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和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试点，并启动实施。随后，建德市、淳安县、常山县、开化县四县（市）分别着眼于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融合、内陆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1年，钱塘江源头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十大案例。

在开展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四县（市）中，有两个县隶属于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城市，衢州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扎实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为其保护浙江生态屏障的第一道关。

废弃矿山变身“常山小瑞士”

眼底是生机绿意，星罗棋布的稻田错落有致；眼前是矿山绝壁，雪山般斑斓的灰黑色岩壁高耸巍峨；抬头远眺是三衢石林，山石壮阔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记者走进辉埠矿山公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你很难想象，许多年前这里曾是机器隆隆的矿区开采现场，灰尘弥漫。

辉埠石灰石矿区整治后一角

辉埠矿山公园位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这里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采历史悠久。2006年，当地被命名为“中国常山钙业生产基地”，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常山县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时的2013年其年产值达到10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0%。然而，粗放式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过去的辉埠镇，天是灰色的，镇域内尘土飞扬，当地老百姓常常是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采访现场，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回忆起多年前的场景感慨万千，“因为灰尘大，当地村民种植的水稻上落满水泥浆和灰尘。丰收时节，当各地稻谷飘香，抓紧抢收时，当地的农户却因为晴天灰尘太大无法抢收，只能等到下雨天才能收割。”不仅如此，“粗放式开采还导致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长时间风化剥落，岩体原生结构面长期裸露，存在大量地质安全隐患。此外，大量矿渣等松散物质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孔隙汇水及石灰岩溶解造成重度碱性水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水系生态环境及居民日常用水安全。”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补充道。

开展区域综合整治迫在眉睫。2013年，常山县“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场以地质安全和生态绿色为出发点，以“山水林田”要素协同修复为技术着力点，以建管发力、长效机制为管理落脚点的“生态修复战”正式打响。

工程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率先对当地的钙产业链条进行系列整治，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落后生产线，彻底切断污染源头。随后，工程对矿山边坡开展生态修复。针对矿区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的实际，设计施工团队实施“一区一策”，有效清理宕底台地的矿渣与落石，消除矿山边坡地质灾害隐患。针对石灰石尾矿废水造成的区域性水体和土壤破坏，常山县着手实施水体环境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东乡湖生态消纳系统，引取周边大坞水库和灵湖溪的水源进入消纳池中，强化碱性水生态消纳效果，真正实现污水长效化、智能化处理排放。同时，紧密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林草植物保护措施和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不仅如此，工程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整合资源进行全域规划设计和整治，将废弃矿山宕底、废渣场地复垦为耕地，将相邻未利用坡地进行连片开发改造为耕地；对旱地进行防渗层回填、改造，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至此，工程多措并举，通过“山水林田”协同修复，将“地质+生态”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长效管理”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但是，常山县的石灰石储量和品位位居浙江省首位，去产能后该如何实现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利用石灰石资源，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得。”常山县给出了答案。

为此，该县在整治的同时，成立了常山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石灰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市场化运作，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工作。同时，辉埠镇凭借常山“两山合作社”这把“金钥匙”，对辉埠后社片区矿山开采、钙产品加工遗留的污染用地及周边土地进行集中收储，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投产企业进驻提供了优质的融资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成为辉埠镇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力助推器。

统计显示，通过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676亩。治理后，矿山边坡失稳、崩塌情况不复存在，地质灾害威胁得到有效消除；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4年的81.8%上升到2021年的98.6%；通过土地平整和连片改造，新增水田360亩、旱地690亩，旱改水150亩，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村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托辉埠工业园区平台，走出了一条契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子。2020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5万元，同比增长15%……

如今，曾经的矿区和生产企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辉埠矿山公园。打开社交平台，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常山小瑞士”，高大冷峻的矿山与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碰撞形成的独特风景，吸引数万网红慕名在此拍照打卡。可以说，项目的实施，使全镇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

地役权补偿机制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愿意游进钱江源；如果我是一只鸟，我愿意飞向古田山。”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示区，有这样一段优美诗句格外吸引人。

诗中提到的“钱江源”，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衢州市开化县，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便坐落于此。钱江源园区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而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亚马逊雨林”。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秉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定位，针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比高等特点，创新性探索了地役权补偿的机制，辅之以社区共管机制加以具体落实，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

据了解，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2.3万公顷的林地面积中，集体林地占比高达79.6%。为实现集体林地统一管理，2018年2月，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内率先启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规范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你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我的统一监管，我就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2020年，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的基础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又推出农田地役权改革——在村民承诺农田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的前提下，给予农户每年每亩200元生态补偿金，此举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今年，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大，补偿金额增至每年每亩800元。2021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论坛组委会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结果，“钱江源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探索实践”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林地、农田地役权改革覆盖4个乡镇，包括21个行政村、64个自然村，3199户10644位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同时，试点区强化科研监测，推进数字赋能，通过开展自然教育、融合区域发展等多种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持续释放生物多样性红利，有效解决了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的难题，为我国人口集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范本。

下淤村治水富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就在常山县实施“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开化县着手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并探索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等4个村也在积极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全域整、综合治、全面改”，曾经的乱点建成了景点，荒滩变成了公园，下淤村也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写了“百亩水岸胜过千亩良田”的佳话。

“早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不过都是来采砂的。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副乡长方继高介绍说。

行走在音坑乡双溪公园，古树成林、虬枝盘曲，脚下一条条弯曲的小路通向远方。鸟鸣声、人语声、欢笑声，汇集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挖沙船“隆隆”作响、河道被挖得坑坑洼洼……

据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任科员翁宇涛介绍，双溪公园是中村溪、马金溪两条河流百年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地，面积约30余亩，滩上有成片的天然枫杨树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前，这里一直是采砂制砂的砂场，河道无序挖砂，场地砂堆成山，洗砂、制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天然枫杨树林也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化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制砂场实施依法强制关停，并启动双溪口河滩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在保护原有树木的基础上，通过“围护、回填、复绿、美化”等手段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护岸、休闲步道，种植草皮、补种景观树种，增设休闲设施和生态公厕，把脏乱差的河滩地治理成一个集茶文化交流、露营、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园。

在治理河滩地的同时，堤岸治理也在同步进行。“我们坚持以‘原生态+景观’，把治水和造景有机结合起来。”方继高指着河岸护坡向记者介绍，“我们使用大叠石作为护岸建设生态护坡，就地取材以青石板、鹅卵石建成河岸游步道，这样看起来建设成本增加，但是实际带来的综合效益却很高。”

由于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地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此，下淤村结合马金溪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整合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项目，大力打造下淤自身品牌，并流转490亩土地，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古道修复、宗祠复建、传统美食、精品民宿等项目，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据统计，目前村集体流转土地约占全村土地的90%。“通过规模化整治流转，将‘农地流转、农居集聚、耕地保护’3项措施有机结合，在鼓励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创建特色旅游品牌，真正实现依靠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下淤村成为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频点赞的“好地方”，并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市级荣誉2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开化县平均水平的1.5倍，实现村强民富……

不难发现，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让衢州的山更青、水更绿、园更美、人更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同时也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如今，衢州市正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欧洲的火山和沉积盆地中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熔岩驱动的高热烩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冰岛、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多用于发电；可供直接利用的中、高温地热资源多分布于盆地地区，如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而随着地源热泵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浅层地热资源随处可用，尤其在奥地利、瑞士、德国和瑞典等多个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目前，欧洲将地热利用方式划分为地热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三类，这三类地热利用市场均占据重要地位。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报告显示，全球地热装机总容量2015年大约为82GW（吉瓦），地源热泵利用比例最高，达到61%，其中欧洲占据着最大的地源热泵市场。从具体国家来看，地热能装机总容量最高的前15个国家的总装机容量达到全球的85%，这其中有10个国家分布在欧洲。

从整个欧洲来看，地热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三种地热利用方式都得到较好的应用和发展，而且都已具备相关的成熟技术。目前的研究和攻关焦点在于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地热利用更具市场竞争力。

1 高温地热发电占主导，中低温地热发电势头正旺

在欧洲，地热发电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友好，且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方式，这也使欧洲的地热发电市场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截至2014年底，全球地热发电厂装机容量达12GW，其中欧洲地热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60MW（兆瓦），占全球总量的17%左右。

近10年来，全球地热发电量也在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在3%左右，2014年全球地热发电量达到74TWh（太瓦时）。其中，欧洲88座地热发电厂总发电量为12TWh，占全球地热发电量的16.2%，10年间6.3%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全球水平。目前，欧洲地热发电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冰岛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占比分别为44%、43%和10%。其中，近几年地热发电量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土耳其和冰岛，而意大利地热发电量相对稳定。由于2014年试运转和维修的原因，欧洲地热发电厂的产能利用率在76%左右，与过去几年的水平相当。

发电技术方面，主要有干蒸汽发电、闪蒸发电和有机朗肯循环发电等，其中干蒸汽发电和闪蒸发电技术主导欧洲市场，占比分别为40%和42%。比如，意大利以干蒸汽发电技术占据主导；冰岛地热资源为高温湿蒸汽资源，几乎都采用闪蒸发电技术。但最近10年，利用中低温地热能的有机朗肯循环（简称ORC）发电技术发展较快。由于土耳其拥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ORC发电技术成为主流。

2014年欧洲地热发电容量较2013年新增170MW，并全部来自于土耳其。从发电方式来看，新增容量全部集中在ORC方面，这主要是由于中温地热发电的增加，但传统发电装置仍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地热资源，冰岛、法国、德国和土耳其已启动了围绕地热发电的地热综合利用项目，以地热发电为主，采用“热电联供”或“冷热电联供”模式，在解决电力的同时为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供热或制冷需求，这将显著提高当地地热资源利用效率。

2 地热直接利用技术已成熟，新技术出现较少

地热的直接利用主要包括：区域供暖、洗浴和游泳加热、温室加热、水产养殖池加热、工业用热、农业干燥和融雪等方式。目前，欧洲地热直接利用最为活跃的部门仍然是集中供暖，欧洲地热能委员会（EGEC）统计显示，2014年欧洲地热供暖产热量新增大约80GWh（吉瓦时），总计达到4260GWh，占到地热直接利用的40%。2015年欧洲地热直接利用装机总容量估计为4701.7MW，主要利用国为冰岛、土耳其、法国和匈牙利等。目前欧洲共有257个地热集中供暖厂，主要分布在法国、冰岛和匈牙利等国家，2014年和2015年共新增23个。

地热直接利用技术已经成熟，最近，除了在建筑供暖的集成利用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外，地热能直接利用领域并没有多少新专利。目前，供热系统是推动地热直接利用最有力的部门，由于地热流体往往不适合直接被分配到区域供热网络中，因此地热直接利用的发展取决于其他行业热交换器先进技术的发展。而在地热资源开发方面，一个新的概念“三重系统”被提出来，主要是通过钻探一个新的生产井，同时把前两个钻井转换成回灌井，以此来延长设计项目的寿命。这个概念已经在法国付诸应用，它可以使地热能源延长30年的使用寿命。目前，越来越多的供热系统开始采用此三重系统。

3 地源热泵技术方兴未艾，环保型技术成为关注点

地源热泵技术在欧洲获得广泛推广应用，2013年“欧洲地热大会”（EGC）将地源热泵作为地热利用的一个独立分类进行统计。据JRC2015年报告，全球地源热泵总装机容量约为50GW，其中欧洲装机容量达到19GW，全球占比最高，达到38%左右，其次为美洲和亚洲。

EGEC数据显示，目前瑞典、德国、法国、瑞士和挪威成为欧洲地源热泵领域的领头羊，5个国家地源热泵装机容量之和占欧洲的69%。欧洲的地源热泵市场已经从过去由许多小型本地公司组成的市场发展成为主要由供暖和空调制造商组成的大规模的市场。目前，欧洲热泵及地源热泵市场被几个主要生产商所控制，这些大的制造商主要来自于地源热泵发展较为迅速的德国和瑞典。

当前，地源热泵技术研发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效率和减少运作成本，主要进展包括：降低维修和养护成本，改进控制系统，使用更有效的液体工质，提高辅助设备（如泵和风扇）的工作效率。目前，地源热泵的COP值（用于评价热泵的能源转换率）通常在3～4左右，通过优化设计提高热泵的COP值是目前技术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同时，开发环保型的，并且具有更好的热特性的新型防冻液也是地源热泵技术发展的关注点。通过降低钻孔热阻指标（RB）以提高浅层地热系统的“赫尔斯特伦效率”也被寄予厚望。可以预期这些技术进步都将有助于提高地源热泵系统的效率。

4 针对不同利用方式推出系列支持政策

欧洲地热资源利用的发展离不开欧盟在区域层面推出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和联合行动计划。欧盟通过其“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和其他鼓励机制来支持地热资源的开发，并且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来促进地热资源的有序健康发展。从1998年欧洲地热能源委员会成立、2000年欧洲热泵协会成立，到2010年EERA地热联合计划启动、2012年地热ERA-NET计划启动，欧洲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平台和联合计划不断完善；从2004年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起草决议以促进地热开发，到2012年《地热科技的战略研究重点》发布，明确欧洲地热开发利用的方向和目标，欧洲对地热能开发的支持政策不断细化。

针对地热能开发和利用，欧盟内部存在着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政策支持制度。这些支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间有所不同，同时因三种不同地热利用方式（发电、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的发展现状而有所差异。

欧盟地热发电补贴形式多样，但进展较慢。地热发电项目通常具有前期投入大、开发时间长的特点，至少需要3年时间，平均开发时间大约为5至7年。鉴于此，欧盟在2009年立法要求在传统电力系统运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欧盟对地热发电的政策支持方式主要有：风险保险基金、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可再生能源溢价机制（FIP）、可交易证书、投标和软贷款等。虽然FIT和FIP这些基于市场的机制通常适用于多种新能源技术，但在地热发电项目的应用并不理想，因此欧盟对地热发电提供类似政策支持的国家并不多，目前实行FIT政策的有奥地利、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实行FIP的则仅有意大利、荷兰等4个国家。

目前，欧洲地热能的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补贴正在逐渐减少。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式主要有投资补助、减税、碳排放税减免、保险和低息贷款等，目前欧盟多数国家仅保留投资补助这一项支持政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实行多种财政支持政策，比如法国在投资补助、减税、碳排放税减免和保险等方面都有支持。EGEC认为，从成本的角度看，地热取暖技术（增强型地热系统除外）与化石燃料采暖技术相比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使得政府对地热直接利用和地源热泵技术的补贴逐步降低。但同时，地热开发前期投入大依然阻碍着地热相关技术的发展，因此需要引进一些创新性的融资工具，例如能源服务公司（ESCO）或对地源热泵消耗的电力给予折扣。

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人类发展前景的全球性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活动已成为全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对相互之间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影响不断加大，人类进入了生态全球化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持续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树立“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地质调查工作迎来了新的转型发展。地质调查工作如何适应与服务全球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并推动全球与区域问题的解决，亟待深入思考。

11990～2015年不同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开采量与消费量变化

地球系统问题的全球性与区域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影响的程度和频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人类施加于地球系统的各种压力进入“大加速”时期，地球从全新世跨入了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经接近或超过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并正在继续加剧，有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在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发出警告：地球系统越来越抵近危险的“临界点”。

1. 全球自然资源开发从线性增长转变为指数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长尤为突出

过去的100多年，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开发经历了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的转变。

（1）矿产资源：全球开采总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主导矿产消费，发展中国家开采快速增加

1901年以来，全球矿产开采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稳定增长与急剧增长的变化。与1901年比较，2015年全球矿产开采总量增长了32.0倍，其中化石能源增长14.6倍，金属矿石增长41倍，非金属矿石增长49.3倍。根据开采量增长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可划分为4个阶段：1945年以前，矿产开采量缓慢增长，年均增长0.59亿吨，人均开采量1.73吨；1946～1973年，矿产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40亿吨，人均开采量增长到5.78吨，年均增长4.0%；1974～1997年，矿产开采增速减缓，年均增长6.1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6.34吨，年均增长0.4%；1998～2015年，矿产开采量急剧增长，年均增长16.0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9.01吨，年均增长2%。

近几十年来，全球矿产开采与消费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开采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OECD国家主导全球，开采量占全球的41.8%，之后开采量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到2015年降至23.0%，并且自2007年开始由增长转变为下降趋势；金砖国家开采量快速增长，在1995年超过OECD，占全球比例由1995年的37.9%升至2015年的51.6%。从消费来看，直到2007年，OECD国家消费量呈不断增长趋势，1990～2007年平均占全球总量的52.1%，2007年之后消费量降中趋稳，近年来稳定在295.42亿吨左右，占全球比例降至2015年的36.4%；金砖国家消费量在2000年之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3%，在2010年超过OECD国家，到2015年增至360.5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44.0%；其余国家矿产消费量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年均增长3.1%。

全球资源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全球矿产开采消费格局的变化。1990～2015年，OECD国家人均矿产消费量大大高于其人均开采量，平均高出42.2%，且这一比例有增大的趋势。这表明，发达国家所开发的矿产根本满足不了其消费需求，通过进口越来越多的原矿石、矿产品与各种制成品来补充。金砖国家、其余国家人均开采量一直大于其消费量，说明发展中国家所开采的矿产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外，有相当比例以原矿石、矿产品、各种制成品等形式出口。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矿产开采量14.6吨/人，消费量11.7吨/人，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每人平均为其他国家贡献了2.9吨的矿产。目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不相适应，亟需变革，以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2）水资源：开采总量保持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

全球水资源开采在总量持续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差异。1901年～1950年，全球水资源开采量缓慢增长，由6713亿立方米增至12265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3%；1951年～1980年，水资源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3.2%；1981年以来，水资源开采量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8%。OECD国家水资源开采量在1980年由快速增长转变为稳定波动趋势，近年来稳定在92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23%。金砖国家水资源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60年～2000年年均增长2.4%以上，2000年以后增速有所减缓，到2015年增至175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43.7%。全球水资源开采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灌溉农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农业快速发展，加上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用水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由于越来越多地进口工业制造产品与粮食，同时技术进步促使工业与城市用水下降，用水量自以前的增长转变为稳定或下降。

地下水开采量快速增加，部分发展中国家含水层疏干问题严重。全球地下水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的3120亿立方米增至2010年的9820亿立方米，增长了3倍多。与水资源类似，地下水开采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发达国家地下水开采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已趋于稳定或缓慢下降。例如，美国地下水开采1950年～1980年保持了30年的增长，之后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地下水开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处于快速增加的态势。例如，埃及1972年～2000年地下水开采量增长了6倍。地下水开采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国等5个国家地下水开采量占全球总量的53.2%。地下水开采量的快速增加导致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泉水消失、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

（3）土地资源：城市与农业用地持续扩展，生态空间不断萎缩

1901年～2015年，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是拓荒草原与森林来扩展农业用地，开发农业用地来扩展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农业用地面积扩展趋势趋于减缓。1901年～1955年，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长0.88%，占全球土地面积的比例由20.6%增至33%；1955年～2015年，农业用地面积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23%，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8.0%。从区域上看，欧盟、东欧和北美的耕地面积有所下降，而南美、非洲和亚洲的耕地面积呈扩大态势。全球森林面积不断减少。1901年～1960年，森林面积平均以每年减少0.18%的速度逐年缩小，1960年以后森林面积缩小速度减缓，年均减少0.1%。

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张。遥感图像分析表明，全球城市面积6587.6万公顷，占全球土地面积的0.51%。城市用地占土地面积比例最高的地区是西欧（2.11%），其次是东亚（0.97%）、北美（0.72%）、东南亚（0.63%）。据统计，1950年～2015年人口大于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2个增加到29个，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5个增加到45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目前城市面积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80%的土地来自于农业用地。虽然城市占用土地面积比例很小，但是由于城市集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剧，区域分化明显

在不断加快的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用下，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水土污染等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1）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攀升，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根据观测数据，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呈加剧趋势。1901年～1960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由296ppm增至316ppm，年均增长0.11%；1960年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61年～1997年均增长0.36%，1997年～2015年均增长0.55%，2015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至399.57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2015年化石燃料燃烧与水泥生产排放了360.2亿吨二氧化碳，是1990年的1.6倍。

发展中国家开采了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来满足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需求。在世界经济发展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降低或放松了环境标准要求，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碳产业发展；而发达国家对环境标准要求不断提高，以提高本国环境质量和生活舒适度。受此影响，高碳产业可能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导致碳排放转移。全球碳计划（GCP）对1990年～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表明：OECD国家因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且差值越来越大；相反，金砖国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差值亦越来越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开发了本国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加工、制造成各种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承担了碳排放量上升与环境污染的代价。

（2）重大突发性地质灾害呈上升趋势，经济损失快速增加

全球重大地质灾害发生频次不断上升。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构EM-DAT灾害数据库收集了各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入库灾害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造成10人以上死亡；100人以上受到灾害影响；政府宣布应对灾害紧急状态；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呼吁国际援助。1940年～2015年，全球发生重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697次，造成6.5万人死亡，有记录的经济损失约89.4亿美元。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重大地质灾害增长较慢，80年代以后发生频率快速增加，从8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10次增加到近10年的年均18次。虽然发生频次增加，但是因灾死亡人数没有明显增长，单次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总体上是下降的，从1970年～1979年的136人/次下降到近5年的38人/次，说明各国地质灾害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自80年代以来快速增加，从70年代的平均每年0.14亿美元增加到近10年的平均每年1.76亿美元。

不同国家地质灾害发生与防治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美国1960年～2009年地质灾害共造成33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4亿美元（按1960年折算）。1970年以后，美国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年死亡人数在4人以下；1985年以前直接经济损失呈快速增加趋势，之后直接经济损失则呈减少的趋势。墨西哥1997年以前地质灾害发生在低水平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0次左右，平均每年导致近14人死亡；1998年以来，地质灾害显著增加，平均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增加至86次，平均每年导致50人以上死亡。尼泊尔1971年～1992年发生地质灾害频次保持稳定，多在19次上下波动；1993年以后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并呈周期性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20次以上，在高发年可达380次以上。

（3）全球水土污染处于上升态势

已有数据研究表明，全球水土污染呈上升趋势，随着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新兴市场国家水体和土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污染压力。

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每天大约有200万吨工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地表水体中，全球每年污水产生量高达1500立方千米。在发展中国家，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有8.84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全球88%的腹泻与不安全饮用水、缺乏卫生条件有关，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和农业种植区，地下水中的氮浓度不断上升，地下水质趋于恶化。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孟加拉国、缅甸、阿富汗、柬埔寨、印度、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地下水砷污染，影响了3500万～7500万人口的饮水安全。土壤污染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由于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工农业的发展，欧洲土壤污染严重。据欧盟调查，38个欧洲国家发现大约有250万个场地存在污染风险，其中有34.2万个已被确认为污染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由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土壤污染问题在很多国家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耦合在一起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使人们必须从全球尺度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同时，不同区域或国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与人类相互联系最为密切的近地表圈层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呈现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促使人们必须从近地表圈层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在问题驱动下，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聚焦近地表圈层形成了一个新兴领域——地球关键带。

近年来，我国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从生态、经济、政治、合作等方面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在生态方面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无边界，保护地球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内涵是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由此，学术界与政界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1. 地球系统科学：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系统科学把地球看成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的统一系统，重点研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整个地球系统的过去、现今及未来的行为，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与对策方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科学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为重点，技术方法不断发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体系日趋完善与成熟。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1）以观测、机理、建模与解决方案为重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地球系统观测网不断扩展与升级，地球系统监测能力不断增强。美国NASA于1991年建立地球观测系统（EOS），利用卫星与其他手段对全球陆地表面、生物圈、地球空间、大气以及海洋进行长期观测；EOS之后，启动了地球系统任务（ESM），加深对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的认识；2017年，启动了下一代联合极轨卫星系统，用于天气预报和环境监测。美国地质调查局自1972年起陆续发射LandSat系列卫星，用于探测地球资源与环境，包括调查地下矿藏、海洋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监视农、林、畜牧业和水利资源利用，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等。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自1986年开始研发SPOT系列卫星，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植被监测、自然灾害评估等。欧盟与欧洲航天局自2005年资助地球观测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GMES），由遥感卫星与陆地、海洋、大气等监测传感器组成，2013年更名为“哥白尼计划”，以扩大地球观测计划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地球系统变化与过程机理研究不断深化，揭示了地球系统要素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变化规律与影响。地球系统变化包括大气过程、海洋过程、陆地过程、冰冻圈过程等，这些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由于碳循环是地球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的核心，全球碳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前沿问题。人们对岩石圈、陆地生态系统、海洋、大气以及人类社会等碳库的储量、在全球碳循环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造成全球变化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区域气候、土壤、水文、地质等因子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针对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影响，学者从植物群落、植物生理生态、地下生态、水生态系统、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先后建立了多个地球系统模拟模型，地球系统变化预测能力大幅度提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大气模式、海洋模式、陆面模式、海冰模式等地球系统模拟模型的研发和应用。2000年美国NASA提出构建地球系统建模框架ESMF，包括核心框架、天气及气候建模、数据同化应用等，为地球系统建模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开放资源的软件平台。ESMF发展至今，已经拥有40多个模型，包含大气圈模型、大气动力学/物理学相关模型、海洋模型、陆地和陆表模型、水文学/分水岭模型等。欧洲提出了欧洲地球系统模拟网络（ENES）计划，包括地球系统模拟集成和气候资料存储与分发两个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欧洲地球系统模拟和气候预测系统进行集成模拟研究。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地球模拟器”计划，于2002年研制成功，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超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和模拟研究。中国科学院开发了地球系统模式CAS-ESM，集成了大气、陆面、陆冰、海洋、海冰等分量模式。

应对全球变化提出了系列减缓、适应方案，服务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和措施决策。基于地球系统观测、机理研究与模型模拟预测，开展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呵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中，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努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通过人类自身行为的改变，主动适应地球系统变化；通过土地系统和景观的重新设计，协调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协同，降低地球系统变化的风险。

（2）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和推进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成为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于2010年提出了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地球系统科学面临的5大挑战：一是如何提高对未来环境条件及其影响预测的实用性；二是如何发展、增强和集成必要的观测系统用以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三是如何预见、识别、避免与管理破坏性全球环境变化；四是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经济和行为变化以迈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路径；五是如何在技术研发、政策制定与社会响应中鼓励创新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

面临这些重大挑战，地球系统科学将会从自然科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有广泛的科学和人文领域参与的研究，从单学科主导的研究转为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研究。“未来地球计划”未来10年将集中在3个方面：动态行星地球——观测、解释、了解和预测地球、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驱动力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全球发展——获得管理食物、水、能源、材料、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可持续性转型——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评估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全球环境治理与管理战略。

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一理念被联合国纳入相关决议，与“未来地球计划”等一起共同引导与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2. 地球关键带理论：服务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地球关键带是指异质的近地表环境，岩石、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在其中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调控着自然生境的同时，决定着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供应。地球关键带科学为近地表圈层地球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在此框架内开展全面、系统、持续、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说，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地球系统科学在近地表圈层的具体实现，为地球系统科学提供区域理论基础并服务于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1）融合地质、水文、土壤、生态等学科，地球关键带科学快速发展

通过探索，地球关键带科学形成了一条整合研究的技术框架：循环上升的调查-监测-研究体系。通过调查、监测和研究的循环进行，不断深化对关键带及其过程时空变化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图件、数据和成果集成分析，针对管理者、科学家、社会公众等服务对象生产各种产品，将关键带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传递给社会。

调查是了解地球关键带组成与结构的基础，也是部署监测和开展建模的基础。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其核心科学体系科学战略（2013～2023），明确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靶区，提出针对关键带的结构和过程进行调查，建立关键带3D/4D地质框架模型。针对土壤侵蚀、盐渍化、有机质减少和滑坡等土壤环境问题，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土壤保护主题战略，将传统的1～2m深的土壤层扩展到地表至基岩之间的未固结土层进行调查和研究。关键带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回答“关键带如何形成与演化”这一基本科学问题。欧盟资助的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了代表土壤形成不同阶段的4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确定关键带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带生态服务的可持续性。

监测是了解地球关键带随时间变化的基础，为建模提供所需的输入数据和校正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7年启动了关键带观测计划，先后建立了10个关键带观测站，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各种要素进行长期观测。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于2008年启动了陆地环境观测建设项目，先后建成了4个陆地环境观测站，为区域尺度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地下水、包气带水、地表水、生物和大气的基础观测数据。法国则通过提升现有的“河流盆地网络”所属的观测站，建设关键带观测设施，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要素进行观测。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启动了“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4个典型地点建立了地球关键带观测站，将土壤监测作为长期观测的重点。

建模对于深化对关键带形成、运行与演化的科学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关键带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例如，美国关键带观测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能够描述关键带生态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水文过程的系统模型，定量预测气候变化、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下关键带结构和功能的响应。关键带过程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单个过程的数学模型，一类是描述多个过程叠加的耦合过程的数学模型。对于前者，目前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模拟模型；而对于后者，是关键带建模的重点和难点，尽管近年来做了很多探索工作，耦合模型还远不成熟，仍在不断发展中。

（2）随着地球关键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或将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

地球关键带将与经济社会最密切的近地表环境作为独立的开放系统，为区域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的进展表明地球关键带科学有潜力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为经济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管护、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未来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发展方向包括4个方面：开发一个统一的地球关键带演化理论框架；开发耦合的系统模型来探究地球关键带服务；开发一个集成的数据和测量框架并进行验证；建立多学科集成的地球关键带观测站。

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我国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内涵上，地球关键带与山水林田湖草异曲同工，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目标均是推进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体现。地球关键带科学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共同构成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共同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思考

地球系统问题得到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社会治理层面，围绕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需求形成了“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在学术层面，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的进步，以问题为导向，地球科学形成了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聚焦近地表圈层衍生了“地球关键带”新领域。由此，政府与学界在应对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地质调查工作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调查、监测与机理研究，加强综合评价，服务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综合调查评价。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地质调查工作的重点靶区。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开展不同尺度的专业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充分反映地质框架的成土条件、成矿条件、水文条件等多种属性，建立地球表层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区域问题综合评价，形成基础扎实、数据可靠、形式多样的综合评价产品，服务区域生态治理与自然资源综合管理。

二是以服务生态保护修复为目标加强生态地质调查。根据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选择典型地区探索开展生态地质调查，形成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根据自然资源勘查开发的源头保护、利用节约与破坏修复全过程需要，推进不同尺度生态地质调查，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地质解决方案。

三是以服务全球资源治理为重点加强全球问题合作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加强产能合作，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立足我国优势，在前沿与关键领域，策划实施地学大科学计划，以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地球化学调查、青藏高原特提斯演化与资源-环境效应等为重点，推进国际地学大计划合作。

四是以资源环境要素为重点加强地球系统探测与监测。采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等对地观测技术，定期采集全球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协调、整合、新建观测站点，形成地球关键带综合监测网。开展区域自然资源数量、质量与生态综合监测，及时提出预警。围绕深部资源勘查开发与灾害防治需要，加强地壳深部探测。

五是以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决策支撑能力为重点加强地质大数据建设。整合现有地质、资源、环境、生态等调查数据，构建地质大数据核心数据库体系。建立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实现地质大数据与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在时空上的契合。与经济、管理、社会等相关基础数据无缝链接，为自然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治理提供全方位支撑。

地球关键带研究的调查-监测-研究循环体系框架

六是以过程机理研究为基础加强综合评价。基于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加强地球系统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的机理研究，建立地球系统或地球关键带模拟模型。基于机理模型，考虑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地质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为更好地、多角度了解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学家地质调查科研成果，从2017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基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平台上的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分析中国地质调查局过去11年的高被引论文。近日，地学文献中心遴选了2007—2017年这11年中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发表的73篇论文，并对这些论文的年度分布、被引频次分布、期刊分布、高被引作者、机构和国家合作、基金资助等情况做了简单的计量分析，形成《中国地质调查局高被引论文科学家名册（2018年）》。

统计显示，在73篇论文中，第一作者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属单位的有30篇，占全部论文的41%，比2017年提高4个百分比；其他机构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发文43篇，占全部论文的59%。前者中，共有23位第一作者，总被引频次3206次。其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最多，共有15位作者发表了20篇论文，总被引频次达2098次；其次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4位作者发表6篇论文，总被引频次866次。名册中介绍了23位第一作者的简介、研究领域、主要成就、高被引论文题录和摘要信息，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参与发表的43篇高被引论文的题录和摘要信息，方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及观点。

该名册作为服务产品在2018年全国地质工作会上进行展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展状况，也为地质调查科研成果评价提供了参考。

2018年高被引名册封面

核心提示

搞清楚“隐患在哪里”是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2019年，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了基于综合遥感技术的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示范工作，力争3～5年内掌握全国地灾隐患“底数”。

去年，首轮“国家级”大规模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将全国地灾高中易发区8450处疑似隐患“揪”了出来，其成果得到充分认可。但专家也指出，地灾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不能“包治百病”，需要科学认识，因地制宜。要通过多层次多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人防﹢技防，方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近日遴选了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简称ESI），在2009-2019年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1%的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106篇论文，并对这些论文的年度分布、被引频次分布、期刊分布、高被引作者、机构和国家合作、基金资助等情况做了简单的计量分析，形成《中国地质调查局高被引论文科学家名册（2020年）》。

统计显示，在106篇论文中，第一作者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的有33篇，占全部论文的31%；其他机构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发文73篇，占全部论文的69%。前者中，共有25位第一作者，总被引频次4597次。其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最多，共有13位作者发表了17篇论文，总被引频次达2386次；其次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4位作者发表7篇论文，总被引频次761次。该名册介绍了这25位第一作者的个人简介、研究领域、主要成就以及高被引论文题录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及科学家的贡献。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二级项目完成《中国地质调查局及直属单位科技论文统计报告1999—2018年》。报告从数据统计角度定量分析了地调局及直属单位科技论文产出能力、学科分布、影响力及合作关系，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近20年科研论文成果进行了总结。 

统计显示，1999—2018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及直属单位以第一机构共发表32,189篇科技论文，其中SCI-E收录4,486篇，EI收录2,136篇，CNKI期刊数据库29,097篇。数据显示，在统计年内中国地质调查局年发文量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地质调查工作不断深入开展，2009年起科技论文年发文量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

从学科分布角度分析，通过参考《中国地质文献数据库文献分类法》对论文成果进行分类，1999—2018年局及直属单位发文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岩石学、环境地质学、地质勘查技术方法等几个学科领域，但各类检索系统收录的学科侧重有所不同。

从论文影响力角度分析显示，1999—2018年局及直属单位发表论文被SCI-E、EI收录论文比重不断增加，在国内外高期刊影响因子的重要地学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的比例加大，发文量在SCI-E数据库中居前十的期刊中有7种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19）高于地质学和地球科学科学平均水平。

报告还通过科技论文的合著情况绘制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关系网和机构合作关系网。科技论文的质量有多种评价方式，科研产出成果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一个机构和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研究热度需要综合其他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目前科技论文统计仅是从数据角度对科研工作一个剖面的定量分析，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学文献中心近年来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直属单位发表科技论文成果进行持续跟踪，出版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及直属单位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系列报告，科研工作者可通过“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项目直接获取。