国家，许多地区多年平均地下水开采量超过多年平均地下水可开采量，造成地下水超采。

从已查明的情况看，全国地下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全国地下水开采总量已逾1100亿立方米，北方部分地区供水总量中逾七成为地下水；21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原区分布有地下水超采区，其中19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布有严重超采区。地下水超采区在我国平原区的分布面积总共约30万平方公里。

地下水超采造成的地下水水位连续降低、含水层疏干、地面沉降、水质变差、海（咸）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危及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是降落漏斗不断扩大，含水层不再含水。华北平原太行山前平原区的浅层地下水水位连续多年降低，南以石家庄石德铁路为界、北以邢台市为界、东部至宁晋泊-大陆泽地带的地下水水位埋深一般为30.0m左右，部分区域大于40.0m，第一含水组已基本处于疏干状态。深层地下水水头变化受开采影响很大，华北平原在开采强烈的中部和东部平原区下降幅度较大。

二是地面沉降撼动我国大地。由于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迅速发展并逐步蔓延，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地面沉降可造成水库大坝、河堤、楼房等建筑物裂缝、坍塌，成为重要的地质灾害，经济损失巨大、社会影响深远。

三是海（咸）水入侵毁万亩良田。在滨海地区，人类过量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大幅降低，破坏海水与地下淡水界面间原有的动态平衡，致使咸淡水界面向靠近大陆方向移动。海水入侵的特征是隐蔽性、多样性和周期性，灾害一旦发生，将引起地下水水质恶化，影响区域内的地表植被生长，致使生态退化；使部分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作物减产，灌溉机井报废，农田沦为荒地；还会造成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困难等多种问题。此外，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还有可能导致浅层咸水入侵深层淡水。

四是平原河道断流甚至干涸，整体生态环境趋于干化。20世纪60年代，太行山前平原区包气带厚度为3~5m，由于浅层地下水位降低，致使包气带厚度增大至如今的10~40m，中部平原区由2m增大至5~10m，引发了土壤干化、植被枯萎、生态恶化等问题。地下水位降低也会加速湖泊湿地范围的萎缩进程，不仅加剧了气候环境干化，还导致一些水生及滨水生物群落的减少或者消失。

面对地下水超采，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建立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体制，加强地下水保护。加强地下水管理工作，必须建立取水许可制度，实现开采量控制，达到地下水采补平衡。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具有复杂性，需全局统筹，在现有水资源管理制度上进行必要改革。随着社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实行水务工作统一部署管理迫在眉睫。

其次要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涵养水源。地下水补给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水土保持工作是实现地下水补给的重要措施之一。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并重，层层拦蓄，充分涵养水源，减少地表水土流失，实现对地下水的补给，进而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水土保持与边坡防护

再次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降低对地下水需求与依赖。对于工业用水需大幅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推广先进节水技术；推进清洁生产战略，加快污水资源化步伐，实行排污收费制度；通过价格和政策调控，鼓励工业使用再生水。对于农业用水，实施节水优先战略，积极调整种植模式，适度发展旱作农业和种养结合等模式；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择优发展喷灌、微灌、水肥一体化等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针对民众生活，要提高城镇供水效率，杜绝“跑、冒、滴、漏”；全面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和设备；加强节水的宣传工作，提高全民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促进节水工作的开展。

第四是完善地下水监测网络，为科学开采地下水提供数据支撑。地下水动态监测是一项长期的水文地质工作，为实现水资源的科学管理，要求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这对于识别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要因地制宜建造拦蓄工程，加强地下水回灌。除了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建地表水库进行拦蓄之外，在没有合适的地形条件或是工程造价太高、蒸发损失大而不适合建地表水库的地方，选择地下含水层条件较好的地区，利用人工回灌储存地下水以备后用，是值得重视的手段。

面对不容乐观的地下水超采现状和已经造成的危害，我们应当警醒。地下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改善和保护地下水资源刻不容缓，不要让一时的发展透支子孙后代的幸福。

（作者单位：中国地调局水环所）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致“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的重要贺信精神为新时代海洋地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我国浩瀚的蓝色国土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他们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印萍研究员是他们的代表。多年来，印萍在从事的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滨海湿地保护、固碳增汇以及海洋司法鉴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我国海洋地质科研的实力，更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

不断提升地球系统和资源环境国情认知水平

印萍介绍，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始终致力于摸清我国海洋自然资源的“家底”。

历经20余载，我国已实现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成功召开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正式发布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资源环境全貌的“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性成果”，全面实现了数据集聚、原创发现、理论认知和技术进步。在1∶100万海洋区调工作推进的同时，项目团队还在重点海域完成了35个国际标准图幅的1∶25万海洋区调，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5.2%，并

探索启动了1∶5万海洋区调试点，拉开了管辖海域大比例尺调查序幕，有效提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程度。

印萍等科研人员以解决重大海洋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查清重点海域基础地质特征，提升地质构造、地层沉积、岩石矿物、地形地貌等基础地质认知，深化成矿、成藏、致灾、生态等地质背景、地质过程、控制因素等认识，持续海洋基础地质认知水平。近年来，成功实施跨越东海陆架盆地并穿过冲绳海槽中北部的OBS地学断面调查，获得冲绳海槽构造-沉积演化新认识。编制完成《中国东部海域沉积物地球化学图集》，实现对中国东部海域陆源碎屑沉积物从源到汇全过程解析。实施长江口至冲绳海槽地球化学断面调查，在东海多圈层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在印萍的带领下，海洋自然资源调查评价获得重要进展。编制出版《中国海洋自然资源图集》，系统反映了我国海洋自然资源全貌。海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应用示范区取得新成效，省部合作开展山东半岛东北部海洋资源环境本底调查，支撑荣成市获批海洋生态修复中央财政资金，高效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和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牵头制定《海洋牧场选址调查评价技术指南》，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批准发布，填补了国内海洋牧场建设选址调查和评价的空白。

滨海湿地保护：

守护蓝色屏障，促进生态修复

2024年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隆重发布了《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旨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系统阐述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秉持的理念、政策主张及实践成果。它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和成效，更彰显了中国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坚定决心与积极贡献。

作为行业知名专家，印萍重点关注了滨海湿地、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通过长期的监测与研究，带领科研人员逐步掌握这些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持。

滨海湿地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被誉为“地球之肾”，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滨海湿地面临着严重的退化与破坏。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滨海湿地的调查、保护与修复工作之中。

科研团队在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们通过构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实时掌握湿地的生态状况与变化趋势。同时，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科研人员成功实施了多个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有效改善了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工作期间，选择辽河三角洲地区200亩的退化盐沼湿地，分别建立芦苇和翅碱蓬碳增汇试验区，并对退化湿地基质、水文过程和植被定植进行了调控修饰设计和构建。经过3年的修复，示范区植被生物量能达到天然盐沼的1.2 ~ 4.0倍，而湿地沉积物固碳速率也恢复到了天然盐沼湿地的60% - 80%。

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为滨海湿地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固碳增汇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充分发挥海洋在固碳增汇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蓝碳生态系统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科研人员通过调查评估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蓝碳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与固碳潜力，揭示了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滨海湿地沉积碳汇调查与评估技术体系，编制《滨海湿地沉积碳汇调查与评估指南》，构建我国典型滨海湿地沉积碳汇数据库。科研人员还积极探索蓝碳交易与补偿机制，为推动蓝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印萍介绍，2024年，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中方牵头单位的全球首个“滨海湿地负排放中美欧联合示范基地”正式揭牌，稳步推进滨海湿地负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该基地是由青岛海洋所、厦门海洋负排放研究中心、丹麦奥胡斯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技术中心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路易安那州立大学、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等多家单位的湿地研究机构共同建设的碳增汇示范基地，旨在探索和验证滨海湿地在碳汇功能提升中的作用，这不仅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生态工程，也是跨国合作的科学试验场，将为全球湿地保护和碳增汇提供实践经验。其目标是推动“走向生态健康的滨海湿地增汇科学”的发展，并集中展示全球先进的碳增汇技术、工艺，实现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科学使命。将聚集中美欧湿地研究机构的优势科学家，在我国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和江苏盐城等滨海湿地开展海洋负排放研究工作，并与美国和欧洲相关国家实现相同维度的监测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对比，研究湿地碳循环过程和固碳途径及技术，打造湿地碳增汇示范基地，发挥滨海湿地在海洋负排放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全球海洋负排放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印萍带领科研团队在工作中

海洋司法鉴定：

立足主业拓新局， 公益性地质工作深化支撑服务

海洋司法鉴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海洋地质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海洋司法鉴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科研人员依托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的知识体系，为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损害、海洋资源开发等纠纷案件提供了科学、公正、权威的司法鉴定意见。这些鉴定意见不仅为司法机关的裁决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山东省海洋资源环境司法鉴定中心法人，印萍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探索地质调查服务海洋资源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搭建海洋资源环境公益诉讼技术支撑平台，高质量办理司法鉴定案件，持续深化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市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合作，破解海洋公益诉讼发现线索难、调查取证难、损害赔偿司法鉴定难等难题。做好非法开采海砂资源生态环境损害、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土地损害领域、非法捕捞生态损害鉴定领域司法鉴定，地质调查-司法鉴定-生态修复的全链条技术服务成果显著。特别是为海砂盗采案件侦查和检察诉讼提供技术支撑。在连云港近岸海域海砂盗采案件中，印萍带领团队在盗采区开展大比例尺地质环境调查，综合利用多波束地形测量、侧扫声纳、地质取样和浅层地震等数据，在涉案海域发现海砂盗采破坏底床环境的直接证据，科学测算盗采海砂体积和海床受损面积，提出了矿产资源补偿、海洋生态修复、海岸侵蚀预防性责任赔偿等鉴定评估标准建议，向办案团队提供海洋资源环境损害相关知识培训和专家建议，提交的海洋资源环境损害鉴定报告支撑检察公益诉讼，提升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海洋公益诉讼成效。

此外，在印萍的带领下，该中心与荣成市检察院、无棣县检察院和灌南县检察院共建的海洋公益诉讼实践基地持续运行，开展广泛的业务交流，助力破解海洋公益诉讼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方面的司法难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相关专家应邀参加全国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与实务培训班，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及案例培训，为中国海警系统提供海砂资源调查和非法采砂资源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培训。同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共同承接检察公益诉讼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审查指引研究课题。

美丽中国建设成果：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绿色足迹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征程中，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留下了坚实的绿色足迹。印萍也通过长期的科研与实践，在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滨海湿地保护、固碳增汇以及海洋司法鉴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与获奖上，更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切实改善与保护上。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我国部分滨海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修复，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海洋司法鉴定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些成果的实现，离不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更离不开国家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与支持。

印萍谈到：“作为人大代表，我将继续秉承‘科学、创新、奉献、卓越’的科研精神，致力于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同时，继续‘集民智，重调研，善思考，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履职’，将代表履职和我的本职工作互相促进，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致“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的重要贺信精神为新时代海洋地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我国浩瀚的蓝色国土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他们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印萍研究员是他们的代表。多年来，印萍在从事的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滨海湿地保护、固碳增汇以及海洋司法鉴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我国海洋地质科研的实力，更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

不断提升地球系统和资源环境国情认知水平

印萍介绍，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始终致力于摸清我国海洋自然资源的“家底”。

历经20余载，我国已实现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成功召开第一届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大会，正式发布反映我国管辖海域地质资源环境全貌的“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性成果”，全面实现了数据集聚、原创发现、理论认知和技术进步。在1∶100万海洋区调工作推进的同时，项目团队还在重点海域完成了35个国际标准图幅的1∶25万海洋区调，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15.2%，并

探索启动了1∶5万海洋区调试点，拉开了管辖海域大比例尺调查序幕，有效提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程度。

印萍等科研人员以解决重大海洋基础地质问题为目标，查清重点海域基础地质特征，提升地质构造、地层沉积、岩石矿物、地形地貌等基础地质认知，深化成矿、成藏、致灾、生态等地质背景、地质过程、控制因素等认识，持续海洋基础地质认知水平。近年来，成功实施跨越东海陆架盆地并穿过冲绳海槽中北部的OBS地学断面调查，获得冲绳海槽构造-沉积演化新认识。编制完成《中国东部海域沉积物地球化学图集》，实现对中国东部海域陆源碎屑沉积物从源到汇全过程解析。实施长江口至冲绳海槽地球化学断面调查，在东海多圈层地球化学过程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在印萍的带领下，海洋自然资源调查评价获得重要进展。编制出版《中国海洋自然资源图集》，系统反映了我国海洋自然资源全貌。海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应用示范区取得新成效，省部合作开展山东半岛东北部海洋资源环境本底调查，支撑荣成市获批海洋生态修复中央财政资金，高效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和盐沼植被修复工作。牵头制定《海洋牧场选址调查评价技术指南》，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批准发布，填补了国内海洋牧场建设选址调查和评价的空白。

滨海湿地保护：

守护蓝色屏障，促进生态修复

2024年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隆重发布了《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旨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系统阐述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秉持的理念、政策主张及实践成果。它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和成效，更彰显了中国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坚定决心与积极贡献。

作为行业知名专家，印萍重点关注了滨海湿地、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通过长期的监测与研究，带领科研人员逐步掌握这些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持。

滨海湿地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被誉为“地球之肾”，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滨海湿地面临着严重的退化与破坏。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滨海湿地的调查、保护与修复工作之中。

科研团队在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们通过构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实时掌握湿地的生态状况与变化趋势。同时，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科研人员成功实施了多个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有效改善了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工作期间，选择辽河三角洲地区200亩的退化盐沼湿地，分别建立芦苇和翅碱蓬碳增汇试验区，并对退化湿地基质、水文过程和植被定植进行了调控修饰设计和构建。经过3年的修复，示范区植被生物量能达到天然盐沼的1.2 ~ 4.0倍，而湿地沉积物固碳速率也恢复到了天然盐沼湿地的60% - 80%。

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为滨海湿地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固碳增汇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充分发挥海洋在固碳增汇方面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蓝碳生态系统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科研人员通过调查评估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蓝碳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与固碳潜力，揭示了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滨海湿地沉积碳汇调查与评估技术体系，编制《滨海湿地沉积碳汇调查与评估指南》，构建我国典型滨海湿地沉积碳汇数据库。科研人员还积极探索蓝碳交易与补偿机制，为推动蓝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印萍介绍，2024年，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中方牵头单位的全球首个“滨海湿地负排放中美欧联合示范基地”正式揭牌，稳步推进滨海湿地负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该基地是由青岛海洋所、厦门海洋负排放研究中心、丹麦奥胡斯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技术中心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路易安那州立大学、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等多家单位的湿地研究机构共同建设的碳增汇示范基地，旨在探索和验证滨海湿地在碳汇功能提升中的作用，这不仅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生态工程，也是跨国合作的科学试验场，将为全球湿地保护和碳增汇提供实践经验。其目标是推动“走向生态健康的滨海湿地增汇科学”的发展，并集中展示全球先进的碳增汇技术、工艺，实现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科学使命。将聚集中美欧湿地研究机构的优势科学家，在我国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和江苏盐城等滨海湿地开展海洋负排放研究工作，并与美国和欧洲相关国家实现相同维度的监测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对比，研究湿地碳循环过程和固碳途径及技术，打造湿地碳增汇示范基地，发挥滨海湿地在海洋负排放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全球海洋负排放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印萍带领科研团队在工作中

海洋司法鉴定：

立足主业拓新局， 公益性地质工作深化支撑服务

海洋司法鉴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作为海洋地质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海洋司法鉴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科研人员依托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的知识体系，为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损害、海洋资源开发等纠纷案件提供了科学、公正、权威的司法鉴定意见。这些鉴定意见不仅为司法机关的裁决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山东省海洋资源环境司法鉴定中心法人，印萍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探索地质调查服务海洋资源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搭建海洋资源环境公益诉讼技术支撑平台，高质量办理司法鉴定案件，持续深化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市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合作，破解海洋公益诉讼发现线索难、调查取证难、损害赔偿司法鉴定难等难题。做好非法开采海砂资源生态环境损害、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土地损害领域、非法捕捞生态损害鉴定领域司法鉴定，地质调查-司法鉴定-生态修复的全链条技术服务成果显著。特别是为海砂盗采案件侦查和检察诉讼提供技术支撑。在连云港近岸海域海砂盗采案件中，印萍带领团队在盗采区开展大比例尺地质环境调查，综合利用多波束地形测量、侧扫声纳、地质取样和浅层地震等数据，在涉案海域发现海砂盗采破坏底床环境的直接证据，科学测算盗采海砂体积和海床受损面积，提出了矿产资源补偿、海洋生态修复、海岸侵蚀预防性责任赔偿等鉴定评估标准建议，向办案团队提供海洋资源环境损害相关知识培训和专家建议，提交的海洋资源环境损害鉴定报告支撑检察公益诉讼，提升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海洋公益诉讼成效。

此外，在印萍的带领下，该中心与荣成市检察院、无棣县检察院和灌南县检察院共建的海洋公益诉讼实践基地持续运行，开展广泛的业务交流，助力破解海洋公益诉讼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修复方面的司法难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相关专家应邀参加全国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与实务培训班，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及案例培训，为中国海警系统提供海砂资源调查和非法采砂资源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培训。同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共同承接检察公益诉讼环境损害鉴定意见审查指引研究课题。

美丽中国建设成果：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绿色足迹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征程中，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留下了坚实的绿色足迹。印萍也通过长期的科研与实践，在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滨海湿地保护、固碳增汇以及海洋司法鉴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与获奖上，更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切实改善与保护上。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我国部分滨海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修复，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海洋司法鉴定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些成果的实现，离不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更离不开国家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与支持。

印萍谈到：“作为人大代表，我将继续秉承‘科学、创新、奉献、卓越’的科研精神，致力于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为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同时，继续‘集民智，重调研，善思考，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履职’，将代表履职和我的本职工作互相促进，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

　　（一）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试气点火　　

该成果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叶建良牵头，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技攻关团队参与完成。该成果为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实施做好了充分的理论与技术准备。其主要创新点：

1. 在第一轮试采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研究，完善丰富了“系统成藏”和“三相控制”理论，为第二轮试采井位确定、工程实施、环境保护等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支撑。

2. 攻克形成水平井试采技术装备体系，自主研发相关技术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装备打破国外垄断；自主开发了天然气水合物产能模拟与调控系统及流动保障软件，为试采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3. 以“防控为主、监测并重”的理念，自主创新形成覆盖试采全过程的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体系，建立了范围更大、手段更多、精度更高的大气、水体、海底、井下“四位一体”环境监测体系。

4. 形成了一支涵盖地质、模拟、技术工艺及装备研发等学科、专业，涉及70余家科研院所、生产单位近千人的试采团队。

　　

（二）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与大庆油田松页油1HF井交接仪式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吉页油1HF井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杨建国、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徐兴友为首的科研团队共同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松辽盆地北部松页油1HF井获得日产14.37方工业油流；松页油2HF井获得日产10.06方工业油流；松辽盆地南部吉页油1HF井获得日产16.4方的工业油流。

2.创新形成松辽盆地页岩油富集规律新认识，建立了目标优选综合评价体系，为相同类型页岩油调查提供借鉴。

3.创新形成了水平井钻探和压裂试油两项陆相页岩油关键工程技术，应用效果显著。

4.按“三位一体”评价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页岩油资源量，证实巨大页岩油开发前景。

5.调查成果为松辽盆地页岩油勘查提供示范，三口井移交油田公司进行试采，引领松辽盆地页岩油勘探开发。

　　

（三）二连盆地陆海地区砂岩型铀矿调查实现重大突破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司马献章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提交特大型砂岩型铀矿1处,矿体埋藏浅，矿石渗透性好，易于地浸开发，环境影响小，勘查开发成本低。

2.创新了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认识，提出了适合我国陆相盆地的“构造-油水界面-古河谷控矿”成矿新模式，为铀矿找矿靶区圈定和钻探工程布置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3.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找矿技术方法体系。针对氡气测量数据采集和异常解释存在的难题，创新应用氡气-伽玛测量技术方法组合，结合重力-航磁-放射性测量等综合信息，快速发现并圈定矿体，大幅提升了找矿效率，全区钻孔见矿率高达80%。

4.将理论和技术推广应用于二连盆地西部、准噶尔盆地南部和柴达木盆地西部等地区，均取得了良好的找矿效果。

　　

（四）我国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青海共和盆地）完井并成功试压裂

 

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钻井现场

该成果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等单位实施完成，牵头完成人张二勇。主要创新点：

1.完成国内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施工，成功试验应用快速钻进施工工艺，探索形成高温硬岩高效钻进技术工艺，初步建立国内首个干热岩井测井技术体系。

2.完成国内首例干热岩试验开发井试压裂，形成干热岩造储机理新认识和造储新工艺。

3.创新干热岩压裂综合监测技术，建成干热岩压裂裂缝实时微震监测系统，研究形成干热岩压裂微震、电磁法联合监测技术。

4.通过地面调查、物探、钻探、测井、地球化学分析、构造演化研究等手段，研究提出了共和盆地干热岩热源机制与成因模式。

 

（五）深部地热探测与动态评价服务雄安新区地热规划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雄安新区南北向地质剖面图

 

                                          D35钻孔现场                                      D35钻孔抽水现场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王贵玲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提出“克拉通破坏+浅部古潜山三元聚热”理论，构建了雄安新区深部三维热储空间结构，阐释了古潜山的聚热成储特征及其对局部热异常的影响机制。基于此理论在雄安新区实现多处地热勘探突破，钻获华北地区产能最大地热井。

2.突破以静态储量为基础的地热资源评价方法限制，提出考虑热流补给的采灌均衡条件下地热资源动态评价技术，明确了雄安新区采灌均衡的标准，地热资源勘查报告为新区首个全面施工的容东片区规划提供了支撑，有效服务雄安新区地热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

3.全面支撑雄安新区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在新区范围内探获高于庄组深部热储第二空间，评价了热储的开发潜力，为新区地热可持续开发提供了稳定的后备资源保障。

　　

（六）探索完成全国、长江经济带、重庆等不同层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并有力支撑国土空间规划

 

长江经济带“双评价”图集成果样式         全国“双评价”图集成果样式

该成果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组织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单位实施完成，牵头完成人石菊松、乐琪浪。其主要创新点：

1.完成全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和重庆等不同层级“双评价”试点，初步建立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方法，提出了优化调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规划建议。

2.奠定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双评价”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全国地勘行业转型发展提供新路径。

3.基于地质云搭建了“双评价”信息系统，初步实现了在线评价，有效提高了“双评价”工作信息化水平。

4.先后承担和参与福建、西藏、辽宁、重庆、安徽、承德、大连、锦州、临沂、广安、宁德、榆林等省市“双评价”工作，初步打开了地质调查支撑服务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局面。

　　

（七）地质工作服务海南、福建、承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创新

承德市武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走廊规划建议

该成果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导，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等单位组织实施完成，牵头完成人郝爱兵。其主要创新点：

1. 以福建省和承德市为例，建立了适用的“双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编制完成“双评价”报告和图集，为省级和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提供有力支撑。

2. 探索开展地质资源环境与其它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等要素综合评价，为流域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提供了地球系统科学方案。

3. 初步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技术方法，形成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承德模式”和基于地质成因规律的福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4. 以承德市和宜昌市为例，首次分析了地质建造对农业和生态格局的控制作用，为特色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格局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5. 首次实现陆海一体化地下空间探测与评价，为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规划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八）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基本完成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潜力分布图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的郭天旭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创新建立“页岩气分级分类资源评价技术方法与参数体系”，在长江经济带优选页岩气远景区131个和有利区120个。

2.首次在长江经济带开展了地质条件、技术经济、生态环境“三位一体”页岩气资源综合评价，对国家生态要求禁止开发区内外资源进行了评价，采用勘探开发全成本法对页岩气资源进行了经济性分析。

3.成果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鉴定，戴金星、李廷栋院士等11位专家认为成果报告基础资料丰富、研究工作扎实、参数选取合理、技术方法得当、评价成果可信，“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实现了资源调查、科技创新与绿色生态发展的深度融合，对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和脱贫攻坚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重大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九）新疆博格达山前带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实现重大突破

新疆博格达山新吉参1井油气成藏模式及测气点火照片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的高永进、周新桂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首次在博格达山前带二叠系芦草沟组钻获高成熟度优质烃源岩，首次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发现了二叠系和三叠系气藏，并获工业气流，实现2个层系油气调查重大突破。

2.建立了博格达山前带“深层源储一体、连片分布，浅层构造-岩性为主、局部富集”的复式油气成藏模式，揭示了山前带“多层系、多类型、有序分布”的规律，系统评价二叠系油气地质资源量达14.76亿吨，勘查开发前景可观。

3. 业内专家认为该成果是我国北方新区新层系新领域油气调查的一项重大战略性突破，拓展了准噶尔盆地天然气勘探开发前景，地质理论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国家公益性油气调查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示范引领作用显著。

 

（十）国家级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与30个省（区、市）实现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

国家级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现状图

该成果由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李媛为首的科研团队牵头完成。其主要创新点：

1.建立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协调领导，省级自然资源厅支持，环境监测院牵头，30个省级环境监测总站共同参加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模式，推动1+31的局省（院站）合作机制建设。

2.创新异地、异主、异构分布式地质灾害数据库共享集成技术。①建立了基于专网和互联网+VPN的地质灾害数据双通道传输模式，保障数据连续、稳定、安全传输；②设立省级和国家级前置库，采用触发器技术实现地质灾害数据动态增量更新，利用ETL等中间件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快速抽取、清洗、变换和集成。

3.首次建立地质灾害数据动态更新质量评价系统，对数据传输通道状态、更新内容、更新频率等进行实时定量评价，并纳入国家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管理体系。

4.完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技术标准，规范调查评价、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等地质灾害防治数据库建设要求，示范引领省级地质灾害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

　　

一、背景

(一)国际发展动向

基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实现全球合作、促进全球发展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享受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高昂代价。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过度开发，人类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联合国给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2/3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自然资源已被严重破坏，几近耗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60%处于不断退化状态，支持能力正在减弱。未来50年内，这种退化也许还将继续。”随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年)》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生态足迹，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出了地球承载力的近1/3。美国和中国的国家生态足迹最大，各消耗约21%的全球生物承载力。美国人均生态足迹量9.4全球公顷，可覆盖4.5个地球；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2.1全球公顷，覆盖1个地球。”而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08)》，2003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量1.6全球公顷，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有关度量指标除生态足迹(人类需求)、生命地球指数(自然状况)外，还有碳足迹、水足迹。一些发达国家已形成“经济(Economy)-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协调发展的“3E”模式，而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传出了“水资源破产”的预警。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

在发展的大潮席卷全球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与巨大的挑战。197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近60%，耕地、草地面积相对稳定，基于灌溉、化肥的农业增产，与人口增长相对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耕地数量历经20世纪80年代缓慢减少和1999~2003年迅速减少两个阶段后，进入基本受控状态。据相关数据统计，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将增长70%，而人均耕地、草地面积将会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减少的耕地、草地之间的矛盾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可得到缓解，人地关系预计不会到达崩溃的程度。虽然中国对改善目前形势、确保更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但形势依然严峻。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解决中国的水稀缺》(2009年)的报告中列举中国“每年有约250亿立方米的水因受污染而不能使用，有24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被超采，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不容忽视”(我国水利部公布的地下水超采数据为120亿立方米/年)，由此可见我国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重道远。

（三）国家当前和近期需要

国家发改委2008年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十一五”后两年难以有效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①能源资源利用问题。②生态环境保护问题。③空间开发结构优化问题。④粮食安全保障问题。⑤城镇化健康发展问题。⑥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要求及早谋划好与之相关的“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这6个问题同时也是6个前瞻性研究题目，而前5项均与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的调控有关。

从长远看，国土资源和空间战略目标将以可持续性、生态化、低碳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依归。

（四）经济与矿产资源全球化、区域化

随着世界经济或结束剧烈震荡进入缓慢复苏期，包括矿产资源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各国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此起彼应，各国展开抢占下一轮发展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益激烈。在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曙光出现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推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起着对话和交流的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即将面世，同时与南盟(SAARC)的区域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东北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要慢一些，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以地区安全为重心，并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五）国土安全隐患

在经受全球发展冲击而引发资源、环境的国际纠纷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也面临重大安全隐患。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印度除侵占我国藏南部分领土并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外，还觊觎南疆阿克赛钦地区；国外和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国管辖海域近一半与邻国有争议，南海“九段线”虚多实少，主权深受侵蚀；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与那国岛、冲之鸟礁的军事开发问题都对我国东海海疆构成挑战。此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衰退和骤减、国际金融抢滩我国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国土资源安全的胁迫因素。

二、起点

（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2008年我国的GDP总值达到30万亿元(相当于4.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均GDP 仅3266美元，只及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土经济密度以倍数增长；工业化率达48.6%，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以传统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遭遇资源“瓶颈”；城镇化率只及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群规划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市场化程度达60%，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国际化程度，我国已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创新能力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总的仍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据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9月公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大陆)列全球第29位(比2008年晋级1位)，继续领跑“金砖四国”。作为人口、经济总量“双庞大”、结构复杂、非均衡性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如应对得当，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二）对国土开发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同估计

1.综合评估：总体上尚未超载，西北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

据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3年)，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15亿~18亿人之间，但将从南到北大规模转移；而土地对食物的承载能力略有盈余，在未来50年内都不会超出其边界；能源与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的形势将更加严峻，10亿吨燃煤造成的污染已接近环境的承受极限，6种大宗矿产(铁、锰、铬铁矿、铜、铝、钾盐)现已供不应求。”而《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2005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2009年)把“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列为4个基本国情之一。

就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而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8年)指出，中国人口发展总体上没有超越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但是局部地区和部分资源已出现资源紧张和供需失衡现象。现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人口数量均在水土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但区域之间极不平衡，西北部和北方部分地区超载严重。

2.分区域评估

1)海岸带开发不足。海岸带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纽带，是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依托。我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海岸带面积达38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沿海省（区、市）面积的1/4。专家指出，我国沿海诸省（区、市）每1000平方千米陆域的海岸线资源量，基本上与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开发程度却远比那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低。

2）沿海地区局部已过度开发。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开发严重，珠三角9市土地开发强度15.9%，超过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也超过国土面积相当的荷兰；包括安徽在内的环长三角地区，国土面积(约34万~35万平方千米)与德国、日本相当或相近，开发强度(约15%~16%)超过德国(12.8%)、日本(15.0%)。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开发利用密度高、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局面，需要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解决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2010~2020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2009)

3.分资源门类评估

由于长期森林过伐、草地过牧、坡地滥垦、矿产乱采，超过限度，使我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近年施行了禁止乱砍滥伐、退耕还林、限制矿产开采等措施，我国的资源破坏现象有不同程度好转，总体上仍不乐观。

我国超限开发的典型例子还包括近海水产过度捕捞，年产量峰值可达1400万吨，超限额75%，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资源严重退化，产量减少，水产品个体变小。

在水环境方面，水与环境超载，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200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水资源总体上已经过度开发，其中黄河水资源利用率＞60%，海河＞98%，内陆河流域＞40%。过度的开发，不仅威胁或损害河流健康，还使某些主要功能丧失。不少地方水环境开始退化，出现了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出现水危机的先兆。

4.国土的粗放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国当前正经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及与其相克相生的“资源瓶颈”，资源除总量大、人均少外，在国土开发利用中的矛盾也很突出，总的资源开发强度与国土经济密度不对称，开发过程中的粗放、分散、重复、低效、退化等问题(表1)日久年深，有的积重难返。

表1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倾向性问题一览表

人口基数大和粗放式强度开发加重了国土的负担，对人口、经济密集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必要做出科学评价。国家部署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开发，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也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依据。关于环境承载力，“十五”后期由清华大学承担的宁波市环境承载力研究，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纳污能力、人类支持能力3个角度来量化环境承载力，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厦门大学对厦门海岸带也做了生态安全压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综合度更高，相应的难度也更大。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中有实战性演练，正组织“环渤海湾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将扩及全国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5.对国土面貌演变方向的两种预计

基于当前国土资源的利用现状，对未来国土面貌演变方向有以下两种预计。

1)从低收入转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提升期是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国土面貌向良性转变期，人均GDP 3000美元是对资源环境的边际压力的转折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总结讲话指出这一时期的6个基本特点：“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化速度上升，人口大量转移，国土面貌日新月异，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其中，“国土面貌日新月异”是良性预期。2005年，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双缩小”，“破坏大于治理”转为“破坏与治理相持”；2008年，电力弹性系数首次小于1(低于GDP增速)，都顺应和促进这样的转变。

2)《新一轮全国国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地域空间、功能及发展)》综合报告(2006年)，“第一章背景——剧烈变化的‘国土’”指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无序及空间失控态势的严重，包括：地域(空间)开发利用严重无序，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许多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而支撑体系太弱；不少城市盲目攀比，贪大求洋，超前定位；一些快速发展地区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生态退化问题依然严重，由此招致“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剧烈变化”非“良性”一词所能道破。2009年9月《科技日报》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对话栏目中有专家指出：“我们75%的地面水已经被污染，国土变得枯黄”，就是相应的写照。

国土面貌是广域性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全球变化的中枢和核心主题之一)的反映，尤以人口增长胁迫下的LUCC为甚。我们终需这样的系统观测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给出说明。

三、基点

(一)大国土

1.活动半径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访华，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谈时曾说：“一个民族的能力水平与活动半径成正比。”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

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和空间管理及于领土、领空、领海和管辖海域(“准国土”或“国土化海域”)，我们要上天、入地、下海，所要求的技术、工程和管理能力水平也与活动半径相关。

“大国土”指现有国土全方位的内涵深化(包括系统化、整体化、聚合化、空间化)和管理(包括监督管理)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但不因“大国土”而扩张国土空间；在部门层面上加强内融外联，也不借以扩大职能范围。

2.内涵假设

“大国土”即广义的国土：一是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或地域空间)的统一；二是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的统一；三是覆盖陆海、充斥立体空间的“三维国土”；四是统筹国内地球表里诸圈层的“多圈层国土”；五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和合国土”。

(1)国土资源与国土空间

国土资源指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实体性资源，它们又占有各自的区位或地域，即空间性国土。而国土资源管理现状，既有重实体资源、轻空间的倾向，如把国土(空间)规划视同“国土资源规划”；也有重空间、轻实体资源的倾向，表现为土地管理的重数量、轻质量，区域地质调查的重陆轻海。

在适当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农业用地的耕作层、建设用地的工程持力层都是实体，农业、建筑业等活动先选址、后丈量，基本程序是由实体到空间；探矿权首先是带有虚拟性的“空间试用权”，而采矿权是资源的用益物权，矿业过程是由空间到实体。由此可见国土资源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同等重要，不可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国家强弱更多取决于综合国力，其构成中科技力、人才力和信息力各占25%，自然资源和资本各占12.5%。自然资源的权重只占1/8，在当前阶段可能估低了，如果加上国土空间(区位)要素更要考虑提高。

(2)自然国土与人文国土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国土垦殖和开发的历史悠久，但空间上极不均衡。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8年全国平均开发强度达到3.48%，超出一度预计2010年达到3.23%的强度值很多，特别是东部沿海的一批城市已进入强度开发或超强开发，上海、无锡达到29%~30%，而东莞、深圳高达38%~40%，已臻于极限值，人工生态系统置换了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20年全国开发强度达到3.91%的预计值也有可能被突破，国土人工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也是人文超过自然的国土。

另据吴霁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社会中，不同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知识、商业生态网络、组织流程等已成为创新活动的“新生产要素”，实现全球联系和思想交流的商业生态网络正成为新的“虚拟地产”。IBM 2008年的企业价值超过1577亿美元，然而其土地、建筑物、实验室等有形资产只占9.1%，基于空间和时间动态地创造价值的组织流程相当于“创新工厂”。由此可见，“人文国土”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空间。

(3)“三维”国土

科技部2008年推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的“三深战略”，包括“深空(宇宙空间)”“深海(公海大洋基底)”“深蓝(信息安全)”三大纵深领域，“三深”没有“深陆”。在国土资源战略的“三维国土”构架中，“深”含“深陆”“深海”，它们同属岩石圈、水圈富于探索价值的人类未知领域；“空”首先是地面以上100~110千米的“领空”或“近空”，其次是外层的“深空”或“公空”(图1)，概称“陆、海、空、深”。2009年9月，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数字地球(中国)问世。

图1“三维”国土示意图

国土、资源、地质各有其自然演变和随人类社会农业、工业、科技革命的变异过程，并谋求可持续发展——时间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46亿年计的地球历史可谓“深时”。这是“三深”向“四深”的发展。

《浙江省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发展战略》（2008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维-对象维-方法维”的测绘体系概念模型，是对信息化测绘体系的基本构成与内涵的创新性探索，这也是“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吸收地方成果的一个范例。

(4)“多圈层”国土

大国的“陆、海、空、深”是互相影响的“多圈层”国土。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累计开采、消费了3万多亿吨(以标煤计)化石能源，近250年间从地球岩石圈向大气圈释放出数以万亿吨计的CO2(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也贡献了＞30%的份额)，扰乱了地球各圈层之间的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同时，还要看到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生物圈中土壤碳库(可抵消全球5%~15%的碳排放量)的储碳潜力。就碳排放大国而言，也可以看作“大国土”结构问题。

钱正英在《我国的江河整治问题》(1981年)中曾经建议：“对国土整治进行统一规划，水利建设纳入国土整治的统一规划。”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代表团建议探索“外层空间”新领域，测绘瞄着“地-空-天一体化”目标，都是超出地球圈层范围的深空探索。

(5)宏、中观层面的“和合”国土

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例，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土地二元配置和使用，造成城镇和农村“两栖”人口的“双重占地”，导致“两不经济”的结果，加剧了城乡用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实行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用地的战略转变。这既有利于人际和谐、人地和谐，也促进城乡融合，以臻于“和合(和谐+聚合)”境界。统筹陆海、区域(行政区、经济区、气候区等)、城乡、“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等，都是形成疏密有序的“和合”国土之路。

而国家所提倡的保护耕地的实质是保住耕作层的综合生产能力平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以土地总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都寓意于提高多元一体化程度的综合或集合，“和”“合”并用，相辅相成。

3.陆、海、空关系

(1)“滨海之国”与“滨、近海之国”

大国土涉及陆海关系，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称美国为“滨海之国”，是离海岸线80千米的范围，在这个占国土面积13%的区间集中了美国51%的人口、57%的国民收入。实际上这只限于美国本土，美国又是多海洋国家，除了滨海的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还有5片海外属地(岛域或群岛)，其管辖海域散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比上述区域要大得多。就美国本土而言，我们把它看作“半环形的滨海（湖）之国”(东北角是五大湖区)。中国的陆海情况与它迵然不同，总体上是东南向临海的“滨、近海之国”。从大国土着眼，我们在看重沿海省(区、市)的同时还要看到近海省。近海省按区位可分3类：①中部近海省，涵盖中部地区6省；②西部近海省，有贵州、云南；③3个近海边疆省，即吉林(临海最近距离15千米)、黑龙江(临海最近距离＜100千米)和云南(临海最近距离＜500千米)。按此设想，现有沿海省（区、市）加3类近海省（区、市）共有24个，占全部省级单位的77%，这就能让更多的内陆省共享海洋资源，既有利于海洋共同开发和国土均衡，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海)港-腹(地)一体化，沿海省（区、市）和近海省（区、市）依托地缘关系共筑“和合国土”。

(2)深陆和深海

大国土包含“深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向地壳深部、深海大洋和洋壳的探索成为现实。表2列举了我国实施的部分大陆深钻和超深钻。此外，山东新汶矿业集团的一处矿井深1350米，是亚洲最深矿井；清华大学与四川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合作，在锦屏山覆盖层深2500米以下的引水隧洞旁建筑极深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表2 我国实施的大陆深钻、超深钻一览表

海洋正逐步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食品生产基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基地、新的水资源开发基地、新的医药资源开发基地，又是全球交通和物流通道。美国《面向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2007年)认为：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和中国是海洋利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两者缺乏可比性)。大国土中涵盖的深海指的是水深超过500米的海域，我国把深海资源开发列为超前部署领域，尚处于发展的中级阶段。表3概列出海平面以下的分层化。

表3中所列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层水，保持低温、洁净，具有多种功能，在美国、日本、韩国开发利用这类较深的优质海水，已形成产业。

(3)近空和“地空”

城市高层建筑林立。全国大城市中现有5000多座5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在高密度的建成区中出现了不同产权单元在空间上层层叠加的现象，并愈益普遍化。这一层近地空间简称“地空”。表4列出了近空分层的高度以及各层对应的主要功能。

表3 海平面以下分层化表

 

表4近空分层化表

 

我国利用低空(地表以上100米)风能发电居世界第四位，而“高空”(地表以上200米)风能尚未开发，这两层空域均在“地空”范围内。在更高空还有丰富、稳定的风能资源，其开发利用与航空飞行不兼容，待进一步研究。

城市在向空中“长高”的同时还向地下延深。我国有10个城市已使用或正在建设地铁，另有8个城市提出或筹建地铁，到2020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2000~3000千米，表明城市“地铁时代”已经来临。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三维地质调查、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

4.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和“三维”地籍测绘与管理

地空和地下工程呼唤城市的三维地基调查和三维测绘调查，现在我国有6个城市在试点，上海、北京已经验收。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按“中心城-新城-郊区”3个规划功能区，建立“基岩地质层-第四纪地质层-工程地质层”3个层次的地质结构模型，使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系统、地面沉降防治、地下空间与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地球化学调查与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对接，特别是搭建起大型、综合、动态的地理地质信息平台，可望打破多源、异构、多维数据形成的“信息孤岛”互不相通的僵局，实现全市地质信息由分散到集中管理、由平面到三维显示、由单项专业应用到多元服务的转变。另在全市地下工程普查的基础上，从黄浦区着手地下地籍调查，构建“地上地籍图-地下地籍图-地质图”系统，为地下空间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项目(2009年通过评审)推出的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的科学依据。

在完成6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将考虑另33个超大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

深圳市国土与房产局正启动“三维地籍”的专项研究，这是有关城市“三维”地籍测绘和管理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历来以二维宗地为核心、以“四至”为边界的传统地籍，都建立在宗地内产权主体同质化的基础上，而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利用则以垂直方向上、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即地表、地上、地下空间可以分层开发并分属不同权利人，这就形成以六面体或多面体为基本单元的“三元产权体”，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复杂的产权簇或产权层，需要有相应的“三维地籍”测绘为支撑的“三维地籍”管理。此外，《物权法》要求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任何不动产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域，系统的三维地籍研究为在一个统一的技术框架下处理土地和房产的登记问题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地下空间资源管理与权籍调查关键技术，也有初步成果。

从城市空间要素立体化趋势中可引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即空间权，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参见《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条、第八百三十二条），在我国台湾省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空间权制度。

住宅产业规划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在产业层面，青岛“海尔地产”为节能省地提出“小户大家(小户型、大社区)，和谐住区”的理念。即通过5个空间结构把家庭做大：家居空间紧凑化，环境空间功能化，会馆空间场所化，商业空间生活化，网络空间无域化(建设数字化网络社区，用网络服务来解决物理空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使得生活无域化——与“虚拟地产”相联系)。而微观上的空间意识将会有助于模式和设计创新。

(二)大资源

1.内涵假设

“大资源”即广义的自然资源及其组合开发利用。

一是单门类自然资源及其多形态的综合利用，多功能的优选利用(如在农业用地中， 对耕作层既是“土壤水库”又是“土壤碳库”的合理利用)，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的递进或接替利用。

二是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海洋、大气等在内的多门类自然资源及其优化组合和综合管理(如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

三是大资源以土地、能源为根本，我国的耕地和宜居建设用地都是稀缺资源，要在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和多元利用土地，新能源比传统能源的范围大大拓宽，要在尽可能清洁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研发低碳导向下的替代能源。

四是确立、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国土资源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相互交融，并探索资源、资本、资产“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管理方式，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层层相扣。

五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利用包括国际海域在内的境外资源和公共资源。

2.大资源与大能源

中国在2012年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在21世纪上半叶，能源在我国矿产资源中仍居首位。在低碳导向下的大能源发展离不开大资源、大地质的支撑（表5）。

3.单项管理案例

水利部基于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突出水情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从2009年开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比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晚13年，但所规定的“三道红线”——开发利用“红线”即控制用水总量；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即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即遏制用水浪费——是对水量、水质和水耗的综合调控，体现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的相对统一，起点高于只设“一道红线”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把土地管理、利用的两个最严格制度“合二而一”了。

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科学家量化分析了“蓝水”和“绿水”，其中，“蓝水”是来自河流和地下含水层的水资源，占35%，“绿水”则是源于降水、存储于土壤并通过植被蒸发而消耗掉的水资源，占65%；科学家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应该大力研发绿水资源利用技术，由此可见土壤水作为“大资源”的一个分支兼及“大土地”“大地质”领域，应予以重视。

表5 大能源战略及其资源、地质支持一览表

注：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得到启示：“非传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能源多样性是今后出路所在。可再生型能源可能是未来能源的主体。”

4.综合管理案例

中国工程院2007年关于《东北地区有关水土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指出，基于东北是我国水土资源搭配最好的地区，可以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而东北地区过去的垦荒，实际上是占用了林、草、湿地。目前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已到了临界状态。因此得出一条基本结论：“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应当是：耕地总量不再增加，林、草、湿地不再减少，城市和工矿用地合理控制”；并指出东北“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必须是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农作物……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缺水地区不宜种植水稻”等，在宏观上都有道理。但一年后，即2008年推出的《吉林省增产百亿斤1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中规划投资62亿元引嫩入白、以稻治碱，用5年时间在该省西部新增255万亩基本农田。这反映出国家战略研究与地方战略行动脱节，见仁见智，有待实践检验。

多门类资源的综合管理，如作为复合式资源和空间的海洋综合管理，已成为国际趋势。其核心思想是从分散的行业管理转向跨行业、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厦门市率先建立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部署的东亚海洋防污和管理的示范区，但推广不易。国家海洋局受权“综合管理中国海域”已10多年，尚难到位。对此，《2010~2020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第五章中有具体建议。

(三)大地质

1.内涵假设

大地质基于经济、社会与时俱进和地质工作功能最大化，不断扩大服务领域、贯穿于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全过程。

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三个(应用)基础，即资源基础(开源、节流)、环境基础(保护、修复和防灾减灾)和工程基础(岩土工程)，都有旺盛需求，为夯实资源和工程基础服务的地勘、工勘已商业化， 作为环境基础前期工作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与污染防治大计划”(2006年)正在实施中。

二是大地质工作即大地质产业，它跨三次产业，即为“一产”服务的农业地球化学调查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融入矿业(现属“二产”)的矿产勘查和融入工程业的工勘作业，隶属“三产”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信息服务，分别拉长产业链，不自成独立体系，大地质≠大地矿(对1991年提出的“地矿产业”要反思)，按这个产业定位，现行地勘行业管理的覆盖范围还要加宽。

三是基于国家财政支持、走在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前面的公益性地质工作要做大，其信息供全社会共享，基于市场和地勘基金的商业性地质工作规模更大。

四是地学研究多元化，地球科学正从传统的分散的单学科研究向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转变，地质科学也要向地球系统科学即“大地学”拓展。

五是适应“矿产资源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走出去”开拓境外地质工作，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失时机地做好前期服务。

2.大地质与大地学

基于地质科学的大地质和基于地球科学的大地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研究领域不同。大地学的包容面广于大地质，但有交融态势（表6）。

表6 大地学与大地质研究方向的概略比较表

由表6可见，两者的共同点比较多，有向地球系统科学合流趋势，但在学科上仍显示出整体和局部相包含关系的脉络。“大地质”栏中未列举的海洋、陆地地表过程恰是“大国土”关注的热点领域。

3.大地学——科技和信息服务

公益性地质工作以地质图件为窗口面向全社会服务。英国地调局2006年发起的《全球1∶100万数字地质图计划》，产生于矿产资源全球化催生地质调查全球化的背景，旨在推进各国既有地质图数据网络化和国际共享。为保护市民避免遭受地震、海啸、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灾害的威胁，由联合国发起在日本神户通过的《2005~2025兵库行动框架》，有关信息和知识都要及时传输到全社会。

2008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已形成测绘服务、遥感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4大支柱产业，总产值＞600亿元；2009年增速20%，从业人员达40万人，机构＞1万家；预计到2010年达到800亿~1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长5000亿元。目前，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2007年在哈尔滨开园，已建起国际地理空间数据加工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前景看好。《北京空间信息产业调研白皮书》披露，该产业应用领域扩大到数字奥运、政府共享平台、数据库、防灾减灾等方面，国际合作领先于全国。

四、浅释

“三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四面体”(图2)示意：A代表“大土地”，B代表“大海洋”，它们是“大国土”的两个主要载体，C代表“大资源”，D代表“大地质”作为基础置于底面。

图2“三大”内在联系示意图

（一）“四面体”扫描

“大国土”与“大资源”有交叉重叠，宜各有侧重：“大国土”重在空间，以地表面、海平面为通用界面；“大资源”重在物质和能量，以水土、生物、能源和矿产为载体；“大地质”连同“大测绘”提供科学支撑和信息服务。三者构成一个统一、聚合的“四面体”。我国陆地空间虽大、资源品种虽多，但受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制约，难题不少。

定格国土空间区位的“大土地(A）”和“大海洋(B）”，其中“大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又派生出：A 高原和山地型土地结构(平原少，后备耕地少，开发成本高），A-C中低产型耕地、草地结构(优质耕地、草地少，又是少林国家）和大江河与中小湖泊型的陆地水域结构(淡水少）；“大海洋”“三海两链半纷争”，源于A-B单面陆缘海与陆中海型海洋结构，而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29个，其中15个直接相邻），于本国资源禀赋弊多利少；“大资源(C）”“门类多、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相互匹配不理想”，又派生出煤基型化石能源结构(高碳、高硫空间）和低品位型非煤大宗矿产结构(富矿少）等。

（二）“三大”的必然性和价值取向

“三大”既是科学理念，又是顺应必然趋势的战略定位(表7)。作为人口过量的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必须从大处着眼，针对国土开发中长期存在的几个倾向性问题(表1)，集中多方面智慧谋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格局”(表8)，使“三大”的组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表7“三大”的必然性一览表

表8营造国土、资源的“和合”大格局一览表

以上大格局，有的正在形成，有的受体制和机制束缚，施展不开。现行体制、机制问题如表9所列，要有序、分期研究解决。

提出“三大”，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融合部门职能，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时俱进、因人而异(表10)，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

表9 “三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一览表

表10 人对“三大”的阶梯式需求一览表

资源“瓶颈”有两重性，要以“三大”为杠杆，与经济发展互动，形成供、需“双向制约”，同时，还受生态、社会、政治等“多重制约”(表11)。

表11 供需双向和多向制约一览表

下一步，“三大”的研究领域再向“五维”拓宽，“五维”除时间维、空间维外还包括市场维、环境维、文化维。

（三）推进“三大”的路径选择

对于推进“三大”的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把“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持久化、常态化，提高研究内容的战略含量，从国家层面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协调力度。

2）编制部门战略规划，或加强部门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向“三大”提升。

3）有条件地实施部内整合，发挥基础地质调查、测绘、国土信息和经济研究工作对土地、矿产资源和海洋管理的全面支撑作用。

4）基于“智能地球”(中国)，搭建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从小到大，分步实现多门类资源的信息交流和共享。

5）加强跨部门协调，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行政权分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非全能”、服务型的大部门制。

6）在现行法规基础上适时启动国土资源和空间的综合立法。

（四）几点困惑

1)国土、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多，化解矛盾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是不是推出“三大”的合适时机?

2)“三大”是从国家层面立意的，眼下设想“三大”的高度还不完全上得去。

3)“三大”的容量放大了，没有现成的抓手，有待于实践中探索。

（该文原载《国土资源战略与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度)》、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际动态与参考》2010年第1期(总第439期)。本文为国土资源管理改革与战略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于2009年11月19日。郭文华、刘丽、陈静、李政制作图表，王凌云整理。）

滨海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是海岸带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在我国约1万8千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分布着河口、三角洲、滩涂、盐沼、红树林、珊瑚礁、浅海水域等诸多类型的滨海湿地。6月12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该局近年来在我国辽河三角洲湿地、黄河三角洲湿地、盐城滨海湿地等北方地区典型滨海湿地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在滨海湿地生态地质调查、保护修复技术方法探索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比如，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近年在辽河三角洲等湿地探索开展了生态地质调查工作，工作区范围包括-6米等深线至陆域湿地范围，涉及芦苇、翅碱蓬等典型湿地植被生境，研究对象包括水、沉积物、大气、生物等多个圈层，工作手段包括地质取样、温室气体监测、地表高程监测、碳循环评估、侵蚀淤积调查监测、水质调查等。

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构建了滨海湿地水-土-气-生多圈层生态要素探测技术体系，自主研发了温室气体测量、土壤固碳探测等技术设备，获得国内外专利16项；建成滨海湿地野外生态地质观测基地，初步查明典型滨海湿地多圈层生态地质环境特征，掌握了滨海湿地生态地质环境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建立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固碳效率评价技术方法体系，评估了滨海湿地土壤碳埋藏通量，证实了滨海湿地巨大的储碳空间和固碳能力，为发展蓝碳和碳汇交易奠定了基础；首次编制了全国8个国际重要滨海湿地生境演化序列图，基本掌握了湿地退化现状，发现围填海和沿海养殖扩张是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滨海湿地生物地质重点实验室在摸清滨海湿地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并结合水文、地形等人工调控手段，建立了适用于不同滨海湿地的关键修复技术方法，并在辽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滨海湿地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比如，建成全球芦苇同质园，从全球范围内选取91个芦苇基因种，经过种植对比实验，优选出了4个耐盐性高、生物量大、抗病能力强、适应我国北方地质条件的基因种，可作为湿地修复优选品种推广使用。

　　地质工作以及地质队伍的兴亡取决于什么？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这样谈到：“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期间，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现阶段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产勘查投入缩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同时，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行至此时虽总体形势乐观，但仍很艰难。非油气地勘职工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陈毓川专门就“新常态下地质勘查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了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的相关问题。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了哪些历程？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今日本报7版《“中央的重视是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谈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为您详细报道，敬请垂注。□

　　“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此前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谈及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的作用，陈毓川院士如此评说。

　　在陈毓川看来，地质工作的发展，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步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地质找矿发展的历史。我国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时代都进行着漫长的相适应的地质找矿与开发，先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我国的地质工作沿革及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陈毓川院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与理解。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哪些历程

　　在谈到我国的地质工作历程与形势时，他将我国的地质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地质工作，我国远落后于西方各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为所长，至1916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勘查骨干，共计21人。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地质调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台湾保持至今)。1942年后又成立矿产测勘处(归属资源委员会)，谢家荣任处长。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质工作按照时间分六大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建设发展阶段(1949～1965年)，“文革”期间无序萎缩阶段(1966～1976年)，“文革”后发展阶段(1977～1990年)，地质工作萎缩阶段(1991～2005年)，地质工作发展阶段（2006～2012年），地质工作开始萎缩（2013年～至今）。

　　“这期间可谓三起三落。”

　　对这段时期地质工作所经历的跌宕历程，陈毓川院士如此总结。

　　第一个高潮期(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原料作支撑。这期间，地质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新机构及专门的地质队伍。1950年，成立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1952年，成立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此阶段陆续建立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石油等地质勘查部门。1952年底，地质队伍17788人。1957年底地质队伍28.61万人 ，经历1958年大跃进1960年快速增长至61.88万人，1961年调整后为29.26万人，1965年地质队伍发展到38.68万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是第一个萎缩期，地质工作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期处于无序领导状态。1970年地质部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部属地勘队伍下放到省、区、市政府管理。1975年9月，设立国家地质总局。

　　“文革”后（1977～1990年 ）是第二个高潮，地质工作进入迅速恢复发展期。1979年恢复地质部，1982年改名为地质矿产部。1979年成立武警黄金指挥部部队。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1年化工部成立地质矿山局。1979年至1985年开展了第一轮全国区划工作。1985年，全面部署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地质队伍1990年底达到112.15万人（其中石油部门44.41万人）。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1年至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第二个低谷期，资源短缺不断加剧。1991～1998年，由于地质工作费用不足，地质勘查工作规模日益缩小，全国钻探工作量1991年为341万米，到1998年降到71万米。1997年底从事预算内地质和固体矿产矿产勘查工作的地质职工仅为9.4193万人，不到当年在职职工的1/5 （当年非油气在职职工为53.9317万人）。找矿成果大幅下降，不少矿产储量出现负增长。

　　1998年4月8日，撤销地质矿产部，成立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地勘单位进入体改艰难时期。1999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10亿元地调专项经费，其中矿产勘查经费不足3亿元。2000年，各种渠道的矿产勘查投入12.46亿元，当年钻探工作量仅51.59万米，从事矿产勘查人员仅36345人，矿产勘查进入谷底。2002年7月，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召开“我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论坛，提出了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和对策建议。2003年底，37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2006～2012年是地质工作第三个发展期，资源储量大幅提升。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2006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2006年7月，建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之后省、区、市亦先后建立基金。2004～2010年，危机矿山勘查专项实施。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署三项矿产资源国情调查。2008年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实施。2011年国务院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2006年到2012年，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从74亿元增长到501亿元，地质矿产勘查人员达34.9万人。国有地勘单位工作项目较多，经济状况好转。从国内来看，资源储量增加，供应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个萎缩期即2013年至今。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业市场企业对矿产勘查投资较快下降，中央地勘基金自2014年后停止运行以及中央财政对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削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地质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就开始起动。改革的实质是地质工作实现分体运行：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由国家实施；商业性包括矿产勘查由市场为主运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地勘单位要企业化。至今已达30多年。

　　据陈毓川院士介绍，1990年底，原地质矿产部的40万地质队伍既搞区域性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调查，也搞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是主要部分，工业部门的地勘队伍71万人，其中油气勘查占44万人，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按1994年8月朱镕基总理批示，原地质矿产部的体制改革是将地勘队伍分“野战军”与“地方部队”。1995年成立了地质调查局和集团总公司筹备组。1997年已制订具体改革方案，后因地矿部撤销而未实施。

　　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在1983年石油部改变为中国石油集团总公司，从冶金部分出了有色金属部分，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集团总公司，原部属地勘队伍均归入各总公司。

　　石油部门的40多万地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化，走勘查开发一体化道路。国家给了公司探矿权，继续给了探矿经费，给了探矿成果，总公司从1988年开始从开发利润中提取勘查经费，据统计2000年油气勘查投入193亿元，其中国家拨款不到12亿元，实现了勘查经费由公司自筹。

　　其他总公司还是采取勘查开发分离，勘查靠国家，改革靠地勘单位自身多种经营的途径，进展很慢，困难重重。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加大地勘队伍体改力度。大部分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特别是2011年，中央发布分类推进改革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完成。2012年6～7月，八部委联合对地勘单位体改作了调研，肯定了地勘单位巨大贡献，了解了存在问题，建议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地勘行业改革发展。

　　2013年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文件，2015年，地勘单位正式进入分类改革时期。由于中央没有统一的改革意见和政策，因此，由地方自行组织改革，目前各地改革进度不一，改革分类多样，有全局公益一类的，有组建一个地调院全省企业化的，大部分趋向于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

　　地质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油气地勘职工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今，地勘行业面对第三期萎缩，以及艰难的体制改革，国家应给予高度关注。”陈毓川院士表示，“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有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有力的领导，有地勘队伍的主动努力，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总形势是乐观的。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都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中、高精度的基础地质调查（地、物、化、遥）服务于找矿、城建、农业、海洋、工程建设等，服务领域在扩大。矿产资源勘查，需要稳定持续，勘查重点矿产将不断调整。环境地质工作（包括水工、工程地质）包括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任务将日益加重。

　　客观地说，从需求角度衡量，目前国有地勘队伍从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还有待加强。适应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对地质工作的需求，适时主动调整队伍工作结构是必行之道。要充分发挥地勘队伍，特别是局级单位主动性，上下沟通，内部调整，有序进行。

　　目前，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思路，从适应目前与今后地质工作需求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地勘队伍分为三类，分别是为国家、社会从事公益性、基础性地质队伍，属于公益一类，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撑；从事既为国家、社会，亦为市场所需的地质工作队伍，可属公益二类，由国家财政差额支撑；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地质工作队伍进入生产经营类，实行企业化，国家要给予企业化的政策及资本金。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勘单位倾向于选择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

　　从社会层面看，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矿产勘查）需进一步统一认识，地质矿产工作是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强度。要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要用国家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要有国家局来统一领导组织，要有国家地质工作计划、规划，要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科目经费。

　　面对地质矿产工作第三萎缩期的来临，国家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适当下调矿产资源税，对濒危矿业企业适当补贴；对矿产勘查加大投入，保持矿产勘查的必要强度，弥补市场企业投入的减少；要改变国家不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观念，要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来决策。

　　对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层面的方向引导，并给以政策。国有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属国家大事，但缺顶层设计。2012年八部委为此调查，并有报告，但没有提出意见与政策。当前属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国土资源部再次会同七部委紧急调查，拿出指导意见与政策，推进体改顺利进行。核心政策是公益一类要保证全额拨款，企业化改革的单位“三给”——给矿权、给勘查资金、给勘查成果，亦支持其矿产开发，作为国家给予的企业化资本金。

　　为充分发挥地勘队伍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应有新的内容和行动。比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地质工作合理、合法的社会工作环境；恢复初始探矿权申请登记制；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确定地质工作知识产权，特别是找矿工作的知识产权；实行环保与找矿、采矿双赢政策与措施。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国情的要求与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