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矸石制砖

紫金山尾矿库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物质材料，其保障程度关系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我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原料都来自矿产资源。目前，我国已发现172种矿产，探明有储量的矿产168种，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潜在价值约占世界矿产总价值的14.6%，居世界第3位。

然而，我国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列世界第53位。面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巨大需求，我国矿产资源储量严重不足。

令人欣慰的是，“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管理”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中特别提到，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实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矿产资源保护和储备工程，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这意味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已被列入国家规划层面。

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土资源部一直在鼓励和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并联合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推动了首批40个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截至2014年底，分4批确定了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35家矿山通过验收。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报告(2015)》（下称《报告》）称，近5年来，我国尾矿年排放量高达15亿吨以上。虽然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利用量仍赶不上新增量。为此，国土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紧扣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集中发力，连续出台引导性和激励性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落地效果。

据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报告》旨在让全社会全面了解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年度工作进展和发展趋势，帮助矿山企业掌握相关法规政策、技术装备和标准规范，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事。这份《报告》的出台，呼应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要。不难看出，大力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将成为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长期坚持的方向。

现状：综合利用潜力巨大

众所周知，中国矿产资源禀赋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即贫矿多富矿少，低品位难选冶矿石所占比例大；大型-超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多；单一矿种的矿床少，共生矿床多。

《报告》称，多年来，矿业开发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加之监管手段单一等因素与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矿业整体粗放式经营的现状。同时，“十二五”期间，矿产品价格整体进入下行通道，伴随着矿业领域产学研结合的进一步深化， 矿业企业对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等“三率”进行挖潜，既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也进一步减轻了安全环保方面的压力。

《报告》列举了当前面临的两大状况：资源开采难度加大，开采回采率稳中有升。2003年到2013年是矿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十年里，中国矿业的产值翻了四翻。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使我国主要矿山的开采深度逐渐加深，开采品位逐渐降低；矿体形态、产状变得复杂；资源开采难度进一步加大，但开采回采率处于较高水平，部分矿种表现为稳中有升。如2014年，地采铁矿采出品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开采回采率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贫化率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

资源选别难度加大，选矿回收水平总体向好。在原矿入选品位降低、矿物嵌布粒度细、大多呈共伴生状态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提高；在原矿入选品位不变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明显提高。如2013年，铜矿的入选品位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选矿回收率同比却提高0.15个百分点，选矿回收水平总体较好。

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累积堆存数量巨大，综合利用大有可为。据《报告》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尾矿和废石累积堆存量近600亿吨，其中废石堆存438亿吨，75%为煤矸石和铁铜开采产生的废石；尾矿堆存146亿吨，83%为铁矿、铜矿、金矿开采形成的尾矿，这部分尾矿中，稀贵金属含量比较丰富，综合利用价值较高。

《报告》指出，近5年来，我国尾矿年排放量高达15亿吨以上。虽然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利用量仍赶不上新增量，并且受矿业市场影响，与“十一五”期间相比，尾矿利用增速出现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仅为18.9%，主要用于充填开采和建材。

废旧金属大量沉淀，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快速发展。再生金属的回收利用，可大大减少矿产资源的开发强度，是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环节。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2013年，铜、铝、铅、锌再生总量连续3年突破1000万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再生有色金属主要品种(铜、铝、铅、锌)总产量约为1073万吨，同比增长3.3%。其中，再生铜产量约275万吨，与2012年持平；再生铝产量约520万吨，同比增长8.3%；再生铅产量约150万吨，同比增长7.1%；再生锌产量128万吨，同比下降11.1%。

大宗矿产品价格下跌，部分矿产的综合利用产值回落。2012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大宗资源产品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全国矿产资源(非油气)综合利用产值略有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部分矿种综合利用产值出现下降。2014年，全国矿产资源(非油气)综合利用产值虽高达1285亿元，但同比仅增长2.8%，增幅与2013年持平。其中，2014年金矿、磷矿和铁矿的综合利用产值大幅下降，同比降幅分别为45.9%、61.6%和42.9%。

成果：突破多项技术难点

在具体政策方面，国土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紧扣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集中发力，连续出台引导性和激励性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落地效果。

《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制度建设，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一是在继续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目录》、《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基础上，相继发布实施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等，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多方位部署；二是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制定并实施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行动计划》，连续发布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加快提高矿山领域资源利用效率。

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逐步由秩序监管转向开发秩序与合理利用监管并重，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三是构建标准体系，连续发布22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要求。2015年4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DZ/T0272-2015)正式实施。该行业标准界定了固体非能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全面评价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供了指南。

至今，国土资源部已发布4批共22个矿种的“三率”最低指标要求，基本形成了重要矿种的“三率”指标体系，由此，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矿产有了“最低要求”和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红线”，也有了矿产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设计的依据。

通过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探索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模式。截至2014年底，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方面，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48.8亿元、企业配套资金949.87亿元。实现了八大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了九大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新模式，成功探索矿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发布新修订指标，新一轮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工作启动。活动自2012年启动以来，两届共产生202个模范县(市)和10个模范地级市。各地在创建中形成的45种的典型模式和79种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国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增至661家，35家矿山通过验收。2014年8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验收办法(试行)》印发，明确绿色矿山九大基本条件。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分4批确定了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35家矿山通过验收。

技术装备目录相继发布，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重大装备自主研发。近年，国家先后两次修改并发布了《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2012年版)》和《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4年版)》。

科技进步成为攻关的主要载体。近年来，我国产学研结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据统计，目前已有133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到40个示范基地的平台建设，联合设立了41个研究中心、10个重点实验室、7个院士工作站、6个博士后工作站或人才培养基地，共设立科研项目203个，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0余项。

产学研的有机融合促进了不同层面的技术攻关，突破了多项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难点，将一批低品位、共伴生和难利用资源变成了经济可采资源，经济效益显著。

如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第四批)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所属长春黄金研究院，研发了极高浓度氰化尾液3R-O新技术及成套装备，适用于需要对高浓度或极高浓度含氰、重金属、硫氰酸盐、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废水、废气、矿浆等进行综合治理的黄金、电镀等行业；研发的环保型浸金试剂推广应用技术，提高含金矿石及尾矿中金的回收率。

甘肃省早子沟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含砷、锑复杂难处理金矿高效提金综合新技术，解决了泥化严重、含锑、砷复杂金矿的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难题。

新疆白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低品位铜钼矿柱机联合分选技术，解决了低品位铜钼矿的分选难题。

据了解，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以来，共形成八大成果：

一是低渗、超低渗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平均单井产量由原来的2吨提高到8吨~10吨，提高3倍~4倍，使一次井网采收率提高3%~5%，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对低渗透、超低渗透油藏的效益开发。

二是油页岩等非常规能源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利用，为我国能源资源的开发找到了新途径。

三是页岩气勘探开发试点取得突破，展现了我国页岩气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推动建立了页岩气勘探评价、分段压裂等技术体系规范。

四是创新“以矸换煤”绿色开采方式，消除了传统煤炭开采的弊端，达到了减少占地、减轻塌陷、减少污染、增加资源的“三减一增”效果，实现了煤炭开发方式的重大变革。

五是钒钛磁铁矿等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在解决钒钛磁铁矿提钒难题的同时，实现了钒废水和废渣的全部利用。

六是有色伴生多金属资源实现高效综合回收，比如江西铜矿通过采选规模化、设备大型化、采选高效化，运用高效选矿技术，实现了含铜0.25%~0.3%低品位矿石的综合利用。

七是难利用固体钾盐开采和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比如青海盐湖示范基地利用老卤（废液）溶采盐湖中低品位固体钾矿，既节约了淡水资源，又减少了废液排放，盘活了近2亿吨钾盐资源。再比如云南磷矿首次将浮选柱应用于胶磷矿选矿，攻克了世界性难题，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矿新技术，入选品位由23%降至20.9%，在全国可盘活近30亿吨资源，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磷矿资源的保障能力。

八是低品位砂岩型铀矿勘探开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带动我国铀矿资源的高效利用。

问题：政策机制亟待完善

有资料显示，一些重点大型煤炭矿区采区回采率达到80%以上，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回采率达到85%以上，地下回采率达到80%以上；不少矿山铁矿选矿回收率达到85%左右，有色金属选矿回收率达到80%，磷、硫达到60%；50%以上的钒，22%以上的黄金、50%以上的铂、钯、碲、镓、铟、锗等稀有金属来自于综合利用。

毋庸置疑，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既增强了矿山企业的经营活力，又提高了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但是，也有数据表明，随着矿产资源大规模勘探和开发，我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回收率不超过50%，总体利用率约为20%，全国共伴生组分综合回收率在40%~70%的国有矿山企业不足40%。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5%，黑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

全国现有2000多座金属矿山尾矿库，存有尾矿约60亿吨，每年新增排放固体废弃物约3亿吨，而平均利用率只有8.3%。我国目前综合利用搞得比较好的国有矿山仅占30%左右，部分进行综合利用的国有矿山为25%左右，完全没有进行综合利用的占45%。全国有20万个集体、个体矿山基本上不搞综合利用。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矿产资源供应总量的大幅提高仍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了利用国外资源的难度增加。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通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来改善和缓解供需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才能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早日实现“中国梦”。

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企业和地方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综合利用优惠政策不到位，对矿床中共（伴）生组分勘查、综合评价不够，工业部门利用矿物有用组分单一。

其次，综合利用矿山比例低，众多中小矿山综合利用水平更低，共生、伴生有用组分利用指数低，有用组分回收少；适用于我国资源特点的综合利用技术欠缺；综合利用所得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效益不佳等。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矿产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

尽管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法制建设、标准体系、市场调节、技术研发与应用、激励约束等环节还存在制约因素。

——矿产资源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当前矿产资源法中对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政策制度没有形成合力，各类规划之间尚未实现有效衔接。

——矿产资源利用技术的创新尚不能满足新要求。技术攻关能力不够、转化率不高，技术研发与企业需求之间衔接不够，成为制约我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要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打通矿产资源管理与矿业管理，实现统一监管，有效解决资源粗放利用和环境扰动问题。对矿山企业的矿产综合利用方案进行严格审查，规定在开发立项时没有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方案的，不予颁发或者缓发采矿许可证；大力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建立资源综合利用申报认定制度、统计制度、公报制度和信息网络。

二是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进程，解决包括产权归属和矿业权设置等在内的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等相关法律问题，为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律保证，坚决打击浪费矿产资源的“败家子”行为。

三是加快技术攻关与技术推广平台建设，持续开展对呆滞矿、难处理矿的利用技术研究。加大对重大采选冶技术、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力度；对二次资源进行勘查、评价、开发和利用，培养一批“种子”企业进行推广。

四是完善综合利用的经济激励政策。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有利于促进矿产资源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将综合利用纳入国家优惠政策范围。

五是加强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提高矿山企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鼓励引导同类矿种的中小型矿山、选矿企业与资源综合利用已取得成功的大、中型企业“联姻”，以解决综合利用的资金、技术难题。

专家点评

“建立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方法体系，可为我国今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提供科学、技术和工程依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所院士袁道先，国务院资深参事、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王秉忱教授等专家组成的项目成果评审专家组对《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

袁道先院士更是对该项目能在3年内完成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表示赞赏。他认为，项目中pH值深层原位自动监测系统、CO2-GSM数值模拟软件等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首个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关于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地质工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优势，评估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支持我国利用碳储技术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地质调查局于2010年～2012年设立了“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计划项目。

作为业务指导部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吉林大学、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单位的20余支专业调查队伍与科研院所近300名专业技术人员联合攻关，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由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成果汇报会上，项目负责人郭建强有条不紊地向与会者介绍了取得的7项成果。他表示，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项目可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在政治、社会、应用、潜在效益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大成果支撑应对气候变化

创新了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方法体系，首次制定出符合我国地质条件的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方法。项目组提出了不同评价精度下，深部咸水层、油田、气田和煤层4种主要储存介质类型的潜力计算关键参数和计算方法，构建了包括地质安全性、储存规模、社会环境风险和经济适宜性四大约束目标在内的选址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多尺度目标逼近选址方法。鄂尔多斯盆地、河套盆地和重庆合川等典型地区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选址实践，不仅为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场地筛选、调查勘查与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今后同类工程场地选址积累了经验。

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区域级和盆地级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编制出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成果图系和主要沉积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成果图集，基本掌握了我国可储存的区域和储存潜力。在此基础上编制的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成果图系由11张1∶500万专题性图件组成，反映了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基本地质条件、适宜储存的区域以及目标靶区的分布情况。为提升项目成果社会化服务水平，项目组挑选出碳源分布密集、地质资料研究程度较高的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等38个盆地，编辑出版了《中国主要沉积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图集》。该图集为制定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开展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提供了科学基础数据，向社会普及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学知识。

与神华集团合作，建成了我国首个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实践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全流程工程技术——此举标志着我国完成了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后续工程的技术储备。截至2015年5月中旬，该示范工程已成功注入30万吨二氧化碳，完成了项目设计储量，未发现二氧化碳泄漏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示范工程及相应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仍在进行中，为今后开展规模化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工程奠定了扎实基础。

基本明确了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机理，并成功研发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模拟系统，为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方案优化设计与效果评估提供了基础平台。该系统由流场-温度场-化学场并行计算软件（THC-MP）、流场-温度场-化学场-应力场四场耦合软件（CO2-THCM）和人机交互界面软件（VISUAL-THC）构成，模拟计算功能强大，人机交互界面友好，易于普及学习和应用推广，能完全满足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质建模、储层性能改造预测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数值模拟等技术需求，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搭建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实验室和原位试验场科研平台，构建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大气-地表-地下”立体监测技术方法体系，探索性地提出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盖层力学稳定性、环境影响与安全风险评价技术方法。

加强项目实用仪器设备的研发，获得发明、实用新型专利10余项。其中，自主研发的深层pH值原位监测系统突破了低功耗、耐压、耐腐蚀等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满足1500米以深的二氧化碳储盖层监测要求；深部井下狭窄空间原位流体U型管取样器是国内开创性成果，为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监测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装备保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搭建了功能齐全的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理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原始数据和成果数据分类存储管理和灵活应用。项目组完成了区域级→盆地级→场地级的空间数据库，初步实现了成果的数字化与系统化；首次建立了二氧化碳动态监测数据库和pH深层监测控制管理平台；建立的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与示范工程数据库，入库资料翔实可靠，为开展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充分利用空间数据库技术和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建立了集数据提取、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检查、适宜性评价、自动或手动编图、成果展示于一体的地理信息平台。

三大经验促进当前指导未来

聚焦国家战略，瞄准重大需求。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环境影响问题原位试验场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氧化碳捕集与储存是一项具有大规模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技术，是在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现实情况下，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实现煤、石油等高碳资源的低碳化、集约化利用，促进电力、煤化工、油气等高排放行业的转型和升级，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文件，推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并对相关人才建设、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做出安排，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碳总量”控制目标。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项目在各方面取得的成果，将对解决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减排温室气体需求提供直接有效的地学技术支撑。

精心谋划善组织，真抓实干重落实。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项目亦是如此。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项目经过了3年谋划和3年实施才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2005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原总工张洪涛高屋建瓴，发表了《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埋存条件分析及有关建议》一文，正式提出加强二氧化碳储存地质条件调查和相关重大科技问题研究的建议。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密切跟踪国外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进展，组织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开展地质调查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经过3年多的准备，中国地调局第一个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质调查工作项目“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估与关键技术研究”于2009年正式立项。随后，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全面推进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质调查工作，指导计划项目实施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就“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计划项目成功立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工作项目承担单位对成果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工作过程均未出现任何安全与质量事故，圆满完成了任务书和设计书提出的各项工作。

凝聚单位倡导协作，发挥优势形成合力。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囊括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储层地质学等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地质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根据工作需要和不同行业单位特点，优选项目承担单位，形成合力，以保证成果质量。

根据工作需要，全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计划项目下设7个工作项目和42个专题。3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20余支专家调查队伍与科研院所近300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在完成项目目标任务的同时，也在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全流程技术环节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四个方面彰显成果重大意义

政治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控制矛盾突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项目的实施，基本评估了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家底”，为国家利用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制定温室气体减排规划提供了基础数据；项目实施建设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实现了我国自主碳储技术储备，提升了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

社会效益。由于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化石能源仍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本世纪直接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持续增加，如不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由此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状况恶化将继续加剧。为避免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和整个地球环境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积极采取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地球环境恶化的措施迫在眉睫。目前，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大量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也成为实现低碳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最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本项目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区域级和盆地级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制定相关规划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依据，也为我国规模化二氧化碳地质储存选址工作奠定了基础。项目建立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方法体系，在为储存工程建设企业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团队，缩短了我国在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了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研究水平。项目产生的仪器、软件等成果，能够快速应用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实践中，从而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应用情况。系统编制的我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成果图系和主要沉积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成果图集，既可为我国气候谈判会议争取国家利益提供基础数据，亦可广泛应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调查、研究和工程实践。部分项目成果已被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天大资源（中国）有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科研院所用于浙江东部、内蒙古苏里格/准格尔地区、青海、重庆、安徽、广西等地的电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选址、政府减缓气候变化规划等实际工作中。

编著出版的《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适宜性评价与示范工程》、《中国主要沉积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与适宜性评价图集》、《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地质基础及场地地质评价》等著作，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安石油大学、长安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等高校指定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教材。这些专著得到二氧化碳地质储存调查、研究和工程实践领域科研人员应用的同时，也不断向石油、煤层气、干热岩、页岩气等地下资源开发利用领域推广。

潜在效益。项目取得的开创性成果为我国开展规模化二氧化碳地质储存工程构建了有力的技术储备。项目部分成果直接服务我国首个，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神华集团煤基全流程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示范工程，在储存选址、示范工程监测等方面直接带来显著经济效益。随着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在二氧化碳提高石油、煤层气、天然气等资源采收率、核废料处置等方面的应用推广，将为我国深部地下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项目负责人简介

郭建强，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武威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土资源部专业技术二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5年毕业于西安地质学院（现长安大学）。2007~2010年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研究生，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兼任石家庄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标准化组织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和地质封存标准化委员会（ISO/TC265）专家组成员，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届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组成员，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储存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