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东部延伸着一块广袤戈壁——卡拉麦里，这里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大漠落日、雅丹地貌、荒漠草原构成一幅雄伟的西部画卷。

这里是我国唯一温带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普氏野马的原生地、世界规模最大的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也是我国现存蒙古野驴种群数量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记录到的鹅喉羚种群占全球种群的1/4。这里还有盘羊、猞猁、赤狐、草原雕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约260种，因此，卡拉麦里又有“观兽天堂”的美誉。

“踏青腿”的“荒漠活化石”——普氏野马

行驶在卡拉麦里南部戈壁，可以看到一群似马非马、似驴非驴的有蹄类动物。这是普氏野马。它们三五成群，或觅食或奔跑。普氏野马有6000万年进化史，比大熊猫的历史还悠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上原有300多种野马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荒漠活化石”。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匹普氏野马，我国有700多匹，其中新疆有512匹，近70%在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体型似家马，但头部所占比例大，咀嚼肌非常发达，没有长长的额毛，鬃毛较短且直立，背部有一条黑色脊线，小腿下部呈黑色，俗称“踏青腿”，这是普氏野马最显著的特征。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回乡”计划，让野马完成野化、回归自然。历经40年人工繁育，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放归后的野马仍然延续祖辈的优秀基因，重新绽放着生命的绚烂。

“双面性格”的“狂奔高手”——蒙古野驴

在卡拉麦里经常可以看到与普氏野马体型相似的有蹄类动物，比起野马它们头小、耳朵长，好动擅跑，无“踏青腿”，这就是与普氏野马亲缘关系很近的另一种马科动物——蒙古野驴。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区东起蒙古二连浩特沿中蒙边界狭长地域至新疆北部盆地。卡拉麦里现有全国80%以上的蒙古野驴，数量近4000匹。

蒙古野驴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60公里以上的速度，这种出色的奔跑能力，使它们在面对危险时能迅速逃脱。野驴视觉、听觉和嗅觉非常灵敏，生性胆小却又脾气十足，既是“胆小鬼”又是“大犟种”，具有典型的“双面性格”。卡拉麦里是蒙古野驴的天然“竞速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驴径”，见证了它们在沙漠、戈壁、低丘里恣意狂奔的盛况。

“荒漠精灵”和“换装高手”——鹅喉羚

在野马、野驴遍布的准东戈壁，还有一群动物被称为奔跑在荒漠里的“优羚”——鹅喉羚。因发情期雄羊喉部膨大，似公鹅头，故而得名。鹅喉羚尾巴比黄羊长，也称“长尾黄羊”。它们身形矫健、四肢细长、善于疾驰，是荒漠半荒漠地区指示物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新疆拥有15-20万只鹅喉羚，其中卡拉麦里约有1万余只。

荒漠是鹅喉羚的“大舞台”。哪里有水就去哪里，往往以小群居的方式适应荒漠环境。它们自带一身保护色，并且会随着季节变化“换装”。一旦发现危险，就会竖起尾巴，亮出白色的臀部，快速逃跑，晃动的白色就是羊群独特的预警信号。

苍穹之下，鹅喉羚与普氏野马、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一起，在卡拉麦里野生植物丰富的乐园里纵情驰骋，共同构筑成我国最典型的温带荒漠生态系统。

大自然的旷野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亿万年的时光变幻在这里留下精彩纷呈的印记。近年来，卡拉麦里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实现大幅增长，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种群数量不断恢复扩大，这得益于一代代保护区管理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常年奋战在这里的广大地质、林草、气象、动植物等工作者的默默守护与支撑。

2022年，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创建申请正式获批，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即将成为新疆首个国家公园。如今的卡拉麦里，蓝天、白云、远山、戈壁、草原和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正在书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月28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围绕“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主题，开展了一次党的政治建设专题党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旗帜鲜明讲政治。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了学习教育。

学习教育中，为切实学通弄懂并贯彻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党员们聆听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八项重点任务》为题的微动漫辅导授课、听取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的视频辅导课——《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刻认识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大力度抓，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消除了党内严重政治隐患，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同时，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较突出，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切实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集中学习，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注重政治效果，考虑政治影响，坚决防止和纠正把政治与业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和做法，确保政治和业务融为一体、互相促进；提高政治担当，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部局党组工作要求，坚持立足本职工作履职尽职，为地学文献中心事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 题：新气象，开创民主法治新局面——从２０１８年两会看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罗沙、丁小溪

新华社记者 卢哲编制

坚定不移走全面依法治国之路，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踏着春天的脚步，５０００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将聚首北京，履行职责、共商国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面依法治国号角，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指明方向。亿万人民满怀期待，党的十九大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必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的征程、呈现新的气象。

标定民主法治建设新方位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标定下鲜明的历史新方位。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述，因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引人瞩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头崇尚法治、践行法治，形成一系列法治建设新理念……五年多来，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团结带领人民开启民主法治建设新征程。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民主法治建设始终不变的底色——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４７１件，政协委员提案３６６５件，并已全部按时办结。

从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百姓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让人民更有效监督宪法法律实施；从协商议政新格局汇聚各方智慧，到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集纳睿智良策……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听民声、广集民智，“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旺盛活力。

依法治国，确保经济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在全球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之际，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外国人艳羡的“平安绿洲”。

五年多来，立法工作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国家发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意愿。司法体制改革动真碰硬，着力破解一切阻碍公平正义的顽瘴痼疾。法治政府建设集中发力，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迸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筑牢制约权力运行的法治“笼子”……

“监察法草案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打下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顺应民主法治建设新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引发的“离婚后被负债”问题，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最高立法机关２０１６年以来收到近千件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２０１７年全国人代会上，４５位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对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审查；２０１８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

从“一方负债二人背”到合理界定共同债务——规则的修改折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对法治品质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安全保障的法律依赖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人民期待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期待对自身发展能有更长远的预期和更持久的信心……

踏上新征程，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强调保障人民权益。

从实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破解“民告官”难题，到编纂民法典保障人民权利；从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方便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到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民权益靠法律保护、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促进新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为社会进步汇聚正能量。

从完善经济立法、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到夯实市场监管制度，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促进改革发展蹄疾步稳，谱写更加靓丽的成绩单。

面对新变化，民主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探索符合实际的基层民主形式，钱咋花、事咋办，大家说了算，基层民主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制度的框架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序行使，画出最大同心圆。

人民意志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民主法治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制度保证。今年政协大会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协商议政格局，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我国协商民主呈现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态势，将有序参与、平等意识、民主监督、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等融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凝聚广泛共识，求取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说。

破解民主法治建设新课题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壮美蓝图，顺应新要求、把握新机遇，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

——让民主法治更好保障经济发展。

２月１２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国徽高悬、气氛庄严。审判长孙华璞敲响法槌，备受关注的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正式开庭。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最高法决定人民法院再审３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以法治方式护航改革发展的坚定决心。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避免公共决策“拍脑袋”“一言堂”；公布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各级政府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让创业干事的市场环境日益清朗。

——让民主法治更好守护安居乐业。

这个冬天，哈尔滨市部分城区比以往早１０天供暖试运行，居民提前入“暖冬”。这一转变，源起于黑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的８件提案。

“民主党派提交的民生提案，得到了政府回应、企业响应、群众点赞。”民盟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李福生由衷地说。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让人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拉开序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聚焦生态环境和食药安全，各级法院加强民生案件审判执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正在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让民主法治更好捍卫公平正义。

“于欢故意伤害案”从二审开庭到宣判，山东高院通过微博进行了全程直播，大量庭审细节、案件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恰如一场“全民法治公开课”。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网络直播庭审让公平正义“看得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突破３００万件，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更好化解民忧、维护民利，公共法律服务覆盖城乡各领域各群体……司法民主有序扩大，民主法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与民主的深刻内涵得以彰显，让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稳步提升，值得点赞！”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说。

——让民主法治更好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到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到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党的十九大奏响新时代法治最强音。

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更加注重改进执法司法方式，努力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为民主法治建设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凝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

2018年1月19日，中设认证公司张永波高级审核员应邀到地调局水环中心进行新版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核心内容的讲解和培训。

张永波老师介绍了新版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变化和要求。结合实例，分析了质量管理体系基于风险思维方式、环境因素分析、风险与机遇识别、知识体系建立等标准新要求的内涵，讲解了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积极参与、过程方法、改进、循证决策、关系管理七项质量管理原则，重点从领导作用、全员积极参与、改进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讲解方式生动、幽默、接地气，从建立战略和梦想的高度，为参会人员上了一堂激情满满的质量宣贯课 。

会议指出，领导作用是质量管理体系最核心的内容，不仅仅是最高决策者，各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都是领导体系的组成者，应加强质量意识，共同推动水环中心质量管理体系工作，进一步提高水环中心地调科研产品质量。

全体职工应与单位融为一体，与单位的发展战略方向相结合，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水环中心领导、副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