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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孙大光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

    肖序常:山高水远路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